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清洗——信仰力量转化为组织力量
红军以真诚的态度吸收土匪武装,以极大的耐心进行改造,但土匪问题的复杂性还是超出了原来的预想。
随着红军日益强大和走向正规化,纪律要求越发严格,红军领导者逐渐发现温和的改造并不总能获得彻底成功,少数难以改造的成分最后不得不通过严厉的清洗才能最终解决,以至于1930年6月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流氓问题”决议案中提出了“洗刷”政策。
一般而言,人们长期形成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不易改变。
土匪的作风是极端的自私,是抢劫他人的财物据为己有,而共产党员的信仰是摒弃私有观念。
长期土匪生活留下的烙印,使得不少人难以转化为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有些人甚至在艰苦的斗争中叛变投敌,带来巨大危害;还有的人虽未叛变,却经常破坏纪律。
内心信仰虔诚与否虽然难以考察,但是外在的纪律却有严格的标准,而纪律问题使得某些来源于土匪的成分不能与红军真正融合。
铁的纪律是共产党和红军战斗力的来源,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绝不会有任何的宽容,因此这些不能融合的成分最后不得不以严厉的清洗来解决,红军的信仰力量也由此转化为坚强的组织力量。
在闽西苏区,地方红军中某些土匪成分逐渐显露出危害性,不少收编的土匪如永定黄豺狗、龙岩刘烈波等先后叛变,造成很大的损失。鉴于此,原来比较宽泛的与土匪合作及收编的政策不得不改变。
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优待士兵条例》中公布了更为严格的政策:“集团土匪要求收编者,要有革命事实表现,如打土豪、枪毙反动等,始得予以收编”,“集团土匪收编后,应遵守红军纪律,听从政府指挥”,“集团土匪收编后,由政府派政治军事人材指导其工作”,“帮助土豪打工农的土匪,政府应解除其武装,惩办其首领”。①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土匪成分的影响,闽西苏区某些地方组织中竟出现了“土匪化”倾向②,这也说明共产国际的担忧并不是毫无道理。福建省委指出,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闽西各县都有一种`视绑票为我们唯一的工作'的倾向”,引起“我们就要变成土匪党”的危机,严重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于是,省委“特严重的指出,禁止进行绑票工作”,认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正当方法是“没收反动派的财产”、“同志职业化”和“到群众中去设法”。
实在无法解决经济问题时,也只能抓“群众平素最痛恨的地主豪绅”,而且“绝对不能把党的招牌公开出来”。③
福建党组织领导人罗明在报告中也指出:“永定、龙岩、平和等地的党中,绑票和暗杀的风气很普遍,这一问题很觉得严重。特别是绑票工作,可以使党受很大的危害。”“绑票取款是土匪的方法,我们做起来有两种恶影响”:第一,容易使党员腐化,脱离群众工作;第二,“使群众对党的认识模糊”,“群众会把我们当作土匪”。④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在报告中提到,连江县“游击队的行动那不过是土匪而已。他们整天就是计划去打某一地方的目标,并不是单纯站在铲除这里群众斗争的障碍,帮助群众自动斗争,相反的他们的前提是要看弄得多钱,因此公开绑票和拦途劫掠的行为也有(如县委郑同志为着县委要他负责在某限期筹一千元钱,他就指挥队员在丹阳到县城的路上,去搜掠行路人的腰包)。”⑤
福建省委对龙岩县委的绑票活动提出严厉警告,明确提出:“绑票不是党的工作,是土匪的工作。省委前信已严厉的指出,并警告你们,以后的胡乱行为,定予以严重的处分。”⑥
土匪成分和土匪作风甚至能起到毒化党组织的作用,对于党内关系也有严重的危害。
据时任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的曾志回忆,当时的福安中心县委书记詹如柏与福安、寿宁、霞浦、宁德等地土匪都有来往,“一些土匪头子认为他仗义豪侠,还同他结拜把兄弟”,这还是符合党的联络土匪政策的。
但是他把很多土匪作风带到党内,“如在寿宁,他对范浚有意见,便推举范铁民,而把范浚夫妇给暗杀了。
陈亮也是被他当成反革命杀掉的。
施霖与他有矛盾,他也曾扬言要干掉施霖”,试图暗杀叶飞的刺客也与他有牵连。⑦
以土匪手段处理党内关系,其危险是不言而喻的,中国共产党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并发展壮大,就是靠由铁的纪律形成的党内团结统一,土匪作风的这种毒化作用危及党组织的生命线,因此土匪行为和土匪作风必须肃清。
1930年6月,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前委①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专门做出关于“流氓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与流氓意识争取领导权是现在红军中最严重的任务”,进而提出了严厉的“洗刷”政策。
虽然决议中列出了多种流氓职业,不专指土匪,但其中列在第一位的是土匪。
决议中罗列了多达九种流氓的恶劣特性,包括“反组织的(反纪律的、反团结的、个人自由的)”、“个人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着)”、“雇佣性重”、“破坏性重”、“阶级意识模糊”、“反群众”、“反社会主义”、“盲动主义(大烧、大杀、大抢)”、“流寇主义(没有政权观念)”。
