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四)
在墨西哥城的西郊，有个叫三塔菲的区。我第一次经过这里的时候惊讶地看到这里有一家Costco，和美国我们每周都去的店差不多。
在离这家Costco不远的地方，跨过一条高速公路，有一片光鲜宏大的建筑，大片的玻璃幕墙，周围是几乎算得上广阔的大片停车场。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北京三环路边上第一座五星级涉外的酒店“长城饭店”开张的时候，我看到那座建筑的感觉，和今天站在这片建筑前面的感觉差不多。
这片宏大的建筑叫ABC医疗中心，里面的医务人员全部能够用英语工作，所以大部分住在墨西哥城地区的外国人愿意来这里就医。
我和赵缦开着车转到了这片建筑后面一座扁平的巧克力色大楼后面，这里有一个小小内部人员停车区，旁边是好几个巨大的垃圾箱。
停车以后赵缦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几分钟以后，扁平大楼临近停车区的一个小门开了，里面走出一个保安，来到我们的车边，把一个停车牌递给我们放在风挡玻璃下面。我和赵缦下车快步走进了小门，里面站着一个护士打扮的女子，递给我们一个包袱，还有一个挂着点滴瓶的带轱辘的金属架。
楼道里静悄悄的没有人，护士打开左手一个房间让我们进去，里面堆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
我和赵缦飞快地脱掉身上的衣服，从护士手中的包袱里拿出衣服换上。我的打扮是一身竖条的病号服，我佝偻着腰，把一个腰包隐藏在上衣的下面系好。赵缦换上的是一身护士/技师的制服，斜背了一个同色的小包，脖子上挂上一个护士给她的名牌。赵缦把点滴的针头用纱布和胶布在我手臂上固定好，我试了试，可以很容易地拔出来，再不留痕迹地塞进纱布里。赵缦从包里拿出两只小小的注射器，一红一蓝，也用纱布和胶布绑在我的手臂上。我们互相检查一下没有漏洞，赵缦对护士和保安说：“你们赶紧离开，不要让任何人发现。你们的家人会在8小时以后被放出来。”两个人马上一言不发地从我们进来的小门出去了。
我带上口罩，和赵缦交换了一下眼神，弓着腰扶着点滴架慢慢地向前走去。赵缦也戴上口罩，慢慢地跟在后面。我们顺着楼道走下去，拐了一个弯儿，上了电梯。
我们进的这座楼是ABC医疗中心的康复大楼，其中有一部分是手术后病人的恢复区。赵缦用脖子上的名牌在电梯里的读码器上划了一下，选择了六楼。
六楼额电梯间在楼道的中部，门开了以后我慢慢地向左侧走去，赵缦在后面跟着，嘴里不时用英语说着：“坚持，每天至少要走1000步，这样伤口才恢复得快，不会粘连！”我边扶着点滴架子边往前一步一步地蹭着，嘴里嘟囔着：“说得容易，要不你来试试？”
楼道里还有几个和我一样在练习走路的病人，有的有护士跟着，有的没有。偶尔有穿着和赵缦一样蓝绿色衣服的人匆匆走过。这里是高级单人病房区，费用比楼下的病房要高出很多，所以病人相对稀少。
走到楼道的尽头，我数了大约200步的样子。我停在楼奥尽头的窗前休息，赵缦有点不耐烦地说：“还差600步，早点走完早点休息。”
我冲着对面在独自练习走路的一个胖乎乎的白人男子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缓缓地开始前进。男子也跟着叹了口气，同命相怜地说：“至少你有个漂亮女人陪着。”赵缦白了他一眼，没说话。
我俩挪到楼道中央，赵缦停下来等着我转向。我却不停，继续向楼道的另一边走去。赵缦在后面叫我：“贝尔塔先生，贝尔塔先生，那边是特殊病房，你不能过去！咱们转头往东楼道走吧！”
我没好气地说：“我还差600步，冲这边再走二百掉头，再走回东头以后正好完成。我才不要象驴拉磨一样再同一段路上来回走！”
赵缦户上来放低声音说：“前面有警察！”
我倔劲儿上来了：“我又不进他们的病房，就在楼道里经过一下还能怎么样？我要是个格瑞狗（gringo）你肯定不会拦着我了！”格瑞狗是墨西哥人称呼白人的叫法。
我正在进入的楼道西翼也是和东翼一样的病房，只是在楼道的尽头那套病房门口摆了一把椅子，椅子上坐了一个穿深蓝色制服带着武器的警察。他已经听到了我们讲话的声音，正懒洋洋地转头看着我们。我慢吞吞地继续挪动着脚步，故意不去看那个警察。
赵缦跟在后面小声说：“贝尔塔先生，那边的病房有特殊病人，连我们都不许进去的。你转回头吧，要不咱们今天少走200步？”
我还是不管她，照样向警察那边挪去，一边用英语大声说：“我只是练习走路，再走一百步就掉头回去！”赵缦两手一摊，只好在后面跟着。
