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共和柬共——柬埔寨共产党兴亡追记》
周德高笔述、朱学渊撰写
第四章 朗诺政变和柬共取胜
【康生亲自指挥，召我去北京】
一九六九年底，中国大使馆紧急通知我去北京，要我在广州先与一位名叫“陈国权”的同志接头，他会安排我到北京的行程。十二月下旬，我持有一份具有记者身份的中国护照到达香港，第二天就到深圳关口入境，关员见我是一个“记者”，就仔细地进行盘查，结果在我的鞋里发现了一张密写字条，那是我要向北京中央汇报的内容提要。我被扣留了两天，他们才把我的身份查明。当我赶到广州华侨大厦后，陈国权马上就来找我，第二天他就安排我坐飞机去了北京。
记得那是一架螺旋桨飞机，有二十多个乘客，途中在长沙加油。在北京机场下了飞机，在出口见到一辆小汽车，我招手要司机送我到华侨饭店，他竟然也就答应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国内根本没有“的士”，这一切可能都是刻意的安排。
刚进华侨饭店，竟碰上前面提到过的蔡抗生，他是越南华侨，一九五○年接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安排，来柬埔寨组织抗法武装斗争，日内瓦会议后在马德望开理发店，我去《棉华日报》工作，就是他送我去金边的；还一个叫蔡哲德，是我在马德望国光中学的同事，他们都在五十年代回国，都被安排在华侨饭店工作，蔡抗生还是一个什么科长。大家见面一惊，见到我这个寒冬季节的不速之客，他们立刻会意了，没有寒暄，就让我进了房间。
晚上，中联部的蔡处长来电话，简短地问候了几句温饱，就作第二天的安排，他要我吃完早饭后，出华侨饭店前门左转，不远有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停在路边，上车即可。在北京的这两天，就是这位蔡姓处长和一位小郭同志和我谈话和布置工作的。而直到一九七七年，我们全家到北京，才了解这次“旅行”是“康老”（康生）亲自策划的。
第二天早晨，我出门按约上了汽车，蔡处长已经在车内等候，车开到一条胡同的深宅前停下。蔡处长好像叫蔡笑农，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个很有涵养的知识分子，吃饭时常常为我挟菜，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周恩来的作风，中共的官员事事都是模仿周恩来的。有一次他与我坐车经过中南海和北海间的那座桥，他对我说：“老周啊，你很幸福，你已经来到毛主席的身边。”他朝窗外指着说：“毛主席就住在这里。”我一股暖流冲上了心口，眼泪禁不住地流了下来，那时我才不到四十岁，为革命赴汤蹈火的意志，却已不可动摇。
蔡处长谈话非常简明扼要，看来是一个有长期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他要我详细报告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听完我的报告后，他又问我，有没有出现危急情况的思想准备，有没有克服困难的办法和决心。坦白说，三十多年以前的我，认识很粗浅。只凭一股热爱祖国的心，忠于革命的意志，极少考虑到个人安危，生死已经置之度外。我光明磊落的性格，毫无犹疑的回答，都使得他非常满意。
蔡处长这才明确地告诉我：“美国很快就会指使朗诺和施里玛达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的政权。我们要你来就是要你准备应变。经过这么多年的考验，我们相信你有独立应付事变和努力开展工作的能力……”他还特别强调，我不应参加武装斗争，我的任务是要尽量想法留在敌占区，开展秘密活动，如果形势危急，应该先逃到泰国，等局势缓和了，再返回柬埔寨继续工作。
蔡处长交给我一个澳门的人名和地址，以及一迭密写的复印纸，要我用密写书信与这个人直接联系。他还给了我一个“许忠民”的代号和口令，将来如果有人来找“许忠民”，那就是自己的人。他还说只要我能够留下来，不管我在什么地方，组织都会想办法和我联系的，至于具体的工作，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会给我落实。
【中共指挥我插手金边政局】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日，我就从北京赶回柬埔寨，大使馆要我尽快找到柬共在金边的地下组织，并建立一条直线联络管道。按照指示，我很快找到柬共地下党的人，并将中共的意图告诉他们。柬共地下党负责人问我，两党早已有直接联系管道，为何还要另设一条线？我告诉他情况将要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中共中央希望我能和你们直接联系。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对方正式答复，同意我的要求，并指定了一个与我联络的专人，这人就是陈绿野（柬名“索山”）。绿野撤入根据地后，接替他的是张允龙，允龙在《棉华日报》当过翻译。
中国大使馆还要我设法将美国策划政变的情报知会西哈努克，希望他在这最关键的时刻不要离开柬埔寨出国访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非常令人不解的，以周恩来与西哈努克的关系，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当面说，何必要用我这样一个小人物来传递这样的大情报？事实上，当时柬共武装斗争已初见成效，而西哈努克又在与美国媚来媚去，中共不愿在西哈努克和美国之间扮演争风吃醋的角色。但更重要的是战略上的考虑，如果西哈努克被右翼分子推翻，柬共的武装革命就可以全面开展，而西哈努克还可能成为柬共的盟友。
我采取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国家元首办公厅主任，朝夕陪伴西哈努克的周成，当时我并不了解他也是柬共的成员，只知道他的思想左倾，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法国就参加了法共。周成皮肤很白，个子矮小，精明强干而极善辞令。他于一九六○年回国后，就被西哈努克任命为教育部长。我作为一个华文大报记者，曾经为华侨学校问题多次采访他，但谈不上有交情。周成出版一份法文《现实报》，由他的好友卜·勒哥玛（后任民柬副外长）担任编辑，我和卜·勒哥玛交情很好，我通过他将预谋政变的消息告诉周成，再请周成禀报西哈努克。
第二个途径是通过金边市市长狄潘，金边是柬埔寨的首都，市长是王室的代表，金边市的事务一般不通过内务部，而直接请示王室；而且狄潘还是西哈努克的儿女亲家。我曾经对他的市政改革计划和美化市容的措施，作了大量报导，所以他对我很有好感。有一次，狄潘应邀参观华侨社团篮球赛和观赏文艺演出，还被邀请发表讲话。在场的使馆人员需要翻译，狄潘见我也在场，便招手要我为他即席翻译。还有一次，我向枪管局申请购买一支汽枪，金边警察局对我进行调查，批文说“此人有政治背景，不能持有武器。”枪管局内的一个朋友要我去找狄潘，他大笔一挥“批准”，还盖上印章。有一次我猎到十二只野鸽子，都送给了他。
两条管道都把情报传给西哈努克了，可惜西哈努克不纳，据说他听了这个报告，反而轻描淡写地说：“轻舟过水无痕，捕鱼后水不浑。”好似有万全之策，其实他是轻信朗诺不会背叛他的。一月七日，西哈努克夫妇和宾努夫妇带着一大群随员，去了法国。这是我个人努力的失败；而对西哈努克，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败着。他是一个纨绔子弟，危亡之刻还眷恋着巴黎香榭丽大道上的法国大餐；而老谋深算的中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政变或许能使柬共更快地取得政权。
情况愈来愈紧迫，有关系的侨领都得到使馆的通知，撤往安全的地方。大使馆一等秘书黄书达通知我到潮州籍侨领杨杰先生那里去领取二十万元柬币的活动经费，这笔钱由国内方面在香港还给杨杰。黄书达也是潮州人，在大使馆的任期很长，这可能与金边潮州帮的势力很大有关。临别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老周，勇敢地独立作战吧！”我很激动而坚决地回答“是！”
顺便要说一下，杨杰先生于二○○六年九月逝世于加拿大多伦多。
一九七八年，我被中调部打发到香港。有一天我从深圳方面回香港，在罗湖车站站台上，见到“战友”黄书达从香港方面过来，我非常激动，可是他只微微一笑，回避了我伸出的热情的手，匆匆地离去了。最初我很纳闷，但后来也就渐渐地明白了，我只是一个爱国的性情中人而已，在这些老练的情报人员面前，许多举止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我在《棉华日报》当经理时，月薪是一千八百元柬币，二十万元就相当于十年的收入，应该说不是一笔小钱。顺便提一下这笔钱的去踪，后来我留了三万元给我的母亲，两万元给原《棉华日报》同事杨景新，其余十五万由我妻子带进“解放区”交了公。
原《棉华日报》社长李林，是一个来自越南的华侨干部，也是我的领导，但他对我与中国的特殊关系完全不知情，他曾经来通知我，要我准备撤退；柬共金边地下站站长苏灼也来关心我，问我的打算。对于他们的好意，我只能支支吾吾，不能告诉他们说我有任务在身。
我们一家四口又赶到泰方边境城市“亚兰”小镇去活动，想通过过去在马德望的泰国侨生给我们弄一套泰国的居留证。尽管，他们都真诚地愿意帮忙，但困难不小。我们回到金边，情况更紧急了，我按中国大使馆的指示，准备结束我所经营的“四海事务所”的工作，做留下来的潜伏准备。不久柬埔寨的右派政变就发生了。
【朗诺和施里玛达发动政变】
中国大使馆在几天前就通知我，说很快就会出事了。三月十八日的早晨，金边很平静，我骑着摩托车朝国会大厦驶去，只见三辆坦克停在国会外面，还有几百个市民聚集在空地上，扩音器传来国会议员的发言，政变已经完成了。我回到自己经营的“四海事务所”，收音机正在广播国会的讨论实况，后来就宣布了废黜西哈努克的决定，金边没有发生混乱。几天后，各地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游行示威，没有人提打倒军人政府，口号只是“让王子爸爸回来”，但遭到镇压。
