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人千万别嫁戒过烟的

来源: 都是国货于 2012-04-18 13:34:36 [档案]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23080 bytes)

一个抽烟抽了大半辈子的奶奶说：“孙女啊，以后嫁人千万别嫁戒过烟的啊。”我很纳闷，为什么呀？她说：“戒过烟的男人心狠啊，你想想，香烟都能戒了，还什么事做不出来的！”

【做人不能忘本】二万五千里长征那会，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吃皮带，如今，我们吃皮鞋又怎么了？做人，不能忘本！

家人面前小清新，生人面前*****帝，老师面前学习逼，同学面前重口味，老公面前小萝莉，姐们面前女流氓，你问我走的这是什么路线什么风，最炫的路线民族风

如果一件事成功率是1%，那反复100次至少成功1次概率是多少？备选答案：10%，23%，38%，63%——正确答案是63%。计算方法：成功率1%，失败率99%，尝试100次，全部失败概率为99%的100次方约37%，至少成功一次即63%。看似不可能的事在反复尝试中成功率会不断提高。——傻逼一样坚持，总会看见牛逼的结果。

他，20年以前大学毕业，应聘过30份工作，全部被拒绝；他，想当警察和5个同学一起去，4个录取，只有他没有被录取；他，杭州第一个五星级宾馆开业的时候去应聘服务员，也没有被录取；他，和24个人一起应聘杭州肯德基，23个人被录取，没有被录取的那个还是他。他是马云。。。

原来天下间最厉害的攻击方式，就是用数学公式来侮辱对方，如：得了吧您这德性还冲我嚷嚷？身高常函数体重幂函数，站着是个五阶完全图躺着是个梅氏三角形，每年被您的脸吓死的人数能排个斐波那契，人生处处都失败广度堪比朗兰兹纲领深度像π一样永无止境，拉格朗日插值恒等式都换不出您光明的前程来。

可以触摸的痛苦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肚子都饿扁了，一摸还是有一坨肉。。。

@李承鹏新浪个人认证：我们的制药厂其实是制鞋厂，奶业厂其实是化工厂，馒头铺其实是染料铺，火锅店其实是石蜡加工厂……这，其实是我国食品制药行业早在三十年前和军方秘密联合研发的一个超人计划，不久的将来，不用再派渔政船这么低级别的武装了……一个灿烂的大中华区，就这么形成了。

人一大，遇到喜欢的人，第一感觉是害怕。

儿子放假，去妈妈上班的医院玩。吃饭时，一旁的小护士逗儿子：我做你女朋友好不好？儿子不为所动，不回答。小护士不死心地追问：女朋友你都不要啊？儿子抬起头来，不屑的答道：我幼儿园有。。。

皮革胶囊事件发生后，杭州60岁的黄阿姨很担心，直接吞下药粉，结果食道被灼伤。网友还发明了用馒头、汤圆、水果、蔬菜等替代胶囊服药。但川大华西医院教授马洪升表示：胶囊对药效发挥有作用，以上服药方法不可取。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生病

【广州夫妻深夜打的遇“迷魂的士”】14日晚12点多，周小姐夫妇坐上一辆白云蓝的，上内环后司机无故把车窗关上。丈夫突然大叫妻子拨打110报警，妻子闻到“异域香味”后感到心跳加速手发抖。夫妇极力反抗司机才放两人下车。白云出租车公司记录显示，这辆“迷魂的士”应该是辆克隆车。

早上和儿子在床上聊天，教他培养情商。第一课：先学不生气，再学气死人！

高凯，他热衷于在论坛里写“屌丝文”。

故事一般这样开头：我家在农村，爷爷很能干，他办了村里第一家商店、第一间桑拿房。我的父亲比较窝囊，爷爷不待见他，却比较宠我。在我小的时候，爷爷把我带到城里去……

“先描述生长地域，再强调背景复杂，之后掺入童年阴影。”高凯说，三要素齐了，便是成功的屌丝文。

但高凯不爱套用经典的“喜当爹”解构。“喜当爹”是指：木耳怀上了高富帅的孩子后，要给孩子找一个爹，这才想到屌丝。

1968年4月3日，北京西单商场门前发生爆炸，死伤上百人。肇事者叫董世候，是个地富子弟，由于出身问题一直娶不上媳妇，又受村干部歧视，便觉得没有前途，对现实不满，感觉“活着没意思”，扬言“到大城市抓住高压线去死”。

