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文知识界，长期流传着各种“希特勒爱中国人”的故事。
这些故事往往由几个基本情节构成：（1）希特勒落魄时曾受到中国人的帮助；（2）他发迹后对中国人抱有极大的好感；（3）他痛恨侵略中国的日本人。
图：中文网络流传的“希特勒爱中国”故事
其常见表述是：
相信此类故事之人，显然并未读过完整的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因为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只提及过一次中国人，而且用词充满了歧视。
希特勒说：
也就是说，在希特勒看来，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实现他所期望的“德意志化”，不可能变成他所认同的德国人，反之，让中国人成为德国人，会“摧毁德国的元气”。
图：英国1938年出版的《我的奋斗》中，希特勒对中国人的歧视性表述（该版本是节本，故文字略有不同）
这种歧视，与希特勒的种族观念有直接关系。
他将人类分成了三大等级：第一等级是“文化的创造者”，即雅利安人；第二等级是“文化的占有者”，可以依赖雅利安人创造的文化取得成功；第三等级是“文化的毁灭者”，这些人的存在会破坏雅利安文化，必须将其驱逐摧毁（如犹太人）。
《我的奋斗》一书中的那段话的实质，就是将中国人与黑人并列视为最末等级的“文化毁灭者”，否认中国人可以进入第二等级成为“文化的占有者”。
1930年代，希特勒的这段话曾引起中国驻德大使刘崇杰的不满和抗议。德国政府一度承诺在再版时会删掉这一段，但最后并没有付诸实施。②
日本人是希特勒眼中的第二等级种族。他认为，日本人比雅利安人要低级，“就种族而言，是缺乏创造力的民族”；日本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取得的成就，应归功于雅利安种族的创造；如果失去了雅利安种族给予的外部影响，日本文化必将逐渐僵化，失去生命力——比如19世纪之前，日本人曾长期陷入沉睡，直至雅利安人东来，将其唤醒。③
总而言之，希特勒歧视所有的东亚人，但程度有所不同，对中国人的歧视很深，对日本人的歧视略浅。如美国学者温伯格所总结的那般：
再说一下《我的奋斗》的发行与被禁史。
截至1945年，《我的奋斗》已被译为16种语言，原作与译本共计发行了1000多万册。
二战结束后，鉴于希特勒户籍地与该书出版社均在慕尼黑，美军决定将包括《我的奋斗》版权在内的希特勒遗产，交由巴伐利亚州管理。
该书自此被禁止出版。巴伐利亚州政府专门设置了机构，来处理该书的盗版和翻译事宜，以阻止其扩散。
这种控制只能维系到2015年——按照法律规定，作者去世70年后，其作品的版权将自然失效。为应对这一现实，巴伐利亚州政府在2016年推出了《我的奋斗》的学者注释版，“加入大量标注并放进当时的历史背景”，对希特勒的言论进行批驳——有民意调查显示，当时过半数的受访德国人认为再版该书没有问题。
此外，因希特勒生前已将该书的部分世界版权售出——如美国的版权售给了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英国的版权售给了哈金森出版社——故在德国之外，该书的出版始终没有中断。近20年来，《我的奋斗》在印度、土耳其、印尼，均曾一度成为畅销书。⑤
《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畅销，始于民国。最早的中译本，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于1934年，译自美国米夫林出版公司的英文节本。最重要的中译本，由教育部下属国立编译馆于1935年翻译发行——德国由一战的战败国迅速重新崛起为欧洲强国，其“经验”对当时苦求救国良策的国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⑥
图：1934年由上海黎明书局出版的第一个《我的奋斗》中译本的封面（左）和扉页（右）
1949年后，《我的奋斗》在中国成为了禁书。
1979年上映的电影《小花》中，葛存壮饰演的国民党将领丁叔恒，有一个在桌前看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的特写镜头。当时弄到这本书极为不易，“北京图书馆拒绝外借，街上更买不到”，摄制组只好找关系请托以宋庆龄的名义去借。宋愿意帮忙，但告诫借书之人：
上世纪90年代，由西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也曾畅销一时，但并未得到巴伐利亚州政府的授权。
将《我的奋斗》列为禁书，是否就能保证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思想不会被扩散？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禁书固然能够阻断某些错误信息的传播，但同时也会将禁书“神秘化”，增强其吸引力。试想，如果《我的奋斗》中歧视中国人的内容得到了广泛传播，“希特勒爱中国人”这种说法，自然也就难以在中文知识界广泛流传了。
注释
①http://www.hitler.org/writings/Mein_Kampf/mkv2ch02.html
②（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P191-1920。
③王扬，《1894-1938年德国对华政策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P98。
④（美）格哈特•温伯格/著，何江、张炳杰/译，《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上编），商务印书馆，1992，P24。
⑤董鼎山，《出版自由与希特勒思想——对〈我的奋斗〉仍在不断再版的思考》，《博览群书》1998年第11期；芮虎，《打开“20世纪最危险的书”》，《看历史》2012年第9期。
⑥陈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我的奋斗>中译本发行为例》，收录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第3辑》，2013。
⑦朱玖琳，《宋庆龄与电影的不解之缘》，《世纪》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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