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引用的文章应该是许大雄“我的外公钱基厚”。文章中有“两家家风高下还可以从两位大舅舅的对比中明显看出”之句, 似乎他评论钱主要想比较下两家家风？
许大雄另外两篇文章如下：
先母钱钟元与无锡钱家
大雄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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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公钱基博是钱钟书的父亲，也是一位国学大师；建国后一直在华中师范学院任教；1957年冬天去世，一直和女儿钱钟霞生活在一起。文革结束后，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忽然通知家属为钱基博平反右派，钟霞阿姨表示抗议，说三外公不是右派，查档案，华中师范学院已经将他内定为右派，未及宣布，三外公已经去世。
钱钟书夫妇在1948年末曾经和胡适等人在朋友家讨论局势和苏联的实际情况；当时，联合国和英美台湾多所大学要请钱钟书；他们却不想离开祖国。但是对于共产党是有清醒认识的；所以对于政治运动一直很冷淡。只是以读书、教学、翻译《毛选》度日（他是《毛泽东选集》翻译组总编审）。后来才知道57年他已经被内定为右派，所以几次邀请他参加座谈会，他一般不发言，不得已就说几句正确的话，使党委无从下手。
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去农村劳动。
改革开放以后，国外学者纷纷来拜访他，以至于当时流行一句顺口溜，外国人到中国要看三件宝“爬长城、吃烤鸭、拜访钱钟书”，于是，钱钟书像出土文物一样从新被中国人认识了。
有一次在国际汉学大会上，钱钟书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有三位汉学家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钱钟书的。
胡乔木和钱钟书在清华外文系为同班同学；改革开放后，胡乔木贵为政治局委员，主管全国意识形态，竟然屈尊去拜访钱钟书，钱钟书不卑不亢，只是以老同学身份与之叙旧；回去后，胡乔木任命钱钟书为中国社会科学有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钱钟书并未为所动，依然读书、写作如旧。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一位学者型官员，博学连钱钟书也深信凡老丈人之所引据决不会错。她的姑母杨荫余为第一任北京女师大校长；这样的家庭环境造就了杨绛与林徽因等成为民国时期一代才女和大家闺秀的典范。自尊、自强，但又温柔体贴，包容大方，甘愿牺牲、甘愿奉献，相夫教子，忍辱负重、任劳任怨，不抱怨、不诉苦，再大困难也是独自默默承担。
我有幸在娘娘和大舅妈两位大家闺秀身边长大，是我一生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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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围城》中的赵辛楣
2018-12-02 23:57:53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诞生一百周年。7月17日是杨绛先生的百岁生日。往事历历，夜不能眠，几次想打电话问候杨先生，又恐怕打扰老人平静的生活。思之再三，还是作文回忆往事以为纪念。
我的外祖父钱基厚（孙卿）与锺书父亲钱基博（子泉)为孪生兄弟。早年都居于无锡钱绳武堂。抗战爆发后，共同避居于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609号（今复兴中路573号）。钱锺书是我大表舅。钱瑗长我45天，是我的表姐。
抗战期间，我随祖父母住在法租界，距外婆家极近，所上民立小学就在他们家对面不远，我几乎天天去外婆家。1945年，祖父失业卖了住房，我在外婆家住了一年。他们是看着我长大的。
在民立小学我与钱瑗同班。她八岁时已读过四大名著，并开始读英文小说，可谓家学渊源，自小受到极好的教育，她的文学基础是一般人无法比的。她总是像亲姐姐一样关心和帮助我。钱锺书夫妇也很喜欢我。
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中说：“赵辛楣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钱锺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楣，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楣的经历。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楣，就是我。’”这很可能说的是我。
1996年12月，我最后一次去医院看望钱瑗。她因为多年的疲累，一直比较黑瘦，有时脸色甚至发灰。这时，由于长期卧床静养，皮肤又恢复了儿时的白嫩。望着熟悉的面孔，想着几十年风风雨雨，百感交集，话却不知从何说起。对望片刻，她不无伤感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今后大概不会再有人告诉你了。《围城》中的赵辛楣是参照你和你爸爸虚构出来的。”
《围城》热销热播以后，社会上掀起一股钱锺书热。而且一谈钱锺书必谈《围城》，它似乎成了钱锺书的代表作。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我告诉朋友们：《围城》之于钱锺书，犹如“光电效应”之于爱因斯坦，哪怕获得诺贝尔奖，也还是爱氏主要成就中价值最低的。“广义相对论”是爱因斯坦的最高成就。《管锥编》是钱锺书的最高学术成就。我曾在信中将这个观点告诉杨绛。读信以后，她在电话中说我的信写得很好，看来对此并无异议。
《管锥编》出版以后，我父亲许景渊（翻译家，笔名劳陇）在第一时间得到签赠。他读后对我说：这是一本文化巨著，恐怕只有少数人能够真正读懂。对于《管锥编》，我不敢妄加评论，只能说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真正的惊世之作。
钱锺书不仅博览群书，融会贯通，自成一家，而且能用以观察人生和社会。1957年5月，外公钱孙卿正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当时有部分民主人士代表的座谈会，外公十分犹豫是否要提意见，就召集在京亲戚在我家商议。大家意见纷纭，锺书夫妇一言未发，只是静静听着。但在最后，锺书先生很坚决地说：“根本就不要说。”一个月后，“反右”开始，我家损失惨重，外公钱孙卿、父亲许景渊、二舅钱锺汉、三舅钱锺毅都被错划为“右派”。三外公钱子泉于1958年初病逝，未及戴上“右派”帽子。而身处“反右”漩涡文学研究所的钱锺书夫妇，却安然无恙。孔子说：“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知”，即“智”的古字。钱锺书先生其实是有若愚之大智的。
大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