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不到7年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三次全麻。第一次是玩滑板趾骨骨折，全麻；第二次是做子宫活检，全麻；第三次是肠镜胃镜连在一起做，全麻。几天后，即将迎来第四次，打破事不过三的美好祝愿。
听国内的朋友们说，这样的手术，在国内都是不用全麻的，基本上都是局麻，保持清醒。我很诧异，为啥？他们吱吱唔唔地说了几点，我都不满足, 索性问了AI，以下为AI生成内容——?
- 麻醉费用差异：全麻涉及昂贵的麻醉药物、复杂的生命体征监测设备，以及专门的麻醉师全程跟踪，费用通常比局麻高出数倍甚至十倍。
- 支付体系影响：在美国，高昂的麻醉费多由保险覆盖，患者个人感知的成本压力相对较小；在中国，全麻被视为一项昂贵的附加医疗资源，许多患者和家属会因为经济考虑主动选择局麻或椎管内麻醉（半麻）。
- 人员配比：中国长期面临麻醉医师严重短缺的问题。一名全麻手术需要麻醉师全程守候，在人流量极大的国内三甲医院，医疗资源必须向大型、危重手术倾斜。
- 手术周转率：局麻手术不需要复苏室，术后病人可以直接回病房或回家。为了提高手术台周转率，国内医生往往会在可行的情况下优先选择局麻或非插管麻醉。
- 全麻顾虑：国内仍有不少患者对全麻存在“变笨”、“损伤大脑”或“醒不过来”的顾虑，这种恐惧感导致患者更倾向于在清醒状态下完成手术。
- 文化习惯：中国患者普遍比较“能忍”，而美国文化中对疼痛的耐受度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向推动了全麻的普及
三次全麻，确实让我亲身经历美国的这个“支付体系”。美国高昂的治疗费和中国高昂的治疗费完全是俩不同的“高”：一个是全宇最高，一个是瘸子里拔将军的高。尤其是第一次手术后，账单一封又一封地接踵而来，我就一个感觉--我做的不是手术，是打开了俺家的粮仓。说实话，我的保险能付相当高比例的治疗费，但但但但，架不住它实在是高啊。几次全麻后，终于明白了为啥我认识的一对美国夫妇在中国教书，他们的父母已学会飞去中国看病。看惯了珠峰，这世间其他峰峦叠嶂都是小老弟啊。
再说说“手术周转率”这个似是而非的概念。按理说局麻不需要复苏室，病人术后可直接回家，但真实情况是，在美国，我三次全麻手术（包括未来的这一次）都是当天入住当天打包被带回家，就没见过病房长啥样。在中国，听我妈说，她做个肠镜检查，提前三天就住院，手术后还观察了至少三天。这还是她要求少住院的，要不能住一周。曾经在国内陪一位朋友住院做一个甲状腺手术。她躺在病床上，啥事儿没有，天天量体温量血压（那时她才三十多岁）。我亲眼目睹她从一开始的惊慌、紧张，到闲得没事到处乱窜，唆哄我陪她去医院附近一个小胡同里吃据说老北京最正宗的卤煮。国内的医院，似乎对患者特不信任—术前必须监控，好像不来，患者就会把自己搞废掉，让手术难上加难；术后也不能走，好像一走，患者就会把自己再搞废掉，让手术功亏一篑。
在美国，麻醉师是个很神秘的角色。我通常在术前一小时见到麻醉师，再见到他/她时，就是我被麻晕的前几秒了。在中国，麻醉师则被边缘化，并在高度信任和极度担忧中来回穿梭。我父亲曾是颌面外科医生。在我小时候，经常放学后被带到医院写作业，听了不少医院内外的八卦。据八卦权威-护士长大婶儿说，不少患者觉得麻醉师就是护士或技师，“会打麻针儿的”那种；患者和患者家属相当惧怕打了麻针儿醒不过来，还害怕打了脑子出问题，所以就会对麻醉师又敬又畏。我爹说，有一次大手术，前一天患者家属一定要请医生护士们吃饭，但那天麻醉师家里有事来不了，患者家属当场崩溃，惊恐万分，是不是给的红包太少？麻醉师咋不来啊？万一我妈醒不过来咋办？
至于说中国患者“能忍”，从我这个文化研究的专业角度来看，绝非文化导致--没钱、没势、没关系、没法制，那不得忍着？要么就造反？为此，我们这个“文化”里倒是编了不少忽悠自己忍耐到底、似是而非的”箴言“--“忍一步海阔天空”、“能忍自安”、“能忍则淡，淡则无怨”......这样，忍着疼、忍着不看病、忍着不做全麻......“忍着”，成为掩盖缺乏、掩饰痛苦、掩耳盗铃的不二法门。
我不能忍，也可能麻针儿损伤了大脑，叽里呱啦说了一堆，总之就是，我还得全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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