柬埔寨军队起了关键的作用，它的成员中有不少反对王权的激进分子。政变后，反对西哈努克的“自由高棉”部队，也来到金边集结，成为对抗柬共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一九七○年七月政变当局对西哈努克进行缺席审判，判处他死刑；十月宣布废除君主制，建立“柬埔寨共和国”。民族主义者山玉成也回到金边，还一度担任金边政府总理，一九七二年十月因意见不和出走南越，直到一九七七年逝世在那里。
中国没有马上宣布断绝与朗诺政权的外交关系，但西哈努克在从莫斯科飞往北京的途中，获悉中国全力支持他的态度；中国政府依旧以迎接国家元首的礼节来欢迎他。西哈努克的专机在北京机场停稳，周恩来已经等候在舷梯旁，他还邀请了几乎所有驻北京的外交使团前来迎接，据说到场的有四十一个国家的使节。
欢迎仪式后，周恩来陪西哈努克乘一辆汽车前往钓鱼台国宾馆，也就一手把西哈努克扶到反美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去了。
两天后，范文同从河内赶到北京和西哈努克会面。四月二十四和二十五两日，在广州的一家酒店举行了亦称“三国四方会议”的“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但对外宣布是“在印支某地举行的”。四方代表是，西哈努克、范文同、苏发努冯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阮友寿。会上成立越南、寮国、柬埔寨三国民族统一阵线。
一个月以后，在北京成立了以西哈努克为元首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宾努担任政府首相，乔森潘出任副首相兼国防部长，胡荣、符宁出任部长。中国、朝鲜、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二十多个国家立即予以承认；但苏联和法国却再也没有没有参与，它们看好金边的政变当局，这也造成西哈努克终生对此耿耿于怀。
自从一月份到达，波尔布特一直留在北京，秀木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中国方面与他们密切接触，但在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文件上，波尔布特把身在丛林的乔森潘、胡荣、符宁推到幕前，西哈努克对此完全信以为真，他当然记得这三位能干的前议员和部长，但绝不可能知道一个“没有法兰西深度”留法学生，在北京操作他的命运。
四月初，在返归丛林的衣锦路上，波尔布特带了乔奔娜丽经过河内。时隔五个月，黎笋、范文同、武元甲不得不刮目看他了。六、七月间，他们才回到腊塔拉基里基地，那时越南军队已经占领了半个多的柬埔寨，还不时把炮火引到了金边城外。在接近年底的时候，波尔布特和柬共中央将基地搬到磅通省的一个叫“当答”的地方。
我第一次见农谢，不是在当答，而是在它南面六十公里，磅占西面三十公里的“波礼初”地方，那是越南军队在密林中的一个基地，越南的中央联络部也设在那里，显然也是柬共另一个中央基地。那时磅占市还在朗诺军的手中，白天公路上还有去金边的班车通行，但一到天黑，就是柬共畅通无阻的天下，我们的交通联络员都是在夜间进到磅占城，白天搭车去金边执行任务的。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后，美国停止轰炸，柬共的许多机关搬进桔井城，我就是在桔井见到乔森潘的。
【朗诺、施里玛达其人】
朗诺，一九一三年出生于波萝勉省的农家，他身材非常高大，长着一张圆脸，态度总是十分和蔼，他有一个姨太太是广东海南人。朗诺年轻时在西贡受过法国人的文职训练，一九四六年时就出任省长，后来却成为西哈努克手下军警大吏，历任警察司令，军队总司令，国防部长，还两度出任总理。其实，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军事训练，柬埔寨的军队松松懈懈，吓唬吓唬老百姓还可以，打仗是完全不在行的，
我和他有过接触。有一次，我在公众场合替他照了一张相，他走过来对我说：“弟弟，要给我一张哟。”后来我把照片送到总参谋部去，他在办公室接待过我，聊了一番话。朗诺很迷信，据说在西哈努克授军权给他的时候，王宫内曾经请“巴古”（巫师）作法，他在巴古用镇宫宝剑搅动的水盆前发誓，要永远忠于西哈努克，否则就有杀身之祸。有人说，朗诺起先拒绝在废黜西哈努克的文件上签字，是在施里玛达的威逼下，才就范的。
柬埔寨老国王是“西索瓦?莫尼旺”，是“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外祖父，一九四一年莫尼旺国王驾崩时，法国人不同意西哈努克的舅舅“西索瓦?莫尼勒”继承王位，而把十九岁的西哈努克推上了宝座。施里玛达亲王是“西索瓦”家族的成员，一般都说他是西哈努克的表哥，但他管莫尼勒叫“哲他”（“哥哥”），因此也可能是西哈努克的舅舅辈。但是，柬埔寨王族的性事很复杂，如西哈努克就与他母亲的异母妹妹相爱，还生育了几个儿女，他们的辈分也就很难清算了。
施里玛达，生于一九一四年，是王族中很有能力和威望的人物，他曾经担任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驻中国大使和副首相等要职，我所见到的施里玛达是身高而瘦削，面色暗黑，很少笑容，给人一种心事重重的感觉，他是政变的主谋，他主张杀掉西哈努克，以免后患。有人说，他也倾心美貌的莫尼克，但被西哈努克夺了爱。
施里玛达也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人，一九七五年大局已定，柬共即将进城，四月一日朗诺辞职去了美国，四月十二日，美国驻金边大使邀请施里玛达和其它高级官员去美国避难，但施里玛达、隆波烈、朗农等人拒绝了他的好意，施里玛达还当面指责美国没有信义，他们一起留在金边，四月二十一日统统被柬共处决。
【中国和越南对柬共的支持】
美国支持的这场政变非但未能遏制越共，反而让名为越共实为北越正规军，打着西哈努克的旗帜，迅速抢占了柬埔寨东北五省，为柬共建立了一片“解放区”。而从一开始，这场政变就受到人民的反对，当西哈努克从北京发出反对政变集团的号召后，形势又进一步朝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不幸的是，柬埔寨人民本来是要选择纨绔的君王西哈努克，得益的却是与西哈努克临时结盟的红色高棉。
据说，范文同曾经向莫尼克说，越南军队有能力在二十四小时内，帮助西哈努克重新夺回政权。我想，以越南的军力，在十天内占领金边，是完全可能的。而周恩来在“印支三国民族统一阵线”的成立大会上放言，“七亿中国人民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印支三国人民的可靠后方”，我以为也不是空话。且不谈是非，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和越南都把策划的事情进行到底了，只是美国半途而废。五年后，美国全面放弃印度支那，朗诺出走，施里玛达留在金边，他指责美国“没有信用”，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时，中国才宣布断绝与朗诺政府的外交关系。中国大使馆通知柬埔寨的华侨干部，要他们去“解放区”参加柬埔寨革命，组织关系留待中柬两党日后协商解决。获得这个指示后，侨干及男女青年一千余人很快就撤入“解放区”，开展支持柬人民的抗战活动。而朗诺、施里玛达的新政府还以为中国会继续维持和他们的外交关系。
当时，中苏交恶已久，中共的极左路线和文化大革命的恶劣影响，使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处于孤立地位。印度支那三党中，越共持亲苏的立场，寮共亲越，因此中共竭尽全力争取柬共，而华侨又是中共手中的棋子，它企图以华侨干部群众参加柬共的工作，来壮大柬共的声势，最终也能达到控制柬共的目的。
然而，这是一个如意算盘，柬共追随中共的极左路线，却对中共有所戒备，特别是英萨利长驻北京，在他控制西哈努克的同时，也深知中共对柬共的控制欲。因此，进入“解放区”的华侨干部和群众，实际上被柬共长期冷落。很早就被隔离于柬共政治之外，这或许是因祸得福，我们在柬共的残酷内斗中牺牲较少，而那些加入柬共的同志，就牺牲惨重了。
【进入根据地】
政变以后我就回到马德望市，在那里我有许多老关系。一天傍晚，群星体育会会长林成保来告诉我说，马德望宪兵司令是他的好朋友，这个司令刚才告诉他，有一个马德望华人在金边当记者，是一个中国间谍，当晚要全城戒严搜捕此人。这时天色已晚，我插翅难飞了。夜间搜查果然开始，但持枪闯进门来的民团的队长，竟是我在咖啡馆当“小企枱”时的伙伴，他见到我就吆喝他的手下人说：“自己人，自己人，走，走，走！”我拣了一条命。
于是，我就让妻子留在城里做点小事，自己就躲到乡间堂弟家的铁皮堆房的阁楼上，按中共给我潜伏指示，静观事态的发展。我叔叔一家都住在屋杜村，那里到我家思维即村，只有十几公里的路。叔叔白手起家，境况很好，拥有好几台拖拉机，几个堂弟也都有自己的事业。叔叔多次劝我去做生意，但我醉心革命，把他的话当做了耳边风。柬共进城以后，两个堂弟都被柬共发动农民处决了。
话说，一九六三年成功破获台湾特工谋杀刘少奇案，是洪德（化名杨子江）、翁春和我三人在大使馆一秘毛欣禹领导下操办的，那时有一个约定，如果发生意外，由我出面承担责任，撇开与大使馆的关系，而洪德和翁春两人与安宁部和参谋部打交道，后来事态发展得很顺利，因此洪德与参谋部的关系很好，而且得到了他们的信任。
当时，柬埔寨政府对越共的防范远远超过中共，参谋部曾经发给洪德一张证件，说“持证人有权出入敌占区”，政变后洪德隐瞒了他与中国大使馆的关系，以“东方体育会总干事”的身份伪装同情政变，参谋部对他信任如故。后来，他也进入唝吥省根据地，担任“华运”西南区的领导，但又凭借那张特别通行证经常出入金边和各“解放区”。
他在参谋部得知，安宁部正在各地缉捕我，但在西南区的“华运”人员名册上又没有我，觉得很诧异。于是他就赶到东北区的中心桔井找到李林，发现也没有我，李林非常着急地对他说：“老杨，是我老婆通知他撤出金边的，他一定是回马德望老家去了，你赶快想办法救他出来，千万不能让敌人抓到他。”
六月的一天，洪德派陈锡南、陈创坤两人驱车到马德望找到我的妻子，把洪德的亲笔字条交给她，上面写着“母亲要你马上回家”，并约定五天后来接人。那时我非常死心眼，见到字条后竟完全不相信，认为“母亲”应该是中共；但中调部给我的联络暗号是“许忠民”，不是什么“母亲”。中共要我潜伏，我就要象黄继光一样坚守阵地，完成任务。