因此,“可以断定流氓是没有积极的革命性的,反之,一般说来他们具有充足的反革命性。他们在不得已时可以投机加入革命队伍,但他们始终是动摇的,随时有叛变作反革命走狗的可能。”“现在的红军及赤卫队中,包含有不少的流氓分子,他们是破坏纪律最厉害的。他们的利益与整个斗争群众的利益是违反的。他们在作战上亦畏缩不前,虽有时表现勇敢,但他们是为了个人出发而勇敢,不是为了阶级任务而勇敢。
游击战争中的盲动主义和流寇主义都是他们的表现。每次拖枪逃跑的也都是他们。
这些分子如不洗刷出去,把工农革命分子参加红军、赤卫队以代替他们,改变红军赤卫队的组织,则这样的红军、赤卫队是很危险的。只有把他们洗刷出去,才能健全红军、赤卫队,执行伟大的阶级任务。
也只有排除这些反纪律反组织的成分,才能更大规模的争取群众,使之乐意加入红军”,“必须有计划的以工农斗争分子来代替流氓”,“特别在党内要洗刷流氓成分”。②
1930年7月,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中进一步检讨了过去对土匪成分过于宽容的政策,提出“必要时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至全部”的严厉措施。
决议认为“过去闽西党对流氓阶级的经济背景及其在革命中的动摇性认识不清楚,过分估量他们的革命性”,“只是一味拉拢土匪,无条件的收编为赤卫队”,“甚至收编以后已在地方上干出`打农民保土豪'的反革命勾当来”,“还依旧对他敷衍,不采取断然处置”,“有些土匪调到前方去的已经表现了动摇,也不先发制人,甚至被逃跑留为祸根”。
“这是由于过分估量土匪的革命性,尤其是过分看重他们的武装力量”,“客观上是放去了当地广大群众之发动,如龙岩先后收编刘烈波、谢老妈、谢田狗,永定收编黄豺狗等”,
“结果,有些地方因土匪对于群众的压迫,丧失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土匪因过惯了抢掠生活,不能受革命的纪律,终于投到反革命方面去,向我们进攻。
以后应打破对于流氓土匪的幻想,虽然有时可利用,但须在不妨碍党争取群众的条件之下,在政治上不可有丝毫的让步,必要时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至全部。”③
土匪成分影响严重的主要是地方部队,上级党组织的帮助对这些部队开展“洗刷”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例如巡视员许依华帮助领导福建安溪县党组织淘汰土匪分子,从土匪手中夺回了安溪游击队。
许依华在巡视中发现安溪、永春的党“用拉夫式的拉进许多流氓、土匪”参加党和游击队,这些人“在内面破坏党的工作”,使得安溪游击队“宁可说是变相的土匪和流氓。
队员十一人,四人是土匪和流氓,而有破坏游击队的阴谋,二人有土匪意识而受土匪的煽动,一人是有土匪意识的贫农分子”,只有四人是党团员,而且“几个土匪把游击队所有的驳壳枪把持在他们手里,我们好的队员,通是坏枪”。
这些土匪出身的队员勾结反动武装、辱骂团省委巡视员、煽动不满情绪、主张有钱大家分。
几个党团员“不敢向土匪斗争”,“甚至党的会议为怕土匪嫌疑我们,不敢开了”,“游击队成为土匪领导的游击队,而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针对这个严重问题,巡视员与当地党团干部“会议上决定”,“尽量引进积极的贫农入党,对所有的土匪完全淘汰”。
通过秘密计划,最终成功淘汰了土匪分子,收缴了土匪把持的枪支,游击队也发展到15支枪,“安溪游击队从此才正式在党的手里”。①
在福建福州地区游击队中,肃清土匪成分的恶劣影响发展成一场纯洁内部的严重斗争。
建瓯、莆田、福安、连江等县招兵买马建立的游击队中,混进了不少土匪流氓等坏成分,打仗时难以调动,却常发生抢劫、强奸、队员带枪逃跑等恶劣事件。
1933年1月,在连江游击队“以李德标为首的八九个人被透堡民团所收买,以`反对经济不公开'等口号蛊惑人心,竟将县委书记和支队长拘押,图谋率队投敌”②。
市委领导陶铸闻讯后采取果断措施,“征调最好的同志组织一特务队”,将叛乱的土匪成分“一网打尽”,“解决八人,被捕七人,一人在逃,组织革命法庭,在庆祝肃反胜利群众大会中,为首三人执行枪决,其余逐出游击队”。③
连江党组织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游击队中的原土匪成分往往胆大妄为,很有破坏能量,据叶飞回忆,“一支百把人的游击队,只要有五六个`土匪'分子,就能控制这支队伍,改变政治方向,发生变质为土匪部队的严重危害”。
1933年10月连江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讨论清洗游击队中的土匪成分,有的领导人“只见到他们敢冲敢杀的一面,对纯洁内部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同志认为“能不能纯洁内部,这是能不能保证游击队不变质、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的关键问题”,县委最后统一了思想,决定对原土匪成分中“比较好的可以酌情留下”,品质不好的坚决清除。④
经过清洗的游击队成为坚强的队伍,在“反围剿”失败后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坚持下来,后来成为新四军的骨干。
1930年3月在井冈山错杀袁文才、王佐的悲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事件。
袁、王虽然是绿林出身,但不同于一般的收编土匪,他们早在秋收起义前就已经参与了宁冈地区的革命活动,1927年迎接秋收起义部队上山,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人先后入党,成为红军高级将领。
