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峥第一章站在历史的拐角处

有空回忆2 · 2020-04-21 18:29:57Z

吕峥第一章站在历史的拐角处简介

来源: 有空回忆2 于 2020-04-21 18:29:57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339996 bytes)

历史对政治人物的记载，都是他自己写上去的1908年9月，袁世凯五十大寿。

　　位于王府井附近锡拉胡同的袁府，勉强挤下了一千人。北京的权贵，无一不在，扔颗炸弹下去，孙文（1866—1925）的革命便成功了一半。

　　正厅前搭起了一座戏台，京剧名角谭鑫培正在卖力地演出。

　　两天前，谭府。

　　内阁大学士那桐亲自造访，表明来意：请到袁府唱一出。

　　谭鑫培炙手可热，连慈禧都是其粉丝，自然得“燕十三”一把。

　　他对那桐道：“你要给我请个安，我就唱。”官居一品的那桐没等他说完，安已经请了下去。

　　胡同通往东华门的大街上挤了马车，军警沿途站岗。

　　当天，北京和天津的寿联、寿屏销售一空。

　　望着那一对对用上好的泥金笺制作的联子，袁世凯五味杂陈。

　　有猷（yóu，意为谋略）有为有守，多福多寿多男。

　　这是庆亲王奕劻（1838—1917）的对联。

　　作为最后一任领班军机大臣，不问政事、专心纳贿的奕劻被人戏称为“庆记公司”的老板。

　　与紫城落余晖的衰败景象不同，坐落于安定门外的庆王府门庭若市，喧嚣繁华。

　　除了美轮美奂的戏楼和复一的筵席，厅堂中还悬挂着奕劻手书的家训：留有余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余不尽之财以遗百姓；留有余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余不尽之书以遗子孙。

　　然而，言行的巨大反差让人不得不感慨：赞扬戒律是一回事，遵守它则是另一回事。

　　发迹前的奕劻，是个连上朝的官服都要靠当铺借贷的穷贝勒。

　　不堪回首的往事铸就了其贪婪感的性格，以至于身居高位后只争朝夕地捞钱。

　　面对王朝越来越瘦，王府越来越肥的奇观，不知道的还以为奕劻是潜伏在清廷内部的同盟会会员。

　　一次，一个叫林开谟的官员外放为署理江西学政（代理主管江西教育）。就任前，按例须遍谒军机大臣。

　　结果在拜访庆府时三谒不得其入。

　　门卫见他榆木脑袋敲不醒，只好点破：“我的林大人，尚有三种名目，共计七十二两的门包呐。”

　　谁知林大人就跟第一天到中国、刚下飞机般天真，指着门壁上张贴的奕劻手谕“严索贿”道：“王爷既有此话，我怎么敢？”

　　门卫哭笑不得，就差回他一句：“你还真信啊？”

　　当然，场面话是不能讲的，门卫正道：“王爷的话不能不这么说，你林大人的这个钱也不能省！”

　　费尽周折总算走马上任，可林开谟还是没开谟（策略）。不久，他便接到一封京中书信，内称“只要八千银两，便能代为运动，免去署理二字，实补此缺”

　　可惜，林学台从小被应试教育洗脑，正苗红，不信我天朝会有此等卖官鬻爵之事，当即付之一炬。

　　结果很快来朝旨：着即开缺，发回原任。

　　其实，更多的官员早就浸得玲珑剔透，无须奕劻劳心。

　　一个道员级的闲官陈壁，常因仕途偃蹇长吁短叹、指天骂地，被他在京开金店的亲戚瞧见。

　　亲戚隔三岔五出入庆府，愿助他一臂之力，便在某次拜访时将店中所藏的稀世东珠献与奕劻。

　　庆记公司的董事长被震住了。他端详良久，假意问道：“其价几何？”

　　亲戚道：“这是本家陈壁所献。”

　　奕劻故作惊愕：“素昧平生，安可受之？”

　　亲戚坦然道：“他想见一见老王爷，只是未敢造次。”

　　有金钱铺路，除了造反，造什么都行。

　　隔，陈壁进入庆府，呈上借来的五万两白银，并不失时机地拜奕劻为干爹，惹得老头儿乐不可支。

　　陈壁果然毫无悬念地平步青云，一直当到邮传部尚书。

　　行贿在我国是一门口传心授、实践强的学问，没有做不到，只有不敢想。

　　因此，比起官至直隶总督的陈夔龙来，陈壁还稍逊风。

　　陈总督既是干儿子，又是干女婿。他老婆虽说不混娱乐圈，但很早便认了奕劻做干爹。俩人双干合璧，把老庆哄得团团转。

　　作为义女，陈夫人像驻唱歌手一样常年扎在庆邸，奕劻上朝时，亲自为其挂朝珠。冬寒珠凉，则先于间捂热，而后挂其颈上，以至坊间笑传“百八牟尼（念珠）亲手挂，朝回犹带花香”

　　陈夔龙更是尽其所有，夜孝敬，搞得奕劻都不好意思了，劝诫道：“你也太费心了，以后还须省事为是。”

　　陈夔龙慷慨道：“儿婿区区之忱，尚需大人过虑，何以自安？求大人以后莫管此等琐事。”

　　受贿在庆记的确成了琐事。

　　军机大臣鹿传霖曾任陕西巡抚十多年，对关中各州县官缺肥瘦的稔程度，却远不如遥坐京师的奕劻。

　　而且，庆府客厅的御案上常置一盒，来客入见奕劻，必将银票金条主动投入，以免去交接时一番你推我搡的虚假客套。

　　庙堂之上，朽木为官

　　帮袁世凯搭上奕劻的是轮船招商局总办杨士琦（1862—1918）。

　　在此之前，主管总理衙门的奕劻恼恨大头同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走得近，一度通过部下放出话来：“袁慰庭？他只认得荣仲华，瞧不起咱们的！”

　　的确，袁世凯曾对心腹说：“员中只有一个荣禄，然而暮气已深。剩下的全是尸位素餐的饭桶。”

　　1903年，荣禄病危，袁世凯打听到继任者正是奕劻。

　　为了扭转不良印象，他祭出首席智囊杨士琦。

　　此人为大头出谋划策，屡建奇功，心机之深不下于徐世昌。如果徐是荀彧，杨便是贾诩。

　　举人出身的杨士琦早年是李鸿章的幕僚，曾随幕主和洋人签订《辛丑条约》。

　　彼时，李鸿章已精力不支，懒得与同为议和大臣的奕劻废话。洋人有什么新的动议，他都派杨士琦前去通知。

　　善于逢的杨士琦很快便跟奕劻混，为后来的牵线搭桥埋下了伏笔。

　　即使对纳贿比纳凉还轻松的奕劻而言，杨士琦奉上的也是天文数字。

　　十万两银票。

　　内心狂喜的他假惺惺地推让：“袁慰庭太费事了，我怎么能收他的。”

　　杨士琦淡定道：“袁宫保知道王爷不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每天都得进宫，而老佛爷身边的太监一定会向王爷道喜讨赏，费用很是不小。这点微薄心意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的零用，以后还得特别报效。”

