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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豆子收了眼泪（1）
现在的人，很少有人能体会到挨饿是个什么滋味。
而我和不少同龄人，还有上一辈的人，一提起“挨饿”这个字眼儿，便会心照不宣地想起那三年。1960年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正是最难熬的时候。
“自然灾害”，自然有之，苏联人逼债也无可否认，但我们自己的冒进浮夸，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吧。我曾在电影“加映片”（注：这是共和国几代人熟知的名词，大概新的汉语词典不会再收录了吧）——新闻简报中见过一片结穗儿的稻田，密密的稻子上躺上一个人，硬是掉不到地上。地头儿插了块牌子，上书“亩产万斤粮”……当然其中的荒谬，都是后来我们才知道的。
我那会儿还小，哪里晓得这些，只知道饿肚子难受。好在不是我一个人饿，我爸妈妹妹也饿，认识的人都饿。中国人自古“不患贫，患不均”，俗话说：“天塌大家死，发水也不淹我一家子。”于是饿得无恨，饿得坦然。
后来读到毛主席的警卫写的回忆，那年月，共和国第一家庭的聚餐，那细节也是寡淡得很：老人家眼见自己的小女儿用一小块儿馒头蘸碟子里剩下的菜汤吃，故意用手中报纸遮住脸不忍看，而一旁的江青已潸然泪下。
不过那时普通老百姓难得有馒头吃，我们家能吃菜团子是幸运事，更多的时候是高粱面——不同于高粱米面的是，它是带着高粱壳儿磨成的，产量是提高了，但极难消化。于是，常听到如厕的人哼哼唧唧，痛苦的景况不忍回睹。我依稀记得那年非体力劳动者每月粮食定量是27斤，重体力劳动者42斤，而其中绝大部分是粗粮。要是现在，恐怕吃不了那么多。可当时，除了粮食，再少其他，鱼肉蛋甚至蔬菜皆凭票证供应，于是这点粮食就成了人们摄取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的最主要来源。
如今见面儿说谁“胖了”，尤其对年轻女士说这话，她会不安。而在那个年代，你想胖也胖不起来。胖了闹不好会遭人猜忌。那时若有谁胖了，多半是“胖”（读阴平音）了，即浮肿了，小腿一按一个坑，那可不是好事，是病。
我那时瘦得可以，瞅着跟“人灯”似的，和后来从荧屏或杂志上见到的非洲饥民相差无几——我妈抱着我妹领着我在长春胜利公园拍的那张照片，后来让我撕了。原因是我的第一个恋人要看我儿时的影集，我嫌那模样丢人。
现在想来有些后悔，我的少年“风采”，王刚困苦童年的时代见证，就这样被虚荣心给*了。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毛主席这条重要指示，当年真起了重要作用。面对“帝修反”的高压和封锁，加上“自力更生”的气概，真个是“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家人也“自己动手”了。
城里人也知道农历的节气了，那年“谷雨”前后，一家四口儿，按照爸爸事前踩好的“点儿”，天蒙蒙亮，便奔了长春西郊的一片废弃的炼铁工地。那是举国“大炼钢铁”时遗留下来的，遍地疙疙瘩瘩的耐火砖，蒿草丛生。我们捡去砖头，拔掉蒿草，干到太阳偏西，手指磨出血来，才清理出巴掌大的一块地。
又一个礼拜天，又是全家动手，将那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挖了，松了，一埯一埯撒下种子。那是一粒粒黄豆，平时绝对舍不得吃的“高蛋白”，爸爸说不能多撒，一埯只准下三粒。
种豆子收了眼泪（2）
整个夏天，我心里总挂念着那块地，有空就往那儿跑。眼看地上蹿出了芽儿，眼看小苗分了蘖，眼看长出一片片叶子……那一小片绿色成了我和我们一家人最大的希望所在。
接下来，要间苗。拔掉的苗也没丢掉，拿回家来煮汤喝。大约是自己种的缘故，感觉那味道别样鲜美。还要除草，要灭虫，要浇水，要施肥。
所谓“肥”是沤过即发酵的粪便。我在地头儿专门挖了一个小小的粪池，从附近的农村大道上拾来马粪牛粪，倒进地中，再和上些水与土，有时趁四处无人再补充点儿自产的肥料。总之，我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农业生产八字宪法，即“水、肥、土、种、密、保、管、工”，全心全意地侍弄着这块宝地。
初秋，豆子结荚啦，绿绿的，玲珑可爱，上面还有一层绒毛。这时的豆子就叫“毛豆”，若放上花椒大料加盐煮了吃，是很难住嘴的，非吃到肚子发胀、不停放屁不可。这份儿口福我已久违了，眼下我们又舍不得。爸说，一定要等豆子完全成熟了才能摘，那才有分量，有营养。那年月，黄豆是稀罕物，是人们摄取蛋白质的主要来源。
过了国庆节，算算该去收豆子了。这天，又是一大早起来，又是一家四口，怀着迎接收获的喜悦奔向西郊。
行前，我从邻居家借了一条大麻袋，爸笑呵呵地提醒我说“用不了那么大，那块地收不了多少豆子”。可我还是担心，怕麻袋小了装不下。妈还准备了三双线手套，除了妹妹——她还太小，不到五岁，每人一双。她说：熟豆荚和豆秧扎手。
一家人先乘3路电车，再换6路，到了终点站，又步行。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么清楚？因为这次“收获”对我来说太刻骨铭心了。
这一路，爸妈轮换抱着妹妹，妈还不时哼上几首歌儿。一向不苟言笑的爸爸，竟如醉了般哼起京戏来。我上蹿下跳，跑前跑后，猛然觉得自己很像西天取经的孙悟空。于是灵感来了，我手搭凉棚，挤眉弄眼，逗得妹妹王静嘎嘎直乐。
说说笑笑，蹦蹦跳跳，不知不觉到了我们家的这块“飞地”，宝地，自留地。
还有一段距离呢，我就停下脚步，把那条大麻袋撑开，手套也戴上了。正要跑上去大干一场，这时候，走在前头的爸爸回过头来，快乐的神色荡然无存，换成一脸的——怎么说呢？——我永远记得，那脸色是那样地可怕。
爸张口结舌了一会儿，猛地蹲下去，将攥在手里的手套摔在地上。他双手抱头，我再也看不见他的脸，爸爸肩膀似在抽动。
真的听到了哭声，可那是妈妈的哭声。
我几步蹿到地头，第一感觉：我一定走错了地方。可很快发现，我挖的粪池还在，我们清理出的耐火砖还在。
而我们的豆子没了，我们全家种的，全没了！连豆秧都没了！
一家期盼了半年多的丰收果实被人连根儿拔了！
一粒都没剩，一棵都没剩，只留下一片空地，和垄台儿上一个个的坑儿。
这一幕的刺激，这一下的伤害，至今仍耿耿于怀，到今天写下这一段还感到无比地难受。
整一个冬天，我都在诅咒偷我家豆子的人。
父亲的巴掌（1）
1961年的春天来了。人民广场一片新绿，杏花绽开了粉红色的蓓蕾，但我却感受不到多少暖意。原因嘛，一则那年春寒，二则还是经常填不饱肚子。
4月29日的晚上，我早早躺下，却怎匆菜?蛔拧Ｄ堑共皇且蛭?觯?羌ざ???一?盍诵砭玫脑竿??魈炀鸵?迪郑?乙?雷猿嘶鸪道爰以缎辛耍?/p>
现在看来，目的地实在称不上“远”——九台县的饮马河，离长春也就一百多里地。可我那年还不满13岁呀！
我失眠了，一直听到隔壁妈妈和妹妹的房里那架老式挂钟敲了三下，才蒙眬睡去。
梦中我见到了爸爸。他正驾着康拜因——联合收割机，行驶在金灿灿的麦田里，特像我们常在苏联电影里见到的情景。
我向他招手，他也向我招手。
他停了，我飞跑过去，一跳就跳进了驾驶室——一间玻璃小屋。
爸爸朝我笑，我也朝他笑。
爸爸的脸又黑又亮，胳膊上的肌肉疙疙瘩瘩的，雪白的背心儿上印着鲜红鲜红的四个大字：劳动光荣。
“爸爸，让我开吧！”我嚷着挤进他的怀里。
我紧贴爸爸的前胸坐稳，后背能感觉到爸爸的体热，鼻子能嗅到那熟悉的却又久违了的“爸爸味儿”。
轰——康拜因开动了……
丁零零——闹钟把我吵醒了，睁眼看到的却是妈妈的脸。
“宝儿，起床了。”她轻轻拍了拍我的脑门儿。
“妈，我梦见爸爸了，他可棒了！”我边说边从被子里伸出双手，做驾驶状，好像还在康拜因的小玻璃屋里。
“好了，好了，快起来吧！”妈妈有点不耐烦了。
我忙捂住被头，故意板起脸说：“别介，妈，你要闪着我呀！”
“眼瞅着要自个儿出门了，还这么娇气！快点儿，再磨蹭就赶不上头班火车了！”
妈妈说完回身又进了厨房。我转头一看床上的闹钟，六点多了！忙一骨碌爬起来，穿上妈妈早已为我备好放在椅背上的干净衣裳，也赶到外屋，胡乱洗了把脸，一屁股坐到饭桌边上，擎等着吃早饭了。
妈妈端上一碟腌萝卜，一碗高粱面粥，还有仨窝头。
我风卷残云般吃着，当我伸手抓起第二个窝头时，又撂下了。
一直坐在对面看着我的妈妈挺奇怪：“怎么不吃了？”
我说：“还有您和妹妹哪！”
妈妈欣慰地看着我：“我们还有。要出远门了，下顿饭不定什么时候吃呢。全吃了吧。”
妈妈用纸包好那两个窝头，塞在我的包里。
来到火车站，挤在“盲流儿”（指当年外出逃荒讨饭的人们）的队伍里，登上了开往吉林的火车。
一路上，我一直站着，也没有地方坐。我始终紧紧地抱着我的包，生怕被挤在我身边的面带菜色的“盲流儿”偷了或抢了去。
这种事，在当年司空见惯。前不久，家里偶然做了一回白面馒头。为了把那甜美的滋味品得时间长一点，上学的路上，我边走边吃，一小口一小口地，细细咀嚼。不料，被一位穿着还算整齐的叔叔一把抢过去。他先啐上两口唾沫，连跑也不跑，就站在我的身边大吃起来——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那副表情，凛然，淡漠，接近麻木，还有几分讥讽的笑意。不知道他是嘲笑这个世界还是嘲笑他自己。
严酷的环境让人学会像动物那样“护食”，这本身就是触目惊心的。
车到饮马河，我下了车。摸摸我的包，圆圆的，鼓鼓的，那两个窝头还在。
边走边打听，我大约走了十里路，总算来到了爸爸下放的那个屯子。
屯子不大，也就二三十户人家。该是开午饭的时间了，却看不见哪家的烟囱冒烟。
父亲的巴掌（2）
屯子里很静，一条瘦狗蹲在村口。它冷漠地看着我，一声不吭。城里的孩子没有不怕狗的，但我是个例外。我也友好地看着它，它大概觉得有点无趣，喷了喷鼻子，转过头去。
终于找到了爸爸住的房东家。我打开门，喊了一声：“爸——”
东屋出来一个老大娘，打量了我两眼，露出笑容，说：“你是老王的儿子吧？你爸给我看过你的照片。”
大娘要接我手里的包，我却死死抱着不放。
大娘把我带进屋里，屋里光线很暗，一股混杂着烂土豆、芥菜疙瘩的霉味扑鼻而来。大娘用袄袖擦了擦炕沿，让我坐到炕上。
我问：“我爸呢？”
“你爸呀，还早着回来呢！他和老董下地去了。”老董是跟我爸爸一起下放锻炼的叔叔。
我觉得很失望。大娘又问：“还没吃晌午饭吧？”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爹妈嘱咐过我，不要吃别人家的饭。现在谁家都不易。
大娘走到外屋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在里屋闲坐。
我侧身靠在墙上，这才感到好累好累，不久，我就打起盹来。
半睡半醒之中，忽然闻到一股香味，我睁开眼，贪婪地吸着鼻子。
这时，外屋传来大娘的声音：“孩子，把帘子掀开。”
我下了地，掀开麻花布的破门帘子。
大娘端着两个大海碗进了屋。她把碗放在炕沿上：“快吃吧。”
我愣在那里，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那是一碗白花花的大米饭和一碗油汪汪的鸡蛋羹。
我不知道是该吃还是不该吃。
大娘一把将筷子塞在我手里，说：“趁热快吃吧。”我又咽了一口唾沫，实在抵不住这饭菜的诱惑，大米饭和鸡蛋羹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见过了。我怯生生看了大娘一眼，端起饭碗狼吞虎咽起来。
饭吃到一半，外屋响起了脚步声。
我急忙放下饭碗，掀开帘子跑了出去。
“——爸！”
爸爸一脸的惊喜。
可转瞬间，闻到了什么味道，爸爸的脸色变了。他快步走进东屋，我想跟进去，可爸爸转头又出来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爸爸一巴掌扇掉了我嘴边的大米饭粒。
我的腮帮子一阵火辣辣的疼痛，眼泪紧跟着流了出来。
大娘一脸愧疚地护住我：“是我让他吃的……”
旁边的董叔叔一把拉过爸爸，大声对他喊：“老王，你这是干什么，孩子大老远来看你，你一句话没说……房东也是好意嘛！”
爸爸看了大娘一眼，脸比我还红。踌躇半天，他挤出三个字：“谢谢了！”
此刻，我真的有点恨爸爸了。倒不光是因为他那一巴掌，还有他说“谢谢了”口气的淡漠和不通人情。董叔叔把我和爸爸推进西屋，我擦干眼泪，从一直挎在肩上的包里拿出一个硬硬的窝头：“爸爸，董叔叔，你们还没吃饭吧……”
我看见爸爸和董叔叔的眼圈红了……
半年之后，爸爸回到了长春，我打听那位董叔叔，爸爸说：他死了。为了捞菱角，淹死了。
等我真正长大的时候，爸爸才告诉我：当年那家房东成分是富农，所以……唉，你这孩子……
少年“下海”卖香片
记得1961年，长春的冬天特别地冷，我之所以感到特别冷，大概是因为我们肚子里油水太少的缘故。
当然，也不是绝对没有好吃的东西，可是太贵了。一般人买不起。所谓“议价”，在我记忆中，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比如，有一种议价糖，拇指大小，外面包了一层薄薄的巧克力，里面就是白砂糖，却要卖到4块多钱一斤。而那个时候，城里人凡上班做工的都堪称工薪族，人均月薪也就40块左右。我还记得，一条又瘦又小的羊腿，可以卖到20块钱。我妈妈曾带我到长春西安大路一家清真饭店，咬牙买了一盘烧羊肉，比玉米粒大不了多少的羊肉块，我数了数，不到20块。至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那盘菜13块6角。
从那时起，我深深感到：钱还是很重要的。起码能使我填饱肚子，甚至解解馋。
爸妈工资有限。我家的邻居，同学的家长似乎也没谁更富有。那时候如果听说谁的爸爸一个月能挣100块钱，我们就推测，他爸爸一定是个大官。
有一天，邻居刘家的老二突发奇想，要拉我们一块去挣点钱。因为要过年了，而爹妈是不会给多少压岁钱的。怎么挣呢？刘家老二说，咱们胡同拐角有一家小商店，卖香片，一盒100张，卖3块钱；而市场上零售，5分、6分都有人要。所谓香片，也就是烟盒大小的卡片，上面印着各种花鸟人物，散发着一股香味，人们可以用它当书签，或当现在的贺年卡用。
在我们的眼里，这无疑是一种奢侈品。当然，现在的人们是没谁瞧得上眼了。
据刘家老二探得的消息，现在来说就是商业情报了，这种香片似乎只有这家小商店批发着卖，别处根本见不到，真是奇货可居呵。于是我们定下来要做这笔生意——卖香片。
做买卖得需要本钱呀，可上哪儿弄呢？万般无奈，我跟爸妈撒了一个谎，说下学期的学杂费要提前交纳。妈就给了我3块钱。
3块钱正好买一包香片。
刘家老二要带我们去附近的五商店街边去卖，我却坚持要奔二商店，因为那儿离我家和学校都较远。何以舍近求远？这是怕同学和熟人看见。
那天，天早早就黑了。还没吃晚饭的小哥四个，急忙奔了二商店，在一个大橱窗前面，一字排开。地上捕了一张破报纸，我把那100张香片铺成一个扇面。
我压低帽檐，低着头，袖着双手，蹲在地上看一双双来回走动的脚。
尽管我有些心跳，但我还是盼望着有一双脚在我面前停下来。可是没有，人们在我的面前匆匆而过。
我始终一声不吭，而我两旁的小伙伴们却大声地叫卖起来。
“快来买呵。喷喷香的香片，只卖5分钱一张了……”
这时我发现，他们的叫卖真的产生了效果。有一两个人在他们跟前停下脚步，我侧目而视，眼见着人家的买卖开张了。报纸上的一张张香片越来越少，钱越来越多，我眼红了，心里很难受，可我还是张不开嘴。
当人家报纸上只剩下十几张香片的时候，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了。一阵阵冷风卷着小清雪向我袭来，我的身子开始发抖，连牙齿都在打颤。我终于忍不住了，大叫了一声：
“快买香片啦，3分钱一张！”
转瞬间，眼前一张香片也没有了。我捡起一堆毛票，揣进兜里站了起来，这时发现，我已经走不动道了，两条腿不知是冻得，还是蹲得，已经完全麻木了。
有人在我后面踢了一脚，回头一看，是刘家的老二。他的眼睛瞪得老大老大，嘴里大口大口地呼着白气，说话声哆嗦着：“你想干啥呀？你他妈的，不说好5分钱一张吗？”
我没回嘴，只嘟囔了一句：“我想回家。”
走在回家路上，老有一种做了一回贼的感觉，像偷了谁家的东西，又侥幸没被人抓着。
侥幸得太早了，当晚，我挨了爸爸一顿胖揍，因为爸爸听邻居家的同学说，学校根本没让交学杂费。
爸爸问我拿钱干什么去了，我心力交瘁，只好实话实说。我把所有的钱都交了出来，却对不上数了，差了好几毛钱。
我想，大约是我急于回家，没有收净，或者被某些顾客给坑了。
这便是我一生中头一回做买卖，也是唯一的一次。
差点随剧团离家出走（1）
那是一个匮乏的年代，然而对我来说，精神生活还是挺富足的。
出了家门往东不到100米，就到了胡同口。左边是朝阳剧场，说是剧场，却经常放电啊Ｏ衷诨叵肫鹄矗?矶嗟缬岸际窃谀嵌?吹摹Ｏ瘛断牟?簟贰读心?谑?隆贰读心??918》《祝福》《三毛流浪记》等等。当然，也看过很多戏，其中大部分是京剧和评剧。
许多外地剧团也常来此演出，像天津建华京剧团、麒派老生刘汉臣的《四进士》《徐策跑城》，著名武生董文华演的《美猴王》，甚至连秦腔《火焰驹》《三滴血》，还有福建泉州木偶戏团演出的傀儡戏《水漫金山寺》和《解放大陈岛》，等等，我都在这个剧场看过。不是我多么想看这些戏，关键是不花钱，全是蹭戏看。但耳濡目染，我渐渐地看出了一些门道，进而喜欢，然后开始模仿。
