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识”只是攀爬的阶梯，而不是龙门座席的本身

来源: 英二于 2018-04-27 11:16:27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5412 bytes)

在社会的“智识”层面，“学而优则仕”与“贾而优则仕”是中西体制所带来的差异。中国的“智识”群体历来更接近“权力”，中国文人自鸣清高的“雅俗之辨”明言了“智识”阶层与大众主动隔离的精英化传统，就如有一种艺术批评杂志自鸣为《上层》，就是国务院也在展现《顶层设计》。就其在名谓上的“唯恐不上”而言，会让人想到西方三千文人的“启蒙”事业。中国的“智识”阶层总是有意无意的以“上层”自居，文化精英对于大众，历来就是俯视，或是“视而不见”。无论是西方的“启蒙”精神，还是东方的文化传承，其知识话语中的“美学思辨” 都是只有精英，没有大众。

“认识你自己”，是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拥有“智识”的群体如果定位自己？无论是儒家的“心性”，还是道家的“求道”，其实都是探讨“自身”的命题。如马克思所说：“现实中的人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拥有知识的人如果离开了自己的的根本（社会经济地位），就只能变成虚无，这是因为，至多，“智识”只是一个攀爬的阶梯，而不是龙门座席的的本身。

清末废除科举，终结了中国“智识”阶层的“士大夫”之路；而近代中国的“大众革命”则彻底的让“文人”成为了大众。“智识成为大众”作为一种当代现象，在中国始于新中国建立之后。这样的“非历史”超前意识，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是“早来的不幸”。这也就可以理解，中国文人在回望“民国风范”时的垂涎三尺，或为尚未实现的“布尔乔亚”作痛心疾首状。这也就可以解释，在共和国的后30年历史性回潮中，中国文人试图从大众群体中“破茧而出”，在“革大众命”的历史性运动中“冲锋陷阵”。也许，智识觉悟到了“商与士异术而同心”，它向往的仍然是社会的“金字塔之顶”。

说起“智识成为大众”，知识文人常常作深痛恶绝状，然而，“人算不如天算”，现代资本对“智识”并不存在特殊的仁慈。“大众革命”在中国的成功，“智识成为大众”是其大众主体建构的“先锋性”。而新中国后30年的历史，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回归，“智识成为大众”是文化臣服于资本霸权的“当代性”。随着“文化产业化”的尘埃落定，“智识成为大众”重新占有了社会建构的普遍性意义。新中国前后30年的社会异动，对于大众来说是“主体性易位”；而对于“智识”来说，无论是“大众革命”的顺势而为，还是“资本霸权”的逆势而动，“智识的劳动化”和“劳动的普遍化” 是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殊途同归。“非历史”被激化为历史，“智识成为大众”作为“当代性”特征，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智识”因为“弱势”而成为大众，“99%”的当代概念表达的是在资本强力下生存的全球大众，它让智识的“精英”形象在大众的视野里渐行渐远。“弱势群体”是五花八门的现代理论给予当代“大众”的时尚名词，但大众不仅仅是现代文明所赐予的“弱势”冠冕，它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的普遍性建构。

“大众”的主要“对象”（其实是“对手”）是什么？萱野稔人（Toshihito）力图表明的是“现代国家的特质为资本所有制所限定”。也就是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局面”（state of class），人民被分化为事实上的阶级，并被加以生命与政治的控管。全球时代的国家“升级”到世界层次，全球性的“阶级问题”随着“智识”劳动的普遍化，不得不走向了前台。

当大众的“悟道”打破了现代阐释系统的“封锁线”，直入了“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民智就进入了广阔的领域。当代性的意义，就在于“智识”在思想上的解放，越来越多的“智识”离开了“启蒙”的台阶，让双脚落在大地上行走。“智识”的目光从仰视，俯视转而为平视，“智识”也就回归了自身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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