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上面我说的太笼统，给一个实例吧。请大家来比较一下，钱穆和黄仁宇是如何评述，拓跋鮮卑的汉化和迁都的。

钱穆《国史大纲》：

“魏孝文迁都，自有其必然的动因。
　　一则元魏政制，久已汉化，塞北荒寒，不配做新政治中心。……
　　二则北方统一以后，若图吞并江南，则必先将首都南移。……
    三则当时北魏政府，虽则逐步汉化。此只是北方汉士族的文化力量之逐步抬头。而一般鲜卑人，则以建国已踰百年，而不免暮气渐重，此却是浅演民族一种根本的惨运。魏文帝实在想用迁都的政策来与他的种人以一种新刺激。”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拓跋魏在公元486年颁布的另一诏令，更有打破豪宗大姓之垄断，而构成本身所主持的地方组织的功效。这诏令以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由地方官指派邻里党长，于是政府有其指挥系统可下达于细民。同时新税则也以一夫一妇为一“床”，而责成其出米2石，布1区。很显然的，上述地方组织，赋税和土地所有制都彼此联系。这些法规以一种人为的观念从下至上地将整个帝国组织起来。

“传统中国作者在处理这节历史的时候，通常着重中国文化的功效，认为中国的文物终能感化异族，使他们效法华夏的长处。当然，以官僚组织治理农村大众是有其内在的沿革，不可能自游牧民族创始，这说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经这么长的期间，才能掌握当中的技术去治理一个华化的大帝国。

“元宏之政令是否算做划时代之举？其实只是表面上看来如此。他的作为不过承认已有的趋向，或是锦上添花，对现有的行动予以装饰而已。拓跋民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在这组织的过程中，元宏的祖先既有忍耐性，也前后一贯。……重建洛阳，只是虚有其表地添上了一段富丽繁华罢了。皇帝对汉人的一面倒，也增加了鲜卑上层阶级的憎恨。同时也与既有政策企图抑制乡村间的华族相左。”

所有跟帖： 

• 魏晋历史不太熟悉，但是总的来看，我认为研究历史的有两种人。一种是传承史实。他们是工匠类人物，不做加减就是帮忙了。 -空城之主- ♂ (366 bytes) () 12/23/2022 postreply 00:2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