　　滴水不漏的说辞让奕劻心安理得地收下了巨款。

　　袁世凯果然说一不二，不但包办了庆府的婚丧嫁娶、子孙满月，还定期馈赠三万元的“生活费”

　　回报也很丰厚。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借奕劻之手，缔造了一个“天下督抚半出于北洋”的晚清政局。

　　透过窗户，望着进进出出的官员、商人和文士，袁世凯的嘴角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所有人，为了各自的利益集合到一起，将袁府这场寿宴变成了一座舞台。

　　一年前的舞台是奕劻的七十大寿。他一面宣布止收礼，一面暗备账册，将之分为“福、禄、寿、喜”四个级别，按礼金多寡分别入账。一些财力不济的官员送的寿屏和小红包则打入别册，儿进不了主人的法眼。

　　但对一不缺钱、二不贪财的袁世凯来说，收礼的目的只是衡量自己在对方心中的轻重，以此为据调整人事安排。

　　人生不能没有自己的剧本，否则便会生活在别人的剧本里。

　　到场拜寿之人，十之六七都是大头本子里的角色，不用写人物小传，也能了如指掌。剩下的则是群众演员，或曰“历史的过客”

　　奕劻虽未到场，也是个重要配角。别看杨士琦奔走于族权贵之门，送钱送脸，恭维谄媚，背地里却蔑称这帮寄生虫为“童”——某贝勒为“童昏”某亲王为“童顽”…

　　谁控制着谁，单从表面是看不出来的。

　　而奕劻，就是袁世凯最大的傀儡。他操纵着这只投币式木偶，拖垮了清廷。

　　外间忽然一阵动，放眼望去，原来是张之（1837—1909）的贺联到了。

　　朝有王章威九译（泛指西方列强），寿如旦召佐重光。

　　上联称赞袁世凯是外能手，下联则用辅佐周成王的贤相周公、召公比喻赞襄清廷的自己和大头。

　　时人以“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有学无术”形容这对泰山北斗，殊不知有什么都不如有兵。

　　在晚清编练新式陆军的进程中，张袁二人一南一北，不分伯仲，但前者无意培植私人势力，后者则伺机坐大。

　　讽刺的是，由于张之看重军人的文化素质，新军第八镇中识文断字的书生兵云集。而“启智”的直接后果便是将湖北变成了亡清的导火索。

　　风烛残年的慈禧最后一次重要布局便是将两大“柱石”调京任军机大臣，借机褫（chǐ）夺兵权。

　　袁世凯还好说，直督任上经营多年，京城亲信遍布，又兼着一个外务部（外部）尚书，不练兵大不了去搞外，只身入京的张之却可谓龙离大海，虎落平。

　　张大人进京后住在远离紫城的先哲祠，上朝多有不便。袁世凯立刻出面将锡拉胡同的一所大院腾出来给他住。

　　张之固然免去了奔波之苦，但付出的代价是夜受袁世凯监视。

　　一次，某外省官员来京面谒袁世凯，大头随口问道：“可曾见过张中堂？”

　　来人如实道：“未见公，不敢往。”

　　袁世凯点头道：“嗯，昨天看门簿时的确没有你的名字。”

　　两虎相争，慈禧的目的已然达到。

　　其实，以袁世凯的度量，张之但凡放下一点清高的架子，两人也绝不会闹僵，毕竟后者的资历与功名是大头望尘莫及的。

　　但张之估计是对买卖文凭（大头的功名是捐的）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偏要倚老卖老，在袁世凯刚当上直隶总督，途经江宁（南京）时给了他一个下马威。

　　作为署理两江总督，在为大头饯行时，张之喝着喝着居然假寐了，旁人也不敢叫，袁世凯实在等不及便先走了。

　　谁知张大人酒“醒”之后，急命属下去追，要请他回来。

　　大头本想作罢，却耐不住众人劝，只好折了回来，不尴不尬地演完这场“把酒言”的送别戏。

　　还有一次，已是湖广总督的张之路过保定，会晤袁世凯。

　　席间，袁世凯的亲信、直隶布政使（直隶省省长）杨士骧作陪。

　　对翰林出身的杨士骧，张之眼前一亮，热聊起来，所谈全是翰林院的旧事，把袁世凯晾在一边，旁若无人。

　　大头枯坐在侧，一句话都不上。

　　事后，张之对人说：“不意袁慰庭作总督，藩司（布政使）仍有杨莲府（杨士骧）！”

　　袁世凯听说后，打趣道：“你既受香帅知遇，何不请其奏调湖北？”

　　杨士骧笑道：“纵使香帅有此意，我也不愿伺候这种上司！”

　　香帅传奇

　　少年得志的张之16岁中解元（头名举人），在时任河南巡抚的大哥张之万幕中当文案。

　　才识不凡的小文案看不惯迂阔守旧的官场陋习，经常扬文字、针砭时弊。张之万看了奏稿，心想“这要上去自己就该回家卖红薯了”便开玩笑道：“写得很好，但留待老弟当封疆时再入奏也不晚。”

　　会试时，张之依旧放言无忌、指陈时政，引起了阅卷大臣的争议。最后是慈禧力排众议，将之定为探花。故终其一生，张之对西太后都抱有深深的感恩之情。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同治驾崩时，慈禧为了继续垂帘听政，强立四岁的光绪，遭到群臣烈反对，吏部主事吴可读甚至服毒死谏。眼看局势即将失控，张之站了出来，大义凛然道：“本乎圣意，合乎家法”用一封气势磅礴、论证严谨的奏疏挽狂澜于既倒。

　　外放山西巡抚任后，他大搞烟；而在两广总督任上，为了筹措军饷，又大力发展博彩业（开赌），引来种种非议。

　　1903年，刚当上领班的奕劻邀请张之赴京商讨特科考试之事。

　　在乾清门外军机处值房的台阶下，张之止步不前。任凭谁招呼，就是不踏上去。军机大臣瞿鸿禨（，1850—1918）猛然醒悟：雍正曾御笔批示，军机重地，擅入者斩。

　　二百年过去，祖制早已被淡忘，张之却自律甚严，谨小慎微。

　　奕劻无奈，只好让瞿鸿禨等陪张之在门外开天会议。

　　1880年的“庚辰午门案”更是立体展现了张大人的宦术之。

　　案发当，慈禧派太监李三顺给她妹妹（奕譞的老婆）送中秋节食品。按规定，太监出宫不能走午门，当事人李三顺不知受了什么刺，执意要走，同午门护军发生争执。

　　李三顺强行闯关，却因生理缺陷，不敌护军。一气之下，他扔了食盒，泪奔而归，向慈禧告状。

　　慈禧大怒，非要严惩这几个打狗不看主人的护军“首犯”还要办成死罪。

　　朝野不服，群情愤。多方协调下，终于改判为放或监，而肇事者李三顺却全身而退。

　　清愤然于，纷纷上疏抗争。被尊为清领袖的张之却岿然不动，坐看云起云落。

　　两个月后，戏剧的事发生了。

　　这天中午，慈禧坐在西暖阁，正准备吃饭，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咳嗽声，忙问是谁，回答说“内监”放眼一看，却是个平民老汉，一边手持烟杆，吐着烟圈，一边吐痰不止。

