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沈志华教授的研究方向主要为中苏关系，1996年至2002年间，沈志华与社科院合作，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并组织翻译、整理、出版了36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在苏联冷战史这方面，其陆续搜集到两万多件档案，许多学者专程到沈志华家中查找资料，甚至韩国、美国等地的研究者都远道而来求助。中国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本文主要来自其会议发言，由于这部分内容沈教授在不同场合均有所讲述，因此内容略有节选。
朝鲜半岛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在做出关于半岛问题的决策时，必须对基本的历史知识和历史常识有清醒的认识。虽然现实条件和环境很重要，但也必须要回顾历史，认识到朝鲜半岛问题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中朝关系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对于现实问题的判断大有裨益。
一、中朝关系的特征
1950年10月，中朝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同盟关系，尽管双方的同盟条约是1961年7月签订的。在冷战时期，中朝结成这种同盟自然有它的背景、有共同的敌人、有共同的利益。它是在社会主义阵营这个大同盟之下的双边同盟关系。这个同盟关系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共同性就是结构性的缺陷——就是把党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混同在一起，一直没有区分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是这样，苏联和东欧还是这样。
但是中朝同盟之间也有其特殊性。
第一，不稳定。中朝关系绝不像表面上看到的，六十年一以贯之。公开的报道上从来没有讲过朝鲜的不好，朝鲜方面也几乎没有提过中国的不好。但实际上中朝关系从一开始就非常复杂。回顾历史，大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首先是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1953年中朝关系比较紧张，主要是决策层领导、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其次是1954年到1956年期间中朝关系非常冷淡，双方内政外交方面几乎互不来往，大使也不到任，朝鲜什么情况及形势也不跟中国方面讲。
1956年发生了一个突变。在此之前中国不关心朝鲜的任何事情，但是1956年中国高层认定金日成要和联合国单独发生联系，认为是一种背叛行为，并判定金日成就是东方的纳吉。但是1957年高层很快调整了政策， 1958年所有志愿军都撤回来了，这以后中朝关系不断升温，1958年、1959年中朝关系特别好。
到了1960年又下滑了，1960、1961、1962年期间是比较冷淡的时期。1963到1965年上半年又到了一个高峰，中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1965年关系又下滑了，到1969年降到冰点，双方关系非常紧张。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后中朝关系又迅速恢复，一直到1976年。
虽然两国一直保持同盟，但在同盟框架内有两次冰点、两次高潮。这和中苏关系、中越关系等等都不一样，其他的都是泾渭分明，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中朝关系从来就是起伏不定。
第二，不干涉。中国对朝政策除了1956年那一次，总体来讲毛泽东时代采取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包括朝鲜战争期间金日成把所有的“延安派”干部都清除了，彭德怀也从来不出面。这就和苏联对东盟内部的处理，比如德国问题、匈牙利问题、波兰问题、捷克问题所采取的方式都不一样。苏联从来都是武力干涉或者政治干涉，或者培植一个亲苏代理人来保持这种同盟关系。但毛泽东时代的做法不是这样，他不培植朝鲜内部的亲华势力，这是中朝同盟的一个特点。他这样做也是希望朝鲜在大事上能够和中方保持一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不能擅自决定。冷战时期高层对金日成是可以控制得住的，比如中苏分裂的时候，朝鲜跟着中国批判修正主义。中美关系缓和的时候，本来对朝鲜是很不利的，但是金日成也忍了。1975年金日成要发动第二次朝鲜战争的时候，中国反对，他也就放弃了。
