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地下党， 不管早晚， 总之在建政前去了解放区，脱下了西装（或长衫）和旗袍及皮鞋， 穿上了解放装和布鞋，最后随着解放军打着腰鼓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进入大城市，一律就算是南下干部， 在组织掌握使用的时候， 就按照“老区”来的安排， 头两年还是吃按小米计算的供给制，若是真的有对地下党的限制使用安排， 对这类人就不适用，因为他们的现在， 已经不是“地下党”人员了。
当然对于那些很早就离开了地下工作的岗位， 进入苏区根据地解放区的老地下工作者， 就更不用说了，举例汪道涵等。
所谓有可能被“慎用安排”的地下党人士， 大概就是指那些一直在比如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人，重点还是非劳动人民出身， 本人又是知识分子的， 碰巧那个“知识”又不是理工农医等经济建设及外交等急缺的，只能从事行政管理的， 也就是当“官”的，您说， 接受一个大城市， 南下的干部都不一定安排得过来，哪有空位儿给你们？
注意这句“理工农医等经济建设及外交等急缺的”，老江显然就属于这一类，就算如此， 若他没到长春一汽去打那一转，一直在上海，混到正副局级研究所头儿的几率非常小。
倒是外交系统里， 有不少解放前在上海参加地下党的大学生，第一个条件就得外语特别好， 毕竟搞外交真的不能不懂外语， 洋泾浜也不行。所谓外语， 约莫着那时主要就是英法语吧， 俄语人员虽说是最缺，但哈尔滨也许更容易找到， 至于日语， 随便找个“伪满”毕业的大学生甚至高中毕业生，康德皇上期间练出的童子功，足够。
另一个不知算不算典型的， 就是乔石。此公一解放， 就调到鞍钢任设计处长，转来转去十多年， 居然被塞到了酒泉钢铁公司的设计“院”当院长， 整个一处级干部，够倒霉了， 不知是不是因为是没有专业知识的地下党的缘故， 后来到底因何原由， 突然被调到中联部当个副局长，实在说不清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