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的舞台上,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曾在1898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史称“戊戌变法”,然而这个在那一暗夜时代看似大放异彩的行动,却虎头蛇尾地草草结束了。
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有很多,袁世凯的不支持,慈禧顽固派势力的庞大,光绪帝的软弱等等。不过最为主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太过于幼稚了,说白了,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也就小学生的水平,因此在治理国家的大舞台上,虽然精神可嘉,但他们的表现和行为就有些可笑了。
以谭嗣同为例,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一,在被抓捕后,曾在狱中写下了《狱中题壁》一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献身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读来令人热血沸腾,但真正参与到变法之中的谭嗣同,其思想行为却是另外一回事。
1865年,谭嗣同出生,其父谭继洵时任湖北巡抚。清朝时期的巡抚,主管一省的民政事务,属于地方大员,因此说谭嗣同的家境很好,是大家眼中的官宦子弟。但谭嗣同自幼聪明好学,没有沾染上纨绔子弟的习气。
青年时期,谭嗣同游历各地,以增长自我的见闻,这让他的父亲老谭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儿子学问深厚,是青年学子中的楷模;担心的是,谭嗣同的身上总有一种豪侠之风,遇见不平敢于仗义执言,有点愣头青的特质。
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清朝打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的内容一经公布,天下具有正义感的那些士子们,全部炸了锅。谭嗣同也不例外,他果断地参加了康有为所主导的“公车上书”运动。对清政府“竟忍以四万万七千万人民之身家性命一举而弃之”的妥协行径极为愤慨,深感“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由此让他产生了变法图强的思想。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谭嗣同的积极表现,引起了康有为的重视,并随之成为了维新人士的骨干力量,等到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后,一根筋的光绪帝,对谭嗣同深为激赏,于是就询问他改革的路径,尤其是在改革之时如何筹措到所需的经费。
谭嗣同倒也爽快,直截了当地说:“试为今之时势筹之,已割之地不必论矣。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简言之,费用不够不用担心,将新疆卖于俄罗斯,西藏则可以同英国搞买卖,做生意,反而大清所管辖的国土广大,而且在谭嗣同看来,这两个地方还是个累赘,不如换点钱花才好,大有“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架势,左宗棠当时要是还活着,非和他拼命不可。
更为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谭嗣同还有更厉害的后招,如果卖了这两个地方,经费不足没关系,还可以继续卖,他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写道:“倘若费用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不用心疼,一切为了维新变革就好。
除了费用方面的考虑之外,谭嗣同还认为:“二国不烦兵力,骤获大土,亦必乐从。”卖了地,俄罗斯和英吉利就会高兴,所以也会帮助他们大清,这种言论真是惊世骇俗,大臣们一致嗤之以鼻,所以维新变法的失败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