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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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华是一个坏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坏人,但一个坏人,能够干到副部级侍郎,说明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坏人。

赵侍郎的计划是这样的，他准备告张经的黑状，罪名是张经畏惧倭寇，拿了朝廷的钱，不帮朝廷办事，消极避战。

看上去很简单，实际上不简单。

张经不是吃素的，赵文华上书后不久，他就得到了消息，但他的反应却十分怪异，不但没找赵文华算帐，也不上书辩解。

因为他已有了绝对的把握，筹划已久的行动即将开始，狼土兵已经到位，各路大军也已到齐，只等他一身令下，发动总攻。

有凶悍的狼土兵助阵，张经相信他会取得胜利，而到那时，捷报将是对赵文华攻击的最好回应。

看上去是正确的，实际上是错误的。

志得意满的张经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天衣无缝的应对中，有着两个小小的疏漏：他并没有真正看懂那封告状的上书，而更重要的是，他低估了赵侍郎的水平。

作为严党的主力成员，赵文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实上，张经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他仍然敢在此时上书，是因为他已料定，此书一上，张经如不胜，尚有活路，如若战胜，则必死无疑！

嘉靖三十四年（1555）五月，缺钱花的倭寇耐不住寂寞，开始大举向嘉兴进犯，却就此掉入了陷阱。

张经等待良久的机会终于到来，他当即调集手下大军水陆并进，在王江泾与敌军遭遇，大破倭寇，斩杀敌一千九百余人，史称“王江泾大捷”。

这是东南自倭乱以来的最大胜仗，张经十分得意，当即写下告捷文书送往京城，等待着朝廷的封赏。

事实证明，这次朝廷的办事效率相当之高，没过多久，张经就等到了他应得的赏赐，不是金银财宝，高官厚禄，而是两个人，具体说来是两个锦衣卫。

他们送给张总督的见面礼是一副闪亮的镣铐，然后大声传达了皇帝大人的贺词：

“经(张经)欺诞不忠，着令入京问罪！”

张经的脑袋有点乱，明明自己打了胜仗，怎么就成了“欺诞不忠”？

张总督之所以一头雾水，是因为他并不清楚赵文华那封上书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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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刚看到这份黑材料的时候，起初并不在意，直到他顺手交给了身边的一个人——严嵩。

严嵩自然明白赵儿子的意图，当即展现了他的表演功底，作沉思状良久，突然换上了一幅忧国忧民的表情，开始痛斥倭寇侵害百姓的惨状，最后指出主题——拥兵自重，坐观倭乱，都是张经惹的祸。

嘉靖生气了，后果很严重，他当即下令缉拿张经回京。

谕令下达后不久，张经的报捷文书就送到了，看似张经就要涉险过关,但正如赵文华所料的那样，嘉靖做出了一个十分缺心眼的判断：

“张经着实可恶，闻文华劾，方一战！”

混迹江湖三十多年的嘉靖同志就这样完蛋了，经过多年的磨砺，他的脾气个性以及各种权术花招，早已被严党摸得一清二楚，现在也只能是被玩没商量了。

张经倒了，李天宠也没戏了，这对难兄难弟手拉手上了刑场，一同被杀。

赵文华兑现了他的诺言，李天宠死后不久，他利用自己在朝中的关系，破格再破格，短短一个月，就把七品基层御史胡宗宪直接提拔为四品右佥都御史，并巡抚浙江。从芝麻官到封疆大吏，其晋升速度堪比飞毛腿导弹。

赵文华十分欣赏胡宗宪，因为胡宗宪的出众能力，以及在逆境中的支持。但胡宗宪却不喜欢赵文华，因为在他的眼中，赵文华着实不是个东西。

胡宗宪是一个身世并不简单的人，他出生在豪门望族，六十年前，他的曾祖胡富考中进士，还曾经担任过正部级干部——南京户部尚书,显赫一时。

望族出身的胡宗宪是一个天才，他二十二岁中举，二十六岁中进士，无论在地方，还是军队，无论是处理政务还是平息叛乱，他都显现出了非同寻常的才能。

混迹政坛多年，胡宗宪很清楚赵文华和他的干爹是些什么货色，这帮人干活不足，整人有余，实在是一帮垃圾。

然而问题在于，国家大权就掌握在这群垃圾的手中，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胡宗宪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很现实。

于是当不学无术的赵文华来到浙江，当张经、李天宠都对其嗤之以鼻时，他意识到了其中蕴藏的机会。

所以他接近了赵文华，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不顾旁人的鄙视和议论，拜会他，巴结他，耐心地听着他自吹自擂，并伴着逢迎的笑脸，虽然他很清楚，眼前这个唾沫横飞的人，只是一个恶棍加白痴的合体。

对于出身高贵、有着强烈道德感的胡宗宪而言，这是一种让他极其恶心的应酬，但他依然卖力地表演着。

因为在他的心中，有着报效国家的使命，有着救济黎民的责任，因为在他接受诏令，前往浙江之前，曾立下这样的誓言：

“不平倭寇，不定东南，誓不回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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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的高手

胡宗宪眼睁睁地看着张经、李天宠被陷害，被处死，然后在众人的指责声中坐上了浙江巡抚的宝座，没有丝毫的避讳和惭愧。

相反，他很得意，人见人怕、权倾天下的严党，原来是如此的愚钝，赵文华、严嵩都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被他利用，为他铺路，而在此之后，这个最为强大的政治集团将成为他的后盾，去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始终问心无愧。

因为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因为他的理想，叫做报国救民。

在胡宗宪看来，张经做得还不够好，他虽然调来了战斗力强悍的狼土兵，整顿了军备，募集了粮饷，但无论是整体策划还是作战时机，总要慢那么一拍，最终才会被赵文华有机可趁。

总而言之，这是个勤奋的人，但缺少天赋。

胡宗宪认为自己是有天分的，所以他当仁不让地接替了前任的工作，他相信自己能够干得比张经更好。

虽然当时天下人都为张经的无辜被杀感到遗憾，但对于倭寇而言，张经的死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事实证明，继任者胡宗宪是一个更为可怕的敌人。

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刚刚上任的胡宗宪终于实现了梦想的第一步，但还没等他喘口气，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就让他从美梦中醒了过来。

应该说，猛人不只张经一个，苏松巡抚曹邦辅也算同类，在王江泾大捷之后，他征集所属兵力，再次击溃倭寇。由于人事更替，这次行动没有经过上级的批准，等到赵文华知道的时候，俘虏都押回来了。

深感丢了面子的赵文华当即给胡宗宪下令，让他立刻追歼残敌。

这是一个胡宗宪等待多时的机会，他即刻调集了四千精兵，发动了追击战，然后他坐在家里，等待着捷报的到来。

很快，他就如愿得到了战报，言简意赅：惨败！告急求援！

此战损失极其惨重，所谓“宗宪兵死者千余”，一共就去四千人，差不多死了一半。大出所料的胡宗宪慌忙命令副将刘焘率军增援，不久之后战报再次传来——复大败。

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士气大振的倭寇居然反过头来，再次进攻浙东一带，把当地抢了个底朝天，这才扬长而去。

沉痛的失败教育了胡宗宪，他终于意识到，倭寇之乱比他想象中要厉害得多，而在这帮强盗的身上，似乎隐藏着极为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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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宗宪的大体判断没有错，但他并不清楚，如果说倭寇是强盗，那他们就是有史以来最为可怕的强盗，因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都是精通刀法的武林高手。

在史料上，有着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战役记录：

嘉靖三十四年（1555），四十余名倭寇从浙江平湖入境，向杭州进逼，抢掠之后逃向淳安。这本来只是一起抢掠事件，抢也就抢了，事也不大，可这帮路盲不知是不是没有向导，转了半个多月，居然转到了南直隶（今江苏一带），在常州、苏州附近抢了一把，竟跑到了南京城下！

最后在大军围捕下，这群小*****才最终被歼灭，据说当时被他们杀死砍伤的平民士兵已达三千余人。

四十多个人，在大明帝国的眼皮底下转悠了一个多月，想抢就抢，十几万驻军束手无策，这不是一单简单的抢劫案，也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四十个人就敢到南京搞自助游，要有四千个人，没准就敢去北京集资建房了（打不过地产商）。

一直以来，这个故事都被用来说明明军的腐朽、无战斗力，但很多人并不清楚，在它的背后，隐藏着让人惊心动魄的真相。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抢掠，因为参与这次抢劫的四十多个倭寇并不是一般人，他们是浪人。

所谓浪人，就是失去土地的日本武士，关于武士群体就不多说了，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即使在日本国内，武士也是一个十分稀少的品种。

在日本战国时期，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实际控制者是各大诸侯，又称为大名，而武士是大名的属下。即使是如织田信长之类的大诸侯，手下的武士也不过一两千人而已。

作为武士团体的成员，他们从小就接受过严格的武术和体能训练，大多数人都练习剑道，练就了一身砍人的技术，即使参加黑社会火拼，拿西瓜刀对砍，估计一个对付五六个都不成问题。

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其中的某些人还曾练习过“阴流”，这是日本刀术中的一门绝技，传自日本的绝顶高手，“剑圣”上泉信纲。

虽说练这门功夫的人并不多，也并非个个都是剑圣，但足可称得上是一流高手。而在当时到中国来抢掠的日本人中，也有着他们的身影。

有证据显示，在嘉靖三十四年的这次事件中，参与抢劫的四十多名案犯，并非跑船的日本农民，他们几乎都是战败丢掉土地、找不到工作的武士。

而证据，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那件特殊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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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些被称为倭寇的抢劫犯，是一支名副其实的多国部队，除了日本人外，还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中国沿海的渔民、海盗等等，总之，大家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发财）走到一起来的。

这些人使用的武器也是五花八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老外们一般用火枪或佩剑，渔民、海盗没有固定装备，逮着什么用什么。

但这支无组织、无纪律的杂牌部队之所以会有强悍的战斗力，是因为其中有着一群作战顽强的日本武士与浪人，而无论在哪里作战，和谁作战，他们都会使用同一种武器——武士刀。

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装备武士刀，其实谁能带，谁不能带，也没有专门的认证机构来管，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管制刀具是很贵的。

武士刀的制作十分复杂，要使用很多种不同的铁和钢料，然后用火炉加热，同时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谓是千锤百炼，耗时长，纯系手工制造，绝无批量生产。

由于此刀制作精良，且铁钢比例合理，所以兼具韧性和硬度，无论是拿去劈柴，还是砍人，都相当有效。

但拥有武士刀，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因为你就算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由于该刀采用铁钢合金制造，容易生锈，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使用特制磨刀石，费用很高），每天都要用油擦刀（据说还一定要用植物油），比上机油还麻烦。

就这么个玩意，价格昂贵不说，天天都要保养，比大爷还难服侍，除了那帮死心眼的日本武士，谁都不愿意折腾这东西。非但如此，这帮孙子把刀看得比命还重，1945年日本战败后，侵华日军中许多有武士背景的军官还曾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希望带走他们的家传宝刀，表示如不允许，就切腹自尽。

不久之后得到答复：切腹自便，把刀留下。

日本的许多名刀就此留在了中国，这也是为什么无数日本人不远千里，带着大捆钞票，跑到中国买刀的原因。

而根据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四年的那批倭寇基本都是携带武士刀的浪人，且武艺高强、机动灵活，抢一票换一个地方，从不走空趟。

这样的四十多个倭寇，其战斗能力可想而知，在当时，大致就相当于四十多个特种兵，而驻守各地的，大都是战斗力极差的守备兵，或是民团团练，基本上也就算个民兵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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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打特种兵，能打赢那才叫怪事，这帮劫匪也不攻城，抢了就跑，放在今天就是持械流窜犯，自然是难以围捕，所以才会出现所谓打到南京城下的怪事。

这才是倭寇的真实实力，胡宗宪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敌人，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大队倭寇战斗力强，不好打，小队倭寇机动灵活，没法打，为了几十个人调集数千大军围捕，实在丢不起这个人，还不如去上吊。

就在胡宗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奇特的武装出现了，他们组成了民兵联防队，四处围剿倭寇。而更让人惊讶的是，曾纵横千里、无人可挡，连政府军都不怕的浪人倭寇，碰到他们却总是全军覆没，落花流水。

因为浪人们固然是剑道高手，这帮兄弟却是高手中的高手——少林寺的和尚。

嘉靖三十三年（1554），南京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万表终于无法忍受了，流动倭寇四处出没，使他焦头烂额，却又无计可施。

苦思冥想之下，他突然灵机一动，召见了杭州及苏州两地的寺院主持，交给了他们一个任务。

几天之后，一支由苏杭两地上百名和尚组建的巡防队正式成立，主旨只有一个——杀死倭寇。

这帮和尚都是精挑细选的武僧，个个自幼苦练武艺，精通棍法，老家也都在附近，听见倭寇两个字就手痒，听到消息，纷纷踊跃报名，经也不念了，抄起棍子就上了战场。

事实证明，中华武术确实是博大精深，拿刀的武士干不过拿棍的和尚，管你什么“阴流”、“剑道”，几棍子扫过去全部滚蛋。

和尚联防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应，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至嘉靖三十六年（1557）间，该队在杭州湾及松江府（今上海附近）一带与倭寇作战多次，无一败绩，令倭寇闻风丧胆。

而最为生猛的一次战役，发生在松江附近的翁家港，当时一百多名倭寇跑到这里，还没开抢就撞到联防队，此时这帮和尚已然名声大噪，所以倭寇们见到光头掉头就跑，联防队二话不说，拖着棍棒就追。

一般说来，追个几里路也就完事了，但这帮和尚比较较真，竟然跟着追了六天，一路打一路追，一直跑到嘉兴，全歼所有倭寇（据说连倭寇的家属也干掉了），这才收兵回营。

然而少数几个和尚是无碍大局的，要想解决倭寇，胡宗宪真正需要的,是几个重量级人物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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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世高人

胡宗宪寻找的，不是个把能打的和尚，武林高手打打群架还行，在千军万马的战场上，也只是废柴一根，只有运筹帷幄的将领，才能为他解决根本问题。

幸运的是，他没费多少功夫，就找到了第一个人选。

在胡宗宪没来之前，俞大猷已孤军奋战了很久。

俞大猷，福建晋江人，弘治十七年（1504）生人，家庭比较贫困。

但他的运气还不错，祖上是世袭百户，虽说不是什么大官，毕竟有口饭吃。父亲死后，他继承了百户爵位，嘉靖十四年（1535），俞大猷更进一步，在当年的武会试中一举中第，成为千户，并被分配驻守金门。

俞大猷同志的早年经历就是如此，看上去毫无特别之处，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位仁兄是一位了不得的绝世高人。

本文所用史料众多，且来源庞杂，还包括十几种明清刻本，为了不影响阅读，加上我这人比较懒，故文中未注明史料出处和史籍原文，但此处必须破例，因为下面即将讲述的内容实在过于离奇，如不举出实据，估计难逃忽悠之嫌，故列文如下：

“予昔闻河南少林寺有神传击剑之技，后自云中回取道至寺。僧自负精其技者千余人，咸出见呈之。视其技，已失古人真诀。明告众僧，皆曰：“愿受指教。”予曰：“此必积之岁月而后得也。”

看不明白不要紧，我来解释。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河南的少林寺武艺高明，所以专门前去拜访，寺里的和尚十分嚣张地告诉我，他们这里的僧人武艺高强，且人数众多，还拉出了几个表演给我看。

我看过之后，觉得这帮人实在不争气，老祖宗的真传都给丢了，就明白告诉和尚们，你们这套已经不行了，趁早一边凉快去。和尚们十分谦虚地对我说：愿意接受我的指教。而我也十分嚣张地告诉他们：你们还要练很久才行。

郑重声明，这话不是我说的，要找人算帐请诸位去找俞大猷同志，与我无关，因为此文就出自俞大猷同志的自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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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不愿帮俞大猷背黑锅，却可以替他证明一点，那就是俞先生的的确确是一位功夫了得的绝顶高手。

从童年开始，俞大猷就是个特别的人物，和众多成功人士一样，他喜欢读书，可他读的却不是大学、中庸之类的考试书目，而是一本奇特的著作——易经。

要说这本书，那可真算得上是万金油，上至外星生物，天外来客，下到世界文明，人类前途，都可以从这本书里推出来，反正随你去读。

俞大猷就是易经解读派的忠实会员，他苦读多年，终有所悟，万幸的是，这位兄台没有走火入魔，摆摊算命，多少还是读出了点名堂——兵法。

从易经中，俞大猷领悟了所谓百万合一之兵法（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虽然说起来比较玄乎，但从后来的实际效果看，这套理论倒也不全是忽悠。

而在兵法之外，俞大猷在另一工种上的成就可谓惊世骇俗，那就是武学，他曾拜当时的著名剑客李良钦为师，学习剑术。他的天赋极高，外加勤学苦练，武艺非常精湛。

特别是剑法，他十分擅使“荆楚长剑”，据说剑法已至化境。曾有数十人看他不顺眼，打算群殴他一顿，结果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夺路而逃。

俞兄不但武艺了得，还善于总结经验，曾著有武学专著《剑经》，后来在清除倭寇的同时，也顺道闯荡江湖，屡次和人拼刀比剑，在砍砍杀杀中不断磨练剑法，嘉靖四十年（1561）的时候，估计是周围的人都打遍了，这位仁兄觉得没意思了，就跑到外面去找人打。前述的少林寺事件就发生在这段时间内。

很明显，在这段自述里，俞大猷故意忽略了一个重要内容，要知道，少林和尚虽然吃素，却不好欺负，你俞大猷跑这么远，人家给你演示武艺，你还说人家不行，一句话，你就是来砸场子的。

虽然俞大猷没有写，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少林寺是闹过事的，就算没有动刀动枪，至少也是露了两手，不然人家凭什么“皆曰：愿受指教。”

估计俞大猷同志还是有点觉悟，觉得自己这事干得不地道，所以也没多提，不过从他让人家多练几年的口气看，他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俞大侠仗剑打遍天下，纵横江湖，可谓风光无限，但在遇到胡宗宪之前，作为一个极具禀赋的军事天才，他的经历只能用一个词来概括——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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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猷这辈子的前四十年是十分郁闷的,因为他比较喜欢管闲事,守金门的时候,他上书监司，要求打击海贼。结果被打了一顿，得到了上级的答复：

“你个屁大的小官，凭什么上书？”

凭什么小官就不能上书？俞大猷不明白。

挨了这顿莫名其妙的打，俞大猷依然我行我素。

不久之后，安南地区叛乱，兵部尚书毛伯温准备出战，按说这事和他没关系，但俞大猷再次挺身而出管了闲事。

他向毛伯温上书，陈述了自己的用兵方案，请求从军。

尚书大人看到了他的上书，十分欣赏，夸奖了他，却不用他。

夸了我，为什么不用我？俞大猷还是不明白。

这又是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但俞大猷仍不气馁。

嘉靖二十一年（1542），机会又来了，俺答进攻山西，皇帝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作战人才。俞大猷报了名，这次运气似乎不错，毛尚书看到了他的名字，把他推荐给了宣大总督翟鹏。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推荐，所谓宣大总督，是明朝边疆的两大最高长官之一（另一个是蓟辽总督），一般都是正部级官员担任，作为兵部尚书的推荐人，俞大猷前途闪闪放光芒。

毕竟是兵部领导的面子，翟鹏亲自接见了俞大猷，随口问了他一些军事问题，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

翟鹏原以为这人是个关系户，没多大能耐，打算应付一下了事，可是俞大侠却反客为主，侃侃而谈，堂上众人大惊失色。

就在大家目瞪口呆的时候，一件让他们更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翟总督竟然离开座位，主动走下台来，向俞大猷行礼。

这是绝对的爆炸性新闻，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景象。

翟鹏并不是武将，他是文官，因为按照明代惯例，除个别情况外，只有文官才能担任高级军事长官，即使同样品级，文官的地位也要高于武将。而在许多文进士的眼中，武将都是一群没读过书的大老粗，武进士也不例外。

然而正部级总督翟鹏，向眼前的无名小辈俞大猷行礼了，因为他的才学与执着。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俞大侠应该翻身了，可是最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发生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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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总督向他行礼，虽然总督知道他的才学，但总督还是不用他！

都到了这个份上，为什么就是不用我呢？俞大猷抓破脑袋也不明白（我也是）。

郁闷的日子还是过去了，老上级毛伯温最终提拔了他，先把他派到福建打海盗，这位兄弟二话不说，刚到地方衣服都不换就亲自带兵上阵，干掉对方三百多人，上级看他如此生猛，又派他去广东镇压少数民族叛动。

在广东，俞大猷第一次全方位展现了他的牛人本色。他没有调集大军进攻，却只是带了几个随从，找到了叛军的巢穴，劝告他们归顺朝廷。

当然，空口说白话是没用的，叛军也不是白痴，为加强说服教育的效力，形象展现不投降的后果，俞大侠趁兴当场表演了自己的老本行——剑术，一套剑法耍得虎虎生威，煞有声势，把叛军兄弟糊得一楞一楞，末了还美其名曰：教习击剑。

