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肃反AB团”的历史，“西化伪民主派”捏造了很多谎言，其中心意思是抹黑毛泽东。
1、红一方面军第一阶段（1930年11月底到12月）肃反所杀“AB团”的人数
红一方面军开始于1930年11月底到12月的 “打AB团”，总共杀了多少“AB团”？
总前委在1930年12月22日于黄陂发布的《八个胜利的条件》中明确记载：“敌人在我们军队中安的AB团暴动，都被我们打的精光，杀了几十个总团长，共总打了四千多AB团。”
韩素音所写的《早晨的洪流》中记载道：“在前述红军所逮捕的四千多人中，只有已知的国民党特务分子才被处决；大约四百至五百人受审判罪。其他的经调查和教育后释放。”
2、1930年12月中旬的黄陂会议毛泽东再次严厉废止肉刑
1930年12月中旬的黄陂会议，不被研究肃反历史的“专家”所披露，而且，大都故意撇开了这次会议。
谭震林回忆道：“黄陂会议是在解决了军队肃反问题后开的，参加会议的是军团军一级干部，还有地方党的负责人。肃反扩大化，李韶九有责任。这次会议纠正了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做法，提出了反对逼供信和注重调查研究。总前委还发了文件，以解决地方肃反出现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同志还亲自找了几个被打成AB团的人问话。问他们：‘你们的出身都好好的，为什么参加AB团？’他们说：‘我们的AB团是打出来的’。毛泽东同志说：‘不能打，打了也不供，供了也不要信’。‘不准逼供信’，‘要重调查研究’，就是这时提出来的。到了延安整风，就不准搞逼、供、信，‘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了。”（《回忆中央苏区》P148）
“黄陂会议”被故意湮没的原因，是为了“证实”“项英、周恩来纠正了毛泽东”这个历史谎言。事实上，正是临时中央一干人促发了“富田叛乱”：支持颁布肉刑，普遍使用肉刑，而当肉刑轮到自己头上时，就军事叛乱！临时中央一干人，不但促发了“富田叛乱”，还再次废除毛泽东多次明令“废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推行和支持肉刑，促发了“坑口事变”等多次武装叛乱。而且，还严厉打击毛泽东在肃反上的“右倾”。
3、李文林与何笃才之死
第一次“反围剿”关头，关乎着红军和根据地的生死存亡。毛泽东总前委在李文林等煽动根据地的干部群众破坏“反围剿”的情况下，不管以什么理由，对其进行果断的控制，无疑都是正确的。李韶九前去扣押江西省行委的一班人时使用“肉刑”，主要责任不是李韶九，而是临时中央和被扣押的一班人。李韶九使用“肉刑”，正是执行临时中央和被扣押的一班人明令颁布的政策。而李韶九敢于违背毛泽东“废止一切肉刑”的政策，是十分信仰临时中央，而中央的指示和政策，不论在权威上还是原则上，都远远高于毛泽东的影响。
没有资料显示“富田叛乱”前，在李韶九的革命生涯中，有过那些劣迹。相反，许多资料都在显示李韶九对中共革命历尽艰险。对照一下李韶九与何笃才、萧克等人的资历，会发现早在1928年，李韶九的地位就相当高。 李韶九后来的“变质”，是临时中央大员来到苏区、毛泽东被排斥后的事情。比如整陈毅等，那时，李韶九还怀疑毛泽东也是“AB团”。
何笃才死于1931年秋天，被临时中央和“三人团”枪毙。没有资料证实毛泽东曾经下令枪毙过任何一个反对自己的人。尤其是，军内的毛泽东的反对者，不但没有遭到丝毫的整肃，还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比如陈毅、萧克等。
李文林被逮捕，除了领导地方组织煽动破坏“反围剿”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朱德在攻打吉安后，收缴了李文林与“AB团”有关连的信件。而且，还收缴到国民党实行第一“军事围剿”的计划——这一计划随即被证实。
毛泽东在纠正肃反后，很快释放了李文林。郭化若在回忆中说：“我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AB团，于是把他放了。”（《回忆中央苏区》P141）被释放的还有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
1932年5月底，纪念“五卅”大会时，李文林、曾炳春、王怀、段起凤等，被下令枪毙。
4、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
没有临时中央三番五次严厉指示“打AB团”，也就没有1930年5月的“红色五月”肃反运动；没有临时中央支持的“肉刑”，也就没有肃反扩大化，更不会发生因“肉刑”而激发的“富田兵变”、“坑口兵变”等多次军事变乱。
要说责任，主要责任显然在临时中央。毛泽东做为总前委书记，自然也有责任，但是，毛泽东的责任显然仅仅是前委书记而已。上有临时中央三番五次的严厉指示，下有李韶九、萧克等人反对毛泽东、十分信仰临时中央，还有毛泽东因为变更中央指示而屡次遭到撤职和下级十分信仰临时中央的将领的反对，因而，毛泽东的这个“领导责任”，比临时中央主要责任人的“领导责任”虚妄多了！
因此，如果追究责任的话，临时中央的主要责任人，首当其冲；其次，李韶九、萧克等具体责任人难辞其咎。而苏区中央局进行决议时的毛泽东，早已坚决反对和纠正“肉刑”肃反了。1930年的黄陂会议重申“废止肉刑”；1931年秋天，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兵变”的首领和红二十军的干部时，毛泽东明确反对；李文林、王怀等，就是在毛泽东的反对下多活了近一年的；1931年11月，毛泽东以政府主席的地位，指示闽西停止肃反，并拨款善后。
也就是说，在“富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已经坚决反对这种残酷的肃反，而被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认为“右倾”了。1931年11月初的“赣南会议”，毛泽东就被当作“党内最危险的右倾”进行严厉批判了。因此，苏区中央局的决议中专门有“绝对要防止专门消极的批评和指斥过去，不将问题的中心和阶级仇恨放在怎样去做消灭AB团，社党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上，甚至以为过去工作做错了，现在连AB团，社党等也不要反对了，或者以为AB团，社党根本便没有这个东西；这都是极严重的取消倾向。尤其要绝对防止一切反革命派利用过去肃反工作的错误，向党和革命进攻，而重新活动起来，谁要忽视这一点，谁就是有意无意的帮助一切反革命派！”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停止肃反”和平反善后工作的。
《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有着本质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就是隐晦的再次废除毛泽东“废止一切肉刑”的政策。这一点，跟项英有着本质上的相同。毛泽东多次重申“废止一切肉刑”，但是，项英等人，除了在决议中批评“乱打乱杀”的具体行为外，对“肉刑”政策，却既不批评也不废除。因此，当代个别人假造的“项英、周恩来纠正毛泽东的肃反”，本质上故意把事实颠倒了。事实是，毛泽东多次废除肉刑，项英等来到来后，又恢复肉刑。
因此，乱打乱杀是不可能制止的。从下面的一组数字中，就能客观证实这一切。
事实上，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1月到12月的肃反，杀了几十个；1931年中央“三人团”到来后，杀了三千。尤其是博古张闻天到来后，这个时期，杀了七万多！
因此，周恩来后来在延安揭露，苏区时期，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中心关键在反毛”这个主题进行的。而当代被一些人炒做的“AB团”、“富田事件”，何尝不是“中心关键在反毛”？！
(根据老衲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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