这个生错时代的高富帅，无法忍耐堕落成屌丝的不堪，选择了一条最差的路径。

美国是唯一油价低于中国的发达国家。欧盟的油价，平均则为7美元一加仑。其中德国、法国、英国每加仑的油价，分别达到8.52、9.63、8.97美元，比美国高出一倍还多。最为耐人寻味的例子大概是挪威。挪威为世界第三大石油出口国，第六大产油国，但每加仑的油价居然高达9.92美元。在东亚发达地区，台湾为4.56美元，新加坡为6.32美元，韩国为6.85美元，日本为6.97美元，香港为8.37美元，

中国的许多消费者对这样的比较肯定义愤填膺：人家是什么收入水平？我们是什么收入水平？怎么能这样乱比？其实，油价为全球市场供需所决定，并不管你收入水平高低。你不可能跑到沙特去求情：我们属于低收入，能否便宜点？中国作为主要石油进口国，就更不能自外于国际价格。

另外，即使对比发展中国家，包括许多比中国收入水平低得多的国家，中国的油价还是偏低。比如，一加仑燃油，在越南为4.20美元，印尼为4.62美元，斯里兰卡为5.53美元，印度为5.98美元，巴西为6.55美元，泰国为6.66美元。比中国油价低的地方，除了沙特、俄罗斯等几个大产油国外，大多都是你不想去居住的地方。

如果你对石油企业的垄断不满，那也没办法。世界各国的石油企业几乎都有国家控制，处于垄断地位。有的名义上不是，但政府实际上对油企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如果你对中国油企的高利润不满，那是另外一回事，别一味批评油价高。

不能一味要求低油价。油价由国际市场控制，政府也奈何不得。另外，越是依赖燃油的社会，对国际油价的浮动越容易恐慌。相反，那些高油价国家反而比较淡定。我相信，中国的长远之策是采用高油价政策，在燃油上收重税，同时保证这笔税收能投入公交建设，最终鼓励人们少开车、不开车。如今许多人在低油价的鼓励下买了车，在远郊安了家，指望着开车通勤上班。这样的投资，没有考虑到日后油价的因素，也不可能根据油价的浮动而更改，相当危险。一旦油价翻一两倍，这些家庭就难以承受。要知道，美国和中国虽然油价水平接近，但美国正在走向能源独立，中国则越来越依赖进口原油。在这种情况下，低油价政策就更无道理。

《泰坦尼克号》精通按摩术

《泰坦尼克》再度走红，貌似偶然，却有必然，可以说，卡梅隆在《泰坦尼克》中使用过的商业元素，基本在《阿凡达》中再度使用了一遍，《阿凡达》的爆红，可以佐证卡梅隆的“在灾难背景下的一个男孩和女孩的爱情”模式触及到了最广大影迷心中隐藏的幽微柔软之处，这一模式，很可能像冯小刚(微博)的都市喜剧一样，在今后还会被卡梅隆连续复制，并屡试不爽。我以为《泰》走红有几个绕不开的关键词：

一、迪卡普里奥。在该片前，迪卡普里奥扮演的角色大多是忧郁沉闷的文艺青年，卡梅隆在选角时一度怀疑他是否能够胜任片中狂野阳光的杰克一角。但当开始试镜时，他发现工作室内所有平时心高气傲的大姐大妈阿姨等都悄悄地围拢了过来。上映后迪卡普里奥成了当红炸子鸡也印证了全球女性的心是一样的。

二、胖妞。温丝莱特是有点胖，不过倒也符合富家女的特点，此外，她的眼睛会说话，很多镜头看似面无表情，但有无限内容在里面。还有一点，减肥是大多数女性一生的事业之一，一个胖女孩绝对比一个有着小蛮腰的瘦女孩更能赢得女性的认同。

