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论读书多，恐王不如陈，陈不如钱；但论学术业绩，恐恰好相反
钱锺书先生是大学问家，甚至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但也无须来者了。对他，我一直是很敬重的。
有人讲，钱的学问是“一地散钱——都有价值，但面值都不大”。但他的那些所谓“散钱”，许多还是价值很大，不可低估，有许多潜藏潜能的思想大可发掘。可惜他引书无数，强异为同，寻章觅句，多为附会，反而淹没主题，徒增炫学之感。他在可开掘思想的关键之处，却未能深“锥”下去。
这可举的例子很多。就拿《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的第一篇来说，你读读这下半段：
多精彩！这段话把中国的“圣王”秘诀，他们最重要的手段和技巧是什么，全揭开了，讲到了关键。如果继续开掘下去，以钱锺书的学识本领，极易将帝王术各个方面的统治方略全盘托出而发人深省，可惜却戛然而止，转述其他。
特别是后来，人们把钱锺书抬到九天之上，他所有的东西好像都是不得了的，句句皆真理，成了学术神明，这我就颇不以为然了，不可理解了。钱锺书是“国学热”捧出来的符号。我只是对那种狂捧看不惯，钱本人也并不喜欢。严复说过，“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大家对钱锺书的喜欢，出发点可能就是博雅，而不是他提出了多少重大的创见。当然，他还是有好些看法好些贡献的，但似乎并不非常突出。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太可惜了。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我问过一些捧他如神明的人，文史哲三界里，到底钱锺书在文学史上，或者中国历史学上，或者中国哲学上，或者哲学一般上，作了什么非常重大的贡献？提出来一些什么重要的观点？发现了或解决了一些什么重要问题？像陈寅恪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用甲骨文证殷本纪等二重证拟法等那样的。没有人回答我。
《谈艺录》钱锺书曾签赠我一册，我早就读过和一直保存的是解放前的版本。《谈艺录》其实比《管锥编》好，我的看法。《美的历程》引过《谈艺录》关于唐宋诗区别的观点。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极力推崇钱锺书。我认为钱的《围城》没什么特别了不起的，我是硬着头皮才看完的。我觉得电视剧比小说强。他卖弄英国人的小趣味，不仅不喜欢，还很不舒服，这当然也许是我的偏见。因为我对文艺有偏见。
我见过钱锺书，一次是在任继愈家里，他出门，我进门，还有一次是在大会上，就那两次。钱锺书给我写过信，我没有回信。不是我高傲到什么程度，那就可笑了，问题是我惶恐得很，不知道怎么回好。结果就拖拖拖，拖到后来就忘记这个事情了。当时我和刘纲纪把《中国美学史》寄给他，在书中我们对他那个谢赫六法断句的说法是大不同意的。
有一个小故事刘再复讲过，但语焉不详，刘出国后，钱曾说“宁为累臣，不作逋客”，刘电话告我，我当即回答说“宁为鸡口，不作牛后”。这两句话都出自《后汉书》，可惜钱大概没看到。
八十年代在答记者问时，我曾说过：不写五十年以前可写的东西，也不写五十年以后可写的东西，我只为我的时代而写。当时我心想的是钱锺书，他的一些书前后五十年写出和出版都可以，也许可以永垂不朽，但我没这种打算。
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是今天人们羡称的三大家。我以为，论读书多，资料多，恐王不如陈，陈不如钱；但论学术业绩，恐恰好相反。
201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