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后的教育制度极不健全,不但学制上不是现在的六三三,课程的设置和教材也都极不正规。我记得初中时正好赶上教育回潮风,刚开始使用的是物理和化学的教科书,二年级时编到了一快儿,叫做工业基础知识,当然还有什么农业基础知识。等到了高中,又变成了物理和化学。我们考高中时,本来是已经考完了,每个人的去向也定了,突然来了一个通知说是要让贫下中农推荐,一切又推倒重来。大家都知道,农村里讲究的就是人情,那些村干部的子女,不用说是有利的。从杨庄到这个初中上学的一共有十六人,只有六个升学名额,其中两个是重点高中。中学的校长大概很愤慨这种出尔反尔的做法,在提交给群众讨论的名单上把我和第二名的距离拉得很开,所以,那时我家里虽然没有人在公社大队小队当干部,也毫无悬念的以第一名被推荐到那所重点高中,和我一起去的是阿莲。
我是1976年初高中毕业的,之所以记得这么准是因为领完毕业证就赶上了周恩来逝世,随后是朱德和毛泽东,一年里死了三个伟人,特别是毛泽东的逝世和后来的逮捕四人帮,恢复高考等等,世事就像走马灯一样迅速地变幻,人在那样一个年代里能跟上时代的脚步不被拉下就很不容易了。所以,我就是在糊里糊涂中开始了教书生涯,又考上了大学,还成了第一批出国研究生。换到现在,像我这种无门无路的农村土豹子凤凰男,能有个大学上就要烧高香了。
阿莲在高中还是和我同班,班上有一帮追求她的,高中门口也经常有社会上的小混混们来等她出门上街。因此高中时候的阿莲心已经无法在学习上了,况且就是学习好了还是照样回农村去修理地球,有门有路才有可能在毕业两年后招工或者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阿莲家成份不好,我家无权无势,这两种情况都不太可能发生。那时不光是我们,估计全国人民也不会知道中国会改革开放,会发生如此地覆天翻的变化。
尽管如此,高中的两年(请注意只有两年,这也是那时代的产物)还是很愉快的。每个星期六我都会和阿莲一起走路回家,周日下午再一起返校。从杨庄到县城只有四公里,杨庄村西的那条乌河就是从太行山上流下来,流过杨庄流到县城再一直流进了滹沱河。沿着青青的河岸从学校到家要走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就成了我俩谈天论地的时间。阿莲比我大一岁,那是身量比我还高,有些事比我懂得多。但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书,只要能到手的不管什么都读,所以在理论上是不输于她的。阿莲经常接到同级的、上年级的男生的情书,一块读这些文不成文句不成句的狗屁文章就成了我们的一大乐趣。那时,起码在我心里是没有任何爱恋色彩的,阿莲如何,也不是很清楚。
阿莲因为是她娘放鹰时带回来的,对这一点很是忌讳,遇到有人谈论此事就会横目相向。农村的人还是诚实,觉得阿莲她娘也是万不得已,总不能一家子都饿死吧。因此真正拿此事来龌龊阿莲姐妹俩的还不多。不过,阿莲的娘对此事也讳莫如深,她从三年自然灾害直到文革前回来,在外边待了好几年,她带走的那两个儿子回来时都上学了,可村里人谁也不知道她是到哪里放的鹰,连她丈夫刘三槐自己也说不太清楚。也有那好事的追问阿莲的两个猴哥哥,他们总说是很远很远,那边的爹老给他们买糖,其他的就模模糊糊了。
阿莲稍大些后也问过她娘几次,自己的亲爹到底是哪里人,她娘总是含糊其辞不正面回答,问多了就会给她姐儿俩一顿扫帚疙瘩。起码到我上大学时,村里没有人真正知道阿莲娘是在哪里放的鹰,又是和谁生了这一对漂亮的姐妹花。
我高中毕业后先回了杨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阿莲也和我一样回了家,和她娘一起应付接连不断的提亲说媒的人。阿莲和她姐姐太漂亮了,男方的条件也就比较高。终于,姐妹俩都嫁了有正式工作的。阿莲的丈夫比她大好几岁,所以在阿莲二十一岁时就结婚了,我大学毕业时阿莲已经有了她的第一个孩子。
我在十七岁那年参加了高考并有幸考中,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杨庄,那里的蓝天和白云,一望无际的麦田,早已无水的河岸,一切的一切,都伴随着火车的轰鸣声留给了过去,如烟的往事也慢慢成了回忆。
刘三槐和她媳妇儿都不算长寿,都在八十年代六十多岁的时候相继去世。阿莲长大后曾一再追问她娘自己的亲爹是谁,都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自己出生在什么地方就更不知道了。后来她娘在病重弥留之际把阿莲叫到床前,告诉她不要再去找那家子人:人家在困难时帮了咱们,不能再给人添麻烦。最终,阿莲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何许人也,只知道他原来姓胡。
2013/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