三、私奔。这是一个古老而历久弥新的话题。都说女人心中都藏着一颗私奔的心，让一个潦倒的文艺愤青战胜一个高富帅的大款，相信能搅动广大男女青年的驿动之心。

四、钻石。都说钻石是女人最好的朋友，看过《蒂凡尼的早餐》的女孩一定不会否认。在《色戒》中，一个鸽子蛋硬是让汤唯演的王佳芝把命都搭上。但到了《泰》片中，一颗56克的“海洋之心”硬是没有打动一个没落富家女的心。这其实也是卡梅隆的高明之处。在现实生活中，相信大多数女人都没有拒绝钻石的勇气，不然，何以解释现在的女性结婚，一定会秀婚戒的大小。但在电影中，一切都是梦幻，于是人类内心的本性得以完全释放，让爱情战胜金钱，恐怕也是很多女孩曾经在梦寐的场景吧。

五、邮轮。电影中对于爱情的浪漫描写，跟坐骑有着紧密的联系。冷兵器时代，男女可以在草原上策马奔驰，到了现代，汽车成了重要的交通工具，比如007邦德。后来有了飞机，阿汤哥饰演的《壮志凌云》一度非常拉风。但卡梅隆更进一步，将邮轮当成坐骑，让男女主角站在船头迎风而立，体会飞翔的感觉，加上那首动人的“我心飞翔”，将电影史上对于爱情的浪漫表现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到了《阿凡达》，卡梅隆估计再也找不到现实中可以超越的坐骑，所以干脆让男女主角坐上了斑溪兽，在天空直接翱翔。

六、你跳，我也跳。这句话杀伤力极大。在艺术片中，电影描写的都是“你跳，我偷偷不跳”，比如像《胭脂扣》，男女主角说好一起殉情，张国荣饰演的“十三少”最后竟食言偷生，惹得死去的情人回人间到处找他。也许正是现实中少见，所以广大痴男怨女们才对这句话无法抗拒。

七、海难。詹姆斯·卡梅隆的电影都有一个宏大的主题背景，像核战争、恐怖分子、外星生物入侵等，这些主题涉及所有的人类，最能引起人们的认同。在影片中，卡梅隆将该船的沉没引申到人类对于自然的蔑视和自大之上，可谓功力深厚，自称熟稔3000本科幻小说的卡梅隆对于科技、机械对人类的功过，有惊人的洞悉，也使得影片在内涵上远越单纯的海难题材。

中影公司老总韩三平说过一句话，话糙理不糙，大意说拍电影就像是按摩师按摩，关键得要让观众感到舒服。商业片的目的不是用来批判现实，而是主动迎合人们内心的真正渴求。以此评判，《泰》片就是一部让观众通体舒坦的商业片，它目标直指现代人内心隐秘的柔软和幽微之处，让人暂时忘掉现实的缺憾，享受短暂的痛快淋漓。

走過禁歌與禁書的年代─禁書篇

现在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书是一种厉害的思想武器了，不管是高深如康德的“三大批判”，或是郭敬明的《小时代》，只要作者想传达的，跟某些受众群心理刚好契合了，就可以影响人的思想，不管这个群体是多是少，都会让立场相悖的人感到威胁或不满。民主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包容，比如你爱韩少，我爱小四，不代表我们就要互相敌视，而是要想办法努力让他们两个人在一起……不是，是要彼此尊重对方的所爱。但如果像过去戒严时期的台湾，国民党当局就是要你听他的，强迫你接受他的单一价值观，当然就不能容忍这些偏离与“我”不同的思想存在了，在过去知识来源渠道没那么丰富的年代下，书本管制就成了控制人民思想的重要方法，禁书就代表当局不希望你知道和看到的。

在台湾，最早由禁书引发的事件大概都跟读书会有关。话说国民党在大陆吃了大亏后，痛定思痛，发现这个最早的火苗来自马克思主义读书会，许多年轻知识分子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对社会现实产生怀疑不满，原本零星的火苗居然可以烧遍整个大陆。所以，当国民党当局逃到台湾后，对于这种组织就特别留意，白色恐怖早期许多案件都跟读书会脱不了关系。在日据时代就有偷偷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到了台湾光复初期又更多，这些天真又单纯的学生，真是一点都不懂国民党。到了“二二八事件”之后，国民党抓紧对台湾各方面的管制，突然之间，许多学生只因参加读书会，讨论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想等书籍就这样消失了。1949年之后，又将思想的管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与查禁歌的历史差不多，在20世纪50年代，禁书禁的大部分都是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作家，称“陷匪作家”，比如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人，还有鲁迅，因为他的立场明显左倾，所以也一并查禁。不仅是著作，就连他们翻译的书也一起查禁，简直就是把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艺视为毒蛇猛兽。