为了学麒派演唱，我曾喊哑了嗓子，弄得在课堂上无法回答老师的问题。后来我明白，我那是东施效颦。麒派鼻祖周信芳先生原本就是个哑嗓，他把这不利的条件变成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辅之以颇具韵味的念白，洒脱帅气的身段，独树一帜，另创一派，成为我国四大须生之一。而我全学了一些“末节”。
说来可笑，麒派没学成，我改学马派。一段《借东风》刚学到“倒板转回龙”，懂行的人说，我唱言派更合适。于是，我终于学会了一段《让徐州》，至今还算得上我的拿手好戏。
对于京剧的痴迷，加上在各种戏班里混得脸儿熟，许多行家前辈便逗我，要我今后就吃他们这碗饭。
那时节，我简直变成了一个“戏痴”，成天介随着剧团，甘愿当“苦力”——帮着叔叔阿姨们搬行头拿道具。那一次，剧团要离开崇智胡同了，卡车缓缓启动，我情急之中，竟然登上了汽车的踏板。
心里话说：他们去哪我跟到哪儿。
剧团的人开始还跟我嘻嘻哈哈：“对啦，甭回家啦，跟我们去天津吧！”我兴奋得不能自已，以为汽车真的要把我带向远方。
车开得很慢，因为在胡同里，不能加速。我攀着车窗，在踏板上骄傲地左顾右盼，胡同里的孩子们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
可惜这个“少小离家出走”的梦幻也就维持了两三分钟——准确地说，也就几十米的路程。汽车到了胡同口，停了下来，剧团的叔叔把我抱下车。他们友好地朝我摇摇手，汽车绝尘而去。
只留下我，傻站在原地。
其实，我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这碗饭是否能吃一辈子，只是觉得好玩，过瘾。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所谓“理想抱负”谈不上，出发点也仅限于此。
小学快毕业前，我真的偷偷报考了戏曲学校。
初试时，一个剃光头，扎板儿带，穿灯笼裤，脚蹬一双洒鞋的老师听我唱完了一段《让徐州》，便从考桌后走到我的面前，撩起我前额上的头发。我本能往后躲，这是我平时最忌讳的举动，因为从小我的前额就出奇地大，我最怕小伙伴们冲我念叨那句顺口溜：锛儿头，锛儿头，下雨不发愁。而眼前这位老师还拍了拍我的前额，惊奇而赞赏地说道：“这孩子，勾脸儿，带盔头，都不用剃光头了。”
紧接着，他扯开嗓子唱了一句：“劝嫂娘，你休流泪，免悲伤……”这是《赤桑镇》里包公的唱段。他让我跟他学，我随口跟他唱：“……百年之后，弟就是你戴孝的儿郎。”末了，这位老师一声“好”——竟吓得我一哆嗦。老师又拍了拍我的大脑袋说：“你有脑后音呀，唱什么言派？改学铜锤花脸吧，过两年，准是一个小裘（裘盛戎）呵！怎么样，就跟我学吧。”我傻笑着点点头：看来，言派又要改裘派了。
差点随剧团离家出走（2）
初试顺利通过。正当我跃跃欲试、满怀信心要进入复试的时候，这事让我爸妈知道了。他们批评我不务正业，没几天我三姑也知道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别滴腋改福?土?胰衔?恢弊钐郯?摇⒗斫馕业娜?靡舱境隼春峒幼枥埂?/p>
这一天，三姑突然出现在我家，一反平时和蔼可亲的神态，和爸妈一唱一和，软硬兼施。
究竟说了些什么已经不怎么重要了，只一句让我刻骨铭心：
没出息的东西，你干什么不好。却要去当戏子！
命运使然，从更为宽泛的意义上讲，我还是当了“戏子”——如果三姑还在世的话，真不知道她该作何感想。
无论如何，终于没能上成戏校。按着三姑的教导，我还是静下心来学好功课，争取今后做一个有出息的人吧。
从此，我便很少再进剧场了。没事儿出了胡同口，往右便是吉林省博物馆，节假日就在博物馆里打发时间。这里有固定的展览项目，一是社会发展史，二是物种起源。另外一些不断更换的展览项目就五花八门了。
博物馆往西，不过200米，就是我说的图书馆。它隶属于朝阳区文化馆，其实称它为阅览室似乎更合适。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讲，进了这座小小的图书馆，等于游进知识的大海洋。
在这座图书馆里，我知道了鲁迅、巴金、郭沫若；在这里我读到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在这里，我还结识了托尔斯泰、果戈里、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莫泊桑、雨果，我甚至还偷看了当时几乎被列为禁书的“三言二拍”。
要知道，一初中学生，很多生僻的字是认不得的，我经常左边放着一本书，右边放着一本《新华字典》。看一会儿书，查一会儿字典。书看了不少，字也认得越来越多了。
记得1961年的冬天，是我在图书馆里度过的最漫长的假期。学校没有煤来烧暖气，寒假放了近两个月，我差不多天天待在图书馆里，往往成为阅览室里最后一位离开的读者。
那真是一段美妙而神奇的时光啊：时而与关张赵马黄为伍，时而和一百单八将结伴……阅读改变了我的形态——准确地说，大家看到的戴眼镜的王刚，就是从那时“炼”成的。开学后，我的座位又换到了头排，倒不是因为我调皮捣蛋需要监控，而是因为我戴上了一副近视眼镜。
那年月，我还有两大业余爱好，一是集邮，二是装半导体收音机。于是有空就往长江路跑。长江路口有个大邮局，旁边还卖半导体组件。三极管、二极管几毛钱一个，电容、电阻一块钱一大把，虽然次品废品居多，但总能挑出不少好用的。记得我由矿石收音机装起，没几个月就能装四管超外差式收音机了。当年也算个时尚，就像眼下的孩子们玩游戏机，玩电脑，甚至自己攒电脑差不多。暑假一到，我往长江路跑得更勤了，或用钱买，或用几张邮票换回一些半导体组件。
自觉比同龄人“先觉”“早慧”，可能跟这些经历有关。
1966年，我读高二。楼上是即将毕业、面临高考的师哥师姐们。
那年春夏之交，我总往二楼跑，看那贴满走廊墙上各个大专院校的招生简章。虽然考大学还是一年后的事，我已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了。
几番比较，几番斟酌，我定下了自己的升学志愿：第一，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第二，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第三，吉林大学外语系……
我抱定了志愿，尽管是偷偷地，但心劲儿十足。时至今日，其他老师的名字，包括班主任，大多忘记了，唯有英语老师记得很清楚：郭雪芳，冯连珍，祁梅，陈四维，沈继汤……这中间也有没在课堂上教过我的，但我也没少求教于他们。比如祁梅老师就曾给过我一本大学英语本科二年级的教材，那里边选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的段落原文，比如狄更斯的《双城记》等，我竟看得比读中文小说还上瘾。
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结束，随着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实，大环境比前些年宽松了些。由于志愿已定，在加倍努力学习英语的同时，我也开始尽力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开始“放眼全世界”了。
从1964年到1966年的上半年，我现在还留有印象的大事有：南非的“非洲之矛”司令纳尔逊?曼德拉被判终生监禁；刚接任被谋杀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之位不久的约翰逊下令出兵越南；二战同盟国三巨头之一的丘吉尔去世；美苏宇航员首次在太空对接成功；蒙博托推翻刚果现任卡萨武布政府；印度尼西亚发生排华事件，苏加诺总统将权力移交给陆军司令苏哈托，中国印尼断绝外交关系；南越（这个名词也早已成为历史）一个僧人在街头点火*，抗议吴庭艳的专制统治；美国无人驾驶的航天飞行器“测量者1号”在月球软着陆，并将珍贵的照片传回地球……而这些风云变幻的信息，大都是从自己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里获得的。
到了1966年的年中，我便无暇、也没那个心思继续关注国际风云变幻了——原因很简单，大风暴来临了。
我们欠他们一个反省
这十年的记叙，可以从这儿开始。
这十年的画面很多，记得好多人聚集在长春人民广场，我骑个自行车到苏军烈士纪念塔那儿，把车子架好了，站在后座上看造反派攻打长春市公安局。极其强烈的印象：造反战士用的是冷兵器，空心的钢管，一头儿斜削下去一截，就是一杆扎枪，一扎，血顺着钢管的空心流下去，人就完了。搭着云梯往上冲，攻打巴士底狱，还是巴黎市政厅？我那时候年轻，只懂得看热闹，觉得挺刺激。
接着我也进入了这片红色风景。
6月起，开始“停课闹革命”。原以为闹上几个月，还能重新走进课堂，谁知从那时起，我就永远告别了课堂生活。更冤的是那些高三学生，志愿都报上去了，拉开架势要参加高考了，一纸通知下来，便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旋涡。精力最旺盛的这一代人，就这样丢掉书本，拿起毛笔，写起了大字报，戴上了红袖标。
“*”风潮席卷全国，学校的“运动”也是如火如荼。
校长被斗了，书记被斗了，许多教师，尤其老教师和英文教员几乎无一幸免。他们或多或少都能查出些“历史问题”，罪名也是五花八门。例如，“崇洋媚外”是外语老师的。最“经典”的案例，一位名叫陈四维的老师，他的带有封建色彩的名字犯了“破四旧’的忌，当然没什么好果子吃；冯老师，一位自尊敏感的女性，挺不过连番批斗，跑到化学实验室，喝了硫酸，结果没死成，烧坏了食管和大半个胃。
而这种伤痛，是可以表述的，是可以要求岁月补偿的。绝大多数人，在时代的狂飙下，无力地前行。大多数人，收获的是失落，是一种价值的折耗。一个民族，为此付出代价。
悲剧就在于此。
回想起碰到庄老师那一幕，我至今还在想，为什么我会同时涌起受害者和加害者的体验？
这庄老师教了三十多年书了，在学校堪称*，据说早年还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念过书，他是老师们当中唯一总穿西装的。以往无论是站在讲台上，还是走在外边，总是昂首挺胸，派头十足。有学生背地里叫他“庄鬼子”，他只要远远地走来，总有人哼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鬼子进村”的那段著名进行曲为他伴奏，这效果实在是滑稽，惹得大家一阵乱笑。那时的我早已不“淘”了，我尊敬庄老师，他课教得好。有时背地里我还称他“庄先生”，他听了似乎特别高兴。
此刻，这位庄先生就跪在我眼前，被弄得如马戏团的小丑一般，但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这模样可笑，只是有点不知所措。
我扫了一眼空空的教室。我明白准是那些造反派们将庄老师斗完了，又去干别的——这么热的天儿，多半是游泳去了，留下他自己在这里继续反省“罪行”。
而多会儿回来，能不能回来，全由他们的兴致而定。
好半天，庄老师一直没有抬头。他虽未看到，但肯定听到教室里进来人了，他大约以为还是那些刚才批斗他的人。
我用很小的声音冲他说：“这儿没旁人，你起来吧。”
他抬起头，和我的目光只对视了一下，就又低下头去。那对视也就一瞬，但我看见了他满眼的泪花和一脸的羞愧，没有悲哀，更没有愤怒。
猛地意识到，此刻，他不求谁来怜悯他，“搭救”他，他还想保持最后一点的可怜的“颜面”，根本不愿意让我看见他这副样子。
我转身跑出了教室，好像羞惭的应该是我。
30年之后主持“东芝动物乐园”，有这样的体味：动物王国的“生物链”细琢磨也蛮残忍的，但那是自然规律，舍此无法维持平衡。人与人是同类啊，何必如此相残“相煎”？
那是一个随时都感觉到敌意的时代，然而传播学意义上的仇恨，和现场感的体验又是两回事。
多年后，演播《夜幕下的哈尔滨》，里边曾提到“知耻近乎勇”，意在为自杀者开脱。一天，借着酒劲儿，我曾问小说的作者陈玙一个颇为唐突甚至有点残忍的问题：“陈老，您‘*’时被斗成那样，没想到自杀吗？”
陈老坦然回答：“想过，裤腰带都解下了，可一想到老伴和孩子，又系上了。”
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在部队文工团当过团长的老焦，焦老师笑着说：“第一次挨批斗，懵了，被涂了一脸的墨汁走回家去，低着头怕见人，就这么一直往前走，结果不知不觉又从大院的后门上了街，一帮小孩儿朝我扔石头，我才转头回了家。那一宿没睡，真不想活了，可第二天，我见挨斗的人越来越多，也就不想死了。”
然而终有挺不住的，那年夏天，老舍先生便投了太平湖。
不管是死了的，活着的，我都尊敬爱戴他们，因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活着，死了，都需要勇气，都是大丈夫。
当然我也会怜悯另一些人，那些逼得冯老师喝了硫酸的人，那些给庄先生戴纸帽挂牌子的人，那些逼得陈玙老师差点上吊的人，那些往焦老师脸上涂墨汁的人……
有人辩解说那是“革命需要”，那是“大势所趋”，那是“被政治热情冲昏了头脑”，那是因为“年轻不懂事”……但起码我当年没“热情”到那个程度，尽管我也年轻。我自然也参加过不少批斗会，也跟着喊过口号，但我终不曾动过别人一手指头。我至今也说不清，我当年为什么没那么做。按照我爱出风头的脾性，这样做似乎也符合逻辑，而我没有。我还为此“自得”过。
巴金后来回忆那个年代时写道：“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的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
读过巴老以上这段话，我那几分“事不关己”的自得感没了，代之以深深的思索：一个曾受过严重*的人还在谴责自己，而那些*过他人的人何以就处之泰然？
“狗崽子，滚回去！”（1）
真没想到，电脑的字库中竟有“串联”这个词，对当代青年人来说，这个词是陌生的，怪异的。而对我这一茬人，这个词却能勾起许许多多值得回洌?踔量梢源笫樘厥榈耐?隆?/p>
“串联”又叫“大串联”，或“革命大串联”。它的表面意义可以理解为：全国大中学生红卫兵小将串通联合起来，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同仇敌忾，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及一切牛鬼蛇神作坚决的斗争。
而它的实际效果，用一句话便可说明——免费旅游！
记得1994年的春运报道，突然令我不合时宜地回想起那一段“免费旅行”历史。那年春运期间，车站码头，万头攒动，拥挤不堪，有报道说：定员108位的车厢竟挤着四五百人，而厕所里硬是塞进14个人。
这记录也许绝后，却并非空前。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初，这阵势，我见得多了。
我的第一次“串联”实在是毫无准备。
那是1966年的8月，即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接见红卫兵后没几天。
接近中午时分，在吉林大学数学系读书的表哥来找我。他们班几个同学约好了要去北京，问我去不去。
去！我二话没说，推上自行车就往外走。
表哥说：“你要先骑车回家，再去车站，可就来不及了。”
“那就直奔火车站！来，上车！”
我驮着他，飞似的赶往长春车站。
到那儿都快1点了，开往北京的60次快车应该发车了。可那列火车显然还没有准时出发的迹象，因为仍有不少旅客挤在进站口，绝大多数是青年学生，最容易区分的特征是：他们不像其他旅客那样手中高举着车票。
把自行车停在票房子旁边，锁好了，我转身拉着表哥朝车厢冲锋……
完了，人山人海，只能遥望车厢。
我掉头就跑：“疤哥，跟我来！”表哥脸上有块疤，所以我这样叫他。
一口气跑到了货运站口。那儿只有一位穿深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在那儿把着，我上去央求。这位叔叔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用例行公事的口气回答：“这是货运站，客运在那边。”
说完，便不再理我。
我急得不行。这时，客运站口那边隐约传来有节奏的口号声，细听，是“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不知为何，我真的激动起来，跨前一步，拉住那位大叔的手，紧紧握住，还拼命地晃动着，丹田运气，筋肉也随之抖动：“大叔！行个好吧，我们要去北京，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呀！”
我说到“毛主席”的时候，眼泪夺眶而出，大叔显然也被这现场效果震撼了。他露出了百感交集的样子，抽出手，在我的背上拍了一下，抽抽鼻子，颤声说：“进去吧！”
我和表哥边喊“谢谢”，边往里飞跑。
我突然想起什么，又折回头跑到大叔的跟前，从裤兜里掏出那把车钥匙硬塞到他的手中：“大叔，麻烦你！打个电话让我爸爸来取车，就放在票房子旁边，是辆凤凰28的。我爸的电话是……”
我胡乱摸索着，大叔摊开手：“写我手上吧。”