叛军倒也不是吓大的，他们很快就推出了自己的精神领袖——一个据说打死过老虎的人，继续顽抗明军。

但俞大侠明显比老虎厉害，他没费多大劲就干掉了这位打虎英雄，最终平定叛乱。

折腾来折腾去，俞大侠终于翻了身，嘉靖三十一年（1542），俞大猷调任宁波参将，不久后又升任苏松副总兵（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

此时，张经已经上任，俞大猷是他的下属。

之后就是以前讲过的那些事，赵文华捣乱，催促张经出战，张经准备不足，不愿出战，一拖再拖。

然而在这一幕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细节：

张经是拒绝出战的，但为了给赵文华面子，他曾命令另一位将领出击倭寇，而这个人正是俞大猷。

出乎意料的是，一向积极肯干、爱管闲事的俞大猷竟然拒绝了，原因很简单：当时倭寇有两万人，他手下只有三百兵，而俞大侠是学过算术的。

俞大侠虽然热血沸腾，却也不想平白无故人间蒸发，张总督这事干得实在不地道，事情也成了连环套，赵文华催张经，张经催俞大猷，俞大猷不干。

俞大侠就这样硬挺着，一直挺到了王江泾大捷。在这次战役中，他不计前嫌，协同张经，大破倭寇，立下战功。

可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不计前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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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表现过于英勇，赵文华认死了他是张经的人，抢了他的功劳，还找机会整他，贬了他的官。无奈之下，胡宗宪也只能保持沉默。

俞大猷这辈子过得实在不容易，总是遇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明明被赏识，居然不升官，明明打了胜仗，居然被降职。

不要急，俞大侠，更莫名其妙的事情还在后头。

被贬官的俞大猷不喊冤，也不气馁，王江泾大捷之后不久，他作为苏松巡抚曹邦辅的下属，参加了浒墅战役，再次大破倭寇，按说事情到这里，也算圆满完结了。

可是（这个词经常出现在俞大猷的人生中），不久后，闲不住的俞大猷又参加了胡宗宪的追击战（即之前提到的那次），虽然最终战败，但俞大猷在战斗中倾尽全力，表现十分英勇。

其实有时候，十分英勇也不是个好事。

战后，赵文华故伎重演，把责任推给了曹邦辅，曹巡抚气得想撞墙,恨透了赵文华和胡宗宪,但是严老太爷在中央呆着，他也不想去摸老虎屁股，于是一怒之下，瞄准了俞大猷。

曹巡抚在上书中大骂俞大猷，说他纵敌逃窜，之所以会下此黑手，只是因为俞大猷同志在跟随胡宗宪作战中过于英勇，曹邦辅据此认定，俞大侠必定是胡宗宪的人。

这一状告得相当黑，连皇帝都发怒了，暴跳如雷，免去了俞大猷的世袭百户，让他安分守己，否则砍头示众。

计前嫌，就是张经的人，恶整。十分英勇，就是胡宗宪的人，还是恶整。俞大猷彻底郁闷了。

皇帝谕令下来后，几乎所有的人一致认为，俞大猷再不会闹腾，也不会再多管闲事了。

然而俞大猷收起了谕令，叫来了自己的副手王崇古，对他下达了一道命令：准备出海，追击倭寇。不久之后，他的舰队在老鹳嘴截获倭寇，并发动总攻，焚毁敌巨舰八艘，杀敌一千余人。

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冒险，并没有人要求俞大猷这样做，而根据以往经验，他打赢了未必有功，打输了却必定有过。对他而言，打这一仗没有好处，只有吃亏。

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他不怕吃亏。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自嘉靖十四年（1535）以来，这位仁兄在官场里吃了无数闷亏，背了无数黑锅，只是因为他的爱管闲事，因为他的忠于职守，因为他报效国家的执着。

俞大猷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因为执着而伟大。

 

[886]

其实一直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俞大猷并不孤独，因为有一个人始终在注视着他，这个人就是胡宗宪。

通过几年的观察，胡宗宪了解并理解了这个人，他相信此人正是他苦苦寻找的理想人选，并将成为他的得力助手。于是当嘉靖三十五年（1556），都督刘远因为作战不利被撤职后，胡宗宪通过赵文华的关系，获得了内阁的支持，将俞大猷扶上了浙江总兵官（大致相当于浙江军分区司令员）的宝座。

这是胡宗宪找到的第一个关键人物。

但随着抗倭工作的不断深入，胡宗宪发现，他的精力和智商已经无法适应繁重而复杂的事务，所以绝顶聪明的胡宗宪，决定招聘一个幕僚，而招聘的首要条件，就是这个人要比他更聪明。

很快，他就找到了第二个关键的人：

郑板桥曾在瞻仰一幅古人作品时，发出这样的感叹：愿为青藤门下走狗！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如果我能到青藤门下，给他当条狗，就心满意足了。

青藤者，徐渭也，徐渭者，徐文长也。

在明代，有所谓三大才子之称，入选的条件很简单：博览群书、博学多才，但事实证明，由于竞争激烈，越简单的标准越难达成，评来评去，连唐伯虎兄这样的人才最终也没能挤进去。

所以最终能赢得公认，获此殊荣的，只有三个人：解缙、杨慎、徐渭。

作为永乐大典的总编官，解缙被公认为博学第一，而跟皇帝过不去，聚众闹事的杨慎，因为整天呆在山沟里，无事可干，据说读遍了天下群书，被推为博览第一。

徐渭之所以排在第三，不是他的学问差，只是因为他生得晚。论博学，他不如解缙，论博览，他不如杨慎，然而他却成为了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

获此殊荣，此人实在当之无愧。

徐渭，正德十六年（1521）生，浙江绍兴人，平生一大癖好是给自己取名字外号，曾用名数不胜数，如徐文清、青藤道士、田水月、漱老人等等等等，当然其中最有名的，还是徐文长。

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而徐渭兄绝对符合张小姐的说法，因为他出名的时候，只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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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小学三年级、汉字尚未认全的年龄，徐渭已经完成了一项壮举，他通读了著名文学家杨雄的名文《解嘲》，但这位牛人并不满足于读懂，他还别出心裁，改写了这篇著名文章（即今天的所谓恶搞），最后还给自己大作起了个比较对仗的名字——《释毁》。

徐渭绝对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他少年时期的传奇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在我还不知道唐伯虎兄有八个老婆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徐文长智斗地主、徐文长智惩贪官之类的故事。

虽然传说十分动听，但我却可以肯定，其中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真正的徐渭先生，是没有精力去干这些闲事的，在三十岁之前，他一直忙着干一件事——考试。

徐渭的前二十年还是很顺利的，二十岁时，他考中了秀才，此时他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恰好当时的吏部郎中薛蕙到了浙江，听说了他的才能，叫来一聊，顿时惊为天人，连连赞誉他是最杰出的人才。

有了这位中央正厅级别干部的吹捧，徐渭的名气更大了，他抖擞精神，准备再接再厉，参加乡试考取举人，直至那最后的目的地——北京。

在春风得意的徐渭看来，这不过是走个程序而已。

毫无疑问，徐渭确实是个少有的天才，他多才多艺，年纪轻轻就名满全国，然而在个人前途问题上，他却犯了个致命的认识错误。

因为科举考试，只认进士，不认天才。

一说起明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总是千人踩、万人踹，什么葬送人才，禁锢思想等等，比黑社会还黑，比十大酷刑还狠，但历史已经证明，在那年头，这是一个最为科学的制度。

在科举的考场上，没有绝对的公正，却有相对的公平，无论你是世家子弟，还是贫苦百姓，要想奔出美好前途，只有一个选择——拿起手中的笔，把那张考卷答完。然后封上你的姓名，等待着命运的来临。

事实证明，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才是中第的最佳途径，想玩花样，走后门，几乎肯定是死路一条。

在明代考场上，作弊不是闹着玩的，进去之前要搜身，如果夹带，就要取消考试资格，几年内不准再考，要是你胆子再大一点，准备搞点串通考官、买份考题之类的招数，最好还是先收拾行李，安排后事。因为当年干这行风险极大，一旦被发现，杀头或是流放，那都是说不准的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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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弊难度过大，想搞歪门邪道的诸位朋友，估计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但残酷的事实告诉我们，即使你是当朝首辅的儿子，也只能说明你的悲哀，因为在整个明代，高干子弟参加科举大都没有什么好名次，要是你真走了狗屎运，考了前几名，也不要忙着高兴，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爹很快就要遭殃。

明代历任首辅如张居正、王锡爵等，虽然平时在朝中威风八面，但只要听说儿子考了前几名，就会马上去洗把脸，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谩骂。因为根据惯例，儿子的捷报刚送到，最多几个时辰，言官的骂章就要到了，什么子凭父贵、作弊嫌疑之类，铺天盖地。

明代的言官们是很有民主精神的，几乎个个都有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度，外加唾液系统非常发达，且极具穷追猛打的狗仔队精神，遇到这种事情当然不会放过，逮住就咬，咬住就不放。

而要向从这漫天口水里爬起来，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脸皮的，比如那位后来的首辅王锡爵，儿子中了乡试第一名后，实在禁不住骂，竟然把儿子赶回了家，直到十三年后，他早已卸任回家，才让儿子参加会试。

当然了，老子是朝廷高级干部，儿子考试名列前茅，却不挨骂的，也还是有的，不过是绝无仅有，这对英雄父子，就是杨廷和，以及他的儿子，三大才子之一的杨慎。

杨慎兄考中了状元，老爹却没有挨骂，这是因为杨慎兄名声太大，水平太牛，牛到大家达成共识，如果杨慎考不中，那才说明考试有问题。

同样的命运似乎又降临到了徐渭的身上，他名闻天下，才高八斗，去参加小小的乡试，所有的人都认为，中举对他而言，不过是个名次问题。

可是上天偏偏要玩徐渭一把，他第一次参加乡试，没有考中。没关系，擦擦汗，三年后接着考。

第二次，徐渭又没有考中，老天爷玩了他第二把。

同样的游戏发生在三年后，徐渭第三次落第了。

郁闷到极点的徐渭遇到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为什么就是考不中呢？

正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候，他遇见了改变他一生的人——胡宗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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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追击战失利后，打了败仗的胡宗宪已经不是浙江巡抚了，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位仁兄非但没有降职，反而升任了总督。

因为他的靠山赵文华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栽赃的特长，不但把有功的曹邦辅贬了官，还顺带捎上了当时的总督杨宜，硬给他背了个领导责任。

于是曹邦辅和杨宜就此走人，胡宗宪成为了新任总督，他终于可以全力以赴地开始自己的雄图大业。

在这之后不久，他听说了关于徐渭的种种传说，经过实际考察，他决定收编这位才子，作为自己的幕僚参谋。

胡宗宪天性聪明绝顶，是一个十分自负的人，他虽然逢迎赵文华和严嵩，但在心底里却根本瞧不起这两个人，而此时的他，更是威风八面，上有严嵩撑腰，下有心腹爪牙，除了福建和浙江外，连南直隶、广东各省都要卖他的面子。

这也就罢了，偏偏这位胡总督还是个相当可怕的人，据史料记载，胡宗宪生来相貌非凡，而且有一种逼人的气势，不怒自威，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官威，令人望而生畏。

比如俞大猷，这位同志是出名的硬骨头，敢于坚持原则，不怕丢饭碗，外加还有一身纵横天下的武艺，曾有人戏言，就算他死了，黑白无常都不敢来带他走。

但就是这么一位响当当的大侠，浙江军分区司令员，每次遇到胡宗宪的时候都小心翼翼，连头都不敢抬，有时还会发抖。

相对而言，徐渭的层次实在太低，连个举人都考不中，虽然有名，也只是个有名的穷光蛋而已。

现在总督看上了穷光蛋，打算请他当幕僚（师爷）。在绍兴一带，当师爷是常事，但能遇到胡宗宪这样的大主顾，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更何况是人家主动来请，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徐渭还是比较直率的，面对总督的使者，他用一口流利的绍兴话快速作出了回答，但他说完之后，使者却一动不动——实在听不懂。

无奈之下，使者请来了翻译，这才了解了徐渭的意思，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谁让你来，你让他来！

面对这位超级牛人，使者也无话可说，只好乖乖回去，哆哆嗦嗦地转达了这位穷秀才的原话。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一贯狂傲不羁的胡宗宪竟然没有发火，他思索片刻，便对下属说道：我去找他。

骄横的胡总督竟然让步了，让步给一个穷秀才，这是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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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证明，胡总督没有做亏本买卖，和这位穷秀才后来作出的贡献相比，别说是让步，让他磕头他都值了。

自古以来，风流才子就是很多高官拉拢的对象，但实际上，这些所谓才子除了吟诗作对、附庸风雅外，并没有任何作用。比如著名的王羲之、王徽之父子，字写得很好，诗文也很不错，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则应该直接被划入低能一族。

王羲之就不说了，官做得不小，却几十年如一日领工资，混日子，他的儿子王徽之更离谱，这位仁兄曾在军中当过骑兵参军，多少也算个武官，但整天只是东游西荡，啥事不干，浑似梦游。有一天，有人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王徽之同志认真地思考了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我经常看见有人牵着马在我前面走，我可能是管马的。”

在历史中，这种才子兼白痴可谓是数不胜数，而徐渭似乎也应归入此类。

因为徐渭的情况和以上两位十分类似，他身负盛名，且多才多艺，十分擅长书法、绘画、诗文，郑板桥老先生看了他的画，便愿意到他门下当条狗，虽是个人意愿不好推广，倒也充分体现了徐渭的绘画水平。

然而对于大众的厚爱，徐渭兄却十分低调，极其谦虚，从他的自我评价中可见一斑：

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

照这个说法，让后人敬佩不已的高超画技，竟然是徐渭先生最不用心（相对而言）的专业，实在是耸人听闻。

万幸的是，徐渭先生并不孤独，因为据我所知，还有一位广为人民群众传颂的人，也有着相同的绘画水平，他就是著名的神笔马良同志。

牛到这个程度，也算是相当可以了，然而牛得上了天的徐渭先生，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当失败，读了二十多年书，连举人都考不中，基本生活也无法保障，似乎比那位王徽之也好不了多少。

可是胡宗宪依然亲自前去拜访了他，操着一口徽州话，连说带比划，糊弄了半天，终于把人带了回去。

胡宗宪是一个喜欢实干的人，极度讨厌说空话的文人，而他之所以对徐渭如此看重，如获至宝，只是基于自己的一个直觉判断——除了诗词书画外，这个人还有着更为出众的能力。

他的判断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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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徐渭对自己的能力排序是错误的，因为他最突出的能力既不是绘画，也不是书法，更不是诗词，而是兵法。

徐渭是一个精通兵法的人，且绝非纸上谈兵，这也是个怪事，胡宗宪懂兵法，那是在边界喝了几年风，看了无数死人，千辛万苦才有所悟。

徐秀才天天坐在家里，也没机会上战场观摩，光凭几本兵书就熟知兵法作战，只能说他太有才了。

就这样，穿着一身破衣烂衫的徐渭，大摇大摆地进了总督府，他也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好吃好穿不说，看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除了胡宗宪的老婆，没有他不敢开口要的。

更为滑稽的是，这位仁兄吃饱了饭后，就喜欢四处瞎转悠，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有一次胡宗宪在议事堂召开重要军事会议，与会者包括俞大猷、卢镗等高级将领，大家正屏气凝神地听胡总督训话，徐渭突然闯了进来。

看见这位师爷门都不敲，疾行而入，胡宗宪还以为有何紧急事务，当即闭上嘴，等着徐先生的指示，总督不说话，自然没人敢出声，于是会场一片寂静，大家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位天外来客。

徐师爷果然不同凡响，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中，他一言不发，轻松自如地绕场一周，然后扬长而去。

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半天才回过神来：这人莫不是个神经病吧？

胡宗宪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对下属也缺乏耐心，动辄质问谩骂，谁要敢在他开会的时候来这么一手，打个半死拖出去喂狗也不奇怪。

然而对这位拿他开涮的穷秀才，胡宗宪却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压根就没提过这事，放任不管。

胡宗宪的谦虚谨慎收到了回报，在度过开始的磨合期后，徐渭开始映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文笔极好，切中要点，上至皇帝，下到县府，胡宗宪的一切来往公文都由他包办，连老牌公文专家严嵩都几次来信，表扬胡宗宪的公文写作。

然而对胡宗宪影响深远的，并不是这些往来文书，而是一次不经意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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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总督的胡宗宪原本以为，在他的光辉领导下，倭寇之乱可以很快平息，但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后，这场祸乱却越发严重，抢劫犯们越来越勤奋，每年都要来光顾几十次。胡宗宪不肯示弱，分兵出击，全力进剿，结果却是败多胜少，入不敷出。

就在胡宗宪又一次为战败抓耳挠腮、苦思对策的时候，徐渭来到他的身边，对焦头烂额的总督大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先定大局，谋而后动。

胡宗宪就此找到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他终于醒悟，原来一直以来，自己都在为一城一池之得失拼命，而获取胜利的关键，他却从未把握。

撩开了前方的重重迷雾，胡宗宪终于发现，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渔民、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真正的对手。

汉奸？海盗？

实事求是地讲，日本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倭寇军的主力，绝非是智商有何过人之处，只是因为他们脑子一根筋，打仗不怕死，总是冲在最前面，正是所谓好用又结实。

而根据史料记载，这帮远道而来的日本抢劫犯基本不识路，脑袋也不好使，如果让他们自己上岸转悠，没准就被人贩子给卖了。

其实日本人到中国沿海混饭吃，从朱元璋时代就已经开始了，但两百多年你抢我抓，也没出什么大乱子。嘉靖年间，倭寇之所以如此庞大，且有组织、无纪律，实在要拜两位仁兄所赐，这两个人，一个叫汪直，另一个叫徐海。

汪直，是明史上的称呼，其他史书大都称王直，十分凑巧，这位兄台正是胡宗宪的老乡，他也是徽州人，要说起这位兄弟的传奇经历，那实在是三天三夜都讲不完。

在许多史书上，汪直的定义大致如此：生性狡诈偷鸡摸狗，后游荡到日本，勾结倭寇，为日本人带路进犯中国，是罪大恶极的狗汉奸。

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醒目，且振奋人心的结论，但在我看来，它很有可能是错误的。

而且至少我可以肯定一点：汪直不是汉奸。

请诸位热血青年先不要忙着抄家伙，等我讲完再动手也不迟，本人不是翻案一族，也无意向这方面发展，下此结论，只是因为汪直不符合汉奸的定义。

什么是汉奸？在嘉靖年间，所谓汉奸，就是给日本倭寇干活的人。

按此标准，汪直实在不够格，因为这位兄台确实没帮日本人干活，恰恰相反，是日本人给他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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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直，号五峰，其实那一切传奇风波的起始，只是因为一桩生意。

作为胡宗宪的最强对手，汪直自幼就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不过很可惜，他的聪明并不在读书上。

汪直的脑袋似乎很难接受四书五经的信号，读书对他而言是一种折磨，所以机灵的他很快就给自己找到了另一条出路——做生意。

一般人做生意，都是由小做起，先得摆地摊、开杂货店，慢慢地才能倒钢材、卖军火。而汪直却大为不同，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汪老板的生意起点相当高——国际贸易。

所谓国际贸易，说穿了就是把国内的货卖到国外，再倒回来。汪直很明白，在街头卖香烟是很难发财的，只有转口贸易才能致富。在明代，海上贸易是被明令禁止的，所谓“片板不得下海”，抓住了不是闹着玩的，但是历史无数次证明，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发家致富的意志和决心是无法阻拦的。

汪直就是早期下海的发起人之一，他找到了一个叫徐惟学的合伙人，说服他一同外出经商，这个徐惟学也不是善类，早年还干过几年强盗，心一横变卖了家产也下了海。

汪直的第一笔贸易是在广东进行的，他带着货物在一个深夜悄悄出海，向着更远的南方驶去。

在今天的东南亚一带，汪直以极为悬殊的价格卖出了他的货物，当巨额的利润流入口袋的时候，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兴奋。

于是他下定决心，赌上自己的一切，把这笔生意做到底。

随着生意的不断进行，汪直的船队越来越庞大，手下越来越多，利润也越来越丰厚，汪老板终于成功致富，成为众人模仿的榜样。

如果事情就此打住，应该还不算太坏，汪直的行为从法律上定义，应该算是走私，而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树大招风，被省长兼海关关长胡宗宪盯住，然后在某一次走私中被查私大队长俞大猷抓住，之后判刑、流放或是杀头。

但汪老板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见好就收也绝不是他的人生信条，不久之后，他终于做出了一个改变无数人命运的选择。

东南亚的业务潜力已经不大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汪老板决定转向日本市场。原因很简单——日本人的钱好赚。

就地理而言，日本实在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除了火山和地震外，差不多什么都缺，汪直贩运货物到这里，想开多高价就开多高价，独此一家，爱买不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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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高日本的生活水平外，汪老板还为减少日本人口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为在提供日常物品的同时，他还走私一种十分特别的货物。

