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茨冈 | 论聪明

来源: 路边野花不採白不採于 2024-07-01 09:03:55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859457 bytes)

Original 盘丝洞洞见自由的茨冈

论聪明

昨天有位男网友跟我争论男人聪明还是女人聪明，我自然说女人聪明了。他不服气，要求我举例说明，于是我说——

那年，老舍扔下美国的安生日子回到祖国；

那年，萧乾扔掉剑桥大学的聘书回到祖国；

那年，穆旦辞去美国的安逸工作回到祖国；

那年，小女子张爱玲拎着皮箱悄悄跨过了罗湖桥。

网友一时语塞，我哈哈大笑。其实，愚钝与聪慧是不分性别的。只是，男人和女人的视角不一样。

男人大气，特别是中国男人，受两千年儒家思想的熏陶，颇识大体，颇有格局，懂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懂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懂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小女子基本不懂这些节操大义，她们关心的是个人生活的好坏，个性的张扬与自由以及舒适惬意的生活环境。

当然，也有个别女子不一样。如秋瑾，能写下“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这般豪壮的诗句，如易安，能在老公嘱咐一旦遭遇民族敌人先扔古玩再扔书册最后投河的逃难顺序，然后沿着黄河去会合朝廷的干部队伍时，望着夫君的背影，轻蔑又悲怆的吟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

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老舍、萧乾、穆旦以及接踵而来的归国大潮，都是被一个崭新的祖国所吸引，迫不及待地前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但张爱玲却是从另外的视角观察此番的鼎革。

张爱玲很喜欢穿衣打扮，她曾誓言有三，一是要比林语堂出名，二是要穿遍最别致的衣服，三是要在上海有套房。

究竟有没有比林语堂出名，其实是不好比的。我个人以为她达到了，也许是我的偏爱。在上海有套房的目标完全没有实现，那是因为她离开了上海并决定永远不再回来。

张爱玲的视角是衣服。

我一直很佩服她的眼光，她能从别人毫不在意的事情上看到大变化的端倪，所谓微风始于青萍之末，例如她出走的原因。

大军包围上海，她不走。

大军占领上海，她仍然不走。

然而，一件在我们看来小的不能再小的破事，她却看得比天还大，以至于匆匆离开与她血脉相连的上海。

1950年，张爱玲受邀参加上海文学艺术界的一个会议。在会场里她忽然一惊：所有女代表都是一身列宁装，唯独自己穿了一件旗袍。她明白了，她已经与新社会格格不入。

散会回家，她立刻收拾行装，然后以读书为借口跨过罗湖桥。后来她即便在香港也心存忐忑，便直接飞越了太平洋。

她走得很匆忙，连手稿都没敢带。为了避免连累在上海唯一的亲戚姑姑，她们相约以后断绝往来，不打电话，也不通信。姑姑把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她保存，二人就此诀别。

1952年7月，她乘火车到深圳出境。

没法不佩服她的第六感——她刚刚离开，这里便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电影《武训传》，然后不歇气儿的批胡风、反右派、社教、四清，一直闹到史无前例。

想想看，一个资产阶级女作家，还有一段嫁给汉奸胡兰成的历史，假如没走，应该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再看那几位须眉男子，曾经是座上客的老舍委实风光了几年。1963年，已经有了去北戴河避暑待遇的老舍亦东临碣石观沧海，不禁诗兴大发，一口气写了四首绝句——