　　慈禧震惊了，命人捉拿审讯后得知，原来老头认识宫里一个太监，请他带自己到宫里开开眼界。

　　两人从神武门进宫。护军因前车之鉴，不敢阻拦。随后，太监有事离开，老头转来转去了路，便走进了深宫。

　　慈禧又大怒。老头被处死，太监和护军或革职或充军，上谕则颇为讽刺地写道：“门松弛已极，实堪痛恨。”

　　张之发现火候已到，立刻出马，上疏痛斥太监种种令人发指的猥琐行径，描述门形同虚设的可怕后果，并请下旨让内务府对太监严加约束。

　　疏中只字不提午门护军的冤屈，却旁敲侧击地使慈禧“自悟”暗中减轻了对护军的处罚，薄惩了李三顺。

　　恭亲王奕訢（xīn）拿着章疏对一干御史道：“你们上的折子真是笑话，这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奏疏呢！”

　　要是还看不懂张香帅的辗转腾挪，同李鸿章比较一下便明朗了。

　　如果说李鸿章是勇于任事，张之就是善于任事。勇于任事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有棱角，甚至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而善于任事者则凡事趋利避害，见风使舵。

　　对张之而言，废科举可谓晚年最华丽的一次转身。

　　此事由袁世凯牵头（直隶总督），张之出面（士林楷模），四个省部级高官联衔，声势浩大。

　　无论过渡如何平滑婉转，终结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取材标准，还是对世道人心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

　　山西籍举人刘大鹏，在一富商家担任塾师近二十年。废科举的噩耗传来后，世界观崩塌了。

　　在记中他哀号道：

　　早上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垂之永久；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十年后恐无笔为文之人矣；同人之失馆（失业）者纷如。嗟乎！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其实，刘大鹏所幻灭的，正是袁世凯所希冀的。

　　“发展现代教育，培养新式人才”云云只是表象，对大头而言，废科举的意图只有一个——粉碎中国式成功学。

　　由于中国不出产萨特，没人告诉草民“他人即地狱”因此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评价体系里。

　　事实上赌场里哪有什么“成功”可言？我们被蛮横地剥夺了“不想成功”的权利，还被嘲笑为废物——人们默认凡是“成功”的就是值得追求的，这种逻辑还真是天下无敌。

　　更可怕的是，你因社会而变态，社会因你更变态。

　　《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年轻时蕙质兰心，渴望自由，追求真爱。可惜因家境贫寒，父母将其作为利益换的筹码嫁给了先天残疾的姜家二少爷。

　　结果，上一页你还对她抱以同情，下一页她就变成了刻薄的怨妇，将自己的爱情悲剧又施加给女儿长安。

　　人人都是受害者，人人都是凶手，齐心协力地造就了这出不知伊于胡底的共业。

　　亚当·斯密早就说过：“正义和道德是两回事。正义是支撑一座大厦的柱子，道德则是这座大厦的装饰。”

　　皮之不存，将焉附？

　　正义其实很简单，是谁的归谁。因此，偷民权、贪民膏可谓世间最不义之事。而不以为，反倒津津乐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血千里”就更令人作呕了。

　　没有人甘于下，只有人不得不下。所谓的劣，绝非人之必然。尊严，是被谁剥夺的？

　　好的社会能祛除黑暗，发纯善，反之则只能带来绝望和堕落。久之，真理被嘲笑为迂腐，良知被讥讽为无用，只有金钱才能令人感觉安稳，衡量成功与否。

　　于是你幻灭了。

　　袁世凯终于明白，只有从价值观上彻底告别中国式成功学，人人自谋出路，自食其力，万恶的体制才有坍塌的可能。

　　历史的走向是最好的证明。

　　清廷之亡，非亡于革命的暴动。以神州之大，热兵器时代的地方无非是群体事件；清廷之亡，非亡于梁启超的启蒙。芸芸草，自有其趋利避害的行事逻辑，《少年中国说》不过是一场美好的臆想。

　　清廷之亡，实亡于袁世凯的釜底薪。

　　废科举的催命符一祭，优秀人才各奔东西，再不必为了求稳坐在机关里看报喝茶混日子顺便祭奠一下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体制内外的天平顷刻失衡。

　　绝版财神

　　政治上的分分合合极为频繁，昨天还携手打击顽固势力，今天便对掐起来。

　　一，当着德国公使的面，袁世凯直言不讳道：“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办事的。”

　　话传到张之的幕僚辜鸿铭耳中，他以外部发言人的气势当场予以反驳：“不错，但要看所办何事。如果是老妈子倒马桶，固然用不着学问。而除了倒马桶，我不知道天下还有什么事是没有学问的人可以办得好的！”

　　张之的反击更凌厉。

　　某次军机会议上，一帮大清高级智囊讨论一件紧急军务，须立即拟稿。张之袖子一甩，当众推给不善作文的袁世凯。

　　众目睽睽下，大头无法诿卸，只好硬着头皮提起了笔。

　　结果越紧张越没灵感，良久未出一词。

　　张之笑道：“大作何时杀青？”

　　袁世凯觉得老头儿就差指着自己鼻子说：“作为失败的典型，你实在是太成功了。”

　　刺之下，总算勉力完稿。

　　接稿在手的张之扫了一眼，盯着大头道：“如今竟连半个通人都不见。”（袁世凯曾放言“天下真正通达的翰林只有三个半”）

　　其实，通人不如达人。

　　所谓达人，不是“达人秀”上卖笑耍的人物，而是“己达而达人”

　　终张之一生，举荐提拔的人才最多不过至道台（厅局级）。爱惜羽的结果便是热衷功名的士人并不依附于他。

　　有登门求见者，七八次不得一入；或虽见面，略为询问即打哈欠唤人端茶送客，估计只有辜鸿铭那样动不动就甩辫子的“名士”能对其胃口。

　　再加上待人求全责备，幕僚禀告公事时，稍有失误，苛责之声便传至院外。

　　反观袁世凯，信奉“表扬一个人要用公文，批评一个人要用电话”的他对人才的挖掘和利用可谓不择手段。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凡有一技之长，均不惜金钱权位，必先网罗而后快。

　　道德，反而不是其考虑的重点。因为大头清楚，道德往往是拿来表演的。

　　因此，当德才不能兼备时，宁可要损友的管仲、盗嫂的陈平，也绝不养一团和气无所事事的老好人，毕竟北洋集团不是废柴联盟。

　　如此公正公开的用人机制，百年后大改履历的体制内“神童”们肯定是混不下去的。

　　窗外又是一阵喧闹——袁世凯的两大财神梁士诒（1869—1933）和周学熙（1866—1947）到了。

　　广东人梁士诒小时候就放过狠话。

　　一次，塾师让学生们谈谈理想，大家的回答都很积极健康，可到了梁同学这气氛就不对了：大丈夫生天地间，不为英雄，便当为寇。

　　老师咋舌良久，退而告其父：“贵公子将来取得的名位，将不在萧、曹（萧何、曹参）之下。公宜适时抑之，使不入途。”