五天后，洪德亲自驾德国名牌车来接我，我坚决拒绝。乃至好言相劝无效，他只能骗我说，待我们回金边后用秘密电台发报请示中央有关方面，这时我竟产生了自己是在《永不消逝的电波》电影情节中的壮烈幻觉，于是我才上了他的车……。就在我们走了半小时后，马德望的警特就来围捕，但是扑了一个空。
我们通过了许多次的检查，但“特别通行证”都一一化险为夷，在金边歇了一夜，次日又转去唝吥，我扮车夫开车，洪德太太浓妆打扮成一个有钱人家的妇人，总算一路有惊无险，顺利进入唝吥市郊外的联络站，接我们的是邵觉民和林翠华。第二日，他们雇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装了许多礼品，让几位太太陪我同坐一车，来到“甘再”小镇上，军警见我们是象探亲走人户的样子，就也不盘查。黄昏时分，我们上了一条小船，渡过一条河，便到了“解放区”。
洪德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一直留在金边活动，直到一九七五年柬共进城，才全家被逐出金边。到了农村后，他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们，我听说他与柬共地方政权相处得很不好，于是建议他逃到越南去，但又迟迟不见他行动。一九七七年我被召到北京后，多次要求中调部将洪德接回中国，中调部的官员也知道他为中共做过许多事情，但却以“维护中柬两党友谊”的借口，拒绝了我的建议，还有一个处长训斥我“无组织，无纪律，目无中央”。后来，洪德一家七口果然被杀害了。
【柬越两共的矛盾的爆发】
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恩怨可以扯得更远，前有难解的“下柬埔寨”领土归属，后有越共对柬共长期的指手画脚，因此柬共党内，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反越情绪。中国装备的柬共军队迅速发展，而越军又一下子替他们占领了五个省份。形势变好了，猜忌却反而公开了，这两家共产主义信徒之间的仇恨内斗，远远超越了他们意识形态的一致。
直到最近，老迈的乔森潘和农谢还在强调，早在三十年代印度支那共产党成立之初，越南共产党人就想把柬埔寨和老挝共产党控制在自己手中，农谢还回忆越南人如何向他拍桌子，强迫他在不平等的条约文件上签字。这些都表明反越情绪并非来自波尔布特个人，波尔布特是利用这些情绪，把柬共凝聚到一条自取灭亡的狂热道路上去了。
越南军队一下子占了这么大的地方，一切地方上的工作都要跟上去，但柬共又没有足够数量的干部，于是越方只好找当地有名望的人士出来理事，但这又触犯了柬共的心病，他们认为越南人是在扶植亲越势力，是要把持柬埔寨的命运，顺境中矛盾又起了头。过了几十年，回过头来看柬共对越共的这些猜忌，实在没有太多道理。一九七四年越南和美国签订巴黎协议以后，越南军队就开始朝越柬边境集结，它并没有对柬埔寨实行长期占领的企图。
当时，越南方面认为这是一个不可多遇的时机，应该用越南部队迅速解决柬埔寨问题，从而阻止美国继续插手柬埔寨事务，最终也有利于在南方战场打败美国。但从中国赶回来的波尔布特下令停止进攻，他认为红色高棉的干部队伍赶不上形势的发展，迅速取得胜利后，政权可能会再次落入西哈努克手中，而柬共可能又要再逃入深山老林中去。波尔布特还认定这是越南的阴谋，柬共要独立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越南可以急，柬共不能急。
之于柬共来说，中共、越共的格局要大些；但柬共对中共、越共都是有认识的。它站在中共这一边，不仅仅是毛泽东路线的吸引力，而是越南离柬埔寨太近了，对于没有安全感的柬共领袖来说，越南的威胁太大了。而越南控制印度支那的企图，也一直没有放松，西哈努克在台上，它不许柬共搞武装斗争；西哈努克下台，它又要柬共加速斗争进程。当与美国谈判快要成功时，它又要柬共与金边方面谈判，格局小的柬共就因此认为越南朝三暮四。
然而，柬共对中共也并不是百依百顺的，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柬共非常不满，内部传达了“中国变成修正主义”的说法。一九七六年中共“一举粉碎四人帮”，其时英萨利正在南斯拉夫访问，南斯拉夫外交部高官告诉他这个消息，他的脸色都变白了，他告诉这位南斯拉夫高官说：“他们（指‘四人帮’）都是很好的人。”因此邓小平上台对柬共来说，简直是恶讯，但邓小平后来对他们还是仁至义尽。
柬共的反越立场，有历史的公怨，也有波尔布特的私愤，还有中共火上浇油。越南战争初期，中国是越南的主要援助国；战争的扩大了，苏联也开始插手渔利。一九六四年东京湾事件后，战争进一步扩大，时任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访问河内，表示愿意每年支持越方十亿美元，但条件是越南必须拒绝苏联的援助，这个要求被越方拒绝，中越关系从此蒙上了阴影。而到了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共自乱阵脚，越南就完全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屠杀“越头柬身”人】
波尔布特对越南的报复，是在留越归国的柬埔寨抗法人员身上开始动手的。一九五四年撤往越南的共约二千人，他们在越南住了十六年，大部分人在河内的越柬友谊学校接受过政治和军事训练，一九六八年越南人曾建议将这批人送回柬埔寨的游击区，由柬共给予任用，但柬共未予同意。一九七○年政变以后，他们每一百人组成一个支队，沿胡志明小道跋涉三个多月，回到柬埔寨，其中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死于飞机轰炸或疾病。
一九七一年七月，柬共召开了一次有六十多名代表出席中央会议，会议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次会议除了决定派英萨利前往北京监护西哈努克外（后来西哈努克和英萨利相处得很不愉快），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处理从河内归来的干部的问题，据说波尔布特在会上说：“国外回来的同志，不负有领导我们的责任，我们在国内从事革命那么多年，他们应该接受我们的领导”。
柬共还规定，这些留越归国的军政干部必须声明脱离越共和忠于柬共，才能得以任用。经过短期甄别和整训后，他们被分派到各战区。一九七一年九月开始，朗诺集团先后两次发动围剿柬共占领区的“真蜡行动”，归国人员参加指挥，立下了战功。顺便要提到，朗诺军的情报首长金仁·古如德上校是柬共线人，因此行动尚未起步，柬共就已经掌握了动向，两次行动均被击溃。从此金边军队一蹶不振，而柬共迅速扩大。到一九七一年底，约百分之八十的地区已被柬共占领。
顺带说一下，金仁·古如德上校是柬共线人，我早就知道蛛丝马迹，他是金边潮州帮侨领杨杰的好朋友，杨杰又是一个非常亲共的人物，当初中国大使馆通过我们破获台湾特工张达昌爆炸案，关于柬埔寨军队情报部门的动作，都是通过杨杰和金仁·古如德这一条线了解的。
归国干部与本地干部之间出现过一些分歧，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波尔布特却别有用心地将这些分歧提到敌我斗争的高度上，他不仅把从越南回来的干部，甚至把一些从中国回来的干部，也说成是“亲越派”。接着，他又提出一个极其阴险的“越头柬身人”的说法，把这近两千名在越南受过训练的干部升级为“越南附庸”，从一九七一年底起，他们开始被清洗。一九七二年，已经清除完毕，大部被杀了，只有少数出逃越南。而当时越南战争正在惨烈地进行着，越南当局根本无暇干预。
一九七二年，我们在桔井省川龙县农村种地，认识了山玉明的女儿“甘再”（她出生在唝吥省的“甘再”地方），她和她的丈夫“密桂”从小在中国长大和受训，密桂学习公安，回到柬埔寨后，负责桔井省的公安工作，他们两人时常看我们的《前锋报》，经常称赞我们的报纸办得好。记得就是那年，山玉明在中国病故的消息传来，而波尔布特屠杀“越头柬身人”的运动也正是高潮。柬共组织要密桂杀掉妻子，来证明他对柬共的忠诚，而这个公安干部在杀掉爱妻后，自己也被柬共处决了。
逃亡越南的干部中以宾索万最为著名，他于一九三五年出生在茶胶省，十三岁就参加抗法斗争，十六岁就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曾经担任塔莫的警卫员，一九五四年他随山玉明去河内受训，一九七○年返回柬埔寨，担任柬共广播电台的负责人，一九七四年他的哥哥被柬共活埋，他去了越南，后来与韩桑林，洪森等在柬越边界组织“民族救国阵线”，一九七九年初回到金边，曾经担任“人民革命党”的总书记，还当过总理，但于一九八二年又被清洗，在河内囚禁了十年。
【“华运”和它的领导成员】
柬共在一夜间有了五个省的地盘，因此极度缺乏干部。在中国大使馆的指示下，华侨干部带领了一千多“有觉悟”的群众进入“解放区”，队伍比当时的柬共可能还要大。最初大家的情绪很高，以为可以有所作为了。我们这么多人，集中在西南区和东北区，需要有一个领导集体，因此在一九七一年一月，在“解放区”的中心城市桔井，成立了一个“柬埔寨华侨革命运动委员会”，或简称“华运”的组织，并选出九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特委”）。
说来“侨党”和“华运”这些名字由来远久，在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许多中共党员逃到东南亚国家，成立了中共的支部，并发展党员，这就是“侨党”，后来经过中共的认可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同意，“侨党”接受中共和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双重领导，但大都是听命中共。而“华运”就是“侨党”的外包装，在柬埔寨“华运”就是中国大使馆指挥的“国中之国”，柬共对之排挤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华运的九个“特委委员”是：
李林，真名潘丙，海南人，越南华侨，印支党员，曾参加柬埔寨的抗法斗争，后任《棉华日报》的负责人，一九七五年，西贡解放前夕，离开柬埔寨去越南，不久中越失和，被捕入狱十一年，后移居西德，仍健在；
王海，广东人，柬埔寨华侨教育界的领导人，现在广州；
林三，潮州人，唝吥省华侨，在越南读书时参加革命，一九七九年越南军入柬，他出逃至泰国，后以难民身份来到西方国家，今仍健在；
