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一章 柬埔寨的历史和人物
【柬埔寨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和领土问题】
柬埔寨略大于中国的广东省，几十年前人口只有六百万，还不及广东的十分之一。柬埔寨王国分成二十个省，金边和磅逊（今“西哈努克港”）是两个直辖市。人口中高棉族占了百分之八十，因此它又名高棉国，国中百姓中百分之八十的是农民，百分之八十是佛教徒，那是一个山清水秀，林木葱郁，物质充裕，民风淳厚的国家。
中国历史很早就开始记载它，《隋书》叫“真腊”，新、旧《唐书?真腊传》叫“吉蔑”，唐代朝鲜僧人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记为“阁蔑”，《元史》为“继没”。其实，“吉蔑”、“阁蔑”、“继没”都是“高棉”的别写，元人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说：“其国自称曰甘孛智。”明代又有“甘破蔗”、“甘菩者”的写法，万历以后才定记为“柬埔寨”。
高棉民族古老而又背景特殊。高棉语、越南语、泰国语互相极不相同，而老挝语与泰国语较为接近。高棉族较之越族和泰族，皮肤显得黧黑而多斑点，柬埔寨人对自己的肤色很自豪，他们自称是“黑色的高棉人”。那些肤色较浅的人，往往被认为有中国血统，柬埔寨王室也是这样的棉华混血家族。
柬埔寨文字与泰文、缅文的形态相似，是从印度巴利文发展来的。柬、老、泰、缅四国是在印度文化圈内，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很大；而越南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很深，汉文和儒学教育很发达，胡志明会写中国传统诗词，这种人在柬埔寨人中是很难找到的。
柬埔寨人民崇奉的佛教，是所谓的“南传佛教”，它是从印度转道锡兰传入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的；而越南的佛教与中国的佛教是一个系统，是从西域传入中国，然后流入越南、日本等国的“北传佛教”。从吴哥窟建筑与泰国、缅甸建筑雷同，越南的庙宇与中国庙宇相似，就可以看出它们源头的不同。
湄公河三角洲和以南地区，包括西贡（今胡志明市，高棉语称Prey Norkor）在内，原来都是高棉民族的领土。十六世纪末，越南并吞“占巴国”（中国和越南历史记为“占城”）后，势力南扩；越南王将第六个公主嫁给柬埔寨济哲德王，这位六公主向高棉的夫王讨得了这片沿海土地，献给了越南的父王，法国殖民者将这片土地叫 Cosaoxine，意思是“六公主讨来的土地”，也就是所谓的“下柬埔寨”。
虽然柬、越两国相邻，但人种、语言、宗教、文化有很大的差异，历史上还因“下柬埔寨”而结下了很深的怨恨。这片领土争议几百年都纠缠不清，还是法国殖民主义者自作主张，将它划归了越南。因此，它是柬埔寨的一块心病。不仅波尔布特取得全国政权后，声称要收复下柬埔寨，西哈努克对此也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明朝末年，据说有一名叫“莫玖”的中国将军不愿降清，率领他的部属投靠越南王，适逢越南刚取得下柬埔寨，越南王就派遣莫玖带领部下来到这片土地驻屯。这些明朝士兵和当地百姓通婚，后裔自称“明乡人”，在西贡和南方各地，到处可见“明乡庙”，阮文绍政权的权贵就有不少自认是明乡人，他们每年都举行很隆重祭祖活动。越南南方的这片土地，是由棉、越、华三族融合而成的一个多血缘的社会。
经过越南的几百年统治和中国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柬埔寨的许多高棉族人也取汉姓汉名，例如下柬埔寨的大姓“山”、“石”、“金”、“周”、“宋”，与传统高棉姓氏有很大的区别；一般说来，从姓氏即可以辨出下柬埔寨人来，西哈努克时代的政坛和柬共的领导层，都有不少下柬埔寨人。金边《祖国报》社长山福寿，“自由高棉”的领袖山玉成，柬共领袖山玉明、英萨利、周成、宋成等，都是下柬埔寨人。
柬埔寨的华侨，大部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其中又以潮州人居多。华侨既善务农，更善于经商，生活水平高出柬族土著和越侨许多。华侨在商言商，善于处事，更没有因领土纠纷引起的感情纠纷，因此华侨的处境比越侨又要好得多。越侨主要住在沿河地带，从事捕鱼业，经济上的成功，远不如华侨。
柬埔寨土著排外心理不强，认同心理又非常宽松。有华裔血统的人，不会说中国话，不在清明祭祖，与柬族通婚，就被成为柬埔寨人了。我的外祖母是柬族人，母亲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我的父亲是从潮州来的，家中说潮州话，我们是认同中国的。但柬共领袖波尔布特、英萨利、乔森潘、农谢等，都有程度不等的华人血统，但他们都不认同中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现象。
【印度支那和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
一八六四年，具有不同语言文字的越南、寮国、柬埔寨三国，被法国整合成一个“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但柬埔寨社会依然保持宽容和自由；各族人民互相认同，和睦相处。西方殖民主义的到来，也带来了在欧洲游荡的社会主义思想。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暴力的列宁主义迅速又渗入印度支那。而中国农民共产主义的胜利，更教唆柬埔寨人民搞起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斗争，从此这个美好的国家变成了人间地狱。
二十世纪初，越南出了一位青年阮爱国，他就是后来的革命家胡志明。早年他在法国游学时，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法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他从欧洲回来，在广州参加中国的大革命，还曾经被捕入狱。一九三○年二月三日，他在香港主持成立了“印度支那共产党”。那时，党内虽然有寮国支部和柬埔寨支部，但主要成员都是越南人。一九三五年，印支共产党初具规模，在澳门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预设革命成功后，将根据人民的意愿，成立印度支那社会主义联邦，或成立各自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次大战期间，法国先败于德国，以贝当为首的“维希政府”与纳粹合作。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大举入侵东南亚，各国政府和人民发生了不同的态度，泰国王室政府和日本合作，以昂山为首的缅甸马克思主义兼激进民族主义团体，亦与日本合作以驱逐英国殖民主义。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当局则与日本有过一度相安的局面；而印支共产党人号召人民进行反抗日本侵略者和法国统治者的双向斗争。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印度支那的抗日斗争遂成抗法运动。一九五○年三月越南河仙举行预备性会议，黎德寿、阮清山、山玉明、杜沙穆、萧兴、高明等人与会，确定了未来的柬埔寨共产党追随越南路线的先期纲领。一九五○年四月十七日，山玉明在柬埔寨西南某地召集有二百人参加的会议，建立了草创性的政权。一九五一年二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决定自行解散，这个决定可能与当时“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有关。一九五一年九月山玉明在马德望省三洛乡主持会议，正式宣告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成立。
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设有三个分指挥所。在波萝勉省克腊宝的东部指挥所，负责人是杜沙穆，主管湄公河以东诸省，克腊宝近越南，周边有许多越南侨民，多数是橡胶园工人，越南共产党的影响很大。山玉明负责的西南指挥所，设在唝吥省，主管茶胶、唝吥、戈公、磅士卑诸省。萧兴领导的西北指挥所，莫森巴管军事，农谢负责财经，管辖马德望、暹粒、菩萨、磅清扬等省。