我也没时间客套了，在他手心儿上写下我爸单位的电话号码和我爸的名字。
写完我就追表哥去了，耳听背后传来那位好心的大叔的喊声：
“替我们工人阶级向毛主席问好——”
现在想来，那时候“左”，但那时候的人又真好，那般单纯质朴，像这位铁路大叔的情感绝不是做出来的，更不是谁逼出来的，他是真心热爱毛主席，真的以为我们能把“问好”捎给毛主席，而我也真打算这样做，以此来报答他。
“狗崽子，滚回去！”（2）
我和表哥是从窗户钻进火车车厢的，小桌面上好几个铁路专用的大白瓷缸子全让我们碰掉了，而进得车厢才意识到：里面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我荒苁诌?判欣罴茏樱?挪仍谛∽郎希??弊煲裁幌凶牛??糯蠹也欢细吆艨诤拧?/p>
“毛主席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响彻车厢。
火车开动了，旅客们经过一番自我调整，重新排列，我总算有了落脚之地，心情也渐渐平息下来。
车过了公主岭，连午饭都没吃的我开始感到饿了。
我捅了一下紧挨着我的表哥：“饿不？”
他摇了摇头，没再说什么。他来找我之前大概已吃过饭了。
等过了四平站，不争气的肚子一个劲儿地叫，我实在挺不住了。我想等下一站停车时，一定通过窗户从站台上买点吃的。至于餐车，是休想挤得过去的。我开始找钱，可周身上下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才凑出1毛2分钱。这点钱虽说不多，但那年月买俩烧饼或一个面包还富余。
可转念一想，不行，得留着，到了站下了车，要去四姑家，得乘公共汽车的。这时，我才想到，北京还有四姑这家亲戚呢，而且我还知道，四姑住东四前炒面胡同。
就这样，不吃不喝，一直挺到天黑。也多亏不吃不喝，再加上出汗，要不没地儿撒尿去——早听人讲，厕所里都挤满了。
不吃不喝能忍，可不睡觉真难熬。听到最后一声报站好像是“唐山”，过后便再不记得，显然我是睡着了，站着睡着了——站着能睡着觉，我若不亲身经历，打死也不信。
突然，响亮的乐曲声将我惊醒，那是车上的广播在放《东方红》。平素几乎每天都听，但今天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从车窗望出去，正是东方泛红的时候，火车正驶进北京站。我们真的到了北京！我们就要见到毛主席啦！
我和表哥，不，应该说全车的人，困顿全无，个个兴高采烈。
口号声复又响起，我随着人流向车门口走去。没走几步，感觉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沉得很，木得很，只是被前后左右的人夹着往前移动……出了车门，便跌坐在站台上。
表哥也坐下了。我们揉了半天腿，才互相搀扶着站起来。
往前迈了几步，又觉两只脚疼痛难忍，低头一看，原来已经肿了，塑料凉鞋一条一条地鞋面和鞋帮都勒进肉里。
索性将鞋子脱掉，我光脚向出站口走去。
还没走出地下道呢，前面的人就自动排上了长队，还不止一条。细问方知，出站口的大厅里已设了好几个接待站，分别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我这时才知道，当时还不接待中学生。
此时，表哥也找到了他吉林大学的同学，我便混在了他们的队伍里。
我们算“东北方面军”被分到了西郊马神庙的北京商学院。
我们被专人引导着，井然有序地登上了等在站外的大客车。我注意到，引导我们的显然也是个学生，与我们不同的是，他穿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左臂上戴了一条红色的胳膊箍儿，上边印了三个黄色大字，毛体的三个大字“红卫兵”。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红卫兵。
在客车上坐定，我才有心思看看北京站这座建筑。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贴满墙上的红白相间的一条条标语，我印象最深的，一条红色的写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条白底黑字写着：“狗崽子，滚回去！”
所谓“狗崽子”指的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女，他们想加入革命阵营，但认出他们身份的红卫兵不买他们的账。我虽不在此列，可心里也有几分不舒服。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四周，真的有几个人神色不自在，默不做声低着头，与情绪激昂抢着往外看的大多数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莫非这堆人里就混有“狗崽子”？想到这儿，我立刻收回眼光。我对他们似乎有几分同情。他们刚来，就要“滚回去”，天知道将是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他们。
客车一路向北开。原本以为要经过天安门的，谁料穿过长安街竟进了一条小胡同，从几乎擦车而过的小门小户的门牌上知道，我们走的叫“朝阳门南小街”。
第一次来北京，最想见到的建筑便是天安门，听车上的人议论，也都一般心情。可眼前却是鳞次栉比的一座座小庙似的房子，而且全是灰色，看着了无生气。
左拐右拐，车子开进了北京商学院。
一个教室住二十人，打地铺睡。表哥和他的同学安顿下来就去吃早点啦，我则不管这么多了，倒头便睡，一觉到天黑。
醒来浑身软绵绵的，一天半水米未打牙。我晕晕乎乎地去了学生大食堂，如流民被舍粥般排队领来一份儿饭菜，狼吞虎咽，风卷残云。不一会儿，盆儿干碗儿净，又重新排队领第二份儿。好在吃白食不花钱，我那一毛二仍揣在怀里。
混饱了肚子，我才想起，该去四姑家看看了。
大风暴下，我“里通外国”（1）
那天来到东四前炒面胡同表姐家已经晚上8点多了。
四姑家四口人：四姑、四姑夫、表姐、表姐夫。四口人住三间房，虽撬暮显旱摹暗棺?印保?匆菜憧沓ā?/p>
正所谓“姑表亲，辈辈亲，砸断了骨头连着筋”，四姑见到我格外地亲，加上她只有一个独生女儿，待我便如亲儿子差不多。而我却觉着很不好意思：大老远来的，竟然两手空空。当时，我手头只剩2分钱，那一毛给了公共汽车的售票员。
表姐仍如我前几年见过的那样好看，大眼睛，白皮肤，一头的自然卷发。而表姐夫乍一看，却实在配不上她——表姐夫身材矮小，貌不惊人。更令我吃惊的是，一个在北京教语文的，讲起话来还有点地方口音，后来得知，他原籍是河北农村的。
我开始有些纳闷儿：表姐怎么这样没眼光？再一想，我似乎找到了原因：表姐“家庭出身”不好，我那四姑夫伪满时当过军官，算是“历史反革命”。忽又想起北京站关于“狗崽子”的那条标语，表姐能嫁出去已属不易，还能住在北京，更是值得庆幸的事。于是我也就见怪不怪了，更何况经过一番长聊，表姐夫给我的印象相当不错。
表姐夫虽有点“怯口”，却特别能说。他先夸我讲话没有东北口音，又说来北京这么多年，他的普通话一直说不标准。由此我看出：他很敏感，也很聪明。他心里非常清楚他的弱点，于是他来个先发制人，把你的第一印象自己先抖搂出来，感觉是自谦，其实透着自信。
这一招儿给人印象很深，多年后我也使过。比如，一次主持晚会，我的搭档是位名模，她身高1米83，再穿上高跟鞋，整高出我一头，并肩一站，观众就乐了。
我没乐，只是无声地侧脸仰视着她，心甘情愿地让反差效果多停留一会儿，观众笑得更欢。
一直等笑声没了，我才开口：“有志不在年高，有才不在身高，我就喜欢和高个儿女孩子在一起，因为人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样的女孩儿能愿意和他在一起，这小个子必是有什么特别的本事。”
观众哄堂大笑，掌声如雷。我轻松而自信地主持下去。
自信当然不能盲目。当年表姐夫的自信是有理由的。对我这么一个高中学生而言，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的表姐夫真是个大文学家，大学问家。文学是他的本科，自不必说。聊起历史乃至政治经济国际形势来，他也能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他似乎特钟情于鲁迅及其作品，讲起来更是如数家珍。我俩谈得兴起，话题自然涉及现实。
我冷不丁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要是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
他张了张口，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最后他苦笑了一下，说：“时候不早，睡吧。”
第二天，四姑给了我两块钱，我自己去了天安门广场。
《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当年流行的一首歌，也是我多年不散的情结。这个“结”从那个夏日开始总算是系上了。
那天我把天安门广场和周遭地带足逛一通，又信步走进中山公园。在“五色土”旁边，我碰见一个穿衬衫还打着领带的年轻人，是黄种人。中国人现在还有这打扮？只在爸爸早年的照片上见过类似的装束——还有遭到批斗的庄先生，就是因为一身洋装惹的祸。
那阵也不懂盯着人看是欠缺礼貌的，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发现他也正在看我，还向我走来，招呼道：“你好。”
他的发音听来很别扭，洋腔怪调的。外国人！朝鲜战友？越南的“同志加兄弟”？哎呀，该不会是“蒙修”（“蒙古修正主义”简称）吧？……我无暇细想，也回答：“你好。”
大风暴下，我“里通外国”（2）
他又开口了，这回讲的是英文，我听懂了：他是个日本人，首次来中国，来北京。希望“多加关照”……
我也用英语作了自我介绍。
我为我能听懂他的话而兴奋不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外国人用英语对话。
他似乎也为能在这儿遇到一个能交流的对象而振奋，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硬纸片，双手递给我。
到现在我仍记得，那上边印的是“东京某某株式会社，北原武彦”。“武”字被钢笔划掉，上边填了个“一”，其他的字很像我们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过的老汉语拼音，可又不是。许多年后才明白，那叫“假名”。更是许多年后才知道，那张硬纸片叫“名片”。
他指着名片上的字向我解释：他爸爸叫“北原武彦”，而他叫“一彦”。显然这是他爸爸的名片。
我当然不懂得交换名片的礼仪，即使懂得也没有——直到今天也没有。更可笑的是，我甚至不懂得名片是赠给我的，心想这么金贵的“卡片”，他怎么会随随便便送人呢？
幸亏多了个心眼，没有在“国际交往”中丢丑。听说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不懂名片的功用，别人递过来，他看了，又恭恭敬敬还回去，把对方搞得很尴尬。
记得接过名片时我还冒出一句日本话：“阿里嘎叨（谢谢）。”这还是我妈教给我的——经过伪满那段的东北人大都会几句“小鬼子”话。
北原听了更是欣喜异常。接着我们边走边聊，大多用英语，间或蹦出几个中文或日文词儿来。
直到临别，他热情地请我写下我的住址以便今后联系，我犹豫了，隐约觉得：不能留。但看着北原那期待的目光，又不好意思不留。
最终我在他递过来的另一张名片上瞎写了一个住址和姓名。
回到四姑家，只有四姑夫在，我大大咧咧地把刚才的经历讲给他听，还把那张名片拿给他看。
多少年后我都会清楚记得那场面——我真了不起啊，我一个不经意的“壮举”能把一个人吓成这个样子！不记得哪本古典名著写的：脸像“成了精的冬瓜”，一会儿青一会儿绿一会儿白。毫不夸张地说：我四姑父当时就这模样！
他拿着名片的手直哆嗦，如风雨中的树叶，他猛地爆发了出来，表情还带着几分凶狠：“小刚啊，你！你，你胆子也太，太大了！你这叫，叫里通外国呀！”
我忽然想起他的“历史问题”，后悔不该跟他炫耀这段儿。
我转过来安慰他：“没事儿，谁也没见着。”
“你这个傻小子！那可不一定啊——”四姑夫说完又将名片塞回我手里，轻手轻脚走出房门——估计他是去了院门口，看看有没有人盯我的梢儿。
没一会儿姑父又转回来，擦着一脑袋的虚汗说：“把名片给我！”
“干什么？”我不懂事地抗拒。
他瞪着眼拖长了声调：“不能留着！”
见他如此认真的样子，我老大不情愿地把名片刖断成两半儿，赌气地丢在地上。
四姑夫又把名片捡起来，划了根火柴烧了。
他不知叮嘱了我多少遍：这事儿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可千万千万……
姑夫变了一个人，整天蔫了吧唧的。看到姑父受到如此大的刺激，我才涌起一股悔意，并跟着惶惶不安起来。
同时庆幸多亏没给北原留下我的真实地址和姓名。
第二天，四姑夫到了中午也没起床。四姑轻声告诉我他病了，我当然知道这“病根儿”。
我有点愧疚，决心不在四姑家住了。
晚饭后，我提出要回商学院。四姑、表姐、表姐夫真心挽留，连四姑夫都在里屋紧着喊：“小刚别走啊……”但我还是走了。
快出胡同口儿了，表姐夫追上来，塞给我10块钱，说：“有空就来，我挺愿意和你聊的。关于鲁迅的那个问题，下次你来，咱们再探讨。”
我由衷地点点头，心想：姑夫面无人色的那一幕，真的能加深我对这个“鲁迅假设”的理解。
以后，我又去了四姑家几次，每次又必同表姐夫一通神聊，但谁都没再谈起这个话题。
再以后，听说表姐夫进了鲁迅研究所，也不知这个问题他研究出来没有。
我见到了毛主席（1）
那一天，我终生难忘。
那是1966年8月31日。
天刚亮，我们这些睡在大通铺上的外地学生便被叫起，抖掉满身的干草——也许还有虱子跳蚤，我们叫它们“串联虫”，匆匆吃过早点，便由当时还算北京西郊的马神庙步行赶往天安门广场。
来自“五湖四海”的红卫兵聚集在那里等待毛主席的检阅。
这是他老人家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而第一次是在8月18日。就是那次，他把“红卫兵”的袖章戴在了胳膊上，并亲口对一个叫宋彬彬的女学生说：要武嘛。后来那女生真就改名为“宋要武”了。从此，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进而由“口诛笔伐”发展为“文攻武卫”——多少革命小将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这是后话。
刚进广场坐定，我就发现这次和上次不大一样。“8?18”的场面从报纸上见过，毛主席只在天安门城楼上远远地向密密麻麻的红卫兵们挥手。而这次广场上却留出了车道，道两旁由解放军战士组成人墙，将学生们隔成了一个个方阵。
莫非毛主席要下来？我猜测。
若真如此，我可不能傻坐在这里。
想到此，挤在方阵中间的我便开始一点点往边上蹭，一直到我能嗅到眼前一个战士的臭胶鞋味儿。
直到下午2点左右，“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炸雷般响起，原本席地而坐的我们“呼啦”一下全都站起来，向前拥去。战士们手拉手，如抗洪抢险般堵住汹涌的人潮。
毛主席真的从城楼子上下来了。他的车离我越来越近。
主席高高站在那辆检阅车上向我们招手。
车缓缓地走着，渐渐驶过西边的华表。
伟大领袖的敞篷吉普车离我只有四五米的距离了，我一下扑向我前面的解放军警戒线。紧接着，后面几个红卫兵也跟了上来。秩序一下就乱了。
战士们拉了这个，跑了那个。我拼命挣脱了一个紧抱住我的战士，一个趔趄跌向主席的车前。
车停了。
我发现我的双手正扶着那辆崭新的北京吉普的右前灯。
我抬起头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们心中的红太阳”。那一刻如同印在我脑海中的照片，至今难以忘怀。
多少年后，我听曾同在沈阳军区文工团的黄宏说，当年他才七八岁，老听人讲“韶山升起红太阳”，于是真的以为每天早晨太阳都是从韶山升起。我虽不至于如此天真，但对能亲眼见到毛主席，我曾设想那必定是感受温暖、沐浴阳光、挥洒金色、无上荣耀、庄严神圣的一刻。
然而当我亲临这一刻时，我不能不说，感觉有些异样。
我看到的是一张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的脸，比我在新闻纪录片中见到的显得苍老疲惫得多，甚至略有些浮肿。解放帽下，那明净的前额渗出滴滴汗水，一片汗光晶晶，下巴正中那粒有名的痦子也黯然失色。肥大的绿军装依然遮掩不住微驼的背，还有顶在车护栏上的肚腹。
老人家神色庄重从容，却也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
那一刻，我盼他能看我一眼，毛主席果然看了——不，确切地说，是瞥了我一眼。
我想向他汇报关于我的一切，真想对他讲：我小时候曾给您写过信呢！还邮了我的照片！党中央还回过信呢！这您一定知道……
他只瞥了我一眼，那眼神是漠然的，似乎我并不存在。
我渴望这幸福能够多延长一些时间，我期盼他老人家能再看我一眼，我更奢望能面对面地聆听“最高指示”……
我见到了毛主席（2）