　　1894年，梁士诒高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戊戌变法时，曾劝梁启超道：“中国今非变法不可。但若轻举妄动，一击不中，必生他变，转成痼疾。”

　　梁启超无言以对。

　　1903年，清政府举办第一届经济特科考试。梁士诒在策论中对历代币制如数家珍，论据则多援引各朝祖训，以顽固派之口，可谓用心良苦，终于赢得阅卷大臣一致首肯，拟录头名。

　　可惜，顽固派还是跑到慈禧那告了一状：“中榜者大多是革命。尤其那个广东的梁士诒，‘梁头康尾’（康有为原名康祖诒），其人可知。”

　　慈禧平生最恨康梁，梁士诒要怪也只能怪爹妈取错了名字。

　　不过，有储才大户袁世凯在，落榜只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经此一劫，梁士诒声名远扬，大头特意让广东同乡唐绍仪出面，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幕府，梁欣然应允。

　　自此，从北洋编书局总办到邮传部（总管铁路、电报、电话和邮政）铁路局局长再到创立交通银行，梁士诒辗转腾挪，长袖善舞。每月从铁路局收入中提取80万元交给袁世凯，成为不折不扣的北洋钱袋子。

　　然而，袁世凯更器重的还是故周馥之子、实业家周学熙。

　　周学熙之于袁世凯好比盛宣怀之于李鸿章，同张謇并称为“南张北周”的他30岁就当上了开平煤矿的总办。结果督办（比总办高一级）张翼昏聩，导致煤矿在庚子国变中被年轻的胡佛（后任美国总统）用一纸合约趁骗走，又转卖给了英商。

　　周学熙得知后愤然辞职，投奔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并暗中谋篇布局，打算夺回开平。

　　周学熙认为，能源是一切工业的基础。他向大头提出“以滦制开”的策略，在开平煤矿附近开一个比它大十倍的滦州煤矿，将开平矿区的矿脉团团围住，再通过竞争垮开平，使其就范。

　　1907年，滦州煤矿公司成立。袁世凯为表支持，申明“该矿是北洋官矿，为军需服务，方圆三百里内严他人开采”

　　周学熙土洋并用，既有新式的采煤机械，又以人力挖了许多小煤窑。一时间开平矿区四周星罗棋布，十面埋伏，场面异常恐怖。

　　产量攀升后，周学熙狂打价格战，迅速抢占了京津市场。开平煤矿不胜其扰，只好跟着降价，英商叫苦不迭。

　　打完西洋打东洋。当年唯一一家大型国产水泥工厂启新洋灰公司趁势发展起来。

　　周学熙利用官商的优势，包揽了黄河大桥、交通银行等几乎所有重大政府工程。为降低成本，还让滦州煤矿以七折价格向启新供煤，硬是将日本水泥挤出了中国市场。

　　除此之外，周学熙用不到两年的时间把二十万米长的自来水管铺遍了北京城。同时，他还创办了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等各类企业，成为袁世凯最为倚重的理财家。

　　黑暗中的亡清之舞

　　赤手擎天星拱北，黑头参政方中。

　　听到有人念这副寿联，袁世凯就知道他的首席笔杆子阮忠枢（1867—1917）到了。

　　一同前来的还有于式枚、夏寿田和张一麐等重要幕僚。

　　袁世凯特别留意的是资历最浅的张一麐，因为这是他从张之那抢来的人才。

　　1903年的经济特科，举人出身的张一麐因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引证周详，被主考官张之列为第二，拟分发湖北任职。

　　结果被职业猎头袁世凯盯上，在其力争下，张一麐改发直隶，任总督署文案。

　　张一麐12岁中秀才，16岁参加乡试，答卷极为老练。

　　考官怀疑有手作弊，在调集所有试卷检查后，发现确系张一麐手笔，乃录为第二。

　　监考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不赞道：“此子将来当有出息。”

　　在大头印象中，这是一个忠厚勤勉型的才子，同放不羁的阮忠枢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早到晚，你都能看见他忙碌的身影。其为文既工且，别人数百言不能尽意者，他几十个字就表达清楚了。

　　更让领导感动的是，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幕僚们皆已下班回家。袁世凯遇急事索文案不得，唯见张一麐危坐己室，仍在办公，便召与之谈，嘱令起草。

　　几次下来，张一麐倚马可待的效率和文不加点的质量深深地打动了袁世凯。在他的保奏下，张获封同知衔。

　　同知要兼理民事案件，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张大人把官府办成了慈善机构。

　　一次，衙役送来一个小偷，自称为饥寒所迫，不得已而行窃。张一麐动了恻隐之心，不仅没判罪，还拿出几块银元，让他去做些小本买卖。

　　结果没过多久，小偷又因盗窃被抓了起来。张一麐很生气，问他为什么不去做生意。

　　小偷说自己做买卖亏得血本无归，借贷无门，只好重旧业。张一麐信以为真，薄责后仍予银元数块，助他翻身。

　　可惜几天后，小偷再次犯案被拘，俯首无言。张一麐命衙役将其送狱。

　　小偷突然大哭起来。张一麐问他何故，小偷道：“小人死不足惜，唯家有老母，年逾七十，行动不便。一不在家，则母亲必挨饿，是以哭耳。”

　　张一麐的母亲在后堂听见，颇为所动，呼儿子进，命加倍资助，将其释放。

　　小偷深受感染，终于改归正，自力更生，传为一段佳话…

　　一长列黄肩舆抬着太后赏赐的礼物，在鼓乐队的开道下来到袁府。

　　正门前，大头跪御礼，将之小心安放于正厅尽头事先铺好黄绫子的台桌上。

　　在两列侍立官员的注视下，袁世凯对着台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恍惚间，他仿佛觉得时光凝滞了。

　　当年隋炀帝总是担心被人夺了性命，经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zhuó，砍）之？”结果后来果然被斫了去，一点剧情的逆转都没有。

　　这片土地似乎早已对暴力习以为常。屋子总会拆掉，繁华终归如梦，空余几个酸腐文人发些一文不值的黍离之叹聊表装饰。

　　兴亡循环往复，美好永难实现，心灰意冷的草民就是一只只待罪的羔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直到虚无地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一干粮。

　　这样的羊要么萌生做狼的野心，要么对一切漠然以对，成为马尔库所讲的“单向度的人”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久之，整个社会不再相信改变和进步能够发生，陷入到“对付着过”的失败主义当中。

　　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妄。一切都如宋祁词中所写：“因循不觉韶华换。”

　　当初宋人打不过金人，自嘲说：“金人有狼牙，我只有天灵盖！”因循得久了，便被庸常的生活所淹没，在听到诸如“无代表权不纳税”（英国《大宪章》）、“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法国《人权宣言》）等响亮的声音时，也只能空叹“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程颐说，看见茸茸的雏就看见了仁，可在这片土地上却广泛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即作恶者之所以作恶，并非由于本恶，而是因为麻木不仁、脑袋空空。