山玉明和杜沙穆，都是出家的僧人，山玉明还有“敏居士”（Acha Mean）的别号。他们都是先在下柬埔寨参加了印支共产党，后来被派来柬埔寨开展工作。两人都很淳朴谦虚，很受人尊敬。萧兴原名蔡兴，也是从下柬埔寨到金边来的，他先在金边一家很有名的“超包制药公司”当推销员，因此有人误会他是一位乡下的郎中，他被萧姓老板收为义子，就此改姓萧。一九五一年他曾被派往越南学习军事，受到过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阮友寿等的接见，回柬埔寨后指挥柬埔寨西北区反法武装，我的家乡马德望省，是他的主要活动地区。那时，萧兴是马德望地区人民心中的英雄，我的舅舅就经常讲起他的事迹。
有一位与我要好的同学，也参加了萧兴的游击队。金边和马德望之间有一条柬埔寨唯一的铁路，游击队决定伏击列车夺取武器物资。那时列车的前后都有装甲车保护，伏击地点就在离我家约四、五公里的山边。战斗一打响，敌兵死的死、逃的逃，游击队把能搬的搬走，队长就下令撤退，我的那位同学不听指挥，弄来一把铁锯子，把一门炮的炮架锯断，入夜时才将几十公斤重的钢炮扛回营地。那时，柬埔寨的政府军和游击队，都是纪律松懈、不会打仗的。
【日本与柬埔寨的第一次独立】
十九世纪后期，柬埔寨逐渐丧失主权，而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反视当时法国在柬埔寨的统治，相当宽松，而且保护传统。柬埔寨王室一如既往的存在，法国也只是有象征性的驻军，和代理外交事务而已。尽管法国殖民当局保护传教士，但佛教信仰也得到尊重，因此柬埔寨始终没有变成基督教国家；法国文化也只是在上层社会发生了一些作用，民间仍然保留了传统习俗。
二十世纪，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交织兴起，日本军国主义又一度赶走西方殖民主义。二次大战前，泰国几乎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的独立国家，它在大战期间就与日本合作，侵占了大片柬埔寨西部领土。荷属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运动领袖苏加诺，也与日军合作实现独立。英属缅甸的青年马克思主义领袖昂山，又在去延安的途中转向东京，然后与日本合作赶走英军，今天缅甸“社会主义”军政府的独裁领袖，都是他的思想子裔。
唯独法属印度支那出现不同的局面，一九四○年法国军队被德军击败，一次大战英雄贝当元帅领导的法国政府与德国签订停火协议。根据这个实质投降的协议，除南部及东南部外，法国大部被德军占领。贝当的政府总部设在法国中部非占领区的维希，故被称“维希政府”。维希政府下令海外属地与德日意轴心国合作对抗盟军，电影《北非谍影》（原名《卡萨布兰卡》）就是描写发生在摩洛哥的这段历史。
一九四一年，日本自己先不动手，而是唆使泰国进攻柬埔寨，但海陆两路泰军均被法属印度支那军队击退。这时日本就出面干预，它迫使法国殖民当局与泰国的代表在东京签署了一个条约，使柬埔寨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国土，而就是因为这个颠倒胜败的条约，使西哈努克的外祖父莫尼旺国王一气而驾崩，于是才有十九岁的西哈努克的继位。
尽管有维希政府的承诺，日军大举进入法属印度支那，还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偷袭珍珠港之后，但它允许法国殖民机构继续存在，于是就形成了法国殖民当局和日本军事当局双重统治的局面。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德日意轴心国败局已定，维希政府逃入德国境内，日本才决心结束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在战败前送给越老柬三国一个“独立”的大礼。
一九四五年三月，日本驻柬“高级顾问”和日军司令知会西哈努克，日本发动东南亚战争是为了阻止西方人的殖民活动，柬埔寨王国可于近即独立。于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择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三日，宣布废除一八六三年法国强加的保护条约和一八八四年的附加协议，宣布国家独立。
【民族主义者山玉成】
那时，距日本无条件投降只剩下了五个月的时间，历史已经没有留下足够的时间来证明柬埔寨得到的是“真独立”，还是“假独立”？而日本还找到了一个象缅甸昂山和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一样的反西方柬埔寨民族主义者来与他们合作，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山玉成。
山玉成，一九○八年出生于下柬埔寨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高棉族人，母亲是有一个中国血统的越南女子。他在法国完成了中学和大学的教育。一九三三年，返回印度支那，在金边一所法国人主办的“佛学研究所”工作。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有民族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如沈华和巴春。一九三八年，他们创办了柬埔寨历史上第一份柬文报纸《吴哥窟》；一九四一年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印度支那，《吴哥窟》的反法情绪也大胆冒头了。
一九四二年七月，巴春、文昌莫、杨世祖等人在金边发动了一场有二千名僧侣、学生、教师参加的要求独立的反法示威。警察在法国高级专员住宅外驱散群众，后来进行了大逮捕，游行领袖都被捕入狱，山玉成在日本军事当局的保护下，前往泰国占领的马德望，又从那里转往日本。
杨世祖是潮州华人的后裔，上辈在柬埔寨经销僧人的袈裟，他自己是一个有很高文化教养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民主主义者，山玉成毕生的友人。我后来在金边认识他，他会说潮州话，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
据《西哈努克回忆录》的一家之言，山玉成在日本以缅甸人身份，每月领取一百日元的薪水，他在“大东亚学校”学习两年后，获得陆军上尉军衔。一九四五年五月，西哈努克宣布独立后，山玉成乘日本军用飞机回到柬埔寨。西哈努克说，他的父母都是山玉成的朋友，是在他们的劝说下，山玉成才被任命为王国政府的外交部长。
山玉成的好景只有几个月，他组织了一支五百人的武装团体，它的成员大都成为后来柬埔寨军队的骨干。八月间，他带领这个团体举行政变，把西哈奴克赶出内阁。然而，在他自任首相的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紧接着，胡志明在越南发动了全国性的起义，那就是越南的“八月革命”，山玉成迅速承认越南的革命政权，表示也要抵抗法军的入侵，他亲自到越南境内与胡志明的下属谈判合作，然而他又提出了归还下柬埔寨的要求；他又派人去泰国周旋，却准备放弃收回西部领土的要求，两造都显得不识时务，因此都未能遂意。
英国的印度军队又率先来印度支那，执行受降日军的工作。最初，英国人打算像在缅甸同昂山合作那样，同山玉成合作。但听说山玉成准备抵抗，又使他们打消了这个主意。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法军远东派遣军司令勒克莱尔将军来到金边，就把山玉成抓起来，直到一九四七年初，山玉成才被法国当局判处了二十年监禁，后来转移到法国监视居住。
山玉成很有志气，四十多岁了，还在法国获得了法律博士的学位。西哈努克说山玉成不断写信给他，要求回柬埔寨。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山玉成乘飞机回到金边，受到执政的民主党人组织的热烈欢迎。他乘坐敞蓬汽车从波成东机场前往金边市区，道路两侧结集了近十万名欢迎群众，他们手持的小旗上写着“山玉成，我们的希望”，“山玉成，民族英雄”。这个从未有过的欢迎场面，使年轻而自负的国王深受刺激。如果西哈努克有气量与山玉成合作，柬埔寨民族未必会有后来的劫难。
山玉成没有加入金边的民主党政府，而是去了暹粒和接近泰国的西部地区活动，与追随他的文昌莫、杨世祖等人组织了自己的抗法武装，它就是“自由高棉”的前身。事实上，统称“伊萨拉”（Issarak） 的右翼反法武装团体，早在四十年代末就一哄而起，它们大都是些胡作非为的乌合之众，头目有塔春、蒲柴、诺罗敦?曾达拉西、西索瓦?育他旺等人。
