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时有建设兵团参与的武斗发生，出过人命，基于管理等等原因，加上苏联的威胁似乎已经不那么大了，国家于1975年决定撤销兵团。1979年中越战争开始后，苏联作为越南盟友，集结了大量兵力压近新疆，中苏战争几乎一触即发，相关人员这才重新审视新疆建设兵团的重要性，由王震力主，在胡耀邦、邓小平的支持下，兵团重建。只是此时已是人心涣散、基础散架了，之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更让新疆人（特别是新疆汉人）如同惊弓之鸟，饱受血泪、苦难，至今还在为那些致命的政策付出着本可以避免的代价。
八十年代，老一辈支边、知青开始变老，有叶落归根的愿望，但当时的政策不允许，而且规定子女也不准离开新疆，因为缺人。这便引起人们的不满，开始上访。一向以人为本的胡耀邦做出指示，放宽规定，允许一部分符合条件的人或子女回原籍，缓解了矛盾，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后续工作没跟上：本来就缺人，既然放人走了，就应该再吸引新的人来才能持续发展。而且一小部分幸运儿回原籍了，剩余大部分怎么安抚？这项措施应该说只做了上半部分，漏了更重要的下半部分。
1984年胡耀邦推出“两少一宽”的民族政策，即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这项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具体执行中更是变本加厉，成了只要不死人基本都不判刑，伤残、强奸都不算事。于是一方面维族人在靴子里插着刀，一不高兴就拔出来捅几下，另一方面被捅的汉族人报了警却被警察训斥：为什么不知道让着少数民族！受伤的汉族听了直懵：赤手空拳的得让着有刀的？！即使死了人，找不到线索也都不了了之。这一类的伤亡从未算在暴恐的数字里，只是过一阵就听说又有谁被捅了，一时间街上没了王法，汉族只能忍气吞声以自保，连出租车司机都成了高危职业。小偷也越来越多，尤其是公交车更成了小偷的天堂，如果没让他们得手，结果很可能就是包被划开，甚至衣服被划道口子，冬天时呢子大衣或皮夹克在后背开个天窗，一下车就只能在寒风中哆嗦，而夏天就春光乍露了。公交车上还经常看到没穿校服的小孩子，都是不上学的，被大人指使着很快就成了高手。
另外，胡耀邦认为新疆干部中汉人比例过高，要求提高民族比例。这项政策也比较令人错谔：原本的政策对少数民族已有一定照顾，基本都是能者上，对此大多数少数民族以前并无怨言，新措施实施后就成了能力强的汉族被卡在底层，却依然得完成实际工作，而其上司很可能不懂业务、盲目做决定。这便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形成了汉族干活、民族领赏的局面，不仅汉族有怨言，少数民族也因在实际工作中插不上手而感到被架空，像旁观者，虽然得到了职位，却不觉得自己的价值被尊重。于是原本情同兄弟的民汉之间开始互相猜忌，隔阂越来愈深。
更有甚者，胡耀邦认为少数民族地区应该让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汉族人应当撤回。这是要自宫的节奏吗？知道什么叫地广人稀吗？那么大一块荒无人烟的地盘移民进来一个亿都不为过。而且汉族比维族早八百年就开始生活在西域了好不好？这些直接就把汉族放在民族对立面的说法让汉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却迅速地就把民族兄弟的脑子给洗了：本来还在感谢汉族开荒修渠、他们也得利，转眼间就开始埋怨汉族占用了他们的土地。那是他们的土地吗？那些都是他们不要的无主的荒地！有些自行跑到新疆的内地人，当时被称为盲流，其中有极个别人确实有占地的情况，但是数量极少，完全可由政府规范管理，而他们实际上在新疆一直受排挤，地位极低，根本就不能作为让汉族撤出的理由。
