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如种红薯?归田远胜陶渊明

来源: 2019-10-07 09:00:10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 次 (42801 bytes)

徐光启系列前期回顾:

  1. 大明中年落魄大叔如何惊人逆袭?

  2.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学了几何几何用?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其实是在侮辱红薯,你确定那些不为民做主的,回家能卖得好红薯吗?他们了解红薯的前世今生吗

更何况红薯其实一度是高级食品,早在唐朝它就是珍贵的贡品,又曾经被日本人用来进贡给唐朝的皇帝,后来哥伦布初谒西班牙女王时,也曾将红薯作为来自新大陆的珍品献给女王。

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说:“海中之人多寿,而食甘薯故也”。

李时珍的发现被现代医学证实了,1995年美国生物学家瑟施瓦茨教授发现,番薯中含有一种化学物质叫脱氢表雄酮(DHEA),可以用于预防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结肠癌和乳腺癌。

 

那红薯怎么掉下神坛,沦落到“不如回家卖红薯”的田地呢?

这要拜一个福建人,一个上海人所赐。

01

闽,是中国海洋文明的代表,是中国海洋文明最发达的地区。如同乘坐“五月花”寻找新大陆的自由勇敢坚定的美国清教徒,自古以来,闽人就一直在用生命拓海,寻找人生更好的可能。明朝万历年间,他们中有一位名叫陈振龙的来到了吕宋(今菲律宾)闯荡。

他发现吕宋当地有种草质藤本植物漫山遍野,叶绿根红,耐旱易活,生熟可食,陈振龙称之为“朱薯”,赞其“六益八利,功同五谷,利益民生”, 他下定决心,要将这种食物引进祖国,造福万民。

但是,当时的吕宋已经被西班牙统治,如同今日的特朗普,当年的西班牙人也喜欢“建墙“,喜欢禁售,禁运,他们认为是“朱薯”是国家关键技术,是国家机密,于是禁止“朱薯”出口。

陈振龙尝试过两次“走私”,突破“禁运封锁”,可惜都失败了。

第三次,陈振龙高价买了几尺薯藤,绞入吸水绳中,这样才躲过了“海关”的层层检查,历尽千辛万苦,经过7昼夜的渡海航行后终于将薯藤带回了故乡福州。因为当初是由“外番”引进的,所以“朱薯”又被广为称做“番薯”。再后来,又多了许多艺名,诸如:甘薯、红苕、白薯、山芋、红薯……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夏,福建大旱,五谷歉收,振龙就让儿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说他的“朱薯”能救灾民。

巡抚同意了,振龙父子当年就试种成功, 巡抚大喜,于次年传令遍植,大获丰收, 闽人因此顺利度过了灾年,为了纪念陈氏父子,福州乌山多了一座“先薯亭”。

从福州长乐乡下,就这样走出了一位中国的“红薯之父”。

02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三年翰林馆期满告散,徐光启被授予翰林院检讨。同年父亲在北京去世,徐光启“严格按照基督教的礼节”举行丧礼后,扶柩南归,开始三年丁忧守制。

回乡守孝的第二年,江南水灾,农田尽淹,稻谷无收,饥荒瘟疫肆虐, 灾民四处逃荒。

徐光启见状,忧心忡忡,夜不能寐。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伟大的灵魂都在心怀天下苍生。

作为一个基督徒,他信仰基督的博爱和仁慈;

作为一个大儒,他真正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

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拥有 “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理想;

恰在此时,一位朋友告诉他,高产作物“朱薯”已经在福建遍地开花,并且帮福建灾民顺利度过了灾年,徐光启心思一动,这不是天赐良机吗?