其实这种货物大家并不陌生，在国家贸易品的排名中，近几百年来，它始终盘踞排行榜第一名——军火。

在东南亚贸易中，汪直和葡萄牙人成了铁哥们，葡老外们喜欢中国的瓷器、茶叶，口袋里却没钱，只好拿枪去换，且唯恐汪直不收，所以价格便宜，算是半卖半送。

汪直充分发挥了奸商的本色，每次都表现得极其为难，还经常表示下不为例，结果一转手，就把它们送到了日本，以十倍的价格。

别说十倍，就是一百倍，估计日本人也照买不误，当时正是战国时代，彼此之间打来打去不亦乐乎，大刀长矛也用腻了，大家都改玩枪了。

在汪直的订货名单中，岛津、织田等诸侯都是大客户，汪老板还比较讲信用，有时还会去调查战争杀伤情况，确保售后服务。

当然了，在贸易进行中，也有一些不和谐的插曲，东南亚和浙江沿海向来是海盗聚集地，汪直的船队经常由于目标太大，被人抢劫，汪老板气得不行：我运的是军火，你竟敢抢我？！

一怒之下，他组织了私人武装，开始还只是护航，后来发现海盗这活儿来钱更快，索性兼职干起了海盗，就这样，汪直由一个海外淘金者变成海商，最后又成为了武装走私集团的头目。

然而这远不是终点，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汪氏海外贸易有限公司兼海盗无限集团急需寻找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当然困难是存在的，嘉靖先生虽说忙着修道，但绝不会允许汪老板在他鼻子下面开办事处。

为了公司的长远发展，汪直决定把总公司搬到日本，具体位置在日本九州南部（今日本冲绳附近），他在那里占据了一片地方，作为自己的基地。

汪老板的生意做得很大，他不但有大型船队，私人武装，还过了一把皇帝瘾，在他的辖区内，住着四千多名中国移民，服从他的管理，他还雇用了很多来找工作的日本人，身体好的担任保镖或是打手，体格差的就安排扫大街，当下人使唤。

汪直对公司的发展十分满意，还给自己的这片自留地取了个名字——“宋国”。

必须说明的是，汪老板在日本开公司，是没有经过当局允许的，也没有到有关部门注册，成立多年一分税钱也没交过。这事往大了说，就是非法侵占他国领土，是对国家尊严的大胆挑衅。

但从头到尾日本人连个屁都不敢放，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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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史书里,战国被描述成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无数勇猛之士在万军之中横冲直撞，着实壮观。

但是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比如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桶狭间战役，那位威震日本，号称无人可挡的大诸侯今川义元，手底下的全部兵力不过四五万人，仅此而已。

当时，一般战役两方人数加在一起也就五六千人，要摆在中国，这也就是个仪仗队，不过倒怪不得日本同志们，毕竟人口有限，要组织个大规模战役难度太大，说句寒掺话，能战死个几千人已经很不容易了。

汪老板之所以如此嚣张，也正是欺负日本人少，当时光隶属于他的军队人数已经近万，而且都配备最新型火枪，其所在的九州地区民风彪悍，诸侯十分好战，汪直却对他们毫无顾忌，还经常派几千人拿着洋枪，开着战船，从他们的海岸招摇过市，这帮人别说武力对抗，连吱都不敢吱一声。

恰恰相反，他们对汪直十分客气，逢年过节还要送礼上贡，唯恐得罪了这位有钱又有枪的大爷。

公正地说，汪直确实算不上汉奸，因为估计日本也没人能用得起他这样的汉奸，倒是很多人日本人要眼巴巴地求他，靠他吃饭。

这就是汪直，这就是胡宗宪即将面对的头号对手，远比任何日本剑道高手都要可怕的对手。

相对而言，第二号人物的实力要差一些，但他却比汪直更具传奇色彩——因为一个女人。

徐海，徽州人，胡宗宪的第二强敌。

说来真是凑巧，他也是徽州人，老天爷实在很公平，谁惹出的麻烦谁来收拾，最终的决战将在这三个徽州人之间展开，只有一个胜利者。

汪直不是汉奸，但徐海是汉奸，货真价实的汉奸。

徐海的别号叫做普静，这个称呼看上去很像是和尚的法号，而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和尚的法号。

在少年的时候，徐海曾经是杭州寺庙的和尚，每天撞钟念经，过着平静的生活，然而有一天，他的叔叔跑来，告诉他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份很有前途的工作，还有个非常可靠的朋友作合伙人，只要你参加，管保前途远大，衣食无忧。

徐海考虑了很久，终于接受了叔叔的邀请，离开了寺庙，去干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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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个邀请并非全是忽悠，这份工作确实让他衣食无忧，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可以说是前途远大。

但问题在于，他的叔叔名叫徐乾学，那位非常可靠的朋友叫做汪直，而那份有前途的工作，自然是走私。

徐海就这么下了水，开始跟着汪老板跑船，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他的收入越来越多，相关业务（驾船、抢劫）也越来越娴熟，如无意外，他将很有可能成为汪直手下的走私头目，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攒点钱，回家买房子娶老婆，要么一直干下去，直到被抓住或是被打死。

可是命运之手却将他推向了第三条路，一条更为奇异的道路。

徐乾学原本是汪直的合伙人，双方初始合作愉快，可慢慢地，这位兄台不满意了，两人虽然一同下海，但汪直的能力超过他，生意大过他，利润也高过他，思前想后，徐乾学决定分出去单干。

单干，要有资本，徐老板的钱不够，便四处找人借，而其中最大的一笔借款，债主恰好是日本倭寇。有了钱，徐老板就开始干起了走私兼海盗，但事实证明，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任何带有商业性质的活动，都是有风险的，走私和海盗也不例外。

徐乾学运气不太好，他的船队经常遇上风暴和明军，好几次血本无归，买走私货要钱，手下的抢劫犯们也要领工资，加上倭寇催款，徐乾学焦头烂额。

欠银行的钱，还不了最多不过是坐牢，可是欠倭寇的钱，还不起就没那么简单了，那可是拿命换来的，绝不容许变成坏账，可是徐乾学的家产已经卖光了，也没有什么可抵押的，于是无奈之下，他干了一件十分缺德的事——低押自己的侄子。

在徐叔叔看来，侄子也算是他的财产，就这样，徐海成为了倭寇的财产人质。

此时的徐海倒还不以为然，以为不过是多吃几顿日本料理，不久后叔叔就会把他赎回来，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徐乾学实在没有做生意的命，回去后不但没翻本，反而赔得更多，最后还因债务纠纷丢了性命。

当这一消息传到徐海耳朵里时，面对着血本无归、暴跳如雷的倭寇，他没有慌张，镇定地用一句话挽救了自己：

“留下我的性命，我跟你们一起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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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钱也没了,为了不致人财两空，徐海就此成为了倭寇的一员，当然，在那些日本人看来，他们不过是多了个端茶倒水的人而已。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徐海的能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从本质上看，汪直是一个一流的商人，二流的海盗，通俗点说，他最擅长的是经济，之后才是军事。而徐海却恰恰相反，在成为一个成功商人之前，他是一个军事天才。

徐海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算是自学成才，但他有着惊人的天赋，极具组织才能，而且十分精于海上作战，和那些死脑筋的日本人比，他实在是个过于突出的人，所以没多久他就加入了倭寇抢劫公司，成为了正式成员,获得了自由，之后还曾一度跻身管理层，当上了高级领导。

徐海发达了，他利用自己的才能和与倭寇的良好关系，在众多的海盗中脱颖而出，拥有了固定的势力范围和强大的部属。

但必须说明的是，此时的徐海依然是倭寇手下的棋子，他没有汪直那样的实力，只能靠日本人吃饭。

他的致富方式十分类似于旧中国的买办，每次带领倭寇进犯之前，他都会与对方签订合同，列明带多少人，去抢哪里，事后分红份额等等，条款十分清晰，倭患如此猖獗，这位汉奸可谓是始作俑者之一。

但作为汉奸，和抗日电影里那些摇头晃脑的同行相比，徐海是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十分强悍的汉奸。

胡宗宪曾领教过徐海的厉害，有一次，倭寇大规模进犯浙江一带，胡宗宪派游击将军宗礼率军主动出击，恰好遇到徐海的船队，双方在三里桥大战。

一开始，宗礼根本没把徐海的杂牌水军放在眼里，而事实似乎也是如此，双方交战后徐海军一触即溃，宗礼大喜过望，发动军队继续作战，再次击败徐海。

两次连续的胜利让宗礼相信，徐海不过是个浪得虚名的小角色，于是他又发动了第三次攻击，而徐海的水军似乎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第三次大败。

但就在宗礼准备预写他的第四次捷报时，徐海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真理——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在明军防备松懈之时，徐海悄悄集结了他的精锐水军，出其不意地发动了反攻，为了让宗礼相信自己的柔弱，他退却了三次，至此一举收回成本，明军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宗礼本人战死。

这就是胡宗宪面对的两个强敌，强悍的汪直、狡诈的徐海，要平息倭寇，必须除掉这两个人。

可在仔细考量双方实力之后，胡宗宪终于悲哀地发现，他根本毫无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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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直自不必说，这位土皇帝富可敌国，兵强马壮，比日本诸侯还厉害，徐海虽然稍微差一点，但他极其狡猾，且精于水战，凭借明朝的海军，要彻底消灭他几乎是不可能的。

思前想后，胡宗宪对时局感到绝望了，然而此时，徐渭却从容地告诉他，其实要解决这两个人，并不困难。

这一次，胡宗宪没有相信他的师爷，因为这句话实在太不靠谱。且不说这两个人手下有上万名武装海盗，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占据着一种特殊的资源——钱。

根据某些历史学者统计，汪直的商业贸易额曾一度超过浙江全省的财政收入，海盗竟然比政府还有钱，到底谁是政府？

面对如此可怕的金融武装集团，胡宗宪找不到任何自信的理由，在他看来，想战胜这两个对手，无异于痴人说梦。

“用武力是很难战胜他们的。”徐渭点点头，他同意胡宗宪的看法，“但要战胜他们，并不一定要动用武力。”

不用武力？这帮人不远千里来抢劫，莫非你请他们喝杯茶，给个红包他们就肯走人不成？

“是的。”徐渭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缜密的计谋

徐渭告诉胡宗宪，其实一直以来，他并不了解汪直，因为这位仁兄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个生意人。

做生意的人，只求财，不求气，汪直所想要的，并非大明江山，只不过是自由通商的权利。

“但是海禁是历代祖制，我也无能为力。”胡宗宪只能无奈地叹气。

徐渭的脸上露出了狡诘的笑容：

“我并没有说要给他这个权利。”

胡宗宪终于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开放海禁是不可能的，但谈判是可能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谈判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他们并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

“首先，我们必须与汪直取得联系，招他上岸商谈。”

“但汪直呆在海外，且素与我们为敌，他怎么肯来呢？”胡宗宪对此并不乐观。

“你忘了吗？”徐渭又一次露出了笑容，“他的母亲和妻子在你的手上。”

 

[899]

自从汪直下海之后，朝廷就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他的母亲和老婆都被关进了监狱，已经吃了好几年牢饭，胡宗宪随即签发了特赦令，把他们放了出来，不但好吃好住，还分给她们一套房子。

胡宗宪的想法很简单，善待汪直的家眷，以显示自己的谈判诚意，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简单了。

释放管饭分房是十分容易的，但在做完这些之后，胡宗宪才意识到一个重要的疏漏——怎么让汪直知道呢？

要知道，汪老板虽然还是中国国籍，却已移居海外，找倭寇带话又不太靠谱，胡宗宪傻了眼，苦思冥想后他决定冒一次险。

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一月，胡宗宪派出了他的使者蒋州、陈可愿，他们的使命简单明了：去日本，找到汪直，告诉他所有的一切。

这基本上应该算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海上交通安全且不说，即使到达日本，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地方，想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

但是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两人在日本九州成功登陆，见到了当地的大名（诸侯），很明显，大明帝国东南总督的名号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日本土财主给了胡宗宪很大的面子，热情招待了两位使者。

不管事情办成与否，白吃一顿总是好的，然而就在两人狼吞虎咽之际，却听到了这样一个询问：是否有兴趣见见本地一个叫毛海峰的人。

那位无心插柳的日本领主刚说完这句话，就惊奇地发现，两个原本一心一意努力吃饭的人立刻丢掉了筷子，连声大叫道：现在带我们去！

因为这是一个他们极其熟悉的名字，毛海峰，是汪直的养子。

蒋州和陈可愿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人，在毛海峰的引荐下，传奇人物汪直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汪直的开场白是并不友善的，除了胡宗宪挡他发财，和他作对外，全家人被明军杀光也是他大发雷霆的主因。

所以当蒋州告诉他，他的家眷不但没死，政府还分了房子，衣食无忧，并且拿出了他家人的亲笔信时，汪直的态度彻底转变了。

他十分高兴，还连声为自己辩解，说他并不想干这行，早就有归顺之意，并且愿意帮助胡宗宪平定倭乱。

 

[900]

蒋州和陈可愿万没想到，事情竟然进展得如此顺利，大喜过望，而汪直也确实很够意思，不但管吃管住，还带着他们游览日本全国，各地诸侯听说汪直出访，纷纷列队热烈欢迎（财神爷来了），比将军大人还威风，看得两位使者目瞪口呆。

排场也耍了，世面也见了，蒋州和陈可愿开始提醒汪直，应尽快回国与胡宗宪商谈具体事宜，汪直满口答应，并预定了出发日期

出航的日子到了，然而就在船只即将起锚出发的时候，汪直却作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举动。

他突然强拉着蒋州，跳上了岸，目送着船只的离去，笑着对惊恐的使者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还不能去，你也不能走。”

汪直不是三岁小孩，几十年江湖也绝不是白混的，他从不相信任何人的空口许诺，包括胡宗宪在内。

就这样，毛海峰带着陈可愿，来到了胡宗宪的管辖地，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正是谈判。

虽然有了重大进展，但没有看到汪直本人，胡宗宪依然很失望，而当他看到那封汪直给他的亲笔信时，这种情绪到达了顶点。

这是一封很能体现汪直特点的文书，在开头部分，他十分恭敬地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朝廷招抚，痛改前非，为国效力，之后突然话题一转，开始吹嘘自己，大意是本人在日本混了很多年，现在很牛，一般的诸侯都可以搞定，但由于日本诸侯太多，敌情复杂，本着帮助国家彻底清除倭寇的精神，我暂不能回国，目前正与朝廷特使蒋州巡视各诸侯，处理外交事务，等到告一段落，我会立刻回国报到。

当然，光讲废话是没用的，最后他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条件——开放海禁。

胡宗宪勃然大怒，他知道自己被汪直涮了，说来说去，这个老滑头一点也没有松口，而他开出的条件是胡宗宪绝对无法答应的。

所以折腾来折腾去，事情依然毫无进展。

在犹豫的关口，徐渭再次出现，用他的智慧拯救了胡宗宪，他告诉自己的东家：现在的汪直过于强大，绝不可能作出妥协，但这个对手也并非毫无破绽，只要找到合适突破口，就能战胜这个强敌。

事实上，这个突破口就在眼前——毛海峰。

 

[901]

    作为汪直的全权代表和贴身亲信，毛海峰也是一个极其狡猾的人，但是和老狐狸胡宗宪相比，他还有不小的差距。

    出乎他的意料，胡总督对他这个倭寇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轻蔑，反而礼遇有加，每天好酒好肉招待，毛海峰是个比较实在的人，吃人家的嘴软，感觉不好意思，便向胡宗宪表示希望能帮点忙。可是胡宗宪却总是笑而不答，啥也不让他干。

    这事要放在严嵩这类人的身上，估计还求之不得，偏偏毛海峰脸皮厚度不够，坚持表示一定要干活，扫大街也行。

    于是胡宗宪终于勉强地答应了，他十分为难地表示，在舟山一带盘踞着一伙倭寇，十分凶悍，而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他们。

    还没等胡宗宪把话说完，毛海峰就跳了起来，跑回船上召集手下抄起家伙去了舟山。

    结果是毫无悬念的，汪直出来干海盗的时候，舟山的那帮小兄弟还在穿开裆裤，听说汪老板的队伍到了，还没等毛海峰动手，倭寇们已经逃窜一空。

    胡宗宪亲自迎接了这位得胜归来的英雄，并主动为他请功，算得上是兴高采烈。

    他确实应该高兴，当然这与舟山的那帮小*****并无干系，真正的原因在于，自毛海峰发动进攻的那一刻开始，一个重大的转变已然发生：从此以后，在所有倭寇的眼中，汪直将不再是他们的朋友。

    前任倭寇，现任抗倭英雄毛海峰看着开怀大笑的胡宗宪，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当然，其实他并不知道对方在笑些什么。此时此刻，他的唯一感觉是，胡总督是个很够意思的人。

    事实上，胡宗宪确实很讲义气，他把战利品全部交给了毛海峰，还额外给了很多赏赐，并且表示，自己绝不会亏待和政府合作的人。

    毛海峰十分感激，胡宗宪的慷慨与大方超出了他的预料，但他依然保持着警惕，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始终放心不下的。

    不久后，毛海峰找到了胡宗宪，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已经呆了很长时间，是时候回去找汪直汇报谈判情况了。

    毛海峰十分清楚，作为汪直的养子和亲信，他有着很高的人质价值，如果胡宗宪玩花样，他将到牢房里继续自己衣食无忧的宾客生活。

    然而胡总督的反应却着实出人意料，他看着不安的毛海峰，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亲自为你送行。

    此外，他还十分礼貌地送给毛海峰许多土特产，并托他向汪直带去自己的良好敬意，期盼他早日到访。

 

[902]

     毛海峰终于被彻底打动了，他怀着对胡宗宪的无限好感回到了领地，并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自己的养父，虽然事情仍然毫无进展，但正如徐渭所预料的那样，强大的海盗头目汪直终于露出了破绽，一个致命的缺口已经打开。

    一个特殊的女人

    汪直暂时稳住了，胡宗宪决定着手对付他的另一个强敌——徐海。

    从策略上分析，胡宗宪用在汪直身上的，应该算是怀柔战术，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向对方示好，以谈判麻痹对手，等待时机的到来。

    事实证明，这一战术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所以胡宗宪决定故伎重演，在徐海身上进行二次实践。

    然而徐渭表示了反对。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渭先生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一伟大理论，却也能无师自通，他告诉胡宗宪，徐海是不能招抚的，因为此人和汪直不同。

    汪直多少还算个商人，财大气粗，而且军力强大，难以击溃，加上这位仁兄十几年胡乱闹腾，既不要钱也不要官，只是一门心思想向朝廷要通商政策，对这号人，只能小心伺候，慢慢忽悠。

    徐海则是个彻头彻尾的海盗，还有个响亮的称号——“狗汉奸”。加上他年轻气盛，擅长打砸抢，而且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对他妥协，只能增加他的嚣张气焰，所以对付徐海，只能用强硬的手段。

    胡宗宪同意徐渭的观点，却又提出了疑虑：徐海虽然实力较差，但此人精于海战，极具军事天才，以明朝海军的实力，很难战胜敌军，之前的那次惨败就是范例，一旦开战，难有胜算。

    徐渭再次露出了洋洋自得的笑容，他走到胡宗宪的面前，一本正经地纠正了总督大人的逻辑错误：

    所谓强硬的手段，并不一定是指武力。只要能够消灭对手，可以使用任何方法。

    而对付徐海的指导方针也就此确定——万勿妥协，赶尽杀绝。

    为实现这一目标，徐渭和胡宗宪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与商议，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几乎天衣无缝的计划。事情发展证明，徐海最终正是在这个计划的推动下，被无情地绞杀。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从一个间谍开始。

 

[903]

由于徐海长期在国外工作，很少回国探亲，即使每次回来，也都忙于工作（抢劫），且十分匆忙（不跑就完了），但他的老家毕竟还在这里，还有许多亲戚和同乡。为了彻底摸清徐海的底细，胡宗宪决定玩一把无间道，派一个人前去卧底。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罗龙文，没有官衔，他之所以能够被选中执行如此光荣的任务，是因为他具备两个优势：首先他是徐海的老乡，两人家住同村，容易沟通感情。而更重要的是，这位罗先生有一个不太光彩的特长——挑拨是非。

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个心理比较阴暗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喜欢闹事，然而胡宗宪依然选中了他，因为他正需要这样的人。

靠着一个由大才子徐渭编剧的感人故事和老乡的身份，罗龙文成功地打入了徐海犯罪集团内部，在那里，他善于挑事的特长将得到充分地发挥。

没过多久，胡宗宪就从罗龙文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情报，正如徐渭所料，貌似强大的徐海集团是不难击破的，因为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内讧。

和汪直不同，徐海海盗公司不是独资的，除了徐海之外，还有两位投资者，一个叫陈东，另一个叫叶麻。

说来滑稽，这两位仁兄原先其实并不是海盗，也不是走私犯，而是正正经经的商人，无奈亏了老本，欠了一屁股债，被高利贷追杀，于是心一横，下海当了海盗，成为了徐海的合伙人。

也就是说，在徐海的公司里，除了他这个董事长外，还有两位执行董事，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胡宗宪迅速抓住了这个漏洞，命令罗龙文发挥特长，四处煽风点火，搬弄是非，事实证明，罗龙文同志确实具备无耻小人的天赋，他的工作卓有成效，每次抢劫完后他总是抢先把最值钱的财物弄到手，并交给徐海，徐董事长自然很满意，但两位董事的脸色却是一天比一天难看。