陈声，潮州人，越南华侨，五十年代末来柬埔寨教书，是中共与柬共的联系人，与农谢直接联系，在“解放区”期间，负责东部大区的华运工作，后来回越南，也被囚禁十一年，其弟化名“张弓”是北京中央侨办的处级干部；
杨子江，真名洪德，唝吥省华侨，金边东方体育会的总干事，后全家被柬共杀害；
林青，海南人，越南华侨，五十年代末来柬埔寨，先任《棉华日报》总编辑，后去桔井任中山中学校委主任，在越南坐牢十一年，仍健在；
李寒，真名林光，海南人，抗法时参加革命，曾经在棉华日报工作，仍健在；
李菁，真名林明雄，海南人，裁缝出身，工作能力较差；
林木，即本人周德高，负责与柬共联系，兼管财务。
侨干的真正负责人是伍星（化名“刘江”）。老伍一九二八年生于海南，一九三九年就去了越南，一九四五年在越南参加“八月革命”，与后来越南劳动党的两任总书记黎笋、阮文灵都有非常亲密的私人关系。一九五○年受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派遣，到柬埔寨组织领导抗法运动，与柬共的早期领袖山玉明、杜沙穆也都相知。
老伍曾经告诉我，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后，黎笋留在南方指挥地下工作，一九五七年越南劳动党中央召他回河内，老伍接应他从西贡先潜来金边，又安排他海路偷渡香港，才由中共接应去了广州。老伍思想沉着冷静，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是一个知人善任、又很有能力的领导同志，我们都叫他“老大”。他不懂柬语，所以经常要我替他做翻译。
他的妻子回国汇报柬埔寨情况，是由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听取的。一九七五年金边和西贡“解放”前，许多越南华侨出身的柬埔寨侨干，不堪柬共的排挤，转去越南，后来中越交恶，他们又被越方囚入监狱。老伍已回中国，在桂林“中国旅行社”负责信件收发工作。他曾经多次给黎笋、阮文灵写信，营救这些同志。
在华运组织的鼓动下，“解放区”各地成立华联会，号召侨胞支持柬埔寨革命，出钱出力支持前线。华运组织还在东北区办了一份中文报纸《前锋报》，在西南区办了一份《华联报》，都很受侨胞的欢迎。我们还在各地办学校，办医疗站，组织青年男女当“赤脚医生”，到农村去服务民众。
但是，我们很快就开始察觉，依顺中共的柬共，对我们华运人员却很有防范，处处予以排斥；中共将我们置于“解放区”，企图通过我们来插手柬共的工作，完全是一厢情愿。当然，柬共也没有加害我们而来得罪中共的必要，而是闲置我们，让我们在偏僻农村自生自灭。于是，一九七二年“华运”组织就自行解散，我们就去开荒种地了。
【拜会苏品】
一九七一年初，我和“华运”负责人之一的李林，到靠近越南边界的棉末附近的密林中去拜会柬共中央第二书记苏品。他是抗法时期的老战士，自一九六○年起担任柬共中央候补常委，一九六三年起又与波尔布特、农谢、英萨利是柬共四人常委会的成员。一九七○年以后，英萨利在中国，苏品是仅次于波尔布特和农谢的“第二副总书记”，他长期负责管辖湄公河以东的东部大区工作，进城后担任“民主柬埔寨国家主席团”的第一副主席。
在“解放区”内，苏品和胡荣都有亲民的美誉。一九七五年胡荣反对取消城市的主张，一九七八年苏品不满波尔布特，相继被波尔布特杀害，柬共党内的优秀人物凋零，剩下的多是乔森潘那样的的机会主义者，柬共也就不堪一击了。而苏品的被杀，直接导致了部下韩桑林等人的起事，这又是柬共灭亡的直接原因，波尔布特集团对苏品因此怀恨至极。
现在对于苏品事迹的不仅记载甚少了，相反萧特的《波尔布特》一书中，充斥了对苏品的不实之词，说他是一个粗暴、武断、酗酒、玩弄女性的人，还说苏品反对“城市出来的知识分子”，从这一句话就可以看出，这些诬陷之词大部出自恶人英萨利之口。而我所见到的苏品与这些说法完全不同，他是一个非常温和和体恤下级的领导人。
我们是去向柬共方面报告“解放区”华侨工作的进展。当我见到苏品时，一下就愣住了，政变前我与他在苏灼家一同进过餐，同席还有张东海，席间主人没有作介绍，所以我与苏品只是谋面而已；苏品见我楞住了，他也会意地笑了。现在想来，那席晚餐是一个故意的安排，因为我提供的情报，使乔森潘、胡荣及时逃脱，因此苏品很想见我一面。
当时柬共主持金边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是后来民柬的副总理温威，温威是苏品的下属，苏灼和张东海又是温威的助手；一九七八年五月苏品被杀后，十一月间民柬要人温威、苏灼和张东海也被牵连，统统被杀。于是在座同酌的这几个活人，都成了阴域的冤鬼。
李林报告苏品说，我们是根据大使馆的指示进入“解放区”，来接受柬共的领导，参加柬埔寨革命的，但组织关系要由两党协商解决。苏品点头说：“我们已经得到中央的通知，知道有一批华侨同志进解放区来工作。”李林又向苏品介绍了华运在“解放区”内展开工作的情况，苏品听时不断地点头予以肯定，有时还插话“你们做得很好”。
李林谈到没有柬共组织的介绍，“华运”展开工作很不方便，我们甚至连一张通行证也没有。听后，苏品马上从架上取出公文包，将一本东部大区干部通行证取出来交给我，说：“同志，你填吧，需要多少，就填多少。”我就一口气填写了六张，苏品在每一张通行证上签了名。当时所谓的柬共“解放区”，实际就是越军占领区，我们进入“解放区”将近一年，全靠越方的通行证件活动，而柬共中央对我们这么一支庞大的队伍，却是装聋作哑不施援手，这次得到了苏品的帮助，令我激动不已。
在我们谈话时，有两个柬共干部在外边等着要向苏品汇报工作，苏品招手他们进来，并当着我们的面说：“有什么事就讲吧，我们都是自己人。”我听到“自己人”这样亲密的话，心想：“有这样的一位领导人来指挥，谁不会为革命去冲锋，去捐躯呢？”
苏品介绍了形势，请我们努力先把工作做好，有些事要等以后解决。我们见向他报告工作的人进进出出，于是欠身告辞。苏品站起来握住李林的手，说：“请回去努力的工作，本应送你们每人一把‘鸡腿’（手枪），但现在鸡腿很缺，只能以后再补发给你们了。”摩托车出了密林，我心情好极了，觉得阳光普照，晴空万里。
【会见农谢】
一九七一年初见到苏品以后，大概是在三、四月间，柬共负责华侨事务的第一副总书记农谢，要会见我方总负责人老伍，我陪同老伍前去。会见地点是在磅占省波礼初附近的越军基地，越共中央联络部驻柬办事处也设在附近，所以我认为那是柬共中央的另一个办公地。
那是高树入云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美军不可能对它实施空袭。下午我们先到越南联络部小歇，老伍与越南同志非常熟悉，他们的一个负责人叫“伍东”，我们的老伍向他介绍我叫 “Lammu”，听上去就像是广东话的“林木”。
那时，北越部队纪律非常严明，他们也执行中国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部队首长很多会讲中国话，看来都在中国学习过。越南部队身着绿军装，都集结在森林深处，很少外出。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基地，一切整齐有致，生火做饭的炊烟，用烟道送至远处，出口处有树叶覆盖，使之缓慢发散。那时的卫星侦察系统，可能还不能发现森林深处的活动。
这些越南同志有的是来自北方，有些是来自南方。伍东是长期埋伏在金边，经营一家裁缝店的南方人，其实我早就知道他了。几十年后，老伍告诉我，这些越南同志后来在越南都很失意，大部分人很早就退休了。还告诉我，在越南人民大批逃亡，投奔怒海的时候，他曾经见到伍东一面，伍东指着一根电灯杆说：“如果它有腿，它也会逃走的。”可见连这样忠实的革命同志，后来也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
傍晚农谢派警卫来接我们，老伍知道农谢很忙，所以非常简单扼要地说：“是中国共产党要我们来参加柬埔寨革命，接受柬埔寨共产领导的，组织关系问题，可以留待日后解决。”农谢点头说：“我们党也接到同样的知会；但同志们要知道，我们党千头万绪，你们的问题还排不上议程，然而这并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和生活，请先努力工作，等我们党研究出结果后，再通知你们。”
老伍的化名是“刘江”，抗法时期老伍是印度支那共产党派驻柬埔寨的重要人物，日内瓦会议后农谢在金边就认识他，而且还教过他柬语，老伍也记得农谢在泰国读过大学。他们两人互相问候，农谢对老伍说：“你过去好像不是用这个化名的。”纯粹是官样的客套话，没有表现出亲切的感情。我想，这次见面很冷淡的一个原因是，老伍没有用“伟大的”“光荣的”这样的语言，去颂扬这个草创的柬埔寨共产党，而农谢却是等着来听这些肉麻话的。
老伍曾经向我们分析过形势，他是用中国国内盛行的“三支两军”的口号，来比喻柬埔寨的状况，那就是：“中国的支持，越南的支持，西哈努克的支持；越南的军队，柬埔寨的军队。”他的意思是没有中国、越南和西哈努克的支持，没有越南军队的撑腰，柬共和它的军队是微不足道的。他已经把柬共的实力看得很明白，同时他也不负有吹捧柬共的责任，而那时柬共的脑子已经开始发烧了。
我与农谢是第一次见面，他不断上下打量我。老伍向农谢建议说，“林木同志是负责敌我两区的联络工作的，有时我不在，是否可以让林同志向您请示汇报？”农谢接受了。交谈只进行了二十五分钟，农谢说：“你们可能还没有吃饭，我去通知他们送饭来，你们慢慢吃，我就失陪了。”我们吃了一顿有冬菰、鲍鱼的几味名菜的美餐，第二天一早，又是咖啡、牛奶和油条，不知这是对“国际友人”特殊招待，还是柬共领袖的日常享受。
我们离去时，农谢前来送行。老伍和农谢互致保重。尽管这次官式见面没有深入的内容，但我们还是很高兴的，满以为有了苏品和农谢的许诺，就可以大展拳脚了。其实，柬共是在和我们打太极拳，磨时间。在他们的眼里，侨干满脑子“伟大的祖国”，而一些从越南来的同志还有亲越思想；只有象张东海那样的土生华人，才会对柬埔寨革命忠心耿耿。如果不是碍于中共的面子，柬共可能早已将我们的肉体消灭了。
事实上，除了得到苏品发给的六张通行证外，我们全靠越南朋友的帮助；柬共地方干部不但对我们不友善，甚至以“反动分子”、“国民党特务”、“刘少奇分子”的罪名，迫害我们的同志。蓬坡的黄林明，棉末的张汝梅，近知茗的李冠群，城东的彭一心全家，都被柬共地方政权关押、迫害，乃致毒打至死。我们向柬共中央求救，得到的回答却是“由地方处理”，于是我们成了任柬共宰割的绵羊。
【凶恶的农谢】
