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暑假，乘海轮经大连回家。
大连那天天气极其闷热，我逛了一天，吃了好多该吃和不该吃的东西，当然也喝了好多该喝不该喝的东西。
近傍晚时我登上了大连至佳木斯快车。我把携带的三个大旅行包安顿好后，感觉异常难受。列车刚刚驶出大连站，我突然开始上吐下泄，小腹刀绞一样疼痛。
一位和我相交甚密的乡村医生说过，人属于大牲畜，90％的病可无医自愈或无方可治，我深以为然，并以自己是条铁打的汉子而自豪。可这次却远远超过了我的忍耐力：一个多小时内我脱水达7公斤以上。我在污秽不堪的地板上翻滚呻吟，还摔没了我那刻不离身的眼镜。
到了大石桥这一站，大约是无物可吐可泻了，我请乘客们快帮我把我和我的行李扔了下去：没错，是扔了下去。
我就无助地躺在站台上，目阅我的列车离我而去。车上的人纷纷从窗口伸出头来，无一不怜悯的说：这小伙子晕车/中暑这么厉害！
晕晕的不知躺了多久，天色已暗，我神智渐渐的清醒了。
挣扎到检票口，恳求把三个大包代我寄存起来，问明了最近的医院的地址，我就挣扎上路。短短的一段路我竟然中途躺下了几次。
挂号化验，在医院走廊里躺了好一阵子后，医生告诉我诊断是急性菌痢：住院，打点滴。
病房只有我一个人，闷热程度远超上海，更有无尽的苍蝇光顾：窗上装有纱网，它们只有在病房内完成它们一代一代的生命循环。
第二天上午，医生让护士把点滴加速，中午后就让我马上出院：这儿卫生条件太差，而且近一两天有特大暴雨，铁路有被冲垮的危险。两天后铁路溃垮了，这是后来听说的。
几瓶点滴过后，我虽然虚弱无力，但已脱离了危险。我上了去哈尔滨的快车。我那时就是一个落难盲流的形象。
车行半路，站台上有卖肉包子的！我掏出了钱，踌躇再三，钱都握热了：吃这肉包子有没有风险？最后我吞吞吐吐地说：＂我…我…也买一个！＂
桌对面的一位老哥已经买了四个开吃，看到我贪婪的目光，抢在火车开离之前大喊：＂我再买四个！＂
我出门总是带着大蒜，找出大蒜，我开始品尝这只肉包子。
对面老哥客气地问我：＂大兄弟，我没蒜吃不下了，能不能给我几瓣？＂
我立即推了过去：＂你随意拿！＂
老哥拿了几瓣后，认真地对我说：＂这四个包子我买了准备带回家的，这么热的天只怕是要坏了，你帮我吃了好吗？＂
我心一下子热了起来，要不是作为天字号第一冷血动物，眼泪就会夺框而出。
在哈尔滨下车后，我瞄上了一个慈眉善目的乘务老大姐，递上了我的学生证，求她弄一张到佳木斯的坐号。她看了看学生证，顿生无限怜悯之情：＂这么俊的小书生，竟然折腾成这样子！＂
过了一会儿，这位大姐给我办了一张座号：40分钟后的快车，还带给我一大茶缸子凉开水。
学生证的照片会俊？这学生证是上学两年后遗失后补的，我照的是＂寸方＂的照片，图的是留个纪念。虽然只是几角钱，可上海照相行业规定这是艺术照：给精心选了一副高级镜框，认真给摆拍了好半天（后来竟然要求我看样张：小题大做！）。简而言之，学生证上面的照片还有三分人模样。
又过了一会儿，一位不那么友善的乘务员巡视过来，喝问到：
＂去哪儿？＂
＂佳木斯。＂
＂不能在车站内停留，你那趟车晚上才能开！＂
＂不是再过半小时就发车了吗？＂
＂那是快车！你舍得买快车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