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五）
我在喉咙里哼了两声，又耸了耸肩膀，好像是被什么打扰了一样。实际上这些做作都是为了隐藏我的右手，悄悄地伸到肚子上的饭盒包下面握住我的手枪。
右手握住枪以后，我抬起左手慢慢地把搭在脸上的帽子抬起了一点儿，让眼睛可以从帽檐下面瞥向来人。从帽檐下面我看到一双穿着白色网球鞋的女人的脚，上面是浅蓝色护士服的裤腿儿。我的心放了下来，继续用左手把帽子戴好，懒洋洋地左手拿着饭盒包，右手握着枪藏在包的后面，慢慢站了起来。
按照我和赵缦计划好的，来了不相干的人时我不要说话，而是打量一下来人，去病房的门上敲两下，再推开门进去。被我们扒掉衣服的警察昏迷着躺在卫生间了，赵缦会保证没有人进卫生间。
我站起来以后，冲着楼道里站着的护士伸出一个手指摇了摇，示意她站住。那是个年轻的墨西哥女孩子，笑眯眯地看着我，穿着浅蓝色的工作服，手里托着一个透明的塑料盒，里面好像是些药瓶什么的。
我正要转身去敲病房的门，忽然看见一个人从电梯间转过来，向我们这边走来。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白人女子，褐色的头发紧紧地盘在脑后，穿了一身运动服，脸上带着一副墨镜，右臂被裹得鼓鼓囔囔的用一条绑带和托架吊在胸前，左肩上挂着一个看上去很高级的大包，不急不慌地向走过来，离我们也就有三十多米远了。
我的心腾地一下绷紧了！我见过她的照片，也在华瑞兹大街上从街对面照过一个面，我和露西娅给她起的外号是莎莉。大约30分钟前，我刚刚用毒针杀死了她的搭档。
我身体有些僵硬地继续转身去敲病房的门，刚走出两步，我好像听到后面有声音，连忙转身看去，只见莎莉弓着身子，借着站在楼道当中不动的护士的身体挡住我的视线，正在快速地向我这边运动。我往她刚才站的地方看去，楼道的地上扔着那个很有设计感的大包。
看到躺在地上的包，我知道她的枪已经在手里了。我心里一急，用左手把饭盒包向护士的左侧扔过去，同时大喊一声：“蹲下！”
护士本能地向右迈了一步躲开我扔过去的饭盒包，将刚才被她挡在背后的莎莉让了出来，但整个人还是呆呆地站在那儿。我向右侧跨出一个弓箭步放低身体，同时抬手冲着莎莉开了两枪。莎莉的动作比我还要快，一边向右侧身把自己继续挡在护士背后，一边向我开了两枪。
莎莉的枪没有消音器，枪声在楼道里异常地响亮刺耳。我觉得我已经打中了莎莉，但是并没有看到她的动作受到影响。而她冲我打的两枪，可能因为是左手持枪准头稍差，都从我耳边飞过了。
站在我和莎莉之间的女护士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抱着塑料盒子尖声大叫。那一瞬间，我和莎莉的想法是一样的，都是尽量借着护士的身体做掩护，想办法击中对方。空荡荡的楼道里除了那个护士以外没有任何可以挡子弹的障碍物，我和莎莉都努力地蜷缩着自己的身体，不想先暴露在对方的枪口下。一时间，三个人僵持在楼道里。
这时，我好像听到背后病房那里的门把手隐约响了一下。我心一横，向右跨出一步同时向护士的背后开枪。莎莉一边向她的右侧躲闪继续隐藏在护士背后，一边向我还击。几乎是同时，我们都击中了对方。我打中了她的左肩，她打中了我的右臂，两支枪都掉到了地上。
我忍着疼痛弯腰用左手去捡掉在地上的枪，只听身后传来被消音器压抑着的两声枪响，莎莉颓然倒在了地上。我左手拎着枪走到莎莉面前，把枪里剩下的子弹都打了出去，眼看着她的眼神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赵缦握着枪从病房里出来，把浑身颤抖着说不出话的护士拉进病房，用警察身上带的手铐把她拷在病床的腿上，警告她不许出声。然后迅速地包扎了我的伤口，告诉我子弹只是从大臂的侧面擦过而已。我们换回了自己的衣服，趁着医院的保安还没有反应过来，顺着楼梯迅速地下了楼，从楼后的停车场开车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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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以前，在露西娅的病房里吴先生拿出那张背影的照片，我和露西娅基本上就明白了他大致的需求。但我们仍然认真地请他介绍背景，因为每一个细节都可能在将来的行动中决定我们的成败甚至生死。
老吴沉默了几十秒，好像要再斟酌一下哪些事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告诉多少。
“照片上这个人，曾经是我们机构中的一位高级干部。大约20年前，他叛变国家，在某国的情报机关协助下逃离祖国，出卖了我国在某国和南美几乎全部的情报人员。我们有的同志在被捕以后为了保护国家的机密不被泄露，勇敢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20年过去了，直到今天还有的同志仍然在外国的监狱里经受折磨。事发以后，某国的情报机构为这个叛徒提供了严密的保护，隐蔽了身份躲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我的前任们一直在追踪这个叛徒，包括我自己从11年前转到这个部门，这些年我们先后在加州，墨西哥，甚至巴西发现了他的痕迹，但很快就被他逃脱了。一直到最近，终于确认他目前就隐藏在秘鲁。你们的任务，就是尽快除掉这个人，我们会以第三方的方式提供必要的支援。”
露西娅问道：“MSS为什么不能自己除掉这个叛徒？”
吴先生叹了口气说：“这个人的叛变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这二十多年以来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气氛都变化很大。考虑我国和某国目前的关系，以及我们正在努力发展和秘鲁以及其他南美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关系，上级严令我们不能在秘鲁和其他南美国家采取任何类似的行动。”