除了作家，还有很多留在大陆的学者和其学术著作，比如说写了《中国哲学史》的冯友兰，写《古史辨》的顾颉刚。这些作家其实也挺冤枉的，于是有人为他们叫屈啦！是你老蒋自己逃得太快，作家追不上而已。

在戒严时期，台湾的图书出版是依据所谓《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来管理，这是《戒严法》下面的子法。这个法规定，所有的出版品都必须送警备总部审核，如果认定这个出版物有问题，除了不能出版外，就连出版负责人也要用其他相关法律处罚。

这警备总部根本就是军人组成的，书籍这种文化产物要让他们来审，简直是不伦不类。可是看在统治者眼里，这也是刚刚好而已，因为警总是绝对服从领袖意志的，警总怎么干，就代表领袖怎么想，所以啦！反正警总业务包山包海，如果要查禁一本书顺便查了作者，还不用跨单位协调，警总提供一条龙式服务办到底。比如说“《自由中国》案”就是好例子，杂志查完，人顺便也抓了。

国民党不希望人民知道的，恰巧都是人民最需要知道的。人类心理总是这样，只要是禁忌的东西，总是有种地下情人般暧昧的刺激诱惑，只要尝了一次，就会上瘾，这就叫做偷。能获得那些知识，都好像偷来的一样。希腊神话里普罗米修斯偷火种，一旦火种外流，所有地方就蔓延。当局自然也知道这点，认为被禁的书作者有问题，读了这些书自然也代表“思想有问题”。

戒严时期的台湾，收藏禁书的后果极其严重，许多人视为洪水猛兽敬而远之。可是对爱书人来说，这种禁忌之爱就让人痛苦了。所谓偷偷地进村，打枪的不要，读禁书最忌割舍不下，大肆宣扬，只能秘而不宣、守口如瓶，即使连挚亲好友也不能让他们发现，那种死命吞读，独乐乐的快感，就好像欧阳锋躲起来偷偷练九阴真经一样。而读完之后，豁然开朗，通体好像吃了人参果般舒畅，这时又会有种想要把心法藏起来不让别人看的心态，以及一种掌握了别人不懂的禁忌知识的优越感。

俗话说，杀头的生意有人干，既然有人想读，禁书肯定是有市场的。甚至有些禁书根本是各学科的经典之作，不读不行。你可以想象读哲学的不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文训诂的不读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吗？这就跟读电机的不读马克斯?威尔，读经济的不读亚当?斯密，看AV不看武藤兰，信曾哥却没听过《狮子座》一样荒谬。可是国民党当局谁管你那么多，纵观诸多原因，禁书还是有人印，甚至是半官方出版社自己印。为了逃过当局的骚扰，这些书商就各出奇招，来跟当局大斗法了。

“本社编”跟“佚名”可能是戒严时期台湾著作量最高的作家，一些“陷匪学者”经典的学术著作，比如正中书局出版朱光潜的《诗论》，作者姓名改为“本社编”。同样把作者改为“本社编”的还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王力的《中国语言学史》，作者姓名直接改成“佚名”，我小时候在图书馆看到这些大部头的书总是很疑惑，这些出版社怎么那么厉害，好像各领域的专家都有，都能本社自己编。

有些翻译作品也难逃此命运，比如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巨人传》，明明是最佳译本，可是傅雷“身陷匪区”，所以他的译本一律查禁，那厚厚的书上绝对没印译者名字，或者又是“本社译”。

有些出版社稍微有点良心，会给你一点有关作者的暗示，如巴金所翻译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不过巴金就是因为崇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才取笔名叫巴金，现在又把巴枯宁跟克鲁泡特金再合体一次叫巴克，搞得跟地下党人的取名逻辑一样。还有些出版社会把作者的名字腰斩，朱光潜印“朱潜”，陈寅恪变成“陈寅”，大学者的名字突然就变得很有市井说书人风。

