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女子夜行小巷，有人从后面喊道：打劫。
女子吓得赶紧跑。
后面人喊道，哎，大姐，大姐~~
我既然是繁分式社会里的一个数字，
日夜思念而寻找的是
所爱的“公分母”；
除了她，任何名目的数目，
再伟大的变量，
也感到没有意思。
——曹开【公分母】
繁分式指“连分数”，也就是分数里面还有分数的式子。
我们要化简一个分数，唯一的方法就是找不同分数的“公分母”。
比如要计算1/3+1/5，这个分数不 能直接相加减，必须找到这两个分数的公分母：15,30,45等都可以。
将这两个分数的分母都化成公分母，然后就可以进行计算。
此诗韵意颇深：当我们遇到 烦心的事情，当我们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问题的“公分母”，这是简化问题的关键所在，
而除此之外的其他再漂亮的“数字”，在这里都没 用。
圆周率π是如此的漂亮，但是对我们解决1/3+1/5之类的问题毫无帮助，
我们只需要“公分母”，我们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
此诗也暗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追求——追求梦想，追求大爱或是追求自由。
这才是你所需要的，只要能实现梦想，相比之下，其他再伟大的成就， 都感觉没什么意思。
如果失去梦想和追求，也许等你忙碌一生，却发现自己的人生还是一团糟。
找到你人生的“公分母”，去化简人生的“分数”。
又或者说：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奇怪的是：当一个女生说“我喜欢的人不喜欢女生”时，我们通常会认为，她喜欢的人是gay。
而当一个男生说“我喜欢的人不喜欢男生”时，我们通常会认为，他是gay。
青年问禅师：“王菲、李亚鹏、周迅、张柏芝、谢霆锋都单身了，明星们个体很耀眼，为何在一起就不行？”
禅师拿出一碟芝麻、一碟花生、一碟瓜子、一碟核桃、一碟杏仁让青年分别品尝，问他：“好吃吗？”
青年点了点头。
禅师又拿出一块五仁月饼给青年品尝，青年吐完恍然大悟。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崇洋媚外也能是一个节日？
——@重阳节
开心的事找不到喜欢的人分享的话也会变的没那么开心了。
漂亮女干部屡获提拔，终于成为最年轻女市长，这是因为：
A.清正廉洁，无私奉献
B.
C.爱岗敬业，任劳任怨
D·勤奋好学，业务精通
最有逼格的穿搭术竟然都在名画里
zt梵高·星空
伍德·美国哥特式
达芬奇·蒙娜丽莎
马格利特·人类之 子
霍普·夜鹰
达利·记忆的永恒
毕加索·蓝色裸 体
德拉克罗瓦·自由引导人民
基恩·大眼睛
@写字李华良 一个小区有这样的权力禁止记者采访吗？
@funnote 如果泰坦尼克发生在现在！
@菅原舜水 1975年8月8日凌晨，河南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坝，导致24万人丧生。今天是溃坝40周年。
哪边是男厕？哪边是女厕？
局部有雨
从口腔里掏出脂肪垫，常见瘦脸小手术~
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一种蜗牛叫铁鳞蜗牛，因为生活在高温的海底热泉喷口处而进化，浑身被金属包围，因此也被称作钢铁蜗牛，粉丝部分是它们的身体，大家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怎么把沙县吃出法式大餐的感觉
离婚清单
14年前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众叛亲离，跟着深爱的你到深圳做了打工妹。
贫穷的你落榜后除了生病的母亲、衰弱的父亲和那半间破瓦屋，就剩下我了。
记得当初来深圳打工的路费用的也是我做一个月民办老师的工资。
我所受的苦都是为了今生能与你长相守。
或许，我的眼光不错，你是很棒的。
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家所有的人松了一口气，原谅我没嫁错郎的时候，
