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工作以后，大家都住在筒子楼，各忙各的。
年轻人嘛总会有些追求和梦想。不久听说，外国语教研室为教师们专门开了一个小范围的讲座/补习。俺也兴致冲冲地跑去听课。外语老师问，你是谁推荐来的？没人推荐啊，我听说开课就来了。
环顾左右，来的几个人都是各类实权领导，学阀们的门生故吏。靠，学个English又不是上梁山泊落草为寇，还要有柴大官人书信？
那个补习班后来散了。然后陆陆续续地有人被送到外语学院进修，又有人被送往欧美国家进修深造。
我小心翼翼地问教研室主任，怎样才可能达到人家那样的“人才”标准？主任不耐烦地说，别想那么多啦，还是专注本职工作吧。
1992年春夏我在忙着办理赴美留学签证。筒子楼里有一位学校的年轻红人，组织上各种的培养呵护。他要随中国代表团到巴塞罗那参加“奥林匹克科学大会”。公家提供西装，但没有运动服。
红人向我借一套有“中国”字样的运动服。两周以后，他来我家归还运动服。我问他此行如何，留美申请有无进展？他说接触了几名米国教授，教授们对他印象不错，他属于待价而沽的状态。
临出门时我告诉他，我下个星期要去米国读研啦（那时候自费留学都要悄悄进行，不敢声张）。
红人吃惊地说，没看出来你好厉害呀！俺说，真人不露相，随随便便就看出来了，那还是真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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