一只手拽住我的后脖领子，死命地往后拉，旧军装的领勾儿勒得我喉结生疼。
我终于跌坐在警戒线的后面，头撞在一根灯柱上。
等我的满眼金花散尽，我才看逦疑肀叩囊幻婧炱焐闲醋牛荷蕉?Ψ堆г汉煳辣??/p>
过后，我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一个中学生混进大学生队伍中去怎么就那么容易。
这些今后要“为人师表”的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似乎比我更具有革命朝气和造反精神，加上多数比我力气大，尽管解放军战士拼命地拉扯，他们仍有不少拥在主席车的周围，有节奏地高喊着“毛主席万岁”……
我虽然站起身，但实在无力再冲过那道“绿色长城”，只能通过不断变幻的人墙的缝隙看到主席。他好像对他旁边的一个同样穿着绿军装的人说了一句什么。那人比他矮且瘦，手中挥动着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我这才意识到，那是“林副统帅”。
忽然间，口号声小了，一个略带嘶哑却十分高亢的声音回荡在耳边：“红卫兵小将们，同学们，请散开，请注意主席的安全……”
我连连跳起，终于看清，那是周总理在喊。他已经从第二辆车上走下来，走到学生们中间。
很快地，学生们退回到各自的队伍中去。
主席的车缓缓启动。老人家又高扬起巨手，副统帅小红书挥得更加起劲儿，口号声复又响起，多数人热泪纵横。
车子一辆辆开过，我依次看到后面的康生、陶铸、朱德、江青、陈云、*、刘少奇……当时我能将名字与长相对上号的也就这么几位。有点儿纳闷儿：在此之前，多年来总挂在口头上的“毛刘周朱陈林邓”，为何打乱了原有的排列顺序？我隐约感到“革命形势”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而“路线斗争”才刚刚开始。
那满载革命统帅部成员的车队，恰如一列战舰在海上驶过，那是百万红卫兵在这世界上最大的广场铺就的人海。它卷起人浪，荡起人潮，唤起人声，聚起人心。
那一刻，不，应该说那前前后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作为个体不存在了。无论是谁，他首先是群众的一员，是集体的一员，是某组织的一员，就如绿地的一棵草，大海的一滴水，甚至是大地的一抔土。
当年的外国人乃至如今的年轻人很难理解那段时期中国人着装色彩的单调：要么是绿，要么是蓝，要么是灰。而这三种颜色恰巧又是草、海与土地的主色调。
这是外表，而不知是可贵还是可悲的却是人的内心或曰灵魂的统一。那时讲“灵魂深处闹革命” “要狠斗私字一闪念”；主席更教导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而一旦脱离了“群众”，那后果恐怕就不仅幼稚可笑，简直大逆不道，其罪当诛了。于是人人自危，于是人人都怕脱离群众。
如果说，红卫兵小将们、工农大众们真的是出于一种革命热情而自觉地成为某个革命组织的成员，那么其他很多人，包括干部、知识分子则大多基于一种本能，一种生存的需要了。
那天，直到太阳偏向人民大会堂身后时，红卫兵百万大军才陆续散尽，广场上遍布踩落的鞋子。
没过几天，我也回到了长春。
一进校门，便有同学兴奋地告诉我：你上报了。
有一张报纸印着：长春二中红卫兵小将幸福见到毛主席。里边有关于我的一段报道。
这是一个嘲讽意味十足的人生插曲，王刚居然是以这种形式第一次进入“公共视野”。
在革命大潮的裹挟下，只能说：我是半清醒半糊涂地往前走着。如今，我颇为庆幸的是：我既没成为革命的先锋，也没成为革命的对象——这庆幸带着几分自私，有种明哲保身的味道。
至今仍耿耿于怀的是：“*”将我理想的翅膀折断了，我没能升上大学，没能圆“外交官”之梦。好像不仅这些，我的所谓“理想”和“志愿”里更深层次的东西——对未来美好的向往，对生活乃至生命的认知，总之，关于真善美的憧憬——似乎一切都被搅乱了。
一个人的“串联”（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古往今来，被认为是想成就一番事业之人的最佳途径。
这话不无道理。
然而真能做到，着实不易。
古人将二者等量齐观，囿于交通之落后，一生能行万里路者可谓凤毛麟角；今人则相反，坐上飞机便可日行八万里，然而若谈及读书，即便是做学问者也不敢夸口“万卷”。
当然，此处之“万”，仅指多矣，并非局限于数字。
自小时候起，这八个字便在心里扎了根，但我从不敢也不愿狂想读什么“万卷书”，那该多枯燥乏味，还不把人愁闷死。“行万里路”却是我的一个梦想。年轻人，尤其是男孩子哪个总愿意守在家里？哪个不想到外边的世界闯一闯？
我多少次面对墙上的地图发呆，幻想着去这儿去那儿，甚至还琢磨过：自造一条小木船，由伊通河（我家乡长春的一条河）下水，到松花江，进黑龙江，经阿穆尔河，最后漂入鄂霍次克海，再掉头向南，那便是地图上最大的一片蓝色——太平洋。
想啊，盼啊，即便做梦都没想到，有朝一日我的梦想竟得以实现啦，“革命大串联”让我实现了随心所欲的旅游。
那年的9月10日，我先奔了大连。去那儿，就是为了看海。
在星海公园那一站，我从有轨电车上下来，终于看见海了，我竟旁若无人地大叫起来，惹得周围的几个人赶忙将自己的衣物挪得远远儿的，想必他们以为我是个疯子。
我全然不顾，三下五除二，脱掉衣服，又是一阵狂跑，扑向水中。
离大连，回长春，没几天，我又去了北京，但这次是为转道去南方。
不知为何，火车到了天津南仓站，我们这些手头没票的全给撵下来了。撵，我们毫无怨言，而最早“我们要见毛主席”也不成其为理由了，“革命小将”已经变得让人讨厌了。
眼看别人成群结伙地离开，有的进了票房子休息，有的干脆步行沿火车道奔了北京，最后只剩我一个呆坐在站台上，我不免自怨自艾起来。
那是9月末的一天的后半夜两点多，本打算去南方穿得又很单薄，我饥寒交迫。
又一声汽笛长鸣将我惊醒，天还没亮，我仍坐在站台上，只是眼前多了一列火车。那是一列货车，敞篷的。我四顾无人，硬是爬了上去。我翻过车帮儿一屁股坐到里边，扑地一下，软软的，一点儿没跌疼。我发现这是拉煤的车，确切地说拉的是煤面子。
我瑟缩在角落里，只怕谁看见，盼着车开。
没一会儿，车开了。货车总不如客车稳，一个劲儿地晃，像个摇煤球儿的筛子，而我就是煤球儿。
走了一个多钟头，停了。我探头向外看，灯箱上写着——丰台。
我庆幸离北京不远了，这列货车肯定不能进北京站，我该下车了。
我自然不敢走出站口，从站边儿绕出去了。
天渐渐亮了，我仍在车站四周徘徊。我实在没那个能力步行进京，我想等一列客车，哪怕是买票上车。
路上人多起来，奇怪的是，看见我的人不是笑就是躲。我忽有所悟，忙对着街边一所房子的玻璃窗照了一下自己，这一照，我先是吓了一跳，紧跟着，我也笑了。玻璃上映出的简直就是个黑人，除了眼边儿和牙是白的，剩下全是黑的，浑身一抖还直掉煤末子。
这副模样甭说进北京，丰台也没法待，哪儿也不成，见不得人啦！
我得洗个澡，连衣服也得洗。
我找了个旮旯儿，又是四顾无人，便撕了墙上的一张大字报——那时候，这东西随处可见，胡乱抹了一把脸，再找个玻璃窗照照，嘿嘿，能认出是我了，便又去寻澡堂子。
一个人的“串联”（2）
离车站不远就有一个，可把门儿的不让我进，嫌我太脏。我磨破了嘴皮子，他总算让我进了。他随后也跟了进去，他要盯着我先淋浴再进池子。
那年头，澡堂子就有洗衣服的服务了。等我出了池子又美美地睡了一大觉，衣服也干了。出了澡堂子，已是中午时分，我又找了一家清真馆子，要了两大碗羊汤、四个火烧。我洗去一路风尘，睡了个四体通泰，吃了个脑满肠肥，买票上车，大模大样理直气壮进了北京城。
进京在四姑家只住了一天，和姐夫聊了半宿，只记得我对他诌了一句：“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姐夫又一愣，没接我的话茬儿，只是催我睡。
次日，我便登上南去的列车奔了武汉。
真不愧是“大武汉”。站在蛇山之上，虽无“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慨，却定能体味“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的恢弘气势。
长江、汉水将其割为三镇：汉口繁华热闹，虽不是盛夏酷暑，走在江汉路上，两边的人气儿烘得你直冒汗；汉阳小而旧，但墨水湖畔那低矮的屋檐下卖蓬蓬的姑娘像一副水墨丹青，令我想入非非；武昌自然人文景观最多，光一个东湖就让我流连了一整天，还爬上珞珈山顶的一个铁架子，用小刀子刻上了几个字：“王刚到此一游”。
此后多少年，每每想起，此举着实令我汗颜，却又总想有机会再去看看，那几个字是否还在？而每次再到武汉，又总是来去匆匆，始终没得闲儿。话又说回来，有空儿也不好意思再爬了。人还是年轻好，少有顾忌。
离了武汉，又继续南下到了广州。
等我再转头北上，经郴州、衡阳、株洲到了湘潭，我终于病倒了，发起了高烧。病因是在火车上站得太久，脚肿了，又被硬塑料鞋磨破感染。眼看一条“红线”（淋巴发炎）顺着腿往上“爬”，我真的害怕了，我觉得我要客死异乡了，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听人讲过，说这红线一旦爬到心脏，人就彻底玩儿完啦。
外地学生接待站（当时铁路沿线大中城市都设有这样的机构）的人将我抬到了医院，打点滴，灌流食……
死亡的恐惧消除了，三天后我又能走了，我去了韶山。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随着参观的人流在毛家大屋里无声地鱼贯穿行。大部分屋子阴暗潮湿，墙上挂着发黄的老照片，家具农具陈旧不堪。但我相信人们的心一定都是暖的热的，无限爱戴无限崇敬的，因为伟大领袖就生于斯、长于斯，因为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从这里升起。
我在一个国家的整体狂热气氛中，尽情地实现自己的“自由行”。广州：不知是累了，还是被南国的花香熏得醉了，竟躺在中山大学的草坪上睡了多半天；杭州：西湖“平湖秋月”，1毛5分钱一杯龙井，由于不断地添水，最后见不到一点绿色，想起孔老夫子带着弟子吃元宵也要不断加汤的笑话，心中还挺美；钱塘江：英雄蔡永祥塑像，茅以升设计的钢铁大桥，江中畅游，可爱的孩子帮我照看衣服；上海：花3毛5分钱（半斤米饭加一大碗咖喱牛肉粉丝汤），竟可以“吃吃国际饭店”……
一个人的心境与大时代的肃杀气氛如此不熨帖，说起来有点“没心没肺”。但殊不知，在某种意义上，这是自己创造的最后的自由。直到今天，以后的个人空间，再也不曾有那种率性而为的感觉。
送妹妹当兵，把自己也送进去了
如果说，40年前的社会风俗也能叫做“时尚”的话，那么，可以说，那个时代顶时尚的是穿上“国防绿”的军装。绿色的外衣遮掩着昂焐?笔抵剩杭盖?蚓??昂煳辣?薄捌扑木伞薄按蟠??薄拔墓ノ湮馈钡难ё用牵?笤际翟谑钦厶诶哿耍?锩?で槿占?涞?Ｓ行募频募页っ墙ソタ?伎悸且桓龊芟质档奈侍猓何业暮⒆咏窈蟾墒裁茨兀扛锩?先弧安皇乔肟统苑埂保??锩??荒艿狈钩浴?/p>
狂热年代后，是亿万青年人陷入人生困惑的阶段。继续求学不成，只有找个工作。而那时是没有择业自由的，只有靠国家分配。就我们中学生而言，除极少数“根红苗正”者当了工人，迈入人人羡慕的“领导阶级”行列，更广大的人群，便只有上山下乡去“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
更有这“极少数”里的极少数，穿上了军装。例如，“68入伍兵”中大者20岁，小者14岁；这些“红小鬼”大多是军人子弟，近水楼台，子继父业，参加革命可谓早矣。
说是“革命”，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得到了一份可心的工作。最起码三年复员之后，可以进工厂当上个“二级工”；若再手持一张“党票”，许多便可进入地方某单位的政工部门，焉知今后不会在仕途上平步青云？
那时节，谁家孩子当了兵，比戏文里的“金榜题名时”还要光彩，简直可以“光宗耀祖”了。在当时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当兵”确实被看做摆脱实质上的失业状态的光辉出路，且是实现人生命运转折的理想“职业”。就大形势看，兵营，也是无休无止的“阶级斗争”的避风港，虽然并非世外桃源。
当然，也正是囿于时代的局限，当初我可不是（也许是不敢）这样看的。
1969年年底，整整下乡了一年，正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苦闷徘徊的我，竟然喜从天降——我当兵了！
其实，本没我什么事儿，我是送我妹妹王静当兵，没想到把自己也“送”进去了。
记得那年的12月28日，我妈几经辗转把电话打到了我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部。我妈说，她和爸爸要去“五七”干校了。他们老了，无所谓。只是妹妹太小，舍不得让她遭那份儿罪。前几天省军区招文艺兵，妹妹初试过关。现盼我回城，全家团聚一下，然后就各奔东西。
当晚，我步行20多华里，赶回家中。
次日，陪14岁的妹妹去参加复试。
妹妹进了考场，我在走廊里等着。
听妹妹在里边唱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那“万里雪飘”的“万”字拉得老长老长，声音又高又亮。后来听妹妹讲，那叫“High C”（高音C）。
再往下，听里边好像是在问答，但听不大清。
门开了，一个年轻的干事将我唤了进去。
一个长得很文气的中年军官问我：“听你妹妹讲，她的文艺才能是受你的影响。你会朗诵，也会唱歌，能不能让我们听听？”
于是，我朗诵了一首陈然的“囚歌”，唱了一段“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接下来则是几句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对话。
“想当兵吗？”军官是个痛快人，边拿出志愿表边问。
“跟我妹妹在一块吗？”我还有点“托大”。后来想想，我真是不懂事儿。要换了别人，早就开始响亮表态了。
“能啊。”
“好，我想当兵。”
命运在短短的时间里又一次被改写，短得连回一趟插队的地方都来不及。那天兄妹俩一起穿上军装坐电车回了家，父母亲也高兴坏了。
我当兵了。就这么简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不是吗？
新兵连：白馒头与黑牛粪（1）
虽然我当的是文艺兵，可也得和义务兵一样，先到新兵连参加训练。
妹妹去了208医院，我被发送到了长春市郊的坦克学校。
开始我很兴奋，以为要学开坦克呢。可到那儿一看，坦克学校里，愣见不着一辆坦克。原来，*期间，一切都乱了套，军校也不例外。也是，万一“造反派”们开着坦克进城“文攻武卫”，那还得了？于是坦克都被锁在库里。
我们只发了一支苏式步骑枪，又叫“七斤半”。打一枪得拉一下大栓，性能比不得正式连队配备的国产的“半自动”。但这也足以让我们兴奋得不得了。
说来现在还觉得脸上发烧，刚进新兵连的头一天就挨了罚，原因是“抢饭吃”。
新兵连编制人数往往超出正规连队一倍还多。我们六七个长春兵，加上吉林怀德和山东某县的农村兵，共有260多兵员。
比“开坦克”更令我兴奋的是，新兵连的头一顿饭竟是大米饭！
当饭车还没推到我们这一桌时，我和几个长春兵，早已按捺不住，冲上前去，拨开众人，每人盛了一大海碗，干脆围着饭车不动地方，往嘴里划拉。顷刻之间，一粒儿不剩，又转头盛了一大碗。饭车空了。
许多山东兵拿着个空碗呆在那里，不敢闯过我们几个围着饭车的“人墙”。
新兵连长过来了，诧异地问：“干吗愣着？吃啊！”
一个山东兵撇着怪腔说：“饭，没（读mu）啦……”
兀自埋头大嚼的我，耳边响起连长炸雷一般的喊声：“立正——”
哐当！我手中的碗掉到地上碎了，撒了一地的大米饭。我心说：“好可惜呀！”
连长继续下达命令：“齐步走——”
我先迈左脚，很规范地向前走去。
连长没喊“立定”，我一直走到了门外。
“立——定！”
我站在了雪地上。
连长转头又进了饭堂，再不出来了。
好家伙，我这一站可就是一个小时，但我心中无悔。
我下乡苦干了一年，亲手种下的十垧稻子，没分给我们一粒；虽然分了12斤麦子（能磨出8斤白面），可没吃过一顿大米饭哪！为一顿大米饭，至于吗？想我在知青点当“头儿”那会儿，每到一个集体户搭伙，众人必然吆喝：“王刚来了，咱们烙饼！”最奢侈的一次，是把七八斤白面统统烙了饼。
而我从农村知青点里带来的自由主义和“游击作风”，在新兵连里，第一次遭到“整肃”。
不就是在冰天雪地里站个把钟头吗？哈哈冻僵的双手，摸摸滚圆的肚子，心说：“值！”
没想到，等分到正规连队——哲里木军分区警通连，我又由“抢饭吃”到怕吃饭了。因为这个刘连长“直肠子”，吃饭像往嘴里倒饭——《西游记》里的话：“这位老爷的嗓子磨砖砌的”。
连长身先士卒，十分钟吃完。他放下碗，我们也得撂筷。那叫战备观念强。
尽管如此，吃得快，总比没饭吃强。过些日子，也就习惯了。
别的不敢夸口，军事训练我可是顶呱呱。有一年的农活儿垫底儿，再苦再累的军事科目，我权当游戏了。
只一样别扭，不能戴眼镜。因为生怕战友对城市学生兵有成见，于是便整天“如坠五里雾中”，视力的一对儿眼睛大而无神，逢人遇事大约总是一副懵懵懂懂的表情，显得傻乎乎的。
部队规定，下级见上级要主动敬礼，而我这半拉瞎子实难分清谁是谁，又深怕怠慢了任何人，反正全连全分区我是最新的兵，于是干脆来个“牛犊子拜四方”，见谁敬谁。