有了车、有了别墅的你却在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你找到了〝心灵知音〞，
如果我愿意解除婚姻的话，财产、孩子都给我；否则你背叛我，我不能有怨言。
我笑了，说3天后给你答复。
三天后，我开列了一张婚姻的清单给你过目：
1、婚姻10年，你穿旧了3套睡衣，穿坏了4双拖鞋，踏破了21双皮鞋。
破的皮鞋最多，因为你在外面挣钱所花的时间多，所以会有〝心灵知音〞看上成功的你。
2、婚姻10年，我穿旧了10套睡衣、着烂了11双拖鞋、踏坏了16双皮鞋。
我破的拖鞋和皮鞋都多，是因为我照顾家和孩子的时间比你多，出外面和你并肩战斗的时间也不少，
因此操劳的我成了没有新鲜感的〝黄脸婆〞。
3、婚姻10年，常青树的你升值N倍，离婚后，从深圳排到杭州那么多的美女等着〝成功人士、成熟有品位〞的你挑选。
4、婚姻10年，青春快逝的我贬值了10000倍；实话实说，离婚了我再婚的机会是1%，年老的我看不上。
和我年龄相近的男人，而除非太差，一般的男人是不愿意娶一个带着孩子的中年女人的。
5、婚姻10年，繁忙的你只烧过26次饭给我吃。
6、婚姻10年，忙碌的我一年365天，日日三餐，做好饭给你吃。
7、婚姻10年，生一个孩子，我用了10个月，养、育、教了10年。
8、婚姻10年，生一个孩子，你用了10分钟，给了他一个姓。
9、婚姻10年，我和你父母和睦相处，没有一句高声的话语。
10、婚姻10年，你一直不肯原谅爱女心切的我的父母，没有叫过一声爸爸妈妈。
贫穷时你说我爸爸妈妈不会应答你，你坚决不肯叫；有钱后说不再怕他们了而不叫。
难道你愿意自己的女儿在能够选择的时候去选择贫穷吗？希望女儿富足，这是人之常情呀！
亲爱的，如果你看了上面的婚姻总结，能够用眼睛看着我说离婚的话，我成全你的心愿。
你什么时间跟我说都可以，我答应和你离婚。
只是，我等了你一年，你都没有再提离婚这件事。变得早回家、勤炒菜、会拖地的你不是将功赎罪吧？
或许，因为，有良心的人居多，所以这世界上还是房子比监狱多！
编后语：这是一张婚姻帐单，是一张爱的回忆录，不要因为生活的烦琐而忘了曾经你们多么相爱，
请静下心细细回忆，你曾为他付出的，他正在努力为你们的家奋斗中，请不要用语言刺伤你们的爱情。
一名“留守教师”的无力感
汪老师的无力感
(原标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丹青(发自安徽怀宁)
过了40岁，汪德胜觉得自己教不动了。
20年前，他相信自己有改变别人的能力。20年后，他承认自己很无力：每天来到学校，似乎就是为了看这些孩子怎么糟蹋自己。
不在乎很容易，在乎才需要勇气。
“学生比我有钱”
他是江镇初二年级的语文老师。
江镇隶属于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安徽一直是劳务输出大省，江镇又是其中的典型，这里出好面点师，
青壮年一批一批地去大城市做馒头，这让江镇早早有了“中华面点师之乡”的名声。
江镇初中是这个不足4万人的镇子上唯一一所中学。学校不大，3个年级一共有598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接近九成。
只有汪德胜和老师们知道，教育他们是件无比棘手的事。
汪德胜和孩子们一样，留在了这镇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那感觉就好像同样漂在海里，
可他却以为自己在给别人扔救生圈。
24 年前刚入职时，王德胜热情很高，以为自己将面对天真的孩子、求知的眼睛、亲密而严厉关系。但不是这样。
空荡荡的镇子里，生活是沉闷而绝望的。这里没有旅 馆，没有餐馆，
原因很简单：20年来，江镇人只出不进，基础设施毫无必要。
种地之外，这里只有两件事：馒头和馒头的周边生意。
沿街一个个的蒸笼店外堆满木屑、竹篾，屋里家家都在编蒸笼。到了7月，雨一场连着一场。
水混着边角料一起流进水塘，水塘里浮满绿藻、手工业垃圾，人穿着大雨靴蹚着泥水放牛，到处是牛粪垃圾。
他的学生年轻、好动，有股戾气，对老师是试探和挑战的态度：太严厉会恨，不严厉又瞧不起，每一天都要拿捏分寸。
他们可以一口气干掉一瓶酒，醒酒了就把厕所隔板捅出一个洞，洞修好又动手拆电缆——汪德胜搞不清他们的恶意从哪儿来。