徐海和陈东、叶麻之间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了，胡宗宪的计划获得了初步成功。但接下来的工作却更为艰巨，毕竟徐海的实力雄厚，如果不解决他本人，单靠分化瓦解，也是无济于事的。

为了进一步搞清徐海的底，胡宗宪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交给了徐海，对于胡宗宪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寻常的举动，他曾给无数倭寇海盗写过信，内容千篇一律，只是对象不同，他也从不期望会有什么意外惊喜。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无意识的举动，让他找到了一件毁灭徐海的利器。

 

[904]

在倭寇中，徐海算是很有礼貌的一个，他很快就托人捎了回信，当然内容绝对不会是我抢够了，决定放下屠刀，归顺政府，回家务农之类。只是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得已，自己的悔恨，希望政府体谅。一句话，鉴于年景不好，老子还要再抢上几年。

这是一封常见的忽悠信，但利器就隐藏在这封信里。

胡宗宪看过之后，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玄机，随手交给了徐渭。

徐渭看完之后，却思考良久，对胡宗宪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封信十分奇怪。”

胡宗宪接过信，反复看了很久，也没有找出答案：

“此信格式规范，且用语恰当有礼，我看不出哪里奇怪。”

“怪就怪在这里”，徐渭面带疑惑地说道：“实在是太规范有礼了。”

胡宗宪恍然大悟。

虽然不排除个别逼上大海的特例，但肯下海干倭寇的，一般都不会是什么优等生，对于这些倭寇们的文化程度，胡宗宪曾经做过统计，大约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半文盲，剩下那百分之二十是纯文盲。

这就是件怪事了，徐海那几把刷子，胡宗宪心里还是有数的，这种高水平公文他就是照着抄也会抄错，更别说是独立创作，所以在这篇文章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得力的枪手。而如此重要的来往公文，徐海肯放心地交由这个枪手处理，可见此人地位必定非同一般。

于是他交给了罗龙文一个新的任务，务必要确认这个人的身份。

没过多久，罗间谍就找到了这个人，结果让他也大吃一惊。因为这位枪手既不是五大三粗的倭寇，也不是被胁迫的教书先生，竟然是个女人，确切地说，是徐海的老婆。

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王翠翘，她的知名度将远远超越同时代的徐海、汪直、甚至胡宗宪。

在认识徐海之前，王翠翘是一名妓女。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但凡干这行的人，都会成为道学家们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历史证明，妓女未必不如道学家，道学家未必赶得上妓女，而作为一个平凡的女人，王翠翘足以名留青史。

 

[905]

干这一行，大都有个惯例，要么不出名，要么出大名，王翠翘就出了大名，别号“江南名妓”，无数文人雅客争相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她的风采。

能引发如此轰动，主要还是靠实力，王翠翘不但知书达理，仪态优雅，而且和善近人，有所谓“如沐春风”的美誉。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来由的。

在十几年前，王翠翘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女子，只是因为父亲犯罪，不得已才沦落风尘，而她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和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也让无数人趋之若鹜，追求者不计其数，据说还曾经有人不远千里专程前来，想把她娶回家。

徐海就是追求大军中的一员，而他能从众多应征者中脱颖而出，确实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和那些富商高官相比，徐海着实没有优势，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稳定，经常住在船上（工作需要），除了名声很大（海盗、汉奸）之外，真可谓是乏善可陈。

但是阅人无数的王翘翠依然选中了他，选中了这个可能明天脑袋就要搬家的倭寇，这似乎是一个毫无逻辑的选择，不是因为金钱，也不是因为权势。

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的话，我相信它的名字叫爱情。

王翠翘就这样开始了她的新生活，漂泊不定却无比幸福的生活——至少到目前为止是幸福的。

这是一段注定不会长久的幸福，毕竟她丈夫的工作属于高风险行业，没准明天人就没了，对于这一点，她也有着相当的认识和心理预期。

但无论如何，她也不会想到，在不久之后，她将会用自己的手把丈夫推入无底深渊。

从那封回信上，胡宗宪敏锐地察觉到了一个信息：对于徐海而言，王翠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

既然如此，那事情就好办了。胡宗宪相信，他已经找到了徐海的破绽。

很快，胡宗宪就给徐海送去了许多财物，表示自己的善意，在意外之余，徐海还是高兴地笑纳了，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些礼物中，还夹杂着许多女人专用的珠宝手饰，胭脂水粉。对于这些物件，徐海自然是大手一挥，送给了王翠翘。

这正是胡宗宪的真正目的。

 

[906]

就在王翠翘为得到的礼物高兴不已的时候，胡宗宪派去的卧底找到了她，并告知这些礼物是胡总督专门送给她的，希望她能够劝说徐海改恶从善，归顺朝廷。

胡宗宪的这一招十分厉害，是看准了才干的，他明白，像徐海这样的亡命之徒，根本不在乎生死，无论是好言相劝还是武力威逼，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只认实力。

但徐海的老婆就不同了，作为一个女人，自然不会热衷于杀人放火之类的工作，更不会喜欢整天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女人嫁人，所期待的不过是一个家而已。

事实证明，胡宗宪的判断完全正确，王翠翘接受了胡宗宪的提议，开始给徐海吹枕头风，劝他归顺于胡宗宪。

王翠翘的鼓动起了相当的作用，徐海开始有所动摇，但他毕竟不是个简单人物，绝对不会被如此轻易地迷惑。所谓投降，仍然只是个遥遥无期的目标。

就在此时，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对于徐海而言，他已没有太多选择的时间。

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出航中，徐海属下的一群日本倭寇遇到了几条运输船，在未征得徐海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洗劫了这几条船，之后也未上报。因为在他们看来，抢劫是本质工作，不抢才是消极怠工，对于努力工作的人，徐海是绝不会批评的，这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无足挂齿。

按说道理是没错的，可问题是，这帮日本二百五在抢劫前没动脑子，连旗号都不看，就不分青红皂白抢了一把，他们并不知道，虽说海上有无数条船可以抢，但偏偏有几条是动不得的，那就是汪老板的船队。

不能动的也动了，汪直暴跳如雷，加上鉴别力有限，把帐直接算在了徐海的头上，誓言报仇雪恨，而汪直与徐海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到此结束。

当然，老奸巨滑的汪老板不会自己动手，他决定借刀杀人，将徐海即将进犯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进攻路线和部署，并向他预祝胜利。

得到情报的胡宗宪迅速完成了防务，等待着徐海的到来，事实上，连他也没有料到，这次进犯将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对于这一切，徐海却依然被蒙在鼓里。

 

[907]

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入侵,总人数约在两万左右，作为一个汉奸，徐海领来了日本大隅、萨摩二岛的上万倭寇，加上他的嫡系部队，以及董事会另两位股东陈东、麻叶的全部部属，准备好好地干一票。

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抢劫，徐海押上了全部的本钱，并制定了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在战役的开始阶段，他将调遣军队向防备森严的上海、慈溪等多处同时发动进攻，以扰乱明军的判断，当胡宗宪手忙脚乱的时候，他再率领主力军队攻击浙江富庶地区，进行抢掠。

按照徐海的一贯作风，他无私地把进攻上海慈溪，当炮灰垫脚石的任务交给了日本友人，把攻击薄弱地区进行抢劫的重任留给了自己。

为了实现日本同行光荣地去死，义无反顾地去死的武士道主义精神，把背黑锅啃骨头进行到底，徐海在出发前反复对他们强调，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最为强悍的明军，即将进行的，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正是实现个人价值（战死）的最好时机。

当然，除了忽悠国际人士外，徐海也表现出了一抢到底的决心，在出发之前，他当众烧毁了几条船只，以示此战有进无退。

在燃烧的熊熊烈火面前，徐海向着自己祖国的方向，下达了总攻令。

此时的徐海风光无限，作为行动的总策划，上万日本倭寇被他左右，陈东和麻叶也依附于他，听从他的调遣。而他也从不介意用屠刀砍掉自己同胞的脑袋，烧掉他们的房屋，抢掠他们的妻女，从他被自己的亲叔叔出卖的那一刻起，所有的道德和原则就已被彻底抛弃。

踌躇满志的徐海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抢掠——也是最后一次。

嘉靖三十五年（1556），徐海率军抵达江浙沿海，如之前安排的那样，日本炮灰们先行出发，去啃硬骨头。

可这帮炮灰还没上岸，就被明朝海军档了回来，死活过不去。徐海没有办法，只好改变计划，亲率主力提前进攻，可原本不设防的地方竟然变得比铁桶还坚固，抵抗十分顽强，攻击多次也未能得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徐海终于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落入了圈套。他准备退却了。

然而不久后，局势却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经过几轮试探，胡宗宪感到对方锐气已尽，随即命令水军即刻出发，发动对徐海的反击，事后证明，他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908]

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明军大败，这也再次验证了徐海的可怕，虽说损兵折将，但他打起仗来却一点也不含糊，先后五次击败明军，气焰极其嚣张，陈东和麻叶也趁势发动反攻，攻破多处明军据点，沿海许多地方纷纷戒严，百姓随时准备撤离。

就在形势即将失去控制时，关键人物俞大猷出场了。

听说俞大猷率军赶到，焦头烂额的胡宗宪终于松了一口气，感叹地对徐渭说道：这下没事了，好险，好险！

胡宗宪之所以如此安心，是因为俞大猷有一个公认的作战特点——“计定而后大举，兵集而后齐发”。通俗点说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见鬼子不拉弦。

俞大猷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将领，在作战之前，他会仔细评估双方的实力对比，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使情势一片大好，他也绝不出击，（估计这和他被整的次数太多有关）

但他一旦准备出击，就意味着已有必胜的把握。

胡宗宪十分了解他的这一特点，所以才会如此放心，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所谓名将就是名将，和那些二流货色确实不同，俞大猷主动收缩阵型，等待徐海来攻，徐海倒也真识货，看到这个架势，感觉是个老手，不敢轻敌冒进，之后双方交战多次，徐海始终未能取胜，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俞大猷稳住了阵脚，却不主动进攻，徐海尝到了厉害，倒也赖着不走，双方在海上僵持着，事情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俞大猷突然接到了一道极其怪异的命令。

这是一道由胡宗宪亲自发出的手谕，主要内容如下：休战，撤回杭州。

在这紧要关头，怎么能够撤军呢？敌军如果进逼怎么办？俞大猷百思不得其解，但手谕言辞极其严厉，毫无商量余地，权衡利弊后，他遵照命令，撤了回来。

胡宗宪是一个聪明人，绝不会重蹈当年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覆辙，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回俞大猷，只是因为他刚刚得到了一封信件，而他确信，对于徐海而言，此信比俞大猷和他手下的数万士兵更有杀伤力。

这封信是毛海峰带来的，作者就是他的养父汪直。

 

[909]

连锁的陷阱

俞大猷退却时，徐海并没有追击，对于这位名将，他始终心怀着警惕，打了这么多天一步都不让，现在居然主动撤退，必有诡计。

这实在是抬举俞大侠了，几十年来，无论做官还是打仗，他都是个实诚人，要说玩阴谋的顶级高手，那还得说是胡总督。

所以当胡宗宪的使者带着那封信到访时，并未引起他足够的警惕和戒心。

不出胡宗宪所料，这封信给了徐海极大的刺激，在刀光剑影里混了十几年的徐汉奸第一次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

关于此信的具体内容不甚明了，但徐海的反应是清晰而确实的：

“连老船主也投降了吗？！”

老船主就是江湖朋友给汪直的敬称，汪老板纵横倭寇业数十年，是这一行的老前辈，只要混这行，都要给他三分面子，徐海也不例外。

于是徐海开始犹豫了，连汪直都顶不住了，看来行业前景确实不佳，加上此前王翠翘的劝说，与陈东、麻叶的矛盾，徐海决定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

这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心理战术，胡宗宪只用了一个小小的花招，就把徐海拉入陷阱。

作为倭寇业的大哥级人物，汪直可谓老奸巨猾，对他而言，忽悠是可能的，投降是不会的。跟胡宗宪谈判几年，除了表面文章外，汪直丝毫不肯让步，还整天想着把胡总督当枪使，他为明军提供倭寇的情报，只是希望借政府之手替他干掉自己的竞争对手，搞垄断经营。

然而胡宗宪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也有自己的打算，因为这些应酬文章虽然忽不了他，却可以拿去忽别人。

于是，从罗龙文开始，到王翠翘，再到这封信件，徐海在胡宗宪的缜密策划下，一步步地走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

徐海彻底动摇了，但他仍然不肯屈服，便对送信的使者说出了下面这番话：

“我很想退兵，但此来我军兵分三路，若要撤退，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所谓兵分三路，就是他和陈东、麻叶，当然，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其目的无非是拖延时间，或是多要好处。

如果是一般的使者，到此也就回去复命了，可是偏偏这个使者不是普通人。

他的名字叫做夏正，是胡宗宪的贴身亲信，但凡能跟老狐狸混的，至少也是个青年狐狸。

 

[910]

这位夏正兄听到了徐海的答复，倒也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木讷地点点头，坐在原地一声不响，过了很久，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对徐海说了这样一句话：

“陈东那边没有问题，那就只等你了。”

徐海差点没背过气去。

这句话的音量很低，但对于徐海而言，却无异于晴天霹雳。虽然这位陈东不太靠谱，但毕竟现在大敌当前，也只能指望这个不靠谱的兄弟，但照这位使者的说法，莫非同伙都已经投诚，只留下自己背锅？

满腹狐疑的徐海送走了夏正，而罗龙文的前期挑拨工作，此刻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仔细思考，他终于认定，陈东已经不再可靠。

不可靠也没办法，事已至此，就算要分家火拼，也得先回老窝再说。

然而连这个机会，他也没有等到。

就在夏正去见徐海的同时，胡宗宪派出了另一拨人，他们的目的地，是陈东的船队。

没过多久，陈东就从手下处得知，外面盛传，徐海准备把大家卖掉，作为自己归顺朝廷的见面礼。

陈东还比较够义气，开始坚决不信，然而当他得知胡宗宪的使者确实去了徐海那里时，以往的所谓江湖情分就此荡然无存。

为以防万一，他开始集结部队，随时准备应对徐海的攻击。

陈东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徐海的警觉，他认为，陈东已经和胡宗宪商定了条件，准备对他动手了，并随即命令部下动员，防备陈东进犯。

徐海海盗公司就这样完了，没有大规模的进剿，也没有刀光剑影的拼杀，陈东和徐海就如同京剧三岔口中那两个可笑的人，在黑暗里开始互相猜疑，胡乱殴斗。而这一切喧闹的背后，是微笑着的胡宗宪。

朝廷调集十余万大军，费时多年，却无法动摇分毫的第二大倭寇集团，被胡宗宪轻而易举地分裂了，凭借一个间谍，一封回信，一份厚礼和一个使者，仅此而已。

佩服，实在佩服。

在海战中，徐海一向以进攻神速闻名，事实证明，到了投诚的时候，他的反应也远远胜过常人，当陈东还在左思右想反复犹豫的时候，他已经主动联系了胡宗宪，归还了大量明军俘虏，并表示愿意主动撤离。但倭寇就是倭寇，在贼不走空趟的原则指导下，临走时，他向胡宗宪提出索要钱财的要求。

胡宗宪慷慨地满足了他，徐海高兴地履行了退军承诺，一天之后，独木难支的陈东也主动撤离。

当时曾有人劝诫胡宗宪，徐海已然孤立，根本无须满足他的索财要求，可是胡宗宪只是笑而不答。

事后证明，胡宗宪的笑容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他看来，徐海不过是个保险箱而已，不久之后，这笔钱就将回到他的手上。

 

[911]

徐海和陈东都撤了,远离了胡宗宪的势力范围,这二位仁兄似乎也略微恢复了清醒,感觉事情有点蹊跷，便互派使者加强沟通，再次恢复了双边关系，合力对抗明军。

但已然太晚了，胡宗宪早已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仇恨和猜疑的种子，等到时机成熟，它将再次萌发，并破土而出。

而事实上，胡宗宪确实没让他们等太久。

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胡宗宪的使者悄悄潜入了徐海的舰队，为他带来了胡总督的最新指示。

毕竟刚从胡总督那里领了工钱，徐海笑逐颜开地接待了使者，他以为这位财神爷又来送钱给他了。然而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使者辞严厉色地传达了总督的指令，大意是：倭寇徐海一向对抗政府，现在大军集结，指日可发，应尽早认清形势，早作打算。总而言之，若不主动投靠，就要人为改造。

徐海终于看清楚了胡宗宪的狰狞面目，但事到如今，他已经没有选择，陈东不会帮他，汪直更没法指望，思想前后，他决定妥协。

“我该怎么做？”

使者告诉他，在吴淞江，有一群倭寇聚众抢掠，胡总督希望他去消灭这群*****，以表明投降的诚意。 

    这也算是老把戏了，就如同水浒传里的林冲，好不容易上了梁山，王伦大哥却告诉他，要想入伙，必须下山杀一个人。作为梁山流氓团伙的头目，王伦的这一指示可谓用心良苦，因为只有杀了人，才能全心全意干坏事，并培养出对组织的高度认同感和深刻的危机感（出了事大家一起完蛋，谁也别想跑）。

    与王伦相比，胡宗宪的这一招数可谓是异曲同工，但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他们之间也是有差别的——一个细小而致命的差别。

    徐海遵照胡宗宪的指示，率领船队向吴淞江的同伙发动了攻击，不出意料地取得了大胜。按照以往惯例，他等待着胡宗宪的奖励和封赏。

    但他没有想到，胡宗宪并不准备给他赏赐，恰恰相反，总督大人正打算向他收回上一笔钱的利息。

    徐海并不知道，胡宗宪之所以让他去吴淞江，除了杀人入伙，顺便清楚倭寇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有一个人在那里等着他。

    这个人就是俞大猷，作为少数几个能与徐海对抗的将领，他按照胡宗宪的指示，提前在吴淞江设下了埋伏，等待着徐海的到来。

    就在徐海获胜后不久，俞大猷发起了攻击，斩杀多人，并焚毁数条船只，恼羞成怒的徐海明白自己上了当，却已无计可施。但就在战况极为不利的情况下，另一个意外发生了。

    俞大猷突然停止了攻击，让开了一条出路，也放弃了追击。

 

[912]

    就这样，徐海逃出了包围圈，但他十分清楚，这绝不是因为菩萨显灵、上帝开恩，或者是俞大猷发疯。能够顺利突围，只有一个可能的理由。

    这一次，他没有再犹豫，立即准备了大量金银财物，以及自己之前多年搜刮的奇珍异宝，全部连本带利地送给了胡宗宪，为了表示诚意，他还派弟弟徐洪去胡宗宪那里做人质。

    徐海很清楚，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他已经没有谈判的筹码，只能乖乖认输，在政府的管辖下当个良民，终此一生，而俞大猷放他破围而去，说明胡宗宪并不想赶尽杀绝，愿意给他一条生路。

    应该说徐海对形势的判断大体上是正确的，他确实失去了谈判的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也错误地理解了胡宗宪的意图，这位总督大人之所以放他一马，只是因为害怕一个成语——狗急跳墙。

    事实证明，胡宗宪和王伦确实是有区别的：

    林冲杀人之后，王伦会让林冲入伙。

    徐海剿灭同伙之后，胡宗宪会剿灭徐海。

    这就是水平。

    正如之前的徐海一样，当人质的徐洪也得到了良好的待遇，锦衣玉食，好吃好住，不过吃了胡总督的饭，那是一定要还的，没过多久，胡宗宪终于亮出了底牌，他让徐洪带话给徐海，要想从良，必须献出自己的同党——陈东、麻叶。

    对于徐海而言，这实在不是个问题，他连自己的弟弟都可以牺牲，何况是这两个傻种。

    徐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并立即着手准备，用合伙人的命换自己的，在他看来，这实在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却是毁灭的起始。因为从一开始，胡宗宪就没有打算和徐海做生意，也不打算遵守游戏规则，他只知道，这是一个手上沾满无辜百姓鲜血的倭寇，虽百死不足赎其罪，人皆可杀！

 

[913]

最终的诅咒

徐海决定动手了，因为胡宗宪不但许诺既往不咎，还答应给他爵位，让他安享荣华富贵，只要他抓住陈东和麻叶。

两人之中，麻叶要好对付一些，而陈东统率军队，比较麻烦，所以徐海决定先拿麻叶开刀。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徐海请麻叶吃饭，到地方二话不说，绳子往脖子上一套，直接交给了胡宗宪。

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徐海送走了麻叶，放心大胆地去准备对付第二个目标。

但他想不到的是，就在他如释重负之际，五花大绑的麻叶已经坐在了贵客席上，而为他解开绳索的人，正是胡宗宪。

麻叶的脑袋彻底乱套了，先是被人莫名其妙地绑了起来，然后又被人莫名其妙地松了绑。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必须乖乖与对方合作，才能保住脑袋。

很快，他就知道了活命的条件——写一封信。

这封信是写给陈东的，写作者是麻叶，当然，原创的权利属于胡宗宪。

在此信中，胡宗宪描述了一个十分曲折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陈东和麻叶就看徐海不顺眼了，他们制定了一个阴险的计划，准备置自己同伙于死地，并进行了积极的策划。

