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车上度过了三天两夜，我们这帮“新兵蛋子”在以盛产葡萄而闻名全国的吐鲁番县城下了车。至今还记得那奇特的感觉，走路晃晃悠悠，眼前景物在转，仿佛还在火车上。大家嘻嘻哈哈，互相搀扶着，换乘几辆敞篷车。在戈壁滩行驶了约一个小时，钻进了一个大山沟，人称阿拉沟。公路就悬在山腰上。进山半小时，到了目的地，好多人早已等在那里，挥舞着彩绸大红花，锣鼓喧天地欢迎我们。那是相当地激动！第二天，便开始了我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为时三个月的新兵训练。
大山里并不象预想的那么荒凉，更不象短训时指导员说的“天上不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可能是平原上长大的我对大山有种好奇，有种新鲜感吧。山沟东西走向，南北是连绵起伏的高高低低的山梁（遗憾的是山上没有树），中间一条清清的小河四季流淌。路段狭窄的地方，公路从悬崖下穿过，河水奔流湍急。新兵连座落在一个比较开阔的地带，河面也相对变宽，河水叮叮咚咚在大小石块中流过，轻快得象首歌。
每天清晨，“哒哒滴哒，滴滴哒哒”，柔和而响亮的军号把我们从梦中唤醒，匆忙中抓起脸盆牙具，冲到小河边，大胆的女孩儿常沿着石头跳到河中间洗漱，每天都有不小心失足落水者在一片哄笑声中落荒而逃。阳春三月冰凉的雪山融水带给人的是神清气爽，胜过任何护肤霜。
开始时每天顶着寒风操练立正、稍息、走正步，接下来练刺杀、练投弹射击、练翻越障碍、匍匐前进，真是摸爬滚打，人人练脱一层皮。我从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里来，这些不比干农活更累，不怕。那些城市兵哪能受得了，夜里趴在被窝里偷偷用泪水洗枕头。
最有趣的是走正步。走队列你还可以滥竽充数，单兵教练时就露马脚了。总有些人一顺拐，抬左胳膊迈左腿，抬右胳膊迈右腿，不知是精神紧张还是天生肢体协调能力差，象生了锈的机器人。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排长一回头，又都马上收敛笑容站整齐。
最难忘的是紧急集合。夜深人静，战士们睡得正香甜，突然一声急促嘹亮的紧急集合号划破夜空，惊醒美梦。也不知敌情是真是假，在黑暗中摸索着，在万分紧张中屏声敛气，穿衣穿鞋打背包，列队出发。
三月的南疆，白天尚捂着棉衣棉裤大头鞋，更深夜半更觉寒风透心凉。懵懵懂懂跟着大队在山野急行军，转悠半个时辰返回，在前廊上站一排，开灯后再看，那才叫鬼子进了照相馆，出尽洋相。有的老乡跑丢了军帽披头散发；有的老乡系错了衣扣长短不齐；有的军裤前后穿反。上铺的同胞慌乱中穿走了下铺的鞋，下铺的只好一只大头鞋、一只解放鞋；还有的跑散了背包抱在胸前。逐一检查过，个个挨了训，只有副班长小张还算“完美”，排长让她出列给大家作榜样，谁知刚迈出一步，棉袄后襟下露出冰山一角，有人上前轻轻一拽，竟拽出一件衬衣。几十人笑得人仰马翻。
最怵的是投手榴弹，因为臂力有限，把胳膊都甩肿了还是投不远。训练我们的是个男兵（忘了他是何方神圣），最后有些绝望的看着我们这群不可救药的姐妹，终于网开一面：“好了好了，把手榴弹投出危险范围，不炸死你们自己就行了。”
进入五月，天气渐暖，野外训练不那么苦了，但接踵而来的是“小咬”。对这些远方来的客人毫不客气，没头没脸地咬，猝不及防。不象我们中原的蚊子有风度，叮你前打个招呼唱首歌。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小咬。在小咬的关照下，趴在地上练射击，那滋味可想而知。
而我的难题是不会闭左眼。因为咱这人对待生活认真惯了，从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开始用胶布贴上，排长说不行，你要克服困难，加强练习。于是，白天练、晚上练，吃饭、走路、看电影都在练。与人走个对面，还以为我扮鬼脸儿。直练到神经兮兮的，才勉强过关。
终于等到实弹射击，象大学生交毕业论文一样，打靶成绩据说是未来去向分配的依据。每人9发子弹，三个姿势，80环以上是优秀。我是女兵排的老大难，走向靶场前在左手心写下：沉着、镇静。出人意料，9发子弹竟都打在了靶上，82环。身后一阵欢呼，排长激动地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新训宣布结束。联欢会、击鼓传花，加餐（改善生活）、照合影像，在忐忑不安中等待，象待字阁中的女孩儿等花轿。尽管指导员一直给我们敲边鼓：革命战士是块砖，那里需要那里搬，但内心深处都还是想去盖大楼，不想埋在地下打地基。
终于，一辆白色小面包开进新兵连，在同伴们羡慕的目光中，把我和小桑接走。命运总是给我笑脸，30个女兵中，只有我们两个分到行政机关，南疆线铁道兵第二指挥部电影组。从此开始了我梦绕情牵的军旅生涯。
（新训结束大合影，前排左二是作者，前排右四是我的放映搭档小桑。看上去个个像傻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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