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过去认为钱钟书独善其身，苟全于乱世之中，是最聪明的；既不至于像吴晗、郭沫若那样被骂名于后世，又不至于受害于当下。但是，当我了解了外公的人生观、价值观完全是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苟利家国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正是依靠这种精神才得以传承五千年而不衰，成为唯一传承至今的人类古文明；今天我们依然还必须依靠这种精神才能够实现伟大的复兴梦！
正是外公的这种正直无私的精神培养了钱氏家族刚正不阿的家风！
两家家风高下还可以从两位大舅舅的对比中明显看出。
钱钟书一生持才傲物，谁也看不起，连他的老师也不在他眼中；有一次爹爹看他过于狂妄，就说：三伯伯（三外公）的国学总比你强吧？钱钟书狂妄地说：就是单论国学，他也不如我。 儒家以孝廉作为道德的根本，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爹爹说起此事，极为不满。
三外公钱基博在五四时期就是与胡适、钱玄同齐名的国学大师；钱钟书的国学基础主要得益于他父亲从三岁开始为他打下的基础。何况“文无第一”，在文学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评判标准。所以钱钟书这样说既不谦虚，也不客观。
事实上，对于国学的理解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技术的层面，就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旁征博引，以广博的知识令人钦佩；毛泽东、钱钟书这样的天才人物依靠他们过人的记忆力，都能够做到。钱钟书能够震惊世人的主要是这一方面。
而更深层次的则是理解其文化内涵，也就是真正理解和接受其价值观；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从本质上理解国学。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国学，是以道德作为基础和核心价值的；就是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而外王”的思想修养。所以真正的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傅斯年等等都是道德高尚者。从钱钟书一生的言行看，与此相去甚远。不仅远远不如外公和三外公；甚至远不如爹爹、文大舅、二舅、龙舅等同时期的知识分子。
钱钟书不仅骄傲自负，而且比较自私娇气，不能吃苦。1938年钱钟书夫妇从国外回来；杨绛代健汝回到上海，钱钟书应聘去西南联大，爹爹也在昆明海关；仅仅半年，钱钟书因为生活艰苦和思念杨绛，跑回了上海；他的那一套阳春白雪的学术研究在沦陷区没有市场，主要靠杨绛写剧本维持生活；这件事情是爹爹最为诟病钱钟书的。反观外公家，已经成年的大舅舅、二舅舅、龙舅舅都在后方，都没有逃回上海；二舅舅也已经结婚，已经有了两个孩子；龙舅舅在贵州修公路，生活条件比昆明艰苦得多。满舅舅为了抗日事业被日本人杀害了。把钱钟书和我家舅舅相比，人格高下立见！
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钱钟书开始学写小说，就是《围城》。爹爹曾经和九舅舅谈起《围城》，认为生活在象牙塔中的钱钟书，生活范围狭窄，也只能够写写周围的几个知识分子；九舅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围城》中凡是正面形象的人物都是以他家人为原型的，凡是带有负面色彩的人物都是以我家（外公家）人为原型的。（我当时只有六岁；我至今也不明白，怎么会被选中成为带有负面色彩的赵辛楣的原型？）
文大舅舅与钱钟书从小一起读书，文大舅老是第一名，但是英文和国文则总是第二；后来钱钟书以外文系第一名毕业于清华，去英国留学，文大舅则以交大第一名（历史上总分第二）毕业后留学英国读博士，因为博士论文的结论观点与导师不同，文大舅坚持自己研究结论，放弃博士学位；所以人们一般把他视同博士；回国不久即成为浙江大学教授，后来担任中央大学（当时中国最高学府）工学院院长，解放后为南京工学院副院长；钱钟书在西南联大为副教授，后来也只是普通教授；1955年第一次评级，两人均被评为一级教授；文大舅认为自己资历浅，坚决只拿二级；钱钟书则毫不客气地拿了一级。
文大舅在副院长任上，忙于工作，而且坚持不批文大舅母晋升副教授，直到反右后被免去副院长，文大舅母才得以升为副教授。
钱钟书成为一级教授后，为了自保，有三十年几乎没有发表著作和文章；除了教学和校译《毛选》外，主要以读书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