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1885，甲午战败伏笔：李鸿章初会伊藤博文
在央视新闻频道近期推出的纪录片《甲午》中，有这样一个场景，令人感慨万分——1885年，李鸿章在天津初次见到代表日本政府来华谈判的伊藤博文，两人接触后，互有一番评论:
李鸿章提醒总理衙门：“大约十年之内，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
而伊藤博文对大清国的预言是：“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虑，中国还在用科举考试选拔文官，靠比试传统兵器选拔武将，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传言他们的陆军海军整治有序，以我看来，皆是空言。”
10年后的1895年，两人在日本的下关再次相见。此时，李鸿章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两人在10年前的评论，与历史的结局形成了鲜明对照。
甲午战争到底因何而败？
对于国人而言，甲午之败，可谓是刻骨铭心——从大局看，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由此被打断，加速坠入了国家民族总危机的深渊；从细节看，败得又是惨烈而彻底，甚或可谓窝囊，让人每每想起就欲哭无泪。
甲午因何而败？对此，一百多年来，国人已有诸多讨论，也会有一些假想：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主炮多带几发炮弹，该当如何？平壤之战中，主将若是左宝贵而非叶志超，或当如何？北洋海军做困兽之斗时，陆路援军如果能够及时支援，又当如何？
然而，历史虽有偶然性，但历史的“偶然”往往植根于“必然”的土壤。之所以北洋海军后勤装备不力，之所以前方一线主帅选人不当，之所以清军陆海军之间难以协同，并非偶然，而是两国近代化程度的必然结果。
近代化或现代化，其核心在“人”而非“物”。建设和运营一座工厂、购买和使用一艘军舰，虽然不易，但数年可见小成；而转变人的观念，改变社会风气，建立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宏观制度和细节机制，却是难上加难，往往要积一两代人之功。
李鸿章对比伊藤博文
伊 藤博文是日本的改革者，在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他也会遇到各种阻力，因此深知改革的难点。由他对中国的评论可知，他观察中国的重点并非“器物”，而是“用 人”、是“风气”（办实事者反易遭攻讦）。这些根本层面的问题，注定了两国近代化竞赛的胜负，其区别无非是时间早晚、具体结局差异而已。
就 在伊藤博文与李鸿章会面之前的十余年中，日本明治维新的重点，一直在“制度”与“人”——通过废藩置县，实现了国家政令统一；取消武士阶层的特权，废除 “士农工商”的身份差异，消除了工商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建立了国家统一使用的现代常备军，实行征兵制……仅仅是伊藤博文自己，就在1870年、1871年 和1882年三次到欧美长期考察，分别调研西方国家的财税货币制度、工商业发展和宪法体制。就在与李鸿章签订《天津条约》后8个月，日本建立了近代内阁制 度，伊藤博文出任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任首相。
而反观中国一方，李鸿章虽是朝廷重臣，但并不能触动“制度”与“人”层面的根本大计， 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尽力而为。正如他晚年所说，他的工作更像是大清的“裱糊匠”，为这个暮年帝国修修补补而已。在这个大背景下，就算他组建了北 洋海军、编练了新式军队，也并不能改变整个国家机器运转不灵的事实，更不能改变陈旧的用人制度、腐败颟顸的官场风气。
因此，9年 后战端开启时，人们发现——北洋海军的弹药（其实不仅仅是弹药）短缺，而负责装备后勤的官员却大发其财；一线虽有左宝贵这样的优秀将领奋勇杀敌，但在事关 大清国运的关键时刻，被提拔的却仍是“能吹会拍”的叶志超；北洋海军的存亡虽然事关国家前途，但其他派系官员及部队却宁愿隔岸观火，坐视舰队覆亡刘公岛 ——直至甲午战争结束，清廷打了近一年战争，却没想过建立一个能够调度全局的统帅机关；而日本却在开战之前的1894年6月就建立了大本营，并且由天皇带 领迁至当时日本本土铁路最西端的广岛，总揽战争进展，协调陆海军各部队行动。
这一切，实际上早在10年前甚至更久，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在 1885年的这次会面中，李鸿章显然感到了危机，但危机似乎又不那么急迫。因此才有“远患”“近忧”之比较。然而，短短10年之后，他却要以七旬高龄渡海 远赴下关，在“春帆楼”的谈判桌前面对伊藤博文的羞辱，甚至还要在被刺客枪击受伤后，以遇刺换取日方降低赔款要求（日方原要求中国赔款三亿两白银）。此 时，这位老人内心该是何种心情？在苦涩酸楚之余，是否会想到自己在10年前对于日本的判断之误？
直至今天，春帆楼仍是下关的一处 纪念场所（其主体建筑在二战末期被烧毁，后来重建），李鸿章在谈判期间居住的引接寺，也仍可以参观。而他往来两处之间的小道，被日本人命名为“李鸿章 道”，还正式竖起了路牌。对于日本而言，甲午之胜，是明治维新的莫大功绩，是日本走上发达国家的奠基石；而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所要牢记和思考之事，似乎应 比日本更多。
文/央视评论特约撰稿刘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