汪德胜大专文凭，抽十几块的“黄山牌”香烟，个子不高，脸黑得像炭一般。他的样子是典型的乡镇教师，
不像镇里人那么不修边幅，衣着举止有点“拿着”，说话引经据典，以知识分子自居，真诚负责，清高又无奈，
夹在土和洋中间，位置很尴尬。
镇子里，他是念书改变命运的反例：念完大专，一个月赚2000块，抽的烟比学生抽的还便宜。
他的存在显示了知识的无用：从投入产出比上说，还不如那些孩子们的父母念完初中就去做馒头。
汪德胜也瞧不起这镇子。他说江镇是个矛盾的地方：闭塞、脏乱、观念陈旧，没有公共设施，唯独不缺钱。
私人的房子都建得很好，室内装修精致，一家一辆小汽车，锃亮地停在泥路上，突兀中带一股横劲儿。
1991年起，江镇人就闯出了一条路：去大城市做馒头。早年日子不好过，馒头铺就四五平方米大，只够铺一张面案，
白天做馒头，晚上扫掉面粉，躺案子上睡觉。
也 正是那时，汪德胜大专毕业，专业是师范，分配到江镇初中，他成了镇上的“文化人”，当时的他二十出头，雄心壮志。
镇里人外出做馒头，孩子完全丢给老师。当 时的学生说，汪老师是真的严厉，为了把学生的行为习惯纠正过来，
他让他们背对全班同学，双手按着黑板，自己在后面挥着笤帚打。打完问：“我打你了，不服你 告我去!”
没有人告他。他在乎这些孩子，孩子们虽小，却能凭直觉感到老师的管教里透着善意。他们跟老师很亲。
现在的汪德胜不动手了，也不再是那个“拿工资的”、受人尊重的 “文化人”。江镇也富了。
20年来，他们的馒头连锁店开遍了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年收入在10万-20万之间已经算低，在镇上要被人笑话的。
“我们堵车不比北京差。”江镇人说，“大年初二都不敢开车出去走亲戚的，要么你7点之前走，
要是高峰期，8点出门，5里路要走3个小时，11点才到!”
现 在，江镇富了，腊月放假，家长们回到村里，沿街摆起麻将桌。汪德胜打不起那么大的赌注，站在旁边看，
眼见十几厘米高的一摞现金，一会儿挪到这里，一会儿挪 到那里。
这些在外面辛辛苦苦赚了一年钱的人，看重面子，愿意让人觉得自己混得好，这一切面子都体现在了牌桌上：
他们输得快，输得大，输得面不改色心不跳。
孩子们站在一旁看，家长烦了，丢过去千八百块：玩儿去!
孩子们拿了钱，家长散后，他们上桌搓起麻将来。
在江镇的留守儿童是学生中的富有阶层。父母在外务工，赚得多，又因为补偿心理，觉得 “既然孩子不在身边，
那就多给一点钱”。 他们是 “馒头二代”，小小年纪身上带着银行卡，卡的另一端，父母一年到头不断地打钱过来。
“我们农村孩子，一般星期一到校身上钱多，可到了星期五，这些留守的孩子兜里还能摸出红票子!”汪德胜说。
他管不住，只能犯愁：“一个星期三四百块开销，跟大学生差不多，每天买水果就要花掉20多块钱，上课玩儿手机，
没收之后三五天又买一部，根本不把没收当回事儿。”
父母常年不在，孩子们手上只有两样东西：钱和自由。
而这恰恰是小孩子最难用好的东西。
2011年8月31日，“阳光小学”的8岁学生张璇午餐后接雨水洗碗。“阳光小学”位于安徽省肥东县陈集乡小魏村，
是全国首个民办留守儿童寄宿制学校，2011年时有300多名孩子，清一色是留守儿童。图/CFP
“简直就是5+2=0”
初二是汪德胜最头疼的一个年级。
江镇初中的老师们常说，初二是留守孩子们的一道槛。这现象不是只有江镇有。2014年，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学者张旭东，
对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做了调查，调查结果让她惊讶地发现，所有指标中，初二留守儿童数据都是最高的，问题也最大
。而在江镇初中，这问题几乎推向了极致。
和所有青春期的孩子一样，初二这个年纪上，他们有了模糊的自我意识。这批孩子人格上并不成熟，教育粗浅，
到了可以自己思考的年龄，却没有任何教养、价值观上的准备，直接进入了一个躁动、盲目的青春期。
汪德胜班上37个孩子，每一个汪德胜都了如指掌。学校是寄宿制，早6点到晚11点，一天17个小时都要老师用眼睛盯着。
中午学生休息，他坐在后排趴桌子上补个觉，晚上挨个点床位。
他们几点睡，钱够不够用，谁偏食，谁需要老师送蚊香，谁喝酒了，谁在哪一年夏天差点淹死，谁刚刚送去医院洗胃……
他统统知道。可他们在想些什么?