美国一贯推行民选政府的政治理念，因此山玉成与美国一拍即合，很快就开始了亲美的立场。据说山玉成与美国驻金边大使馆随员有经常的接触。尽管山玉成被西哈努克描绘成“自由高棉匪帮”“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越南共产党始终与他保持良好的关系。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后，他担任过的“高棉共和国”总理，但又不能与这些人合作，而出走西贡，一九七五年越共占领西贡以后，山玉成继续留在那里，直到一九七七年逝世。
【柬埔寨的第二次独立】
法国人回到柬埔寨，以为一切都回到了战前，但日本导演的“独立”已经无法收回成命，于是双方在一九四六年初签订了一个临时协议，法国继续把持柬埔寨的财政、国防，外交、民族方面的权力；王国政府的自治权只限于在法兰西联邦内。这样，法国又重新恢复了殖民统治。比较起来，英法两国处理殖民地问题的手法大相径庭，英国在战时就作出了印度独立的开明安排，而法国则毫无远见，乃至相继陷入越南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泥坑，大失了颜面。
“越盟”是越南共产（劳动）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一九四五年开始的“抗法斗争”，在印支三国持续了八年。它最初是由越南共产党打着“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招牌，包打三国的天下，于是“越盟”也就成了印度支那三国左翼抗法军事组织的代号。
进入五十年代，越南共产党人又以印度支那共产党柬埔寨支部的名义进入柬埔寨，组建柬埔寨共产党（人民革命党），早期柬共领袖大部来自下柬埔寨地区，是一些听命越南发号施令的附庸。与此同时，印支共产党中国支部（侨党）的一批干部，也从越南转来柬埔寨，在中国侨民中发展组织。
一九五二年，是柬埔寨人民反法情绪高涨的一年，民主党在金边执政，在议会中长期保持优势，给亲法的西哈努克王室很大的压力，山玉成带来的民族主义热情，又逐渐形成街头运动。西哈努克从西贡召来法军摩洛哥兵团镇压街头的民众，同时他又很不智地解散了民主党政府，这招致了广泛的批评。然而，即便在大好形势下，山玉成整合“伊萨拉”的努力，也终告失败，左、右两翼的合作，就更无从谈起了。说来，在武装斗争方面，左翼（别称“柬埔寨越盟”）搞得有声色，右翼则涣散而没有作为。
一九五三年，竟也成了西哈努克领导“皇家十字军”争取独立的戏剧性一年。过去西哈努克是法国殖民统治的合作者，也是抗法斗争的对象；但在印度支那战争急下的形势下，他意识到如果继续站在独立运动的对立面，柬埔寨王室将与殖民主义同归于尽。去年他用殖民当局来压服自己的政敌，今年他又用抗法运动来恐吓巴黎的政客，而且表演得非常亢愤。
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西哈努克去法国度假，他给樊高?奥里奥尔总统写了一封信，表示“柬埔寨全国上下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两周后他又写了第二封信，追说柬埔寨军事形势危急，如果继续拖延，王家军队会迅速崩溃。他没有得到及时响应，于是他又去到美国活动，向西方暗示，如果不给柬埔寨以独立，共产主义就有可能得胜。他警告说：“在一个国家的独立愿望受到挫折时，什么情况都会出现的。”
西哈努克认为只有从法国手中获得独立，柬埔寨才能逃避共产革命；但满脑子冷战思维的国务卿杜勒斯，在简短的见面中，却告诫他与法国合作，否则柬埔寨将会被共产主义吞噬。两造话不投机，白宫非但没有宴请他，国务院还建议他去看看马戏杂技表演。两年以后，他见到周恩来后，就一头栽进了周恩来父爱式的怀抱。美国政府对这位身材矮小的东方小国君王的轻视，付出了历史性的代价，
《纽约时报》曾经报导：“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昨天警告说，如果法国人不在最近几个月内给他的国家以独立，就会出现这个国家的人民起来反对现政权，并同共产主义分子领导的越盟站在一起的真正的危险。”《华盛顿邮报》在一篇社论中也写道，“西方大国（美国）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而要结束这个处境的一个方法，就是听取柬埔寨国王的意见，并考虑在法兰西联邦内给予他更多的让步。”
是年五月，西哈努克海外游说后回到金边。获悉法国仍然没有移交权力的打算，于是他在吴哥窟附近建立起他的总部，一方面号召抗法力量团结在他周围，另一方面又再次呼吁法国给予独立，这无异于表明他要与法国决裂了。这很快起了作用，十一月，法国就正式将权力移交给西哈努克，柬埔寨王国政府在外交上行使主权，不再参加法兰西联邦最高内阁会议，一九五四年柬埔寨又退出了法郎区，发行自己的货币。
这是柬埔寨第二次独立，是印度支那大戏中的一幕。尽管这不能归功西哈努克个人，但一个如此蕞尔小国的王公，能有与大国斗争的谋略，还是不能不令人叹服的。
【日内瓦会议后的局面】
印支三国共产党的抗法战争，最后以奠边府战役结束。奠边府属莱州省，位于越南西北高原的一个盆地中，是靠近越寮边界的战略要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法军先以五千空降兵占领奠边府，目的是要以它为基地切断越、寮抗法武装的联系，为上寮地区法军提供掩护，后逐步增加部署，形成一个兵力一万六千余人，机场设备齐全的大型据点。越军由武元甲担任指挥，四万余人部队从北、南两个方向对奠边府形成合围。
中共则派出以韦国清（后授衔上将）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实地参与指挥。一九五四年四月九日，毛泽东曾以中共的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韦国清等人：一，不要吝惜炮弹；二，分割法军成南北两大集团；三，分段摧毁法军据点；四，逐段紧缩包围；五，狙击法军活动；六，展开政治攻势。以上战术取得有效的成果。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法军指挥官德卡斯特莱准将宣布投降，法国在印度支那战场的精锐被消灭，此役震撼了世界。
接着，苏联和英国召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美国和中国与会。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签署和议，法国同意印支三国独立，越南共产党将一切人员撤至十七度线以北，越南被分割成南北两方。协议规定越南方面撤走在柬埔寨和寮国的军队。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政府将实行中立立场。寮国爱国阵线党所属的军队（“巴特寮”），在丰沙里和桑怒两省集中，得了背靠中国和北越的地利。还规定柬埔寨和寮国于一九五五年进行国际监督下的普选。
名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柬共，原本就人气不旺，日内瓦协议又使它四面八方失去依托。因此，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表面上决定自行解散，承认西哈努克政权的合法性；大部分人员由主席山玉明率领，去了越南北方受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还有一部份人员留在国内参加竞选，尝试合法斗争。
【法国为柬埔寨培养了激进主义者】
四十年代末，一些家境优裕的柬埔寨青年去法国学习，柬埔寨政府也选派了一批学生到法国留学，其中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人才。当时，柬埔寨只有一千多人完成中等教育，这些留法学生回国后大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如耿万萨担任金边大学文学院院长，秀臣在金边行医收入丰厚；周成当过教育部长，后来又被委任为西哈努克的办公厅主任。乔森潘、胡荣、符宁都连续当选过国会议员，还都担任过内阁部长，他们都表现出卓越的学识和才干。
这些留法学生受到左倾思想的熏陶，大部分参加了法国共产党组织，而他们内心又更向往毛泽东暴力革命路线，思想远较柬共本土成员激进。这些留法学生的归来，使柬埔寨共产党如虎添翼，特别是波尔布特（原名“沙洛绍”）、英萨利、宋成等人，很快就取代了亲越南的本土派人物，从而成为追随中共的狂热领袖。