但在完成之后，信却没有被投递到陈东的手中，恰恰相反，第一个看到这封信的人，正是徐海。

这看上去是一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既然徐海已经决定要去解决陈东，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然而这正是胡宗宪的过人之处。

他深知，徐海为人反复无常，且与陈东合伙抢劫多年，交情深厚，两人分分合合是常事，要保证万无一失，就必须断绝徐海的所有慈念和退路，让他把绝路走到底。

胡宗宪的判断是准确的，徐海确实犹豫了，他很明白，如果自己迈出了这一步，就将失去所有后路，一旦胡宗宪靠不住，自己就会必死无疑。

但当他看到那封写给陈东的信时，怒火烧毁了他的理智，而急于安居乐业的王翠翘，也在这关键的时刻，给了他一个关键的建议——彻底放弃抵抗，接受胡宗宪的招抚。

徐海终于做出了决定，与之前的无数回敷衍应付不同，这一次他是真心的。

事实证明，徐海的智商和斗争经验远远在陈东之上，他设下圈套，擒获了陈东，并招降了他的一部分属下。

 

[914]

但在大功告成之后，徐海却突然平静了下来，他没有去见胡宗宪，在仔细思考之后，他改变了主意。

此前，徐海急于投降，除了胡宗宪的计谋策动外，陈东的威胁也是一个主要因素，现在陈东已束手就擒，董事会只剩下他一个人，且军权在握，行市看涨，自然要谈谈条件，恰如俗语所云：没条件，谁投降啊？

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个机会。

就在他安置俘虏、准备谈判之时，属下突然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所属部队被明军突袭，死伤三百余人，损失极其惨重。

徐海感到了深入骨髓的凉意，他终于明白，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胡宗宪的掌握之中，这个可怕的对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并不时用行动敲打着他，告诉他这样一个真理：除了投降，你别无选择。

第二天，闯荡江湖，纵横四海十余年的徐海公告天下：无条件投降。

嘉靖三十五年（1556）八月，徐海率舰队抵达胡宗宪驻地平湖城，向胡宗宪请降。

然而就在投降仪式上，徐海开始了与胡宗宪的最后一次较量。

这是一次极为怪异的投降，所谓的投降者徐海，带齐了他的全部军队，威风凛凛地列队城外，而城内的受降者却畏畏缩缩，胆战心惊。

趾高气昂的徐海带着上百个随从，在城外喊出了这样的话：

“我是徐明山（徐海号明山），前来请降，速开城门！”

带着上万人，全副武装包围城池，说你是来投降的，那真是鬼才信。

这不是投降，而是挑衅，在彻底认输前，徐海决定最后一次考验胡宗宪，考验他的勇气和智慧，作为强者，他只向更强者屈服。

很不巧的是，赵文华同志刚好也在，他听到消息，吓得浑身发抖，连忙找到胡宗宪，让他安排守军全力抵抗，以备不测。

胡宗宪却十分镇定，他平静地告诉赵文华，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打开城门，放他进来。

赵文华顿时魂不附体，连声大呼：

“万不可行，如果他趁机入城作乱，如何是好？！”

胡宗宪站起身来，向这位上司投去了轻蔑的一瞥，便坚毅地向城门走去，只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不用担心，一切尽在我掌握之中。”

 

[915]

见到胡宗宪的那一刻，徐海终于心服口服了，这个人带着两名随从，面对自己上百名携带兵器，穿着盔甲的属下，没有丝毫的慌乱，沉着地说道：

“我就是直浙总督胡宗宪，徐海在哪里？”

徐海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威势，在此之前，他还从没有怕过谁，包括汪直在内，但此时此刻，在这个人的面前，他彻底屈服了。

徐海站了出来，不由自主地弯下了膝盖，向这个曾与他势不两立的对手恭敬行礼，他认输了，输得心服口服。

徐大哥居然屈膝行礼了，就在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的时候，胡宗宪却作出了一个更让人意外的举动。

按照我国的传统美德，这个时候胜利者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两种，要么是“急步赶上前，一把扶起”，要么是“大呼一声：贤弟，折杀大哥了。”

然而这不是胡宗宪的选择，面对这个毕恭毕敬的强敌，他缓缓地伸出了手…按在了徐海的头皮上。

所有的人都惊呆了，他们屏气凝神地盯着这匪夷所思的一幕，但更有趣的事情还在后面。

胡宗宪的手停留在徐海的脑袋上，虽然没有玩出九阴白骨爪那样的绝世武功，却开始不停地拍抚，一边拍还一边说道：

“你引倭寇入侵，为祸国家多年，今日既然归顺，以后当安分守己，切莫再次为恶。”

每当看到这段记载，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美国黑帮片中黑社会老大的形象，胡宗宪同志一边把徐海的脑袋当皮球拍，一边谆谆诱导，实在很有教父的风范。

大家都看傻了，徐海却如同被洗脑了一样，温顺地任由胡宗宪摸他的头，给他上课，原因很简单，他已经被彻底降服了。

投降仪式结束后，徐海选择城外的沈庄作为他的暂住地，和他的属下住在一起。因为胡宗宪表示，要安排他的部下转业、从良，必须有足够的时间。

说完这些话，胡宗宪就跑去忙活了，而徐海则安心地等待着就业安置，然而他并不知道，胡总督既没有去找军转部门和居委会，也没有去找可供耕地，却只去找了一个人，因为他相信，在这个人的帮助下，徐海的问题将被彻底解决——用一种特别而简单的方式。

这个人就是陈东。

 

[916]

沉浸在幸福中的徐海开始憧憬着自己的美好生活，而王翠翘也十分高兴，从此她将不用继续跟着丈夫东躲西藏，飘移不定，他们将去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在安静的房子里，过着安静的生活，两个人坚信，幸福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于是机智的徐海失去了自己敏锐的嗅觉，他并没有发现，就在他们的驻地旁边，还住着一群陌生人，正用仇视的眼光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徐海还做着封妻荫子的美梦的时候，这群人撕下了自己的伪装，向他和他的部属发起了突然袭击——他们是陈东的手下。

谁也没有料到，到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袭击他们，于是慌乱之中，大家只顾四散奔逃。徐海也不例外，他的反应非常之快，乱军中竟还带上了王翠翘一起跑。

但他没有能够跑出去，因为胡宗宪的部署一向是密不透风的，到了天明，他的部下已然全军覆没，而他也被陈东的部下团团围住，走投无路之下，他叹息一声，投水自尽。

横行天下的第二号倭寇徐海就这样被他以前的同伙陈东除掉了，但胜利并不属于陈东，三个月后，这位理论上的有功之臣和他的难兄难弟麻叶一起被杀，三人的首级被送往京城，嘉靖大喜，亲自去太庙告祭祖先，以示庆贺。

唯一的赢家是胡宗宪，他在军事实力不足的情况下，用精准莫测的智慧和缜密复杂的计谋，一步步地把徐海逼上了绝路，而在整个过程中，他从未大动干戈，只是略动口手，便驱使他人为其效命，连最后解决徐海，都是借刀杀人。

综观整个过程，谋略机巧，阴险狡诈，足可写入厚黑学教科书，为万人景仰。

曾有一位厚黑学前辈说过，违法的事情不能做，违背良心的事可以做。按照这个理论，胡宗宪绝对是一个忠实的实践者。

因为以当时的情境而言，胡宗宪为国家铲除倭寇，杀掉汉奸，似乎并不违法，却绝对违背了良心。

古语有云“杀降不祥”，既然徐海已经投降，再杀他似乎就有点无耻，很明显，胡宗宪并不相信这句话，也不介意别人说他无耻，所以他做了，而且做绝了。无耻就无耻到底，又能如何？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报应的，当时的胡宗宪大概会这样想。

 

[917]

估计十年之后，胡宗宪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而关于王翠翘的结局，正史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总而言之，应该是死了。

但她是如何死去的，民间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种说她在那次突袭里死于乱军之中，尸首也未能找到。

另一种说法，则是一个无比凄美的故事。

徐海投水自尽的时候，王翠翘也想死，却没死成。她被士兵俘虏，并送到了胡宗宪那里。就在此处，人民群众的想象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释放，有的说胡宗宪要把她许配给罗龙文，更有甚者，说胡宗宪自己看上了她，想娶她做妾。

虽然传说有许多种，分配对象也有很多个版本，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她拒绝了。

徐海已经死了，但她仍然可以活下去，想娶她的人依然排队，她可以继续嫁人，过锦衣玉食的生活。

然而她拒绝了，她选择用死来结束自己的一生，以怀念那个先她而去的人。

于是在不久之后的一天，她趁人不备，逃了出来，面对大海，高声哭诉道：

“明山，我辜负了你啊！”

然后，她投入大海，追随徐海而去。

在现代很多人看来，这种行为大致是比较缺心眼的，活着不好吗，干嘛要去死呢？

诚然，这是一个缺乏逻辑的选择，正如多年前的那个时候，当海盗徐海来到她的面前，她所做出的那个选择一样，毫无逻辑，实在毫无逻辑可言。

从史料价值上来讲，这是一段十分不靠谱的记载，换句话说，其真实性是很低的，但我依然使用了这段材料。

因为在这个故事中，我看到了一种不被风头大势所左右，不因荣辱富贵而变迁的情感，它才是这两个毫无逻辑的选择的真正原因，虽沧海横流，惟恒然不变。

我知道它是假的，我希望它是真的。

王翠翘的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在此之后，她的这段传奇经历被写成一本名叫《金云翅传》的书，在清初极为流行，是当时的第一号畅销书。但诸位若未看过，那也并不奇怪，因为这本书没能与时俱进，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就没有再版了，当年我在省图书馆找了两天，才翻到一本比我大八十多岁的残本，着实不易。

 

[918]

王翠翘就这样渐渐消失了，似乎她从未存在过，但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位奇女子的名声已经冲出中国，走向亚洲。在日本和韩国，王翠翘有着广泛的知名度，而在越南，你要说你不知道王翠翘，人家会笑你没读过书，因为在越南的文学史上，这本《金云翅传》大致就相当于中国的《红楼梦》，其能量之大可见一斑。

传奇一生若此，似海之情永存。

安息，足矣。

据说王翠翘在临死之前，曾对天大呼，控诉胡宗宪的背信弃义，并发出了最后的诅咒：

“胡梅林（胡宗宪号梅林），你竟敢枉杀归降之人，天道若存，必定有报！”

所谓“杀降不祥”，所谓“天道若存，必定有报”，根据哲学原理分析，大致应归入迷信之类，但迷信之所以被称为迷信，是因为有人信。

当年白起不信，项羽不信，常遇春不信，胡宗宪也不信。

毕竟被人所杀，毕竟失去天下，毕竟四十暴亡，毕竟……

人，毕竟是要讲点道义的。

但胡宗宪似乎是不应该被指责的，无论如何，他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此刻的他顾不上这些，因为还有一个更为可怕的对手在等待着他。

徐海的死，对汪直而言，应该算是一个好消息，从此以后他的竞争对手又少了一个，但对于胡宗宪而言，却仍然任重而道远。

因为汪直实在是太强大了，据统计，除了他的嫡系部队外，受他控制和影响的倭寇人数多达五万余人，而胡宗宪手中能够调集的全部兵力不过十余万人，还要防守直浙两省，武力解决根本不可能。

但要用计谋除掉他，也是困难重重，汪直已经下海了几十年，比徐海狡猾得多，更重要的是，胡宗宪逐渐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徐海不过是个打工的，靠个人力量奋斗，干掉了就没事了，但汪直是老板，数十年来，他兼并了几十股势力，且已经形成规模化经营，汪老板当老大，群众都听他的话，如果杀了汪老板，他手下的诸多头目们将会失去控制，到时事情会更加麻烦。

所以胡宗宪得出了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汪直绝不能死。

汪直不死，倭患如何平息？这是一个胡宗宪无法解决的问题，他陷入了冥思苦想，直到徐渭为他找到那个合适的答案。

“要平定倭乱，并不需要杀掉汪直”，徐渭胸有成竹地说道：“只需诱他上岸，大事必成！”

 

[919]

一个白痴的诞生

胡宗宪明白了徐渭的意图，准备派出使者，请汪直前来谈判，然而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不请自来了。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月，汪直率领数千军队，携带大量火枪火炮，突然开赴浙江沿海，并停泊于舟山岑港。

胡宗宪吓了一跳，如此领兵来访，必定不怀好意，当即下令加强戒备，修筑堡垒，并实施了戒严，做好开战的准备。

然而这一次他的判断是错误的。

胡宗宪的行动大大惹恼了汪直，他派出了毛海峰，表达他的愤怒：

“我这次之所以前来，是决心履行协议，停止交战，阁下你应该派使者远迎，至少也应该请我吃顿饭，但现在你却调集大军，禁船往来，难道你是在忽悠我吗（绐我焉）？！”

 事实证明，汪老板确实是很有诚意的，他不但亲自前来，还带来了几个日本诸侯，却吃了闭门羹，实在很没有面子。

胡宗宪失算了，一贯耍诈的他没有想到，汪直竟然如此实诚，慌乱之下，他立刻再次派出使者，表示歉意，希望汪直上岸谈判。

但被伤了自尊的汪直不肯同意了，他表示双方已经失去信任，自己不会上岸。

胡宗宪十分头疼，思索良久终于想出一招，他找来了汪直的儿子（亲生，非义子，软禁于金华），让他给自己老爹写信，催他快点上岸谈判，并且暗示，如果不乖乖就范，就要拿儿子开刀。

没过多久，胡宗宪收到了回信，拆开一看，顿时目瞪口呆。

在信中，对于谈判的事，汪直连提都没提，只对他的儿子说了这样一番话：

“儿子，你怎么就笨到了这个份上？你爹在外面，你才能好吃好住，你爹要是来了，那就全家死光光了！（阖门死矣）”

胡宗宪，跟我斗？你还太嫩！

计谋失败了，胡宗宪清楚意识到，汪直的智商比徐海高得多，绝不在自己之下，是一个极为难缠的对手。

然而面对如此强劲的敌手，胡宗宪并未放弃，却更加兴奋起来：这场游戏越来越有趣了。

胡宗宪相信，虽然汪直很强大，但他毕竟是人，只要是人，就有弱点，就有容易攻破的软肋，而汪直的软肋，就是通商入贡。

汪直毕竟是个商人，不远万里赶过来，也不过是想谈这个问题，而与此同时，胡宗宪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虽然汪直表示不愿谈判，却始终呆着不动窝。

 

[920]

 于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汪直很想谈判，但碍于面子，也不信任自己，所以进退两难。只要突破这层隔膜，引他上岸，必能将其操控于股掌之间。

但要获取汪直的信任，谈何容易？      

在经过认真思考和仔细谋略之后，胡宗宪终于拿定了主意，和之前一样，他又选中了一个人作为突破口，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他有必胜的把握。

很快，汪直船上的毛海峰就收到了胡宗宪的秘信，邀请他上岸一游。

对于胡宗宪，毛海峰一向有着强烈的好感，但他毕竟是汪直的养子，所以在收到信后，他第一时间就交给了汪直。

汪直看完信后，沉思片刻，对毛海峰下达了指令：

“你还是去吧。”

于是在汪直的指使下，毛海峰驾船上岸，看到了满面笑容，热情迎接的胡宗宪。

毛海峰是来办事的，他开门见山，询问胡宗宪请他来的目的，以及打破目前僵局的诚意。

但胡宗宪似乎不是来办事的，他拉着毛海峰，去参加一个接风酒局，并且表示，大家都是兄弟，先不要谈这些，填饱肚子再说。

在酒桌上谈事是我国的光荣传统，毛海峰高兴地去了。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胡宗宪说吃饭就真的只吃饭，啥也不谈，他几次想开口，都被胡宗宪有意无意地打断。

天色越来越晚，酒越喝越多，胡宗宪似乎已经喝得不太清醒了，而毛海峰却始终心神不定，他不会忘记，汪直亲自交待给他任务——探听虚实，摸清底细。

事实上，在这个酒局中，毛海峰并非唯一忧心忡忡的人，喝醉（疑似）的胡宗宪此时也非常地紧张，而从事情的后续发展看，在此之前，他应该读过很多次三国演义——特别是书中的某一著名章节。

胡宗宪彻底喝醉了，他拉着毛海峰，表示大家都是兄弟，今晚你就不要住招待所了，一定要住到我那里去。

毛海峰坚决推辞，胡宗宪坚持，毛海峰答应了。

拉着烂醉如泥的胡宗宪，毛海峰第一次进入了总督的卧室，他将不省人事的胡大人扶到了床上，便径自走向了一旁的书案。因为在进来的时候他已经发现，在书桌上堆积着许多公文，而他相信，其中必定有一些是与汪直有关的。

躺在床上的胡宗宪也十分确信这一点。

 

[921]

很快，毛海峰就找到了他想要的那堆文件，而一一打开之后，他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首先是一大摞请战的公文，主要作者是俞大猷和卢镗，内容不外乎痛恨倭寇，要把汪直扒皮抽筋之类，但当毛海峰翻到这堆公文的最下面时，他发现了另一封截然不同的文书。

这是一封写给朝廷的奏疏，文中反复为汪直说话，并表示应以和为贵，不能动武，作者是胡宗宪。

看完了这封文书，毛海峰彻底放心了，他躺到了床上，静悄悄地平复着自己那紧张到极点的情绪。

当然他并不知道，就在他翻阅文书的时候，有双眼睛一直在注视着他，这就是应该早已睡着的胡宗宪大人，事实上，他比毛海峰还要紧张——如果兄弟你翻不到，我就白忙活了。

第二天一早，吃了定心丸的毛海峰高兴地去向胡宗宪告别，胡宗宪并没有留他，因为他们之间已经不必再谈些什么了。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兴奋。毛海峰略带得意地离开了这里。

其实我全都知道。胡宗宪似乎更有得意的理由。

汪直终于相信了胡宗宪，因为他相信自己养子的亲眼所见，于是在犹豫片刻之后，他提出了最后的条件：

“派一个人过来做人质，我就上岸归顺。”

作为胡宗宪的亲信，夏正承担了这个重任，他孤身前往敌船，以换取汪直的信任，遗憾的是，这位仁兄再也没能回去，因为一个愚蠢的错误。

嘉靖三十六年（1557）十一月，在打了几年交道之后，胡宗宪和汪直这两位老对手终于见面并坐在了一起，正如胡宗宪所承诺的那样，他对待汪直十分客气，且从不限制他的自由，这倒不是因为胡大人坚持泱泱大国，诚信为本，只不过是面对强者时的必然准则。

历史告诉我们，所谓道德与公理，只有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拿出来讨论，所以徐海死了，而汪直还活着。

对于这一点，汪直本人有着十分清醒地认识，所以他放心大胆地参观旅游，等待着朝廷开出的价码。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竟然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参与这场智力游戏的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徐海、汪直、徐渭、胡宗宪，个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懂得规则，也愿赌服输。可惜这个世界上总是不缺蠢人的。

吃饱喝足玩够之后，汪直觉得闷了，这时胡宗宪对他说，你去杭州转转吧。

这是一个让他后悔了一辈子的建议。

 

[922]

汪直高高兴兴地去了杭州，胡宗宪与徐渭商议多年，费尽心机的除倭大计将就此被彻底葬送，而这一切，只是因为一个白痴的横空出世。

这个白痴的名字，叫做王本固。

王本固先生的职位是浙江巡按御史，几年之前，这原本是胡宗宪的工作，但要和他的前任比起来，这位继任者的智慧水平足可以牢牢地定格在低能的标准线上。

我们之前说过，巡按御史只是七品，但是权力很大，可以负责监督巡抚和总督，并有权上奏，而这位王本固先生人如其名，本就是个固执的人，不见抗倭有何成就，但见口水飞溅横流。

胡宗宪对这个人十分头疼，但又不好得罪他，一直以来都是消极应对，这次汪直去杭州，胡宗宪怕这个二百五惹事，提前打了招呼，让他妥善接待，安排住处。

当汪直到达杭州的时候，王本固履行了他的诺言，为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准备了一个居所——牢房。

王本固先生的逻辑很简单，汪直是倭寇，那就应该抓起来，况且这么多年，自己什么贡献都没做，现在这么一条大鱼送上门来，不拿去邀功还要等什么？

胡宗宪气坏了，他立刻派人找到王本固，要他放人，然而王御史打仗抗倭都是白痴水平，告状却是专家，他当即向朝廷上书，说自己做得没错，与此同时，他还极其无耻地进行了猜测——胡宗宪如此袒护汪直，是否违犯纪律，受了贿赂？

胡宗宪反复上书，希望朝廷考虑实际情况，不要杀掉汪直，让他为朝廷效力，约束倭寇（系番夷心）。然而朝廷中的无数“正义凛然”之士立即慷慨陈词，说胡宗宪竟敢公开放纵罪犯，其中必有内情等等，一时之间，大有把胡宗宪关入监狱之势。

为了不致跟汪直作邻居，胡宗宪向现实妥协了，他上书修正了自己意见，并表明态度：同意处死汪直。

数年辛苦筹划，就此全部毁于一旦。

在接到消息之后，毛海峰当即处死了夏正，并且残忍地肢解了他，这也是他发泄愤怒的唯一方法。

一年之后，汪直被押赴刑场处决，与他一同被杀的，还有他的儿子。就如同那封让胡宗宪瞠目结舌的信件一样，汪直在这最后一刻，面对他的儿子，再次做出了一个判断——他一生中最为大胆的判断。

