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共”理论与“毛共”思想，乃政治上格格不入的两个对抗理念。已经于中共之内形成而存在着，并且正一直相互斗争着。而这一事实，无论你承认与否，都不以人的一直为转移。前者，政治意在修正马列主义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服务为宗旨。人为制造阶级，纵容压迫剥削，纵容其两极分化。无所谓“先富帮助后富”承诺之兑现与否的效应。后者，政治宗旨意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民主道义下，致力于社会平等公正、共同富裕。达至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追求马克思之“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最后解放自己”宗旨之实现。
孰对孰错，只取决于个人政治上之“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了......
毛泽东之所以特别伟大而无与伦比，非但当时历史性对世界格局的分析，始终英明远见、高瞻远瞩、洞若观火，穿透世纪之对其身后中国的政治预判，业无不如此应验着。
中共史上，从建党初期之弱小、甚至附属着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之发展而大革命失败后开始，无论是毛泽东最早提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建立中共自己武装力量的理念；抑或根据历史阶段性具体国情的实际，而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而最终夺取城市的策略；抑或再后来之三次“反围剿”战之因应敌众我寡而声东击西、避实击虚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游击、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抑或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弱势之师所面临被围追堵截、危在旦夕被动态势下，毅然挥师北上抗日之由被动转为战略主动之策；抑或再后来之以和平手段解决“西安事变”、从而迫使蒋介石暂停“剿共”而一致对外抗日，反而赢得了道义上抢占了舆论制高点的胜利；抑或再后来建国之初，独具战略性高瞻远瞩而力排众议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出兵决策；抑或更后来之身后倍受争议和诟病的“十年文革”之发动，等等，无一不是在倍受质疑、反对、甚至误解的情况下，却在其领导的中共实践检验之后，无不被逐一验证为毛氏之英明洞穿、正确无比。且毫无私心杂念，而纯属实事求是地为党国和其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做的战略性长远考虑。
因此，事实也就证明了：之前，毛根本没有冤枉那些曾被他政治弃用、或打到、或阻止的人和事了。也只有某些类似李锐式中共叛徒的个人，政治心胸狭隘、人品道德操守涵养欠缺的当事人，才以至于在铁的事实面前，无话可说，却仍顽固不化而不服气，总欲惯性地伺机断章取义历史，公报私仇，诋毁诬陷、盲目否定毛泽东。
因此，今天，我不妨尽量中立客观、不带政治立场地来重新审视一番，中共党国，在罔顾毛临走时的政治英明决策和安排之后，而轻易回复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后，又纵容其任意放弃毛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警告之后，这四十年来的实践结果，验证出了些什么......
毛刚走时，包括笔者在内大多数人们，也曾随普遍性之大流，寄盼于众望所归于的邓小平“安邦治国之才”（叶剑英语）。造成了十分有利于邓之于党内外非常高涨的政治威望的局面。客观中立地说，其风头，完全可以“一时无两”喻之。之所以如此，恰恰正是，当时无论党内还是党外，包括叶剑英在内的这样忠心耿耿地追随毛泽东干了一辈子革命的老战友们之绝大多数人，都普遍地没能看懂、没能明白透、甚至误会了毛所发动之“文革”的良苦战略远见之用心所在。都普遍误以为，毛冤枉了邓小平。
然，毛之用人政治标准：以德为主，才华次之。因为，“德”实本性难移。“才”则后天可补。而毛在走之前，之所以突然不再信任邓、而再弃用之。同时，却特别布置以确保邓人身安全的措施，则纯属个人战友情之念旧。而并非政治上欲再予重用。
