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伯父罗稷南的一生中，有一些时刻是比较重要的。当然，在平时，当他每天上午坐在他的藤椅上伏案工作的时候，当他每天下午去公园会朋友下围棋谈天说笑的时候，他都表现出一种常年不懈的坚毅和慷慨不羁的豪放，这都可以说明他一贯的气质。如果没有这些日常生活的基础，他到了重要时刻也未必就会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品格。但是，有些时刻是特别重要的。已经预料到或者没有预料到的重大时刻到来的时候，他一生积累起来的见识和勇气就会突然集中起来，使他清醒镇定，坚强而自有余力地放出灿烂辉煌的亮光。这是他人生中最有意义的时刻。1957 年 4 月以后，毛主席以鲁迅为榜样号召中国人民响应他“大鸣大放”的号召，对共产党提批评意见。不久以后，毛主席又改为提出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展开“全面反击，”把许多提了批评意见的人定成右派。在这个时刻，1957 年 7 月，罗稷南有机会受到毛主席接见，他当面问了毛主席：“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这就是在一个重要的时刻向一个重要的人物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问题。
毛主席和罗稷南关于鲁迅的对话，第一次是由贺圣謨在 1996 年对周海婴谈到的。周海婴在他的回忆录提了这件事以后，贺圣謨又在 2001 年 12 月对上海《新民周刊》澄清了他向周海婴讲到的一些事实。後来，注意这件事思考这件事的人就多起来了。
2001 年冬天，我曾经写信给周海婴，说明贺圣謨提供的情况不是“孤证。”我自己就曾经亲耳听见我伯父讲过他这次设问求答的情况。
1957 年 7 月，我在北京读到过报纸以头版头条报道毛主席在上海接见有些人的消息，看见罗稷南也列在被接见的人士中。1960 年，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养病住了几个月，听伯父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形。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给他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毛主席看了名单，就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他们 1933 年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
伯父怎么会问毛主席这样的问题呢？
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这是很多年以来在不同的时间都有人问过的老问题。但是，有了 1957 年夏天发生的事情，问题重提的含义就完全不同了。就伯父来说，他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偶然随便想起来的普通事，这是他一生有了准备的结果。以伯父一生的经历见识和他立即直指实质问题的洞察力量，在有了机会当面问毛主席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自然会问出这样一个能够集中地揭开毛主席的思路和解释当时全部局势的大问题。
罗稷南原名陈小航，又叫陈子英，云南凤庆人。我们老家远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偏僻闭塞，没有出过自成一局的大人物。不过，以自己非常有限的方式，我家按说也有救国救民，慷慨要有所作为的传统。袁世凯称帝以后，祖父陈宝航支持蔡锷的云南起义，是蔡锷的主要助手之一，为他起草过非常重要的文件。伯父年轻时痛感民族危机的深重，1918 年千里迢迢从凤庆赶到北京考进了北京大学要救国。他此后一生的摸索和奋斗都没有离开过这条道路。我的父亲陈绍韩也是这样。他 1935 年在武汉为革命就义。贺圣謨 1965 年见到伯父时产生的印象是，伯父是一位学者，但是他对国家局势的关注很深切。这正好触及了我们家的传统。在北大教师中，伯父和梁漱溟最接近，和杨晦等同学是好朋友，在五四运动中也是奔走呐喊的先驱者。