一九七○年三月十八日，朗诺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政府，柬埔寨内战全面开始，除波尔布特和英萨利外，乔森潘是露面人物，胡荣曾经是柬共根据地最有威望的领袖之一，符宁主管新闻，宋成是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福财担任西南军区政委。柬共进城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成为“民主柬埔寨”（简称“民柬”）政府的首脑。柬埔寨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些留法学生的手中。
【柬埔寨留学生中的几个重要人物】
耿万萨，生于一九二六年。五十年代初，他已经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也是巴黎高棉学生社团的精神领袖，还娶了一位很有才气的法国姑娘。一九五二年，耿万萨执笔为高棉学生联合会写了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抨击西哈努克利用法国军队推翻民主党政府。
是年十月，耿万萨带了他的妻子乘飞机回到金边，由教育部安排他在西索瓦大学预科任教。一九五五年，在联合国监督下，柬埔寨举行第一次全国普选，他参与了民主党竞选活动，我在马德望听过他的演讲，口才非常之好。他的杰出表现，竟使西哈努克恐惧到将他投进监狱。
耿万萨担任金边大学文学院的院长，我曾经在中国大使馆的宴会上见到过他。尽管他的朋友大都是共产党，但他始终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而且不因为有立场，而多是非，因此有清高的形象。一九七○年朗诺——施里玛达政变以后，他出任“高棉共和国”驻法国的大使，与他的共产党友人敌对。
耿万萨是一个西化很深的人，一个外向而自负的知识分子，他与波尔布特私人间的友情很深。但据说，波尔布特认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柬埔寨人”，而耿万萨又认为波尔布特“没有法兰西深度”。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西化知识分子，他们往往低估了一些带乡土气息的革命领袖，然而历史证明，后者更具有推行政治理念的毅力和能力。
秀木，一九二五年生于柬埔寨最富有的家庭，他的祖父是诺罗敦、西索瓦、莫尼旺三朝礼宾司长，敛聚了大量的财富。二次大战期间秀木已经在河内读书，他的叔叔文昌莫是山玉成的挚友，一九四五年他也回到金边帮助山玉成。一九四六年，山玉成事败入狱，秀木也出走到法国。他在阿尔卑斯山疗养肺病时，结识了一大批共产党员病友，因此也成了法共的党员。后来他和英萨利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一度聚集了二、三十人。
秀家四兄弟都成了柬共的成员，老大秀臣是医学博士，后来是民柬政府的卫生部长。老三秀春在柬共退出金边后，还在柬泰边境担任的财政部长，老四秀蒲拉西是驻联合国大使。我在金边认识秀臣，他富有同情心。秀家兄弟的人格都很高尚，尽管在柬共中并不居高位，但一直效忠他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在残酷的整肃中，波尔布特没有伤害他们；一九七九年，柬共退出金边，波尔布特还派秀木陪同西哈努克去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英萨利，原名金丹。一九三○年生于下柬埔寨的一个富裕家庭，后来家道破落，在波萝勉省读小学时，为一位英姓的僧侣继养，后来进了西索瓦大学预科。留法期间，他初习商科，后改学政治。其人身材高大，皮肤尚白皙，口才甚好，可能也有华人血统。波尔布特与他情投意合，后来又分别与乔奔娜丽、乔蒂丽姐妹结婚，成为姻亲。
英萨利一贯律人严而律己宽。据他的一个同伴回忆，有一次英萨利告诫他，与其和女生们去浪费时间，还不如用手淫解决问题。秀木有一次和法国女友同处，英萨利清晨就来击门，大声叫唤：“还有重要的革命工作要干。”然而，当十九岁的乔蒂丽一到巴黎，英萨利就把她的肚皮搞大了，还是大家伙凑钱让乔蒂丽去瑞士堕的胎。秀木认为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小圈子本来可以容有更多的人，但英萨利的作风使许多人离心而去。
英萨利是一个左倾、功利、自私，而野心勃勃的人，在巴黎读书时，他就告诉耿万萨，将来要回柬埔寨领导一个完全听他的话的政党。但是一九五二年，耿万萨代表高棉留学生写文章开骂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威胁要取消留法学生的官费。身为高棉学生会会长的英萨利，就开始抱怨：“这都是你的错，你已经拿到学位，但我们还需要读书，你应该回金边去为我们募一笔钱，让我们能够留在法国……”不义气作风，英萨利的毕生如是，秀木和耿万萨至老对他还有厌恶之心。
一九五七年英萨利从法国返回柬埔寨，一九六○年，与杜沙穆、农谢、波尔布特、苏品、高明等同时成为柬共中央成员。长期以来，党内排名英萨利虽在波尔布特、农谢之后，实际地位却在农谢之上，柬共遂成姻亲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家天下”。七十年代初，英萨利在北京监护西哈努克，他与“四人帮”关系密切，不仅思想左倾，而且言辞傲慢，西哈努克对他非常反感。一九七五年柬共进城以后，他担任民柬外交部长，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后，他屡屡对其下属发表藐视中共的言论，认为中国专家贪图物质利益。一九七七年我被召回中国前，中国大使孙浩提到这些事情，他对我说：“英萨利这个人很坏。”似乎与秀木、耿万萨、西哈努克有不约而同的评论。
英萨利与波尔布特是柬埔寨人民最为痛恨的人物，一九七八年柬共集团逃出金边以后，两人就被缺席审判，处以死刑。一九九六年，英萨利与波尔布特分道扬镳，西哈努克不计前嫌，下令赦免了他。英萨利就在拜林（华人称“珠山”）经营珠宝和木材生意，大发其财。近年有美国作家萧特（P.Short） 访问他，他将当年北京方面发给他的中国护照，以及孙浩与他从金边出逃路上的合影和盘托出，自然是与中共誓不两立了。
乔森潘，一九三一年生于柴桢省，父亲是一名法官。幼年好学，获政府资助去法国留学，并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九六○年回到柬埔寨，在金边创办法文刊物《观察家报》，因立论左倾，曾在闹市被流氓剥光衣服受辱。后来，乔森潘连任两届国会议员，还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的贸易部长。一九六七年，乔森潘与胡荣、符宁一起进入柬共根据地。
其人寡言、节俭，不近女色，因此威信很高，青年人称他“好人潘哥哥”。他的皮肤也较白，祖上可能也是华人，但不会说华语。他独居多年，有人说他性无能。西哈努克视察“解放区”时，柬共选了两位美丽少女服侍莫尼克公主，其中一位后来嫁给了乔森潘，并育有子女，据说还是西哈努克给他们牵的线。
西哈努克评价乔森潘是一个自爱的机会主义者，所以他才能多次逃脱党内清洗。乔森潘是继西哈努克之后，柬埔寨最有名望的政治家；但在党内却没有拍板的权力，长期在“中央候补委员”的次要地位上。
他忠于波尔布特，直到波尔布特死去，才离开柬共最后的据点。至今他一味抵赖柬共反人类罪恶中他应负的道义责任。
宋成，一九二七年生于下柬埔寨，留法学生，主功政治学，在巴黎参加柬埔寨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回柬埔寨后在中学校任教，周成担任教育部部长时，宋成主管教育部的日常事务，一九六三年成为柬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继波尔布特、英萨利后，是进入丛林的第三人，后来他领导组建柬共军队，长期担任柬共军队的总参谋长，柬共进城后任民柬国防部部长，其人思想非常左倾，同时兼管S-21监狱的清洗审判。
柬共退出金边后，八十年代末开始与乔森潘去巴黎参加联合国主持的四方谈判，后来因为主张参加一九九三年的全国普选而被波尔布特怀疑，进而丧失柬共军队的领导地位，一九九七年在安隆汶基地与妻子云娅及子女七人一起，被波尔布特下令杀害，尸体用车辆碾压。这个暴行激怒了的柬共残余部队，起而推翻波尔布特。
