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衰退
上星期坛里连续数天楼接楼底讨论了东北的衰退。尽管各抒己见，但似乎都没有记起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有可能是我看漏了）。为此把改开史中的一段再述一下。
十多年前，有个文人易中天比较了四个地方的人，大意是：广东人看的是中央闭着的那只眼睛，福建人看的是睁开的那只，上海人在猜测下一步会睁开哪只，北京人在讨论应该睁开哪只、闭上哪只。结论是怎样看中央的眼睛是经济发展的关键。
果然如此吗?错！说此话时，易中天完全忽略了二十五年前改开初期中央与地方（各省市自治区）的关系。在他的话里没有东北人，东北人在改开中的特殊经历被他忽略了。
改开之前，以致于改开初期，国家的经济靠什么支撑？靠大家，但最粗的两根支柱是上海和东北，东三省中又数辽宁最粗。上海和辽宁加起来几乎支撑了全国的一半。上海有除矿产以外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东北有全国所有工业的基础：钢煤油和重型机械。它们是国家生存的基石。
老邓的改开是摸石头。脚底下站着的石头不用去摸，把石头没到水里才算石头，才要摸。脚底下的几块基石能不能改成没到水里的石头，用来探路？这是傻瓜问题。中央把每个省都当作石头来用，石头大小轻重不同，抛向前方的距离也不同。
老邓对着南方（最南方）几次呼喊“胆子放大点，步子迈大点”，可不会对所有的省市这样喊。各省市改开的步子全都由中央掌握，这叫“给政策”。给多少政策，你就走多快。最南方的画的几个圈，不光给足政策，还把规矩都撤了，随你怎么跑。对于上海和东北，中央给的政策最少，为的是让它们继续稳定地为全国提供经济和财政基础。这两处是不能有任何闪失，更不用说拿去办“特区”了。当时广东的经济力量在全国排不上重要，与海外的联系倒是首屈一指，正好用作试验，哪怕搞坏了也容易收拾。福建也类似。中央对全国改开的计划和步调，用不着用鸡蛋和篮子的理论解释了。对于上海和东北，用当时的话说是“鞭打快牛”，而在全国是实行“双规制”。
在全国各地各种易中天的眼中，上海和辽宁，这两个“四人帮”的重灾区，思想最保守，最不思进取，改革的步子最小，最不见成效。上海和东北是知道中央的意图的，但还多少希望中央稍微多给点政策。八十年代初上海党政双首陈国栋和汪道涵曾向中央提议让上海用财政包干的方式向中央负责，取代利润全部上缴再由中央专款下拨。并向中央保证，以当年产生的全部利润为基数，保证在包干后每年至少递增一个固定的比例，中央绝不会少得。依据是若实行包干，上海留存的资金可以由上海就近更合适地配置，形成更多的利润。然而，这个提议数次被否定。1984年，两首乘赴京开会，准备再提一次。临行时留话：两人任期将满，此次是最后一次，为上海的发展再拼一把。两手空空地回沪后数日，举行了国庆三十五年大庆。当时电视台转播全国各地的烟火庆祝晚会。在改开初步成就的推动下，各省会都放长达二个小时的烟火，空前盛大。上海的烟火施放了多长？猜不着吧？一共施放了十五分钟。没错，十五分钟。后有流传说二首要为上海省点钱。除了那十五分钟外，其他不必全信。
接下来上海和东北又撑了几年，全国改开的路子大致理出了头绪。政策逐步放开，中央和地方相应的管理也大致有眉目了，百姓中遇到困难的一群也有所习惯于自己承担了，中央对全国各省市的政策也就大致相同了。可是有的地方早已输在了起跑线上。由于全国范围的企业转型，注意力都集中到轻工产品和低端产品。由于国际安全形势好转，军工产品需求大大降低。由此引来的对于重工业，重型机械需求减少，使得几年来一直苦苦保持原有规模以防一旦出现情况就必须恢复原有产能的东北国有大型企业和大三线、小三线工厂都面临原料断供复加产品无销路的困境，同时国家逐渐停止向无经济效益的国企继续贷款发工资。大型国企大量职工下岗，中小国企在转型困难面前或分拆各找门路，或以白菜价转包、出售给私人，更造成大量职工买断解雇。东北的下岗工人人数庞大，不得不自找出路。在资金缺乏，市场萎的形势下，大量东北男工和女工各自加入适合的“新行业”，惨不忍睹。之后十来年，东北的煤铁资源渐渐枯萎，由此拖累，整个工业的恢复发展更是乏力。仅有几个国家的宝贝大企业，及时恢复到与形势适应的程度。
上海的命运要比东北好得多。这得益于一个新的特区，浦东金融特区的建立。这算是对上海的一个补偿。它不光容纳了大量的人力，对金融特区的内外投资还为上海的市场提供了强大的购买力。因此上海的小型商业翻倍增长，继而高档消费业萌发。因人力和资金恢复的引领，上海在总体经济上弥补了改开前期跟其他先行省市的差距。但是于此相比最早几个特区，借中央的政策，借双轨制的差价，一手进一手出就早已盆满钵满。难怪在深圳庆祝特区成立十周年，轰轰烈烈地大张旗鼓地宣扬改开在深圳的巨大成就时，就有人说，深圳有十年的高速发展，但十年间没有向中央上交过一分钱。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