第三，不对称。那个时期中国高层的理念和朝鲜高层的理念不一样。中朝是大国和小国的关系，因此中国对朝鲜是有求必应、百依百顺、要钱给钱。1953年战争结束以后，中国给朝鲜的无偿援助超过了苏联和东欧几个国家的总和，尤其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国力贫瘠。大跃进期间，中国在特别困难时期给朝鲜提供粮食，要粮给粮、要人给人。中国1954年组织朝鲜族人回国，总共4万多个家庭。困难时期1960年到1961年又有8万人越境偷渡，中国都容忍了，尽管这违反了1955年中朝边界管理协定。他老弱病残不要，都赶回去，中国还得派人去接。另外包括领土，1962年金日成提出要天池和长白山，中国基本满足了他的要求。当时的理念是天朝观念，只要你跟着我，要什么都可以，不讲代价。那时期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和朝鲜的关系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甚至说过要把东北交给金日成打理。1963年金日成视察了一次，东三省师以上干部分别接见，又把人都请到朝鲜办了一个东北干部疗养班，文革前办了两次。后来金正日说要视察东北，可能因为这件事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影响这些关系的因素有意识形态、思想上的因素，也有地缘政治、利益的因素，也有历史传统文化因素，此处不赘言。
二、中朝关系的裂痕
中朝关系的裂痕出现在毛泽东时代，不是在邓小平时代。起点是中美关系缓和，从1970年到1976年。仔细考察这6年文革后期的中朝关系，会发现非常诡异——表现上看特别好，但是特别脆弱。
第一是外交的裂痕。中国受到苏联的威胁以后，当时认定苏联是中国最大的安全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于策略考虑必须和美国联手抗击苏联。但朝鲜的外交政策是依靠苏联抗击美国，所以中朝在外交方针出现了分道扬镳的迹象。中国高层特意到平壤说：我们中美缓和关系希望你们理解。金日成说我能理解，但是要保证我的利益。所以他提出了几条。中美会谈的记录显示，中国人还是很卖力气，尽量满足他的愿望。
朝鲜特别担心的是他不想和中国闹僵，主要是怕腹背受敌。金日成和很多领导人都谈过这个观点，说中国对我们再坏也不能和中国关系搞僵，否则前面美国人、后面中国人都打我怎么办？中国也做了让步。原来中国不允许朝鲜脚踩两只船。现在既然朝鲜做了让步，中国也做了让步：你愿意跟苏联好就跟苏联好吧。所以矛盾就没有显露出来。
第二是意识形态的裂痕。中美关系一旦缓和，对原来的理念包括世界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一个冲击。中国曾经被看做是世界革命的旗手，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金日成也这样认为。1975年4月，他想见毛泽东提一个要求，想打韩国，但中国没有支持他。中国和美国拉近关系放弃世界革命是出于国家和民族利益需要、安全需要，但是这个利益和朝鲜利益在本质上开始发生了分裂。因为当时朝鲜的主要敌人还是美国。
毛泽东晚年很纠葛，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他不想放弃革命，但中国已经进入联合国，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怎么继续搞输出革命呢？毛去世以后，金日成提出世界革命中心转到朝鲜了，这就成为他76年以后主体思想的内核，即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平壤。所以在毛的晚年中朝关系发生了裂痕，但是并没有显露出来。
第三是同盟瓦解。到邓小平时期，两国的分歧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外交战略的分离。邓时代中国对美国关系的改变已经不是出于策略，也不仅仅是安全的问题，而是中国发展道路的问题。要开放、要改革，不和美国搞好关系怎么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不融入世界贸易体系，改革开放的出路在哪儿？所以这是一种战略性改变，这和朝鲜金日成想接过世界革命大旗在平壤树立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全背离。
其次是经济链条的断裂。原来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毛主席说不算经济账。现在不行了，企业都承包了，搞市场经济，不算经济账什么可以？1983年金日成送一批米格飞机到中国要求免费大修，企业不干。工厂都承包了，不给钱怎么办？邓小平批了两行字：“我们也是军火商，我们也要做生意。”不是说对朝鲜无偿援助就彻底没有了。经济贸易往来也存在，但是急剧下降。
再次是政治基础瓦解。所谓政治基础的瓦解就是中韩建交。中韩建交也是中国利益之所在，但是金日成看来就是背叛。他1990年9月15日和中国说的非常清楚：苏联已经背叛我们，你们不能再走这一步。当时中国说没有问题。但一年半以后中韩突然建交，在朝鲜看来中国就是背叛了他，政治互信基础不存在了。所以1992年8月中韩宣布建交，1993年3月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就是朝鲜走上拥核道路上的起点。
沈志华，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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