　　荒漠中，人们怀揣着自私与虚伪的护身符苟活着。神不会来，救世主不会来，意义与价值也不会来。一切都没有答案，这是一个“姑且如此”的世界，而且还将长久地姑且下去，不知岸在何方。

　　袁世凯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官民互不负责的离散型社会。官视民如草芥，民视官如寇仇。体制内的利益盘错节层层博弈，地方无视中央，部门不管全局。

　　官吏各谋私利，朝廷垮台与否早就与己无关，反正老婆孩子都安排好了，随时准备撤离下沉的大船。

　　这简直就是经济学理论“巴泽尔困境”的真实写照——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占便宜。

　　当所有人都把公权力当成摇钱树时，袁世凯坚信，清廷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

　　毕竟，民众早已从桥上走了过去，清朝统治者还在河里假装摸石头，这说不过去。

　　然而，专制不具备自我清洁的能力，恶人也不会主动退出。就像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那人自己决定醒来。所以休谟才会说：“我们应该设计出一系列制度，以便即使当氓占据政府职位时，也将为我们的利益服务。”

　　袁世凯别无选择，唯有如《教父》里的迈克尔·科里昂一般，戴上沉重虚伪的假面，在昏暗的舞池中优雅地跳完这段亡清之舞。

　　古今如梦，往来只换衣冠

　　取得权力的人，往往便失去了美学的位置。

　　在权力的染缸里待上十年，聂鲁达恐怕也不再会写诗。

　　于是，东方文明的光荣和辱、良知与权术，焦不离孟地绕在袁世凯身上，写下无数个惊叹号跟一个问号。

　　改得了的叫缺点，改不了的叫弱点。历史其实只告诉世人一句话：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因此，杜牧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一句话就能概括全部的中国政治史。由于始终未能解决公权与民权的矛盾，统治者总是宿命般地掉进同一条沟里。

　　也因此，《罗马帝国衰亡史》皇皇六卷，实则只讲了一个故事：罗马皇帝因惧怕政敌的刺杀和民众的反抗而过于倚仗卫军。结果，本来用于护驾的卫军逐渐发展成决定皇帝生死的绑匪。

　　于是，暴力成了谁可以上位的基本规则。当卫军杀害了一任皇帝后，竟然拍卖了他的皇位。荒诞的是，还真有人买，可当他买下后没坐几天，便被卫军给杀了。

　　也许，这就是袁世凯恋制度和程序的原因。

　　他重视行政管理经验，不信任自发和不受约束的政治行为。

　　生在权术大国，你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袁世凯的话，我连标点符号都不信。”

　　的确，身处于这个动不安的魔幻现实主义国家，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患有“我不相信”强迫症，由此并发的犬儒意识让我们用更加昏暗的眼神去审视这个原本昏暗无比的世界。

　　然而，每个人的自我改善是改善社会的必经之路，你总会在某个时间点上选择同世界和解，选择相信。

　　毕竟，戴一辈子面具，把人生演成一出独角戏，确实很难。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30岁时便死了。一过这个年龄，就变成了自己的影子，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把以前真正有人味的时代所说、所做、所想的事一天天地重复。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走样。

　　就像王小波说的那样，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确实，人这辈子，越活越感觉自己无能为力，越活越觉得人生好像没什么意义。

　　后现代的荒诞就是假如今天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因为明天生活还会继续欺骗你。杜琪峰那些充斥着宿命与巧合的片子，昆汀电影里前一分钟还大谈《圣经》后一秒便死于非命的杀手。人艰不拆？命运要伤你，就是随便伤。谁说你前面受的苦，便是为后面的幸福按揭？天道酬不酬勤，看老天的心情。故，《无间道》里的陈道明经沧桑地感慨道：“从来都是事情改变人，人改变不了事情。”

　　命运如此残忍，屈贾谊于长沙，窜梁鸿于海曲，用时间这把杀猪刀摧枯拉朽地谋杀着青春、真爱和梦想，把人们塑造成平庸乏味、原则尽失，如打印纸般规整的橡皮人，在随波逐中褪去生命的意义，最后还派死神在终点好整以暇地收割一切——那么，是默然忍受命运暴的毒箭还是身反抗人世无涯的痛苦？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不操纵命运，命运便操纵你。

　　看清这一点后，袁世凯真正体悟了“忠恕之道”

　　忠者，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恕者，己所不，勿施于人。

　　因此，以功名利禄收买、驱策他人，说到底，真正的动机还是以诚动人、以心人。

　　而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实现近代化贡献最大之人，袁世凯又是矛盾的综合体。

　　他最早兴办女子学校，认为“女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源”却偏爱自己的女人足；他练新军，废科举，引进电灯电话自来水，任用詹天佑修建第一条国产铁路，却迷信必须用中国的方式办中国的事。

　　1905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向朝廷申请在天津开展地方自治的实验。

　　他认为，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起点。民智不启，便通过自治，在基层选举中发政治热情，唤醒权利意识。

　　吁恳得到了慈禧的同意。

　　天津的市政选举真刀真，充了诚意。然而，选民们抱着“莫谈政治”的信条，对袁世凯的努力袖手旁观。

　　于是，他派出人马，到日本学习选举办法，回来后深入乡村，挨家挨户宣讲。同时，把自治之利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

　　费尽心血的结果是13000个合格选民，只有1300人主动登记。

　　袁世凯不甘心，又威利，勉强动员了8000人投票，选出由30名乡绅组成的地方议会。

　　不久，袁世凯黯然离津。见识了国民的冷漠和西方政治体制在中国生之难的他不得不沮丧地承认：“三年自治，收效甚微。”

　　然而，同坐而论道的公知不同的是，袁世凯不会因为有人开车会不关远光灯便质疑国民的素质，进而撰文论述“尔等不配拥有民主”

　　须知国民自古如此。

　　七国之、八王之、侯景之、安史之、三藩之…每一次大都伴随着哀鸿遍野、生灵涂炭，而这，却是高居庙堂的精英们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的。

　　如果命若蜉蝣的离人学不会见风使舵，趋利避害，早就被优胜劣汰了，还有机会明心见、反躬自省？

　　因此，比起如何让阿Q们致良知，袁世凯更关心的是面对现实，点滴改良。

　　那是一个纷纷扰扰，雾里看花的时代。若说1911年之前，袁世凯心底尚有一个笃定的目标，那么，随着世事愈发凌乱，他开始感觉到所谓专制与民主，不过是人深处的两端在现实世界里的投影。

　　人类总是在释放和管束望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完全用精神的标准，试图建立一个乌托邦、理想国，则悲剧必将重演，社会亦走向动和衰亡；相反，完全遵循实用主义，一切皆以金钱量化，则社会即使在短期内高速发展，也逃不物横、破产清算的下场。

　　正如奥威尔以为毁灭我们的是暴政，但赫胥黎指出，毁灭我们的恰恰是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疑问像挥之不去的阴影，顽强地盘桓在心头。1916年，在生命的终点，他人格分裂了。