我三次会见农谢，每次谈话都在二十到三十分钟之间，印象是严肃的官气有余，和苏品的坦诚亲切有鲜明的反差。他对我们华侨同志的态度尚犹如此；对待来自农村的柬埔寨战士就更可想而知了。记得第二次召见我们时，他站在总部的茅屋门口，警卫员将摩托车停在他的身前，让我们下车；农谢竟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死鬼，停到前面去！”于是我们只得重新上车，其实那也不过是多了几步路而已，这么大的首长，又何必用这样难听的话来辱骂一个农村的小战士呢？
柬共早期领袖之一萧兴，是农谢的姨父，也是农谢参加柬共的领路人。五十年代后期萧兴变节，但并没有严重的叛卖行为，一九六七年三络乡事件发生，农谢还曾经动员他出山领导斗争。一九七○年政变以后，萧兴加入朗诺的军队，领上校军衔，驻柬泰边境诗梳风地方。马德望省省长薛森益将军贪污腐败，萧兴还当面指责他：“你们这样下去，一定要败在共产党手里！”
薛森益怀恨在心，派人击其头部，将他残害成植物人，因此长期卧床家中。
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进城，农谢先派人杀了自己的妹婿金山上校。同年六月，西北大区书记莫森巴请示农谢如何处置萧兴，农谢下令格杀无赦。莫森巴杀了萧兴后，割下萧兴的头，送到金边让农谢验证。农谢的母亲杜彬知道妹夫萧兴和女婿金山相继被杀，都是这个儿子的罪恶，为此曾经祈求佛祖，让这个儿子不得好死。
在柬共内部的整肃运动中，流传着农谢的名言“多一个不赚，少一个不亏”。这也是柬共滥杀无辜的一个原因，农谢是坚持留在波尔布特的身边的最死硬的人物，直到一九九八年波尔布特死了，柬共作猢狲散，他才与乔森潘一起下山的。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至今还在泰柬边境的拜林，据说最近也在写回忆录，对中共则是满口颂词，他对去访的记者说，柬共为什么与中共相处得很好？那是因为中共从来不干预柬共的事务。
【柬共的干部】
我出生在柬埔寨，为中共工作，也与柬共领袖人物有过接触，甚至还救过乔森潘、胡荣、符宁等头面人物，但我没有参加过柬共的组织活动。柬共的领袖给我最好印象的是苏品，他亲切、和蔼、豪爽、真挚，不把我们当作外人；而同样出自柬共本土派的中央副书记农谢，就予人非常恶劣的印象。柬共的最高层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但其基层的“翁卡”干部，不少是地痞流氓，他们趁革命的到来，也沉渣泛起了。
柬共的高层干部，文化程度非常高，高过了中共、越共。这些留法学生中以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三人在柬共真正有地位，乔森潘、胡荣、符宁、周成等人虽然在柬埔寨政坛中名气很大，在“解放区”名望野很高，但在柬共内部却不能进入核心圈子，甚至连一些重要的会议也不得参加。
而秀木、秀臣、秀春、秀蒲拉西兄弟都是忠于柬共的正人君子，要让他们去做小人的事情，他们又是完全不在行的。
我没有见过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波尔布特能够在这群留法学生中出人头地，必有其原因，据说他是一个非常会说话的人，不仅意志坚定，而且富有魅力，耿万萨看不起他，我以为是没有道理的。宋成可能是柬共中最能干的人，他既是柬共军队的创建人，也是肃反的实际主持人，他的妻子云娅还是柬共情报首脑，。英萨利是一个不善与人相处，遇事机会主义，喜欢推卸责任的小人，他后来首先叛变，也并不偶然。乔森潘则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我曾经救过他，但我在“解放区”见到他，他却唯恐让人看见他与中国人有关系，连过来与我握手的胆量也没有。然而，这些留法学生的共同特征，就是思想极为左倾。
抗法时期就参与斗争的柬共领袖，以农谢、苏品、高明、塔莫、莫森巴、温威等人的地位较高，这些人中，除农谢、塔莫，其余四人后来都被杀害。我与高明最熟悉，自一九六五年陪同波尔布特去越南访问，高明就一直担任柬共驻河内的代表，渐渐脱离了核心圈子。我与塔莫也有交往，他看上去也并非是一个凶恶的人，以他予我的稳重慎言的感觉，我万万不会料到他后来行事的毒辣。我想，柬共聚集在波尔布特的错误路线下，与绝大部分本土派领袖的左倾思想也是分不开的，不能因为后来他们大部被杀，就认为他们代表了正确的路线，据我所知只有苏品和胡荣是思想比较右倾的人。
柬共的中级干部，大都初出茅庐。湄公河以西的磅占、磅通、桔井三省连地属于“北部大区”，柬共在那里设立一个“三○四分区”，当答、波礼初也在它的辖境中。该区的书记叫“蜜洪”，是个嘴上没毛的小知识分子，但目中无人。他听到我是华侨干部，马上讥笑说：“革命干部只能从实践中提拔上来的，你们是装在箱子里运进来的。”可想这是波尔布特、英萨利们批售的套话，柬共的党风就是出言不逊。
一九七二年，获知美国和西贡政权军队要进攻柬埔寨境内的越南部队，而我们所在的桔井省属川龙县的甜马区，有越军重兵驻扎，很可能是攻击的目标。那里在湄公河的东岸，属于柬共东部大区（亦称二○三分区）管辖。我们“华运”组织和《前锋报》落户在川龙县的一批干部，就从东岸转移到西岸的一个万喜村住下来。几户华侨看到我们如见亲人，村干部对我们也还不错；越南方面也在那里设有交通联络站，越共中央联络部曾指示下属，一旦中国干部有什么需要，要尽力给予协助。
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越南交联站的保卫队不是战斗单位，武器弹药都很有限，而我带队的这二十多人中，还有华运的总负责人，越南同志很难照顾我们大家。那位站长略想一下，就马上交给我两支AK47冲锋枪和一支美制卡宾枪。他说，“我最多只能这样做了，你不要小看这些武器，有时也是很管用的”。这事虽小，但凝结着生死与共的感情。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柬共森波县县委书记“密箭”率领了荷枪实弹的队伍，将我们住的屋子团团包围。箭书记上得楼来，面露不善地对我说：“把你的证件给我看。”我的证件是苏品发的，他看完证件之后，杀气减了几分。坐下又问：“你们有武器吗？”我指了指那三支枪。箭就用教训的口吻对我说：“你知道枪就是政权的含义吗？”还说：“柬埔寨只有一个政权，那就是‘翁卡’，不能再有第二个‘翁卡’，因此我要缴你们的枪。”
当时，我非常气愤这无耻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歪理，我严正地回答他说，我知道只有柬埔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政权，但我不同意三支枪就是一个政权，我们是真心实意来参加“翁卡”领导下的革命的。他说，你们参加革命可以，但枪他必须带走。
我拒绝他的要求，坚持要留下这些武器自卫，并希望与柬共的地方领导见面，申诉我们的理由。但箭执意要我们先缴枪，然后才带我去见他的上级。我说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先缴枪，才能见他的上级；但这三支枪可以等敌情缓解后送给他们。有了这个台阶，箭书记才收兵。东岸形势平静一点后，我向越方交联站站长作了解释，然后就把三支枪交给了箭。我们和《前锋报》人员赶快离开了这个无事生非的地方，我则回到东岸的川龙县新社村去了。经过这件事情，我对柬共和越共的基层干部也有了切实的比较。
没多久，我们所在的新社乡政权召开地方华侨会议，也通知我和一批同志去参加。新任的乡书记“密伦”主持会议，他也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人，他先说了一盘“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的道理，然后话锋一转，宣布不欢迎我们“华运”人员，要我们搬离新社。
我当即起立发言：“我们是中国驻柬大使馆通知到解放区来参加革命的，柬埔寨革命组织也天天呼吁朗诺集团统治下的人民，应该与朗诺集团划清界线，到解放区来；但是你们却要将我们赶到敌人那一边去。“
这时负责公安的“密顺”才改了口，说乡政权觉得你们和本地华侨不一样，很难领导。我说我们是作出种种牺牲，才来到“解放区”的，农谢、苏品都知道我们这批人，而且我们也愿意接受地方组织的领导，也很欢迎乡政权能够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密顺”说，既然你不接受乡政权的这个决定，那我们再向上级请示。我知道县委书记“密春”也住在这个村子，他们应该很快就有结果。
没几天，密顺又来到我住的茅屋，嘻皮笑脸地说，“林同志（我化名林木），你有一部收录两用的收音机，‘翁卡’想要‘沙呢’（柬共根据地习惯语，是向你讨东西的客气话），开会时可以把群众发言录下来。”他这样向我开口，还说是为公事，我明知这是勒索，也只能割爱了。几天后，密伦又来我家，嬉皮笑脸地对我说：“林同志，我知道你是很有办法，乡里民兵的衣服很破烂，你能不能找到一些黑布，给他们添一些衣服？”我知道这又是勒索，于是一脸苦笑请他自己设法。
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柬埔寨农村流氓，当地有一个绰号叫“抓蛇王”的农民，伦把抓蛇王的女儿搞得怀了孕，怕事情败露，便命令几个民兵，将抓蛇王父女骗上一条小船，说要送姑娘到对岸去打胎，船划到湄公河中，民兵就用木棍将他们父女打死，两尸三命丢进湄公河去了。从金边被驱逐到农村来的许多“新人民”中，不下三十余名姑娘、少妇、寡妇被他奸污，后来，他被人用锄头敲破了脑袋。
【西南事件和张东海的恶劣行径】
一九七一年，柬共根据地还在草创时期，反越斗争就已经开始了。十二月十二日，西南区（含唝吥、茶胶、戈公、实居、磅清扬五省）的同志也出事了。柬共西南区负责领导华侨事务的张东海，授意柬共地方政权派武装人员，包围了西南区华运组织驻地，以“亲越派”的罪名扣押了几位领导人和机关人员，还把他们捆绑起来，其中有林三和陈声同志。林三是张东海抗法时期的战友；陈声是来自越南的华侨干部，政变前是在金边与农谢联系的中共代表。
张东海是一个土生华人，个子高瘦，过去是马德望地方的中共侨党领导人，我曾经是他的部下，组织分家后，他参加柬方工作，他给我的感觉是生活作风非常节俭。所有被扣留的人都与张东海认识，他操办的这件事，令我们大家莫名其妙，觉得他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当然，张东海不过是执行指令，向我们这些中国干部发出“不欢迎”的信号。至于，柬共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以陈声与农谢的相知，柬共根本不应该将这些同志视为“亲越派”。