毛政治上之彻底弃用邓（即所谓“打倒”），并非仅仅因为偏听偏信“四人帮”告状，那么简单。而主要在于：邓之政治道德操守出现了破绽。而暴露其不可再政治委以重任的根本原因：1）邓之前期待毛尽快恢复其出来工作时，曾口口声声保证“永不翻案”。然，得手后，却拒绝毛让其针对“文革”明确政治态度立字据之求。2）查出了当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之聚众悼念周恩来的幌子，实乃邓所背后策划、煽动之为其歌功颂德、打造“民意”的政治闹事的“纳吉”。
而就这两件事之客观中立而言，就已说明了邓之人品不厚道、无诚意、政治异想。而此时的毛泽东，疑似难免联想到之前，险遭林彪谋杀的历史。林彪不正如周恩来后来所结论之“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那样吗？把战场上用于对付敌人策略和战术，反过来用于对付毛泽东、对付自己党内异己同志。而邓当时之反应，颇类似林彪之非光明磊落的性质。疑似又会以“绵里藏针”式阴险狡诈对付党内自己的同事和领导，而辜负毛的信任。
故，毛泽东宁愿选择，即便政治资历、才干程度都看似略逊于邓、而政治道德操守却公认忠厚老实，值得众人信任的华国锋，作为其最后的政治交班。
其实，毛泽东作为代表当时的中共，重新启用曾经被政治弃用（即，所谓的“打倒”）的邓小平，就如同任何用人单位或老板们之对岗位职聘的性质完全类似。即，有着预设道德行业操守必须遵守的条件。约谈见面之后，双方都说好必须共同遵守岗位职聘的先决要求，方可达至聘请之合作。而非岗位申请人，应聘时，承诺得好好的所谓“永不翻案”。却又在上岗之后“绵里藏针”着阳奉阴违，违反原始“职聘”承诺之初心。当然，也就只能“解约”了之。更何况，毛原先之所以欣赏邓，那是，因为邓曾对敌“绵里藏针”，并对党国政治宗旨，原则性极强，能做到“钢铁公司”。而非，任由邓将其对付敌人时“绵里藏针，钢铁公司”的斗争手法，反过来用以对付党内自己人及人民群众。
然而，事情果不出毛之所料：邓才被华国锋应众之说情而恢复其出来工作，便立即将其原本该用于对付党国敌对势力的“绵里藏针”、”钢铁公司”的阴谋狡诈和凶狠无情的手段，本末倒置地全都用来分别对付自己党内曾真诚信任他的领导和同志，以及对付国内最为广大、且曾全力支持、帮助中共打下江山的劳动人民。
重新上台后的邓，很快就政治背信弃义。
1）为了法理上能为其可今后滥用职权、独裁专制的倒行逆施铺路，一上来就立马将毛生前就立法规范的政治民主言论自由之“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法律条款给删除了。以免再受限于法律。
2）进而，自毁政治威信地滥用其影响力，不在其位却频谋其政。总以副职，谋取正职之“政”。罔顾时任党国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权力。先是越权以下级指挥上级。例一：以副总理身份，替代国家主席兼总理华国锋访美，并定夺签约与美所有外交协议。例二：以军委副主席身份，越权对整个对越反击战的决策和主导权。完全罔顾、不尊、藐视法理时任邓之上级的华国锋身份和自尊心。开始了毁坏国法党章、政党政治道德操守环境的行事规矩之先河。还非但可美其名曰：“出来不是为了做官。而是为了做事”，同时，还可逃避岗位责任......
3）再进而动机不纯地借口抵制“两个凡是”，以准政变方式，推翻并篡位了华之党国最高权力。然后，以其后来之根本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特色理论”，取代毛思想作为党国政治路线指导。
4）篡夺军权后，还退而不休。却再进而，政治本末倒置、违法违规地以枪指挥党。干涉党国高层政治。严重败坏了党国政治原则之“党指挥枪”的纪律。从此带头渐进式潜移默化地演变至公开性质的自毁党国政治道德操守环境，严重违诺政党政治之公信力。
5）尽管邓是个身经百战的开国功臣之一。然，作为党国高级领导人，他自己文化和政治理论水平，本来就不高。而平时除了热衷于棋牌外，也从不注意自学提高。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开诚布公承认，甚至理论上都搞不清楚，什么是“资”、什么是“社”。然而，他却并未谦虚谨慎。而是继续不懂装懂、不求甚解。还自诩“发明”了所谓“不争论”而不容忍别人置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强词夺理把党国引向下政治歧途。
邓上台之后，强词夺理地强势以其职权而滥用法律之本属该客观中立、公平公正的原则，以秋后算账之实质，非公非正审判“四人帮”，以达至变相纵容否毛。紧接着，全面平反和恢复那些曾在毛时代政治上，反党反社而被弃用打倒的右派上台，为邓政治站台和出谋划策。
