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不受信任的,或是逐步降级使用的大多是比较资深的地下党的领导,以潘汉年、杨帆为代表,再就是社会关系复杂,特别是有被捕经历的地下党员。那些青年学生地下党和比较基层的地下党基本不存在降级使用的问题,以江泽民、乔石和戚本禹等为典型,建国后很多受到重点培养。我父亲同班的几个地下党员,学习成绩都很一般,后来都是研究所的所长,总工程师或部里的司局级干部,历次政治运动对他们都没有很严重的冲击,比我父亲的际遇好太多了。
另外一些如傅作义和陈布雷等重要人物的子女,是地下党当年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争取过来的,有巨大利用价值的对象,事后过河拆桥符合我党一贯的政策,他们本身就不是真正的地下党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