柬埔寨共产党的领袖大多目光短浅，心地狭窄，对干部人事，用得着的时候用，用不着了就杀。张东海转入柬共以后，也不惜以打击华侨干部，来抬高自己，柬共占领金边以后，他就出任“民柬”政府的财政贸易部副部长。但波尔布特清洗苏品后，他的上司温威受株连，他也一起被杀。他在坏的制度下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力，结果也被他人不择手段地谋杀了。
在西南区有一个叫吴植俊的华侨青年，他的柬文和中文都很好，一九七二年“华运”结束工作，他去参加了柬方的工作，不但表现非常积极，而且与我们的界限划得很清，因此张东海将他推荐给波尔布特当贴身翻译，一九七九年柬共撤出金边时，波尔布特把全部通晓机密的翻译杀死灭口，他也是其中的一个。
一九七〇年十月我和林青、红卫等十二个同志，奉命从西南区转移到东部大区，途经柬共西南区委员会所在的巫赖山基地时，张东海从山上下来看我们，他要我留下来，在他的身边工作，我告诉他组织给我的任务不是武装斗争，谢绝了他的邀请。我知道张东海非常器重我和吴植俊，要是那次我踏进了柬共的队伍，很可能就会成了波尔布特身边的人，也就没有今天这条命了。
西南事件后不久，东部大区哥士玛县政权，把华运干部黄林明同志抓起来。黄林明对革命忠心耿耿，受到柬华群众的爱戴。但是他的威望太高，引起柬共土干的妒忌，柬共加给他的罪名是“刘少奇派”；林彪事件发生后，黄林明又有了“林彪派”的新帽子。每换一顶莫须有的帽子，柬共都要对他施加毒刑，甚至用铁钳拔掉他的指甲，我们要求柬共中央干预，但柬共中央以相信地方组织为借口，置之不理。最后他被发送到重疟疾区，死在那里。
关于西南区事件和黄林明事件，我都曾经向农谢报告，但都如石沉大海。几个月后，还是华运组织的负责人老伍出面，和柬共西南区党委交涉，碍于与中共的关系，柬共同意西南区的侨干撤到东北来。在撤往东北区的路上，一位同志触雷牺牲。陈声同志来到桔井后，与我同在一个小组中。
【王海和林三回国汇报】
柬共党虽小，心却很大，他们要创造比毛泽东更大的奇迹，要做“世界革命的中心”；而狂妄者如英萨利等，可能从来就没有把中共放在眼里。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不仅北越、北韩非常不满，连仰承中共鼻息的柬共，也非常不满，“解放区”各地柬共组织都开会传达“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因此对我们也就更不友善了。
紧接着，柬共东部大区又通过川龙县政权出面，要收回苏品早先发给我们的通行证。东部大区属下的第二十二分区公安首长冯光华，原来是金边东方体育会干事，与洪德和我都是熟人，他后来告诉我，苏品只是奉命行事而已，苏品曾叮嘱办理这件事情的人员少加评论，千万不要伤害中国同志的感情，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缘故。
顺便说一下，冯光华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柬共干部，后来因男女关系被柬共枪毙了。柬共的高干、中干、低干、土干，乃至基本民众，因性事而被处死的无计其数，贵吞的妻子妒告他与人有染，身为北部大区书记即被处死。后来波尔布特在柬埔寨实行婚姻配给，自然要杜绝男女私情，英萨利与乔蒂丽当年在巴黎行“婚前性生活”，说来也是应该枪毙的。而萧特也人云亦云，说苏品乱搞女人，而以苏品所处的的地位和环境，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话说回来，事态非常清楚地表明，柬共要就我们从他们身边赶走。因此，一九七二年“华运”组织就决定自行解散。我们这些人中，大部分是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但都拿起锄头去解决生存问题。王海和林三同志，代表大家到北京去请示中共中央的安排。
那时，我们的代表在B-52型轰炸机密集轰炸的胡志明小道上，跋涉了近一年，终于又回到了柬埔寨，带来的却是一个冷酷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取得协议，决定将柬埔寨华运组织的全体成员移交给柬共。”这对我们来说无异晴天霹雳。林三同志后来告诉我，他曾经向中共领导说，柬共是绝对不会接收我们这批人的，要求中共把全部华运成员接回中国去，但中共中央置若罔闻。
北京领导世界革命的官僚们，根本不体谅我们的疾苦。据说，北京有一位姓田的领导，训斥我们的代表：“马列理论水平太低，不懂事物发展的规律。”还说：“事物是发展的，不是静止的，如果柬共一时不答应接收你们，你们就要耐心等待。他们今天不接收，明天就会接收的。革命的大门永远是大开的。不要把人家看得太僵死。”我们的代表不服，这位姓田的干部就绷起脸孔说：“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你们只能接受，不能违反。回去如实向柬共中央汇报，不能一哄而散。否则将会受到纪律处置。”
我将上述的情况向农谢作了报告。不久，农谢派人到川龙来接我和陈声，又派人到湄公河西岸去把李林接来开会。李林向农谢汇报了中共的决定，农谢听完点点头，他说柬共也得到中共方面的照会。农谢又问：“你们同志中暴露了身份的多不多？”意思是能够参加柬共秘密工作的人多不多，李林说没有公开身份的也不少。农谢听后表示，要我们等待他们研究的结果，说来这已经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的事情了。
中共要强加于人，将我们塞给柬共，我以为是不合情理的。而那时柬共很自负，可能还将我们视为“中共修正主义集团”的奸细；要是农谢当初不是心比天高，早知道柬共被赶出金边的下场，没有中共接济就活不下去的窘境，就绝对不会这样刻薄待人了。现在看来，柬共不接收我们，乃至金边“解放”以后，还把我们闲置于绞肉机外，真是让我们因祸得福了。一九七三年华运剩下约七百八十人中，到一九七九年柬共彻底失败时，只牺牲了约一百余人。
【美国的炸弹】
一九七二年，柬共对我们实行排挤打击，我们这近千人的华运人员结集在桔井地区，必须去种地谋生。某日，越南方面的“老伍”通知我，要我到柴桢省紧靠越南边界的“巴域”地方去接一笔越南交通员转送过来的款项，那是一个四方枕头大小的绿色军用布袋，装的全是五百元柬币现钞，是给我们购置农具的钱。
巴域在“鹦鹉嘴”的尖端附近，是一号公路旁的一个小集市，从川龙到巴域，要经过磅占、波罗勉两省，抄农田和森林小路，也有一百几十公里的路程，在足社附近还要走一段七号公路，经过一快七、八百米宽的开阔地，它的两侧都是橡胶园，美军“猪猡”侦察机（Rockwell OV-10D Bronco）整天在那一带执勤，如果发现情况，轰炸机一喊就到。
我们四人分乘两辆摩托车，马增光和郭勇走前头，吴天生和我走后头，去时很顺利，回来却差点送了命。回到达开阔地边缘，我们熄了火，仔细听了好一阵，以为没有飞机声音，于是就飞快地冲上公路，想尽快地通过，谁知道我们冲到半路，猪猡机就从右侧飞来，小马和老郭的车倒下，他们就逃向路边的几间木屋，小吴声音发抖地问我：“林叔，怎么办？”我说：“小吴，冲！”
飞机来得很快，但是一株大树挡住了它的视线，而角度一偏就无法实施攻击，我只听见它在我们后面急转弯的尖叫声；当我们冲到树林边上时，它又回到我们的背后朝我们扫射，只见树枝树叶劈劈啪啪地落下来。我顾不得这些，就使着毕生最大的力气，把摩托车推进几百米以外的密林深处。我知道美机决不会罢休，下面就是一轮大轰炸。
可是，这时小吴却找不见了，原来他钻进公路下面的水泥泄水洞去了，那里躲得过猪猡机的扫射，却躲不过轰炸机的炸弹，我连拖带拉地把他拉出来，他已经吓得没有人智了……这时轰炸机的声音传来，我们赶紧钻进森林，后面就是炸弹的猛烈爆炸声音，紧跟着子母弹连续爆炸，树林边的几间木屋全部起火……轰炸机走了，猪猡机还在盘旋，但危险已经过去。我和小吴重新回到原地，看到一颗炸弹正好落在他藏身的那个地方。
【柬共统治下的世外桃源】
柬共将我们置于人民公社之外。我们一组华运同志十二人，被安排在川龙县新社村，柬共的乡书记最初想把我们赶走，但后来又不得不分些地给我们。那是一片低洼的原始森林，地方上的农民都担心我们会饿死。然而，我们以无比的求生毅力，一共砍掉了两千多株大树，还将所有的树根挖掉，总算将它平整成耕地，竟而在一片饥谨的柬埔寨，建起了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
我与青年同志们同甘共苦的生活，至今令人难忘。那时，柬共统治下的农村缺吃少穿，而我们靠双手和最简陋的工具，创造了奇迹般的丰收。我们住在芒果树下的茅草屋中，人民公社的食堂就在茅屋子对面六、七十米远的地方。他们一日三餐清汤寡水；而我们的谷仓里有吃不完的粮食，每天三顿白米饭，还养了一群帮忙吃饭的鸽子。
我们还是捕鱼的能手。柬埔寨老百姓靠竹编的鱼笼抓鱼，把鱼笼沉入湄公河，等鱼儿来自投罗网。可是，误入了鱼笼的鱼儿拼命地冲撞，头破血流也不肯止息，惊得周围的鱼儿不再游来。我们的人就跳下水去，将笼中的鱼儿打死，收入箩筐中，再将笼子挪到新的地方。这是非常辛苦的劳动，十月到一月间的北风天，虽非冰天雪地，清早下水也是沁心刺骨，移动鱼笼更是非常吃力。但是我们天天如此操作，每天都能捕获几十公斤的肥鱼。
我们只有两个鱼笼，公社有十二个；可是他们捕获的数量，还不及我们的一半。那时，柬埔寨也吃大锅饭，干不干一个样，同吃一锅汤，何必多受一层苦。他们有时也捕到几条大鱼，但都被头头献给乡里和县里的书记，剩下些鱼子鱼孙自己受用。因此，他们就没有积极性，没有人肯下水苦干，捕获量不及我们的一半，也就不奇怪了。
柬埔寨的蔬菜名字，大多是潮州人的叫法，因为种菜技术是中国人带去的，供给城市的菜农都是华人。我们也继承了先辈挖井浇灌的传统，种出了蒜头、洋葱、生姜、甜薯、油菜、芥兰、包心菜，既可自用，又可换物。我们还养了两头肥猪，几十只鸡鸭，屋前屋后种了三十多棵木瓜，藤上挂满了冬瓜、苦瓜，连公社的制糖组要吃菜，也得拿糖来与我们换，因此我们应有尽有，不时还有甜品享用。
那时，柬共取消货币，一切以物换物，而且只能偷偷地交换。如果有人偷藏了一些针、线、伤风感冒药物之类的东西，可比黄金还要值钱。我们用鱼来换盐，用盐来腌鱼，我们的咸鱼片装了四大酒酲，足足够吃三年。柬共进金边后，中国外经贸部长李强访问柬埔寨时，东部大区派了两名战士驾驶摩托车来到我家要菜。他们割去两大麻包蔬菜，说过后会给我们送食盐来，我慷慨地说“就不必了”。
【柬埔寨农村的痛苦生活】
柬埔寨土地肥沃、雨量充沛，到处都是鱼米之乡。我们居住的湄公河岸边，雨季的洪水给农田带来肥沃的冲积土壤，除了稻米，还盛产大豆、绿豆、玉米、烟叶。过去，柬埔寨农民过着闲散而知足的生活，除了春耕和秋收，平时就靠天吃饭。农家平时一日两顿，男人到河边抓一两条鱼，女人在屋前屋后摘一些瓜茄，便是一餐。可是一等到推行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柬埔寨顿时变成了饥谨的世界。
