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工作的自由亚洲以“不服从上司”的名义宣布自六月四日起将我解雇。我旋即到政府有关部门和法庭去控告电台在多方面长期制度性地歧视亚裔雇员，并且在我就此提出抗议之后无理将我开除。
到二零零四年六月份，这个案子已经整整打了三年。六月二日，在传出华裔李文和的案件庭外和解、李文和获得美国政府以及五家新闻机构一百六十万美元的赔偿的
消息的时候，我的律师也接到了来自自由亚洲的庭外和解提议，最后在六月六日，案件以电台向我支付四十五万美元而告终。电台方面提出的主要条件除了我结束上
告之外，还包括我承诺不再帮助台内其他人去告状，也不再申请到那里去工作，甚至连主动来自该电台雇用邀请也不能接受。电台方面则接受了我的要求，就是我有
向外界透露案件情况的自由。
这个旷日持久的案件最后获得如此有利于我的解决非常不容易。通过这个案件，我对美国有关工作场所中种族、性别、年龄、民族等各类歧视的法律以及案件的解决方式有了一定了解。在这里，我希望能够和亚裔朋友们一起分享我的经验与心得。
不久前盖洛普民意调查公司的调查揭示，在工作中感到受歧视最深的少数族裔是亚裔：亚裔中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感觉到在工作场所受歧视，而非洲裔相对只有百分
之二十八，拉美裔百分之二十六。同时，美国联邦公平就业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的各个少数民族――非洲裔、拉美裔、亚裔等等――中间，亚裔到政府部门或
者法庭去控告雇主种族歧视的可能性最低。
在有过亲身经历之前，我一直觉得亚裔过于个人明哲自保，缺乏反抗的勇气，所以才受了那么多欺负而不会像其他族裔的人那样打上法庭。经过这个案件，我才明白
要通过法律途径控告雇主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亚裔最缺乏的并不是勇气和能力，而是制度性和组织性的支持。自由亚洲中间对种族歧视深有感受的亚裔雇
员很多，被开除的人也不在少数，甚至在告状的路上走了一半的人也有好几位。但是，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将案件打到底并得到雇主的赔偿，这中间经过了许多番的周
折。
（一）电台中歧视亚裔的由来
从一九九八年一月份开始，我在电台工作了五年半，职务是一个广播部门的主管。在这段期间里，亚裔雇员的地位步步降低，弄到最后出现了完全由非亚裔掌管亚裔
的局面。不用说，一些非亚裔管理人员，哪怕根本不懂新闻专业和管理，也没有多少工作经验，依旧拿着比亚裔广播人员高出好几倍的工资。这是后来亚裔雇员造
反，以及我提出抗议的根本原因。
电台一九九六年成立，完全由美国国会的拨款来支持。电台用九种语言对亚洲国家广播：普通话、藏语、粤语、维
吾尔语、越南语、柬埔寨语、老挝语、缅甸语、韩语。担任广播、编辑工作的当然都是来自亚洲当地国家的亚裔，技术部门中也有一些亚裔。总体上看，亚裔占了雇
员总数大约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七十五。然而，在我工作的最后两年时间里，十三名高层管理人员中，只有一人是亚裔。尤其是当年的台长，从来就不觉得他需要掩
饰对亚裔的歧视，甚至在公众场合下对雇员说出“你们亚洲人”之类的话。而这种半公开的种族歧视的结果，除了亚裔雇员完全被排斥在高层升迁的大门之外，形成
了典型的“玻璃天花板”之外，就是公司里面非亚裔高层管理人员中任人唯亲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电台当时的台长，也就是后来将我解雇的那位，
是个基本没有多少亚洲经验的白人。他上任之后，立即任命了自己的两位朋友当副总裁。一位是主管技术部门和总务的犹太人，另外一位是主管财务的黑人。后来人
们逐渐发现，管总务的这位过去从来没有过正式工作，对于技术更是一窍不通。管财务的那位根本没有会计师执照，是学化学出身的。只有一年后找来的副台长兼总
编是真正媒体出身，但也仍然不是亚裔。台长身边用的亲信，秘书、公关、人事等等，统统都是非亚裔。
中国的俗语说，日远日疏，日亲日近。电台
台长越是和亚裔疏远，越是和非亚裔亲近，就越容易对亚裔雇员产生“非我族类”的感觉。二零零零年电台在没有通知雇员的情况下就作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在公司
管理人员中成立一个“高层管理委员会”。谁属于高层管理之列，并不是由工作性质来决定，而是由台长说了算。比如，台长喜欢的政府公关主任，手下一个人也没
有，每天在台里面东晃晃西晃晃，在办公室里陪着台长聊天。她不仅属于高层管理，而且年薪高达十二万。但是具体管理广播事务的语言部主管，哪怕手下管着三五
十人，也都算不得是高层。自然，在高层与非高层之间，也就有着工资上的距离，而且这距离随着时间越拉越大。更重要的是，台里最重要的事务，特别是预算分
配，都由非亚裔高层人员一手把持，其他人不但根本没有说话的资格，而且根本无法知道任何有关预算的细节。在十三名高层人员里，只有一名原先担任过美国之音