胡荣，留法激进学生领袖，一九五一年夏天曾率柬埔寨留学生去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东柏林与高明率领的柬埔寨革命青年团会合。他在法国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返回柬埔寨，连任两届国会议员，还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经济部长。无论在西哈努克政府中任职，还是在柬共高层工作，他都以直言雄辩闻名。一九七二年他就反对在根据地成立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主张。柬共进城前，他又反对波尔布特驱赶城市的人民的预谋，而被波尔布特杀害。夫人温悦玲，是磅占省哥士丹一带的华裔。
符宁柬埔寨留法学生，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回柬埔寨后与乔森潘、胡荣同期当选国会议员，并连任八年，曾出任西哈努克政府的司法部长。中国“四人帮”当政时期，与西哈努克政府关系一度紧张，柬中友好协会会长、王室大臣凌易辞职，符宁以理事会成员代理会长。在战争年代至民柬政府，符宁一直被担任新闻部长一职。由于反对迫害人民，要求接受外援，以减轻人民的负担，而在整肃中被杀于S-21监狱。西哈努克对符宁的评价极高，认为他是柬共中出类拔萃的人才。
【沙络绍——波尔布特的家世】
柬共的真正领袖是波尔布特，他的原名叫沙络绍。五十年代政府档案说他出生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民柬的广播电台说他生于一九二五年；他的弟弟说一九二五年是正确的。他的家在离磅通城不远的坡礼沙亩村，距离金边一百七十公里。他父亲叫宾沙络，母亲叫淑娘。兄弟姐妹共九人，沙络绍排行第八。家有一间高脚房，周围长了许多椰子树和芒果树，在村中几十户人家中，算是最富裕的。
沙络绍祖上有中国血统，但连祖宗的姓氏是什么，也不清楚了。十九世纪末，法国、越南、泰国不断侵扰柬埔寨，他的祖父忠于高棉王室，后来被敌人杀死。他们一家虽然算不上是贵族，但有这个勤王的祖辈，地方上对他们很尊重。沙络绍的表姐娘美（Niang Meak）貌相娇美，就被地方政府推荐进了王家舞蹈团，后来被西索瓦?莫尼旺王子（西哈努克的外祖父）相中，纳为王妃，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莫尼旺登基后，娘美主理后宫，掌管女眷，她的儿子哥色拉（Kosarak） 当过宪兵上尉。
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沙络绍的哥哥络松也在王室谋了一个小事，后来姐姐沙良也被召进了宫，而且成为莫尼旺的爱妃，一九四一年莫尼旺国王死的时候，沙良就伺候在他的身边。后来她回到家乡，改嫁给一个警察。沙络绍非常忌讳这一层社会关系，只愿说他是农民的儿子。
十岁光景，沙洛绍就来到金边，先在与王室关系密切的波东华戴寺当小和尚。当和尚在柬埔寨是体面的事情，他成名后说自己在寺院修身三、四年，其实只有六、七个月。不过他在寺庙学到了许多僧侣的礼仪，他毕生说话很有魅力，也很有风度，还善于掩藏自己的真实思想，这都有助于他盘踞柬共最高的地位。
一九三六至一九四二年间，他在金边一间天主教教会小学读书，与乔森潘的弟弟乔成金是同学。据乔成金回忆，沙络绍成绩很差。后来，沙络绍到磅占市的西哈努克中学上初中，又与胡荣、乔森潘是同学。朗诺的弟弟朗龙，是他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两人的友谊保持了相当长时间。因为学业很差，初中毕业后没有进得西索瓦大学预科，而只能去一间法国人办的技工学校学木匠，幸亏在这间蹩脚学校毕业时名列前茅，于是也得到政府的奖学金去法国留学。一九四九年这批官费学生一共二十一人，胡荣、乔森潘都在其中。
十五岁前，沙络绍还被人当做小孩子，可以随便出入王宫去看他的姐姐和表姐，后来他成了名，住在巴黎的两个老王妃还记得他。柬埔寨王室很淫乱，莫尼旺国王有几十上百个妃子，年轻时纵欲过度，老来身体就不好，因此后宫女子很寂寞，很放肆，见到穿校服的“小绍”来了，就取笑他，还解开他的裤子，抚弄他的生殖器，直到叫他受不了……
络松直到金边落入柬共之手，才回到家乡。据说，他在公社食堂见到波尔布特的“标准像”，于是他以类似中国“历史反革命”的戴罪之身，诚惶诚恐地向公社干部报告，说他是“柬埔寨人民最伟大的领袖”的哥哥，然后他的处境有所改善。据络松回忆，沙络绍幼年忠厚老实，甚至怕见杀生，还说他的这个弟弟从法国回来后，在他家寄居了一个月，常常向他赞美苏联和南斯拉夫，沙络绍离开他家后，两人就没有再见过面。
【沙络绍在法国】
一九四九年九月，包括沙络绍在内的二十一名柬埔寨学生，从西贡搭乘一艘“牙买加号”轮船前往法国。他在马赛上的岸，十月一日的那天到达巴黎，他寄住在已故莫尼旺国王的一个侄子西索瓦?索莫诺蓬的公寓，两人还进了同一所无线电技术学校，他在金边学的是木匠，科学基础很不好，但第一年很努力，除了一门功课差一点能及格，其它科目还差强人意。
一九五○年暑假，沙洛绍与一批柬埔寨和法国派学生，去南斯拉夫参加义务劳动。那时，铁托被斯大林指责为修正主义，受到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孤立和围攻，但法共与南共保持着正常的关系，这个青年活动可能是法共组织的。那时，西欧国家的经济已经恢复，东欧国家仍然没有摆脱穷困，有些柬埔寨学生很快意识到这是集权制度的问题，但沙洛绍却对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很着迷，第二年夏天他又再去了一次。
当时，沙洛绍并不是柬埔寨学生中最激进的，但也逐渐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加上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读书人，于是成绩就一落千丈，政府的奖学金也被取消了。而西索瓦·索莫诺蓬一年后就回了柬埔寨，沙洛绍连住所都不能落实，在巴黎非常潦倒，常常和进步学生挤挤铺，于是他与迟一年来的英萨利搞得很熟。这时，耿万萨向他伸出援手，照顾了他的生活，他在巴黎待了不到四年，就回了柬埔寨。
在耿万萨心目中，沙络绍是一个不入流的东方人，他晚年回忆这位轰轰烈烈的友人，不仅说他没有法兰西的深度，而且说他“根本没有办法结交朋友”。而晚年的波尔布特也承认自己的学问和法文都不如人，因此他在这群学生中寂寂无闻。而锋芒最露的则是英萨利，领袖欲溢于言表。英萨利和秀木曾经去拜访山玉成，征求他的政治意见，一九五一年乔奔娜丽和乔蒂丽姐妹也相继到来，沙络绍结识了乔奔娜丽。
一九五三年一月，沙洛绍又是乘他去国时所坐的“牙买加号”回到西贡的，他一共在法国逗留了四十个月，与后来带了博士帽归来的乔森潘、胡荣、符宁相比，或许是学无所成，境况要寒酸得多。但是，他更早以职业革命家的身份进入了柬埔寨共产党的高层，因此在党内的资格与地位，要比那些“学成回国”的友人们高了许多。
【沙洛绍归国参加斗争】
一九五二年底沙洛绍动身回国，学业不良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他也负有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使命，是年西哈努克解散民主党政府的“政变”，激怒了在巴黎的高棉留法学生，他们很想了解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情况，来作为今后参与斗争的策略依据，于是沙洛绍就自告奋勇，第一个回柬埔寨了，而且他写了若干报告给巴黎的小组成员。
一九五三年一月某日，沙洛绍在西贡下船，坐汽车到金边，回了一次磅通老家，然后就到磅清扬省西南山区的诺罗敦·曾达拉西亲王领导的“伊萨拉”游击基地待了两、三个月，诺罗敦·曾达拉西是西哈努克的堂兄弟，但却是一个反法反王权的志士。沙洛绍对这支“伊萨拉”的看法很坏，认为这些人根本没有干任何事情，行为却又和土匪没有两样。
于是他又回到金边，找到原印支共产党驻柬埔寨代表范文波，要求以法共党员的身份转入印支党，但那时印支党名义上已经停止活动，范文波发现他与王室和知识界有很多关系，就要他到波萝勉省的“越盟”基地去接受杜沙穆的领导。二十多年后，范文波再次出现在金边时，身份是“越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民主柬埔寨大使”，而沙洛绍已经是“民主柬埔寨”的总理，柬埔寨共产党的党魁了。
这个东部基地在波萝勉省最东端的克腊宝（Krabau）地方的密林中，它的北面是磅占省，南面是柴桢省，东面不出几公里就是越南的西宁省。说来，这是货真价实的“越盟”基地，里面几乎全是越南人，说的都是越南话。一九五三年八月，沙洛绍和赖沙孟进入基地，其时抗法斗争已近尾声，他在那里遇到了杜沙穆和年轻的高明；后来还有几个高棉留法学生赶来参加，如麦勉和钱金安等人。杜沙穆是名义上的领导人，比沙络绍要大十岁，他觉得沙洛绍忠厚可靠，于是就把他留在身边，当做自己的助手。