 

[923]

“杀我一人无碍，只是苦了两浙百姓（浙东和浙西），我死之后，此地必大乱十年！”

事实证明，这是一句十分靠谱的话。

黑暗的降临

在汪直被抓之后，胡宗宪的情绪落到了最低点，自抗倭以来，他从未如此不知所措，多年的经验告诉他，汪直的死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无数的倭寇将登上海岸，任意妄为，烧杀抢掠，再也没有人能够束缚他们。而凭借目前的军力，根本无法阻拦他们的暴行。

最黑暗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无计可施，胡宗宪急忙去找徐渭，可徐师爷却比他更激动，刚见面就操一口绍兴话大骂道：

“王本固这个死捏子，该杀！该杀！”

这里稍微普及一下绍兴话，所谓捏子，大致相当于普通话中的白痴，呆子。

于是胡总督不急了，他静静地看着徐渭，等待着他，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位仁兄唾沫横飞之后，总是会有主意的。

可这一次似乎例外了，徐渭骂完后，竟然陷入了沉默，一句话也不说。

胡宗宪终于坐不住了，他发言打破了寂静：

“事已至此，纵骂也无益，眼前局势危急，该如何应对？”

徐渭思虑良久，终于说出了一个回答：

“如今招抚不成，唯有一战了。”

但这个答案，是胡宗宪不想听到，也不能接受的，如果能打，早就打了，何必玩那么多花样，等到今天？

但现在，他已别无选择。

其实一直以来，胡宗宪都屈辱中忍耐着，无论汪直也好，徐海也好，海盗也好，汉奸也好，毕竟都是倭寇，并不是胡宗宪的客人，更不是他的朋友，他们带领日本人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本不用跟他们客气，之所以以礼相待，步步为营，只是因为实力不足而已。

但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而今却是青山依旧，血水长流。

实力不济也罢，力不能支也罢，既然忍无可忍，那就无需再忍了。

胡宗宪终于拍案而起，发泄出心中所有的愤怒：

“开战！不信我中国无人！”

一场惊天动地的决战就此拉开序幕。

 

[924]

胡宗宪开始调兵遣将，储备粮草，修筑工事，他十分清楚，在前方等待着他的，将是长期而艰苦卓绝的持久战争，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拉开这场战争序幕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惨败。

所谓万事开头难，为了搞个开门红，胡宗宪派出了自己的最强部属俞大猷，率领最精锐的部队，进攻一个看似已然唾手可得的目标。

这个目标就是汪直的养子毛海峰，在汪直被捕之后，他杀掉了夏正，却没有能够逃走，在岑港被明军团团围住，此时他的手下已逃散大半，只余不到千人。

胡宗宪以数倍的兵力和名将出马，准备一举扫灭这个走投无路的余孽。

嘉靖三十七年（1558）春,战斗正式开始。

此时的俞大猷已经升任都督佥事，手握军权，身经百战，连他也认为，打败毛海峰易如反掌。

但这个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它总能带给人们惊喜，俞大猷集结大军进攻，遭到顽强抵抗，被敌方击退。

所谓胜败兵家常事，俞大猷并不以为意，但不久后他就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进攻从春天开始，一直打到了夏天，风景变了，天气变了，每天的战报却从未改变，俞大猷拿出了看家本领，陆战海战，长矛火炮，挖坑耍诈，能用的都用了，岑港和毛海峰却依然纹丝不动，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明军的进攻。

毛海峰拼命了，不但是为了求生，更是出于愤怒，在这场高水平的智力游戏中，他曾无比信任胡宗宪，相信他的许诺，相信事情终究会有一个妥善的解决。

但是当汪直被捕的消息传来时，他的所有期冀都变成了怒火，他认为自己被欺骗了，在他眼中，胡宗宪和王本固都是朝廷的人，没有任何区别。

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这人要不怕死，也就没啥怕的了，俞大侠虽然武功盖世，也盖不住这位玩命的哥们，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一通王八拳下来，横扫少林的俞大侠也没了办法。

仗就这么打了下去，日日打夜夜打，春天走了，夏天来了，又是一个深秋。俞大猷急了，胡宗宪也急了，这么打下去，大伙就得在岑港过年了。

但他们终究没有和毛海峰共庆新春，说起来这还要归功于他们的一位共同领导——嘉靖。

上万人打上千人，打得春去秋来，竟然还没有个结果，嘉靖气得脑袋冒烟：你们都是饭桶不成？！

他直接下达了命令：

浙江总兵俞大猷，作战不利，限期一月，必取岑港！如到期不取，自总兵以下，全数撤职查办！

 

[925]

这回俞大侠麻烦了，他去找胡宗宪，想请领导帮忙解决问题。

然而胡宗宪却连连摆手，愁眉苦脸地告诉他：打仗我是不行的，这个问题只有靠老兄你自己了，希望你早日建功，不然兄弟我迟早要跟着你一起下台。

找组织也不行了，俞大猷一跺脚，咬着牙又回了前线，督促军队日夜攻打，但毛海峰这次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发誓顽抗到底，攻了二十多天仍然没有效果。

眼看日期快到，俞大猷百般无奈，只得用上了最后一招——开会。

在会上，俞大猷再次鼓励部下奋勇作战，而且丝毫不怕丢脸，当众宣读了皇帝骂他的那封谕示，然后明白地告诉大家，皇帝发怒了，后果很严重，你们还有什么本事，赶紧使出来，要不然等老子完蛋了，你们一个也跑不掉！都得陪我下去！

这话是有来由的，嘉靖的旨意讲明如不能按时歼敌，自总兵以下全数革职查问，总兵是俞大猷，下面还有好几个级别，分别是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俞大侠的意思是，这是个集体大黑锅，我要背，你们也得要背！

大家都慌了，为了保住饭碗，纷纷回营积极准备。就在这时，一个参将找到了俞大猷，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充当先锋，剿灭毛海峰。

看着这位毛遂自荐的参将，俞大猷发出了疑问：

“你有把握吗？”

参将信心十足地回答道：

“必尽全力，以获全胜！”

俞大猷点了点头，但心里实在没谱，自己都打不了的仗，谁能打？不过火烧眉毛之际，也只能凑合了。

但这位参将领命之后，却没有立即行动，反而减少了进攻次数，只是每天派几个小兵到敌军阵前叫阵，除此之外啥也不干。俞大猷多次催促，却依然故我，从不动兵。

期限越来越近，皇帝也等不及了，还没到一个月，就下令免去俞大猷等人的官职，末了还放了句话——暂不追究，戴罪立功。

免了职还叫不追究？照这意思，如果再打不下来，大家就要手牵手进牢房了，就在俞大侠心急如焚，准备亲自抄家伙出去拼命的时候，捷报传来，岑港终于被攻克了。

一直以来，俞大猷的这位部属并没有消极怠工，因为他使用的，是一种极为巧妙的心理战术，先减缓进攻的节奏，麻痹对方紧绷的神经，同时仔细勘查地形，选择合适的突破口，待时机成熟，再一举发动总攻，歼灭敌军。

就这样，历时近半年的岑港之战落下了帷幕，在此战中，明军伤亡近三千余人，歼敌不到千人，并有部分倭寇成功突围逃窜，可谓是灰头土面，丢尽了脸。

 

[926]

但嘉靖同志还是很够意思的，他兑现了承诺，没有处罚俞大猷等人，并将他们官复原职。

逃过一劫的俞大猷感慨万千，专程找到他的那位得力部下，由衷地感叹道：

“惭愧，惭愧，我不如你啊。”

这话其实不新鲜，因为俞大侠一向是个谦虚的人，然而后世之人几乎一致认定，他的这句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

伟大的俞大猷终于遇到了一个比他更伟大的将领，因为这位参将的名字，叫做戚继光。

生下来就是将军

洪武十四年（1381）,名将傅友德、蓝玉率军远征云南，一路所向披靡，战况十分顺利，不久之后，元朝守将梁王自尽，云南全境平定。

战争结束之后，傅友德依照惯例，向朝廷送交了阵亡军官名单，以供追认。

而当朱元璋翻阅这份名单时，目光却停留在了一个名字上——戚祥。

这是个他所熟悉的名字，二十八年前（元至正十三年，1353），当他刚与郭子兴决裂，进军定远之时，这个人赶来投奔他，并作为他的亲兵跟随他东征西讨，立下了很多功劳。

于是他下达了一道影响深远的命令：

“授戚祥之子戚斌为明威将军，任职登州卫指挥佥事，世袭罔替！”

所谓世袭罔替，就是说从今以后，这家人只要不死绝，能生儿子，这个将军的位置就是他们戚家的，直到大明公司倒闭为止。

于是自此之后，戚家一直揣着这张长期饭票，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历代子孙才能实在有限，虽说勤勤恳恳，却也没出什么了不得的人物，直到一百四十八年后的那个深夜。

嘉靖七年（1528）十月初一，江南漕运把总戚景通在不安中等来了儿子的诞生，虽说出生时间是在子时，但等戚老爹忙完妇产科工作时，

天已经亮了。

东方破晓，太阳初起，阳光射透云层，耀眼的光辉映照着世间万物，戚景通放下了手中的尿布，看着窗外阴霾尽去，光照万里的一幕，给自己的儿子取下了名字：

“就叫他继光吧。”

 

[927]

在日本的战史书籍中,有一个用来形容战争结局的词语，使用频率极高，那就是玉碎.

但这里的所谓玉碎，并没有我们所想的那样豪壮，因为根据日本人的习惯，只要死在战场上，无论你是战死、病死、饿死、还是逃跑时不幸摔死，统统都叫玉碎。

比如当年孙立人在缅甸大败日军，活埋上千名日本兵，日本国内的相关标题就是大日本帝国缅甸皇军英勇玉碎——虽然一点也不英勇。

如果把这个概念套用到戚继光的身上，那他的外号就应该叫粉碎机，因为根据统计，在那几年，但凡遇上他的日本倭寇，玉碎率一般都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自嘉靖三十八年（1559）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戚继光历十三战，每战横扫敌军，几近全歼，最大伤亡仅六十九人，敌我伤亡平均比例为30：1，空前绝后，彪炳史册。

戚继光，这个名字将成为倭寇们最可怕的噩梦。

自古以来，爵位可以世袭，但天才是不世出的，作为天才的父亲，戚景通实在是个能力很一般的人，但他也有着两个不可多得的优点：老实、肯干。

所以虽然他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官运却也不错，从登州指挥佥事升任大宁都指挥使，最后还荣调进京，担任神机营副将，成为明军中的高级将领。

一般说来，老爹是高干，家里自然差不了，然而戚继光却是个例外，从小他的生活条件就很一般，这都要归功于他的父亲。

戚景通是个老实人，而且为人正直，从不搞灰色收入，曾几次主动上交工作对象送来的红包，屡次获得上级表扬，几十年如一日，只靠工资过日子，而在明代，这种行为的唯一结果就是清贫。

但戚景通并不以为意，相反，他还反复教导儿子要学习自己的好榜样，要为官清廉，建功立业。

事实证明，戚继光成功地达到了父亲的要求——仅限于第二点。

和众多读书人一样，戚继光自幼苦读私塾，由于他家境一般，且衣着朴素，许多富家子弟都瞧不起他。

然而在他读到十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教书先生走进学堂，没有讲课，却郑重其事地告诉所有同学，从今以后，和戚继光同学玩耍的时候要千万当心，不要有危险动作，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是会有大麻烦的，因为戚同学已经是四品将军了。

戚继光出生的时候，戚景通已经五十多岁了，到了嘉靖十七年（1538），他估摸着自己年纪大了，就退休回了家，按照朝廷规定和个人意愿，他的职位将由十岁的戚继光继承，虽说手续还没有办，但戚继光已经是名义上的将军了。

 

[928]

一般人读几十年书，考中个进士，最多也就混个六七品官，还要苦巴巴熬资历，戚继光同学年仅十岁，已然官居四品。所谓的高干子弟就是这样炼成的。

但这对于戚继光来说，却并不是一件好事，很快,一个难题就将摆在他的面前。

因为根据朝廷规定，象戚继光这样的中高级别干部，出门必须要坐马车，可是戚继光家条件有限，买不起车，坐11路车又太丢面子，无奈之下，只好改成家里蹲了。

于是十岁的戚将军被迫辍学，呆在家里苦读。此时，一位老师听说了这件事，便主动表示愿意上门教戚继光读书。

戚继光自然十分高兴，却又担心收费问题，那年头，请个家庭教师比买辆车也便宜不了多少。

但是过了很久，这位老师却从没有提过钱的事情，每天自费来往，教完走人，连饭都不吃。

戚继光十分纳闷，也感到非常愧疚，一天，他花了点钱，准备了非常丰盛的饭菜，想请老师吃顿饭。

然而他想不到的是，老师看见满桌饭菜，竟然勃然大怒，不但不吃，还大声训斥道：

“你家境清贫，却如此奢费，难道我到你这里是为了吃饭吗？”

戚继光一语不发，立刻撤走了饭菜，老师的面孔才好看了些，他语重心长地对戚继光说道：

“你虽是世袭将军，却如此勤奋好学，实在难得，我上门教你，只愿你日后坚持不懈，早日成才，报效国家，便已不负我所望了。”

面对这位无私的导师，戚继光无言以对，只能眼含泪水，郑重地向老师行礼。

日子依然继续着，家境依然清贫，老师依然来访，依然分文不收，而戚继光也依然苦读不辍，但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

清苦却坚持操守，严谨而不计得失，从父亲和老师那里，戚继光确立了他一生的处事准则——以天下为己任，岂计个人荣辱！

于是，在不久后的一个夜晚，秉烛苦读之时，少年戚继光挥笔写下了一首千古名作，以及他一生的理想：

小筑暂高枕，忧时旧有盟。

呼樽来揖客，挥麈坐谈兵。

云护牙签满，星含宝剑横。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在此后的四十年中，他一直虔诚地坚持着这个伟大的信念。

 

[929]

基本功是很重要的

嘉靖二十三年（1544），十七岁的戚继光准备出发了，他要去北京继承父亲的职位，虽说名义上已经接班，但无论如何，程序还是要走一遍的。

办完手续之后，戚继光正式赶赴山东，办理交接，就任登州卫指挥佥事，当时他刚满十八岁。

但等他到地方一看，才由衷地感叹，政府实在是太信任自己了，信任得过了头。

登州是山东沿海重镇，光驻军就有数千人，加上兼管的军屯民政，加起来大致有上万人，而且这帮人长期不打仗，都混成了兵油子，每天只是混吃等死，还喜欢搞腐败。

热血青年戚继光对此十分不满，他大张旗鼓地进行了改革，严肃考勤制度，整顿军纪，可谓是雷声阵阵。

遗憾的是，偏偏就不下雨，口号喊得震天响，却无人理会，毕竟大家心里都有数：你爷爷在的时候就这个样，你小子胡子都没长起来，就想跟前辈过招？

这是戚继光学到的第一课，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世界上，像他父亲和老师那样的人永远只是少数派，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还必须学会妥协。对于这一点，他比他未来的盟友张居正醒悟得更早。

事情办不下去，戚继光却并不气馁，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有意义的目标。每天早上，他开始跑步锻炼身体，操练武艺，进行高强度体能训练，还悬梁刺股，用功苦读。

戚继光正在备考，他准备参加武举考试。

虽说已经是四品武官，但戚继光仍然打算去考试，这倒不是他吃饱饭没事干，跟自己过不去，而是因为在明代，考试成绩实在太过重要，管你是皇亲国戚、高干子弟，如果不是进士出身，总会被人当作伪劣产品。

此外参加这一考试还可以锻炼体质，促进新陈代谢，顺便学点武艺，加强基本功,实在是有益身心。

事实证明，戚继光的这一选择十分英明，在十年之后的那片高地，他付出的努力，将得到最大的回报。

嘉靖二十八年(1549)戚继光参加武举乡试，一举中第，成为了武举人

第二年，戚继光打点行装，前往北京参加会试，一般说来结果无非两种，考中或考不中，可是戚继光同学偏偏遇上了第三种

虽然许多史籍对戚继光参加会试的成绩没有提及，但据某些材料显示，他的考试成绩可能十分不理想，如果就此考下去，估计也只能是打包走人，改日再见。

 

[930]

考试即将接近尾声，就在戚继光准备卷铺盖的时候，兵部侍郎杨守谦突然跑来，告诉大家：不管考得好还是考得差，统统都不要考了，同学们马上集合，抄起家伙跟我上吧。

俺答来了，“庚戌之变”爆发了。

这自然是件麻烦事，但对戚继光而言，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正是在这次事变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写的《备俺答策》也广泛流传，获得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

戚继光的命运就此被彻底改变，“庚戍之变”后，朝廷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务，决定调集山东、山西等地部分军队轮流守边界，之前出尽风头的戚继光自然难逃法眼，光荣中标。

这是一个旁人避之不及的苦差，然而戚继光高兴地去了，他将在那里开始自己传奇的一生。

在行进的路上，面对着险峻去路和茫茫前方，戚继光再次坚定了他的理想：

歧路驱驰报主情，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

这将是他一生的选择。

然而这个选择的开头并不顺利，戚将军在边境的日子过得实在不爽，因为他被分配驻守的地方是蓟门。

原先在山东的时候，虽说手下都是一帮兵油子，好歹自己还是个四品指挥，说话算数。而蓟门为明朝四大防区之一（宣、大、蓟、辽），高级军官一抓一大把，什么都轮不到戚继光，他在这里只能干干巡哨之类的活，很少有实践操作、指挥军队的机会。

于是，度过了看似平淡无奇的三年之后，他又回到了山东，在很多人看来，这位曾被兵部领导寄予厚望的年轻人毫无成就，只是白白混了三年。

但事实并非如此。

岑港之战后，俞大猷对戚继光的战术十分钦佩，曾好奇地问过他一个问题：你的战法由何处学来，源于何时？

戚继光回答，是当年在蓟门巡边时所学。

俞大猷十分吃惊，一个巡边的小官，又没有打过大仗，何以如此精通兵法？

戚继光十分自豪地答复了他的疑问——自学成才。

他告诉俞大猷，在蓟门的那三年中，无论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差事，他总是带着一本书，反复翻阅，日夜苦读，而他所领悟的军法之秘诀大都来自此书。

遗憾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俞大猷最喜欢的《易经》，它的名字叫孙子兵法。

 

[931]

如果要搞个三千年来的世界畅销书排行榜，《孙子兵法》至少可以排进前五十名，此书早已打入国际市场，行销海外，这本书拿破仑买过，希特勒也买过，上到八十岁的老头，下到四五岁的孩童，都是孙子的忠实读者。

但能从中看出名堂，且自创兵法者，恐怕就只有戚继光先生了。因为他有着一种十分奇特的看书方法——一边看一边批，比如孙子曾经曰过：敌人气焰嚣张，就不要去打（勿击堂堂之阵），戚将军却这样曰：越是气焰嚣张，越是要打！（当以数万之众，堂堂正正，彼来我往，短兵相接）。

孙子还曾经曰过：诈败的敌人，你不要追（佯北勿从），戚将军曰：保持队形，注意警戒，放心去追（收军整队，留人搜瞭，擂鼓追逐）。

类似之处数不胜数，用马克思主义的话来说，戚继光同志对孙子兵法进行了批判地吸收，所谓因地制宜，取其精华，终得兵家之精妙。

嘉靖三十四年（1555），军事理论家戚继光调任浙江，任都司佥书，他的理论将在这里接受严酷的考验。

明代的武将和文官没什么区别，也喜欢搞内部矛盾，争权夺利，一门心思想往上爬，但戚继光对此却毫无兴趣，他到任之后，便针对当前形势，提出了许多条合理化建议，并上报领导，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他依然故我。

不久之后，为加强防务，朝廷决定设置宁绍台参将一职，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宁波、绍兴、台州三地分军区司令员，位高权重，是个肥差。

消息传来，许多人开始积极活动，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希望能混到这个差事，只有戚继光无动于衷，继续干自己的工作。

很快，任命结果公布，让无数人大跌眼镜的是，就任这个职务的人，竟然是不动声色的戚继光。

这是个不折不扣的奇迹，而在奇迹的背后,是一个人的帮助。

戚继光的上书并没有被扔进废纸篓，文书上的每一个字，都牢牢地映入了胡宗宪的眼帘。

他惊讶于此人的勇气和才华，却压下了这些公文，没有作出任何回复，因为在将大任托付给这个年轻人之前，还需要进行最后的考验。

经过很长时间的观察，胡宗宪终于确定，戚继光并不是个投机主义者，而是一个荣辱不惊，心怀天下的人。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宁绍台参将的职位交给了这个人。

 

[932]

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只有傻瓜才不要，戚继光不是傻瓜，所以他没有推辞，在这种问题上，他一向是个聪明人，至少比俞大猷聪明得多。

聪明的戚继光接任了宁绍台参将的职务，这一年他刚刚二十八岁，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时刻盼望着大干一番事业。

