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难料。这种“难”表现在世间人事的后果似乎根本无法由世人自己来定夺的现象上，从而也就无法把握事物的走向，更不用奢谈什么人来胜天了。今天从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的变迁入手来谈谈观察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难与易。
14世纪欧洲封建主义在欧洲文艺复兴的浪潮中开始渐渐地消退了，随着欧洲工业社会的形成，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逐渐确立，但作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产物----意识形态中的自由主义思潮却要等到19世纪初才缓缓地趋于成熟。由此可见，一种思想意识的成型不是由谁登高一呼就可以兑现的。
思潮的形成是由于社会各方面在经济关系上的需要而在政治层面上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当这种市场关系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时期，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思潮也就必定会随之而起舞、不断地去适应新的市场关系，因而一个轨迹“无定”的过程就会显得既漫长又多变，这种漫长和多变不可避免地会给受到局限的目光带来无奈的疑惑。
初期的自由主义思潮为了适应刚登上历史舞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尚未完全退出历史的封建主义斗争的需要，它主要的任务是鼓吹资本主义立宪，其核心精神则以极端的个人主义为特征。这种特征则以个人能力为个人所拥有及不负有对他人任何义务来解释，所以这种“消极自由”对政府的要求除了保护国民的人身安全外几乎为零。这种社会现象与目前的大陆社会有某些相似之处，尤其是相对于那部分民营企业家甚至于个体商贩来说是极为相似的。可能这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有的标志。
随着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逐步成熟，欧洲的自由主义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自由主义者们一改过去那种“原子型社会”的社会观，大力提倡监督政府运作、干预政府政策的新自由运动。他们认为在以前那样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下，大部分国民并没有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得益，翻过了封建君主制那一页只是造成了新的非正义，那种被称为“原子型”的自由主义只会从臣民型的饥饿换成自由型的贫穷，没有实质性的社会变革意义。所以，他们提出了自由应该与个人成功联系在一起，以个人的自我实现为目的。
讲到这里，我想起前一阵有网友在问：做人怎么样才算是成功了的人？我在跟贴中这样说：人的最大目标是去实现自己的天赋，所以实现了自己天赋的人就可以算是成功了的人。意思就是指这样的“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并不是个可有可无的个人目标，它的出现是有社会意义的。就是这个个人自我实现的述求使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从它的“初级阶段”进入了一个更人文化的高级阶段：社会自由主义。它通过国家在用更强的平衡手段来达到保护国民的同时还极大地拓展了国民自由权利的范畴，这样由国家来担负起重要的经济责任的方式可以促使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各种因素去共同保证全社会的经济繁荣和保持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
如此，社会财富就能够较合理地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分配。所以这个社会阶段又比早期的放任型自由资本主义有了科学的进步。不过这样一来，与原来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初衷又有一点大相径庭的味道了，相比之下倒好像有点像以前大陆“大锅饭”时期的社会主义了。
观察历史，一般而言远一些的也就看得清楚一些。中国大陆从铁板一块的全民国营计划经济在经过了一次次的变革后，现在是进入了开放型市场经济阶段了，社会形态也从马列社会主义进入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阶段，相信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形态还会继续朝着更合理、更科学的方向转变。
与此同时，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在如上所述的演变中也在向着福利自由社会转变。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形态在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上相互间在向着对方的结构和形态在“潜移默化”地转化，这会是在1516年撰写《乌托邦》提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托马斯-莫尔想得到的吗？
在国与国意识形态的争斗问题上许多人更多看见的是多头主义与单一制的争斗，其实这只是政治演绎出来的民族间利益的博弈，是表象，其表现在历史走向上的实质却是为了追逐利益而“身不由己”地在更深层次上的被对方所融合。单就人类思想发展的本质在一个阶段中的反映如自由人文主义与社会人文主义的理念而言，鉴于社会的平衡需要它们是处在相互借鉴、靠近、融合的过程中的，这犹如实在论与唯名论之间的关系，它们两者之间也是一种既斗争又相互修正发展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样。
再以刚才说过的那个“消极自由主义”为例，在资本主义早期它是一种左派思潮，但谁又想得到时光流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它却“潜移默化”地成了保守主义新右派的思想价值观了，而这种价值观也回过头去在那里主张“自由必与价值共存”的“共享的价值和共通的文化”了，这是英国大宪章运动时期的资本主义设计家们想得到的吗？
在欧洲中世纪的前期，由于强大的教会势力的压制，各种反宗教的异端思想、神秘主义学者、反经院联盟、自然科学主义倾向都无法在社会上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在经过长时期的酝酿、积聚后它们终于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求得一逞。按理说，社会中的各种反叛因素在运动获得成功后应该会朝着运动发起的初衷方向行进发展下去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在绵延数百年的文艺复兴过程中，那些热衷于参加反教廷运动的异端宗教派别及其它社会分子，原本是反对教廷试图通过利用亚里士多德主义将经院哲学理性化的努力来维持神学统治的，没想到结果却出现了新形态的文化变革：在夺走了教廷赖以维持地位的宗教教义解释权、打破了神权统治的格局使皇权不再隶属于神权后，原来反对“空洞的文字游戏”经院体系的宗教改革者们自己也由于需要将自己的信仰理性化而在建立一种属于自己的更封闭的经院哲学体系了，而且还是采用了直接从希腊植入的亚里士多德世界观理论，全然忘了自己的源头和初衷。这样的社会变革怎么会是运动始作俑者们在事前想得到的？更遑论五百年后受此余波影响的浪漫主义运动了。
世事难料。从以往人文历史的轨迹来看，社会的变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今天的自称为“共同形态”的社会形态差了十万八千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也没能推算出今天的社会构架来，毛泽东时代的开国者们想必也不会想到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中国在今天还会有这样多样化的经济结构，为解放黑奴而建立了丰功伟绩的林肯更不会料到解放了的黑奴们今天还会喊出：“黑人的命也是命”这样的要人权的口号来。谁曾想到过今天会是这样的？
不过虽然世事是很难料的，但其实通过上面列举的这些难料的世事人们也应该不难发现通过人类的无知或者说是人们的短视在无意识行为中促成的不以人性为转移的万变不离其宗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条发展轨迹是难以摆脱起伏回旋在自然地循序渐进过程中的相互借鉴、逐步修正、甚至是在相互间反作用的状态中较量着出现的变化规律的。这种规律应该是我们通过相对扩大了的视野可以看到的------这里的相对是指随着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又会出现的更大的循环现象而言的。
历史的发展不是由着谁一劳永逸的设计来安排的，而是出于人们各自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断的变化和必然会有的相互作用所不断产生的新思维、新信仰、新哲学使人的理性世界发生着渐进式的变化，这样的过程曲折、性质又可以是及其抽象的历史进程使受时代和地域的局限而意识不到自身的人们难以理解也是情有可原的，但逐利的人性应该是我们不应忽视的规囿客观反映在主观意识上的一个因素，譬如前面所例举的通过逐利的人性反映在文艺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哲学史观上的反动。
综上所述，应该说世事难料是相对的，因为难料的只是人类无法预知在自己随心所欲地左右了人事后或臆想出诸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或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所阐发的各种理念后会发生的结果，而世间人文自然进化的方式和规律-------如上所述应该还是可以用人类深邃的理性去预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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