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都透着股吊儿郎当，自暴自弃的样子，同时又很脆弱，很骄傲。汪德胜相信，他们一定可以被打动，
可那个点在哪里?
王德胜觉得这些孩子离自己好像有千丈远。他们不信老师，不信父母，不信规矩，
气急了汪德胜也会冒出一句：“简直没有底线!”影响他们的，是那些早早辍学，从外面做馒头回来的学长学姐。
对孩子们来说，这些学长是在大城市做过馒头，见过世面的，一个月能拿上五六千块，
染了头发戴上耳钉，骑着摩托去网吧，这真拉风。
周一到周五，老师硬把他们跟外面那个花花世界隔离开：不用手机、不去网吧、早睡早起、不喝酒抽烟、不打群架。
到了周六周日放两假天，孩子撒了出去，老师鞭长莫及，他们开始补偿性地喝酒、抽烟、泡网吧。
汪 德胜指指班会记录，那上面写着：“牢记4·1事件!”3年前的4月1号，3个孩子和一个“社会青年”凌晨2点从网吧回来，
开着父母留在家里的摩托车，从下 坡急速冲下，迎面撞上一辆农用车，摩托手柄笔直插入第一个孩子的腹内，
4个孩子全部死亡。汪德胜从殡仪馆回来后，孩子的惨状在他眼前挥之不去。
“周末一回家就放羊了，没人照顾，连安全都是问题，简直就是5+2=0 ! ” 汪德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我们的一切努力，不过是周而复始地做无用功。”
他看不上那些 “社会青年”。而所谓 “社会青年”，不过十七八岁，也是孩子，早早辍学做馒头，走了父母的路。
有一个“社会青年” 是汪德胜早年的学生。他至今记得那天早晨：到了上课的时间，女孩的座位空着，
女孩的奶奶慌里慌张跑到学校——我孙女找不到了。
到处都没有，只有女孩留给奶奶的一张字条。女孩跟一个长她七八岁的男青年私奔了，那时她已经怀孕，
不久孩子出生，而她才15岁。
“他们出去得太早，在外面不适应，受了委屈，又回到镇上来，父母不在身边，又辍了学，无所事事，只能来找学弟学妹。”
学弟学妹念不下去，辍学打工，回来再找下一级，如此轮回。
爷 爷奶奶管不了这些。镇上，孩子们大多出生几个月就被父母丢下，爷爷奶奶多是文盲，带的又不止一个孩子
，南方水塘多，到处是沟沟岔岔，到了夏天，门口常有老 太太手里攥四五根绳子坐门槛上，每根绳上栓一个孩子。
孩子小，怕出事，找个空水桶放进去，或干脆把洗衣机断电，把孩子装进洗衣桶里，桶高爬不出，孩子坐在 里面玩上一天。
很难责怪这些老人不负责任。当90岁的何氏一步一晃从里屋走出来时，短短三四米的路用掉她5分钟时间。
屋子漆黑潮湿，空空荡荡，一条甬道从堂屋向里延伸，通向没有光的所在。
何氏现在一个人生活。但她说，这已经是她这段时间里最好的日子，孙子、重孙子放暑假，去城里见父母，
她终于不用再照顾别人，从繁重的洗衣做饭中解脱出来。
她手里的孩子总是带不完。大儿子出去打工，大孙子送回来，大孙子长大了，二孙子又送回来。二孙子可以打工了，
重孙子又送回来。现在手里这个，已经是她带的第四个孩子了。
做饭、买菜、洗衣、打扫……这个年纪上，她干不动了。“我就盼着他过几年上大学。”她说，“那时我也死了。”
“他帮你吗?”