民考民的全日制中、小学（即少数民族语学校，学生们用本民族语上课、高考时用本民族语言的考卷）在原有基础上一下冒出来很多所，采用全维语教学，用维语教材，仅象征性地开设汉语课，发生过汉族老师被气跑的事件，有些地方干脆就不开。如果是民考汉，即少数民族选择上汉语学校，高考录取加分是大家熟知的了，满分六、七百，给民族加分就高达150分地加了好些年。新疆本地的大学招收有民族比例限制，其中新疆大学与新疆师范大学基本上是百分之七十五的少数民族，因此汉族学生被录取的比例远远低于其他民族，平时学习还不错的汉族学生就这样被挡在了独木桥外，与大学无缘。这两种照顾方式其实都害了少数民族：前一种是造成年轻一代会汉语的居然比老一代还少，出了校门不容易找到工作，倒是保护了民族文化；后一种则从小就跟汉族学生一起上课，汉语水平跟汉族比不差了，但不需要努力就可以从小学、中学一路混到大学直至就业，可是工作之后很多都不能胜任，尤其是市场经济下的技术工种。一位我尊敬的维吾尔长辈说，五十年代高考时只照顾五到十分，那会儿凭的是真才实学，之后才有了他们那一批独当一面。我觉得五到十分有点少了，一百多又太离谱了，考虑到不同地区教育资源的条件，应该把城市与偏远地区分开，采取不同的降分照顾。这就已经比同样不是母语的海外华人子女幸福太多了。
新的民族政策在执行中把新疆人划成了三等：一等公民是维族，二等公民是其他少数民族，三等公民是汉族。每个民族都觉得自己吃亏了，谁都不满意。我还纳闷儿，唐朝才迁来的民族，地位怎么就比别人高？不该人人平等吗？对这样的政策，我只能说是好心办坏事，政策的制定没有前瞻性，没有预见到可能造成的后果，只凭一片仁心，却对新疆历史、国际势力、边疆复杂情况等等都缺乏了解，根本就没考虑苏联与英美一直对新疆虎视眈眈，仅从表面看到少数民族受优惠不够（其实已经很过分了），而没明白他们更看重的是汉族对他们的认同和尊重，而寻求汉人认同是西域人延续了两千年的心里积淀。新政策让明理的有识之士感到汉族瞧不起他们、不信任他们，反而伤了有能力的精英，而汉族则是一肚子的怨气，平时强忍着，时不时地冒出一点儿，伤害的都是曾经的兄弟。
随着新政策的实施，清真寺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本来已经世俗化的年轻一代被老人逼着去做礼拜。这一点恐怕很难有对错的界限，只能见仁见智了。
胡去世后，全国都停课、停工、集会、游行、变着法儿地悼念，新疆没有动静。直到五月中旬，柴玲的演讲录音传到新疆，人们听了都觉得奇怪：怎么纪念胡耀邦的游行变成反官倒、要法治、追求平等、言论自由了？不过这几点听起来倒是应该做的，于是新疆各高校的大学生们开始上街，为了反官倒、要法治、追求平等、言论自由。只是新疆人追求的法治、平等与自由是为了反对那项民族政策、为了在法律面前各民族平等、为了汉族的委屈可以谈论，跟内地的诉求大相径庭。5月18日，浩浩荡荡的学生们开进了乌鲁木齐市人民广场，对着自治区党委办公大楼喊口号，从天亮喊到天黑也没人搭理，于是学生们决定静坐。到了晚上，老师们苦口婆心地劝说让回学校，磨破了嘴皮也没效果，周围的商场跟居民给学生们送来吃的、喝的，以及御寒的被子与大衣。一夜无话，到19号天还没亮，传来一个消息：伊斯兰经学院的学生以及几个大清真寺也准备到广场参加示威，他们是反对一本描写伊斯兰风俗的书，作者是山西汉族。这让所有人都面面相觑：诉求不一样，他们还有刀子，坐在一起，万一碰到极端分子就是待宰的羔羊。于是不用劝，学生们立刻决定撤离、回校。陪着熬了一夜的老师们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喜笑颜开地往上汇报，政府立刻派来几十辆公交车输送，几乎瞬间，坐满了学生的广场就清空了。过了一段时间，伊斯兰经学院的学生和清真寺的人入场，等候政府首脑露面未果，失去了耐心的他们开始打砸和袭击办公大楼、车辆，打伤一百多名政府工作人员和警察，政府出动了千名警力才控制住局面。后来那本书的作者与相关人员被分别判刑、劳教、处分，之后，新闻、出版审查更严了。
