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中共五大（2）
在陈独秀等中委陆续到达武汉以后，中共中央的会议才正常的举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积极进行中。参加中共中央会议的人员，是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和我共七人；任弼时则以少共中央书记的身份经常参加会议。我这时已解除湖北区委书记职务（由张太雷接任），专参预中央的决策工作，彭述之因受到多数人的批评，不再参加中央的会议，只专任宣传部的一部分工作（宣传部长已由蔡和森担任）。此外，鲁易、鲍罗庭、威金斯基三人也经常参加中共会议，这个中央会议的组织，后来经过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通过，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人选仍旧。
新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阵容，固属一时之选，但工作效能却是不如人意的，它变成了一个谈话会，不能名副其实肩起决策的任务，担任主席的陈独秀先生，显得更“民主化”了，对于预拟决议案的事，固不愿做，就是议事程序，也常不愿事先确定，会议开始时，往往是由鲁易大发一番议论，接着便是鲍罗庭起而反驳；于是陈独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就卷入了这个争辩的漩涡，相互辩难，喋喋不休。而众多的具体问题，反是在为理论争辩了几个钟头之后，出席的人们也已听得倦态毕露之时，才草草的作出决定。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开始举行的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未改善中共内部的混乱状况。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约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七人，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大会，国民党要人汪精卫、谭延闿、徐谦等都曾出席大会致祝词，显得国共两党的合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些热闹的场面，也不能掩盖我们内心的痛苦。就在大会开幕以前，我们损失了上海广州北京三个重要的区委组织。那些地区的首脑部多被摧毁，大批同志被屠杀。剩下的组织不是失去联络，就是在极端困难状况之下为自己的生存而挣扎。几乎所有出席的代表都为此心情十分沉痛。对时局不抱乐观又无法打开困局，无形中湮没了进取的雄图。
我们之中不少的人觉得要彻底检讨过去，才能开展未来的生机；但一触及具体问题，又觉难于下手。陈独秀先生的地位是动摇了，但谁能在这个紧急关头继承其事，又大成问题，尤其是想到继任人选所能够组织新中央的阵容以及他们将能够做出一些甚么事情，则更难逆料。而且大敌当前，我们自身检讨又可能降低自信，反而增加困难。再说检讨过去，也会涉及到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是否正确的问题。当时共产国际领导的威信是在低降之中，我自己和其他一些同志就觉得共产国际所坚持的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是错误的、一切不应单独诿过于陈独秀先生。更多的人则不满意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代表，譬如当时的瞿秋白就觉得鲁易的空谈误事，其为害是有过于陈独秀先生的。不多过问中共内部事务的鲍罗庭，则以不应动摇现有领导为理由，主张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瞿秋白原拟对陈独秀先生发动检讨攻势，在鲍罗庭这种意见影响之下，也暂时止步了。
大会于是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的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检讨租主张。真正紧急的问题仍在经常假座鲍公馆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里争论不休，大会似反成了无关重要的装饰品。人们多觉得这样一些带机密性的紧急问题是不宜在人多口杂的大会中讨论的，也有人觉得在这紧急关头，一切应该当机立断，才能应付非常，这时举行大会从容讨论，在时机上根本就不适宜。所以向重现实的鲍罗庭就从不参加大会，也不予以重视。因此，在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作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大会通过了政治问题决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指示和土地问题等决议，并发表宣言。这些是鲁易、威金斯基、沃林（当时在武汉的一位苏俄籍的土地问题专家）、陈独秀、瞿秋白等人花了许多时间的作品。在政治问题上，大会强调无产阶级应领导武汉这个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的左派政权，对抗资产阶级的代表人蒋介石的叛变。但中共事实上所做的是随着那些国民党左派政客（所谓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的动摇态度而摇摆不定。在土地问题上，大会决议，没收大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但中共事实上所做的，却是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些与大会不符的做法，却出自鲍罗庭的意旨，而他那时是最能影响中共中央行动的一个人。
制造革命气氛，似乎一直是共党的拿手好戏。当年五月二十日，在汉口举行的泛太平洋劳动会和六月十九日在同地举行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一时确也振奋了人们的革命精神。外国的贵宾们也有不少光临武汉的，如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卓夫斯基以及英美法日俄朝鲜爪哇等工会的代表，他们受到武汉工会等团体的盛大欢迎，“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空气，在各处弥漫着。
但作为联系这些活动的中心机构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却日益陷于瘫痪的状态之中。鲁易所主张的加深革命，巩固武汉路线和土地革命，与鲍罗庭所主张的广泛联合，向西北发展路线和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的主张，互相对立。鲁易的空谈是为我们所厌恶的，但他的主张有第五次大会的决议为护符，是不易否定的。鲍罗庭在理论上虽难于自圆其说，但他抓住了现实，往往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易于为人信服。陈独秀、瞿秋白在这一点上倒互相接近起来，他们往往以鲁易不懂中国实情为理由，采纳鲍罗庭的具体建议。我和其他多数委员则多少避开这种争论，只就其所主管的业务，寻找个别的解决方案，惟有代表少共中央的任弼时，则认为中共所做的与第五次大会决议的原则不相符合，是要不得的。这样，理论与实际大相径庭，决议与行动又不符合，我们当时都说“中共中央是在十字街头徘徊着”的，这句话确能刻划出当时的实况。
中共中央就在议论纷纭之中，忽视了采取各种具体步骤，以增强自身的战斗力量，等到逆流的浪花从武汉内部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共就逐渐无法作有效的应付了。
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