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达成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后，山玉明带了近两千名武装人员撤往越南北方，杜沙穆等则转入了地下。八月间，在埋藏了所有的武器以后，沙洛绍、麦勉、钱金安等离开了克腊宝基地，绕道越南才各自回到了金边。赖沙孟则去了越南，一九七二年病死在河内。
后来，麦勉脱离了革命，柬共进城后他也被赶出金边，他死于二○○一年，死前对英文《波尔布特》的作者萧特有许多翔实的回忆，他对柬共仍然怀有真情。
钱金安在法国学工程，他一直从事革命活动，但总是格格不入，郁郁寡欢，七十年代初他在西南“解放区”宣传部部长的任上，上吊自杀，了断了与革命的痛苦纠缠。而沙洛绍继续着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沙洛绍在金边的活动】
结束了武装斗争，留在柬埔寨的柬共党员大概有八百多人。越南共产党信任的是山玉明、杜沙穆和萧兴三人中，山玉明去了越南北方，还带走了两千人；萧兴则滞留在越南南方，直到一九五六年才返回金边。因此，杜沙穆成了柬共的实际领导，他又是一切听命越南人的。据说，越南方面更相信萧兴，认为他非常聪明，但他又很不成器，不仅意志消沉，后来还与政府通信息，但他又做得很有分寸，因此柬共并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萧兴是柬共后期领袖农谢的姨父，他把农谢引上了革命的路，二十年后又死于这个外甥之手。
在杜沙穆的领导下，柬共分成了“公开的”和“秘密的”两个部分，公开部分叫做“人民党”或“人民派”，是高明、努波潘、农顺、朱杰这一班人马，他们积极筹办一份《人民报》，“秘密的”就是杜沙穆、农谢、沙络绍、苏品等人。农谢和沙络绍等人开办“儿女中学”和“增智中学”，吸收失意青年，扩大党的队伍。后来回国的乔森潘、胡荣等人也都曾经在这两间中学任教。
柬共秘密工作的中心，就是打进反对王权的民主党，在民主党中形成一个“左翼”，逐步把民主党导向“反美”的方向。而担负这个重任的就是未来的波尔布特，当时刚满三十岁的沙络绍。而最了解沙络绍的，又是民主党的活跃人物耿万萨。沙络绍刚从克腊宝基地回到金边不久，就找到了这位在西索瓦大学预科教书的老朋友，他一口隐瞒了在“越盟”的那段共产党经历，只说自己在曾达拉西亲王的“伊萨拉”里呆了很长的时间，聪明的耿万萨全部信以为真。
沙络绍经常和耿万萨夫妇一起用早餐，每当耿万萨去参加会议，沙络绍就替他夹皮包，于是他以耿万萨的助手模样，也进入了民主党的上层圈子。去法国前，沙络绍就结识了一个名叫宋玛利的美丽女子，他们在金边重新相会，耿万萨夫妇去学校上课，就把屋子让给这对恋人相处，宋玛利认为沙络绍会在政界青云直上。
其实，沙络绍的生活非常艰苦，他住在贫民区的一间非常简陋的高脚楼上，光地板上除了床垫，只有一堆从法国带回来的书籍。但是沙络绍的姐姐给了他一辆不新的“雪铁龙”轿车，使这个穷光蛋在那位金边佳丽面前，足以有一副前途光明的政客形象。
【动荡的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是柬埔寨的选举年，那是一场接受国际监督的选举，如果顺利进行，就意味着柬埔寨走上宪政民主的道路，而西哈努克将成为一个“虚君”。然而，西哈努克对政治有着不倦的兴趣，他的顽强的参与欲和表演欲，把柬埔寨的政治搞得一团糟。
西哈努克心中的对手并不是柬共，而是共和主义的民主党人，从一九四七年以后，民主党在各次选举中都获得大比分胜利，因此在议会始终占绝对优势。民主党有许多著名人物，内部还分成左翼、右翼和贵族三派，但精神领袖还是民主意志坚定的山玉成。民主党反对王权专制，使西哈努克头痛不已，竟至于他会指责民主党“一党独大”。
一九五二年六月，西哈努克利用法国军队解散了民主党内阁的恶性事件，造成双方更严重的对立。一九五五年选举到来之前，西哈努克就抱有组党参政，击败民主党的决心，一个封建帝王组党去战胜一个民主政党，是非常有违宪政学理的。然而，柬埔寨人民君权意识非常严重，西哈努克的胡作非为竟也有人拥护。
西哈努克不惜挑战程序，先以“全民公投”的形式修改宪法，然后举行全国议会选举，恢复议会民主。理由是这个宪法是一九四七年他“批准”的，而不是国民议会通过的，因此，他有权收回这个宪法或进行修改。国际监督委员会对这种蛮横非常不满，但又莫奈何他。据说参选率非常低，结果只有不到两千张反对票。
原本大选是要在上半年进行的，竞选活动扣人心弦、如火如荼，明星之一就是光彩夺人的耿万萨，因此民主党的势头非常好。二月底，西哈努克在民主党一次群众大会会场附近的一个深宅，听了扩音器传来的会议中的热烈讲话。三月二日，他突然宣布逊位，把王位让给毫无政治野心的父亲，而自己则改称“亲王”，于是他就在“还政于民”之前，以一个“平民”身份投身到政治角逐中去，保住自己帝王的权力。
一九五五年四月，西哈努克赴万隆会议之前，宣布建立“人民社会同盟”。该联盟的成员主要是贵族、官吏和职员。后来，朗诺、塔春、宋双、沈华等有名望的人物，也先后加入了人民社会同盟。当时有十几个政党参加竞选，真正有势力的反对党除去民主党外，还有自由党和人民党，自由党因领袖转而支持西哈努克而不再有反对党的色彩；人民党则就是“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即柬共的化身。
杜沙穆和范文波意识到人民党的力量单薄，而民主党势力很大，于是他们决定了帮助民主党击败御用政党的战略。于是秀木被动员从法国赶来助选，耿万萨的演讲吸引了很多听众，场面热烈壮观。由于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合作，民主党的声势席卷全国，使御用政党处境非常尴尬。七月底，西哈努克向耿万萨发出建议，让民主党和人民社会同盟联合组织政府，但遭到民主党的拒绝，于是西哈努克就开始下毒手。
首先，西哈努克封杀了许多民间报纸，接着又恐吓秀木的母亲，因此秀木只能回了法国。后来，民间政党的标语被毁掉，竞选演讲场地被捣乱，电源被切断。又发生抛掷手榴弹阻扰竞选，和枪杀民主党的支持者的恶性事件。最后，西哈努克下了杀手锏，干脆把耿万萨投进大牢。
高压令人气愤，但专制也终于奏效。选举在九月十日进行，御用的“人民社会同盟”获得三份之二的国会议席位。然而，民主党仍然获得百分之十二的九万多张选票，人民党获得了百分之四的三万多选票，也不能算是很坏的结果。但这次选举使御用政党“一党独大”，从此在“民主制度”招牌下的封建君王就更加随心所欲了。
一九五五那年，西哈努克三十三岁，他既没有“君主”风度，也没有“君子”风度，但倒也不乏明智，选举结束后他封官赐爵，将各党派的头面人物，吸纳到执政联盟中来，也让耿万萨脱离了牢狱之灾。但是，西哈努克从此与左、右两翼都结了很深的怨。那年他又在万隆会议上结识了周恩来，开始表现亲华的政治倾向。今天，他已经年过八十，但我们可以评价他毕生对于虚君宪政，都没有过一个合格的理解。
山玉成曾经因为反西方殖民主义，而走上了与日本合作的道路；现在又因为他是反王权，而对西哈努克的权术深恶痛绝，而走上了政治上彻底亲美，和组织武装反抗的道路。从此西哈努克把山玉成的党人叫做“自由高棉匪帮”，他对“红色高棉”的防范，远不及对“自由高棉匪帮”的痛恨。柬埔寨的政治从此走上了不归的暴力对抗之路。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八日，得胜的“人民社会同盟”的刊物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民主党胜选，就等于让共产党胜选，那将是柬埔寨人民的大不幸；人民不会再有幸福的日子，全国人民将会变成政府的工人，不仅私人不能拥有汽车，连三轮车夫也将失业，因为再也没有人坐三轮车了；那时人们不会穿不同衣服，而只能穿同一种颜色的布料；人们将不会有好的食物可吃，想超越这种生活模式，将会受到格杀。
然而，专制主义并没有把共产主义杜绝在门外，一九七五年柬共统治柬埔寨的时候，一切变成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事实，这一语成谶。难道西哈努克的专制主义，就不是波尔布特的共产主义的合谋吗？
【沙络绍与乔奔娜丽的婚姻】
民主党如果获胜，耿万萨可能是山玉成总理麾下外交部长的不二人选，而沙络绍则很可能成为一个家有娇妻、勤奋务实的新式官僚。然而，一九五五年大选以民主党的失败告终，这对于金边小政客沙络绍的爱情生活，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女友宋玛利竟弃他而去，去当了西哈努克头号谋士沈萨利的小老婆。沈萨利很早就当过首相，后来又到伦敦当大使，宋玛利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同往，结果姘头挨了大使的拳头，还上了英国的报纸，大丢了柬埔寨的颜面，西哈努克知道后，免了沈萨利的职，沈萨利一怒又去曼谷投靠山玉成。