蔡元培兼容并蓄的教育方针大概给伯父的思路打下了终身的基础。他同情马克思的许多思想，但是对不同的思路也抱着开放态度。五四以后，痛心于军阀混战，伯父先在东北，后来又到云南昆明和楚图南一起兴学办教育。比较接近又长期有来往的学生有艾思奇和郑易里。后来国难深重，伯父又投笔从戎，支持蔡廷锴，当了十九路军的发言人和秘书，坚决投入了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失败以后，又支持蔡廷锴的福建人民政府，继续当秘书。在这段时间，他曾代表蔡廷锴访问苏区瑞金。毛主席请他吃过饭。他和红军将领张云逸签订了条约，向被封锁的苏区供应当时迫切需要的食盐，布匹、医疗设备和药品。这个条约的签字文本至少在五十年代末还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陈列着。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以后，他定居上海，从此就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为人生了。
伯父翻译写作的生涯以罗稷南为笔名。罗稷南是西班牙小说的主人翁唐吉柯德的坐骑的名字。蔡廷锴瘦削高挑，有唐吉柯德的戏称。伯父支持蔡廷锴，常在左右，也得了罗稷南的戏称。后来伯父以罗稷南为笔名又还有一重含义。罗稷南瘦骨嶙峋，虽然吉柯德先生把它看成威武雄壮的骏马，实际上已经是疲惫无力的朽物。以驽马自居的态度流露了救国道路的崎岖在伯父心中留下的许多悲哀和痛苦。日本占领上海以后，伯父、伯母和许广平等人一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国共内战爆发以前，伯父和许广平、周建人、郑振铎、马叙伦等人一起创办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民主》和《周报》等刊物。一个刊物被封禁又再出版另一个。当时军警宪兵在街道上随时搜查行人，嫌疑人物即刻就地枪决。伯父手提一部无线电发射台从上海经过镇江，渡江送到苏北解放区，交给当时在苏北主管宣传的冯定。伯父后来谈到他在苏北几个月的观感时常常说，他很佩服那些人的献身精神，但是对他们的思路不习惯。1955 年我回上海。伯父说，1950 年毛主席给他写过信，要他回云南做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云南大学校长。担心思路不习惯，伯父没有回答。他没有辞，也没有去，还是留在上海做当时称为自由职业者的翻译家。事实上，这类自由职业者在解放后迅速消失，只有上海的少数几个文化人还保持着这种比较独立的身份，并且还受到一些尊敬。我和伯父在 1960 年见面的时候，反右派已经过去三年，许多知识分子都已经学会敛声屏息了，伯父依然还是不改坦率直言的态度，到处痛斥教条主义，并且经常谈到当时农村正在发生的饥饿和死亡。我记得他和他的老友王亚南谈起这些事总是心情非常沉重。1964 年我们见面，谈到“大搞阶级斗争”，伯父也非常忧虑。最后一次见伯父是 1971 年，尼克松访华前夕。我在河南五七干校忽然接到我三叔的电报，说伯父病危，要我立即回上海见一面。掌权的宣传队领导正在审查我，不肯放我走，是我说了一些我平时不会说的话才勉强放了我。久别重逢的上海还有一些上海的气息，只是满目都是年久失修的破落，到处都有一种好像被洗劫过的萧瑟和悲凉。伯父已经病得只剩一把骨头，不能起床。一见面他就说，你知道，我的病是癌。知道我们就不说这些事了。喘息了好一阵，他又说，尼克松就要访华了，历史也许会有些改变。我希望中国有些改变。经过了这些事，我们要学到一点东西，否则就白经过了。他要我讲讲我学到了一点东西没有。我知道他的话包含着很多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和他一生的思路有关系的。只是我哪里有心情谈这些事。第三天临别，我知道我已经没有可能再请假来上海看他。不过我还是跟他说，我到春天再来看他。他听见了，但是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什么都没有说。我们心里都明白，这就是我们生离死别的永诀了。
伯父在 1971 年 8 月 12 日去世，73 岁。