新兵连：白馒头与黑牛粪（2）
正所谓“礼多人不怪”，我估摸当时没谁对我心存芥蒂。现在也是这样，不管在部队还是地方，谁要是在人前总显得十分厚道或曰“傻乎酢钡模?帜敲醋郧??嗽刀?喟氩淮怼?/p>
我儿时饱尝过被“群众”孤立的滋味，长大后更感受到一个人若脱离了“群众”——管你是主动还是被动——那后果该是何等地可怕！“群众”，多少罪恶假汝名而行！
我的近视眼，应了“塞翁失马”的古训，礼多人不怪，在军分区小半年，我的“群众关系”不错。
但我还是愿意独处。
在部队这样一个武装集团里，独处的机会恐怕唯有站岗了。
白天岗不行，军分区门口，总有首长出出进进，我必须不断地“立正”，精神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钟情于夜班岗，特别是“倒二班岗”，即天亮前的那一班。
凡当兵站过岗的都有体会：这是最难熬的一班岗，因为按正常人的生物钟，这本该是睡眠最香最沉的时候；若赶上冬天，这也正是我们东北人称作“鬼龇牙”的时候。“鬼”尚且冻得“龇牙”，何况有血有肉之人？
可我偏爱站这班岗，因为再不会有谁进出，再不用我频繁地“立正”，我可以凡人不理，我可有个机会“脱离群众”了。
这班岗，从接班到交班，一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这是难得属于我自己的时间。
我可以戴上我“久违”了一个白天的眼镜，恰如镜头对焦，转瞬之间，周围的一切由虚到实，由远及近，那感觉是成天看得清清楚楚的人永远不会有的。
抬头看：或满天星，或云遮月，任我纵情遐想。侧耳听：万籁俱寂，但时不时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声音传来。
直到近处家属院婴儿的夜啼，或远处粮仓里的几声狗吠，才把我的遐思由天上扯回地上。
于是，我把它当做“音乐会”的场间休息，脱掉皮手套，揉化胡子眉毛上的霜花儿，绕着岗楼子跑上几圈儿，再端枪四周寻摸寻摸，确定没什么“敌情”之后，便又进入虚无缥缈的另一个世界了……
这班岗对我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但也有遗憾，那便是时间太短。
也有长的一次。那是1970年早春的一天，我们班奉命去看守分区农场的冬小麦。
好大一片麦田啊，真的是一眼望不到边。
地多兵少，十垧地配一个流动哨。
班长谆谆叮嘱：除了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家畜野兽啃食麦苗之外，每个流动哨也要互相监督，千万不能将站岗变成坐岗。
我黄昏上岗，“流动”了不到一个钟头，天全然黑了下来。远处几个刚才还依稀可辨的战友，此刻已消失在夜幕之中。
“嘿——”我喊了一嗓子。
“嘿——”有人应声儿，足见战友平安无事。
在一个武装集团里，一个人再有个性，也终究是这个集团里的一员。你是拿着枪的，周围战友也都是拿着枪的。战士之间有一华里的距离，又冷，草原上还有狼，要是一个人，能不害怕吗？战士一会儿喊一声：“哎，大李？”这面应着：“哎，王刚。”这就放心踏实了，黑天了，战友还在。
所以我特别理解：当你的战友牺牲了，那种对敌人的仇恨，再懦弱的人到那节骨眼儿上也变得无畏了。作为生命个体，战友之间的互相依赖和那种高度默契，才是最权威的“集结号”。
这种感受刻骨铭心，穿透岁月。
我走近一棵独立树，将背包放到地上，小声而坚决地给自己下了一道命令：“枪靠右肩——坐下！”
新兵连：白馒头与黑牛粪（3）
我完全按照动作要领，像每次集体看露天电影那样，坐在了背包上，后脊梁正好抵住树干。
啊，*，好惬意呀！
又见星光，比平时更多更亮；又闻天籁，比平时更美更响。
又是我一个人了，爱想什么就想什么：
想爸爸，想妈妈，想妹妹，想过去，想未来，想今后会娶个什么样的媳妇，想我守着的这十垧麦田能磨出多少白面来……
如今，听说在职场里，提倡“减压”和发泄。如果真有这一门子功课，尽可以请王刚来教习——某种意义上，本人可是“减压疗法”的“先驱”啊。
“减压”手段就是尽情发表平时不敢表露的情绪，自说自话，没人打扰，没人反驳，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连长，你吃饭干吗吃那么快？你要吃出胃病来，对战备有什么好处？”
“班长，你领着我们学习，读报时愣把‘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念成‘如火如茶’，你浑然不觉，没人纠正你。可我知道，你读错了，我只是不敢当面提出来罢了。”
“还有司令员，你平时倒没什么架子，挺联系群众的。可一讲话就满嘴脏话。官大就可以骂人吗？可再有比你还官儿大的一到场，你的脏话何以就销声匿迹了？一次开批判某干部犯生活错误的大会，台下有男有女，你竟指着那干部的脑袋说：我让你小头儿舒服，大头儿受苦！弄得台下哭笑不得，那干部回家差点儿寻了短见……你也太缺德了吧？”
想够了，也说够了，再来个自娱自乐：
哼一曲“满江红”，来一段“让徐州”，唱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一直到肚子也咕噜咕噜唱起来——饿了——才停。
虽是初春，气温仍在零下。何况已是半夜，真是饥寒交迫。猛想起周围老乡平时烧牛粪取暖，何不试试？于是站起身，可天黑看不清，便又趴下，满地爬着找起牛粪来。
风干了的牛粪都成了粪饼，一抄一个。横七竖八堆起来，底下留个空儿，将早就备好的一张报纸撕成几块儿，再团成团儿，放进去。最后用火柴一点，纸着了，黑黑的牛粪边儿上渐渐发红。等纸燃尽，那牛粪竟冒出丝丝蓝火儿，如煤气火一般，硬着呢。抽抽鼻子，无一点儿异味。牛粪原来是不可多得的“绿色”燃料哇。
然后，该吃我的“宵夜”喽——
从挎包中变戏法般掏出另一张报纸，铺在地上。接着，又“变”出四两一个的大白馒头，一小包酱牛肉——这是司务长照顾我是个回民，出发前偷偷塞给我的，还有两个茶鸡蛋。
最后把军用水壶的盖儿拧开，一股酒香顿时扑鼻而来。这酒可是我自己偷着灌的。虽是散酒，却是老乡“烧锅”里出的真正高粱酒，足有70度呢。
我心明镜儿似的：站岗饮酒，无异于酒后驾车，乃大忌也。
可是，此时此地，只有天知，地知，我知，连“你”都不知，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咬口馒头，又冷又硬，门牙差点儿锛下来，冻得！
放火上烤烤？断然使不得。那牛粪虽是“绿色”燃料，可总归是粪哪！
踌躇片刻，有办法了。这烧酒如酒精一般，满可以用来消“毒”嘛。我急不可耐地喝了一大口，含在嘴里，朝那堆燃得正旺的牛粪喷去。那火苗“唿”地蹿起老高，惊得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紧跟着又爬起来，使出吃奶的力气将馒头掰成几瓣儿，放在牛粪火上，再将也是硬邦邦的酱牛肉一块块搭在馒头上……
那可真是一顿美味佳肴啊，是我吃得最美的一顿“宵夜”。许多年后想起来，还直流口水呢！
酒足饭饱，倦意袭来，就地打开背包，盖上皮大衣，抱枪而卧，不知不觉，酣然睡去，天明方醒。
再看朝阳下，湛青碧绿的麦苗直挺挺地立着，一宿的工夫，似乎又长高了许多。有的头上还顶着残雪呢。
边防旧事（1）
一望无际的森森树木，莽莽野草，蜿蜒起伏的山岭，东北林子，以它的深远和广袤著称。只有到了那儿，你才能体会到滴水成冰的寒冷，和经久不化皑皑积雪的壮观，真可谓是雪岭冰峰，绵亘千里。
20世纪70年代，我们频繁下部队演出。在大小兴安岭的森林里，在茫茫白雪中，时时见到一个个手持步枪、裹着绿色的棉衣棉裤皮大衣皮帽子披着白色披风的战士，远远望去就像一棵棵挺立的白桦树……
26年间，由于经常下连队慰问演出，东北几千公里的边防线我几乎都走遍了。更有趣的是，当时我们这些老兵几乎可以从中国和蒙古、苏联及朝鲜当时的边境状况，看出他们与我们之间的微妙关系。
我第一次下边防是中朝边界。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
中朝边境主要是由三段组成：图们江、鸭绿江，以及图们江和鸭绿江中间陆路交界的地带。
到了江边，感受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边防线可谓戒备森严，在我们这边相对宽松，在他们那边，绝少见百姓在江边溜达，偶尔看到的却是一队队巡逻兵。
双方实际处于一种战备状态。这与当时中苏对峙，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变数”也不无关系。
当然，随着国际形势不断变化，中朝之间的关系也会随之而变化。如1970年4月5日周总理访朝，与金日成首相握手言欢；当时，有一部朝鲜纪录片《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在国内放映，就反映了那个美好的时刻。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朝鲜投了中国一票），这里便感受到了一种松动，在边境线也能见到朝鲜的老百姓了。
1970年5月，我刚从基层调上来不久，在吉林省军区宣传队主演一部话剧《一秒也等不得》，在剧中我饰男主角，一个边防团真名实姓的模范人物——王大彪。剧情大意是说王大彪为了加强战备，一秒也等不得，只争朝夕刻苦训练的故事。
我原以为这是取材自中苏边境的真人真事，后来才得知这王大彪乃驻守在中朝边境的边防团的一位班长。
该剧演了没几场便收摊儿了，原因自然是周总理访问了朝鲜。
当年出国的机会绝无仅有，尤其对军人而言。于是能到边境线上走走看看，便是难得的机会了。记得不知有多少次，我们曾在双方边防部队视线以外，扶着界碑摄影留念，顺便绕着界碑走上一两圈，权当过了一把“出国瘾”。
说实话，那个年月，苏联和朝鲜边境城市的建筑都比我们强得多。比如在图们江边，我方一侧是长白县，对面是朝鲜的惠山城。那一排排高耸的楼房，就像十几年后我们北京“前三门”的现代建筑（那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最高档的民居）一样。远远地还能看见城市街道上，有一队队穿着非常整齐的制服的队伍走过。开始我们以为是士兵，但拿望远镜仔细看，是朝鲜的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手里拿的是那种学生用的塑料板。可一到晚上，他们那些漂亮的楼房许多却都不亮灯，再问一些到过彼岸的朝鲜族老乡，方知对方电力缺乏。
也有早年过去再也休想回来的。我记得在防川一线，图们江对岸的一大片菜地里就曾看见过两个人，从衣着看就知不是朝鲜人。
远远地，我朝他们喊：“哎，你们好吗？”
没想到，对方竟听懂了，还冲我招手回答：“你们好吗？”
边防旧事（2）
说话还带着明显的山东口音。
细一问，那俩人果然来自山东。记得他们好像是日照县的，二战前由海路到了朝鲜半岛南部，又辗转去了北方。不料1948年夏天，朝鲜半岛一分为二，再加上随之而来的战争，山东老乡就随着冷战的形势沉浮。这两位山东同胞虽然是种菜的普通农民，却也算华侨，也许还是“朝籍华人”，从此也就定居在异国他乡，难返故里了。
按照以上说的同样的“出国”方式，我当年也算到过苏联。
中苏边境有7000多公里，东北占了大部分。这里同样见证了两国关系的变迁：从两国结盟友好，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出现分歧，再到20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彻底破裂——至今，那“一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紧接着“二评”“三评”，直到“*”仍犹响于耳。同时我也知道了两个响亮的名字：葛兰与夏青。在播送“*”时，他们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曾鼓舞了多少中国人，尽管当时我们缺衣少食。
到了我国“*”开始，对外亮出反对“帝修反”的旗帜，连苏联驻华使馆所在的北京东城的扬威路也改成“反修路”时，中苏已将对方视若仇敌，边境线上剑拔弩张。终于在1969年3月，冰封雪冻的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小岛上，爆发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战争，即珍宝岛之战。
我有幸两次登上这座明显处于主航道中心线我方一侧的岛屿——苏方是侵略者无疑。当然，那都是我方重新夺回“珍宝”之后的事了。更何况，70年代初中苏关系又发生了微妙变化：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与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面；10月20日，中苏副外长就边界问题在北京开始谈判，这是自两国关系破裂后的第一次高层接触。
中苏关系又有缓和的趋势，否则，哪有我们登岛的份儿？
那些年，中苏边境线我去得最多。我们演出队一到黑龙江或乌苏里江边，就爱爬到大架子上。所谓大架子，就是为监视敌方沿边界搭起的高高的瞭望塔，顶上有个小木屋。那上面通常站着一个或两个哨兵，用40倍的望远镜眺望对方，而经常看到的是苏联哨兵也在用望远镜看着我们。
他们的武器装备要比我们好一些，冬天还有取暖设备。据说，我方也曾出于对战士的爱护，一度曾想在那高高的小木屋里生起炉子，可某处大架子不慎失了火，半夜烧将起来，远远望去，如点了天灯一般。为了维护国威军威，从此，战士宁可挨冻，也不再生火，甚至一根火柴也不能带上大架子。可谓苦煞。
我印象最深的还有：我们的巡逻艇及民用船比起苏联的要慢许多。那时候，走在江上的苏联快艇就有气垫船了，我们叫它水翼艇。这水翼艇真如长了翅膀一般，常常是“嗖嗖”地从江上飞驰而过，溅起的波浪打得我方船只东摇西晃。
大约在1974年，我随黑龙江省歌舞团和曲艺团到抚远慰问，由同江顺流而下。我们坐的是一艘民用客轮，船帮一边一个硕大无比的轮子，很像昆明湖边那个石舫，但却没它漂亮。好在我们这艘船能动，可走起来哗啦哗啦的，比老牛拉车快不了多少。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船竟叫做“东方红”号。
说来也怪，尽管两国关系时松时紧，但在边境线上，两军的士兵始终还算友好。
哨兵站岗是一种寂寞难耐的事情，尽管对方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但是总比和周围经常出没的野兽好交往。因此有时候双方也打着手势，或用一些相通的只言片语来聊聊天，解解闷儿。
在中苏双方战士之间常问的一句话是：“你是哪儿的兵？”——一般是打着手势，指着遥远的地方，同时做出一脸疑问的表情。
通常来讲，苏联士兵好像都能如实地回答。他们有的来自基辅，即乌克兰加盟共和国的首都；有的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人；个别也有从莫斯科入伍的；海参崴、赤塔人也不少。因为音译大体听得懂。
而我方战士呢？不知处于什么心态，是自豪？还是上级的指示？反正通通回答“我来自北京”，弄得“老毛子”莫名其妙。
不知这些“老毛子”是太实在还是“太不把自己当外人”，他们经常伸手向我方战士索要东西。用手比划着要烟啦，或一仰脖“咕隆咕隆”表示要酒呀。我方战士一般都很大方，就把自己抽剩下的烟、喝剩下的酒，送给他们。特别是酒，如果能甩过去一瓶没开封的高度酒，对方恨不得把手中的枪丢过来。
礼尚往来，他们有时也还给我们一些烟、酒，但是特别地难抽、难喝。那些烟大多臭烘烘的，那酒全是劣质伏特加，那味儿，如酒精掺了水，喝了还上头。
虽然算不上什么好东西，战士们多半还舍不得自己享用，往往把这些“礼品”珍藏起来，带回家去可以跟家里的人吹吹牛：“你看，我这里还有苏联人给的东西呢。”因为这毕竟是进口货，上面印着洋文，当年是极稀罕的。
这种情况上边大约没有想到，人作为个体相互交往实在是难以控制的。
当然了，一旦遇到紧急情况（比方说像那年珍宝岛战争爆发），彼此都必须收起温情脉脉的一套，真枪真刀地干，那就必须超越人性，各为其主。祖国至上，才是军人本色。
在边境上有一种感觉很奇妙，就是通过表象上的所观所感，你总能些许体会到当时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不同的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关系。例如，不知为何，我在中朝边境总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但在中苏边境上却很少有。尽管是在中苏两国那么敌对的时候，可我经常想到的却是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高尔基、柴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
而中蒙边境又不一样了。
中蒙边境，比如阿尔山、伊尔施一线，从呼伦贝尔大草原或科尔沁草原边上向西北望去，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蒙古兵甚或一个老百姓。偶尔只是在很远的地平线上看到疾驰而过的骑兵巡逻队，颇有几分不想跟我们“亲密接触”的意思。
