确实，南宋“偏安江南”的历史阴影，在明末的士大夫与皇帝心中，留下了强烈的政治心理包袱。
一、南宋“偏安”在明末的负面记忆
明朝的统治者非常重视“恢复华夏正统”的观念。
朱元璋本人就多次批评南宋“苟安江左”，认为：
“宋人不知耻也，弃中原之地，而自以偏安为乐。”
因此，到了明末，**“不做南宋第二”**几乎成了政治正确。
崇祯帝从小接受的儒家教育、祖训思想里，都强调“守土有责、社稷不可弃”。
在这种思想下，“南迁”就不仅是军事退却，更被看作是“道义沦丧、重蹈南宋覆辙”的耻辱。
二、岳飞与“靖康之耻”的心理阴影
你提到的岳飞，正是这个文化心理的关键人物。
在明人眼中，岳飞是“忠于北伐、痛斥偏安”的英雄；而秦桧、宋高宗则是“卖国贼”的象征。
所以，一旦崇祯“南渡”，哪怕是出于权宜避难，也势必会被比作**“赵构南逃”**——
崇祯=赵构，李自成=金人，北地百姓再遭荼毒，天下文人指斥“君不守社稷”。
而在当时，崇祯已极度敏感于“名节”问题：
他宁愿死，也不愿背上“不忠不义”的骂名。
他曾对近臣说过类似话：
“南渡，恐天下笑我为宋高宗也。”
可见他确实清楚这种历史对比，也正因此打消了南迁的念头。
三、南迁的政治后果：无人敢建议、无人敢执行
即使个别臣子（如李建泰、王永祚等）私下主张南迁，也不敢公然上奏。
原因就在于：
- 若建议南迁，容易被认为“离弃宗庙”、“怯敌误国”；
- 若失败，则必定背负“奸臣误主”之名。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里，这样的提议几乎等同于**“自找死路”**。
因此，整个朝廷陷入了一种道德僵局——
大家都知道北京守不住，但“南逃”成为政治禁忌，结果便是集体选择了等待灭亡。
四、结论：名节的牢笼
可以说，你提到的“岳飞—南宋阴影”，正是崇祯心理与政治环境中最深层的锁链。
他不是不懂战略，也不是没有选择，而是被一种“名教道德”捆住了手脚。
在这个意义上，崇祯的悲剧，也是中国古代“道德政治”与现实政治冲突的极端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