结果，邓集团和右派们政治联手，先以非法滥用司法做非公非正非中立之判决“四人帮”及否定“文革”入手。紧接着，果真纵容官宣舆论，再进而渐进潜移默化式全盘否毛、并仍欲试图最终否共颠社。并且，邓还听信谗言，疑似以其秘书代为动笔，帮其写出个“邓理论”来，以其有悖于中共政治宗旨的“特色”歪理学说、替代与其理念格格不入的毛泽东思想。用以作为党国政治理论的指导思想，以便付诸实践。而邓理论之“特色社会主义”说法，其实质，就是政治上修正了中共政治宗旨之换一种说法。以达至更具“绵里藏针”之欺骗性效果。事实果真如此。
历经四十年检验证明，其所谓“特色改革”思路和内涵，纯属邯郸学步、非驴非马。即非当代西方之采纳社会主义之法治与民主的核心，作为政治上完善其统治软实力的民主法制的资本主义；也根本并非马列毛思想的社会主义之以“无产者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政治宗旨的理念。而纯粹是毛泽东生前所英明洞穿到之政治复辟和倒退。投降式退回到了早已被中共党人、曾以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的巨大代价才推翻了的旧社会去了！这一切事实，不正好印证了毛走之前，对邓的弃用（即，纯属政治“打倒”。而非司法判刑），还根本没有冤枉他。而是实事求是，英明正确。
然，问题的根本在于：既然你邓小平们，已经对“共运”丧失信心，甚至已背叛了自己曾在党旗下宣誓效忠的共产党宗旨之“初心”，那么，已意味着该自行“退党”了。既然如此，却为何仍留在党内、打着中共的旗号，另干着疑似“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买卖”呢？那不典型的“地沟油”类制假贩假、自毁信誉吗？这也正是为何，中共党国社会，自“特色改革”以来，社会普遍行业道德操守不再，制假贩假、伪劣赝品泛滥成灾之所在了。
看今天事实证明：
1）邓之所谓“黑白猫论”，其实质变相在于：无论非法与否、无论损人利己与否、无论贱卖国家财产与否、无论女娼男盗与否、也无论伤害到最为广大弱势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否，只要达至自己统治集团中，既得利益者眼前的经济利益上“挣钱”即可！而且，如此非公非正、无法无规的所有“挣钱”，其主要用场还并非惠及广大弱势民众。而却完全用于政府官僚之公款挥霍、所谓“政绩工程”之滥开发......
2）其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富帮助先富”的谬论，实为修正了中共政治宗旨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为造成了社会非公非正结局之贫富不均、失衡失控、两极严重分化达世界之最。甚至仍有六亿人口还在贫困潦倒、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亟待扶贫......
3）吏治贪污腐败已达世界之最。买官卖官盛行而完全被腐朽没落的假党员、真邪恶势力，渐进式篡党夺权操控政治。几乎掏空了整个党国政治宗旨的根本！因此，这一切不正是“阶级斗争”之存在、而导致社会始终潜在着政治动荡不安吗？高楼林立、信息现代、卫星高铁等硬实力的表象下，纵容物欲横流的社会，还贪婪自私地打着这个“改革”、那个“改革”幌子的“特色”邪恶势力，已形成了类似警匪一家般地欺上瞒下地欺压百姓、禁言民声。非法扼制投诉、阻止上访、雇凶恐吓、贿赂司法等，无所不用其极！只因为有邓大人那违法违规违德所自诩“发明”的所谓“不争论”作为“特色”护身符嘛。
4）故乃社会政治始终维而不稳之根本所在。其政治倒行逆施，以实质性地动摇了中共所打下的法理政权的根基。已根本无法向人民释义，中共当年带领那么多穷人子弟兵造反腐败没落的前政府，曾英勇牺牲、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无所畏惧地献出自己年轻宝贵生命的代价，才推翻了旧社会、颠覆了旧制度，建立了新制度之新中国，其根本意义何在了。因为，旧社会的晚清和民国蒋政府时代，早已就事实是上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嘛！当年不就已经非西方式“民主言论自由”了嘛！不就已经官场吏治贪污腐败严重、社会男盗女娼遍野、卖儿卖女求存、且农民们也类似今天之盲流外地逃荒乞讨等现象了嘛……
而恰恰正是由于旧社会实践中，根本从未有过“先富帮后富”的发生（除非是个人亲戚、血缘关系之特殊私人之有限互助）。而是残酷剥削欺压弱势人民群众，搞得民不聊生，才有了人民响应并跟随中共揭竿而起闹革命的历史效应嘛！然，今天却又走回头路而复辟旧朝代之道德政治，还如何解释中共当年之“揭竿而起”、国共内战之互相残杀后，所推翻旧制而建立新制之法理正当性呢？这不啻政治上之意味变着，相投降了曾被喻为“反动派”而早已被推翻了的前朝旧社会的、腐朽没落的统治集团吗？