处决袁、王事件解放后被定为错杀,两人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袁、王的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并非偶然。
实际上,由于长期绿林生活的影响,袁、王虽然投身革命,并且经历了许多斗争的考验,但是最终还是难以达到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的严格标准,这是错杀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
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首先体现在对私有观念的批判。
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信仰的军队,严格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具有铁的纪律,与军阀的私人军队有根本的不同。
袁文才、王佐参加革命后,虽然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私人军队的观念,这是他们不能完全融合到革命队伍中的主要原因。
1929年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军情况时就提到,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袁王为保存自己的老巢,很不愿朱部及湘南农军这样多人在宁冈”⑤。
1929年初红四军为摆脱敌人围攻出击赣南时,毛泽东做了很多工作,才说服袁文才随军下山。
临行之际,毛泽东对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①,可见袁文才在革命队伍中确实是一个不太和谐的因素。
更为严重的是,在1929年初转战赣南过程中,时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竟然私自逃回井冈山,而且他的逃归不是战斗中被冲散,而是精心策划的离队。
红军有严格的纪律,开小差是严重的错误,高级将领更是如此。
红四军下井冈山后,遭到敌军围追堵截,连战不利,为摆脱敌军,在冰雪中昼夜行军,甚至司令部遭敌袭击,毛泽东、朱德也险遭不测,处境险恶可想而知,以至于中央二月来信中提出了朱、毛离队,红军分散的悲观建议。
红四军前委报告中也说“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最大之困难”,但是虽然困难,“士兵开小差的极少”,只有“干部袁文才等数人脱离队伍”。②
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点到了袁的名字,可见前委对作为高级将领的袁文才擅自离队极为愤怒,因为这清楚地表明:在最困难的局面下,袁的革命立场已经动摇。
袁文才回到井冈山后,对王佐产生了不良影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尖锐矛盾。
据说袁看到了六大决议中对土匪首领的严厉政策,由此产生了离心倾向,但袁自身的思想问题恐怕还是更主要的原因。
何长工时任留在井冈山根据地的湘赣边特委常委,一天,王佐说袁文才“开小差逃回来了,怕上级知道后会杀头,所以躲着不敢出来”,何长工为了继续教育争取袁,批评之后还让他担任宁冈县委副书记。③
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前,由于红四军的力量以及毛泽东等党的重要领导人的威望,袁、王与地方党组织的矛盾还不突出。
随着红四军和红五军相继离开,袁、王部队成为井冈山根据地主要的武装力量,他们对地方党组织就比较轻视了,加之传统的土客籍矛盾,“党指挥枪”的原则逐渐难以实行,引起湘赣边特委对袁、王的不满加剧。
1929年2月底,杨克敏在湘赣边特委报告中把这一问题称作“土匪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得不到适当解决,也是一桩阻碍进展的障碍,比如我们过去用外交手段拉拢袁、王,而没有同时注意去夺取其群众,以此长久的和他办外交,有许多政策为了要迁就他而不得实行”。
在最重要的分田问题上,宁冈先以乡为单位分了一次,在客籍聚居的第四区由于“客籍领袖袁文才出面反对”,又重新分了两次,“终以土客籍的纷争很难解决”。
报告还认为袁、王虽名义上入党,但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将给革命带来危险,必须解决,“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小资产阶级意识非常浓厚,信仰个人,不信仰群众”,“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是面是而心非”,“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进而提出“夺取土匪的群众,加速急谋能解决土匪首领,应该是边界刻不容缓的工作”。④
1929年夏,邓乾元《湘赣边工作报告》中反映出党组织对袁、王武装更加怀疑,正式提出解决袁、王的三方案。
报告认为,“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然后提出“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二是敷衍以图安为中;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⑤
1929年夏彭德怀率红五军回到湘赣边,使形势得到一定控制,王佐特务营在与红五军协同作战中表现尚好。