我说：“吴先生，我不会讲西班牙语，单独行动会有困难。可不可以等6个星期以后，或者5个星期吧，我太太的伤势基本好转，我们再去秘鲁？“
老吴摇摇头：“根据以前的经验，每次发现他的踪迹以后很快就被他发现了，然后又是好几年找不到他。再这么拖延几年，他可能都可以善终了。我知道张太太现在身体不适，但我们也不能再等。就请张太太在这里继续休息，我来给你请一位精通西班牙语又有情报工作经验的搭档，而且在这件事上她的积极性比你们要强很多。但是她在行动方面的经验比较欠缺，所以还要依仗张先生的力量。”
听到吴先生用的女性的“她”， 我和露西娅同时想到赵缦。可是赵缦出面的话，难道不牵扯MSS吗？
老吴似乎看穿了我们的担心，转头问露西娅：“张太太，你有没有听说过佛山基金会？”
露西雅点点头：“没有接触过，但是记得他们好像和MSS有过冲突，而且，好像被你们当作叛徒？”
老吴点点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国力薄弱。国家领导认识到发展现代化军队需要大量经费，于是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给了解放军极为开放的政策，绕过法律，让他们自己做生意创造经费。由解放军总后勤部出面，组织了当时国内一批情报界和行动界的精英，以平民的身份伪装出国，在美国，欧洲，以及亚洲和大洋洲以贸易公司的形式建立了桥头堡。这些人都是我国的顶尖人物，很快就对国际上的普通商业和地下市场了如指掌，在短短的十几年里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同时获取了大量先进武器技术的资料和样品。但与此同时，他们和国内伙伴之间的贸易活动，也对国内的经贸法规甚至党和政府的声誉造成了造成了很大的的破坏。随着国内反腐反官倒的呼声越来愈强烈，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朱镕基总理出面和解放军方面达成了协议，由政府大幅度增加军费以支持军队现代化步伐，同时解放军停止一切商业活动，关闭国内外所有贸易公司，所有外派人员调回祖国。但是这项命令在国外遇到了阻力，有一批已经扎根在外国的外派人员不愿意回国。于是他们扣留了一部分国家的经费，改变身份，成立了新的机构。所谓佛山基金会，其实和佛山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利用这个名字伪装成广东同乡会的一个下属组织。当时的MSS认为这是叛国行为，我们在国外的机构和这个基金会发生过一些冲突。CIA认为他们是解放军的叛军，出面招安，但是被这个基金会的创始人们拒绝了。为了逃避CIA的压力，这个组织把总部从美国的加州转移到了墨西哥城，同时缩小了了自己的行动组，把精力集中在收集贩卖情报，走私先进技术，以及运作金融工具牟利方面。2012年的时候，我们MSS的一位高层领导亲自来到墨西哥城面见了佛山基金会的几位创始人和当时的管理层，双方决定结束自家兄弟之间所有敌对行动。这个消息被高度保密，而且我们和佛山基金会之间也没有进行任何合作。直到今天。“
我问道：“如果赵缦是佛山基金会的人，那么她出面处理这个叛徒，基金会会不会反对？还有，那个小李是大使馆的武警，难道佛山基金会不怕和中共政府扯衫关系吗？
“赵缦的父亲，是我在受训时的学长和辅导员。他是被叛徒出卖以后在狱中英勇牺牲的无名烈士之一，永远不会被承认，但永远不会被我们忘记。她的父亲同时也是佛山基金会的创始人当中两位的师父和师兄。赵缦会以个人复仇的名义参加这次行动，结束以后会脱离佛山基金会，建立自己的顾问公司。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很希望两位成为这个顾问公司的共同创始人。至于那个小李，我很难给你们解释清楚。中国做我们这个行业的有几个不同的渠道，渠道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保护，但是除非在紧急情况下，互不通气。我们和武警外交保安人员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没有关系，情报界都很清楚。“
吴先生的这番话传达了太多的信息，我和露西娅一时无言，拼命地在大脑里消化。不管如何，我俩都知道，在给了我们这么多机密信息之后，我们一丁点儿退路，甚至退意，都不可能再有了。
露西娅问道：“你希望这个顾问公司落脚在哪里？“
老吴抬头用柔的眼光看着露西娅：“我们希望这个公司能够建立在北美，以更好地发挥你们两位的特长。但是，如果这个锄奸的行动影响太大，给你们的未来造成危险，我们欢迎二位移居大中国地区，包括港澳和大陆。如果不愿意继续从事特殊行动，可以加入我们的培训机构。“
我和露西娅沉默了一会儿，互相看了看，一起转向吴先生：“吴先生，我们下一步如何行动？“
老吴的脸上露出一副放松的神情，身体往后靠在了椅子的靠背上：“我过一会儿就要离开了，以后的联系主要通过赵缦。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仍然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从现在起，我的代号小吴，张先生的代号是山竹，密码是106。张太太的代号是海獭，密码4201。赵缦的代号，是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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