令人失望的是，民族政策并没有因为胡的逝世而停止，从八十年代初就不断发生的疆独暴乱仍在持续着。最开始他们在南疆抢武器，被截下了，就开始自制土炸弹，不过功率不大。由于当时他们人数还少，每闹一次都要准备相当一段时间才有下一次的行动，所以每次闹完，人们就天真地想着可以消停一段时间了。没想到由于政府的姑息，没过几年，他们的人数就越来越多，爆炸频率越来越高、技术越来越先进、杀伤力也越来越大，并且有境外分子给他们提供更加先进的武器。新疆边防线太长、边防军太少，有些口岸、关口审查也不够严格，时有偷渡、偷带、偷运发生。有一次，大概是1991或1992年，居然有整整一个集装箱的枪支弹药从边境一直运到乌鲁木齐才被偶然截获，所有的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起先以为他们只在南疆闹，不敢到北疆来，因为北疆在历史上就不是他们的地盘，而且汉族人多，没想到很快乌鲁木齐的公交车就变成了他们踩点的场所。1992年2月5日是农历大年初二，正值人们过年走亲戚，两颗定时炸弹在52路和30路公共汽车上分别爆炸，造成三人死亡、二十多人受伤，同时另有两颗分别在电影院、住宅楼里被市民及时发现并报告给公安部门，才避免了更大的伤亡。与这起事件相隔不久（记不清具体日期了），2路公交车上还有过一次爆炸，不过没造成伤亡，因此查不到记录。忍受不了接连的爆炸，2路、52路车司机与售票员罢工，因为这两条路线都是从火车站到铁路局，车上的乘客大都是汉族，最容易成为外地来的犯罪分子的目标。
从这以后，一到农历年不是爆炸就是恐怖袭击，于是各学校、单位每年在放假前，老师、领导都再三强调不要出去拜年，如果不得不出去就打车，如果做公交车就一定要先查看有没有可疑包裹，在家也要注意查看院子里、楼道里有没有疑似炸弹。这样的生活很快就从节假日扩展成了常态，眼神时不时地就在扫视着，人人练成侦察兵。
后来，疆独们发现大多数维吾尔族民众其实并不支持他们，便很气愤，之后再在公交车或公共场所放炸弹时也不管有没有维族了，只管炸。1997年2月25日下午下班的高峰期刚一开始，四辆公交车在四个方向同时爆炸，包括汉、维、回、柯尔克孜族在内的9人丧生、68人受伤。其中一辆因发现及时，在全部乘客都下车后才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因此也不在公开的记录中。那天傍晚，到处都车辆戒严，我穿着高跟鞋走了两个小时才回到家，行尸走肉般的都没发觉脚已经磨破，满脑子都是震天动地般的那声巨响，以及后来地上那一大滩血水和玻璃渣。之后的好几年都不敢碰高跟鞋。
在九十年代以前，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所有的爆炸、袭杀案件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从九几年起才把这类具有一定规模的案件定性为恐怖活动，而众多小规模的案例依旧不算在内。
另外从八十年代起还有一条规定：发生了暴乱后，要由中央决定处理方案，在中央下达指令之前，新疆公安、武装部门不得采取任何行动。这项规定的起因是曾经有一位警察过度执法而引起更大的暴乱，中央怕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一规定让老百姓和警察都在等待中白白受死，最惨的是子弟兵战士，明明手中有枪也得坐以待毙，任由恐怖分子砍杀。最不可思议的是2009年乌鲁木齐七五暴乱期间，残杀从天还大亮着就已经开始，经过一整夜都没人能联系到当时的一把手王乐泉，无法上报中央，警察只能眼睁睁地处理一具具的尸体。有一位派出所所长忍无可忍地下令开枪，之后却被免职，理由是违反了民族政策。
根据维基的记录，从八十年代到2016年的三十多年间，有一定规模、且造成人员伤亡的暴力案件多达百余起，除公交车、早市等的爆炸外，还有抢银行、劫飞机、炸火车、袭击政府、公安部门等等，维基统计的死亡数字是六百多人，伤四千人。但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平时的个体案件，那些每天都在发生的伤亡如果累计起来会更惊人。根据“两少一宽”的政策，公安部门对恐怖分子一直都从宽处理，甚至连大规模的乌鲁木齐七五大屠杀，本来就只抓住了小部分暴徒，处理时又放走了大半从犯，致使这些犯罪分子在之后的几年中又策划了一系列的惨案。和平、安宁是少捕少杀、从宽处理能换来的吗？执政的目的是为了牺牲平民的生命换得暴乱分子满意吗？