柬共进城前，“解放区”的物质匮乏问题，还可以通过与“敌占区”的交换来解决。柬共进城以后，天上一片赤红，人间一团漆黑，一切都失去了来源。我们所在的川龙县在湄公河的东岸，属于东部大区管辖，而大区的书记是苏品，他的地位远远高于其它大区的领导人。苏品来自社会基层，思想实际，比较体恤人民的生活，不象那些留法学生好高骛远，梦想制造奇迹。尽管苏品也在的辖区实行人民公社，但较迟才推行吃大锅饭的制度。
一位“朗诺政权”的女教员，被安置在我家对面的高脚屋，有一天她到我家来，要用几件质地很好的内裤和乳罩换些吃的东西。
说来，一个城市小教员，也背上了“朗诺政权”的大名号，实在很可笑，也实在太可怜了，我非常同情她。我对她说：“东西你留着自己用，饭菜则可以吃个饱，但不能带回去，我们经常帮助妳是犯法的，‘翁卡’知道了，你我都会有麻烦。”这些城市知识分子，大都体力很差，又没有务农的经验，因此饿死了许多。后来回中国，听说也有“伪职员”之类的名号，才知道柬共中共的路线是一脉相承的。
过去，百分之八十的柬埔寨人民在乡间种田，不仅养活了全国，每年还有四十万吨白米出口。而许多柬共领袖拥有西方的各类博士文凭，回到柬埔寨来教导革命，把这个富饶的国家弄得一贫如洗、民不聊生，有一首泄愤的民谣唱道：“从前种田靠上天和星星，天天吃香喷喷的白米饭，现在种田靠水库的水，顿顿喝稀汤汤的清水。”没多久，就不准再唱这支“反动民谣”了。
新社有一个很有见识的贫苦老农，我们叫他“塔宾”（柬语“宾老伯”），他与寺院的僧人相处得很好，与我们这些外来的中国人也相处得很好，他把湄公河边一块好田让给我们做秧田，还教我们了许多种田的技术。塔宾的一个儿子去参军，在苏品的部队当兵，他回家探亲时告诉我们，苏品发现革命成功了，人民的生活却更艰苦了，因此很失望。塔宾拿着一柄砍刀对我们说：“将来我就用它去杀他们（指柬共干部）。”
我在一九七七年四月离开新社，奉召去北京报告柬埔寨的情况。一九七九年，我又从香港去泰国，在泰柬边境的难民营见到从新社逃出来的华运朋友。他们告诉我，一九七八年苏品死后，东部大区发生叛乱，塔莫率西南大区的柬共部队去镇压，不分青红皂白，将当地农村干部统统杀光，还把塔宾扔进我们过去挖的那口井，他就淹死在里面了。我听了之后浮想联翩，柬共农村干部固然劣迹重重，但还不至于全部该死；塔宾不过是个农夫而已，何至于也要陪死在其中？
【杀狗运动】
一九七二年到了农村，我开始养狗。那是一条饿得皮包骨的母狗，流串到我家的茅屋前，我们就收留了她，她长得并不讨人喜欢，因此就叫她“阿勃”，在柬语里的“土里土气”的意思。可是，阿勃很通人性，很快就博得了我们的喜爱。
每天早晨，我要走三、四里路去田里劳动，阿勃总是在前面领路，东闯闯，西嗅嗅，到了田头，她就沿着田畴去挖吃谷子的田鼠，每天她都会捉到几只，而且会把它们一只一只地衔到草棚前，来向我邀功，我开始打心底里爱她了。一天傍晚收工回家，天色昏暗，阿勃走到了一处草丛边，突然大声地吠叫起来，我赶上去看，竟是一条手腕那么粗的眼镜蛇，我就一棍打了下去……。阿勃还发现过穿山甲、果子狸，不仅灭了害，还让我们饱餐了野味。
湄公河边有许多山龟，洪水退去后，山龟就下蛋，又趁河泥未干，将自己沉入泥中，然后就等河泥渐渐干结成保护壳，只露出鼻尖呼吸，进入休眠状态，等待明年洪水再来。山龟的鼻子与泥土同色，肉眼很难辨认，但是阿勃在河边发现了一只二十多公斤重的大山龟，于是“林同志的母狗本事大”的消息，就在村里传开了。后来她一抱下了六只小崽，大家都抢着来领养，我留下了那只深褐色的尾崽，取名“阿卡拉红”（柬语“红色”的意思）。
一九七六年某日，公社的公安干部“卡宁”，来到我的茅屋，对我说：“林同志，‘甘地’你的狗。”
柬语“甘地”是“粉碎”“消灭”的意思。第二天一早，我去田里上工，塔宾提着砍刀走到我身旁，问我：“那帮死鬼有没有通知你杀狗？”我说：“有啊，难道‘翁卡’又要和狗作对了？”
塔宾说：“‘翁卡’怀疑老百姓背后讲坏话，派人偷听家家户户的谈话，他们近不了有狗的人家，于是就要把狗全部杀了。你们说话也该留心了。”
这时，阿勃还是和往常一样，摇乞着尾巴在前面领路，这竟然会是她的最后一天，她竟要为人间的政治而牺牲生命，我恨自己没有力量来保护她。我更没有勇气去杀她，于是我拿了一罐舍不得用的牙膏（“解放区”里的珍品）去献给“卡宁”，我对他说：“我向‘翁卡’请罪，我实在太软弱，没有革命的意志杀阿勃，请你们处理她罢……”
【桔井事件和密娟的“坚定立场”】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代表基辛格和越南北方代表黎德寿在巴黎签署《关于在越南战争结束、恢复和平的协定》，同年三月二十九日，美军完全从南越撤出，两人还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此后，在柬埔寨的越南军队就有步骤地向越南南方边界集结，准备接收西贡。当时，世界上出现了共产主义即将全面胜利的幻象，而面临美国的全面撤出，朗诺集团坐守待毙，金边落入柬共之手，是迟早的事情，于是波尔布特也开始做占领大城市的准备。
很久以来，波尔布特集团就积心处虑有消灭城市和取消货币，来消灭“万恶的”城乡差别和“堕落的”商业行为，来实现“纯洁的”共产主义。桔井是柬共控制区最大的城市，政变后不到半月就落入越军手中，柬共刚从丛林里出来，越方就将它交给柬共管理。一九七四年柬共以为进城在即，因此迫不及待地在“解放区”进行试验，桔井就成为试点。四月二十八日，柬共限令全市华人到农村种田，并将该地华运干部七十多人，被用军车强行押往重疟疾区振公村。这就是著名的“桔井事件”。
这事件的起因是，柬共桔井地方政府命令市民（绝大部分是华侨）下乡从事生产，禁止他们从事一切商业活动。而桔井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拥护革命”，他们也同意弃商务农，但要求让老弱病残留在城里。于是与柬共干部发生激烈争执，柬共动员无效，就下令限期搬迁，终于闹到华侨提出集体返回中国的要求。
柬共干部碰上了棘手问题，就怀疑有人挑拨，于是召集华侨开大会，并邀请住在桔井市的“华运”前负责人王海与会，想在会上“揪黑手”。但会议一开始就失控，过去侨胞一向逆来顺受，可是这次相反，他们认为自己为革命尽了力，可是连安身立命都被剥夺，他们不仅向柬共政权说“不”，而且都要求返回中国，柬共干部恐吓说“要回中国举起手来”，而全场都举起手来。华侨学校的杨壁陶老师站起来发言，她说“华侨要求回国是正当的权益，连国际法都有保障”，群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以至柬共干部无法下台。
那天，正巧有一对华侨青年男女在王海的住处办婚事，这个婚礼竟成了柬共干部的借口，他们一口咬定那是在开庆祝会，是在为抗拒下乡打气。于是在“煽动华侨对抗革命政权”的罪名下，抓走了王海在内的七十多名华运干部，群众也就不得不就范了。
那时，桔井省委负责华侨事务是“密娟”，她的真名叫黄清音，祖籍潮州，原来是金边中华医院的护士。柬共上山，苏灼动员她进山去做保健工作，后来在腊塔那基里的山上嫁了一个柬共高干，于是也就以为自己也成了高干。此人思想极端左倾教条，对华侨同志毫无同情之心，我和她过去的中华医院同事许智昭医生去哀求她，让我们去振公村探望同志，求了她几次她才勉强同意。
我们带了一些药物，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病魔还是夺走七、八位同志的生命。后来农谢接见我们时，对这些事轻描淡写地说：“过去你们对我们，或者我们对你们有什么误会，今后就不要再提了。”我想提一下的是，这位忠于波尔布特的“密娟”，进城后也被波尔布特清洗处决了。因为她是苏灼动员上山的，苏灼又是温威的人，“密娟”在这条“反革命”的在线，自然也就在劫难逃了。
【胡荣被杀】
胡荣在留学法国期间获得经济博士，六十年代曾经两度当选国会议员，还当过西哈努克政府的经济部长。他任国会议员时以雄辩和直言无畏，而声名大噪，西哈努克本人对胡荣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说红色高棉有许多了不得的人才，其中又以胡荣最优秀。现在想来，尽管西哈努克有许多错误，但他当政时的柬埔寨，实在是一个相当温和开放、人尽其才社会。
那时，安宁部长古伦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乔森潘在街头受辱事件发生后，胡荣在国会的讲坛上责问古伦说：“你是安宁部长，你为什么沉默？为什么不谴责制造事端的人？”古伦不得不上台答话，他说：“我以安宁部长的身分，谴责那些制造事端的人。”这番话通过直播传全国，我和我的朋友激动得跳起来，当然也替胡荣捏了把汗。
胡荣作风好，人缘好，朗诺政变以后，他被波尔布特推到台前，担任“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的部长，因此在根据地军民中威望极高。西南区的一次万人大会，因胡荣到会而群情激奋，会场自发挂起了“柬埔寨人民的好男儿胡荣万岁”的横幅。波尔布特急于要在“解放区”搞高级合作社，各地出现人民逃亡事件，胡荣就站出来反对，他认为革命才刚开始，搞得太快太左，会破坏统一阵线，会把人民吓跑了。
一九七四年，在庆祝柬共成立二十三周年的会上，胡荣还曾经作过讲话，那是他最后一次露面。当时，波尔布特曾经大病一场，病好后，柬共开始讨论和制定进城后的大计方针，在波尔布特的主导下，形成了“八大政策”，那是：一、将全部城市居民遣散到农村从事生产；二、实行配给，禁止一切商业行为；三、废除货币流通；四、禁止宗教信仰，僧人全体还俗；五、坚决处决朗诺政权的人员；六、全国组建高级合作社；七、驱逐全部越南侨民；八、调整军力部署，准备开展对越斗争。
柬共中央对波尔布特的这个“八大政策”，据说只有胡荣一人发言反对。他说，没有做好妥善的准备，就将城市的人民赶到农村去，不是向人民负责，不是为人民谋福利，柬埔寨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是信仰佛教的，强迫和尚还俗，可能会抵触民情，在生产物资还不充裕的情况下，提倡吃大锅饭，弄不好会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他甚至还说，如果这样搞，要不了三年就垮台。波尔布特听后大光其火，认为胡荣一贯反党，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因此将胡荣杀了，有人说他的尸体被扔进了湄公河。
