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末，小学一年级时，父亲去省城开会，给我带回来一条裙子。
到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布料，只记得是白底黄花。我开心极了，穿着飞速转几个圈，再蹲下，裙摆就鼓成一个大包，我蹲坐在莲花般大包中间，得意洋洋。
家人喜欢，同学们也爱看。课间休息时我就卖力表演。演着演着，老师说不要再穿裙子了，你这是资产阶级作风。
于是资产阶级的裙子就被压到了箱底，后来被母亲拿到黑市上换了粮食，不知资产到了谁家。
其实，除了那条裙子，从小，我身上的衣服都是哥姐们穿剩的。
我排行最小，下面没有接班的。上衣、裤腿短了，心灵手巧的母亲，便会用布头在下面再接一截。
记得五年级时，我个子蹿得快，一条洗得发白的直筒裤，裤腿儿接了三截。我照样不以为意，每天穿着去上学，还颇以自己的衣服既属于艰苦朴素，又与同学们不一样而自豪。
假如不是后来烂得实在无法再接了，我不介意穿着接了四截的裤子，乐呵呵地和同学们一起学雷锋，送晕倒在路边的老太太回家。
现在想起来，这算不算时代先锋，与大品牌服装公司的标新立异意识不谋而合？呵呵。
初中一年级粉碎四人帮，初二时，改革开放后的宽松文学环境，让我读到了莫泊桑的《项链》。
小公务员妻子为了一串借来的宝石项链，赔上了自己后半生的悲剧，深深触动了正值青春期的我。
如果追求虚荣就会付出代价，来自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警示，就这样塑造了我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
高一读了《红楼梦》，看到晴雯为补件衣服送了年轻性命，贾宝玉丢了随身石头变得痴痴呆呆，愈发觉得这些身外之物无一是处，害人匪浅。
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的军裤是我一年四季的常服。
穿绿裤子自然不能与红色关联，上衣就成了固定的夏天白色，其余季节灰色或者青色。
首饰自然更无。
那个年代，跟我一样的女子恐怕不在少数。
1984年，中国军队裁员100万，所有部队医院建制转为地方管理，着装自由，不再穿军装。
没有按时发放的四季军服了，年长的大夫和护士们，穿了多年军装、白大褂，早已丧失了挑选适合自己服装的能力。
猝不及防的自由让人兴奋又慌乱，带着这种情绪的军医们，下班后就在医院门口乱买一气。
某军区医院大门外，成了服装摊贩的天堂。
我见过一个放射科技师，小贩们挂在绳子上，同样款式的毛衣，她一口气买了四件，一样颜色一件。
常年看X光片的她，黑白以外的任何颜色，都属于装饰性美学范畴的吧？
订婚时，婆婆给了我一个金戒指，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件贵重饰品。
婆家给如此贵重的订婚礼，在那个时代的周围环境里，也比较稀罕。
看我当时欢欢喜喜地收下，结婚时戴了两天，以后却总也不戴，婆婆有意无意地说:
“那戒指是我在银行买的，纯金的，怎么不见你戴？”
我只好把其中一个原因拿出来回答她:
“我整天大大咧咧，丢三落四的，怕丢了。”
收下时的欢喜，是感应到了婆家对我这个人、对这门婚事的认可、祝福和郑重。
不再戴，是因为我希望工作中和病人交流时，患者能专注于自己的病情治疗，而不是盯着我手上的戒指看个没完。
1993年，我在杭州一家外企工作，公司出纳有天很神秘地对我说:
“我有亲戚在新疆，那儿新发现了一个七彩宝石矿藏，如果我们预定，他可以给我们特制一条七彩宝石项链。”
出纳人很不错，对我也很好，他爱人是铁路警察，每次我回家探亲，都会托她买卧铺票。
另外，那时候还没有旅游概念，新疆那个地方在我的印象里非常遥远和神秘，而七彩宝石矿这几个字眼，想想就感觉像童话一般。于是就答应买一条。
一个月工资700多人民币，300多一条的项链等于花了我半个月工资。
项链很漂亮，阳光下闪耀着七彩的光芒。我对宝石的知识是零，对于宝石到底有没有如此鲜艳的颜色也无从判断，只觉得太耀眼，质朴的我根本驾驭不了它的气场，戴了两次就放下了。
2岁多的女儿倒是很喜欢，小孩子对闪光耀眼，漂亮时尚的东西似乎没有什么抵抗力。
她没看过莫泊桑，更没受过资产阶级臭小姐的嘲讽。于是我第一次花钱买的饰品成了她的玩物，天天带去幼儿园。
玩来玩去就丢了。
女儿心痛得放声大哭，反而要我来安慰她半天才平息下来。
长大后再跟她说起此事，果然不出我所料，她那时哭，并不是因为弄丢了妈妈的首饰而内疚，更不是因为它贵重而心痛，只是单纯地因为丢失了玩具而难过。
以后，断断续续因为人情往来又收到过几件饰品，对钻石类物品也多了点鉴别能力。
但我还是喜欢做三无人员，耳朵、脖子、手指上不愿意有多余之物。
一个时代造就一类人，女儿倒是什么服装配什么饰品门儿精。比如，去参加别人婚礼不能戴钻石只宜佩珍珠之类的，就是她念叨给我听的。
今年，因为疫情，有部分工作在国内的我家先生，自去年十月回国后，就一直呆在那里。
一家人的联系局限于微信。
昨天，突然在家人群里看到先生发了张项链带玉石坠子的照片，标价2363元。正纳闷，他文字说明:
你们喜欢吗？我买的。
女儿问他:
“在哪儿买得？”
答曰:
“超市。”
超市！他一个只会闷在研究室工作的大男人，居然在超市买项链！
下面是我与女儿在私频道的紧急会议记录:
“我们怎么办？妈妈？”超市”的项链哎。”
“你爸肯定被谁给忽悠了，不过，这是他第一次给我们买首饰。”
“是啊，爸爸是想着我们，才会给我们买的吧？”
“对，别管是什么项链了，他既然买了，我们就该高高兴兴地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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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家人群里就出现了下面的对话:
我: 这个项链意外地很别致好看
女儿: 谢谢你爸爸，我很喜欢。
我: 这个项链，我和孩子轮流戴。
女儿: 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我先生: 你们喜欢我很高兴！等我回去时带过去。
女儿: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晚上例行视频，趁着先生自斟自饮之际，我问他:
“怎么想起给我们买项链了？”
先生说:
“超市在搞活动，购物满200元可抽奖，我抽到了一个2000元的，可以免费选一套营养品或者项链，我没要营养品，选了项链。”
“那就不是买的而是送的了？”我觉得先生没表达清楚。
“项链是送的，不过那个玉坠需要363元。”
不用我分析，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吧？呵呵。
先生闷一口酒，幽幽地说:
“我知道被套路了，但那一刻，不知怎么就想起孩子丢了你的七彩项链后大哭的样子，想着300多我也能掏得起，就当给孩子再买个玩具吧。”
原来如此！363的玉石坠或许是假的，但父爱和亲情却是真的，这就叫做假做真时假亦真吧？
前几天响应国内重温红色经典的号召，我又看了几个样板戏，找到《白毛女》扎红头绳一段，贴到了群里。
整个经典剧作中我唯一喜欢的欢快乐曲，时隔多年后，就这样再次荡漾在家人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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