　　喧嚣与离中，他想起了早年对清专制的痛恨。一切都如轮回，他宿命般地成为“新人”们眼中又一个大独裁者。

　　仇恨，将你导向你所仇恨的事物。人，是否注定要成为他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从这个角度看，不难理解为何世界都是《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霍尔顿。人们看透了世界的平庸，却无力超越这平庸。难以成为“我”又不屑变成“他”我们感到痛苦，可连这痛苦都很平庸——世间有多少人看透了人生的虚无并感到愤怒，但这愤怒早已不足以成为个性，只徒惹讥笑罢了。

　　而袁世凯唯一能确信的是：自由，不是依赖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人们在思想自由的指引下，取得科学与人文的进步。

　　唯有如此，一个民族新的思维线索方能浮现。

　　他最后一次睁开眼，又缓缓闭上，心道：“也许，专制，就是认定自己绝对不会错的想法；民主，就是对何为真理不那么确定。”

　　心念及此，思绪飞回到了五年前。

　　张之：多亏早死了两年

　　武汉（辖武昌、汉口、汉三镇）九省通衢，居南北辐辏之中心。由于河道顺畅，洋人的军舰游弋往来，不可一世。

　　列强控制了湖北的工商、金融、矿业等经济命脉，截止辛亥革命爆发，已有外国企业二百余家，而作为外贸大埠的汉口，年易额均在一亿两白银以上，仅次于上海，有“东方芝加哥”之称。

　　畸形繁荣的背后，是列强对茶叶等原料的疯狂掠夺，以及对中国进行用工业品的倾销。隐藏在表面几个大城市“繁华”阴影下的，是广大农村的衰败破落。

　　在张之任湖广总督的十七年里，这个晚清四大名臣中的最后一位，为清廷扎扎实实地埋下了两个火药桶。

　　由广设新式学堂、大派留学生而引发的开明风气，为朝廷培养了数之不尽的掘墓人；由汉兵工厂制造出来的大量新式武器，为掘墓人提供了优质的铁锨。

　　当然，身为鄂督，张之有守土职责。作为当年慈禧钦点的探花，在翰林院储才养望时就同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放言高论、纠弹时政的清，张之的思想基调逃不出忠君爱国。唯一有所突破的是，忠不是愚忠，爱不是溺爱。

　　变器不变道的主张体现了萦绕在张之心头关于中学西学的纠结，制度和文化的滞后注定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只能是一个看上去很美的肥皂泡。

　　像这种常年在心之学和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封疆大吏，终极的人生追求无非是“立言、立功、立德”三不朽，生前名天下，死后进入《列传》。

　　一直以来，张文襄公人生的独木桥走得都很稳，却在快到达终点时闪了，留下一个污点——杀唐才常。

　　1900年，唐才常趁北京闹拳，在湖北领导了自立军起义。这是亡东瀛，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国内进行的唯一一次武力尝试，妄图推翻慈禧，归政光绪，无奈被老巨猾的张之剿杀。在扑灭自立军星星之火的同时，张之也浇灭了维新派对地方开明督抚的期望。

　　虽然这事在教科书中叫“封建官僚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疯狂迫害”但搁赵尔巽的《清史稿》，那就是“弭患于初萌，定于俄顷”了。

　　事实上，对唐才常痛下杀手，只是张之多年的为政经验所沉淀出的明哲保身。1907年，当秋瑾被清廷处以极刑时，武昌高等小学的学生竟直言不讳地上书张之，请求独立，离大清。

　　天公不语对棋枯。年过古稀的张之在革命风的涌动之中，深切感受到了一个末世王朝苍凉的命运。

　　这一年初秋，张之离鄂赴京去做军机大臣。在火车站，他与那些送行的门生故吏风雅了不少诗词，其中有一首《读宋史》的绝句：南人不相宋家传，

　　自诩津桥儆杜鹃。

　　辛苦李虞文陆辈，

　　追随落坠虞渊。

　　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都是南宋名相，个个以振作赵宋为己任，个个回天乏术，最后由陆秀夫主演大结局：抱着宋朝最后一个小皇帝跳海自尽。

　　张之宦海沉浮三十载，以一个悟透人生的老油条的锐利眼光，预见了纵使以身相殉也无补于亡的天朝结局。

　　不管文人在报纸上发表多少篇意气昂的排文章，主导革命大戏的还是武人——看过排文章的武人。

　　清朝的军队沿革如同一部毒品的发展史。

　　吗啡最早是作为鸦片的替代药出现的，海洛因是为了戒断吗啡成瘾症而研制的。而从八旗、绿营到湘军、淮军一路跌跌撞撞走来，新生者无不是为了接替腐败者而诞生的，却迅速腐化到更为不堪的境地。

　　直至1904年新军改编，装备新式武器，采用严格的征兵标准和西法训练，军官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担任。全国分为十四个镇（师），其中第一至第六镇为常备军，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管辖，又称北洋六镇。

　　每镇（长官称镇统）分两协（旅）；

　　每协（长官称协统）分两标（团）；

　　每标（长官称标统）分三营（营）；

　　每营（长官称管带）分四队（连）；

　　每队（长官称队官）分三排（排）；

　　每排（长官称排长）分三棚（班）；

　　每棚（长官分正副目）14人。

　　驻扎在武汉的新军有一个镇（第八镇）和一个混成协，总计不到两万人。镇统叫张彪（1860—1927），协统叫黎元洪（1864—1928）。所谓混成协，是指由各省自己征募军队，兵员接近“协”的标准，便可呈请北京，配给一些炮兵和骑兵，组成一支没有正式番号的机动部队。

　　故事就是在这一镇一协里上演的，名为《亦正亦》。

　　镜头切到了“”的一方，画面变成了冷调，低沉的音乐适时地响起。湖广总督瑞澂（1864—1912）望着案台上的《大江报》，在那篇反动文章旁边批了一排字：淆政体，扰害治安。着即查封《大江报》。

　　国共两的历史教材能达成共识的不多，瑞澂算一个——反革命典型。不过说实话，此公在人里不算草包，只是同他爷爷琦善一样生不逢时，背了历史的黑锅。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在户部当员外郎的瑞澂因留守有功，擢升九江道。后迁江苏布政使，清正廉明，办新政卓有成效，《清史稿》称“中外诵其能”

　　当然你会说，《清史稿》是著名遗老赵尔巽编的，不给人唱赞歌给谁唱？但问题是，瑞澂后来的种种行为近乎将湖北拱手相让给起义军，以至于赫然排在盛宣怀之后，成为那些真正“爱我大清”的人夜想啖寝皮的罪臣。

　　因此，赵尔巽的评语还是相对客观的。瑞澂在鄂督任上，处理饥民暴动，惩治贪官劣绅，政声非常不错。之所以前后反差那么大，不能武断地认为他是影帝，只能说思想进步品德优良并不妨碍一个人贪生怕死。

　　大江东去淘尽

　　《大江报》被查封后，瑞澂颁布了菜刀实名制：武汉所有刀具店必须取得营业执照。购买五把刀以上的顾客要登记姓名和住址——你要叫一九把刀，估计得直接移公安机关。

　　同时，总编詹大悲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24岁的詹大悲是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文书部部长。该组织成立于半年前，志存高远，以“推翻清朝专制，拥护孙文主张”为己任，社长是混成协的普通士兵蒋翊武（1884—1913）。

