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有着两千年的旧事可以追怀，而上海呢，一百年的时间在历史中只是一瞬，样样事情都好像发生在眼前，还来不及赋予心情……
……比起北京的故事来，上海的竞利场的新人新事则显得太鄙俗，太粗野，太不够回味，太缺乏人生的涵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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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朋友却千万不要去交上海人。上海人出手不大方，宴会桌上喝不了几杯酒，与他们洽谈点什么却要多动几分脑筋，到他们家去住更是要命，即拥挤不堪又处处讲究。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
“上海的下层社会并不具备国际文化的追求”。
上海人“不知挽什么风，捧什么水，将自己洗涤 。”
“对于晋京获奖之类，上海艺术家大多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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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选自两位不同的名家对上海、上海人的评论，前者是王安忆的《上海味和北京味》；后者是余秋雨的《上海人》。
我将他们俩的共同点放在一起，也许有点意思，当然，也许没啥意思。
他两原籍都不是上海人；可又都不是北京人。
王出生在南京干部家庭，以国语为主。
余出生浙江余姚，以浙江国语为主。
他俩都在上海生活好长日子；
他俩都在上海出名；
都在上海做官；
都不安心于在上海做官；
都在北京活跃；
都是从来不批政府的“口红文化”文人、作家；
余秋雨 1962 年开始发表作品；
王安忆插队时期被评为县 / 区 / 省级的“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
余秋雨对文革中的行为不肯做任何忏悔；
王安忆写文革中插队享受特权，不见愧意；
他俩都是中共党员。
文革中，余秋雨加入过他自己说的“不止一个扰乱了全国政治的恶棍是上海发迹的“ — 其中一员。
文革中，王安忆母亲的战友的朋友 ---- 县长亲自推自行车送王安忆和她的行李到生产队。他们的生产队长可能是第一次见到县长大人吧？（我离开农村之前，没见过咱县长大人）
文革后，余秋雨官运没受影响。当上上海写作学会会长和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文革后，王安忆回到小时候连上海童谣“伽西多萝卜夹了块肉”都不懂得老地方，出书请到冰心写序，后来当上了上海作协主席。
按常情，他俩都该感激上海给他们带来的一切成功和荣誉，何以两人都恩将仇报 — 对上海不是恶语连连就是霍霍皮鞭？
余秋雨说,上海艺术家对进京“大多不感兴趣” — 他以实际行动告诉了大家，他不是“大多”的人，他表示出极大的“感兴趣”。你读他的文章和看他频频出现央视，就会明白，他对上海这个大都市的不满足的大概原因了吧？看来，他自己是个非常清楚“挽什么风，捧什么水，为自己洗涤”的文人吧。
至于王安忆，在巴金去世的时候，写了篇纪念巴金的文章，却很难看到她对巴老的感情，只看到她对巴老在中国近代文坛地位的关注。文章开始，她道出了巴金当年为鲁迅的去世在哀悼队伍前面执幡旗，于是，巴金解放后当上了全国的作协主席。文章最后，王安忆坦白地自问：不知我能不能为巴金执幡旗？
接着，王安忆上京参加作协主席新选大会。然而，大会结果，为巴金“执幡旗“当上主席的是一位同样是知青出生的女作家 ---- 我以小人侧隐之心，看到王安忆在主席台上绷着的黑脸 --- 想起了她对上海人的连篇恶语和对北京人的马屁片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