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斗兽场*坟场------回望北洋的“代议”国会与胡适的“努力”周刊（下）》

《努力》周刊初试啼声就以它的《努力歌》一鸣惊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来的重声合唱就更是为历史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在紧接着的第二期《努力》周刊上，马上又刊登了由胡适执笔，丁文江、王宠惠、李大钊、蔡元培、梁漱濱等16位社会文人贤达联署的代表着北京教育界、学界给社会大众的公开宣言，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就此诞生。这篇有着重大意义的历史宏文敦促政府、国会要以社稷、民族利益为重，放弃门户利益、党派成见，为民众做出政治家因有的贡献。全文如下：

 

一，政治改革的目标

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知识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说明（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应该同心协力的拿这共同目标来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

二，“好政府”的至少涵义

我们所谓的“好政府”，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

          （1）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2）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三，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原则

 我们对于今后的政治改革，有三个基本的要求：

第一，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第二，我们要求一个“公开的政府”，包括财政的公开与公开考试式的用人等等，因为我们深信“公开”（Publicity)是打破一切黑幕的唯一武器。

第三，我们要求一种“有计划的政治”，因为我们深信，中国的大病在于无计划地漂泊，因为我们深信计划是效率的源头，因为我们深信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无计划的瞎摸索。

 

《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后，在社会上立刻引起了轰动，除了在京的知识界作为对胡适“做好人是不够的，须要做奋斗的好人；消极的舆论是不够的，须要有决战的舆论”呼吁的响应，有众多的大学校长、教育界的头面人物也纷纷相继发表声明支持这份宣言的发表。这份宣言的影响力之大还在于它还透过了知识界进一步影响到了作为当时国家的中坚力量的工商界。其中表现尤为突出的是湖北和广东的商界，它们纷纷以商团的形式组织起来使之成为参与社会政治的平台，并将商团由内部运作取得的经验在尚无“中国特色”的意识下用于作为国家议政雏形的省际地方议政中去，作为一种管理雏形而言商业团体对于民主政治的认识和在诸如选举、评议、提案、议论、表决程序、监督、预算费用的筹集、处理等等实际操作能力方面可以说已早就凌驾于北京尚在模仿、探索西方政体中的政客们所能展现出来的水平了。作为民主自治延展具体措施的一部分，它们还在社会赈济、保安、教育、国货市场保护、慈善事业、社会自治和公共管理领域做出了杰出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成绩。可以说，在国家层面的军政尘埃尚未落定时，这些地方商会早已开始进入了地方宪政阶段。这种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一种因了国家层面的混乱、无能而出现的社会自愈现象。

 

《努力》周刊是在1923年10月9日胡适发出《致高一涵等四人关于〈努力周刊〉的停刊信》后停的刊，也就是在曹锟当选为总统之后。这一年的10月5日在北京的国会用尽了一切可以用的诸如发放出席津贴、派人挟持的软硬兼施的手法，勉强地凑足了法定的国会开会的人数，用了让人瞠目结舌的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十年都没有完成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紧接着当天又用480票对110票的高差额票数将曹锟送上了总统的大位。但随着曹锟的当选，一切就开始复旧了。全国各地也旋即掀起了“反贿选”的声讨浪潮，孙中山在广州发出了“讨曹令”，浙江的卢永祥、云南的唐继尧、东三省的张作霖也相继通电全国宣布不承认是次选举。《努力》就是在全国风起云涌的一片对曹锟的国会贿选、政治倒行逆施的抗议声中停刊了，它的停刊用胡适的话来说是因为“反动的政治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是因为被政府认为偏激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和言论已经被当时的政治环境想所不容，也是因为在高压下有些原来志同道合的同仁开始选择了不同的志趣出路。在对“好人政府”万般无望之下，《努力》周刊唯有选择停刊一途可走。有舆论指这看起来是对政府的抗议，实也可以看成是对被金钱收买的“猪仔”国会和“无民可代”的代议制的否定，是对一部历经千险万般苦却最终因为由于是被贿选国会完成通过而落得个非法宪法的失望。因而《努力》为社会自治声张的对象已经荡然无存了。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事情的发展也确是如此的。曹锟当选后，理性的对话基础已不不复存在，起而代之的是连串的暴力事件，内政部的警察也进入议会取代了议会保安，万般无奈之下，议长只能带着印信仓惶出逃去了天津。1924年再次复出的段祺瑞执政府更是明言要搞与法统无关的中央集权，段本人则是明确表示约法和国会应同时消灭。随后便动手将参、众两院封闭了事，而被剔除了参与贿选议员后的其他议员则并入了所谓的“建设会议”，堂堂的国会又被回归为清末的咨政院了，勉强蹒跚了十几年的北洋代议国会就此灰飞烟灭。

 

《努力》在它仓促的生命中所能做的并不算多，它用只有短短的17个月的生命来为社会全民的利益振臂一呼，犹如彗星横空只给世人留下那么惊鸿的一瞥，但它却适时地做了时代赋予它责无旁贷的事，及时地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它的诞生和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无疑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的。一个以城市资产所有者，社会乡绅，中上层知识分子结成的地方精英社会阶层就此应声而汇成为了一股以一个声音一种利益的社会共同体的社会中坚力量并以民间叙事的方式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在今后的几十年间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社会群体发挥了它的历史作用。《努力》周刊的诞生似乎就是为了给这场短命的北洋假民主运动来画休止符的。《努力》周刊的下架预示着民主的自由呼吸已经渐渐地失去了它所需要的空间，《努力》的停刊离腐朽政客们操控的国会代议制代表的宪政运动在中国的彻底失败已经不远了。胡适、丁文江们的“努力”之殇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种理想的幻灭。中国人接下来唯有将自己的希望去寄托在即将吹响的南方北伐军的军号声中了。

 

代尾声

 

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国会代议的宪政还是地方的联省自治，最后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无底线争斗的国会是如此，蓬勃一时的广东商团也是被广东国民政府所弹压的。究其因，是因为了我们表现在行为上的文化习惯和私欲在作崇。

 

清朝的君主立宪筹备了近十年，资政院、咨议局从朝廷到省府一应俱全，眼看着就要付诸实施了，可照样还是有以跟上现代世界为名实为个人利益的人们不买账；指望着由一群在五千元贿资面前连人格都无法保证的职业“无业游民”来代有家有业的个人或团体去议事又能有多少的可靠系数？这样的宵小把持的代议国会又能有什么价值？人们可以常见的游行示威就是对这种无价值的反弹。

 

另一方面，由地方的联治进而进军国会、制约政府的构想，这也是大一统的三纲文化所绝不可能接受的，湖南、浙江、广东的自治运动的失败就在告诉着人们：无论是立场对立的军阀还是国民革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却是高度一致，都对“小人造反”不待见；国体落后的制约使得国人的智力开发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了一定的滞后？这也许是有一定的事实为依据的，但问题是这会成为妨碍依样画葫芦地学习的理由吗？可现实是这确实成了“民众不适合直接参政”者的一个借口。我们强烈的个体文化造就了我们总体的国民性。据说自古以来，最受追捧的是三代之治，可那也是在夏商周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又可从何谈起呢。

 

前几年有报道说台湾办了议会，不过马上就有消息说议员之间是在用拳脚相交的方式在议事的；这几天则听说香港议会内会选举也因为打群架打伤了议员而休了会。

 

噫吁唏，中国人的议会，仿佛是罗马人的斗兽场，更似乎是胡适们理想世界的坟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