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林彪永远是个谜。
他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是“两面派”，是“阴谋家”。
他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悲剧。
他反映了制度的缺陷、社会的扭曲和民族性的劣根。
二
林彪原本性格耿直。他不擅交际，喜欢独处。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甚至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16个团的苏联空军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林彪在宴会上拒绝与斯大林碰杯。
林彪曾想到贵州当省长，以避开政治旋涡。
林彪反对“大跃进”，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唆使林彪给中央写信，反对他。可是，林彪却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
还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缺点是有暮气。”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暮气，要他继续革命。从此，林彪才决定大干一场。
三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
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的会议，林彪也敢称病不参加；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却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将主席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可见，林彪从内心来说对毛泽东极其反感。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竟然给毛泽东来了个不辞而别……。
但林彪也深刻领悟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道理。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泽东表过态的，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总是把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他还让秘书模仿自己的笔迹批文件，写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他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把“请主席阅”改为“呈主席阅”。
林彪同志黄埔四期
四
林彪公开里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背地里却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道理。”他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林彪最爱读。
“九大”是林彪失败的肇端，也是他与毛泽东公开分歧的开始。“九大”虽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毛泽东没有采纳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此事给了林彪以沉重的打击。林、陈的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对此违背“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稿极其不满，决定另起炉灶，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可林彪、陈伯达又修改了报告，呈递毛泽东，毛泽东连信封也不打开，写上“退陈伯达”。陈伯达随后即被打倒。林彪虽然保住了接班人的地位，可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极其厌恶，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此事差点气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秘书说：“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却断然拒绝：“不听！”林彪念报告时脸色煞白，头也不抬起来一下，念完报告后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念错了”，可林彪生气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五
林彪集团与江青一伙势不两立。虽然为了维护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林彪又不得不让叶群去讨好江青。
林彪、陈伯达主张“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文革”初期被江青一伙严酷迫害，后来得到林彪保护的人。比如丘会作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向林彪求救，林彪救了他，丘于是感恩戴德。
林彪极其反感江青。有一次，林彪大叫着让叶群把江青赶走；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毙了她！”林彪曾说“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的方向发展”；“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林彪等人曾提出“清君侧”、“除三蛇”（他把江青叫做“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其时，王洪文还未调到中央）；林彪要搞掉江、张、姚等几个“奸佞”，实施“新政”，“新政的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国富民强”。
六
林彪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完全看作是封建君臣关系，他在笔记中写道：“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党性，遵命性也。”“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林彪还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等。
林彪勤于读书，喜欢思考，厌烦“官样文章”，因此，他创造了“文革”中的许多词汇：“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等等。他还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
七
林彪以其独异的思想、怪僻的个性、韬光养晦的手法、极端的吹捧语言，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无尽的思索空间。陈伯达诗赞林彪：“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赖此导人类，探讨永无垠。”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人的代表，是中华民族谋略智慧和劣根性的集中反映。从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弊端。
因此，林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国家的悲剧。
为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裨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我们认为，应当加强对林彪的研究，建立“林彪学”。
根据大陆官方的解释，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是：林彪是文化大革命的策动者之一；刘少奇被打倒后，林彪继任成为中共二号人物（原为刘少奇），以毛泽东继任者的身份写入党章；但林彪预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于是策划了 571工程（“武装起义”的谐音），准备暗杀毛泽东和武装夺权；事件失败后，林彪在09月13日凌晨坐飞机出走，机毁人亡。
另有评论认为，林彪出逃事件的根源在于：林彪和他的老部下们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并在庐山会议上发出怨言，对张春桥等人进行抨击；毛泽东反击后，林彪拒绝做自我批评而使事态恶化。在毛泽东到南方视察期间，他和各地军政领导人通气表现出对林彪的不信任，并且突然回到北京；之后，林立果、叶群认为毛泽东可能会采取行动，故而匆忙决定出走，并欺骗林彪登上飞机，踏上不归之路。
其实，以林彪64岁的老人，为了夺取权力而政变的可能性很少，而且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全国人民无限忠于毛，军队无限忠于毛。想要政变绝无可能。如果确实有 571工程纪要，也应该是其儿子所为，而非其本人的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1980年审判林彪四人帮时，中共竟把张春桥的政敌陈伯达划归四人帮集团。这恰恰反映了中共有意回避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排挤和对林彪的打压导致林彪惊恐之下被迫逃走的事实。
根据《亚洲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报道，林彪在文革初期即对自己的处境有所担忧，并且秘密派人与台湾国民党方面联系，台湾方面对林彪的态度表示欢迎，但联系随后中断。此事与林彪倒台和出走的关系尚不清楚。[6]
林彪的死亡在公布后极大的震撼了中国各阶层。李志绥写道：“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一九七○年十一月，毛将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替他治肺炎，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毛的体质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在林彪的党羽陆续被逮捕，毛的安全确定后，他又像一九五六年反右运动时那样，一天到晚睡在床上，表情忧郁。毛话变得少了，无精打采，一下子苍老了许多，步履迟缓，站起来的时候背驼得明显，睡眠更加紊乱。”[7]
很多人认为，林彪事件是他们反思文化大革命、反思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开始。林彪之死也直接制造了邓小平复出政坛的机会。
1990年代及之前，中国官方在提及建国初期授勋的十大元帅之时，往往会隐去林彪，统称为九大元帅。近些年来评价渐趋客观，对于林彪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功勋，官方给予了较高的评价。200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林彪照片30年来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并按照十大元帅排序。在黄冈的林彪故居，也已经被开放为旅游纪念景点。
关于林彪的死因和对林彪集团评价的问题，仍然疑团重重、众说纷纭，这也成为了一段时期政治、学术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此外在军事界，林彪作为近现代中国一流的军事家，被公认为“谋定而后动”“会打仗”“能打硬仗”，受到了一些军事爱好者的研究和重视。
林彪在文革爆发后不久，从陶铸处获悉毛泽东对自己关于“政变”的讲话有所猜疑。林彪与陶铸在1966年末密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密晤居住香港的前国军华南补给区中将司令周游（同林、陶、萧三人一样，周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并转交一秘函，林彪在函中倾诉自己“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蒋介石)爱护学生无微不至 ，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该函由周游在1966年11月送交国防部特呈蒋经国。台湾方面对此做出了秘密回应，表示欢迎，但台北与林彪之间的联系随后中断。据陶希圣回忆，林彪死讯传到台北时，蒋中正曾为此而落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