众多大陆作家里最有名气的就是鲁迅，他的名字就是禁书销量的保证，可是鲁迅作品写来写去就那几部，卖完就没得卖了，那该怎么办，所以众多大陆作家，什么沈从文、巴金、茅盾通通借鲁迅之名登台。读者读得开心，不知情者还很认真地在讨论鲁迅各时期的写作风格与关怀点不同，鲁迅还在湘西混过呢。

除了“陷匪作家”外，也慢慢开始有台湾本地或1949年以后来台的作家作品被禁，台面上的老一辈作家，什么柏杨、李敖、金庸之类，或是一些党外人士的作品，都因为直接批评或被认为含沙射影地讽刺执政者而被禁。比如李敖出版自印的《传统下的独白》、《文化论战丹火录》等书。柏杨的十余本以“集”为名的书，如《玉雕集》、《高山滚鼓集》也是同样命运。金庸许多武侠小说过去都是用别名，化名为“司马岚”、“迅翟”、“司马翎”，才有办法在台出版。而《射雕英雄传》一书，因毛泽东书法里写过“只识弯弓射大雕”太有名，就让金庸被视为“附匪文人”，出版社只好将书名改为《大漠英雄传》。而当年的禁书之王还是李敖，一百本里有九十六本被禁。

对文化产物的审查常常是神经兮兮的，就怕单纯善良的人民受到毒素的影响，所以也常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硬要找出理由来禁。大概是业务量太大了，所以书名取得有问题就直接禁，连内文也不看。20世纪80年代初，有本管理学漫画叫《领袖非天生》，就这样被禁，当然审查单位不会告诉你被禁的原因，但理由想也想得出来：领袖是唯一的，是天上的星宿降临的，天纵英明，你说领袖非天生，莫非表示大家都可以当领袖？摆明在鼓动叛乱，还好只是被禁，再早个几年，被依叛乱罪抓去关起来都有可能。

当局对内查禁书籍，也要防止禁书流入，无奈这些海关人员都不学无术，常常是凭自己感觉喜好乱抓一通，原文书只要作者名字有点俄文风，比如可怜的Dostoevsky（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文书、Rachmaninov（拉赫曼尼诺夫）的唱盘封套，很多海关只看-sky跟-ninov这种后缀的俄文风名字就先扣起来。

如果真的要进口一批书，比如时代杂志之类的，那只好缺页或用黑笔把敏感词给涂掉。这下好了，大家读了都知道那些是敏感词，本来没那么敏感，下次一看到这些黑黑的地方就自动过敏。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转播，台湾有一个举重选手叫蔡温义得到铜牌，简直就是台湾之光了，可尴尬的是，金牌是大陆选手，颁奖的时候，负责转播的华视只好拿一块黑色的板子挡住大陆选手以及中国国旗。可能他们觉得百姓抵抗力太差，看到五星红旗会瞎掉。就连小时候也曾疑惑过，玩街头霸王游戏时，场景是中国，总是有一块黑黑的不知是什么，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不要让我们看见的五星红旗。

过去要买这些禁书，要在旧书店才能找到，很多熟门熟路的客人，经常是买了一堆其他不相干的书籍作烟幕弹，其实中间夹的那本禁书才是真正要读的。而这些书店，许多禁书也不一定印得那么精美，很多甚至是直接翻印，再改个封面名字，掩人耳目，印刷质量低劣，却十分抢手。老板也不一定卖给你，还要熟客才会卖，每次报纸上一刊登，那些书又被列入禁书时，这些老板就开始各显神通，赶快去找门路进货。许多不容于世的禁书都静静地、隐秘地躺在这杂乱书堆的某个角落，等着被发现。

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禁书销售管道，就是当时在各大学外围，总有如龙猫公交车般魅影存在的小货卡（台湾称发财车），载满了各种书籍，悄悄地来，又静静地去。如果在晚上，它总是守在某个有点隐密又不会太隐密的角落，车篷下挂着一盏小小的昏黄的灯，发电机轰隆地响，老板总是静静地站在一旁，手拿书一卷，眼神看似散漫，实则锐利地扫过四处。车里面大概都放了一本本鲁迅、巴金、老舍、丁玲等人的书，还有李敖、柏杨、陈映真，另外也有《金瓶梅》、《玉蒲团》之类的书，其他还有什么，反正就是一些来路不明，当局不给你看的书。李敖的书最好认，因为他的书，封面几乎都是半裸女人，用来掩人耳目，有很多人本来要买黄书，结果就买到他的书，本来前列腺要爆炸，读完之后变成头脑爆炸。

