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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一个民族必须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
明末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说：“ 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中华民族是最早仰望星空的民族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历法的国家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历法甚至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
中国历史文化精神都在“历数”，“历”在古代就是历法。历法代表了一个非常深厚的文化精神。
而到今天，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国人对中国历法缺少了解，更遑论计算。
01
正者，岁之始也，朔者，月之始也。正朔最初是历法定年定月之基础。
《礼记·大传》：“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
所以自古以来，正朔是天子权力象征，是“受天命”的表现。从古代有朝代始，每个新朝代都要「立正朔」。
使用当朝所立的年号和历法,被视"奉正朔",表示臣服，比如日本曾长期使用中国历法。
相反，若改朝换代，"不奉正朔"就表示和新朝杠上了。如明朝亡了，许多大明“死忠粉”不奉满清的正朔，最典型的是朝鲜李朝。
而要「立正朔」，调整历法，就必须仰观天象，先辈们目光所及都是万年不变的星空。日升月落，斗转星移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历法，就从这些亘古不变的无限神秘中孕育产生而出。
从周朝开始，“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是所有王朝的宣传口号，天文学，因为被认为是唯一能知“天命”的学科，国家严禁民间“私习天文”，这是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所以，自古以来，天文和历法都深具政治象征意义。修历是官方的重中之重。
从黄帝纪年到清朝末期启用公历，中国历史上一共产生过102部历法，对中国文化与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
中国历法的三次高峰是唐代《大衍历》、元代《授时历》以及明代《崇祯历》。这三次改历都是吸收外来文明的结果，而且还都和宗教息息相关。
中国古代是阴阳合历，既要考虑月相周期，又要考虑地球公转以及二十四节气和四季的变化。
在古代，这玩意绝对代表最高科技。而且比我们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牛多了。
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中国现行的农历是一个叫汤若望的德国传教士编著的。”
其实这最多只有一小半是对的。
02
《尚书·胤征》记载，羲和(相传为帝尧所任命的皇家天学官员)因沉湎于酒，未能对一次日食做出预报，结果引起了混乱并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1611年，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按传统历法推算，将发生日食，但是礼部钦天监所推算出来的日食起止时间都很不准确。
钦天监所用的历法为《大统历》，实际上由明初大臣刘基将元代郭守敬的《授时历》改个名字沿用。《授时历》在1280年编成时，是当时世界上最精确、最先进的历法，但是到明末，这一历法已经采用了三百多年，错漏多出，尤其对日月食“往往不验”。
历法，是从天文中推算而出，因此，一套正确的历法必然可以准确无误地预报天文现象（比如日、月食等）。而负责历法的皇家天学家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预报日食。
钦天监预报日食不准，很丢皇帝的脸，而曾向利玛窦学习历法天文的徐光启做的预报却很准，这就是差距，高下立判。徐光启立时赢得了巨大声誉。于是，许多有识之士多次提出改历建议，推举徐光启领导。
明崇祯二年(1629年)，钦天监据大统历、回回历推算日食皆不验，崇祯皇帝震怒。徐光启以新法推算，预测“五月初一日，顺天府日食，二分有余，不及五刻”。结果再次获得验证。
在铁打的事实面前，年轻气盛的崇祯皇帝接受礼部建议，降旨由“身怀绝技”的“三朝老臣”徐光启组织历局，新修历法。
1629年（崇祯二年），徐光启主持的历局开始了酝酿已久的历法改革，他诚招天下英才，吸收了许多中外科学家。比如中国天文学家李之藻、李天经以及来华耶稣会的龙华民（意大利人）、罗雅谷（葡萄牙人）、邓玉函（瑞士人）、汤若望（日耳曼人）等人，他们编译或节译伽利略、第谷、开普勒以及哥白尼等著名欧洲天文学家的著作，大量引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哥白尼《天体运行论》中的章节和配图。