警察觉得我越走越近，站起身用西班牙语对赵缦劈里啪啦地说了一大堆，赵缦也用西班牙语回复了一堆，然后用英语对我说：“贝尔塔先生，警察让你掉头回去，这边是禁区，不许过来！”我继续用英语说：“都是一样付医疗费，我给的还比一般人多，凭什么连走路都不让我走？”
警察终于挺不住了，迎面冲我走过来，伸出胳膊拦住我的去路，嘴里向赵缦不停地说着什么。我抬头瞄了一下楼道尽头的那间病房门，离我们只有不到20米了。我向前迈了一大步，伸出手推向警察的胳膊，碰到他手以后有猛地把胳膊收回来，举着手回头对赵缦说：“他把我的针头碰掉了，你看！” 点滴的针头耷拉在我的前臂下方，里面一滴一滴地往地板上滴药水。
赵缦惊叫一声，赶了两步过来，一手托住我的前臂，一手抓起针头，大惊小怪地说了一番西班牙语，然后推着我向警察的椅子走过去。警察也忙不迭地转身跑到门口，把那把椅子搬过来让我坐下。
我控制不住身体的平衡，向赵缦倒过去。赵缦禁不住我的重量，也跟着歪倒。警察赶忙伸出双臂向把我和赵缦一起抱住。在他的双臂刚刚搂住我和赵缦的一瞬间，我把一个小小的蓝色注射器扎在了他的脖子上。警察满脸惊愕地看着我们，身体慢慢软倒下去。赵缦赶忙托住他的身体，让他坐倒在椅子上。我赶忙恢复佝偻神帖的姿势，挡住从楼道那一段过来的视线。
赵缦往我背后看了一眼：“没人，快！”我俩拉起瘫软的警察，把他拖进了病房。
病房里很安静，床上躺着一个高大的男青年，头上和胸前裹了很多纱布。赵缦过去看了一眼，对我说：“你确认一下？“
我走到床边，男青年正在昏睡中。过着纱布，我也能确认这就是黑我们一起来墨西哥城的另一对特工中的哈瑞。他在中国城被露西娅和侯赛他们四支枪齐射，头部和胸部重伤。
我点点头，从手臂上的纱布中拿出红色的小注射器，心中默念了一句：“是你们先要杀我们的。“ 然后把注射器插在了他的脖子上按了一下。
在我做这件事的时候，赵缦已经开始脱警察的衣服。我过去帮忙，两个人合作把警察的制服脱下来，给我换上，再把警察的武器背好。
警察的个子比我矮一些，衣服和裤子都有点短。他的鞋也太小，我只能穿自己的。我四周看了一下，门边的地板上放着一个布袋，里面大概是警察带的午饭。我把布袋拿起来抱在肚子前面，希望不要显得上衣太短。坐到椅子上，身体往下出溜一点，装成正在搂着午饭盒打盹儿的样子。安好消音器的PPK压在布袋下面，赵缦也抽出手枪上好膛，躲进病房里的卫生间。
据吴先生给我们的情报，女特工莎莉右臂负伤，每天上午接受理疗，中午吃过饭以后来病房陪伴她的搭档。男特工哈瑞目前还不能自主进食，所以短时间内不会有人打搅我们。
我瘫坐在病房门口的椅子上，闭着眼睛仿佛在睡觉，但脑袋里却像开了锅一样来回翻腾。
答应和吴先生合作以后，我马上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他帮助我们除掉和我们一起来到墨西哥的哈瑞和莎莉。我很忌惮他们的杀伤力，尤其是在露西娅还远远没有恢复健康的状况下。
吴先生说道：“这件事我们不能插手。我们有严格的纪律，不允许我们用组织的力量来解决个人恩怨。“
我一时语塞，在中国长大，我知道这些人提到纪律这两个字的时候有多么严肃。
吴先生继续说：“既然我们不能插手，我只好帮你找别人来帮忙。好在CIA在墨西哥得罪的人不少，应该不难找到愿意帮忙的，只要不让他们亲自动手就可以了。“
在哈瑞和莎莉治伤的医院，由新时代贩毒集团出面找到了一名保安和一名护士，将他们的家人抓了起来，然后由他们负责给我和赵缦安排进出医院的路径和点滴瓶，护士服，病人装等等。
我不知道吴先生是怎么和新时代集团联系上的，我只知道暗杀蒙佐市长的人中有新时代的人。我对在新时代和CIA之间制造一些矛盾是毫无意见的，只是要求吴先生不要给那个保安和护士造成伤害。吴先生说你尽管放心，他们和新时代合作以后，当地没人敢惹他们，CIA更懒得找这样的小人物的麻烦。
“而且，“吴先生意味深长地说：”CIA也许会高兴你替他们除去了一个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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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警察的帽子挡在脸上，在病房门口的椅子上装睡了大约二十分钟，慢慢的真的有些困意了。
这时，我隐约听到好像有人走过来，脚步声越来近了。我稍微动了动身体，吧嗒了几下嘴，轻轻地发出一点鼾声。
脚步声节奏很均匀，但是走到离我大约7，8米的距离时，忽然停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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