赠李焕之：

碧海为琴浪做弦，

水仙吹笛老龙眠。

滩头自有知音客，

谱出风云交响片。

赠李可染：

牧童牛背柳风斜，

短笛吹红几树花。

白石山翁好弟子，

善从诗境画农家。

赠曹禺：

推窗默对秦皇岛，

碧海青天白浪花。

潮来潮去人不老，

昂头阔步做诗家。

赠阳瀚笙：

革命风雷鬼神惊，

旗红如火大刀横。

穷人自有英雄胆，

塌下青天双手擎。

两年后，1965年，人民艺术家老舍豪情依旧，他在春节写下了这首五律：

六亿五千万，风流一代人。

更生凭自力，同志以相亲。

酒热诗歌壮，梅红天地新。

冲寒花倍好，奋发共迎春。

第二年的8月24日是他的忌日。

再看查良铮，我孩提时代的书包里总有两本书，那便是查良铮译的《普希金抒情诗集》，分上下两册。至今好多诗都依然能够背诵，如《墓志铭》：

在这里埋葬着普希金，

懒惰和爱情消磨了一生。

虽然没有做过什么好事，

但确确实实是个好人。

当然，他还译了普希金的《青铜骑士》，拜伦的《唐璜》，雪莱的《云雀》……我都极其喜欢。

后来我才断断续续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曾是西南联大外语系的高材生，1941年12月，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公路协定》，中国组成了远征军赴缅甸对日作战。为了跟英国人沟通方便，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兼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下令征召英语人才入伍。于是，已经做了英语教师的查良铮投笔从戎加入远征军。杜聿明将军惜才，先把他留在身边，后来又派他在参谋长罗又伦将军麾下任少校翻译。

与日寇激战两个多月后，远征军终于不支，开始全面撤退。与杜聿明分别前，杜聿明拿出两片药，对查良铮说：“这是两片治拉痢疾的药，我留一片，给你一片。”查良铮怀揣这片药，在连绵的暴雨中走过了瘴疠之地野人山。

8月，查良铮随部队进入印度，所部改称中国驻印军。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发起缅北作战，击溃日寇后回到国内。

1949年，查良铮赴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留学。

1950年，查良铮在美国与西南联大的同学——物理系的杨振宁，物理系的李政道，外语系的巫宁坤等组成了一个“中国问题研究小组”，查良铮和巫宁坤主张立刻回国，杨振宁和李政道则主张再看看。

1953年初，查良铮决定不再看了，他刚刚从芝加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便偕妻子一道回国。

夫妇二人同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外文系执教。

这期间，他们去上海拜访了巴金夫妇——查良铮与肖珊是西南联大外语系的校友。当肖珊知道查良铮不仅精通英语，而且掌握了俄语后，立刻建议他翻译普希金的诗歌。

查良铮接受了建议，随即迎来了译著的丰收。1954年，他翻译出版了普希金的长诗《波尔塔瓦》、《青铜骑士》、《高加索的俘虏》以及普希金的诗体小说《欧根.奥涅金》和《普希金抒情诗集》。

然而他飘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他相继放出了一首《葬歌》和一首《九十九家争鸣记》。

他在《葬歌》里这样说——

“希望”是不是骗我？

我怎能把一切抛下？

要是把“我”也失掉了，

哪儿去找温暖的家？

他在《九十九家争鸣记》里说——

百家争鸣固然很好，

九十九家难道不行？

我这一家虽然也有话说，

现在可患着虚心的病。

我们的会议室济济一堂，

恰好是一百零一个人。

为什么偏偏多了一个？

他呀，是主席，单等做结论。

因此，我就有点心虚，

盘算好了要见机行事。

首先是小赵发了言，

句句都表示毫无见识，

但主席却给了一番奖励。

钱、孙两人接着讲话，

我知道那内容是半真半假。

老李去年做过检讨，

这次他又开起大炮。

虽然火气没有以前旺盛，

可是句句都不满领导。

“怎么。这岂非人身攻击？

争鸣是为了学术问题！

应该好好研究文件，

最好不要有宗派情绪！”

周同志一向发言正确，

一向得到领导的支持。

因此他这一说开呀，

看，有谁敢说半个不字？

问题转到了原则性上，

最恼人的有三个名词。

这样一来，空气热闹了，

发言的足有五十位同志。

其中一位绰号“应声虫”，

还有一位是“假前进”，

他们两人展开了舌战，

真是一刀一枪，难解难分。

有谁不幸提到一个事实，

和权威意见显然不同。

没发言的赶紧抓住机会，

在这一点上“左”了一通：

“这一点是人所共知！

某同志立场很有问题。”

就这样我捱到了散会时间，

我一直都没有发言。

主席非要我说两句话，

我就站起来讲了三点：

第一，今天的会我很兴奋，

第二，争鸣争得相当成功，

第三，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

大家更可以开诚布公……

这两篇大毒草当然要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然后顺蔓摸瓜，根据他在国民党远征军担任过先少校衔后中校衔翻译的历史问题，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大好生涯就此断送。

在20余年打扫澡堂和厕所的本职工作间隙，他偷偷摸摸地修订了自己《欧根.奥涅金》的译稿，并在1977年2月郑重地交给小女儿查平，他对查平说：“你最小，希望你能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