“我不帮他就不错了!他怎么会帮我!”
这孩子今年上初二，就在汪德胜的班上。
一次孩子跟奶奶吵起来，汪德胜说了他几句，被孩子顶回来：“她是拿了我爸妈的钱才给我洗衣做饭的!”
汪德胜愣住了。他隐约感到，这些孩子嘴上不说，但潜意识里都有自卑和被遗弃的心理，
觉得别人对自己好不是因为自己值得，而是利益交换的结果。
这让他们对老师的善意很抵触。汪德胜试过用那种直接的友善去对这些孩子，比如微笑、语气……
可得到的反馈往往是嘲讽和不屑一顾。
“开学得回来呀!”
几天前，期末成绩发下来后不久，汪德胜接到一个消息：张小宁的爸爸抡起水杯，把他的头砸了个口子，
父子俩一句话不说，僵起来了。
张爸爸有他的道理：我这么辛苦，到外面赚钱，为了你能有点出息，你却考出这个成绩。
张小宁的成绩单上，各科分数从四十几分到二十几分不等。汪德胜说，这孩子不笨，智力可以，
但油盐不进，软硬不吃，说好话，他吊儿郎当，说难听的也激不到他。
不久前，张小宁把一所小学给砸了。没有任何由头的。他把小学老师办公室的窗户砸烂，跳进去把东西掀了个遍，
什么都没拿走。小学老师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彼此陌生，他做这事没有任何目的。
这漫无目的的愤怒让汪德胜害怕。
孩子们暴躁而脆弱。他曾亲眼看见一个女生上楼时，手臂碰到一个男孩子，男孩回手就扇了女孩一巴掌。
对这些孩子来说，碰一下是天大的冒犯，必须打回，一句话、一个手势就可以打破头。
他 猜测小宁也是类似心理。办公室里，小宁站着，吊儿郎当的样子，这孩子对纪律和有序的东西是那么不信任，
以至于他眼睛里那股嘲弄的神气几乎冒犯了汪德胜。看 着他那双眼睛，汪德胜突然什么都不想说了
，他感到身上的力气被抽空了，反复问自己：“我在做什么?有必要吗?”无数同样的场面叠加在他眼前。
他感到这工作 最让人丧气的就在这里：没有人感谢你，没有人拿你的帮助当回事儿。在乎他们是可笑的。
“早年我上课时，学生跟我亲，我也来劲，一节课下来，自己怎么手舞足蹈，得意忘形的，自己都忘记了。”
他笑了，好像在笑自己。“现在有时去上课，黑板都没人擦，我问了三遍，没人上来，我自己动手擦掉
，擦掉后简直不想讲课了——我觉得自己在被抗拒。”
他 甚至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孩子身边只有爷爷奶奶，他们老了，到学校门口接送孩子，见到老师，
拍着肩膀嘱咐：“老师，我孩子成绩怎么样，你不要管，随他，我的 孩子送学校来就是灌灌水喔。”
他们怕老师为孩子表现差找家长，家长又跟爷爷奶奶找麻烦。出了事，爷爷奶奶跟孩子一起瞒老师，瞒父母，
成绩单发下来，多数孩 子拿起笔，把38改成88，15分改成75分，爷爷奶奶视如不见，由着他们带着去北京、上海见父母。
汪德胜觉得自己几乎连最后一道关都把不住了。7月初的期末考试考场外，爷爷奶奶在教室外站着，
不停地问他：“老师，我们孩子几点能出来?车票都买好了，能不能让他先交卷，我们要赶车。”
老人们盼着孩子早点去父母那儿，“我就能清净几天了。”
7月的江镇，一辆一辆长途汽车停在路上，它们直通上海，乘客是这些刚刚交完卷的孩子。
他们欢天喜地地上了车，坐上8个小时，当天就可以离开小镇，住进父母的馒头铺。
那好比一日之间从人间到了天上。
李泽的母亲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大半年不见孩子，乍一见，觉得孩子跟自己以为那个孩子“不太一样”了。
成绩差，习惯不好，刚见面那几天，她出于补偿心理，一味宠着他，可一句话不对，就天翻地覆地吵起来。
母亲也寒心：“我这么辛苦赚钱，都是为了你。”气急了就出手打，打完又后悔，送走孩子，想想难受，离得远做不了什么，