东亚部主任的亚裔。结果是，自由亚洲虽然从事是广播业务，超过百分之七十的雇员是亚裔，但具体做广播的亚裔雇员，无论是记者还是管理人员，对台里的主要事
务完全没有发言权。
不仅如此，台长身边的那些非亚裔高层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不断对亚裔广播人员指手画脚挑毛病，批评亚裔记者不懂新闻业
务，责令他们去接受培训。在他们眼里，来自亚洲的移民无论受过多好的教育，有过多么丰富的经验，都没有资格与他们平起平坐。一些与高层接近的非亚裔雇员也
开始上行下效，对亚裔颐指气使。各个语言组的节目评估，提出评估的是非亚裔，被评估的是亚裔。哪怕是根本不懂得新闻业务的人，也觉得自己能够指点一下亚裔
记者的工作。不幸的是，亚裔雇员也多数逆来顺受，又成了这批人自视高亚裔一等的依据。
伴随着对亚裔的歧视的加深，电台里的腐败现象也日益严
重。比如，台长大学同窗好友的女儿大学毕业后跟随丈夫到东京，找不到工作。于是，尽管电台没有需要，台长硬是下令在东京开了个办公室让这位小姐当主管，办
公室空在那里，小姐本人则在家带孩子，每个月除了工资之外还拿着两千美元的房屋补贴。为了这个东京办公室，电台每年白白花费几十万美元。这位小姐只要见到
电台的人，在头十分钟里面就会非常骄傲地宣称，她的父亲是台长最好的朋友，台长对待她就如同女儿。因此，私下里不少人都将她称作台长的干女儿。台长任用的
另外几位亲信，也同样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却人人拿着十几万美元的高薪，而且动不动就到世界各地出差，甚至带上家中老少一起出行。出差的地点包括瑞士、俄罗
斯、拉丁美洲、英国、土耳其等等与电台工作并不相干的地方。
有限的资源被如此挪用，自然最终要影响到广播部门和亚裔雇员。首先是广播部门亚
裔记者的工资低。五年过后，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记者之间的工资差距是两三倍，尽管多数高层人员甚至不具备普通记者对亚洲以及新闻广播事务的了解。而在分配
到广播上的资源日渐减少的情况下，电台在二零零二年决定开始裁减广播部门的工作人员。是年九月，三位记者就被无故炒了鱿鱼。
到二零零二年底的时候，电台内亚裔雇员的不满已经积聚相当深。这种不满情绪导致了亚裔雇员发动了一场组织工会的运动。
龚小夏:我在美国控告雇主种族歧视（一）
http://blog.dwnews.com/?p=34192
龚小夏:我在美国控告雇主种族歧视（二）
http://blog.dwnews.com/?p=34191
龚小夏:我在美国控告雇主种族歧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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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小夏:我在美国控告雇主种族歧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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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小夏:我在美国控告雇主种族歧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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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小夏:我在美国控告雇主种族歧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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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小夏:我在美国控告雇主种族歧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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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小夏:我在美国控告雇主种族歧视（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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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小夏:我在美国控告雇主种族歧视（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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