而恰恰正是由于旧社会实践中，根本从未有过“先富帮后富”的发生（除非是个人亲戚、血缘关系之特殊私人之有限互助）。而是残酷剥削欺压弱势人民群众，搞得民不聊生，才有了人民响应并跟随中共揭竿而起闹革命的历史效应嘛！然，今天却又走回头路而复辟旧朝代之道德政治，还如何解释中共当年之“揭竿而起”、国共内战之互相残杀后，所推翻旧制而建立新制之法理正当性呢？这不啻政治上之意味变着，相投降了曾被喻为“反动派”而早已被推翻了的前朝旧社会的、腐朽没落的统治集团吗？
5）而同时，自邓以来之以对美为中心的外交，则始终“恐美症”作祟而本末倒置地奉行敌友不分、拜敌为友、联敌制友之政治幼稚、战略短视的外交路线。具体地屡屡丧权辱国于面对伤害中国核心利益的关键时候。其指导思想的谬论就是那政治一厢情愿的所谓“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再后来衍生之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等。然，实践的结果却是：
首先，敌人根本不可能让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而是欲原则性全盘否定、完全侵占、独享资源。其次，敌人根本非允华幼稚之一厢情愿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强词夺理、强权霸道逻辑之欲：非但你的，是我的；而我的，还是我的！
今天所见所闻的每一国家国际大事之发生，不正是如此应验的吗？这也正是为何，当美今天突然对华彻底翻脸时，中国外交部曾顿显惊慌失措。一时应对失调、进退失据、且乞怜求和之所在了！这也正是为何，这些年来，甚至自2020年初，突发新冠病毒以来，面对美帝一再政治和军事上之威慑、恐吓、犯华等举止时，而中国官方却总是，一再自显疑似理亏、气短、示弱、怂退等之类似投降，而毫无毛时代之迎头痛击来犯之敌地底气和气概之所在了！
正是因为，邓氏之“特色改革”，实为从一开始，就政治短时而错误地奉行混淆敌我、敌友不分、甚至拜敌为友的政治投降路线。故，其所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战略短视，而导致我们经济上依赖别人以求存，则政治上就势必仰人鼻息着受制于人。因此，每到涉及国家民族核心利益的时刻，总挺不直腰板而硬不起来。还何谈武统台湾！还如何不导致变相纵容台独、甚至还滋生出港独、疆独、藏独等，其政治势力上“民意”之赢取，正渐进式、与时俱进地迅猛做大，并潜移默化式令港台地区内的政治统派的政治生态环境，大幅度收缩了......
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然，倘若德不配位，势必众叛亲离……今日社会之比较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多见闻见证了：不少原本遵规守法的知识分子良民，均先后以技术移民迁居海外。更有甚者，还有不少沿海百姓，不惜冒险重金非法远洋偷渡、以难民身份滞留、移民者众的畸形现象......而这一切活生生的事实，就已经足以揭示，是对邓小平“特色改革”实践四十年来，政治违法违规、倒行逆施的所作所为，之否定和鞭挞了！
正是因为人们赖以生存的政治道德操守环境，正被渐进式自毁、破坏，才导致了这些人们，不再相信自身所处之表象被自诩为所谓“厉害了，我的国”之“繁荣昌盛”下，还会始终给自己提供扎根一生的人身安全感，所以，他们才削尖着脑袋寻求移民他国。
这正犹如，候鸟之所以远离之后，不再返回原属自己惯于栖息之地，不正是当地自然生态环境，被毁坏而不再适宜生存所至吗？而于人类社会而言，人伦道德操守的环境，不也同属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一吗？
所以，这也正是由于邓氏“特色改革”这四十年之乏善可陈的实践，也只能动辄拿毛时代奠基遗产之衍生硕果、以及毛所规划之“四个现代化”之逐步实现到位之丰功伟绩、更甚至不惜断章取义地篡改国民经济的GDP 历史数据，来弄虚作假地粉饰为“特色改革”之功了......同时，也因此，更加验证了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之伟大、英明、正确，甚至，放之四海而皆准之所在了！
今天，假设政治之信任度上，仍可重新将邓小平与“四人帮”来做比较的话，极可能采信后者的人数，将比前者更为众多。也正是为何，今天不少人已经一直在呼吁平反“文革”，实事求是还原整个“文革十年”历史阶段的真相。而非仅仅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断章取义、甚至偷梁换柱历史之仅仅只提“文革”之头两至三年之间有人政治动机不纯而破坏导致一些违法刑事犯罪的人和事，并进而歪曲、篡改历史以误导后人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