不仅是民族政策引起民愤，控制人员流动是另一项伤害汉族的规定。不过这项规定倒不是胡耀邦的意思，只是在他放走了一批之后，政策就更严了。早期的新疆籍大学生很幸运地全国分配，后来就必须哪来哪去了：新疆籍的学生要符合规定才能留在内地沿海一带，而且还要办理出疆证。九十年代中期，出疆证的官方明码标价是六千块，我当时的月工资才四百，很多人连开出疆证的资格都没有。对于在职人员，除了少数幸运儿和广东开放时的一小段窗口期外，一般情况下不允许调出疆外。当年投身边疆建设的汉族青年自愿“献了青春献终身”，到老却不得已“献了终身献子孙”。新疆的发展、稳定是靠压制建设边疆的汉族、牺牲他们的利益得到的吗？每一次恐怖案件发生后，都有一批汉族人宁可丢掉公职、放弃养老金、贱卖房产逃到内地做黑户。前几年陕西、四川大开发引进人才，新疆的户口得以松动了一段时间，一大批汉族抓住了这两根救命稻草，其中仅2017年一年就迁走一百多万。不错，是一百多万！占全疆汉族人口的十分之一。但没过多久，户口又再次收严。很多人看不懂新疆人口统计数字的变化，这后面都是血泪辛酸。
除此之外，经济政策也加剧了事态的恶化。以前新疆的工资标准高居全国第二，属于穷乡僻壤里的土豪。九十年代开始，沿海、内地的收入标准放开，但新疆按国家规定继续沿用原有工资制度。1993年上海同行的工资是我的两倍，到1996还是1997年就成了近十倍。有人说这是市场经济导致的正常现象，但是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公平竞争吧？国家给新疆下达的政策是稳定第一，不提经济，似乎改革的春风吹不过玉门关。如果允许新疆走市场经济，我们狂卖石油也能富吧？况且如果真按市场经济定价，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多方面的：不允许自由调动就该给补贴吧？每天担惊受怕的日子该给予安抚吧？政策造成的治安动荡使一些区域的居民住宅与商铺被狂抛导致房价大跌、而另一区域遭哄抢致使房价暴涨，这一出一进也该给以补偿吧？一有暴乱人们的生活就全部被打乱，也该有所补助吧？新疆人在用自己的生命拖住恐怖分子、为沿海内地赢得发展的时间，这种价值该怎样核算？新疆人还承担着保家卫国的额外责任，不该换算成报酬吗？而且什么时候稳定和经济脱钩了？世界上有哪些地方是祥和而贫穷的？有民族兄弟去内地开会，发现自己忽然从高收入变成三十个省市中最穷的，心理落差之大，回来就不乐意了，大骂汉族欺负人，把气撒在新疆的汉人身上。兄弟，难道咱没在一个战壕里吗？
稳定第一的政策应该也不是胡耀邦的决定，在他执政时期，以前安定团结的红利还在，恐怖分子只是刚开始积累经验，伤亡人数不大，后来就跟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了。疆独的口号是“杀汉、灭回、把哈萨克赶到山里去”。这样的极端组织怎么就那么招某些人疼爱呢？
作为与前苏联接壤、并曾一度任由苏军横行的边疆，新疆人固有的保家卫国的概念是安享太平的沿海、内地人体会不到的。记得黄西先生在白宫给时任副总统拜登讲的笑话中有一句：”有北极熊在我的后院“，不禁令我对他刮目相看。苏联在三、四十年代时就把新疆的各种矿藏、资源了解得一清二楚，扶持了包括盛世才、和加尼牙孜在内的好几股势力，目的就是为了控制新疆的资源（请参阅《新疆之痛（上）纷杂动荡的两千年》）。五、六十年代他们一直煽风点火、暗中支持疆独搞暴乱，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还一度两军交火、全疆备战。七九年在边境上替越南示威了一把之后，八十年代苏联陷入阿富汗战争，一时顾不上新疆，土耳其与中东的势力就趁机活跃了起来。此外还有从三、四十年代就惦记着新疆稀有矿产的英、美、日，他们艳羡苏联造原子弹的材料来自可可托海。