　　此人木讷寡言、不锋芒，但曾痛斥科举为“奴隶功名”

　　文学社则一点都不文学，叫这名字是为了看起来和谐，成员多为新军士兵。

　　这些反动士兵平的精神享受就是看《大江报》，现在精神食粮没了，大家开始不淡定了。

　　不淡定的结果就是开会，和另一个“反动团体”共进会一起，连续开了三次会，商讨合作事宜。

　　第三次是在富二代刘公家召开的。

　　能让富二代把兴趣从超跑俱乐部转移到造反上来，这政府得有多令人寒心？

　　刘公他爸是襄首富。这种不差钱的富一代对下一代的期望一般就是走仕途，毕竟在中国，士农工商的排序还是异常顽固的。

　　刘公利用国人的劣，写信给他爸说要捐个厅局级当当（道台）。刘老头二话不说，赶紧给汇了五千元，让他作为买官的铺垫。

　　结果就让孙武（1880—1939）给盯上了。

　　孙武是共进会的创始人，十年前就参加过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还被封为“岳州司令”1904年东渡日本，后在香港加入了同盟会。组织成立共进会（隶属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后，孙武空降武汉，策划起义。

　　孙武觉得革命不是搞传销，见人就拉。他对入会提出了严格的标准：必须是新军士兵，并自鸣得意道：“今清廷之兵，即他我起义之劲旅。”

　　动员工作也很讲究。孙武的助手邓玉麟是个兵油子，发展下线时从来不提“排革命”这类听起来就在把人往火坑里推的口号，而是伸出手指算账：“那，现在加入呢，就能当标代表；晚一些，可以当营代表；再晚就只有队代表、排代表了。光复以后，肯定要扩军，到时候各个代表就是标统、管带、队官和排长。你说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抓，就不要怪起事时战友们的子弹不长眼睛了。”

　　人是忽悠来了，可惜没钱。

　　孙武经常饿着肚子，把衣服都典当出去，跟邓玉麟合穿一条长衫。

　　在听说刘公怀揣巨款后，两双眼睛登时绿光闪闪。

　　孙武找来新军排长彭楚藩商量。彭楚藩自告奋勇道：“刘公曾秘密印过一份地下刊物《革命方略》，我去吓他，如果不钱，就说要告发他，让他捐官不成！”

　　果然，彭楚藩到刘公家“做客”没说几句，就掏出一本《革命方略》，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刘公不道：“我原本就是从家里骗钱干革命的，唬我作甚！”彭楚藩大喜，说了些好话，二人把酒言…

　　1911年9月23，共进会和文学社在武汉楚雄楼10号刘公家宣布合并。博弈的结果是，原文学社社长蒋翊武担任军事总指挥，一把手。这是由于文学社人数多，在新军里基础好。而共进会方面因为后台硬（同盟会）、经费多（刘公的），因此推举孙武为军务部长，刘公为总理。

　　同时，大家接受了原混成协士兵、文学社骨干刘复基的建议，从今往后不分彼此，一律统称“武昌革命人”

　　翌，起义指挥部召开干部会议，一百多人参加。会议决定，将于1911年10月6起事。那一天是农历八月十五，正好暗合历史上“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元朝末年，陈友谅起事，在中秋节以月饼传信，奋起杀元兵。

　　同一时刻，南湖炮队（标级单位），三营。

　　正目汪锡九和几个士兵即将退役，一帮战友喝酒为其饯行。排长刘步云平就看汪锡九不顺眼，此刻见他和一群士兵吆五喝六，借着酒劲还骂骂政府，便上前干涉。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马上滚蛋的人了，用不着再*****。加上这帮人原本就跟革命有联系，好些连辫子都剪了，都不是善茬儿。

　　一干涉，火花就擦出来了——《大江报》不让看，喝酒不让喝，干脆让子弹飞算了。于是，双方由争吵升级为械斗。

　　本来也没多大点事，打打架斗斗殴权当练了。谁知炮营管带不会平事儿，非要偏袒刘步云，派宪兵抓人打人，顿时怒了士兵。

　　几十个兵借着酒劲冲进军械库，取出几十杆马，对着军官室一阵轰。可惜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拍戏倒是很有气势。兵们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一场。又可惜，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独裁者连看家狗都严加防备，真可谓苦心孤诣。

　　这一闹腾，惊动了镇统张彪。

　　张彪是张之在山西巡抚任上发现的，从此跟着张香涛走南闯北，成了他的侍卫和心腹。相貌憨厚的张彪除了腿脚比较麻俐，别无所长，放现在充其量是个优秀的夜总会大堂经理。之所以能当上湖北的军事二把手（一把手是总督），无非是跟对了人。

　　让这样的庸才身居高位，在治世混一混也就过去了，反正天朝就是一摊稀泥，你混我混大家混。但搁到世，就有好戏看了。

　　当晚，张镇统很生气，迅速派马队前去弹。待骑兵赶到时，哗变的士兵早已作鸟兽散。

　　人是散了，人心也散了。

　　很快“八月十五杀鞑子”的小道消息便在军营里传播开来，搞得大家都很兴奋，夜不能寐。

　　同样失眠的还有瑞澂。杀鞑子？湖北最大的鞑子就是他。

　　神经紧张的瑞澂屡屡派出密探，侦查消息来源，并宣布八月十五当天全城戒严，官兵不许离营半步。同时，军中除执勤士兵可携带少量子弹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再者，中秋联会提前一天举行，八月十五严各种名义的聚会。

　　这下轮到“武昌革命人”郁闷了，计划完全被打，只好延期至10月11起事。

　　一次事故引发的革命

　　10月9，孙武正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家中专心致志地研制炸弹。

　　经常搞暗杀的，一般都是化学家。但因技术缺陷，杀敌八百自损一千的事也没少干。

　　孙武受过专业训练，效率很高，要不是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当天的产量能轻松突破五十枚。

　　下午，刘公十六岁的弟弟刘同跑来找他哥。

　　发现刘公不在，刘同坐下来等。百无聊赖的他望着孙武忙碌的身影，犯了烟瘾，倚着木案点燃了一支烟。

　　镜头给了案上堆成一座座小山似的黑铅和硫黄一个特写，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成了国产电视剧烂俗的桥段。缺乏安全意识的刘同学弹烟灰的姿势很潇洒，所以这段用慢镜头来表现。

