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反反复复的朝代更迭，多数都是一个朝代末年苛捐杂税民不聊生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表面上历史学家都分析是几大原因，吏治腐败，苛捐杂税沉重人民难以负担，土地大量兼并导致农民流离失所，形成大量游民，等等。但是实际上历史上各个朝代末年也都是这一朝代国民人口总数经过长期和平年代达到人口最高峰的时刻。在众多导致一个王朝衰败灭亡的因素里，吏治腐败，土地兼并，赋税沉重，和人口过剩，这几个因素里哪一个绝对会导致国家动荡？
先说说吏治腐败，很显然一个王朝的吏治不是到了最后一刻忽然腐败的。当然比较起开国时期的吏治，晚期肯定会更差一些。但是明初朱元璋就经常活剥贪官的人皮以儆效尤。可是贪污者前赴后继，骆驿不绝。说明大明朝自开朝第一天起就存在吏治腐败问题。而明末被认为有巨额贪腐的大太监魏忠贤，其实抄查所获赃款相比清朝中叶的和珅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而和珅大肆贪污的时期还是清朝的康乾盛世时期。
土地兼并，被认为让农民失去田地，流离失所。这些并不假。加上第一条里的吏治腐败，一些地主官吏豪门使用权力完成土地兼并，让一些小农从自耕农变成雇农。这是事实存在的现象，但是绝不是土地兼并过程的普遍现象。更多情况是小的自耕农由于家庭经济状况变差，最终不得不变卖田产。而有钱买地的当然是地主。地主通过买地进一步变富有，再去买更多的田产，进入家庭经济的良性循环。自耕农经济破产促进加剧了土地兼并。而导致自耕农破产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的赋税，一方面是家庭人口的增殖。比如清初的一家两口，如果生六个儿子（不要质疑，这是俺根据家谱得来的实际数据），那么等老爷子归西那天，60亩的田产就可能变成6个每户10亩的农家。而这六家再继续繁衍后代，田产继续摊薄，就会有家里薄田一亩难以养家糊口的情况了。所以就算一个朝代吏治清明，轻徭役少赋税，光是人口增殖到最后农民也会破产，土地还是会兼并。被兼并的土地还需要有人耕种，并非荒芜下去。只不过从地主方面讲会尽量使用最少的雇农来完成生产，土地兼并的实质就是让过度增殖的人口失业。
赋税其实刚才已经讲了，会推波助澜。但是就算没有赋税负担，随着人口增殖，在类似古代中国这种自给自足的闭环经济体系里，必然会出现人均财富越来越少的情况。等到穷到一定程度，社会游民大幅增加，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积累到一个阈值，好了，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就要出来了。特别要说的是雍正，这个至今被历史学家定义为暴君的皇帝，其实在执政期间反而提出了非常英明的新税务制度，摊丁入亩。说白了就是收税不以人头税为基础，而是转向所得税。这样收入多的多缴税，收入少的少缴税。所以明末两亿人口国家就开始动乱，农民起义不断。而清朝末年人口达到了四亿才开始出现大规模农民起义，还是因为大清被世界列强敲诈的太狠了。
中国人口，在中共建政的时候说是四个亿。而到了文革开始已经达到六个亿。而当时的中国受到西方经济封锁制裁，社会主义阵营又都是一群穷光蛋没法做生意。在当时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口，尤其是即将出现的大量城市无业人口，逐渐显山露水的形成一个明显问题。当时老毛做的一个决定就是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改造，在大有可为的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其实说白了就是把这些未来的城市盲流无产者都赶到农村去，在城里除了滋事和使社会更加不安定，无事可做。下放到农村，虽然吃喝了农民的，至少也还帮把手，不算完全吃闲饭。当然，这也只是权宜之计。就这么一直不停的下放农村，农民们自己也要生活生育，早晚也有遭不住的时候。所以老毛晚期也开始采纳马寅初的计划生育建议。大胆假设一下，如果中国沿着毛路线一直不变，而且还可着劲儿生，可能我们这一代就会亲眼目睹现代的陈胜吴广了。
老邓可以说是一个中兴之主。在他的大力倡导改造下，中国现在号称世界工厂。有了工厂就需要工人。而世界级的工厂则需要大量的工人。老邓不但召回了以前下放农村的知青，更加吸收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成为农民工。这些后来都是中国产业工人的基础。老邓打开了中国的闭环经济，也避免了上面说的那种因为人口过剩导致的恶性循环。现在这些被很多专家津津乐道为人口红利。而且说中国要是没这些人口就没这些好事儿。这是典型的马后炮。如果当年不开放，这些人口对国家就不是红利，而是噩梦。
现在印度终于要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了，这印度人有啥值得庆幸的？中国十四亿人口至今还是个绝对的压力。更何况当年的红利人口，那些青壮年现在都变成退休人口了。未富先老，人口过剩什么时候让我们好过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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