于是三年中,他年年都请朋友从福建带种子回上海。

他在《甘薯疏》中回忆:“有言闽越之利甘薯者,客莆田徐生,为予三致其种。种之生却蕃,略无异彼土。”

于是这三年中,在上海老城厢南门外的“双园”里,他从一位学贯中西的翰林院检讨,摇身一变为身穿麻布孝服的中年农夫,赤脚荷锄,夕露沾衣,挑水施肥,一心只为红薯。

孟德尔的豌豆,徐光启的红薯,都最好地诠释了““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橘逾淮为枳, 认定甘薯作为南方植物,不可能离开福建广东种植成功。徐光启屡战屡败,但几经曲折和艰辛,他终于成为上海“第一个吃红薯的人”。

徐光启成功地从福建引种甘薯到上海后,他对甘薯的评价极高,认为甘薯是杂粮中的“第一品”,“农家不可一年不种”。他总结了在上海试种的经验,整理出“传种”、“种候”、“土宜”、“耕治”、“种栽”、“壅节”、“移插”、“剪藤”、“收采”、“制造”、“功用”、“救荒”等一整套做法,称为“松江法”。

几年后,徐光启在天津利用地窖保温技术,更上一层楼,成功地将甘薯引种到更为严寒的北方。他不无得意地说:“庶几哉,橘逾淮,弗为枳矣“。而地窖储存法,也一直在北方沿用至今。

 

为了推广甘薯的种植,他编写了《甘薯疏》,不但在国内广泛流传,还传到日本、 朝鲜等国。在《甘薯疏》中,他还记述了用甘薯酿酒的方法,甘薯酒俗称地瓜烧,番薯烧,滋味纯正,最解乡愁…….

一个福建人,一个上海人,仅仅从一根薯藤开始,就让甘薯在华夏遍地开花,成为度荒解饥的重要作物之一,强势改写了中国的人口发展曲线。这不仅在农史上是一场变革,而且极大推动了中国的社会发展。

据古籍记载,荒年时,“乡民活于薯者十之七八”。

目前中国甘薯种植面积达一亿多亩,产量占世界甘薯总产量的80%。

 

“每到冬天,我便要回忆在故乡那种围炉烤红薯的快乐。”谢冰莹对烤红薯的热爱,是我们多少人共有的记忆,儿时那金黄流油,又香又甜的红薯曾带给我们多少舌尖的快乐。

03

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田,听起来很美好,背后却有心酸的一幕。因为五柳先生真的不会种地,他种豆南山下,结果是 “草盛豆苗稀”。他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自述“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

农民,真不是你想当就能当好的。

徐光启也经常“辞官归田”,在守丧期间,他就种了3年甘薯,后来守丧期满,回京复职,又遇上魏忠贤阉党专权,只好再次归田。,

但是徐光启的“归田”可比陶渊明牛太多了,当农夫的徐光启,如同作木工的鲁班,打篮球的乔丹。

 

继成功引种甘薯一路向北后,徐光启又打起了芜菁的主意,芜菁又名蔓菁,俗称大头菜。块根可熟食,也可用来泡酸菜,或作饲料。

大头菜是一种大众菜,产量高、品质优,荒年灾年的时候可以代替粮食,活人无数。但是明代以前,大头菜只能在北方生存,若在南方种植,大头就变成小头。 

徐光启经过不断的耕作试验,选育良种,适应时令,改进栽培技术,终于成功让芜菁一路向南,在南方,小头终于长成大头,从此被人称为大头菜。

于是在《甘薯疏》后,又一篇纯技术贴《芜菁疏》也问世了。

徐光启在天津南郊从盐碱荒地里开辟了至少1500亩的农庄,大规模引种南方水稻,他改进水利灌溉和造肥施肥技术,采用围田之法防涝,并戽海河水备旱,同时,利用海河潮汐进行灌溉,终于使水稻在北方旱地也扎下了根。

继《甘薯疏》《芜菁疏》之后,徐光启又贡献了《北耕录》。

他用一个又一个科学实验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证明了不但南种可以北移,北种也可以南移。

当时在天津屯田,不仅对京师和辽东战场有重大意义,而且功在千秋,他的许多种稻经验甚至沿用至今, 经过许多人的努力, 明朝开始培植的天津“小站水稻”,后来闻名遐迩,成为天津的风物珍品。

牛人就是牛人,一通百通,就算是“辞官归田”,也归得风生水起,无人能及。

他把这些“归田”的经历写成一本奇书,在清代曾经被残酷封禁,但它在中国农学史上的地位,如同《诗经》之于古典诗歌,《本草纲目》之于古代医药。欲知此书,请关注朱八八,待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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