　　燃了。

　　火球蹿起，浓烟升腾，孙武的双手和脸都被严重烧伤。他一面令刘同赶紧离开，一面让正在另一个屋印假钞的同伴向房子泼煤油，以便在救火队赶来之前销毁罪证。

　　俄国巡捕反应神速，蹬着大皮靴就朝出事地点赶来。凄厉的警哨吓跑了刘同和孙武，后者被同志送往医院。

　　俄租界待不下去了，革命同志纷纷转移到法租界，在长清里18号集合。

　　刘公随后赶到，没说几句，脸色大变——革命的花名册，共进会、文学社的重要文件，全在宝善里。当真是聚九州之铁，方能铸此弥天大错。

　　愧疚加的刘公出于侥幸，希望俄租界的巡捕尚未发现花名册和文件。他派刘同回去取。

　　而俄国子的优异表现再次印证了专制传统深蒂固的国家都对草民造反有着特殊的嗅觉。他们早就发现革命人的罪证，转交给了清政府，并且还举一反三地埋伏在宝善里等待革命上钩。

　　俄国巡捕抓了刘同，严刑拷打下，革命人的计划被全盘供出。

　　刘公久等不见弟归，预感着凶多吉少，心情越来越沉重，和孙武等人商量了一下，准备提前起义。

　　于是派出邓玉麟，让他火速赶往武昌的小朝街总指挥部报告情况，组织起义。

　　位于武昌城南的小朝街85号，是原文学社的机关所在地，房东乃新军排长张廷辅。与他们同住的，是有“小诸葛”之称的刘复基。

　　刘复基头脑灵活，组织力强，是文学社的灵魂人物，很多重要决断都是他催促社长蒋翊武作的，比如同共进会的合并。

　　当蒋翊武听完邓玉麟的汇报，拿捏不定时，刘复基又一次站了出来，痛陈利害，终于说动了众人。

　　下午五点，蒋翊武签署了起义命令，决定提前起义——当夜十二点，以南湖炮队中的革命人鸣炮为号，各军同志以白布系左膀为标志，一齐起义。

　　南湖位于武汉三镇南端，与长江相通。共进会耕细作，早就在此经营了以徐万年为首的一批革命代表，将炮队变成了一点就着的炮仗。

　　邓玉麟和杨洪胜被分头派去通知南湖炮队和各标营的革命同志。夜里十二点能否响炮，成了起义成败的关键。

　　邓玉麟在城里转了一大圈，把该通知的人都通知到了，只是延误了时间。

　　蒋翊武等人焦急地等待，时钟显示十一点整。

　　邓玉麟出了文昌门，到达南湖炮队。他翻墙而入，差点被执勤的卫兵打死，幸亏另一个卫兵发现是同志，帮他进了炮营。

　　蒋翊武等人不安地等待，时针即将指向十二点。

　　邓玉麟找到标代表徐万年，和几个革命同志一起，钻进马棚商议起义计划。

　　徐万年面难。他认为马上起义时间太仓促，而且兵营的同志均已睡，临时摸黑举事，成功的可能极低。

　　徐万年有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人都是安于现状，屈从于习惯的，这和他的思想是左是右没有关系。当你坐久了办公室，便会断绝创业的想法；当你和一个人同居久了，哪怕不喜欢对方，也会因惧怕改变而拒绝分手。

　　徐万年的思想是进步的，但他的大脑是僵化的。这不能怪他，放到中国这坛大酱缸里染上几年，乔布斯也就是食终。

　　大脑僵化的特征是不相信奇迹。你不能寄希望于一个不相信奇迹的人来撬动历史的铁轨。

　　仔细研究后，革命同志们集体了。决定等天亮后，让邓玉麟回小朝街找蒋翊武重新议定一个起义时间。

　　等不到天亮了。瑞澂派出大量军警，按图索骥，已经端掉了几个革命“窝点”正往小朝街杀去。

　　当天夜里，蒋翊武没等到窗外的炮声，却来了一队张牙舞爪的清狗。

　　结果，除蒋翊武侥幸逃脱外，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骨干被一网打尽。

　　瑞澂估计是想出一口害得自己失眠的恶气，准备杀一儆百。他立刻在总督衙门外举行了一场公审。

　　这是老传统了，对于谋逆大案，清廷向来公审，以震慑不明真相的群众。但问题是，时也势也，到了清末，公审经常变成革命者昂的宣传演出。你搭台，他唱戏，一个个口才还贼好，最后的结果是让围观群众纷纷受到启蒙，很多人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杀掉几人后，瑞澂心中稍安，让师爷张梅生拟就一份捷报，发往北京。

　　按理说，人名册已经拿到。玩狠的，可以按照名单大开杀戒，凡是跟革命有染的，统统拿下；假慈悲，可以召集新军军官，公开销毁名册，表示既往不咎，以示宽大，稳定军心。

　　其实，选择息事宁人，也符合清廷上谕的精神——“如搜获逆名册，立即销毁，毋得稍事牵连，致滋扰累！”

　　但这事坏就坏在瑞澂的宗教信仰上，他居然信佛！

　　信佛的人总觉得杀伐太重会有报应，杀刘复基等人已然是觉悟高于信仰的艰难决定，让他血洗武汉新军？不可能。

　　销毁名单？也不可能。武汉已经成了火药桶，出了事谁负责？

　　当时又没危机公关，谣言立马就四起了，是关于辫子的。说起辫子，那可真是清的小辫子，说不得碰不得，意识形态的活化石。活化石在清代有多威武？可以参考孔飞力的《叫魂》。

　　上下同者，胜

　　然而，犯是人中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就像你砌再高的墙，也只会吸引更多的人去翻墙一样。到了晚清，越来越多的人上了剪辫子这件让生活充了刺的事，其中不乏新军的士兵。

　　此事可大可小，就怕认真，在晚清剪辫子，往大了说，脑袋搬家。往小了说，大家心知肚明糊几句就过去了。

　　一次，黎元洪麾下一个标的士兵就想不开剪了辫子，被军法官告发。黎元洪当着一众军官的面，开玩笑道：“剪辫之举，大可免受猪尾之讪笑，倡文明之先机。”打了个哈哈，帮他掩饰过去。

　　然而，这次的谣言的确耸人听闻：政府正在搜查，只要你没有辫子，就会被抓起来处决。

　　对于不胫而走的谣言，新兵们宁可信其有——首先，遇难的彭、刘、杨三人都是剪辫的。其次，被政府逮捕的张廷辅，也是剪辫子的。而这恰恰是公审大会后唯一的一次逮捕行动，就在10月10凌晨，雷厉风行。

　　由于无人澄清，谣言愈演愈烈，传来传去变成了“政府将派兵逮捕新军中所有的汉兵，集体屠杀”

　　不到一天时间，新军就被流言搞得人人自危、道路以目。毕竟好多人枕头底下着的畅销书《扬州十记》都还没来得及销毁，一帮“反动”士兵开始惶惶不可终。

　　天时地利人和，民国的汤药已经煨好，只待揭锅。

　　10月10的清晨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屹立在蛇山之巅的黄鹤楼，静静地望着从它脚下淌过的长江。看了一千七百年，哪一块岩石能起多大的花它都了然于，仍未看出任何玄机。兔走乌飞，又是稀松平常的一天。

　　汉的兵工厂伴着晨曦开动了马达。单调而重复的轰鸣声让人生厌，却不知要忍受这噪音污染到何。

　　当画面切到新军第八镇第八工程营时，革命营代表熊秉坤（1885—1969）正走出营房，准备洗漱。

　　由张彪坐镇的新军第八镇可谓革命的摇篮，不知出了多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