机会说到就到，戚继光刚刚上任一个月，倭寇就来了。这一次他们抢掠的目标是浙江慈溪。

接到消息后，戚继光十分高兴，他决定借此机会与倭寇大战一场。根据情报，倭寇只有上千人，为确保安全，他召集了上万名士兵，准备以多打少，用胜利庆祝开门大吉。

戚继光亲自带队出发了，然而他并不知道，开门不一定会见喜，有时也会碰钉子的。

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到了慈溪东南的龙山，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倭寇的主力。著名的龙山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这场战役之所以著名，并非有着什么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只是因为它实在过于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地开始，又莫名其妙地结束。

终于遇到敌人了，戚继光十分兴奋，他立刻观察地形，布置谋划，安排攻击队形，但等他忙活完了，却惊奇地发现，没有人执行他的命令——他们都跑光了。

威风凛凛的明军果然不同凡响，遇到人数远少于自己的倭寇，竟然一触即溃，别说攻击，连逃命都顾不上。

前锋溃败，中军也动摇了，连戚继光的副将也拉着他的衣袖，让他赶紧逃跑，再不跑就来不及了。

然而惊愕的戚继光很快恢复了平静，他挣脱副将的拉扯，取出了他随身携带的弓箭，从容地命令部下：

“此处哪里有高地，带我去。”

站在高地上的戚继光审视着眼前滑稽的一幕，人数众多的明军四散奔逃，几百个倭寇在后面穷追不舍，肆无忌惮，看来败局已定了。

然而他决定挽救危局——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

戚继光拈弓搭箭，拉满了弓弦，瞄准带头冲锋的倭寇头领，射出了致命的一箭，十年前的苦练终于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933]

戚继光的箭法实在不是吹的，倭寇头目应声倒地，但这并不是结束，他把手伸进了箭筒里，抽出了第二支箭。

随着一道凌厉的风声，第二个头目倒地而亡，就在倭寇们被这位狙击手搞得人心惶惶之时，又一道风声伴随着惨叫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第三个人被射死了。

这种狙击战法彻底打垮了倭寇们的心理防线，他们放弃了追赶，停了下来。

要说前面的明军也确实是耳聪目明，看见人家不追了，顿时鼓起勇气振作精神，在奔跑之中，完成了难度很大的一百八十度大回转动作，

开始追击倭寇。

戚继光这才松了口气，他马上找来部下，命令他们全力追击。

可是让他更加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士兵们追出一段之后，却开始陆续自动返回，戚继光纳闷到了极点，便顺手拦住一个士兵，问他为什么不追了。这位军爷毫不见外，落落大方地告诉他：这都是老传统，把他们赶远一点就行了，反正他们还要来的，犯不着去拼命。

戚继光呆住了，他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半晌回不过神来，原来如此！

龙山之战就这样结束了，虽说很不体面，很丢脸，但戚继光并非毫无收获，从此战中，他认识到了重要的一点：单靠手下这帮兵油子，即使把常遇春从坟里挖出来，也是打不了胜仗的。

所谓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然而这一次，戚继光实在开了眼界，他遇见了传说中的“熊”兵集团，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一个“光荣”的集体。

如果说是偶然为之也就罢了，偏偏这帮熊兵竟然是职业的，且从不雄起，在不久之后的雁门岭之战中，他们十分仗义地不顾戚继光的死活，再次带头逃跑。戚继光同志瞬间成了光杆司令，幸好当年练过跑步，拼死拼活才逃了回来。

这样下去，不被累死，也会被连累死。戚继光决定上书，要求重新练兵。

 

[934]

文书送了上去，胡宗宪看过之后，冷笑一声，给了他一个十分经典的回答：（郑重声明，以下发言为胡宗宪同志原话，绝不代表本人立场）

“浙江人要是能训练出来，我早就去练了，还用等你来？！”

手下这帮人的战斗力，胡宗宪比戚继光更为清楚，对这帮兵油子，他已经伤透了心。

但戚继光思考片刻，说出了一句话，正是这句话让胡宗宪改变了主意：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

胡宗宪被他的诚意所打动，便给了他三千士兵，让他去训练。

在明代的优秀将领中，论作战勇猛，运筹帷幄，戚继光的整体素质应该能排在前五名，而他之所以能够在军事史上占据极为重要的作用，却是因为他有着一项无人可及的专长——训练。

三千名新兵蛋子怀揣着混饭吃的梦想来到了军营，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在前方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地狱般的生活。

根据《纪效新书》记载，但凡新兵入伍，戚继光总要训一段话，鼓励大家学武，此段话实为奇文，可供各单位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参考，故摘录如下：

“诸位都听了，练武不是你答应官家的公事，是你来当兵，杀贼救命的勾当，你武艺高，杀了贼，贼杀不了你，你武艺不如他，他便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

当然，作为一名新兵，这些话你大可当是耳旁风，但戚指导员压根也没指望你能自觉执行，他已经预备了许多惊喜，以保证你充实地度过这段难忘的军营生活。

思想教育之后，接下来就是站队列了，包括队伍行进转向等等，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但如果你转错了方向，走错了队列，就不仅仅是拉出去罚站了，那是要打板子的，打完了也不会让你去医务室，还得接着练。

练完队列后，戚教官将教大家学习号令，包括擂鼓是前进，鸣金是收兵、以及旗帜挥舞的各种意义，如果你不识字，不要紧，戚教官会教你，但如果教完了你又还给了戚老师，那就不好了，为保证你下次记住，戚教官会打你板子，直到你哭爹喊娘，发誓一定记住为止。

在完成既定课程之后，下面该学习武艺了，教官都是从各地选来的武林高手，全部都是练实战的，套路选手一般不在聘请之类。

考虑到大家文化程度不同，以及智商的差异性，为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戚教官把学习成绩分成九等，定期考核，考核的方式是实战。

规则如下：双方对打，你打赢了，就升级，升一级赏银一分，如果你打输了，就降级，降一级打五棍。

该规则简单概括为：你不打我，我就打你，反正打不过战友，就要被戚老师打，横竖都是被打，还不如拼命打战友，顺便还能挣点零用钱。

于是，在这种几近惨无人道的训练方法下，新兵同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天都遍体鳞伤，然而正是在这个残酷的环境下，他们练就了非凡的武艺，成就了非凡的事业。

而对于这支特殊的部队，后世的人们有一个通俗的称谓——戚家军。

 

[935]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无数支精锐的特种军队，比如汉代的虎贲军、三国时魏国的虎豹骑、唐代的玄甲军等等，其战斗力之强罕有匹敌，但纵观古今，能名闻天下，且以将领的名字命名的军队只有两支：除去戚继光外，就惟有岳飞能够获此殊荣了。（俞大猷的军队也叫俞家军，但名气不大）。

对于戚继光和他的军队而言，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评价。

军队训练成型，戚继光决定带他们出去逛逛，其主要目的自然不是作战，不过是锻炼实战技术，见见世面，而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台州。

不幸的是，就在台州附近的椒江，这帮新兵们第一次遇上了真正的敌人——倭寇，这是一件让戚继光始料未及的突发事件，毕竟都是新兵，指望他们打胜仗是不靠谱的。

然而事情的发展远远地超出了他的预料，由于长期以来新兵们饱受戚老师的摧残，累积了满腔怒火，心态已经接近失控的边缘。于是当敌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他们突然意识到，发泄愤怒的时机到来了。

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这三千新兵如同野兽一般，瞬间便击溃了眼前的敌人，并穷追猛打，一直追出上百里外，把倭寇们赶下了海，这才算了事。

在此之后，这支新军一发不可收拾，沿路高歌猛进，于台州、温岭等地连续四次遭遇倭寇，四战而四胜。

戚继光心满意足了，在他看来，自己的目标已经达到，他已拥有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

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

嘉靖三十七年（1558），戚继光的美梦被无情地打破了。

岑港，这个毫不起眼的弹丸之地，盘踞着缺兵少粮的倭寇——仅仅一千人而已。

戚继光带着他的三千新军，与卢镗、俞大猷一同发动了猛攻，他相信自己胜券在握，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

面对这一小撮顽抗的倭寇，上万名明军竟然毫无办法，多次受挫而返，伤亡惨重。而之前威风无限的新军，在这群有组织的敌人面前，也全然没有了当初打散兵游勇的威风。

戚继光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苦心锻炼的新军开始败退，开始逃窜，开始丧失所有勇气，而这一幕，是他绝对无法接受的。

由于战局不利，戚继光被撤掉了参将的职务，眼看就要丢饭碗，戚继光只得豁出老命苦思冥想，终于绝地反击，设计解决了这帮顽敌。

但残酷的现实仍然震醒了他，他终于意识到，要实现自己的梦想，要完成抗倭的大业，他还缺少极为重要的一环。

 

[936]

最后一个选择

在汪直被捕的那一天，戚继光就作出了一个清醒的判断：不久后，无数失去控制的倭寇将蜂拥而至，并发动疯狂的攻击，和平的侥幸与妥协将不复存在，要战胜这群暴徒，平息战乱，唯一的方法是：拥有更强的暴力，以暴制暴。

一直以来，戚继光都坚信，自己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所有要素：优良的武器装备，合理的战略战术，优秀的指挥将领（他自己），严酷的训练方法。

然而他仍然失败了，他苦心练就的新军仍然不堪一击，他隐约感觉到，自己似乎还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

经过几天的反复思索，他终于找到了这把最后的钥匙——士兵。

在戚继光看来，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必须具备如下素质：

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霆——孙子兵法。

这就是被无数军事家奉为经典的“六如真言”，兵家有云，达“六如”者，战必克，攻必取，无往不胜！

而在“六如”之中，最后两如要靠将领，前面四如必须要靠小兵。

对于自己的能力，戚继光还是有信心的，但提起手下那帮人的素质，戚继光就只能无语对苍天了。

关于这个问题，戚继光曾与当时的台州知府，后来的举世名将谭纶有过一段极为有趣的谈话，谈话内容经本人整理，大致如下：

戚继光（下简称戚）：虽然我已尽全力操练，但经历战阵之后，我才发现，新军有很大的问题。

谭纶（下简称谭）：什么问题？

戚：我所部三千新军中，大部都是处州（今浙江丽水）兵和绍兴兵，这两地士兵各有特点，比如处州兵，作战十分勇猛，听命从不迟疑，冲锋陷阵，非常积极，是战斗的主力。

谭：有什么问题吗？

戚：但他们每次打仗之前，都要和我谈条件。

谭：谈条件？

戚：作战以前，他们要求必须知道作战的对手和人数，然后自行内部商议，如果认为能打，就作战，但要是他们认为不能打，即使费尽口舌，他们也绝不会卖力。

谭：……

这还没完，头疼的在后面。

 

[937]

戚：相对而言，绍兴兵更加听从命令，无论打什么仗，他们从来不会拒绝，完全服从，而且不怕辛苦，扎营修城之类的力气活，安排他们干，他们就会尽力去干，且从无怨言。而在战场上，如果敌人退却，他们会主动追击。

谭：遵从军令，作战勇猛，这不是很好吗？

戚：但问题是，如果敌人进攻，他们就会主动撤退。

谭：……

戚：当然，如果敌人再退，他们还是会追，但若敌人回军，他们会再次撤退，据我统计，但凡与敌相接三十步内，即将肉搏之时，他们一般会全军退走。总而言之，关键时刻实在靠不住。

谭：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沉默片刻后，戚继光用一声重重的叹息结束了这次谈话：

“我也没有办法。”

其实在两人的这次谈话中，涉及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地理决定论，一般说来，生活在艰苦山区的人性格比较强硬，而且民风彪悍，不怕死，而在经济发达地区，混碗饭吃实在不难，不到万不得已，鬼才愿意拼命。

处州地区多山，经济条件差，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当地人向来信奉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之类的玩命理论，绍兴山清水秀，读书人众多，且主要从事脑力劳动（如徐渭），实在不行还可以搞点旅游服务业，实在犯不着去拼死拼活。

而对于这种地区差异性，单靠训练是无法解决的，戚继光确实没有办法。

没办法就只能凑合着过了，但逢作战，戚继光只能安排绍兴兵守营，然后去跟处州兵做思想工作，劝说他们奋力杀敌。此来彼往，疲于奔命，每次打完一仗，都得累得半死不活。

为了让自己不至于在战死之前，就被活活累死。戚继光决定去寻找一群勇猛强悍的人，来代替现有的士兵，组建一支真正战无不胜的戚家军。正如他跟胡宗宪所说的那句话——堂堂全浙，岂无材勇？他相信自己终究是会找到的。

一年之后，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对象——因为一次偶遇。

嘉靖三十七年（1558），戚继光因事出公差，事情办完后，他没有原路返回，却兜了个圈子，准备视察民情。

然而当他偶然路过一个地方的时候，却看到了一幕让他触目惊心的情景。

 

[938]

他经过的地方，叫做义乌，他看到的场景，是打架斗殴。

作为一名见惯杀人放火、尸横遍野的军事将领，戚继光的心理承受能力是相当强的，但他依然被这次斗殴震惊了，因为这并非一次寻常的街头流氓打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次载入史册的斗殴，是一次改变了抗倭历史的斗殴，是一次光荣、成功、团结的斗殴。

事情是这样的，义乌原本属于经济不发达地区，老百姓都很穷，偏偏老天爷够意思，该地陆续发现许多矿藏，于是当地的农民纷纷离开耕地，改行当了矿工。

矿自然比粮食值钱，慢慢地义乌人发家致富了，这下子旁边的穷兄弟永康（今浙江永康）不干了，希望义乌能拉兄弟一把，有钱大家一起赚，有矿大家一起挖。

但义乌人不答应，俺们挨了那么多年的苦，好不容易熬出点盼头，现在你来吃现成的，你算老几？

然而永康的穷兄弟们依然出发了，带着农具、铁铲和管制刀具，向着梦想中的致富地点奋勇前进，反正穷命一条，当今世上谁怕谁，吃定你了！

义乌方面得到消息，立刻组织数千人前往拦截，双方在义乌城外的八宝山（偏偏是这名字）相遇，就此开始了这场惨烈无比的斗殴。

戚继光之所以有幸看到这幕盛况，绝不是人家上午开打，他下午就赶到。真正的原因在于，这是一场十分特别的斗殴，义乌的百姓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事实——原来斗殴也是可以旷日持久的。

自嘉靖三十七年（1558）六月起，义乌矿工、乡民与从永康赶来的开矿者爆发械斗，双方参与殴斗人数累计达三万人左右，历时四个月，直到十月秋收方告结束，死伤共计二千五百余人。

那是让戚继光永生难忘的一幕，无数平凡的义乌百姓在那一刻变得如此不平凡，他们不论男女老幼，大家一同上阵，用所有能找到的武器打击敌人，农民用锄头，矿工用镢头，连家庭主妇也拿起了菜刀，眼中冒着凶光，狂叫着冲进敌阵，大砍大杀，生人勿近。

他们不但砍人勇猛，还极具牺牲精神和优良的斗争传统，父亲伤了儿子替，哥哥残了弟弟上，就连被人打到剩一口气，抬到家就死的人，临死前还要留下一句遗言：我死之后，你们接着打！

这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戚继光由衷地发出了感叹。

 

[939]

关于自己的所见所感，后来戚继光曾对俞大猷讲过这样一番话：

“我自幼随父从军，转历四方，二十二岁参加会试，正遇俺答进犯，担任警戒，后驻守蓟门，曾亲眼目睹鞑靼铁骑，来无影去无踪，动如惊雷，堪称迅猛。而后奉调入浙，与倭寇作战，此类人善用刀剑，武艺高强，且性情暴戾，确为难得一见之强敌。”

然而顿一口气后，戚继光终于说出了心中的恐惧：

“征战半生，天下强横之徒，我大都曾见过，却也从无畏惧。但如义乌人之彪勇横霸，善战无畏，实为我前所未见，让人闻风丧胆，可怕！可怕！”

而对于这场长达数个月的械斗，当地政府也没有丝毫行动，既不理也不管，只是每天派几个人去观战，对这种行政不作为的行为，戚继光却没有丝毫怪罪——毕竟大家都是混饭吃，还想多活几年，可以理解。

他只是急忙赶了回去，并连夜求见胡宗宪，说了这样一句话：若准我在义乌征兵四千，倭寇之乱必平！

胡宗宪略加思索，便同意了他的提议。

对于义乌人的战斗精神，戚继光已经有了充分的信心，但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决定提高招兵标准条件，只有最为精锐、最为勇敢的义乌人，才能成为这支强大军队中的一员。

那么要想加入戚家军，必须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大致可以给出一个简单的类比答案：即使你能通过层层海选，进军选秀节目总决赛，也未必能考得上戚家军。

绝非耸人听闻，在胡宗宪的幕僚郑若曾所著的《江南经略》中，有着这样一份详细的招生简章，如果不服气，大可以去对照一下：

凡选入军中之人，以下几等人不可用，在市井里混过的人不能用，喜欢花拳绣腿的人不能用，年纪过四十的人不能用，在政府机关干过的人不能用。

以上尚在其次，更神奇的要求还在下面：

喜欢吹牛、高谈阔论的人不能用，胆子小的人不能用，长得白的人不能用，为保证队伍的心理健康，性格偏激（偏见执拗）的人也不能用。

 

[940]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即使打虎英雄武松先生前来应征，也是会落选的，因为他不但曾任公职（都头），而且性格也不太好（杀人之后用血留名）。

而被录取者，还必须具备如下特征：臂膀强壮，肌肉结实，眼睛比较有神，看上去比较老实，手脚比较长，比较害怕官府。

概括起来，戚继光要找的是这样一群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为人老实，遵纪守法服从政府，敢打硬仗，敢冲锋不怕死，具备二愣子性格的肌肉男。

事实证明，义乌确实人才辈出，虽然招聘要求如此之高，但经过海选，依然有四千多人光荣入选，可见当地群众除了极具商业潜质外,还有着相当高的政治觉悟。

新兵入伍之后，根据惯例，戚指导员又要训话了，只要听完他训话的内容，你就会彻底明白，这位仁兄为什么要搞出那份征兵标准：

“诸位都听了，凡你们当兵之日，是要拿饷银的，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但你要记得，这银两都是官府从百姓身上纳来的，你在家种地辛苦，现在不用你劳动，白养你几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敌，你不肯杀敌，养你何用！？”

其实戚指导员的意思很明白，要放到今天，用一句话就能概括：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

但问题在于，这种拿钱办事的传统职业道德教育，在我国向来就没有市场，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已经成为了诸多兵油子饭桶们的人生信条。

所以戚继光设置了重重规定，只吸收不投机取巧、不怕死的老实人当兵，因为事实已经无数次证明，在战场上是绝不能投机取巧的，怕死的会先死，而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戚继光终于找到了合适的训练对象，但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失去控制的倭寇即将发动一次规模空前的进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然而戚继光并不知道，就在他招募训练的同时，一场更大的危机已经猛扑过来，它远比任何倭寇进犯都更为可怕，一旦稍有不慎，数十年的努力将毁于一旦，他的人生也将被彻底改变。

这是一场殊死的搏斗，但在这场争斗中，戚继光只不过是一颗无力的棋子，他的命运将取决于另一个人的努力。

这件事的起因发生在半年前，惹麻烦的人是赵文华。

 

[941]

整垮张经之后，赵文华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胡宗宪的工作十分出色，徐海被杀，倭寇势头大减，而作为胡宗宪的后台老板和直属领导，他当仁不让地以功臣自居，不但从皇帝那里拿了很多赏钱，还由副部长升任了部长（工部尚书）。

于是又一个得意忘形的故事就此开始。

赵文华发达了，有钱了，翅膀硬了，他打算独立经营，把中间商兼干爹严嵩一脚踢开，直接跟批发商嘉靖同志联系

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为嘉靖送上了一样东西——百花仙酒，说实话，这酒到底什么成分，多少度我也不知道，但据赵文华同志介绍，他的干爹严嵩之所以能七八十岁还不缺钙，一口气上六楼，腰不酸腿不痛，多亏了这种酒。

嘉靖喝过之后，感觉还不错，回头又觉得不对，严嵩有这么好的东西，竟然不主动上交领导，自己独吞，实在是大大地可恶。

于是他下了一道手谕给严首辅，让他解释酒的问题。

严嵩万没想到，自己的后院竟然起了火，他勃然大怒：

“文华怎么能干这种事情！”

怒完之后，皇上的话还是要回，这事要放在一般人身上很难解释，却绝难不倒严首辅，他发挥自己太极拳的特长，做出了这样的答复：

“皇上太客气了，我平时不磕药，也没吃什么特效补品，能活这么多年，我本人也很纳闷。”

嘉靖本来也没当回事，就让他糊弄过去了，严嵩却吓掉了半条老命，连夜找来了赵文华，把他痛骂一顿，要他收拾包袱滚蛋。

赵文华这才意识到，如果离开了严嵩，自己什么都不是，于是他跪地求饶，痛哭流涕，希望严老爹饶他一回，以后绝不再犯。

其实严嵩对这个儿子还是有感情的，但当时正在气头上，也就没理会这茬，然而就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另一个人突然进来插了一腿。