胡荣、乔森潘与波尔布特都是磅占西哈努克学校的同学，后来又一起在法国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他在西哈努克时代还能够有所作为，而到了他以身相许的革命阵营中，却人头落地了。那时许多柬共成员支持胡荣的意见，但攻打金边在即，都只能先忙“大事”。胡荣的死，是柬共自取灭亡的里程碑，从此政策出自一人之口，众人感怒不敢言，谬令也就畅通无阻了。
【越南侨干的离走和牢狱之灾】
柬共的抗美斗争与反越斗争，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越南和美国的巴黎和谈达成协议后，柬共控制区的越南部队军队开始向边境集结。一九七三年底开始，洞里萨湖和湄公河两岸，以捕鱼为生的农村越侨，就被柬共政权勒令随越南部队返回越南，这是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驱散柬埔寨城市人民和全面驱赶越侨的序幕。
一九七四年春夏之交，我看见从暹粒省“只根”地方来的一群越南侨民，他们在烈日炎炎下扶老携幼吃力地跋涉。据说要走三百多公里，才能回到越南，还说有“好心肠”的柬共干部叫他们将生产工具留下来，“空着身子好走路”。那时，柬共“解放区”已经废除纸币，更没有代步工具，老人的双脚肿得像冬瓜，孕妇就在路边临盆。这些早走了一年的越侨，是以小不幸换来了大幸，他们都被安置在越共占领的西宁省和碌宁省之间的黑婆山山区。
当时由于柬共和越共有约定在先，农村越侨还能从容准备，“越南南方临时革命政府”在边境设立了回乡接待站，安顿了他们的生活。而一九七五年四月柬共占领金边后，驱赶城市越侨的手段就大大不同了，大家毫无思想和物质的准备，就被赶上了路。但越侨毕竟是朝着祖国前进，还有求生的方向；华侨则如无娘的弃儿，漫无目的地向农村流去。当越侨向柬越边界涌去的时候，越南当局收留了不少参杂其中的华侨，让他们逃过了柬共的三年暴政。
一九七四年底，印支战争接近尾声。农谢来到桔井，他让“密娟”派快艇来接我和陈声，我们到桔井时，王海和李力已经先到了。第二天，农谢在桔井省委领导人的陪同下，来“看望”我们。农谢对我们说：“过去有什么误会，就不要再提了。今天我很想知道的是，究竟有多少同志想回中国去，请你们把名单交上来，但回中国的途径，你们要自己想办法。”
见过农谢后，我马上将情况报告老伍，强调柬共向我们摊牌了，他们让我们回中国，但不负责护送，只是让我们去找越南方面帮助，走胡志明小道。可是问题还不在于越方是否愿意让我们借路，而是扯上与越南的关系，恐怕连性命都没有了。柬共毫不手软地斩杀从越南归来的干部；如果我们报名，等于自投罗网。
那时，老伍刚从北京汇报工作回来，路过河内时黎笋见了他四次，向他打听中共的态度。而他的老朋友阮文灵、陈文苏又是越党南方局总书记和常委，鉴于柬共与越共的关系越来越坏，阮文灵就让他留在西宁省社马地方的南方局基地。那是越柬边境上的一片很深的原始森林，离我们所在的新社地方只几十公里，摩托车车程约两小时。
老伍接到报告后，就让越南方面的联络员带来了密写的指示，还要我到社马去见他。他指示：一，情况紧急，北京有些松动的决定。因此凡是原来从越南去柬埔寨工作的同志，应迅速撤离柬埔寨，返回越南与家人团聚。二，原来在柬埔寨发展起来的同志，要继续耐心等待柬共接收。三，由林木（我的化名）负责安排撤离工作。四，由林木负责安置留下的同志，直到柬共接收为止。
我把这些“归国无门”的指示告诉大家，大家的心如雪上加霜。我们这些被中共使用了几十年的海外侨干，原来以为祖国是母亲，党是亲人，可是中共也不要我们，它把我们当做皮球一样，一些踢给越南，一些踢给柬共，而中共的走狗柬共又把我们踢出了界外，谁也不想去捡它了。
我是通过小马安排将干部撤往越南的工作，他是柬埔寨华侨，也是我在《棉华日报》时的同事，要小我十七、八岁，是一位非常忠诚勇敢的青年。那时，越南联络处曾经要求华运组织提供人员，帮助他们的财经部门，接运转入“解放区”的大宗金边政权的货币，供驻柬的越南部队机关使用，小马就去参与办理此事，他和几个帮手为越方做了不少工作，因此与越南方面的关系很好。
我们中间的越南侨干，都是在中越两党是“同志加兄弟”的假话糖水里泡大的，以为自己为越南革命做过贡献，在柬埔寨语言不通，没有前途，有了中共中央的这个回越南的指示，个个急于要走，越南方面也予方便，途中又有其它华运同志加入，估计有一百人左右同行去了越南。小马也去了越南，很快西贡解放，他又进了西贡。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金边先行落入柬共之手；十四天后，越南北方军队进入西贡。而柬共夺取金边后，驱赶越南侨民的情况极端混乱，不少“华运”的青年同志在归国无门的绝境中，混入越侨回乡的行列逃生。只有那些死心塌地按照中共的命令，等待柬共收留的驯服同志，一直等到一九七九年柬共集团土崩瓦解，才逃出生天。
这些战友为中共、越共、柬共做了很多事情。但柬共认为他们亲越，越共认为他们是中共第五纵队，中共又把他们看做无组织无纪律的叛逆，面面都不是人。数年后，中越这双“同志加兄弟”，竟为柬共交恶翻脸，撤往越南的侨干头面人物李林、陈声、林青，乃至小马等统统无端受累，被越方逮捕，后囚禁加隔离长达十年之久。
中共也确有在越共、柬共中安排“第五纵队”的企图，柬共对此有所防范，也不无道理。中共在西贡、堤岸等地，早有一班潜伏人马，负责人化名“林立”，地位低于老伍，他来过柬埔寨“解放区”，但我没有见到，只知道大家叫他“二哥”，他的这条线叫做“统线”，直接受中共的指挥。
在中、越翻脸打仗前，老伍和林立就先行奉调回国了，之后西贡发生过打着“反对征兵”的横幅和毛泽东的头象的游行示威，这个举动引起越南方面的注意，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统线”全部落网。两个月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我们这些同志也被逮捕。这些愚不可及的盲动，都是来自北京笨伯指示，它使我们无辜的同志蒙受十年牢狱之灾。桔井中山学校校长张德祥先生，长期追随中共，在狱中情绪失控，自杀身亡。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军打进金边，推翻柬共；二月十七日中共假装“自卫反击”，派兵“惩罚越南”。两个共产主义“兄弟”睨墙打架，却不断绝关系，领导人“同志”不离口，下级人员却坐在越南的大牢里。直到一九八五年初，越南劳动党中央才下达指令，释放这些人员，转押西宁省黑婆山从事农业生产。一九八八年他们才获准去第三国。
我所见到中共和柬共，对同志毫无感情，只有利用，无不行“过河拆桥”的作风；越共还讲点面子，还不随便杀人。对于这些入狱的同志，中共并不出面做拯救工作，只有老伍一人以老战友的关系与黎笋和阮文灵写信，要求释放他们。后来，他们大都流落西方国家，实在也是与中共情绝，无所眷恋了。我从参加革命，就有坐牢断头的决心，到头来却落得一个海外孤儿的命运，但较之那些被越共囚禁，被柬共杀害的同志，当孤儿也算是一种幸运。
老伍和林立回国后的待遇很不同，林立被留在北京的中央侨委当处长，老伍被支遣到广西桂林去当一个旅行社的副经理。一九七九年为了援救泰国难民营中的同志，我从香港去北京侨委要求帮助，那时林立已经是北京的官僚，我看着他们那副无关痛痒的表情，就很挖苦地说：“过去你们说阶级感情，现在就需要你们的阶级感情了。”林立听了很不舒服，但他也知道我已经退党，也奈何不得我了。
【劣质军事家】
柬共领导集团的这帮留法学生思想左倾，念念不忘“枪杆子里出政权”，打起仗来却没有一点本事。柬共军队是中共一手武装起来的，柬共的根据地却是越南部队占下来的。一有了根据地，波尔布特就下令喊“停”，就不再取进攻态势，因此占领的版图长期如旧。在这个暂停阶段，柬共就忙于“培养”和“清洗”干部。
七十年代，美军在越南战场的阵亡人数大幅上升，国内反战运动此起彼伏。因此，为求“光荣撤退”，美国与北越在巴黎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一九七二年武元甲指挥北越军队在南方发动攻势，美国则以空中优势实施狂轰滥炸，越南北方重要设施完全被摧毁，南方战事也牺牲惨重，越共政治局决定妥协，但美国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以为轰炸未能奏效，反而向北越作了许多让步。一九七三年初，美国与越南间的巴黎和谈成功。为此，波尔布特大骂越南是民族利己主义，是重施一九五五年日内瓦协议出卖柬埔寨的故技，还强调柬埔寨要独立自主、不谈判、不妥协的立场。
美越和谈成功后，越南驻柬部队开始有计划地朝柬越边境集中，准备最后夺取整个南方，美国也停止轰炸胡志明小道。西哈努克多次提出要到柬埔寨战区看看，美越和谈成功。在中越两国部队的严密的护卫下，他和莫尼克终于来到柬埔寨根据地。出面欢迎他的是乔森潘、胡荣、符宁、宋成、贵吞和乔奔娜丽等人，而波尔布特则总是站在远处不露锋芒。很久以后西哈努克还只以为乔森潘是柬共的领袖，不知波尔布特其人。
西哈努克的到访，大大地提高了柬共的国际影响力，但西哈努克自己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看到是经过多次排练的场面，而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中国派来的摄影队，拍摄了这些加工制造的场面。西哈努克回去后，柬共向全体党的党员解释，说党之所以对西哈努克表示热烈欢迎，是要让他站在革命一边，他跑到美国那边去，就会对柬共不利。
越军撤走，波尔布特以为是逞能的时候了，于是策划一场攻取金边的战役。可是，他没将美国的反应估计在内。在战斗白热化的关头，美国的B-52轰炸机在金边外围，投下了二十五万吨炸弹，这是三年多来在柬埔寨所投下的炸弹的总和，红色高棉军队损失自然惨重。美国的空中优势使到柬共军队再也不能靠近金边，也延长了朗诺政权两年的寿命。
波尔布特为了雪耻，又亲自指挥攻打磅占。他动用大量兵力，但只能前进两公里，就再也攻不进去了。最后，只能将城郊几千群众赶进“解放区”，也算是波尔布特的战利品了。
波尔布特亲自指挥的两次战事，都以失败告终。一九七四年夏，他再下令主持西南大区的塔莫攻打金边西北二十五公里处的高棉古都“乌东”。“自由高棉”守军斗志顽强，柬共部队久攻不下，最后是在中国顾问的指挥下方才得手。战事非常惨烈，战后塔莫部队以屠杀战俘和平民，此后世界舆论开始收集柬共杀害平民的证据，塔莫的“杀人王”之名，开始遐迩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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