不过,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即江汉波)提到:“第三纵队,原定将袁王部编五百枪,但我离开赣西时,尚未编成,则以袁王多问题故也(当时前委为此曾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得图解决之,据报载现已解决)。”①
彭德怀率红五军回到井冈山地区后,在1929年10月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对袁、王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袁、王带领赤卫队和红区农民去抢劫白区农民的行为是“抢产主义”,使人们把赤卫队和红军当成了土匪。
彭德怀还提到“他二人造成井冈山土匪化”,“他两在井冈山当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现在各个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非常舒服”,“受不过劳苦,打不破恶习,为私人利益结好”,最严重的是,他们“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②
可以看出,虽然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甚至彭德怀对袁、王的评价可能受一些个人意气的影响,但是“党指挥枪”的原则难以实行的问题却是真实存在的,这在共产党内是一个严重的、必须解决的问题,而在当时敌我斗争残酷复杂的形势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常常是十分严厉的。
1930年3月,地方党组织对袁、王长期积累的不满爆发了,袁、王被处决。
袁文才对此责任很大,影响了本来表现较好的王佐。
如一次彭德怀到王佐处,晚上传令兵来接彭,竟使王紧张得拔出手枪来,而“袁未逃回以前”,王佐“对五军是不怀疑的”,这当然也引起了彭德怀的警觉。③
袁文才捉到一个靖卫团头目,不但未杀,反而待若上宾,据说是为了办兵工厂,但这却不能不引起党组织的怀疑。
更有甚者,在永新县城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袁、王不仅与湘赣边特委而且和中央派来的巡视员彭清泉(即潘心源)发生激烈争吵,王佐甚至把手枪拍在桌上。
这样的行为在共产党和红军中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在党和红军的纪律中严格规定了下级对上级的服从,这是战斗力的来源,是不可侵犯的原则。
袁、王不服从纪律,蔑视党组织的行为被视为叛变,当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亲自到红五军驻地请彭德怀派兵平叛,结果袁、王及其亲信数十人被处决。
事后赣西南特委通告称“袁文才、王佐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并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大会正式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王两个叛徒”④。
袁、王当时并未叛变投敌,因此处决他们确实是错杀,他们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贡献很大,确实也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但他们不能严格服从党和军队的纪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仍把军队当成自己的私人武装,确实也是他们不能融合于革命队伍而最终遭到清洗的重要原因。
严厉的清洗是红军成为一支强大军队的重要保证,特别是经常性的、有具体针对性的清洗,不能因为中央苏区几次短期的肃反扩大化造成惨痛损失而否定这一点。
红军在动荡野蛮的农村中成长起来,在创建初期大力扩军之后,必然吸入大量野蛮落后的因素,其中包括很多恶习难改的土匪成分,通过温和的改造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以严厉手段把信仰不坚定、不遵守纪律的分子清洗出去,才能创建一支信仰坚定、纪律严格的新型革命军队。
事实上,共产党和红军中对内部不良倾向和不良分子无情斗争的风格正是其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共产党军队高度集中统一,严格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而国民党军队常常在派系和个人纷争中离心离德,这种差别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共产党军队中对不纯分子的严厉政策,并最终成为决定国共战争胜败的关键,虽然从现代法律和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这种清洗是相当残酷的。
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一）（转）
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一）（转） - 精木发表于 几曾回首 - 论坛 | 文学城
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一）续（转） - 精木发表于 几曾回首 - 论坛 | 文学城
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二）（转）
红军与中央苏区创建初期土匪问题研究（二）（转） - 精木发表于 几曾回首 - 论坛 | 文学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