他自己也经常夜登观象台，主持观测实验。
1634年，代表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巨著《崇祯历书》基本完成，历时5年。《崇祯历书》包括46种，共137卷，以欧洲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的天文学体系为基础，系统介绍西方古典天文学理论和方法，包括日、月、五星、恒星的运行规律，球面天文学原理，着重阐述托勒密、哥白尼、第谷3人的工作，明确引入了“地球”和经纬度的概念，从而破除了天圆地方的传统旧观念，是西学东渐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天算引进项 目。
《崇祯历书》融通古今，兼采中西，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极大地提高了日月食和其他天文计算的精确度，是历法史上的彻底革新,奠定了迄今为止300多年中国历法的坚实基础，之后更成为学习天文的主流源头。
这本是一个天赐良机，让原本偏重于经验和实用的中国古典式天文学能由此进入世界天文学共进共赢共同发展的轨道。
03
历史有时候很荒谬，如此先进的《崇祯历书》在1634年修竣之后并没有被立即推行，历法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并未得到运用。新历的优劣之争一直持续了10年，对双方而言，这是一场针锋相对、旷日持久的争论。
历法改革，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准确，因此中国历代检验历法是否“合天”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验证是否能准确预报天象，尤其是其中的“交食之验”，即日食和月食的预报。
在崇祯改历中，用这种“精度”的准则来判别各家历法疏密，是得到所有天文学家共同认可的。
在《明史·历志》中，传统历法如《大统历》同徐光启主持编修的新法至少进行了8场天文学的实测较量，包括日食、月食、木星、水星、火星的运动。结果是惊人的八比零，旧历法不争气的程度如同国足。
最后崇祯帝“已深知西法之密”，在以魏文魁为首的守旧大臣阻挠了近十年后，才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下定决心颁布新历，但“命运多舛”的《崇祯历书》还没有等到实施，明朝就灭亡了。这划时代的巨著也就悲哀地湮没于易代鼎革之变中。
在徐光启领导修改历法时，欧洲正在兴起蓬勃的科学革命，天文学取得了突破性的进步，涌现出如哥白尼、伽利略、第谷、开普勒等伟大的科学家。
面对这些先进的西方科技，作为“引进西学的第一人”，徐光启不排斥也不迷信，他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先虚心学习，再融汇贯通，最后超胜，这样的胸襟，气度和眼光，不仅在四百年前，即使在今天也是远见卓识。
但是可悲的是，传统意识形态的抵触，仇洋教思潮的兴起，还有夷夏之防这些酱缸文化太深太浓，已使许多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比如守旧派号称的「宁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居然获得了许多的点赞（今天又何尝不是如此），把盲目排外称为爱国，正是近代中国的悲剧。
鲁迅看得很犀利：“他大约以为好的历法专属于西洋人，中夏人自己是学不得、也学不好的。”(《坟·看镜有感》)
可见排外和媚外一样，都是没有文化自信的表现。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或者今天“民族主义愤青”的宣言：“用洋货的就是卖国贼！” 其实都是300多年前这守旧宣言的山寨版。
哲学大师袁伟时说：“历史悲剧的根源在于制度性的愚昧。清王朝僵化的文化体系无法自我更新，又对外来文明极其仇视，了解和吸收外来先进文明通常都是少数人的冒险行为。对外来文化的深闭固拒，甚至动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产物。”
其实僵化的何止是清王朝，哪个朝代都不缺这一类人。
清朝入主中原后，为了宣告“奉天承运”，迫切需要颁布新历，以明正朔。参与编修《崇祯历法》的德国人汤若望删改《崇祯历书》至103卷后，自费刻印，给清廷献上了一份厚礼，顺治帝将其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后颁行天下, 多尔衮把据此编制而成的历法命名为《时宪历》。
而中国现行农历又叫紫金历，从民国政府开始沿用《时宪历》至今，通常叫做夏历，旧历或农历。
所以，虽然汤若望对现行农历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是中国现代农历的真正奠基者其实还是这位伟大的上海人--徐光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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