我年轻的时候，伯父常常说，在我们老家凤庆山区，牛车的轮子是方的。因为担心下坡的时候车子煞不住。后来他到北京前经过武汉，第一次看见汽车，发现汽车不但可以慢慢下坡，而且还会转弯，实在是吃惊得目瞪口呆了。所以，人应该见世面，学新东西。不见世面不知道。如果不出来，怎么能知道世界上会有像汽车这样一种你想像不到的东西呢？你不知道的东西，你怎么想得到你应该知道呢？有时候饭后出去散步，他也常常说，房子太多了，看得见的天只有一小片。到开阔的地方才看得见天有多大。有一次去国际饭店，他说，在高楼看天天就更宽了。我初中写作文把伯父的话写进去，我的国文老师魏金枝，伯父的朋友，鲁迅教导过的青年，把我的作文告诉伯父。伯父高兴得哈哈大笑。我父亲陈绍韩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学生。南昌起义以前，朱德是南昌警察局局长，父亲是南昌驻军的营长。他们有来往。父亲在云南也是由李大钊介绍入党的老党员楚图南的学生。1949 年，我在北京去翠明庄见楚图南。楚图南说，他要去见朱总司令，送我去苏联留学。伯父知道以后对我说，你不能靠父亲，要靠自己。你有出息，不需要靠父亲。你没有出息，靠父亲又什么用？我考北京大学以前，想考哲学，或者天文。伯父说，你只认识方块字，只有一双眼睛，一对耳朵，一张嘴巴，一个脑子。你就会以为世界是方块字所讲的那种样子。如果你学好了一种外文，你就有四个眼睛，四只耳朵，两张嘴，两个脑子，你知道的世界就比现在大得多了。大二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论《呼啸山庄》的文章，我后来的老师卞之琳在文章中夸奖我。伯父说，你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有机会主义。要扎扎实实打好真才实学的基础。又引诸葛亮说，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伯父讲得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党八股”。他常常说，他最喜欢的毛主席著作就是《反对党八股》。他不知道做领导的为什么会喜欢让人讲这种八股文。头脑僵掉了，中文的文字之美丢掉了。文化再这样下去就完了。他又经常告诫我，学外文的也要学好方块字，特别举出《聊斋》、《左传》、《史记》和《世说新语》要我细读。读通了，文心就得到滋润了。初一的时候，伯父叫我用英文背歌德的《浮士德》：“没有在悲哀中咀嚼过面包，没有在哭泣中等待过明天，这样的人不会知道你----天的力量。”这种痛苦出智慧的思想我到很晚以后才稍微有一点明白。
伯父一生都是有追求有骨气的人，从来不苟且，从来都敢于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赴汤蹈火，承担重任。他为人慷慨豪放，独立不羁，思想开放，心胸开阔。这样，在 1957 年那个重要的时刻，伯父才问得出来他问了的那个问题。
所以，伯父的思想人格是前后一贯的。
伯父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有很多事实。除了自己奔走，他还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弟弟。但是，革命胜利以后，他反而处处留意要独立，许多事不肯跟着走。荣誉和恐怖都不能勉强他跟着走，难怪有人会称他为“无轨电车”了。
有一年，伯父对我说过，世界上任何主义都没有不会变形的实体。一切主义都经过不同人的解释，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马克思说过，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他又说，《马克思传》的作者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社会民主党。他有很多翔实的事实和重要的观点，但是，他的观点并不完全和列宁斯大林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你不要以为标上了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的名字就完全符合一个什么主义的实体了。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以为只要引用了一个什么主义就有了根据可以把人处置于死了。