只有打钱。孩子拿了钱，几天换一部手机，要么就去上网。
汪德胜说，爸妈好久不见孩子，一见面就只知道给钱、问成绩，可这两件事
都做错了，“父母也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根本不懂教小孩。”
孩子们享受着父母的照顾和补偿，但不服管：“你平常不在，凭什么出了问题跳出来管我!”他们之间的关系客气而物质化
，亲情是有的，但很浅，经不住几句挑剔批评。
哪怕在父母跟前，相处时间也很有限。李泽父母凌晨两三点爬起来做馒头，心疼李泽，
不吵醒他;八九点父母忙完回去补觉，李泽刚刚起床。他们之间有时差，一般只有中午一起吃个饭，之后全天都是李泽自己逛。
孩子去了两个月，看了花花世界，回来时总有些变化：言行举止不一样了、头发长了、染发了、做指甲了……
特别那些“读书思想不坚定的”，看到同龄人做馒头已经一个月拿到几千块，回来就辍学了。
每次放假，汪德胜都一个一个地叮嘱：“开学得回来呀!一个都不能少。我送你们37个走，开学也得回来37个。”
而他心里知道，“一个都不能少”这话，不过是哄哄自己罢了。
“不要逼着我不管你”
刚放暑假，安徽大学两个学生来做留守儿童调查，被汪德胜推了出去：“你们这些调查什么用都没有!”
他接受过很多次采访。记者来了，问话、摄像、调查、报道，“没用——没有一点政策上的支持，天还是这个天，
江镇还是这么个江镇，我们还得这么教育，什么都没变。”
他拿出一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他在哪月哪日，跟哪个孩子说了什么，
“如果孩子又出事，追究老师，做个记录至少可以保护自己。”
他 亲眼看到同校老师被免职。课上一个学生不听讲，老师过去问话，学生站起来跟老师厮打，互相都有点气急败坏，
老师按住学生后颈往椅子上一推，家长向学校状告 老师，就这么免了职。而邻村另一个老师也因为类似的冲突开罪了学生，
回家路上，这孩子拉了几个社会青年用砖块砸老师的头，竟打成了植物人。
汪德胜说自己真的不敢管了。偶尔也惩罚，但很克制，用自己的手打学生的手，“知道自己用了多大劲儿，他疼我也疼。”
他告诉学生：“我只打你三次，这之后就不再打了。不要逼着我不管你——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
他 也看看优秀老师都是怎么做的，买了人大附中校长的语录仔细研读。学习新方法：办了一个仪式，
让所有孩子宣誓自己会诚信作业、诚信考试，不再抄袭，之后非常 郑重地签下名字，这代表宣誓生效，
而老师将从此对他保持信任，一旦抄袭，这名字就会被划掉，意味着个人信用体系的崩塌。
据说这方法可以唤醒孩子身上的自尊 和羞耻感。
大家嘻嘻哈哈地签了字，作业照抄，考试照样作弊，名字划掉就划掉了，没有人拿这太当回事。
他也学着有幽默感，有意识地跟学生开玩笑。每开一次玩笑，学生就会写一篇日记，内容是：老师今天开玩笑了。
他 感到孩子们对他那种微妙而试探的心理：他们怕他，也依赖他，又不好意思表现出那种依赖，扭扭捏捏，一碰就会缩回去。
有几次，他把孩子叫到办公室谈话，他们 话不多，却愿意贴着他站，有几分亲近的意思。他敏感地觉察到了，心里一软。
这样的时刻太少，他像个被小动物亲近的人一样，有点感动又有点无措，生怕自己的 言谈举动有一点差错，孩子们又跑了。
可即便这样的时刻里，他们也从未对他讲过心里话。有时汪德胜想，或许这些孩子对自己的行为根本没有意识，
没有思考，他们只是凭着本能行事，几乎没有内心活动。成长过程里，他们很少见到真正好的、高尚的东西，
也对这类东西没有敬畏，更少有感动和羞耻。