在政治和爱情上都非常失落的沙络绍，来到了孤独而古板的乔奔娜丽的身边，他们在巴黎就结识了，但没有爆发倾慕的火花。以柬埔寨人的眼光，沙络绍很象中国人，而且是一个很英俊的男子。据说，乔奔娜丽曾和一位医学博士廖天英热恋，但廖母不赞成，让儿子娶了磅通城的一位经营汽车运输的华商之女，这无疑对乔奔娜丽打击很大。
乔奔娜丽生于一九二○年，家乡在磅通省的东咬双 （Krasang）镇，离沙络绍的家只有十公里的路程，东咬双在金边到暹粒的六号公路上，去暹粒的汽车要停车，让乘客下车方便和吃饭。乔奔娜丽的父亲是一位法官，她本人是获得法国大学文凭的第一位高棉女性，她回国后也在金边西索瓦大学预科教书，与耿万萨是同事。
一九五六年七月，乔奔娜丽突然宣布与沙络绍结婚，那年沙洛绍三十一岁，乔奔哪丽比他大了五岁，已经步入中年。柬埔寨嫁娶中少有新娘岁数比新郎大的，因此有人议论纷纷。以乔奔娜丽的才学和社会地位，嫁给一个没有固定职业的男子，引起了种种揣测。而英萨利非但没有他的大姨子是下嫁了的想法，反而认为乔奔娜丽的相貌是配不上沙络绍的。
乔奔娜丽谈不上是一个丽人，而且平时不喜欢打扮，不戴首饰，只是留着一头短发，喜欢穿着深褐色的衣裙，更像是一个小女生。但她很有敬业精神，得到学生们的尊敬。有人在背后叫她“老姑娘”，但她婚前表现得很愉快，甚至戴起了项链。她的学生回忆，老师的新房布置得很简单朴素，墙上只挂几幅中国山水画，家具的摆设也很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书架上放着几本不引人注目的书。
沙络绍高大英俊，彬彬有礼，喜着蓝色长裤和白色短袖衬衫。他对人谈话循循善诱，很富于吸引力和感染力，听得客人们乐而忘返。婚后沙络绍也执鞭从教，教授法国文学，据说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师。乔奔娜丽婚后不久，就发现得了子宫癌，切除手术做得很好，因此她没有为沙络绍生育儿女。
他们的许多学生和同事，后来成为柬共的骨干。几十年后，薛切回忆说，他一九五九年加入柬埔寨共产党，乔奔娜丽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薛切后来是柬共军队的后勤部长，但在整肃中被杀。因此乔奔娜丽和沙络绍很早就是共产主义的同志。他们的婚姻是基于同志间的爱情。
【柬共彻底转入地下】
一九五五年大选以后，西哈努克采取了极端手段镇压左右两翼的反对派。一九五七年，民主党指责政府官员贪污和王室在地产上涉嫌舞弊，他邀请民主党派代表到王宫与他辩论，辩论完毕民主党代表离开王宫时，被王宫卫队拖出了汽车饱以拳脚和枪托。以后几天暴力事件连续不断地发生，民主党根本无法生存，于是不得不自行解散了。
一九五八年大选又临近，这时只剩下人民派还有一点声音。人民派就腐败问题批评政府，西哈努克就派人暗杀了《人民报》社长努波潘，还在国民大会上羞辱该派发言人农顺，会后他的支持者围攻农顺，几天后农顺就被逮捕，还被判处了死刑。人民派在高压下瓦解了，但西哈努克还假惺惺地宣称不会剥夺人民派的参选权。这些暴行引起了西方舆论的抨击，农顺才被减刑，朗诺—施里玛达政变后，他才被释放。
公开的政治活动被压制，秘密活动自然也大展拳脚，一九五九年发生了几起谋杀西哈努克的活动，特别是一个来自香港的礼品邮包，在王宫炸死了西哈努克的一个亲王表弟。他怪罪这是美国唆使的，但以他对政敌的严酷，有人要去谋害他，也是不足为怪的。另一起事件是暹粒省的地头蛇的塔春，与南越吴廷琰政府密划推翻西哈努克，但是被发现。塔春在逃亡的路上毒瘾发作，无以自持，遂被追兵击杀。
在柬埔寨无法立足的山玉成，在与泰国和南越相邻的边境组织武装，美国对山玉成一直有良好的看法，这又使西哈努克与美国、泰国、南越结了怨，他的伶牙俐齿开始反美，如说美援腐蚀了政府官员，还使美国得以在柬埔寨培植其代理人等等。明眼人一听，就知道是歪理，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是柬埔寨自己的政治体制问题，怎么能怪罪是美国的阴谋呢？
经过长期的打压，人民派的公开活动停止，柬共就完全进入了地下状态。参加柬共活动的成员，也从八百多人减少到只有两百多人了。那是一个消极和变节的时代，很象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后，中共大批党员脱离革命的景象，就连越南共产党最信任的萧兴，也在一九五九年脱离了柬共，据说他还成了情治机构的线人。
西哈努克对共产党“内外有别”，他与越南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一九五七至一九五九年间，越共南方局在南越当局的高压下，撤入柬埔寨，后来还在金边秘密地点办公，负责人就是后来越南劳动党的总书记阮文灵，西哈努克对越南共产党的这些活动眼睁眼闭。
【柬共正式建党】
一九六○年九月初，越南劳动党在河内召开中央会议，通过了重启战争夺取南方的决定，山玉明可能也出席这次会议。战争将在越南南方进行，物资供应必须通过老挝和柬埔寨，因此越南方面决定恢复对老挝和柬埔寨友党的支持，但是天下没有不自私的民族，也没有不自私的政党，越共又强调“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在开展斗争时，必须不影响越南和西哈努克合作关系，不要进行自己的武装斗争。
越南劳动党是老谋深算的，后来战争的历史几乎完全在它的预算之内，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和柬埔寨的磅逊港，分别成为支持越南南方战争的陆海孔道。那时，老挝共产党人有自己的枪杆子和根据地，他们在越南的支持下夺取政权，只是时间而已。而柬埔寨的共产党人两手空空，事事必须听命越南。
同年九月底，“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在金边铁路某路段的一个破房子召开代表大会，会址是秀家老四秀蒲拉西安排的，那时他在铁路上做事。与一九五一年六月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一样，这次会议也是在越南方面的催促下召开的。会上将党名更改为“柬埔寨劳动党”，与“越南劳动党”同名，表面上显得更平等，事实上越南方面可能要求柬共与它更同步。
与会二十一人，选出杜沙穆任总书记，农谢任助理书记，沙络绍任第二助理书记，上述三人组成常委会，苏品和英萨利任候补常委，英萨利一九五七年才从法国回到柬埔寨，他的这个地位显然与沙络绍的引荐有关；高明和山玉明等也在任中央委员榜上。当时的分工是，沙络绍负责北部地区，农谢负责西北地区，苏品坐镇东南地区，高明主管西南地区，金边事务由英萨利负责。
这次会议被说成是柬共正式建党的标志，也不无道理。过去的“柬埔寨越盟”、“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柬埔寨人民党”的领导人都是越南共产党的附庸。这次会议虽然也是在越南安排的政治轨道上，但它毕竟自行选出了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柬埔寨共产党的开始。
【杜沙穆失踪和波尔布特时代的开始】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柬埔寨劳动党的总书记杜沙穆，突然宣告失踪。至今，这还是一个谜团。杜沙穆曾经出家多年，据说是一位很有涵养的人。我们没有关于杜沙穆出生日期的资料，只知道他比沙络绍大十岁，因此大约出生于一九一五年，至一九六二年失踪，应该是四十七、八岁的人了。
杜沙穆失踪后，身为助理总书记的农谢，坚持推举沙络绍继任总书记。农谢的这个做法，与他当时的不佳处境有关。萧兴是他的姨父，萧兴的变节可能使他尴尬；而党内一笔款项的处理，又引起了一些非议。他或许觉得，勇进当领袖还不如安于做助理；也或许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如沙络绍。总之，农谢的“举贤”，使他长期与领袖沙络绍保持了无猜的一致。
从此，柬埔寨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变化，它的领导权从与越南关系密切的人手中，转而为一些留学生控制。其实，这些在西方学习过的青年，对西方民主制度，乃至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都很肤浅。相反，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的成功，使这些柬埔寨的激进分子的斗志倍受鼓午，他们更醉心于“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