在这里感受到的，可以说是与这三国之间最“轻松的”一种关系。
昔日无衣，与子同袍（1）
在东北边哨层层叠叠的印象中，有两个人，一个是姓金的司机，一个是俄文翻译，姓王，至今想起，都会让我百感交集。
我至今还记得小金的模样。
这是一个憨厚、活泼的朝鲜族小青年，皮肤黑红，四方的脸膛，头顶上扣着一顶显得略挤的皮帽子，一笑，雪白的牙齿*了出来。看他那股子精神劲儿，我想他也就是个两年的兵。
那次我们是奔赴呼玛一带演出。小金是某边防连的志愿兵，负责给我们开车。
我还记得，当时的天气异常寒冷，满天的大雪，就像天要塌下来似的。没经历过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北部的冬天的人，没法想象这几近恐怖的境界。
我们都裹得严严实实的，一早就从黑河出发了。小金驾驶的吉普车在前边，车上有范队长和六位队员。我刚刚被提升为副教导员，负责带第二辆车押后。
小金开的是苏制的“嘎斯六九”，我们叫“大屁股吉普车”的。一般的吉普车后边只能坐三人，这种车是脸对脸的双排座，可以坐六人。范队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后边坐了六位女演员。
范队长是出奇地胖，有230多斤，再加上棉袄棉裤皮大衣，把个司机小金挤得够戗。
前面突然有一个急拐弯，小金一个轮儿没打过来，车一下子滑到沟里去，打了几个滚，最后四脚朝天，戳那儿了。
我们的车幸亏与他们有段距离，但也吓出一身冷汗。我拉开车门就往下跑，心说：千万别出事！
我急匆匆地赶过去一看，就见车头已扎进雪堆里，四个轮子还在那儿空转着。车里几个人又喊又叫，正试图打开车门。这时，我们车上的其他几位队员也已赶到，大家手忙脚乱地，总算把车门捣鼓开，将他们一一拉出。我记得，拉那个老范时，着实费了半天劲，两个人都拉不动，最后好歹把他拽了出来。
所幸，车里人倒还完好无恙。因为他们个个穿得球一般，与车子已是浑然一体，翻几个个儿也没遭磕碰，只是虚惊一场。
然而，等我们把车翻过来，就发现麻烦大了：车的前挡风玻璃碎了。
我们想找点东西把它给挡住，但这样，司机的视线也会挡住。
这时，一脸愧疚的小金挤到我跟前说：“教导员，没事的。不要再找什么东西了。我保证安全把你们送到目的地。”
我开始还不同意。因为当时气温至少有零下20多度，在这样的天气里步行一段路也是无法忍受的，更何况迎着风开车呢？在东北冻掉耳朵、鼻子不是没有的事。我当然不能答应。
小金一个劲地磨我。我也知道翻了车他心里不是滋味。后来实在也没别的办法，如果继续站在这冰天雪地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轻者冻伤，重者……冻死人的事不是没有过。
我只好同意了。
就这样，小金又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在天黑前赶到了驻地。
一下车，我就赶到小金的面前，只见他原本红通通的脸变得乌青，嘴大约已经冻麻，已然说不出一句整话了。
我拿出一瓶一直掖在大衣口袋里的“北大荒”塞给他，小金哆哆嗦嗦地从嘴里挤出几个字：
“教……导员，对不起……让你们……受惊了。”
我握着他的手，眼睛一阵发热，鼻子发酸。
任何时候遇到类似的这种情况，我总是禁不住想起小金被冻得乌青的模样。这么多年过去，仍留恋军营的生活，也就是因为这里有着许多这样的战友，他们总是让我的灵魂纯净明朗。每当我意识到自己变得琐屑、狭隘和怨气连连时，我总是愿意到连队去，去接触这样的战士，去冲刷自己的胸怀。
昔日无衣，与子同袍（2）
只能说：我，深爱着他们。“爱”，在这个年代显得那么泛泛，那么公式化。而我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词，能够承载我的感怀，我的惆怅，我的忧伤，只芩担何野???/p>
边防战士的艰苦，是老百姓甚至很多内地兵所无法理解的。也许，许多人从各种媒介的大量报道，尤其是电影电视中，能对边防战士的生活有些感性了解。可问题是，很多人是用“驴友”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环境，主观臆想出一些“浪漫”和“雄奇”。不身临其地，你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他们真正担当了什么。我这么一个文艺兵更不例外。
一个雨雪霏霏的日子，我们几个演出队的演员爬上了一座不是很高的山头，准备去给一个常年驻守在山上的年轻干部演出。这对我们是常有的事情，到一个偏僻的哨所，为一名士兵开“专场”。
该连连长介绍：这位姓王的同志是某部的一位翻译，是专门培养部队外语人才的一家外语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他独守在这个山头已经有三年了，他的工作就是每天监听敌台的广播，并及时写出报告来。
我还记得他戴了一副眼镜，那军装脏得不成样子，油渍麻花的，一眼望去，绝不会和“翻译”之类的知识分子应有的外形和气质联系在一起，倒像个炊事员，充其量也就是个司务长。
一钻进那间半地下的房子（东北叫地窖子），他就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一般，高兴得不知所措。
他在地上转悠了半天，忽然趴下来。这个动作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从床底下抽出一个一个破纸箱子，又从里边翻出几个沾满灰尘的罐头，和一瓶没有标签的白酒，拿了一块抹布擦拭着。我想，这些东西他一定存了很久。
我注视着他清癯文弱的面孔，心有所动，问道：
“您家乡是哪儿？”
“苏州。”他一张嘴，依然是一口吴依软语。
“习惯这北方的气候吗？”
“嘿嘿……”他只笑笑，没正面回答我。
环顾这间低矮的小屋，显然，这即是他的住房也是他的工作间。屋里一张单人床，一张很破的书桌，上面有一部在当时来讲还算比较高档的收录机，他解释说：
“这就是我每天用来听广播的。效果还好，因为是在山头上。”
我想象着他每天俯在桌子上，边侧耳倾听边翻译记录的样子。
这间房只有一扇窗户，因而房间里的光线显得异常暗淡。窗户是两扇玻璃窗，玻璃已是乌蒙发黑，外面又蒙了一层塑料薄膜，光线自然难以射透。窗棂锈迹斑斑。为了防冻防潮，估计这窗户很少打开过。但是，在窗台上，我意外地看见了一盆绿色的植物。窗外的阳光，稀稀落落射在它长长的叶子上。它的枝叶向室内蔓延生长，懒懒地宣泄着一种生命的潇洒。。
我不记得我俩是怎样拉开的话匣子。就记得他拉着我没完没了地聊，聊他读书时如何刻苦发奋的事，聊他的许多同学眼下如何如何地春风得意，还有他有病的父亲已卧床两年，以及他上大二时就交上的女朋友在他蹲山头儿的第二年就吹了……
我俩边喝边聊，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劲儿。
讲高兴的事，他手舞足蹈；说到工作，他是慷慨激昂；讲起业务，特别是谈到俄语，他更像遇到了知音一般，还不断纠正着我的发音；而说到父亲和女友，则满脸愁云，唏嘘感叹。
在交谈中，他莫名其妙不合逻辑地不断插入“谢谢”二字。“谢”得我挺别扭，心想：这人没事吧？老“谢”什么呢？
昔日无衣，与子同袍（3）
但我渐渐地理解了：只要我在听着，他就高兴，就痛快，就满足，就心存感激。
我们要给他演几个节目，他忙摆手，红着脸说：
“不，不，弧??苡腥撕臀宜邓祷埃?揖汀???/p>
他一时语塞，忽地转过脸去。
很快，天要黑了，屋子里已经黑了。
该下山了，我拔不动脚，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道别的话。
王翻译已有几分醉意，他说话真有点像讲俄语，或干脆夹杂着俄语，打起了“嘟噜”：
“好了！达哇利什王（俄语：王同志），好久了，没这么痛快地聊天了。斯巴细巴（谢谢），达斯维达尼呀（再见）！”
我忽然觉得，他那一口的吴依软语此刻竟变得干脆硬朗多了。一束烛光将他那原本十分瘦削的身影投射到墙上，模模糊糊，却又很大很大。
一瓶老白干，让我们俩喝了个精光。下山的路上，我的腿直打晃儿。纷纷扬扬的雪落在脸上，一点都不觉得冷，只感到分外地清爽。
后来听团长对我说，王翻译非常热爱他的工作，也忒能吃苦。一个南方人，对于这里本来就有着诸多的不适，可他从未因此讲条件打退堂鼓。在山上一蹲就是三年。而他的许多同学，当初功课都不如他的，现在却在大机关或总部工作……
我问：为什么不让别人替换他？
团长一脸的无奈：哪有人呢？我这个团倒是有几个搞俄文的，可谁的业务也不及他。没法子，只苦了他一个人。
我太息世事之不公平：难道就因为他业务好，就该着吃苦受罪吗？可再一想，如果我是这位团长，也只能如此。
只等上级再分配给我们一个业务好的啦，团长最后这样感慨道。
下山的路上，我一言不发。队员解娟忍不住问：“头儿，发什么愣？”
我板着面孔，解娟不再说话了。路上少了我这个话匣子，大家都觉得有点郁闷。
但我就是不想说话。我，这样一个挺有表现欲的人，突然被一种孤独情怀所笼罩，无语，木然……在以后多少次的演出或采访中，很少再目睹到那种苦行僧式的坚守。
多少年后，再看到电视剧《暗算》，看到里面701单位独特的氛围，不禁浮想联翩：孤独的战士是不需要任何人去怜悯的；孤独的战士，只能被一种敌人打败，那就是自己。
这位坚守在一个人的“701单位”的王翻译，不知后来怎样？有时候，我在翻看一份报纸或是听到广播里的一条国际新闻时，我就想，这其中就有他翻译提供的吧。
多少年了，我走南闯北去过无数地方，而今已然脱去了军装，可在我的记忆里，东北几千公里边防线上永远有小金，永远有王翻译，永远有那么多我已不记得名字的战友。他们或老或小，或胖或瘦，或高或矮，或这样或那样。
但他们有一点相同，他们都穿着绿色的军装。
一条绿色的边防线，一道有着浓烈生命色彩的精神风景，静静地在我心里流淌。
一级战备（1）
东北林子，以它的深远和广袤著称。尤其到了冬天，只有到了那儿，你才能体会到滴水成冰的寒冷，和经久不化的皑皑积雪的壮观。它每每令我想起北京人民大会堂挂着的那幅“江山如此多娇”。
然而这“诗情画意”有时也会给人带来诸多不便。
记得是1975年的隆冬，在离黑龙江东部一个叫“东方红”的小镇不远的林子里，乘车去珍宝岛的我们下车做短暂的休息。
来到公路旁，阳光映着白雪，刺得我半天睁不开眼。
终于适应了，想四周遛遛，找个僻静处方便一下，刚迈出路面一步，便深陷在雪里，没膝深的雪简直使你寸步难移了。
俗话说得好：“冷尿热屁”。天儿越冷，越容易“内急”。
几个大概和我一样感觉的战友此刻也像楔子般被“钉”在雪地里，任你抡胳膊，扭身子，使出浑身解数，却休想拔出脚来。
说实话，如果没有异性在场，我们也便就地解决了，可文工团下部队偏偏有那么多女演员。虽然部队在拉练行军需要“方便”时有个不成文的约定俗成：男左女右，分别在道路两旁，找隐蔽处自行方便，可光天化日之下，白晃晃的雪地上面，实在是不方便了。
正在我们着急无奈又尴尬之际，一直蹲在路旁抽烟的、负责领路的边防部队的干部朝我喊了一嗓子：
“王刚同志，别着急，你试试这个法子。”
说罢，他把烟头儿一甩，就势坐在地上，再往后一仰，双腿蹬直，使整个身子与地面平行。总之，他仰面朝天躺那儿了。
正在我们对他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大惑不解时，他双手一捂脸，猛地朝路旁的雪地滚去。
我恍然大悟：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不就是在同等压力下，尽量扩大着力面积，以减少压强吗？这在中学物理课上学过的。
咱也来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呗！我如法炮制，仰面轻轻倒下，大腿稍一用力——嘿，小腿真的拔出来了！再抱脸一滚，真就没再陷下去。
我哪敢停啊，就势玩儿命滚将起来，直到被一棵大树挡住才停下。
好大一棵树啊，足有两抱粗！
我又以这棵树为轴，滚了90度，终于藏到了它的后面，再挣扎着站起来……
啊，那感觉，真叫痛快淋漓呀！
过后，我们都对那位干部感激不尽。如果没有他出的这个妙法，真不知道会是怎样一个结局。
1月往往是东北最冷的一个月，而1976年的1月更是冷得邪乎，更何况当时我一直在黑龙江边上转悠。
那年新年前夕，刚从北边儿回到家没三天的我，与另一位老同志又领受创作任务，从沈阳出发，一路北上，乘火车，倒汽车，折腾了两天两夜总算到了此行的第一站——黑河。
现在黑河通火车也通飞机了。其实五十几年前就曾有火车直达那里，可东北“光复”后，这很长很长的一段铁路生是让“老大哥”给扒了，据说连铁轨带枕木全被运到苏联去了。这也许是对“老大哥”出兵东北的“回报”？
当我们坐着“嘎斯六九”，在冰面一样溜滑的公路上向黑河慢吞吞行进时，于是也就更惦记那段记忆中的铁路。尤其看到它的遗迹——隆起的路基，高耸的桥墩，破败的小站——时，那感觉愈加强烈了，最后简直就“愤愤然”了。
这种情绪倒符合我们要创作的作品主题，那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修正主义”！
黑河待了一天，接下来，去爱辉，再逆江而上，呼玛，欧浦，依西肯，开库康……几乎一天换一个地方，8号中午到了被叫做“中国北极村”的漠河。
一级战备（2）
漠河倒真对得起“北极村”这个称号，我虽没能有幸看到极光，却着实领略了她的寒冷。
像这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一样，冷热也是相比较而存在的。
那地方冷得可怕，而人却极热情。由这惹榇?吹模?紫缺闶前盐颐亲〉姆考涞幕鹎交鹂簧盏锰淌痔唐ü伞Ｎ堇锶鹊么┎蛔〕纳馈Ｔ倏瓷角缴系奈露燃啤??闵?3摄氏度！
室外多少度不得而知，只听说有温度计也得冻炸喽。我实在难以设想那些边防战士在户外站岗巡逻该怎样抵御这超常的寒冷。
搞创作讲究“体验生活”，于是我便向连长提出站一次夜班岗。
我倒要亲身体验一下这地方能冷到哪儿去！
连长几番婉拒，我几番请求，最后他说：“等天黑再说吧。”
也搭着午饭开得晚点儿，吃完还没“一袋烟”的工夫，窗外光线就有些模糊了。这月份儿，漠河的白天顶多能挺四五个钟头，而到了夏至前后又会出现“白夜”现象。
趁天没大黑，想着先去趟厕所。
黑龙江一线连队驻地的厕所几乎全盖在了院子的一角，而且不知出于何种考虑，由“蹲坑儿”到底部的距离出奇地长，估摸着能有丈把深。
我住的房子正好与这连队的厕所处于院子对角线的两端。
我从露天进来不过几个小时，自然知道外边有多冷。于是套上绒衣，穿上棉袄棉裤，蹬上大头鞋，扣上皮帽子。本当再穿上皮大衣的，但考虑一会儿蹲下不方便，也就罢了。
“包装”停当，便拔步往外跑，因为在这暖窖一般的屋里，穿着这些待上片刻简直能捂成“汗包”。
推开房门，穿过走廊，站到直通外面的最后一道门前。
我运足了劲，屏住呼吸，绷紧周身肌肉，猛地推开那扇门……
我实在难以形容那一瞬间的感觉，只记得好像开门又撞着了一道无形的屏障。那大约是冷冻了的空气吧。
我被这似乎凝成固体的空气“撞”得往后仰了一下。我不敢停留。我撒腿朝“对角线”的另一端跑去，一路紧捂着脸，只露出两只眼睛看路——后来我相信了：人体所有的部位，只有眼睛是最经冻的。
终于到了。
我站在合适的位置上，哈了半天冻僵的双手，好歹算解开了裤子。
我咬牙蹲了下去……
当我再回到我住的房间时，无异于从北极转瞬之间又来到了赤道。这热——冷——热，温差达六七十度的大反差，一下子把我撂倒了。到了开晚饭的时间，躺在热被窝儿里的我，浑身打着哆嗦。司务长端来了卧了四个大鸡蛋的热汤面，我呼噜呼噜全吃了下去。老于给我捂床被子，说：“发发汗、睡个觉，就好了。”
迷迷糊糊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一阵刺耳的哨音将我惊醒。紧接着，走廊里响起一阵杂沓的脚步声。我立刻意识到：紧急集合！
当年部队曾流行过这样的两句话：“老兵怕号，新兵怕哨。”这里所谓的“哨”指的是一种特制的绿色塑胶小喇叭，专门用来吹“紧急集合”哨的。那声音短促，尖锐，独特，睡成“死猪”，也能很快被吵醒。新兵初来乍到，自然不适应；至于那老兵何以“怕号”，便不得而知了。
我强睁眼睛看了看表，不到8点，心里嘀咕：是例行演习？还是真有什么情况？我犹豫着，不知该不该起来。正这时，老于从外面闯进来，神色紧张严峻。我刚要问，他断断续续从口中蹦出四个字：“一级战备。”
一级战备，仅仅预示着一段非凡历史的开始。
这是1976年初，龙年，共和国的非常之年。我虽一个小小的连职，也照样被融入这段激荡的历史。
周总理离开了我们
1976年的年初格外地冷。沈阳，都已是冰雪封门。
新年刚过，我和文工团的相声名家于连仲老师一块儿到黑龙江一线采访，准备写一篇参加全军文艺汇演的作品。
1月8日那欤?颐钦?美吹侥?拥囊桓霰叻懒?印０滋欤?颐钦伊肆?拥募父稣绞苛牧肆模?砩希??幼急噶艘蛔啦凰惴崾⒌?咽蔷×俗畲笈?ψ龅姆共耍?比唬?雷由嫌凶疟夭豢缮俚陌拙啤Ｔ诙?保?缓染频暮鹤右灿校??欢唷Ｔ谡饫铮?萍饶苡???帜芘沤狻懊ǘ?钡募拍??/p>
正当我们一桌八人端着酒碗准备一饮而尽时，屋里的广播响了。哀乐从墙上的喇叭里一倾而下——广播里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沉痛而肃穆的声音：周恩来总理逝世了。
大家全都愣了，端着酒碗一时间竟不知所措。