有国人说中国那么大，为什么不能让新疆独立呢？我建议到西部去一趟，抬头仰望雪山，看一看什么叫做天险，然后设想一下：一旦把新疆的高山独立出去，大片的戈壁经过河西走廊，一马平川地就能一直通到黄土高坡。难道要让小土丘六盘山当天险、让西安做边关吗？生活在新疆的人们用生死护卫着内地与沿海的繁华，习惯了安宁、舒服日子的人们啊，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世代生活在帕米尔高原的塔吉克族是波斯赛种人的后裔，是没有被突厥、回鹘、蒙古同化的古老民族，是三千年来一直留守在帕米尔高原的真正原住民。在雪山上，他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用自己的脚为祖国丈量、守卫着边界，一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传唱了一代又一代。柯尔克孜族也是西域的古老民族，自发地协助政府护卫这块土地的安康。性情耿直的哈萨克人是古代乌孙人与其他族裔融合的民族，可能是由于汉家公主的原因，他们自然而然地对汉族友善。土尔扈特后裔的蒙古人在需要时毫不犹豫地参战保卫家园，阿勒泰边境的蒙古人也立场坚定地抵抗外蒙吞并。回族、满族、锡伯族、达斡尔族一开始就是来新疆戍边的。十二个少数民族有十一个亲汉，而维吾尔族的绝大多数也亲汉，危难时刻也想方设法挺身保护汉族，极端分子只是少数。“民族团结一家亲”虽然是老生常谈，却是事实，尽管疆独分子并不如此。
第一次看到美国人在土耳其人、伊朗人、巴基斯坦人、阿富汗人面前毫无忌讳地大谈猪肉、大口吃肉的情景时，我的震惊是无以复加的。于是开始反思：新疆分设清真、汉餐是对穆斯林的歧视吗？为了避讳只能把猪肉叫“大肉”是大汉族主义吗？在穆斯林面前谨小慎微地尊重他们的习俗是剥夺他们的生存空间吗？一千多万的人口拥有两万多座清真寺是禁止他们宗教自由吗？在各地开设的上千所全日制维语中、小学校，大学里每个系都开设维语班，是为了颠覆他们的文化吗？在实际中无限宽松的生育政策是对他们的种族灭绝吗？犯了法还少抓少捕，不得已才关进监狱，这是种族隔离吗？既便前几年设立的教育培训中心也是有原因的，否则满大街正常生活的维族人怎么没被集中教育？英国也有类似的教育营，怎么没人关注呢？
从八十年代开始，每逢疆内各所高校放寒暑假，公安机关就如临大敌：原本单纯的学生把在学校学到的疆独观点带回各自家里，对家人进行宣传，然后就开始组织暴乱。后来出台了一项措施，要求大学老师的讲义要通过审查才能教授学生，但在执行中反倒是汉语讲义被严格政审，维语讲义则走过场，气得汉族老师干瞪眼。
不止大学。2003年，由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副厅长、自治区出版社社长等一整套班子编写、出版了新的维文版中、小学教材，编造历史，并将疆独内容编入课本，取代老版本，在全疆范围内的所有上千所维语学校使用，到2016年才被偶然发现，从而叫停。长达十三年的时间，大批被洗脑的年轻人成了疆独的主力或同情者，为疆独分子提供便利。我们一直说疆独只是一小撮，经过这十三年，面对这些年轻人，我们还有多少底气？
这种疆独教材虽然是2003年编印的，却是胡耀邦民族政策一直在延续的结果：把汉族撤走，让少数民族管理少数民族，得到的后果是他当初想要的吗？随着那些年轻人走入社会，以后还会有平安的日子吗？悲愤的汉族人被逼急了大骂少数民族，哈萨克与蒙古族很委屈：他们的教材还是规规矩矩的啊。不支持疆独的维族人也很委屈：他们不像汉族家长那样检查孩子作业呀。汉族人左看看、右看看，不管骂哪个族都伤兄弟和气，而当初搅起事端的那个人不但已经作古，而且还因为确实仁义心肠深得沿海、内地人热爱。
仰天长叹！世上本无事，庸人自生非。三十年的和平安宁，一朝间前功尽弃、民不聊生。十年文革之后盛行了二、三十年的伤痕文学，描写的只是伤痕而已。新疆长达三十多年的暴乱，那么多条无辜的人命、伤残，以及随时随地的惊恐与无奈：只求平安地活着就好，哪里还想得起人生还有文学。
2021年4月4日，清明
附：
新疆恐怖活动列表 （含死伤人数，从1990年开始，之前的不算恐怖活动，所以没被列入其中。另外也不包括平时小规模的个体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