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住了十五年，所有的感慨可以浓缩为这句诗——十年一觉美国梦。 这十五年，让我的观念都重新洗牌了。
后来有人说我的作品里的是非观很成问题，我承认现在的我是一个是非很模糊的人，这大概跟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文学写作的经历有关。
我刚去美国的时候在餐馆打工，碰到一个黑女人，芝加哥的黑女人总是气很大，一天到晚不知道她们为什么那么angry，一进来就骂中国人都是F打头的字，回到班上又累又气，就跟同学抱怨今天碰到一个黑人。
我的一个犹太的同学说，你为什么一说起来就讲到黑人呢?你可以说他是个男的，或者是女的，或者说年轻的、年老的，你却首先提出来她是个黑人，你的潜意识里就是对黑人瞧不起的。
我说绝对没有，你们白人和黑人的种种血债我们都不参与的，我们是中国人啊，过去你们倒卖黑奴什么的跟我们都没关系的，我为什么要歧视黑奴呢?
他们就说，其实你们亚洲人对黑人的看法比白人对黑人的看法还要糟糕。后来我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么回事。
还有一次我和同学聊天，说到中国人在美国肯定不会去做乞丐，因为他们很要面子很在乎尊严。我的同学就跟我争了起来，他们说乞丐和尊严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东西，乞丐是他们的职业，他乞讨得好说明他能干。
传统的东西开始被质疑，千百年来从古到今定下来的一些规则、人的一些面目和地位，在我的这些同学和知识分子朋友当中被颠覆了。
这些对我来说是从新的角度看生活。我很喜欢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叛逆的，是一个对什么东西都不容易不假思索地去接受的群体。
美国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都左倾，如果你代表保守势力，人们会觉得你不配做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很强，是代表社会良知的右倾派，而美国知识分子更注重个人，他们不把国家、民族使命放在第一位，他们在乎的是怎样对个人的关怀。
这个个人是抽象的，是那些边缘的、弱势群体的立场。
丘吉尔说过，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是革命党人就没有心肝，年老的时候不是保守党人就没有脑子。
有时候我也想回到十五年前的思想去写作，但肯定回不去了。我的是非观被洗得乱七八糟。我没有道德裁判，我的仲裁不会落下来。所以我的作品里从来不会告诉读者有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很多东西我留给读者去想。在我的小说中见不到绝对的反面人物，这些只有在好莱坞的电影中才有，这是它低级的地方。
我一直说要审丑，有力量的审美有时是痛楚的，但这才能达到最大的审美快感。譬如缠小脚，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丑陋的东西，我不觉得，它是一个文化中有特征的东西。像流行歌曲那样甜美的，一般意义上的美我也能给你，但那不是我喜欢和追求的。
虽然我的脑子在美国被大洗牌，但我对美国是有一定程度幻灭的。事实上它不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你可以讲，但没有人听，没有人给你发表。比如有钱人都是保守党人，他们控制了媒体。其实反战言论到处都有，但他们不可能发表。美国有很多虚伪的地方，所以我说美国的政治让我恶心透了，这个时候那些知识分子就会给我鼓掌。
有人说在我的作品中看到奴性、佛性。我欣赏的女性是包容的，以柔克刚的，不跟男人一般见识的。扶桑是跪着的，但她原谅了所有站着的男人，这是一种极其豁达而宽大的母性。
如果女人认为男人给她的苦也是苦的话，那她最苦的是她自己。不要把自己作为第二性，女人是无限体，只要不被打碎打烂，她一直可以接受。我有一定的女权主义，只是藏得比较深，比较狡猾。我不喜欢美国的女权主义，动不动就去烧胸罩，自己不讨好，还让男人对她们很警觉。
女人贤惠起来是很性感的，波伏娃的“第二性”的确给了我们很大误导。
在写《天浴》之时，我还有控诉的情绪，但现在拉开了距离，觉得一个人写童年，再苦也不是苦，都是亲的。所以到“穗子”系列虽然都是悲剧，但全是嘻嘻哈哈讲的，那是更高的境界。
我的小说基本靠想像力，我很庆幸我的想象力很丰富，小说家应该有举一反“百”的能力。但是作家可以虚构，细节却一定要真实。好的作家，一开始是他创造人物，一段时间之后人物就会有了自己的生命、逻辑和行为，就是人物创造他了。
有个阶段我基本是靠获奖来谋生的，最后将台湾的文学奖得了个遍。因为获奖，整个出版、发行、电影等配套就很顺利了。李安在我的《少女小渔》获奖后，立刻就买下了版权。陈冲导演的《天浴》，《时代》杂志称赞是一部非常精美的电影。继而我的英文写作也打开了局面。我是很喜欢看电影的，只要一看电影就高兴得不得了，只是遗憾的是拍成电影的并不是我最好的作品。
现在我正在尝试用英文写作。两种语言最能区别的是幽默，那是不可翻译的。一个作家能否在两种幽默间游刃有余，是很考验人的。英文写作时的我是勇猛的、鲁莽的、直白的，中文背后的我是曲折、含蓄、丰富、复杂和老奸巨猾的。这是我的双重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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