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尔兰都柏林，Guinness 啤酒厂的隔壁是St James’s Church。St James’s Church斜对面还有一家教堂，也叫St James’s Church。
这种酒厂跟教堂携手并肩的现象很都柏林，很爱尔兰。
首先，英语里，酒和宗教都叫spirit。
Spirit 本质上不是为了解决温饱的东西。宗教的 spirit让人脱离肉身、时间、恐惧，去感受终极意义；酒的 spirit让人脱离理性、责任、边界，去享受另一种真实；一个向上，一个向内，但都把人超越日常。
都柏林的酒厂都有酒吧。都柏林人可以早上去教堂，下午去酒吧；可以通宵达旦痛饮，第二天早上再回教堂……所以教堂跟酒厂不能相距太远——离得远，等不及，走不动。
都柏林人不但嗜酒，对宗教一样狂热，这点从一个街区就有两家St James’s Church可以论证。
Guinness 酒厂所在的 St James’s Gate 区，历史上属于 St James’s Parish教区。这个教区同时出现两家同名教堂，是宗教派系斗争的表现和标志。
1517 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在欧洲爆发。十几年后，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想跟第一任妻子凯瑟琳离婚，但罗马教皇拒绝批准，亨利八世一怒之下，在1534 年通过 《至尊法案》，宣称国王为英格兰教会最高领袖，把英格兰教会从罗马教廷中切割出来，成立Church of England。英格兰国教虽然保留了部分天主教礼仪，但政治上归国王掌控。
当时，爱尔兰主要是天主教徒社会，罗马教会在爱尔兰长期占主导地位。英格兰国王自 16 世纪中叶开始，把爱尔兰也视为自己宗教与政治统治的一部分，成立Church of Ireland，相当于英格兰国教在爱尔兰的分支，所有教堂建筑、土地和官方教区控制权归爱尔兰国教。在这种新教控制下，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在法律、土地和公共职务上备受歧视，包括不能担任议会或政府官职。
除了阴冷、多雨、风大、日照少等气候与地理原因外，爱尔兰新教数百年的欺压也是爱尔兰天主教徒嗜酒的一个重要原因。爱尔兰天主教徒们一边喝酒，一边为平等权利而斗争，终于在1829 年迎来《天主教解放法案》，天主教徒可以合法持有公职和政治职位，可以在城市和乡村公开建造教堂。
1759 年，Guinness的创始人Arthur Guinness 在 St James’s Gate 签下了一份 9,000 年的租约，租金一年 £45，并开始酿造啤酒。1842开始，天主教徒在Guinness酒厂隔壁兴建 St James’s Church。十几年后，爱尔兰国教不甘示弱，在天主教的St James Church斜对面，兴建新教教堂。既然是打擂台，爱尔兰国教把他们的新教堂同样命名为St James Church，并且采用哥特式风格，以高耸的尖顶、拱形窗户和飞扶壁，彰显其历史悠久、合法权威的形象。可怜这家新教教堂，虽然看起来力拔山兮气盖世，但时不利兮骓不逝，1960年代退圣，教堂先后沦落为商店、展厅等；2013 年，Pearse Lyons 将其买下并改造成 Pearse Lyons Whiskey Distillery & Visitor Centre，回归spirit正宗。Guinness隔壁的罗马天主教的 St James’ Catholic Church目前仍正在正常使用。
讲了半天，展示一张直观图吧：
第一张图片是我从地图截图里的Gravity Bar里拍的。
其次，酒吧在都柏林到处都是，饭店也卖酒。酒吧有乐队表演，进入酒吧的游客不买酒不喝酒，就不好意思看表演。我们抛开走马观花的游客，只讲爱尔兰人。
要想知道爱尔兰人为什么爱喝酒，除了了解爱尔兰一整套历史、气候、宗教、社交结构和自嘲传统叠加的结果之外，还要懂得一点儿“液体心理学”。
恶劣的环境不一定直接导致酗酒，但会放大两件事：情绪内耗和身体对温暖感和放松感的需求。爱尔兰冬天长，天黑早，家里私人空间狭小，酒吧就成了交换消息、讲故事、唱歌、辩论的地方，门票就是买酒。酒吧不是扎堆儿的目的，酒不是扎堆儿的借口和道具。湿冷需要抵御，孤独需要排解，太多的创伤需要麻醉……所以，在爱尔兰，pub = 客厅 + 议会 + 心理咨询室 + 所有你能想到的放飞自我的地方，你根本不需要解释自己为什么出现在那里，也不会有无聊的人问。这里，酒的功能是暂停思考，延迟绝望，让悲伤变得可以被讲成故事，让爱尔兰式酒后文化伴随叙述、幽默、音乐、舞蹈等一切的艺术，让爱尔兰一个小小的国家出现James Joyce、Samuel Beckett、Oscar Wilde这样的文学巨匠。
酒厂毗邻教堂，教堂变酒厂，应该不是城市规划的目的或失误，但反映出爱尔兰人对spirit生活的分类管理。酒和宗教都是人性的润滑剂，所以爱尔兰人从来不介意你说他们酗酒。你对一个普通的爱尔兰人说：“别喝太多了。”他们会回答你：“Well… I’m Irish.” 爱尔兰人不是把“喝多了”当成荣耀，而是把它当成一个可以被讲成笑话的人性事实，把尴尬变成幽默——本来喝多了后的失态、失败、失控等，靠一句“我是爱尔兰人”，就变成了可理解、有传统、甚至有点浪漫的必然性。这不是自豪，是自嘲式缓冲，也不违背天主教文化“先认罪，再宽恕”的传统。这大概就是为什么James Joyce会说“Ireland sober is Ireland stiff.” Oscar Wilde调侃“There can be nothing more frequent than an occasional drink.”
Beckett不像Joyce或Wilde那样直白地讲关于酒的笑话，但作为存在主义和荒诞派大师，他对人类荒诞本质的自嘲更黑色：“Nothing is funnier than unhappiness.”
是啊，生活本身已经够荒诞和无解了，不喝多，哪儿来的快活？
其三，第四……最后，last but not least，等我喝多了吧。
Happy New Ye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