这噩耗来得实在突然，事前连点小道消息也没有。凡是经过那一段时光的中国人，回想起来，都觉得很突然。尽管，那阵的新闻纪录片出现总理形象时，都会有个“在医院”的特别说明：“×月×日，周恩来总理在医院会见……”但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总理的年龄不算老耄，就是在医院，他也保持着必要的风度和雍容的气质。每一个人都觉得，总理不久就能出院，回到为“四个现代化”而操劳的工作岗位上。然而这噩耗传来，又不能不信，这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我只觉得心中堵得慌。
听了一会儿，我木然地把碗里的酒洒在地上，其他人也如此做了。
哀乐声中，大家彼此无言。
忘了是谁，下意识地舔了一口碗边儿。连长一巴掌扫过去，当啷！那碗掉在了地上，摔个稀碎。
军人习惯于服从命令，可下一步我们能做什么？上级没任何指示，只有先回房间待命了。
悲怆感、如丧考妣的孤独感充满了我的内心，仿佛是跟我关系很亲的一个人突然离开了我。难受，无力，世上最深沉的痛苦，是那种难以用言辞描述的痛苦。
但我的眼睛是涩的，始终没有泪水。呆坐片刻，我披上军大衣，戴上皮帽子，穿上大头鞋，独自一人走了出去。
我踩着积雪，向江边走去。
空中没有一丝风，似乎觉不出怎么冷，然而我记得在我的采访本上曾记着：那晚当地的气温是零下32度。
白白的积雪，肃穆寂静，远处浓密的森林漆黑地印在了暗蓝的夜幕上，脚下我的大头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江边一个人也没有。
我站着不动，脑子里似乎一片空白，又间或涌出许多杂乱无绪的经历。
我见过周总理，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毛主席检阅红卫兵那次，而更多地是从新闻纪录片上看到他。
印象最深的是1972年2月，那个寒冷的冬日，尼克松来了，总理在机场迎接。他的微笑，他的握手，他那始终挺拔的身姿都充溢着泱泱大国之风，却又不失谦谦君子之礼。我曾为我们中国有这样的总理而觉得脸上有光。
在那个时代，国人心目里的周总理，是理性的象征，是鞠躬尽瘁的光辉典范。
我从心里敬仰他。
站在江边，不知过了多久，等到感觉鼻子发痒，才醒悟过来。我知道要坏事了，刚才急急地从暖和的屋里出来，在气温这么低的空气中又待了这么久，是会把裸露在外的脸、鼻子冻伤的。而这在寒冷的东北是常有的事。我想起了边防战士教我的急救办法：抓起一把雪拼命地擦拭自己的鼻子和脸，直到觉得脸热了，皮肤红了。与此同时，我跑回宿舍。
回到屋里，老于已经躺下。见我走进来，问：“到江边去了？”
和老于共事已有多年，他了解我的脾性。
我点点头，把眼镜摘下放在了桌上。眼镜上已布满了雾气。
我匆匆擦了一把脸，脱掉衣服，迅速钻进了被窝。老于把灯关了。屋里一片漆黑。
“唉——”老于叹气的声音。
我没说话。两只手放在脑后，枕着头，望着黑洞洞的屋顶。
“王刚，没睡着吧？”
老于见我没出声，知我拧劲儿又上来了，再不言语了。
借着黑暗，温暖的气息一点点袭过来。
泪水一点点渗出。
好久了，不曾这么痛快地流泪。
谁也别想污蔑我（1）
3月末，沈阳军区文工团代表团到兰州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军文艺汇演分片演出，我和老于的相声《反修哨兵》被选上了。这是一个取材于中苏边界“反修斗争”的相声作品，不乏边疆情调和对北方邻国的嘲谑挖苦。今天看来，当然时过境迁，但在当时，题材还算新鲜，演出的效果还算不错，可以说“载誉而归”。4月4日的早晨，我们代表团一行人坐火车到了北京。
下了火车，总政已派了一辆大客车在站口接我们了。不知是我们的人嘱咐了司机，还是司机师傅有意让我们看看这将载入史册的一幕，车没有按照正常路线走，而是特意经过了天安门广场。
东单、北京饭店、南河沿，再过去就是广场了。
司机很理解我们，有意地把车开得很慢很慢。
广场已是一片海洋，一片白色的海洋，花圈挽联、标语旗子，还有就是密密麻麻的人群。
有很多人在演讲。我看见了一个穿绿色上衣的青年在挥臂喊着什么，周围是一圈人。
车子开过了广场。
一路上，不断有许多以单位为组织的队伍，抬着花圈或大幅标语，向天安门方向走去。他们有的戴着白花，有的戴着黑箍，打着各式各样的标语，脸上全是罕见的肃穆表情。
到了西直门马相胡同的总政招待所，刚安顿好住处，我们就接到上级指示：一律不许去天安门广场。我隐约感到事情真的有些不妙了。
但越是禁止，越禁止不住，住下后，文工团的团员彼此心照不宣，嘴上说“出去走走”“看朋友”，其实都去了天安门，到了那儿照了面，都装着互不认识。我是先去总政文工团找到王静，兄妹两人一起去了天安门广场。
那真是时代风暴的旋涡地带啊。
32年后的2008年，北京华辰拍卖公司拍卖一件独特的作品，一位摄影家在1976年4月5日那一天拍摄的人民群众在天安门自发悼念周总理的360度全景照片。我在照片前凝神看了小半天，看什么呢？想从密密匝匝的人头中找到我和王静的影子。我说，如果能找到，不管多大代价我都要把这件纪念品拍下来。
找到最后，眼都看花了，还是“众里寻他”，莫衷一是。我不甘心，缠着主办人，要了全景图的小样。我说，回家用放大镜照着看。
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亲历”，至今想起，还激动难平。
4月5日那天，我和妹妹在广场整整待了一天；印象最深的诗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奋起灭豺狼。”
晚上9点的车票回沈阳，7点前我回了招待所。一问，方知大部分人都去了天安门。
人终于到齐了，再乘总政派来的车去北京火车站，已经有指示不让车辆再经天安门，而走地安门西大街。车窗外，气氛已经大变，一路只见一辆辆卡车载着系毛巾穿工人服拿着棒子的工人民兵，朝着广场方向呼啸而去；从朝阳门南小街到北京站时，我依稀听见西边传来广播声——后得知那是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劝导“不明真相”的群众离开广场……
进站时，气氛突然无比紧张起来，混乱，惶急，我们一行人，就像逃难一样奔向列车。
火车21点10分准时开出北京站。
车厢里就像开了锅似的热闹。
卧铺车厢里，大家一放好行李，就在一起聊起来，认识的，或不认识的，因为天安门抗争这一共同话题而一下子近乎起来了。乘客们都七嘴八舌大谈特谈广场见闻和“政治秘闻”，直到夜里熄灯了还在那里聊。
谁也别想污蔑我（2）
人们都预感着，围绕着中国前途，将发生更大的争斗。
我是一夜没睡，憋闷了一天的话全释放了出来，精神抖擞地一路聊到了天亮。
沈阳到了。
当日，便有一些同事、亲戚朋友向我询问天安门的事情。我是口无遮拦，有什么就讲什么。整个沈阳都是处于这么一种乱哄哄的状态中。
然而到了7日早晨，人们全傻眼了。广播、报纸里全都明明白白地说：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是“反革命政治事件”。
没过几天，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各单位搞起了“查谣言”活动。这次清查，虽然不像以往运动那么大张旗鼓，但也弄得人心惶惶。
终于有一天，单位的政工干部找我谈话了。
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闲坐，接到电话：“你马上到政办来一趟。”着一叠纸。
他没有理睬我的热情招呼，只是用那只拿钢笔的手指了指前面一把椅子：“你坐下吧。”
这不是要审人吗？我心里“咯噔”一下，看了看椅子，往外拉了拉，坐下了。
我仰脸看着他，原本的笑容也换成了一脸肃敬，等他发问。
“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他打量着我。我抄着两手，眨巴着眼，毫无表示。
“这儿从地方上转过来一份材料，你的一个亲戚揭发你散布了不少谣言，这些话是你说的吗？”他用滑稽的腔调把那些话转述了一遍，然后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的反应，又补了一句：“希望你本着对组织忠诚老实的态度，说了什么？从哪听来的？为什么要散布？原原本本汇报清楚。”
“我没说这话，这份揭发不是事实。”我干脆抵赖。
心里话说：何谓谣言？亲眼所见的事怎么变成了“谣言”？——当然，我也没有傻到去痛痛快快承认这件事。
他冷笑一声，开始喋喋不休地说上了，还一口一个“王刚同志”，无非是要让我认清形势，放下包袱，对“右倾翻案风”反戈一击，诸如此类。
时钟在一分一秒过去，我有点心烦，但没有发作。
心想：今儿个，不说点啥，我是出不去这门了。我挠着耳根，假装思索，搜肠刮肚半天，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嘿！我约莫记起来了，那天是顺嘴说了那么一句……”
我强调：这句话是在火车上听旅客说的。
他进而追问这个旅客长什么样子穿什么衣服。
“……长什么样？嘿，黑灯瞎火的，光顾听声了，至于什么样儿？我记不清了。”
“你再想一想。”
突然间，我心中一股无名火在升腾，觉得这一切也未免太荒唐了。
“我到哪儿给你找这人去？”终于，我态度生硬地说，“你跟上边这么交代不就可以了吗？”
政工干部支棱个脖子瞪着我：“王刚同志！事关阶级斗争动向的大事，你怎么可以这样不严肃呢？你今天的态度，很不老实！避重就轻，还为反动言行开脱，找借口……”
我差点脱口而出：“你在这儿跟我装什么大头蒜……”可忍了，压了，我理解这是他的职责，或许出于无奈。可平时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说好听点儿，还算“同一战壕的战友”，出了问题可以摊开谈，又何必板起面孔来？
在这关节点，我的“坏劲儿”又上来了。我悠悠地开了口：“其实刚才说的，与其说是给我自己找借口，还不如说是给你找借口。”
他一愣：“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忘了吗？6日回来，我一进办公楼不就碰到了你吗？那条‘谣言’，不是听你亲口对我说的吗？”我一脸的无辜，扶了扶眼镜，透着很凝重很为他着想的样子。
谁也别想污蔑我（3）
他顿时急了，声音都变调了：“王刚同志，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开玩笑的啊……”
“这么严肃的事情，我怎么会开玩笑呢？你现在就把这个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我可以签字。”
我一脸的真诚，坦然——甚至还有点“友好”地看着他。
他像打量一个不认识的人那样看着我，那神情，说不上是痛心疾首，还是愤怒到极点，或许，还透着几分恐惧。总之，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在刹那间脸上会掠过这么丰富的表情。
我也似笑非笑看着他，心里话说：别怨我，这可是您自找的。
终于，他坐不住了，蹭地站了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
最后，他坐回在椅子上，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他摇着头：“我没想到你竟当着我的面造这个谣言。”
我也一字一顿地回答他：“我也没有想到，你忽然板起面孔来调查所谓谣言。”
最后，他让我走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向上面作的汇报。反正以后再没人找我谈过关于这个所谓“谣言”的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一次开会，我俩又碰到一起了。我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故意板起脸问他：“还记得那次的谈话吗？”
“王刚，王刚，你可真行啊。”他哈哈笑了起来。
这一年的夏季，天儿特别地闷热。大家都说，一定有什么事要发生。果真，这一年从夏初到秋末，接二连三发生了一系列的事，当然全是大事。人们的心都是慌慌的。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了。作为一位老兵，我在心里悼念总司令。
那个月，我正好又来京参加全国调演，打听到朱老总的吊唁活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
那天一大早，我就赶到那里。我是坐1路公共汽车去的。车上都是上班的人，大都一副昏昏欲睡的神态。车里弥漫着汽油味儿夹杂着被窝味儿，连售票员报站也是无精打采。我想，这就是现实生活。经历了周总理逝世，体验了“四五”事件，北京人似乎累了，麻木了。
到了文化宫，才7点多钟，太庙大殿前却已经来了不少人，大部分都列着队，显然是单位组织来的。只见一些戴黑袖章的人脸上毫无表情地东跑西奔忙乎着。
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人越来越多。
吊唁堂设在二殿，我从大门外搁置的几个装满白花的大篓子里拿出了一朵，小心翼翼将小小的白纸花儿别在了胸前。
等了一会儿，终于开始了。我随着长长的吊唁队伍，慢慢地往前走着。
我站在了朱老总的遗像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面前的朱老总，就如同在电影新闻片里一样的慈祥敦厚。
一切都那么平平淡淡，没有悲痛欲绝，更没有慷慨激昂，那感觉，只像邻居过世了一位老人，一位平素很受尊敬的长者。他的去世很像某个流程中的一瞬，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直觉告诉我，还有更大的事情将要发生。
普遍的怨愤，已经从周围的信号中清晰地感觉出来了。忘了是哪一个政治家说的，大致意思是：人民，其实是可以忍耐某种程度的压制的，然而，如果最温柔敦厚的民众都觉得日子没法得过且过下去，那么，火花必然会引发燎原烈火。1976年夏季的形势，到处显示着极左派越来越不得人心的迹象。那次，我们坐着大客车去参加汇报演出，演出的地点在民族文化宫。载着我们的大客车经过长安街的时候，车速突然减慢，要为“首长”的车队让路；这时候，司机师傅摇下了车窗，朝着外面驶来的小卧车破口大骂：“牛×什么呀孙子？擎等着吧，有你拉清单的那一天！”
我们听得一激灵，好大的胆子！居然公然辱骂“首长”？
我挨着师傅最近，小心翼翼地问：“跟谁呀这是？”
“刘庆棠！这孙子，也不看是什么时候？还在这儿臭摆谱！”司机半个身子探出去接着骂，“你丫不就是个跳舞的吗？还能蹦跶几天……”
原来，所谓“首长”就是政治新贵刘庆棠之类，司机肆无忌惮地骂着这个靠着跳“洪常青”而跃身为“文化部领导”的得意小人，嘲笑着他逢迎“红都女皇”调戏女演员的各种劣行。听着这些，我们又兴奋又新鲜：首都人民的政治觉悟就是高啊，硬是什么都敢说啊！而且透着痛快，透着解气！看来，“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只是一些人的一厢情愿，“四人帮”和极左势力确实“失道寡助”，离末日不远了。
演出的时候，铃响灯暗，鱼贯而入的于会咏、刘庆棠、浩亮等方悄悄入座，又引起一片议论声；普遍的反感和浓厚的敌意，笼罩在剧场中。我和于连仲在相声里讽刺“苏修”统治下民不聊生、*人怨的笑料，也好像达到了“移情”效果。
还记得那笑话里，小朋友回答外宾的问题，一糊涂把顺序搞乱了。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对答：
——每天吃饭，汤盆里盛的是什么？
——星星月亮。
——晚上仰望天空能看到什么？
——牛奶面包。
……
英雄救美，有缘无分
有时候，莫名其妙地爱上一个人，真是挺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我的真正的恋爱，起始于部队。
我，扪心自问，在青壮年以后，是一个心存浪漫的人，按照男女之涞耐嫘λ捣ǎ?安皇鞘∮偷牡啤薄Ｄ鞘焙虻奈遥?扔小拔囊掌?省庇钟械汨铈癫谎薄⒆宰鹈舾校?惭谑尾蛔∧谛牡恼鞣???诩?逯饕逋秤??裆?畹哪甏??疑砩系恼庵帧白晕摇狈炊?嵋?鹋?缘暮闷嫘摹５蹦甓镣夤??樾∷担?锩胬鲜浅鱿忠桓龃剩?“骄傲的人”，大概在某些女兵眼里，我属于这种类型的吧。
说说我在部队的两次恋爱。
看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幸福像花儿一样》，甚至看到濮存昕吕丽萍主演的《来来往往》前半截，看到那些军服，那个时代的男兵女兵的风采，会让我涌起对恋爱的回忆——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另类”？我的青春，初恋，都与那些色彩浑然一体。那些深夜的行军，“车辚辚马萧萧”的拉练，固然是最雄浑的军旅风景，然而另外有一种婉媚曲折，也是部队文艺工作者忍不住要回望，要讴歌的。不然，为什么要诞生“凯旋在子夜”的异性拥抱？出现“雷场玉兰花”的神秘芬芳？