此话说过不久，59岁的查良铮死于心脏病。

跟上面这两位相比，萧乾简直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的典型。

萧乾是蒙古族，他1930年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1933年开始在《大公报》上发表小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天津、上海和香港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任主编。

1942年，萧乾先成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系的研究生，然后任《大公报》驻英国特派员兼战地记者。1944年到1946年，他随英军渡过英吉利海峡，随美军挺近莱茵河，并成为第一批进入柏林采访的记者。然后，他直接见证了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如采访联合国成立大会，采访波斯坦会议，在记者席上目睹纽伦堡战犯审判。

1948年10月，萧乾移居香港。

第二年三月，剑桥大学邀请萧乾来剑桥教授现代中国文学，剑桥大学中文系主任何伦力劝萧乾赴英。

经过慎重考虑，萧乾选择北上报效祖国。

回到祖国后他委实有些春风得意，先后担任了英文《人民中国》的副主编和《译文》的编委兼编辑部副主任，担负起向海外宣传中国巨变的神圣任务。而且，他还在1951年亲赴湖南岳阳参加土改，并写下了长篇通讯《在土地改革中学习》。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得到了教员的热烈赞扬，他当即写信给胡乔木，称赞“写得很好，请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于是，他在土改中写的糸列文章合辑为报告文学集《土地回老家》，先是连载于英文版《人民中国》，然后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

然而，他成了右派。

起因也是两篇文章。1957年5月20日，他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人民”的出版社为什么会成了衙门？》，6月1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

在后一篇里，他写了这样一段话：“在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

其实萧乾对国内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也是懵懵的，他是自始至终见证了经历了各种运动的人，胡风的万言书一开头就批朱光潜，说他是“为蒋介石法西斯服务”，也不晓得哪儿对哪儿？然后是巴人批聂绀弩，然后是巴金批萧乾，他愈发懵懵的了。好吧，他批沈从文。然后是老舍批吴祖光，吴祖光批丛维熙，钱学森批钱伟长，史良批章罗，吴晗逮谁批谁。一直到了史无前例横扫一切，连专职批判人的周扬也被扫进秦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呵呵。

萧乾的妻子叫文洁若，一位坚强的女性。但她的母亲也就是萧乾的岳母却不大坚强——她看到女儿被造反派用铜头皮带殴打后绝望自缢。萧乾也并不坚强，岳母的行动启发了他，他就着半瓶白酒吞服了大量安眠药。

他没有成功。

在医院的病床上，文洁若伏在他耳边轻轻说了一句英文，翻译过来就是：我们要比他们活得长！

坚强的文洁若。

在苦难的岁月中，萧乾看到了许多人的妻子离开了蒙难的丈夫，这是他最害怕的事。文洁若告诉他：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他们终于熬过了看似无尽的严冬，迎来了生命中的春天。在莺飞草长的暖春，文洁若曾问萧乾：当初你可以留在剑桥，也可以留在香港，为什么非要回来？

萧乾显然比张爱玲这样的小女子有胸襟，他说：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承受中国人的命运。

高风亮节高风亮节，人怕比，一比就把张爱玲比没了。

也不只是女人视角独特，有些大男人的视角也极其独特，连张爱玲这样具有异常第六感的女子也望尘莫及自愧不如。而且，人家的真知灼见是由几千年的史书堆积而成的，非神秘兮兮的第六感可比。

例如钱穆先生。

江南钱姓怕是中国最牛X的一个姓氏了。自打吴王钱缪开始，钱氏家族就在江南兴盛起来。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但钱氏家族把他的观点击得粉碎。钱家后人既有做官的也有经商的，都非常成功。但是，最多的还是读书的。特别是近代，钱玄同、钱基博、钱基成、钱伟长、钱学森、钱三强、钱永健、钱钟书、钱穆……艾玛真数不过来，简直就是群星璀璨。

但是，虽然一个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真正能读懂文章的，就一个钱穆。

钱穆有一本回忆录叫《师友杂忆》，里面漫不经心地记录了一件小事——1949年4月23日，大军渡江。两天后，4月25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这时候，何去何从的问题就实实在在的落在了江南知识分子的头上。钱穆说：“徐州即沦陷，时值春假，适广州有一华侨大学来函相招，余遂决意暂避。时中共广播称荣德生为民族资本家，嘱勿离去。荣氏集团中人，亦劝余留校，可随队同迁。又族叔孙卿乃子泉孪生弟，亦屡劝余勿离去。言下若于共军渡江有深望。余告孙卿，吾叔日常好谈论古文辞，不知共军先后文告，亦有丝毫开国气象否？孙卿无以应，然力劝余如故。余既受多方挽留，临去只言春假旅行，学校寝室中床铺书籍安放如故。”

