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的分离独立，是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条约虽名为“友好”，实则一点不友好—“约 定”：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让蒙古经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是否独立，而中国对独立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以承认;而交换条件是，苏联承诺“尊重中国在满洲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事务，不援助中共”，以及对日宣战，帮助中国“驱逐日本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后，当年10月20日，蒙古在苏军“保护监督”下举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数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态度冷淡的简短公告给予承认。
此时，国共双方尚未同室操戈，但敌对之势已成。对于国民党所签之涉外条约，中共无一不抨击，但唯独对这个条约，不仅给予高度支持，且在国民党对条约 “执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时还大加挞伐。斯大林一方面在新疆扶植“东突”起事，一方面在东北侵犯中国主权，阻挠回收，同时强迫蒙古分离，甚至连条约中的 很多承诺都没兑现，引起全中国激愤。1946年春，以中国各高校大学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重庆中共的《新华日报》和亲中共的民盟《民主 报》还遭到冲砸。
关于外蒙独立一事，中共官方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态，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的郭沫若文章，名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这 是“中苏同盟”四周年时，郭发表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词。 郭在文中歌颂外蒙独立，谴责“中国侵略者”压迫和欺负蒙古人民，认为蒙古寻求解放和独立天经地义，认为外蒙人民比中国人争气，更早清醒，认苏联当朋友，所 以得到帮助，更早得解放，中国人民应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学习，“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1950年2月，中共党史学者胡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的文章，痛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立地位”，并批评这种“大汉族主义情绪”蛊惑了不少国人。
蒙古独立，从头到尾皆靠沙俄和苏联庇护，斯大林则是最重要的操刀者。
而国民党政府则认为苏联并未遵守条约协定且与北京建交，属干涉中国内政，宣布条约款项无效。1952年，国际冷战格局定型，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第二年经“立法院”同意，正式通过法律程序废约，国民党政府遂不再承认外蒙独立，并一直阻挠蒙古进入联合国。
当时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斯大林最致命的撒手锏，是其以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以及中国内部政治问题为要挟。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危机重重，对内则面临 经济崩溃、随时有内战爆发的可能，对外则无法想象中国以一农业国的实力如何与世界第二强的苏联抗衡。更致命的是，唯一可以制约苏联的美国，早在此前即在 《雅尔塔密约》中，就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1945年2月在乌克兰雅尔塔召开的美苏英三巨头会议，划分了三国的势力格局，决定了战后无数国家的命运。因协定内容未知会其他当事国，又称《雅尔塔密约》。
会议上，英美为减轻损失，使苏联及早对日宣战，牺牲了中国利益。斯大林最早的提议是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之间画一条走廊割让给苏联，与苏联海滨省和西 伯利亚相连。在罗斯福的反对下，这一要求被改为外蒙“维持现状”，苏联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由苏联优先使用，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 地。并规定，这些内容要获得蒋的“同意”，由罗斯福向蒋转达。
斯大林的地缘战略，是使苏联周边不能出现“敌对国家”，也就是说苏联需要一个漫长的战略缓冲带。而在其缓冲带内的地区，办法有二，一是将其并入苏 联，二是使其成为“卫星国”，以保障苏联“安全”。在不确定中国未来走向的情况下，斯大林就是依此原则，强迫外蒙独立，同时在新疆策划“东突”闹事、索要 东北权益。
蒋介石在听说雅尔塔会议后，已预估苏联会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诉求。通过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获悉了部分内容。
蒋初闻这些内容时愤怒不已，但还抱一线希望，由于不知美国真实态度，以为还可与美国结成盟友来牵制苏联。然而，罗斯福已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并签字。罗斯福本来良心亏欠，欲正式告知蒋，却于4月12日病逝。
继任的杜鲁门是《雅尔塔协议》的忠实执行者，对蒋也从无好感，蒋介石联美制苏的想法根本无从谈起。蒋告诉美方，苏联进入远东及中国，将损及美国利益，但杜鲁门认为，只要督促苏联及各国落实《雅尔塔协议》，战后即可相安无事。
中国方面只得在6月启动独自对苏谈判，蒋介石令宋子文为代表团长，蒋经国为首席翻译奔赴莫斯科。斯大林则狮子大开口，要求远远超出《雅尔塔协议》内 容。比如协议同意“外蒙保持现状”，中国保有法理上的宗主权，斯大林则直接提出外蒙必须“独立”;协议规定苏联只获得旅顺军港租借权，斯大林要求市政管理 权一并吞下，还要求旅顺以南100公里内的岛屿中国不得设防……
蒋经国曾以私人身份拜访斯大林时说，中国8年抗战，就为收复失土，敌人还未赶走，反将这一大块国土割让出去，失去了抗战本意。斯大林明确告之：就是要让蒙古成为苏联的军事屏障。
中国代表团奉蒋之命尽力在每个细节上从斯大林嘴中抠肉(如旅大和中长铁路的管理方式、权力分配、归还期限)，最大限度维护国家主权，斯大林虽做出部 分让步，但在蒙古独立上态度极其坚决。中方认识到，在斯大林紧咬不放情况下，承认原本早就丧失的外蒙权益，以换取现在尚可挽回之利，乃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蒋介石要求必须划清内外蒙界线。斯大林则一直故意拖延此事，因为苏联早已将原属外蒙的唐努乌梁海及中国新疆部分地区划入自己范围，不方便出示地图商谈疆界。
谈判最后阶段的8月9日，苏军已挥师进入中国东北，宋子文、蒋经国等大多数代表认为，如纠缠疆界问题再不赶紧签约，苏军控制东北后，斯大林胃口只会 更大，认为不必理会蒋介石的命令。外交部长王世杰虽不赞同，但无法说动大家，最后只得与宋子文拟电向蒋要求“授予宜机行事之权”。
8月14日，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条约上签字。规定，苏联“尊重”中国在东北和新疆的主权，支持中国政府(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统一，中国则同意日本战败后在蒙古举行公投。
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举国欢庆。自“9.18事变”后第三天，蒋介石连续写了15年的“雪耻”日记(每篇在起始处写上“雪耻”二字)。这一天，他悲喜交加地写下“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蒋不得不吞下失去外蒙的苦果，除了因为失去美国支持、遭苏联强索之外，也在于外蒙古自清朝覆亡，实际已失控30余年，初期为沙俄控制，后又在苏联全面控制下“俄化独立”已20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