实在搞不清时，他想到身体基因上来：是不是这些孩子身体里缺什么微量元素?书上说缺了微量元素，
人格和心理容易出问题，容易躁动。于是用刚学会的教学短信平台给家长群发信息：带孩子查一下微量元素。
没有一个家长回复他。
他说那感觉就像一拳打在空气上，哪怕有个反弹力，他也觉得自己有那么一点价值。
给江镇的留守儿童上了20多年的课，他越来越迷茫了，那是无止境的挫败感。
几年前的一个下午，他班上一个男生惹了事，被隔壁班学生揪住了打，他本能地冲上去，挡在打人的学生面前，
对方一脚踹过来，正踢在他腿上。
那 一脚力道很大，踢完汪德胜自己也蒙了。教书这么多年，被学生打，而且打这么重，在他是头一回。
他的学生站在身后，有点儿错愕，有点儿领情，但又为自己受到 的感动不好意思，本能地抗拒着。有那么一瞬间，
汪德胜感到这孩子心里面的东西似乎有点松动。他一句话没说，带着孩子回了班级。
这之后，莫名其妙的，这男孩好像换了一个人，那改变是默无声息的，
一种从未声张的默契在他们之间发生——谁也不知道，甚至这两人之间，也再没就这件事说过一句话。
次年元旦，汪德胜查寝室，这孩子突然从上铺探出头来，挠着头，咧着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老师，一年过去了。”
汪德胜马上明白了他在说什么。他像对待一个成年人那样点了点头，表示他明白了他的话。
这一年深秋季节，中考前的一天，他拨通了孩子父亲的电话：
“他进步了。”他告诉男孩的父亲。电话里他听到北京呼呼的风声，父亲沉默了一会儿，
用异样激动的声音说：“我正在路上送馒头，三年了，我第一次听到这孩子有进步。”
电话那端，父亲哭了。
他 试着用同样的心思对每一个学生。班上一个孩子成绩好，头脑聪明，但习惯不好，总打架，
他对这孩子格外留心也格外严厉，处处提要求，管得又严又细。考试前男 孩被一群小流氓盯上。他怕这孩子出事，
吩咐全班：有任何人来打他，男生抄家伙，女生哪怕把书丢过去，
无论如何也要给对方一个信号：我们这儿不是他们可以随 便欺负的。他像护着一棵草似的把这学生送上车，
担惊受怕地看他进了考场。
男孩考得很好，进了怀宁县一所很好的高中。一年后，在家乡的小路上，汪德胜意外遇到了他。
两人迎面撞见，这学生一个招呼都没有打，就这么走过去了。
汪德胜愣了，这才意识到，自己那过于苛刻严厉的管教，也许在男孩心里早落下了影子，
可他沉浸在自己那一套 “都是为了你好”的逻辑当中，以为自己做的一切，是在对这孩子行善。
这一个打击非同小可，汪德胜心里的很多东西，都随着这孩子的冷漠眼神而一起崩塌了。
现在，汪德胜学会了不打孩子，不过于严厉，并开始记笔记：厚厚一本谈话记录上，他的每一个行为，
每一句话，都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不逾越老师的行为规范。
在江镇采访的最后一天，等车时一个小卖部的女服务员好奇地拦住记者：我们这里没人来，你来做什么?
她听完整个留守儿童的故事，有那么一瞬间，似乎若有所思。
这是个1988年出生的，漂亮清秀的年轻姑娘，她说自己虽然年龄不大，女儿都三岁了;
干这个售货员赚得不多，一个月才2000块。
“至少你可以留在女儿身边呀!”记者对她说。
“我这个月末就要走了。”她突然说，笑了一下，“去上海做馒头，孩子已经留给爷爷奶奶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所提人名皆为化名)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19期
编辑:cnw_sxs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