这人不但有城府，而且心思缜密。

文里说的孙卿就是钱基厚，钱钟书他爹钱基博的孪生哥哥。有网友说不对呀，网上有不少人说过这件事，都说来做说客的是钱基成。

我笑说：网络就是以讹传讹的地方，中国没有认真的人。钱基成大约在1920年就死了，1949年他如果来游说钱穆，肯定要把钱穆吓尿了。

当时钱穆问钱基厚——你读过中共的文告没有？钱基厚说读了，钱穆又问：君治古文辞，你看那篇文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

钱基厚默然。

人怕比。那篇文告以及钱穆所说“先后文告”我都仔细看过，不但没有看出什么包容不包容的端倪，反而一直都觉得写的蛮好。

特别是1949年4月25日那篇《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秋毫无犯。

我读不出钱穆的感觉。

1949年4月底，钱穆南下广州，在华侨大学任教。10月，随学校迁往香港。就是这短短的几个月里，钱穆没少出去劝人，可惜都是看不懂的，他毫无成效。

钱穆在《师友杂忆》里谈到到广州后去看陈寅恪的情形：“又一日，余特去岭南大学访陈寅恪，询其此下之行止。适是日寅恪因事赴城，未获晤面，仅与其夫人小谈即别。后闻其夫人意欲避去台北，寅恪欲留粤，言辞争执，其夫人即一人独自去香港。幸有友人遇之九龙车站，坚邀其返。余闻此，乃知寅恪决意不离大陆，百忙中未再往访，遂与寅恪失此一面之缘。今闻寅恪因红卫兵之扰，竟作古人。每一念及，怅恨无已。”

《师友杂忆》里也记载了钱穆去看望熊十力的情况：“又一日，与君毅同去广州乡间访熊十力，君毅乃十力之入室弟子也。十力只身寓其一学生家。余两人留一宿。十力亦无意离大陆，后去北平，闻其卒于沪上。”

这个钱穆写人物命运很轻很简，熊十力多牛逼的人啊，史无前例时疯了，穿个破棉袄，腰间系条破草绳，到处念叨他是熊十力。可钱穆仅淡淡的说“十力亦无意离大陆，后去北平，闻其卒于沪上。”

钱穆在广州的短短时间还邀请梁漱溟和杨树达跟他一起去香港，都被拒绝了。梁漱溟的故事人人都知道，他和熊十力陈寅恪都没有杨树达幸运，杨树达是最幸运的人，因为他在反右前一年就死了。

毫无疑问，回来的和留下的都是爱国者，余英时先生有一首绝句很应景——右袒香肩梦未成，负心此夕泪纵横。世间多少痴儿女，枉托深情误一生。

是啊，历史只是走了小小一段弯路，但分配给每个具体的人就是整整一生。

孩提时代读近代史现代史很关心书中人物的生卒年，看到他们历经坎坷活到了崭新的历史阶段，心里就替他们开心。但后来就变了，还是看生卒年，但看到他们活的很久便替他们揪心。

前几天看到一个说法，讲张爱玲及时走了，林徽因及时死了，钱钟书及时沉默了。

心里有些苦涩。

其实，张爱玲流落美国也未见得有多少愉快，她的日子经常窘迫，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委身一个65岁的美国老头，还有了孩子，并且又打掉了孩子。

1995年的中秋节，她被发现死在出租屋内，而死亡时间竟在一周前。

不像老舍，第二天就给捞出来了。

俱往矣，我承认张爱玲的第六感厉害，我也佩服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气象的钱穆，但我觉得靠此能力生存于世是悲哀的，是荒唐的。

我希望人世能简单而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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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一篇好文章！不理解一些留言为何会纠结于末尾的一句“希望”？须知那“希望”本不是文章的主旨，如同希望之上的8小段文字一样，它们只是作为文章必须的结语而对文章的主旨尽其在情绪上强化的使命而已！至于出世之论，更与本文主旨相去甚远。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篇讨论人的活法的文章，而是那段从历史的长河中一路走来却又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时代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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