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出自2025年的挪威电影《情感价值》。
电影里的父亲是电影导演，离婚后，离开挪威，留下前妻在他家族的祖屋里抚养两个女儿。前妻去世后，他回来处理房产。
大女儿已是成功的舞台剧演员。
在一次父女对话中，父亲为在女儿成长过程中缺席辩解说：“你永远不可能一边开车带孩子练足球，一边为买汽车保险货比三家，一边写《尤利西斯》。这样一来，哪儿还有艺术自由？艺术家需要放飞自我。”
大女儿问：“包括不要孩子，爸爸？”
父亲：“别这么说，诺拉。......有你们俩，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事。”
大女儿：“你人生中最美好的事？那你为什么连人影都看不到？”
在父亲看来，严肃艺术不能跟日常琐碎生活混杂在一起，真正的艺术家必须放弃家庭责任。问题是，这个二选一的前提能不能站住脚。
这位父亲应该选马塞尔·普鲁斯特作例子，而不是詹姆斯·乔伊斯。
普鲁斯特从巴黎名医父亲那里得到的财产，足够他一辈子花天酒地，所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写出卷帙浩繁的《追忆似水年华》，并且在投稿屡屡碰壁的情况下，自费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
詹姆斯·乔伊斯则完全不同。他写《尤利西斯》的时候，有伴侣和两个孩子，长期处于流亡状态，经济拮据，靠写作、教学、友人资助和借债生活。身体健康上，他有严重的眼疾，经历过多次手术，视力模糊，甚至短暂失明。他还要面对出版与审查困境，最初在杂志连载，因“淫秽内容”被查禁，在美国遭起诉，多家出版社拒绝出版，最终有幸由法国巴黎Shakepeare and Company 书店老板Sylvia Beach帮他排印出版，才得以问世。
很显然，父亲是在神话化乔伊斯，目的是为了把创作抬高为更高等级的价值，把家庭责任降级为庸常琐事，把选择伪装成必然，把责任转化为不可避免的牺牲。这种用高价值目标掩盖家庭生活中的失败的逻辑，不但把做父亲的缺席编码为一种必要代价，而且带有崇高的牺牲精神。
这是个可以著书立说的话题。简单讲，不是每个人都写《尤利西斯》，不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但我们是不是都从父辈口中听到过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我们是不是对下一代说过类似的高大上的借口？工作压力，情绪疲惫，自我需要（空间、成就感、逃避，等等），等等。一代又一代人持续失责，局部缺席。问题是，我们哪怕意识到这种借口的荒谬，我们依然不会减少开脱，因为这种借口帮我们缓冲内疚，维护自我形象，让生活在磕磕碰碰中继续前行。
从辩解走向承认，需要智慧和勇气。智慧和勇气的缺乏，让一代又一代的失责和借口恶性循环。
无论如何，每个人都不容易。
最终，大家都会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