她叫解梅，小名小华，有时候我又叫她婉华。38年过去了，现在，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名字这种东西已经“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了。然而对我来说，这些称谓，是我此生某个阶段，勾连那些色彩、气味和形状的符号。
20世纪70年代初，演出队来了一个唱歌的北京女兵，黑眼睛显得有几分忧郁，白白净净，一尘不染。对比听惯了的东北姑娘粗声大气的讲话，她的嗓音显得格外轻柔悦耳。
听说她是一个部长的女儿，难怪，我能感受到她身上的几分傲气。
我们怎样牵手的？只能简单闪回——
说起来就像电视剧的拙劣剧情安排，那一次军训投实弹，这个名叫解梅的女兵给了我表现的机会。她投弹时，犯了一个力学上的致命错误，用力过猛，手榴弹甩在了身后！靶场响起一片“不好”声。我，眼疾手快冲上前，捡起投了出去，惊魂未定之际，发现却是个哑弹，原来这个傻姑娘根本没拉弦儿！
我以最小成本充当了回“救美”英雄，赢得了她的爱慕。
这是一次遵循“严格流程”的恋爱，来来往往，心底默契，互相关心，偶有笑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也符合这个时代的韵律。
终于有机会“上门”了。这一年，到北京观摩学习《杜鹃山》，曾去她家造访。她家位于虎坊桥前孙公园，是一所三进大院。那次造访未见到其部长父亲，只见到一个面部阴沉穿将校呢大衣的男子，是她的哥哥，很入定的样子，对外界事物，显得无谓，漠然。我心想：大概“高干子弟”的气质都是这个味儿吧。
我的另外一个印象是，她家客厅墙上尽是名人字画，其中一幅是郭沫若的，上书“某某某补壁：十月完成于大会堂……”
造访“高干之家”，嗅到的那种气氛，让我隐隐约约感到了某种不祥的趋向。
果然，以后的路径，在我半文半白的岁月流水账中，甜蜜与忧愁、不谐、紊乱、折磨、烦躁和令人心酸的关节点比比皆是——
……冬天，闻我上调沈阳军区，约去208医院旁的大草堆，令我脱掉手套，执伊冰凉素手，厮磨温存，吻别；到沈阳，常通信；……去牡丹江演出，来信称检出乳腺肿瘤，要我“慎重”，当下向组织请假，允我途中在长春探女友病；伊阻我去医院，自来我家相会，馈我《英语900句》；辗转再回牡丹江，伊信又称肿瘤经积水潭医院检察切片是良性，然又告：伊母坚不允“找个演员”，故矛盾苦闷，联系平素观察，委蛇搪塞，行状躲闪，非光明磊落女子也！孰能再忍？大怒回信绝交；同年夏，伊来信称病，哀婉乞见，否则“永不复见矣”；又请假归长春；伊瘦弱憔悴，令我心摧肠断！追问，伊哭诉来历：本非高干之女，生父小资本家，其母与部长有交往，婉华似又为部长公子女友；经部长战友吉林军区某首长介绍，以部长之女名义入伍；而今某首长上*贼船，实情败露，伊亦被隔离审察，四面楚歌，原来逢迎拍马者多避之唯恐不及，乃至落井下石；……夜深，伊泪眼顾盼，楚楚可怜，有留宿之意，吾母慈悲，亦怜之，我坚不允，强送回医院；后来信婉责我竟何等肺腑：“当6路电车开来时，我真想扎到车轮下……”终处理转业，任儿童医院护士，劳顿异常……
1980年接她最后一封信说：“听了你的长篇《牛虻》，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勾起多少美好的回忆……”
唉，想来何苦？这份彼此的不忍和迟疑流连，只能徒增烦恼。这时我已结婚，为这封信，家里大闹一场，我的狼狈可想而知。后来，她终于嫁给一名美籍华人去了洛杉矶。但这也非安然了局，她的生活之路后来仍是坎坷不平。
回思往事，只觉当时已惘然。
我的第一次婚姻
我刚调到沈阳军区时，我们几个刚从基层调来不久的文工团员，其实都是所谓的学员，在一个楼角里抽着烟。
这时候从二楼蹦蹦跳跳的一个女文工团员下来了，很不屑地瞥了我们一眼，飘然而去。这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人，刚才互相聊天的人，全都看着她，走神了。
她是那么漂亮而高傲，可奇怪，越是高傲，我还真越要看看了。
众人收回拉长的脖颈子，又互相望了一眼，不知道谁说了一句：“知道这是谁吗，是前进歌舞团一朵花……”
于是一帮坏小子就互相打趣儿，“你别惦记着”“没咱什么事……”
还有人说，“这今后肯定是哪个高干家的儿媳妇啊！”
听他们逗闷子，我就不言语。
有人看我不言语，便问：“王刚你说呢？”
我记得我狠狠扔掉了烟头，说了一句：“不要妄自菲薄！我才不信那个邪呢。”
以后发生的，就是这样：辗转在边防部队慰问的时候，都坐那种敞篷卡车，我们俩居然挨在一块儿了。没话找话，我也忘了具体说了什么，总而言之越说越投缘呢。
第一感觉原来她是北京的呀，我不知道怎么跟北京这么有缘。
这份恋爱，遇到的阻力是来自组织上的。
下部队一个多月回来，我就被批评了。上面有规定学员战士不能够在一个单位里谈恋爱，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俩好了，于是两边分头谈话，一通严厉的批评。
还记得我们教导员跟我说，不仅是因为部队的规定，战士在一个单位里是不能够谈恋爱的，还有重要的一点，你知道她的家庭出身吗？她父亲是右派，跟这种政治背景的人处对象，后果你掂量过吗？
我当然不服这个理儿，大声抗辩：“既然通过政审了，都当了兵了，怎么还能算在政治上有问题，怎么还能算是家庭出身有问题呢？你那有政策，我这儿怎么就不行啊？”
教导员就差点拍桌子了：“不行就是不行！我们是为了爱护你，你小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你越不让，两个人越往一块儿凑。那时候，一个是在三楼，一个是在四楼，却很难见面，我们就用走廊的电话聊天，冲破重重“阻力”，就是要恋爱。
就那样，还是被干部发现了，又挨顿批评。
但是，最后我们两个人还是提干了，终于历尽磨难，走在了一起。1978年5月4日，在五四青年节那一天，我们结婚了。
1979年9月6日，我们有了个女儿。当时沈阳军区很多人都知道，在文工团里有这么一对儿郎才女貌的夫妻。
我们在沈阳结婚，回长春看爸爸妈妈。在南湖公园，我们想自己去玩儿，我爸爸还悄悄跟我说，你要小心一点，这女孩子长得太扎眼了，会惹麻烦。
果然如此，我们在南湖划船，好多不三不四的人把船划过来，撞我们的船，她吓得够戗，后来我们俩就不大敢出门了。
这段婚姻维系了13年。所以，网上还有各种杂志，都说这个婚姻在孩子一岁的时候就结束了，也就是只维持了两年时间，都是瞎掰，不知道他们哪儿听说的。
离婚的时候，孩子跟了母亲，生活费由我出。再后来，女儿跟她妈妈转业回北京了，一直在北京上学。我经常来北京做节目，特别是到电台录音什么的，每次一定去看女儿。拍《宰相刘罗锅》的时候，我有了我的第一辆车，二手的红色福特。有了这个车，第一个想法就是接我女儿去玩儿。我开着车，她住在她妈妈那儿，就把她妈妈也捎带着，一块儿直奔十三陵。
那时候，我不能天天像她妈妈那样跟她在一起，但孩子所有经济上的花销，都是我来负责，一直到送她出国留学。
我尽量让孩子感觉到爸爸还是爸爸，妈妈还是妈妈。
女儿在国内举办婚礼的时候，她的妈妈身穿中式服装，和我一起坐在女方父母席上。我们——我和女儿的妈妈，慈祥地看着她和他恩爱地结合。我没有觉得这样有什么不自然，只是隐隐觉得我们是在刻意弥补什么。
对女儿来说，这是美好记忆的延续，是岁月遗憾的弥补。
她一定明白：我们对她的爱一如既往，我们也知道，她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岁月酿就的宽容和谅解。
我与成方圆——惭愧与感恩（1）
1997年，我又再次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在微型音乐剧《天长地久》中，扮演了一位能歌善舞的照相者。
那里面有首歌，多年以后还被不少人挂记着：
你从东边，我从西边，走到一个相约已久的地点。
你从南边，我从北边，走到一个期待已久的时间。
你在我的左边，我在你的右边，手牵手心连心永不分开。
天知道，地知道，我的爱会让岁月知道，让岁月把承诺变老。
你知道，我知道，只有相爱的人才知道，什么，是最真最好。
那时候，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和东方歌舞团的成方圆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开始了第二次婚姻生活。
我们很低调地处理两个人的事情，包括喜酒，就是两家人，简单地吃一顿饭。
但毕竟，两个都属于“公众人物”，真的想低调，那也是很难的。这段婚史，在当年见报率挺高的，媒体欢迎这种素材呀，所以当我的“绯闻时代”降临时，很多人的脑子还固化在这个时期。
大家对我的失望可想而知。
只能说：对不住，对不住善良的人们了。
在1998年，我们携手排演的经典音乐剧《音乐之声》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说到圆子（圈中好友都这样叫她），我挺佩服她，她真的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女人。
那时，她台上是主演，台下是总管。音乐剧头一轮在保利大厦要演十场，我天天下午还要到北京电视台主持两场《东芝动物乐园》，完了之后我自己开着车到保利大厦已经5点半了。圆子就在我们俩共有的一个化妆间，提前把凳子、椅子铺好，让我睡上二三十分钟。
虽然累，但是每天演完以后那感觉特别好。最后谢幕的时候，大家还跳着舞，向中间的观众、两旁的观众还有向楼上的观众敬礼。观众也不走，因为舞台剧它就有这样直接的反馈，它不像演别的。哎呀！那感觉真的很美好。
与圆子共同出演《音乐之声》的时候，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我们每天会收到很多鲜花，然后两个人抱着鲜花钻进车里。
往家开的时候，我记得成方圆说了一句非常发自内心的话：“天天这样多好啊。”
圆子曾说：“我和王刚有一种互补性，王刚属于传统的老派男人。”
可是，和圆子在一起的日子，我“纵酒使性”也到了一个高发期。
我的“酒史”，是从知青点——特别是26年的部队生涯中延续下来的。有美好，也有负面的插曲。
例如，我曾经在一个下雪天，在山海关某宾馆，把一个白天跟我斗酒的香港商人从被窝里拽起来：“起来接着喝！”搞得对方的下属跪在地上苦苦哀求……
说起来，很不好意思。
我这个德行，给了周边人，给我的家庭，给我妹妹王静，给了圆子不少的困扰。
有一次我喝多了，忘了为什么事有点生气，便跟圆子拌起嘴来。她开着车，到三元立交桥上时，我竟要拉车门跳下去……几番折腾终于到了家，一进大院却又不进楼门，还高呼：这不是我的家！至今也不明白，我怎么会说出这样让圆子伤心的话来。
夫妻随团去欧洲演出。在法国的时候，当地华人非常热情，一连串的酒场酒局。得意忘形之余，坏了，不行了，身子灵魂都在坠落了。他们把我送往枫丹白露的急救中心。
路上，我觉得自己挺不下去了，把眼睛闭上了，心想：死了算了，太难受了。
这是一次濒临死亡的体验。
记得成方圆掐着我的人中，酸痛酸痛的。终于躺在病床上，当两个洋人的脸朝我俯下来时，我彻底昏过去了。
我与成方圆——惭愧与感恩（2）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急救，我醒了，下地了，出去了。当时我觉得踩的那个草坪就像踩云彩一样，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在湖边?箍醇?欢苑ü?那嗄攴蚋驹谂幕樯凑铡７愕ぐ茁队泻芏嗫兹福?以诓萜荷希?谑鞔岳镒摺Ｕ媸侨缡?缁?哪侵指芯酰?孛馈Ｐ履锓⒊龌犊斓男ι???鹄匆蔡乇鹩蒲铩?/p>
我真的是梦里、云里、雾里的那种感觉，自己晕晕乎乎的。真的是从死亡线上绕了一圈回来。
我能记住圆子每逢出门前的叮咛。
我能记住圆子提醒我的：当我在外面，难以控制自己脾性时，一定要理会一下她的暗示。
能记住，尽管多数时间很徒劳。
能记住，那曾经的甜蜜，及在甜蜜中的一份“苦缘”。
近些年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东西，特别是关于我和圆子离婚原因所编的“情节”，让我不得不在这里花笔墨澄清：比如说我们是因为孩子去英国留学的学费而分手的，这个事情实属子虚乌有。
其实，我跟圆子都是很低调的人，不管当初结合也好，离了也好，都是不愿意让大家知道，因为这纯属是个人的事情。人家说了什么，你又不能去反驳，因为你反驳将会掀起又一波波澜，于是我们俩就什么也不说。
话说回来，这种事情一发生，我觉得对圆子特别不公平。离婚对两个人都有伤害，但是对女人的伤害尤其大，十之*都是如此。
但是由于种种因素，两个人想白头偕老却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事情。真的，在这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三年前某日要飞上海，正候机呢，忽接到东北挚友吴学刚电话，披头盖脸就数落我：“大哥，这就是你的不对啦，前嫂子刚从你面前走过，你咋理都不理呢？！”啊？我急忙站起四顾，没她呀？我回头又问：“学刚，我一直在低头看报纸，真没看见啊。”吴学刚说：“人家说你装没看见，刚才给我打电话，老气愤啦！”——天地良心，可我真没看见啊！
如果允许我客观地发表一些意见的话，我想说，两个人好了在一起，不好了分开，这中间肯定有它的原因。并且，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跟圆子之间也是这样，我们在一起，然后又分开了，其中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列位看官们大可不必理会八卦杂志上的“故事”。无论如何，我们以一种成熟理性的方式分开了，也许爱情不在，但是那种感情，那种对以往婚姻生活的共同记忆，还珍藏在我心间。
我是过来人，对感情也算有些经验及教训，所以对于主张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夫妻一出现裂痕就拿孩子做阻拦分手的小“人质”的年轻夫妇，我想说的是，如果两个人经过理性的考虑和长期的试验后发现在一起并不快乐，或者说两个人一直不在一个“频道”上——请记住这个重要的前提，分手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言以蔽之，如果真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最重要的不是果决离婚，而是在结婚前就持审慎的态度，想好了再结。
年届花甲，爱获新生
2008年夏，一些媒体和网络上冒出了我跟某个女主持人的婚讯——我的绯闻终于也铺天盖地了。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弄出来的，而且对这个消息，我这个当事人却是最后才知溃和?舷?⒍家丫??旆闪耍?一姑稍诠睦铩?/p>
还有传我跟袁立怎么怎么的。袁立在她那个《正午时分》里还写到我：传我们俩绯闻，怎么可能呢？王老师那人特暴躁。她就讲一个细节：我们两个共用一个化妆师，但女孩子化妆慢，比如说好6点半她化，7点半化完，然后就轮到我。我守时来了，或者我晚5分钟，给人留5分钟，推门一看她还在那儿化妆，咣，门一摔我就走了。
那天去昆仑饭店会几个藏界朋友，刚步入咖啡厅，就听耳边一声高喊：“嘿，我的绯闻男友！”听声儿耳熟，回头一看：袁立！
在这个对娱乐圈极尽八卦之能事的年代，没承想到，尽管我年届花甲，也没逃得了这个编排。
对于这事儿本身，我倒没有说恼火得不得了，因为我也看到许多类似的事情，这事儿摊到自个儿身上，我也只能自我解嘲。新浪网还找我证实，说王老师你应该出来以正视听。后来，有一天，忽然谁告诉我说，《知音》杂志载有关于你恋爱整个过程的文章。好奇买本回来，一看不禁哑然失笑。除了人的名字单位等“硬件”外，所有的过程，全是跟写小说一样编出来的，太逗了。
但是你又没得反驳，为什么呢？没有一句贬低你的话。那文章内容简而言之就是：
2006年11月8日，我和她结了婚。2007年底，她怀孕了。2008年8月25日，喜讯传来：爱人剖腹产下一个重达公斤的大胖小子。小家伙嗓门极大，就连医生都夸：嗓门很亮，以后可以像他爸爸一样当主持人！我这算是老来得子，自然喜不自胜，马上给“铁三角”的另外两人——张国立、张铁林等好友发去短信：“我添了一个男孩，祝贺我吧！”云云。
看看，全是好话、好事儿啊！你再去反驳澄清，你也忒不识好歹啦！
那以后，出于保护家人的原因，我极少在公开场合讲儿子的事，孩子也一直没有曝光过。
说到这里，有个小插曲。在遇到小郑之前，我一个人做“老光棍”的时候，有一次做《艺术人生》节目，在场很多观众得知我当时是独身的时候，纷纷对我的寂寞表示理解与同情。有的热心观众甚至还自告奋勇要做我的红娘，让我非常感动。
不过，最近网上一些言论却让我生出黑色幽默的感慨：我娶了小媳妇儿，又得了个宝贝，这是老天给我的恩赐。另一些人却觉得没必要逢迎你这个老家伙，于是王刚“老牛吃嫩草”啦，“成功老男士枯木逢春泡小蜜”啦，此类言论纷纷出笼，甚至更难听的说辞也有。
这让我不禁对人性的复杂感叹一番。我想：匿名时代的网络狂欢，总有时代背景的原因，也有“娱乐经济学”的因素，这不是你不喜欢就能抗拒得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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