伯父也曾经说过，他最喜欢的另一篇毛主席著作是《反对本本主义》。如果说这些年伯父的思想有一个基本的主题，这样的主题就是反对意识形态的封闭、僵硬、武断、粗暴和盲从。在伯父看来，意识形态的狭窄和偏执是丧失理智的。1960 年我在上海养病的时候，上海作家协会正在对人道主义召开持续了几十天的大批判。伯父每天下午开会回来以后很长时间坐着不说话，有时晚饭以后才开始说点开会的情形。“什么好东西都要打倒。自己什么都好，旁人有一点好东西就不能容忍了。心胸连一点差异都不能容忍怎么能够治天下！”“这是完全的疯狂，一点理智都没有了。”有一天他进门就笑着说：“他们正在批得起劲的时候我站起来说，人道主义是好东西，你们不能随便批判。把他们弄得不知说我什么才好。”伯父那天不知触怒了多少人，使他几天以后和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以后就受到非常难堪的凌辱。其实，伯父不过表现了一种抚痛自慰的幽默感，只是一个失掉了幽默的世界怎么能容忍。又有一次，他说，“我是悲观主义者。他们要把人关死在铁桶里。这样下去中国还有什么希望。”伯父的情绪是让人担心的，我有一次劝他坐着听听少说话。伯父静静地看着我看了半天才慢慢说：“我是走过江湖的。我知道这些事。但是我不会敷衍，也不愿敷衍。”
不愿敷衍，王西彦八十年代初期在《随笔》的文章里有一点记载。
1965 年冬天，上海文艺大会堂在姚文元有时也参加的批判大会上，罗稷南说；“海瑞罢官是文学作品，描写的是明朝的好官海瑞，和庐山会议根本没有关系，充其量只能算一个可供讨论的学术问题。”“农民起义是暴乱。只要是取代前人的统治权，取而代之，不算是起义，也不是革命。” “工农兵的文化修养不高，他们的意见决不能当经典看待。”
已经是什么时候了，伯父好像连这些年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都不知道，对威胁恐怖都没有感觉。他在这些年的“运动”里学到了什么呢？
伯父有一次长叹了一口气说，“曾经沧海难为水。”他做事讲话虽然经常都是只听从自己的本性，质朴率真，但是他经常思考，回顾做选择。他不是没有见过明哲保身，不是没有见过随风转舵，不是不知道一个人说一句真话要付出什么代价，也不是没有见过沉默。“非不知也，是不为也。”
伯父并不是一位接近自然而心性素朴的人，不是头脑简单不能明白复杂义理的人，也不是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人。只有素朴而没有见识的人是无力涉世的，只有见识而没有素朴的人是容易变迁的。伯父是我们云南高原的赤子，但是他探索过人类文明的精华，经历过大流血，大失败，大奋斗，他是一种由于经验见识的文化更加深邃而又重新在更高的层次上回到率真的人。世界上有僵硬偏执的教条，也有比较接近自然而不会违背人类良知的醒悟----天的力量。我不知道，在世界已经疯狂的时候，是什么力量使伯父有能力长期保持着没有丧失理智的清醒。是不是这样的力量？是不是这样的力量？不是这样的力量怎么能在心里拥有天空这样辽阔的大境界？
社会对人的强制是经常到处都存在的，权力、金钱和特殊的形势都有可能强制人。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危机中，一个人能不能根据自主的意识作出负责任的决定，这也是一个人是不是成了人的重要尺度之一。其实，在我看来，伯父陈小航并不是老马罗稷南，他是唐吉珂德。他的言论和行动像唐吉珂德一样充满了不识时务的呆气，是一个不通世事的愚人。但是，伯父并不是在和风车作战，他是和一种几乎毁灭了中国的罪恶作战。他已经站不起来了，悲心在流血，但是他还是在讲话。伯父这几十年来受到过许多聪明人的挖苦、嘲弄和迫害，然而，事过境迁以后，是什么人显得更加可怜更加可笑呢？我们许多中国人不幸都有幸存的罪恶感。我们都为了我们幸存的适应付出了代价。伯父没有辱没他做人的品格，保持了自己做人的尊严。他知道暴力非真理，他认出了人群的愚妄，真正是一个宁可受孤立受迫害也要负责任的人。想起伯父和像伯父一样受到了挖苦、嘲弄和迫害的人，我们现在又怎么回答自己呢？我们沉沦的精神创伤为什么现在会这样难以平息地使我们感到痛苦呢？
伯父在病床上看着我对我说过的那句话，我常常会想到。经过了这些事，我们要学到一点什么东西，否则就白经过了。你学到了一点什么东西没有。这个问题，我到现在有时还是感到惘然。
我把我伯父饱经忧患以后在他人生的最后几个月要我回答的问题转给我尊敬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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