这些小发财车的老板也很潇洒，很多都是落魄屌丝愤青，你还可以跟他讲价，相反地，如果他不爽，也不会卖给你。有时挑到一半，见警察远远走来，钱都还没给老板，老板就开着车跑了。现在想想，买禁书、读禁书与卖禁书，好像都有快感，那是一种无能书生对抗当局的精神胜利法。这些粗糙滥印的禁书，影响一代台湾知识分子的思想深远，贡献难以估量。

这些禁书真是越禁卖得越好，就像《达?芬奇密码》这本书，被教廷一抗议，就产生了极大的免费广告效应。禁书也一样，越禁民众越好奇，越来越想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后来在80年代初，有个笔名叫“史为鉴”的先生，编了一本叫《禁》的书，里面指控国民党当局数十年实施戒严，压制言论和出版自由。这本书让警总气得咬牙切齿，多次讨论要不要查禁这本书，最后还是不了了之，毕竟《禁》被禁，那真是自打嘴巴，一大笑话。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慢慢开放。台湾禁书的主流是党外杂志，从《自由中国》、《文星》，一直到《美丽岛》、《八十年代》，终于迎来第三波高潮。各个党外派系纷纷推出自己的机关刊物，宣扬理念。那时候，党外杂志的水平相当高，而且内容非常有趣，不仅仅只是抗议而已，有时候会有一些介绍劳工、社会主义等左派思想的文章，也有很多是老外省人研究蒋家和国民党历史的一些内容。而有党外杂志，自然也有很多为了反制党外人士言行的“反党外杂志”，至于是谁支持的，就心照不宣了。另外还有些根本就是报道政坛内幕小道消息的劣质捞钱杂志。天降大雨一样“哗”地一下来了，百花齐放，当局有点措手不及，抓不胜抓，这段时间，可说是警备总部最忙碌的时期，要一直到解严之后才稍稍平静。

我第一次看到所谓的党外杂志，是在家里的抽屉瞄到的。我一页一页翻，既震惊又痛苦，“政府”那么好，党外这些人太坏了，专门攻击“蒋总统”。我真的无法相信爸爸居然会去看这种反政府的东西，那时候有种人生观就要崩塌，却又还没崩塌的感觉，那种剧烈冲击只有一直到国中第一次看到色情书刊才可比拟。可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没隔多久，我就已经帮忙去书店买党外杂志了。

有一次和同学聊天，他说自己小时候帮忙买党外杂志的经历：他都先跟老板偷偷说要“那个杂志”，这时候老板会很例行地问：“你知道小朋友不能看吧！”默默地点点头，老板不从玲琅满目的杂志中找出来，反而从柜台书桌下面拿出一个已经用牛皮纸袋装好的杂志递过来。可是，因为怕人看到，所以不能单买杂志，还要搭配一下其他东西，这时就可以趁机用爸爸的钱来买些彩色画册。为什么要小孩子去买呢？因为不太会被注意，小孩子也乐意去买。听完之后，大家赫然发现，小时候好像都有这样被“利用”过的经验。

当年查禁党外杂志的项目叫“春风”，那时候，很多事警总已经不敢再那么明目张胆了，可编辑们还是要跟警总玩捉迷藏，搞得好像是阿富汗山里的塔利班分子一样。每一期，甚至都不知道在哪里印，连社长都不知道，整个杂志社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负责监印的人。各地的印刷厂都有代号，每个电话号码都是代号，只有监印的人看得懂，知道那代表些什么，好像在演谍战片，神秘得很。

依照出版法，警总并无查扣“未出刊”书籍的权力，一本书要等装订好后才算正式出版，这样才可以查禁。所以警总的人常常就守在印刷厂门口，书一装订好，就可以查扣。而为了反制警总，党外杂志送印时，也会派人到印刷厂“监印”，其实就是“护镖”，警总来查扣杂志时，双方常演出拉扯推挤叫骂对峙的场面，印刷厂变PK场，双方都在抢书。