杜沙穆僧侣式地追随越南路线，一定也使沙络绍很感厌倦。后来曾担任越南财政部长的越共高干阮清山回忆，在一次联席会议上，讨论柬埔寨革命高潮迟迟未到的原因，他发言说是柬埔寨农民占了人口的主体，而且信仰佛教，相信因果报应的农民，以当和尚为荣，兼以社会压迫也不强，就很难激发革命的热情。阮清山记得与会的沙络绍听了他的话，当即表示这是对柬埔寨民族的侮辱。
沙络绍是一个亢奋而有魅力的人，他善于言谈鼓动，但又城府很深，柬共领导层的留法学生和老资格革命分子，都成了他的精神俘虏，至死也不敢反抗。沙络绍毕生思想虚妄，幻想创造奇迹，还善于说大话假话，每当重要关头，他总是将柬共引向错误的方向，他说过：“遣散所有金边市民，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做不到的创举。”
沙络绍一直向往“斯大林”那样“钢铁”般的名字，在地下活动期间，就开始使用化名“波尔”，他后来将“波尔”变成“波尔布特”，更象一个农民的名字。一九七六年，“民主柬埔寨”宣布成立时，柬共宣布民柬政府总理“波尔布特”，是一个橡胶园的工人，秀木还对法国新闻记者一口咬定，这位总理是“割胶工人”，居然把全世界都骗了。
波尔布特的时代，终于在柬埔寨到来。后来，“波尔布特”这个名字比“红色高棉”更加恶名昭彰。中文译著《波尔布特》的作者，以自己与九十年代初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见证，柬埔寨农村的小孩在听到这个可怕的名字时，就会停止哭泣。
【农谢其人】
农谢原名叫刘炳光，一九二七年七月生，父亲刘寮，是马德望市上街镇附近的华人后裔，母亲杜彬，有柬埔寨血统。农谢在六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他的一个妹妹嫁给军人金山上校，小妹妹嫁给一个银行行长。农谢的弟弟刘炳威，在海关做事。他的姨表兄萨速沙康将军，当过西哈努克政府的安宁部部长，相当于柬埔寨公安、警察系统的负责人，后来又曾经是朗诺政府军的总司令。说来，农谢的家世还是颇有地位的。但是，柬共前身柬埔寨人民革命党的军事领袖萧兴，又是农谢的姨父，他对农谢的一生起了很大的影响。
农谢幼年在马德望读小学，小学毕业时，日本占领东南亚，与日本结盟的泰国强占了柬埔寨的西部省份，马德望省在泰国的管辖下。农谢曾经在曼谷很著名的Thammasat大学攻读法律，改取泰名“隆烈”（Long Rith）。毕业后在曼谷一间银行任职，一家泰国望族还准备将女儿嫁给他。还有一种说法，他在泰国就参加了泰国共产党。
一九四七年，农谢父亲病故，他返柬奔丧。那时马德望地区已经回归柬埔寨，乡间都在抗法的越盟势力的控制之下。在返回曼谷前，他选购了一些“沙隆”，那是柬、泰、寮三国妇女喜爱的丝织围裙，准备带去送给泰国的未婚妻，谁知在过关时被关员没收。他非常气愤，立志要铲除腐败的官僚制度。当时给农谢送行的正是他的姨父萧兴，他把农谢的情绪和举动看在眼里，动员他参加了革命。
在萧兴的鼓动下，农谢放弃返回泰国，决心留在柬埔寨参加革命。由于他曾于银行任职，先被委以管理财务。一九五一年农谢加入印支共产党，一九五二年被调去越南学习政治。一九五四年返回柬埔寨，全面负责柬埔寨西北区的事务。日内瓦会议后，农谢又被组织留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他的公开职业是批发草织和藤织产品，兼职教书，暗中在金边活动筹组柬埔寨共青团。
【西哈努克治理柬埔寨的成就】
在一九五五到一九七○的十五年中，越南、老挝、泰国、马来亚诸国，则始终处于革命或动乱之中，惟柬埔寨实行中立的政策，在冷战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尽管西哈努克专制主义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但柬埔寨求得了一时的太平，经济上有了长足的进步。
柬埔寨的工业开始起步，纺织、水泥、炼油、造纸、玻璃、胶合板、麻包织造、酿酒、制钉等行业，都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了。而农业成就更加显著，六十年代后期推广耕种机械，使农业生产量大幅提高，柬埔寨全国每年出口大米四十万吨，而马德望一省的谷米就足够全国食用；加上橡胶、棉花、胡椒、木棉、烟草、瓜菜、水果、鱼类的大宗出口，使柬埔寨的外汇充裕。
那时，金边到处开拓马路，建设高楼，生意兴旺，市场繁荣，应有尽有。而柬埔寨交通建设有更惊人的成就，波成东机场扩建成国际机场，还修了一条从金边经茶胶、唝吥至磅逊港的铁路，和一条从金边直达磅逊港的具有国际水平的“四号公路”。
重建了通往西贡的百色河大桥，这个洞里萨湖出口处的“水净华大桥”，都是柬埔寨人民的荣耀。全国公路也从法国统治时期的五千公里，一跃而达到一万六千公里，汽车穿梭城乡，人民往来便利。
经济的发展，又为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动力。那时，金边大学有文学院，医学院、法学院，还有一间很体面的理工学院，大学生人数增加到近一万一千名，全国小学从原来的二千七百间增加到近六千间。全国有十几家柬文报纸，若干越文、法文报纸，中文报刊更多；柬埔寨广播电台还用多种语言广播。金边柬苏友谊医院，市立大医院，甘密医院，碧西爷医院，中华医院，安良医院，都是东南亚各国难得的科目俱全的好医院。
【西哈努克的专制、反美、亲中路线】
作为一个亚洲小国的君王，西哈努克能在国际政坛出尽风头，是美国政府始料未及的，一九五三年访问美国受到的冷遇，已经使他耿耿于怀，南越和泰国对“自由高棉”的支持，更激起了他对美帝国主义的怀恨。而他那随心所欲的性格，即兴表演的才能，一针见血的反美言词，当然得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追捧，而周恩来对他则爱护有加，形同父子。
一九六三年，西哈努克宣布了停止接受美国的援助，反过来又去接受中国方面的援助，周恩来还给了他一些空洞的政治保证。而他又说中国的援助没有附带任何条件的，是服从柬埔寨经济建设的需要的。历史证明他的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中国的“无条件”是包藏了“世界革命”的祸心的，柬埔寨人民最后是尝到了苦果的，因此许多柬埔寨人至今认为西哈努克是中共的走狗，而不能宽恕他的这些错误。
一九六四年九月，西哈努克对北京作了一次“成功的”国事访问，他满载诺言而归。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劝他同胡志明携手抗美，他也欣然同意。一个月后，柬埔寨政府和国民议会就联合发表了一个警告美国的宣言：“如果美国的地面部队、空军和海军对柬埔寨领土进行新的侵犯，柬埔寨将立即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后来，他对一位记者证实：“我帮助越共游击队是因为周恩来向我提出过这个要求……”
一九六五年三月在金边举行“印度支那人民大会”，柬、越、寮三国许多政党团体与会。西哈努克在会上说：“柬埔寨是中立国家，但我们不能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保持中立。一九五四年七月日内瓦会议承认的越南国家统一的权利，已为美国的军事干涉所剥夺，所以，我们不能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保持中立。”他既然预设了这个“正义和非正义”的立场，实际上是放弃了中立的立场。
柬埔寨的柴桢省深入南越领土，形似一个“鹦鹉嘴”，距离西贡最近处只有几十公里，西哈努克默许，使越共在这片的地区建立总部和后勤基地。而中国又帮助开辟了连接磅逊港和鹦鹉嘴地区的一条长约二百多公里陆上运输线，起先中国的供应物资大多是从海上运到磅逊，然后通过这条线路输往越南南方的。但从一九六六年起，美国加强了海上封锁，迫使北越开辟了大部分在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
那几年，西哈努克反美的心火，愈烧愈旺，一九六五年竟走到与美国决裂的地步。那年五月初，美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一篇侮辱他和他的母亲的文章，说王后“爱财如命”，而且“经营妓院”；与此同时，美国空军轰炸鹦鹉嘴地区，几十名柬埔寨平民被炸死。五月三日他一怒之下，就决定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