有些比较“敢”的警总人员，就干脆便衣行动，直接冲进印刷厂，抢走未装订好的杂志、样板和底稿，所以印刷厂也会多准备几套版，如果这个厂的版被抢走了，还有其他印刷厂正在秘密地印着，这样杂志即使被查禁，但市面上还是可以看到。又或者警匪片看得太多了，记好车牌，直接在高速公路上飞车拦截，搞得党外杂志也要利用当时台湾盛行的高速公路黑车来送书。

那时候的党外杂志社门口，几乎都有一个用来烧金纸的桶子，那可不是祈求平安用的，而是专门烧作者底稿用的。这些邀稿常都大有来头，报社记者肯定都知道很多内幕，可是外面报纸又不给登，于是就有不少记者在外面写稿子，他们不想曝光，所以有的用笔名，为了不让他们的真名和笔迹被认出来，因此要把底稿烧毁。还有那些印刷厂，印这些党外杂志常常会被查扣，也赚不到什么钱，所以老板其实也是支持党外的人士，有理想才能这样搞。

毕竟警总人力也没办法一直负荷这越来越多的杂志，在多次交手后，两方也有一定的默契存在。常常警总也照例大张旗鼓地去查扣，私底下，其他厂继续印，他们就不管，有时候双方也会谈判讲条件，各退一步，抽掉所谓“涉嫌煽动叛乱”的“不妥”词句，或者说，如果预定发行1万本，通常会多印1000本给警总人员查扣。他们只要向上面交差就好。因为不打不相识，偶尔还会出现与警总人员混熟，双方在动手前先哈根烟，聊聊近况，展现出很友爱的温馨场面。咳！你说做一个鹰犬容易吗？要懂得社交还要会街头干架，真是吃力不讨好，慢慢地，查禁工作就交给地方警察去做。对于警察来说，抓杂志又不是他们的本职，还不如去抓嫖娼简单，如此这般，警察在执行这些工作时，常有些阳奉阴违。

这专案名称取得也真够好了，“春风”，真是春风吹又生，党外杂志就在不断被禁又不断借壳还魂的状态中循环出现。

基本上党外杂志从印刷到发行的流程，都跟当时不合法的黄色书刊差不多，这种猫捉老鼠的行动，一直持续到解严后几年。小的时候偷偷卖党外杂志的书摊，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已经摆得琳琅满目，我那时问老板卖得如何，他只摇摇头苦笑：“唉……不比以前偷偷卖。”再过几年，政论性杂志也越来越少。现在台湾政论性杂志，五根手指头就数得出来，大概现在的人都流行写博客去了。

那十年，对于台湾人来说是难忘的回忆，当初办杂志的人，有人仕途平步青云，也有人下海经商致富，当然也有人不得意，遂回家种田。还有一种人，为了坚持理念，生命永远停留在那几年。

解严前后，也是两岸终于开始有接触的时候，对于大陆出版的书籍，借着学校学术交流研究需要之名进口，警总对这种事也已经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很多在台湾上学的香港学生也专做这种掮客的生意，赚些零用钱花花。在大学图书馆里，以前大陆书跟禁书都会在“限阅”区，也慢慢都移到一般分类里，本科生、研究生书架上有几本大陆出版的学术书籍，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1991年5月初的某天清晨5点，在台湾清华大学，调查局人员趁着天刚亮，突破校园的层层保安机制，直接闯进学生宿舍押走了一位历史专业研究生的同学。清晨时分，宿舍灯光突然大作，风声鹤唳又鸡飞狗跳，吓坏所有研究生宿舍里书架上有大陆书的学生，藏的藏，收的收，还有很多人干脆直接把书往窗外丢，白花花的纸片像雪一样落地，学校的气氛变得严肃紧张。过了两天才知道，这次行动不是针对大陆书的，那这就还说得过去，要是学生手上有大陆学术书就被抓的话，那全台湾文史科系都只能关门大吉。

原来调查局认为这位历史研究生参加叛乱组织，手上会有叛乱书籍，所以就决定抓他。这次偶发事件，却意外引爆了轰轰烈烈的“废除刑法一百条（思想叛乱罪）运动”，这是20世纪90年代台湾走向民主化的最后一道槛，那是後話了。

沈从文真悲催，他的书在海峡两岸一起被禁了三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