这个人就是徐阶，赵文华一送酒，他就知道要出事，蹲在一边准备看好戏，事情闹起来后，他看准机会，跑到了严嵩的府上，自告奋勇地表示：您不是看赵文华不顺眼吗，我就帮您收拾他吧。

徐阶走出了精妙的一着，如此动作，不但可以趁机除掉严嵩的爪牙，也不会得罪人，顺便表达自己对领导的尊敬，可谓是一举三得。

 

[942]

不过严嵩到底是严嵩，他虽然讨厌赵文华，但也绝不会信任徐阶，感谢两句后，就打发他走人了。

徐阶失望地走了，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一未遂举动却引发了一连串出乎意料的结果。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赵文华的耳朵里，他彻底慌乱了，以为老爹真要解决自己，无奈之下，只好使出了绝招。

要说服严嵩已经不可能了，事到如今，只能走家属路线，给他们送礼，帮自己说话。但严世蕃是不能考虑的，这家伙心太贪，倾家荡产估计也填不了这个坑，情急之中，赵文华灵机一动，想到了另一个人。

严嵩这一辈子作恶多端，坑过的人不计其数，真可谓是“万人坑”，但俗话说秦桧也有仨朋友，在这世上，严嵩也有着一个全心全意，相知相守的人。

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欧阳氏，当年严嵩被人踩得七荤八素的时候，他的老婆却不离不弃，始终在他身边支持着他。所以严嵩这一辈子只有她一个老婆，从未纳妾，直到后来她去世了，严嵩也没有续弦，实在是标准的模范夫妻。

赵文华找到的人，就是欧阳氏，他不惜血本，准备了极为厚重的礼物，亲自上门跪地哭诉，希望求得原谅。

要说还是女人实在，老太太收了礼，加上看他可怜，就把他藏在里屋，等严嵩回来后，先灌他几杯酒，说了几句好话，趁他高兴把赵儿子喊了出来，然后下跪、流泪一套演完，严嵩也感觉自己还少不了这条狗，也就原谅他了。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应该算是皆大欢喜，大团圆结局，然而文华兄不愧是惹祸的高手，不久之后，他将得罪另一个人，而这个人，他是无论如何也搞不定的。

由于送礼花了太多血本，文华兄十分心痛，决心把本钱捞回来，当然，这对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什么难事，因为他是工部尚书，是全国最大的包工头，普天下那么多工程，随便捞一把，也就差不多了。

赵文华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开始发挥特长，大捞特捞，管你是豆腐渣还是烂尾楼，能捞钱就行，谁爱住谁去住，反正我不住。

可是问题在于，赵尚书翻本的意愿实在太强烈，他加足马力，肆无忌惮地捞，加班加点地捞，终于捞出了麻烦。

因为皇帝大人也是要盖房子的。

 

[943]

虽说嘉靖同志天天修道,但是毕竟尚未成仙，饭还得吃，觉还得睡，可是西苑的住房条件有限，所以他决定另盖新房。

这个房地产工程自然交给了工部办理，按说皇帝的工程应该加紧办，可是赵部长的脑袋不知是不是撞了柱子，竟然对此不理不问，放任自流，结果一栋房子修了好几个月还没成型，整成了烂尾楼。

嘉靖同志还是值得表扬的，他并没有催促赵文华，还是住自己的老房子，然而不久之后的一个偶然事件，却将这位包工头彻底送上了绝路。

一天，嘉靖闲来无事，登高望远，忽然看见西长安街有一座豪宅，便问旁边的人：

“那栋房子是谁的？”

考验人品的时候到了，一百年前，明英宗朱祁镇曾站在高台上，看着类似的建筑，问出了同样的问题，而那次问答的结果是，曾经风光无限的石亨全家覆灭。

在皇宫附近盖豪宅向来是个很危险的事，但人们却屡教不改，赵文华显然也没有足够的觉悟，于是接下来的回答将决定他的命运。

如果赵部长的人品好，关系足，应该可以避过这场祸，可惜这位兄弟平日实在缺乏素质。

嘉靖身边的陪同人员立刻争先恐后地说出了赵部长的名字，还有一位不厚道的仁兄说了这样一句话：

“工部的建筑材料，大半都拿去修赵尚书的房子了，陛下的新房哪用得上！”

这幅烂药下得实在太猛，看着眼前的豪宅，回想起自己的烂尾楼，嘉靖怒发冲冠：赵文华，你怕是活腻歪了吧！

赵部长的人生就到此为止了，皇帝大人降了他的官还不罢休，又把他彻底削职为民，并安排他的儿子去边界充军。虽然严嵩多方打点，但无济于事。

想翻本的文华兄赔大了，他连老百姓都没当成，在回家的路上就暴毙而亡，说是暴毙，是因为他的死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这位兄台一天晚上心情郁闷，就开始揉肚子，揉着揉着，就把自己给揉死了（手扪其腹，腹裂，脏腑出，遂死）。

对此我一直很纳闷，赵文华同志应该没有练过铁砂掌，揉个肚子都能揉得如此惨烈，如此有性格，也算是牛人了。

 

[944]

严嵩最重要的爪牙之一完蛋了，虽然他本人依然无恙，但严党的根基已然开始动摇，这是徐阶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虽然作用不大，却是一个好的开始。

按说赵文华死了，事情也就完了，但经过二十多年的磨炼，徐阶已经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

痛打落水狗是不够的，最好连狗肉也一起吃掉。

不久后，给事中罗嘉宾上书皇帝，弹劾赵文华侵吞军饷，数额高达十万多白银。嘉靖更为恼火，下令抄家追赃。估计皇帝大人也没想到，这道命令竟然创造了一个追赃记录。

由于抄家后赵文华的财产不够，这笔钱按规定由他的子孙代赔。没钱赔？不要紧，充军也是有工资的嘛。

于是这笔钱一直赔到了嘉靖的儿子的儿子，直到万历十一年，还只赔了一半，有人实在看不下去，说算了吧，然而明神宗谨记爷爷的教诲，一定要他的子孙接着赔，要么赔光，要么死光。

赵文华同志的悲惨经历告诉我们，就算穷疯了，皇帝的东西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动的。

赵尚书的死对严嵩来说是个损失，在徐阶看来，则是个胜利，但对于胡宗宪而言，却是一个可怕的灾难。

胡宗宪自然不喜欢这位即贪又蠢的包工头，但这位包工头偏偏是他的靠山和支柱，现在他死了，自己不但失去了和严党的联系，也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胡宗宪这个名字早已在严党的名单上挂了号，时刻可能被人盯上，严嵩固然树大根深，自己却不是嫡系，一旦出什么事，这只老狐狸未必肯出头。

事实上，他已得到消息，某些言官正在积蓄口水，准备要拿自己开刀，而上面没人保，万一被整下来，不但自己完蛋，连徐渭、俞大猷、戚继光这帮班底也要跟着一起走人，数年心血自然付之东流。

十几年来，他卑躬屈膝，阿谀奉承，干了无数违心的事，说了很多违心的话，无非是为了当年那报国救民的志向。

胡宗宪不愿自己的抗倭大计毁于一旦，但严嵩已不能指望，徐阶和自己又无交往，思前想后，无路可走。

但就在他绝望之时，舟山的地方官给他送来了一件奇特的礼物，看着眼前的这件礼物，胡宗宪终于想到了一个方法，但同时他也意识到，要想一举成功，还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

于是他找来了徐渭。

 

[945]

对于目前的形势，徐渭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他开门见山地问胡宗宪：赵文华已经倒台，你打算怎么办？

胡宗宪回答他，倒就倒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皇上支持，就没人能动得了我。

徐渭没有说话，但他不以为然的表情却在质疑胡总督：你以为你是谁？皇帝凭什么支持你？

胡宗宪却面露得意之色，不慌不忙地告诉他：不用着急，我已经得到了一件宝贝，只要献给皇帝，不愁大事不成。

胡宗宪所说的宝贝，就是舟山地方官送来的那件礼物——白鹿。

说起这玩意，我也没见过，估计不是啥新品种，撑死也就是个白化病，或者是基因突变的产物。

但要是把它送给嘉靖，那可真是拍对了马屁，因为他就好这个。

嘉靖同志几十年如一日修道，只是为了成仙。但成仙这件事没个准，大臣们天天眼巴巴望着，您哪天要长翅膀扑腾扑腾飞上去了，我们放鞭炮恭送大驾，也好再选新人，可偏偏就这么拖着，金丹吃了无数颗，既成不了仙，可也吃不死人，慢慢地嘉靖自己也没信心了。

于是他迫切需要上天的启示，也就是平常见不到的新奇玩意，历史术语叫“祥瑞”，来证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说明老天爷还是罩着他的，时不时还发点新品种下凡，鼓励他继续为修道坚持奋斗。白鹿自然是最好的证据。

但这个马屁要拍得好，拍得响亮，还需要一篇像样的文章，不能说句“臣胡宗宪所送”就完事了，你得阐明这头白化鹿出现的伟大意义，以及对未来形势的指导作用，要坚定皇帝的信心，要让他相信，修道的前途是光明的，是远大的，是大有可为的。

这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它关系着胡宗宪的前途，关系着抗倭大计，关系着东南沿海百姓的安宁。

“所以天下虽大，此文惟你可写。”胡宗宪一脸肃穆地注视着徐渭，他卷起了袖子，准备亲自为他磨墨。

徐渭已经彻底明白了，他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于是他提起了笔。

 

[946]

在那个夜晚，徐渭将自己天赋才智与毕生所学，慷慨地注入到这篇荒唐的文章里，为了一个高尚的理由。

这是一篇历史上著名的马屁文章，言辞优美，却荒诞不经，在许多人看来，这篇文章是大才子徐渭人生中的败笔，因为里面充满了卑微和下作，没有丝毫的气节。

但事实上，在这篇卑微下作的文章背后，隐藏着一种耀眼的光芒——即使卑躬屈膝，即使刻意逢迎，也绝不接受失败，绝不轻言放弃。

所以我认为，虽然胡宗宪贪诈，徐渭狂傲，但在那个晚上，他们做了一件伟大的事。

制胜之道

徐渭的才学再一次得到了肯定，嘉靖同志看了文章之后，兴高采烈，不但赏赐了很多财物，竟然还跑去宗庙祷告，真可谓是喜出望外。

胡宗宪的地位彻底保住了，事实上，他不再需要依附于任何人，因为他已获得了皇帝的支持，为祸国家数十年的倭寇之乱将在他的手中被彻底扑灭。

而对于这惊心动魄的一幕，戚继光却毫无所知，当然他就算知道了也没辙，对他而言，眼前有一个更为麻烦，也更实际的问题需要解决。

经过严格训练，义乌军已经具备了极强的战斗力，然而在几次与倭寇的遭遇战后，戚继光无奈地发现，虽说每次都能击败敌人，却总是杀人一千，自损八百，伤亡比例差不多。

这实在不是我军无能，而是敌人太凶狠，实事求是地讲，日本倭寇的战力确实极其强悍，因为这帮人孤悬海外搞抢劫，随时可能被人打死，想要活命只能拼命，而其中更为可怕的，是使用武士刀的武士和浪人。

要知道，一个日本人要想熟练地使用武士刀，至少要经过五年以上的训练，而且让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在近身搏斗时，他们的刀很少与明军武器相碰，出刀极其冷静，总是窥空出击，专斩没有盔甲包裹的柔弱部位，不击则已，一击必是重伤。说他们是武林高手，实在一点也不夸张。

相对而言，义乌兵的战斗精神也很顽强，但毕竟训练时间短，武艺这东西又不是烧饼，说成就成，而与对方死拼，实在也不划算，自己手下只有四千人，全日本的人都有成为抢劫犯的潜质，就算拼死对方四五千人，也是无济于事的。

戚继光很清楚，如果单靠近身肉搏，成本太高，且很难消灭倭寇，但在那个冷兵器为主的时代，除了抄家伙和敌人对砍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就在戚继光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个人来到了他的身边，帮助他找到了那条制胜之道。

 

[947]

不久之前，唐顺之从京城来到了浙江，他的使命是巡视军务。与他当年的同事，现在的从一品内阁大学士徐阶相比，他的进步实在有限，混到现在还只是个五品官。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是一个有着非凡影响力的人，他的官衔说起来只有五品，却是个极为重要的职位——兵部职方司郎中，作为明军总参谋长，他在军中有着广泛的关系网，除此之外，他还和许多神秘人物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连徐阶也摸不透他的底。

所以就在他离京之际，徐阶特意找到了他，向他请教对付严嵩的办法。

然而唐顺之只是笑了笑，他告诉徐阶，等到时机一到，自然有人来找你的。

告别了一头雾水的徐阶，唐顺之来到浙江，见到了胡宗宪。

对于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胡宗宪极为敬重，待之以礼，并遵照其本人意愿，让他上前线指挥作战，正是在那里，他认识了俞大猷、卢镗，还有戚继光。

而当一筹莫展的戚将军对他说出自己的苦恼时，唐顺之交给了他一本书，并告诉他，制胜之道就在其中。

唐顺之所以如此高深莫测，除他本人行踪诡异，四处晃悠外，还因为他写过一套书，此套书共六册，分别取名为《左》、《右》、《文》、《武》、《儒》、《稗》，合称六编。据说此书上解天文，下通地理，无所不包，却没什么人看，只因有一个缺点——很难看懂。

他交给戚继光的那一册，就是其中的《武》。

正如唐顺之所言，彻夜苦读的戚继光，在翻阅其中一章之时，突然喜形于色，他终于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戚将军再次自发地拿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批判地吸收了唐顺之的理论，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秘密武器，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种独门绝技将大派用场。

他没有等太久，最为猛烈的倭寇进犯终究还是来了。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两万余名倭寇集结完毕，向浙江进发，他们的目标是台州。著名的台州大战就此拉开序幕。

 

[948]

此时的戚继光已不再犹疑，恰恰相反，他很兴奋，作为一名军事将领，上阵杀敌才是他的本分，而且此时的他，已经有了必胜的把握。

所以他放弃通常的防守策略，命指挥刘意驻守台州，而他自己则带领主力主动出击，他将用这一举动告诉倭寇们：中国并不是他们烧杀淫掠的乐土，所有踏上这片土地的侵略者，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种种迹象表明，敌军第一个进犯的目标将是宁海，戚继光立刻日夜兼程，率军前去迎敌，他会在那里指挥自己的第一场战斗。

当戚继光赶到宁海的时候，已有上千名倭寇登陆，看见明军赶到，他们却并不惊慌，因为根据以往经验，明军最为畏惧的就是近身搏斗，只要靠近他们，击破前军，他们就会争相逃窜。

于是他们发动了冲锋，事情的顺利似乎超出了想象，他们刚刚冲到明军面前，还没来得及动手，对方的队形竟然自行崩溃，三三两两地聚在了一起。倭寇们十分高兴，在他们看来，即将开始的又是一次猫追老鼠的游戏。

但如果他们仔细观察，便会发现，那些看似慌乱的分散明军却都有着相同的人数——十一个。

而在他们普及算术教育之前，就听到了一声响亮的号令：

“列阵！”

于是，一种前所未见的阵型就此出现在倭寇们的眼前，这也是它在历史上的第一次亮相。

在唐顺之交给戚继光的那本《武》里，有一卷名为“秘战”，其中有着这样的记载：秘战者，即新名鸳鸯阵之谓也。

这种全新的阵型即因此得名——鸳鸯阵。

如果要详细研究这个阵法，估计可以专写一书，所以这里只是大略介绍一下，大家看懂就行，权当是使用说明书。

简单说来，所谓鸳鸯阵的原理，和打群架大致相同，瞄准目标，群起殴之，远了用啤酒瓶砸，接近后用西瓜刀砍，贴身后就用匕首捅，不管你黑带白带，剑道几段，全部完蛋。正是所谓“乱拳打死老师傅”是也。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事实上，鸳鸯阵是古代军事智慧的伟大杰作，作为一个近身格斗阵法，在此后的百年之中，人们却依然无法找到破解它的方法。

而这个由十一人组成的鸳鸯阵之所以能够名留军史，威名远播，是因为它不但有着极为可怕的战斗威力，而且几乎毫无破绽。

 

[949]

这是一个尽乎完美的战斗队列，因为它有着无可挑剔的位置组合和武器装备。在这十一个人中，有一个是队长,他站在队伍的前列中央，其余十个人分成两列纵队，站在他的背后。

虽说只有十个人，他们却持有四种不同的武器，并组成了五道互相配合的攻击线，在队长身后，是两名持有标枪的盾牌兵，他们用盾牌掩护自己和后面的战友，并首先投掷标枪发动进攻。

掩护盾牌兵的，是站在他们后面的狼筅兵，所谓狼筅，是一种特制的兵器，形状十分怪异，以长铁棍为主干，上面扎满铁枝和倒刺，往前一挺，跟铁丝网一样，任谁也过不来。

狼筅兵的后面，是四名长矛兵，他们是队伍的攻击主力，看见敌人，就使用长矛前刺。队列的最后，是两名短刀手，防止对手迂回，从侧翼保护长枪手。

这是一个毫无弱点的阵型，十一个人互相配合，互相掩护，构成一个完美的杀阵，就算你是日本剑圣宫本武藏，估计也没戏唱。

但所谓无知者无惧，宁海的倭寇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玩起了武士道，拼了命的往前冲，但还没走几步，很多人就被飞来的标枪射倒，运气好点的继续冲，就会被盾牌挡住，或者是被狼筅钩住，倒刺拉扯几次，就算不死也要掉层皮。

如果鸿运高照，到现在你还没死，也不用高兴太早，因为还有四支长矛等着你，就算你想反击，但前面有狼筅和盾牌挡着，只能干着急，眼睁睁地看对方捅你，不被捅死，也被气死了。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倭寇们没冲多久，就被标枪、狼筅和长矛杀死大半，剩下的人虽然还不知道这套阵法的结构和奥妙，但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再不快跑就死定了。

宁海前哨战就这样结束了，倭寇死伤二百余人，戚家军除一人轻伤外，毫无损失。

戚继光的第一次出击获得了完胜，倭寇全线败退，但多年的军事素养告诉他，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根据情报显示，此次敌军进犯规模达几万人之众，且经过周密组织集结，虽说这只是支先头部队，但进展似乎太过于顺利了，顺利得如同有人安排一样。

戚继光的预感是正确的，这确实是一个陷阱，就在军队抵达宁海的同时，倭寇数千主力正向新河方向急行挺进，意图偷袭新河城。

 

[950]

当这个紧急军情传到大本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因为新河城十分空虚，根本没有防护能力，而且里面主要驻扎着明军将领与士兵的家属，且以妇孺居多，如若落入倭寇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这下大家紧张了，老婆孩子还在城里，有个三长两短不是闹着玩的，于是纷纷主动请战，希望立刻回援。

然而戚继光却十分镇定，只是笑着对部下说道：

“不要急，请诸位放心，在援兵到来之前，那座城池是不会失陷的。”

作为一个不喜欢忽悠的将领，戚继光的每一次自信都是有理由的，这次也不例外。他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十分清楚，在新河城里，住着一个极为厉害的人。只要这个人在，倭寇就绝对进不了城。

戚继光最害怕的人

戚继光自幼饱读兵书，练习武艺，上过许多战场，见过很多死人，踩过无数尸首，也从没听说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是出了名的胆大包天。在这个世上，有人能让他感到害怕吗？

答案是肯定的，虽然他上过阵，虽然他杀过人，虽然他非常的牛，但他始终深深地畏惧着一个人，畏惧到了极点。

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婆。

怕老婆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气管炎”的光辉事迹，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戚继光同志，他的怕老婆故事和他的丰功伟绩一同流传千古。

据说他的老婆实在太凶，闹得他实在受不了，一气之下从家里搬出来，住进了军营里，部下觉得他又窝囊，又可怜，纷纷煽动他：你老婆竟然如此嚣张，还敢欺负你，我们大家穿好盔甲，备齐刀剑，在营里等着，你把她叫进来，乱刀砍死，也就一了百了了。

戚继光估计是受尽了委屈，于是一气之下一跺脚：就这么干！砍死她！

约定的日子到了，手下全副武装，埋伏在营内，戚继光则派人去请自己的老婆进营。

老婆大人如约前来，她进入营房，看着周围手持刀剑的士兵，毫不畏惧，还大声喝问戚继光：

“找我来有什么事？”

在位凶悍的老婆面前，戚继光没有示弱，他霍然站了起来，大声说道：

“我刚刚整队完毕，特请夫人前来阅兵！”

 

[951]

这个故事很明显是假的，因为就算戚继光想除掉自己的老婆，也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召集这么多人来干，毕竟被老婆赶出门也不是啥光彩的事情。

但历史中真实的戚继光，确实是个非常怕老婆的人，在我看来，史实与上面这个故事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他就算有这个心思，也是绝对不敢动手的。

很多人认为，怕老婆的实质，其实是爱护老婆，不过我相信戚继光同志是绝不会同意这个观点的，他是真怕，怕得心服口服。

因为他的这位老婆确实是个了不得的女人，十八岁时，刚刚上班的戚继光娶了一位姓王的姑娘过门，也就是后来的王氏。

当时戚继光已经是四品指挥，但他老婆的家世更为厉害，老丈人最高曾干到过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将门出虎女，王氏脾气倔强，且自幼习武，善用刀剑，据说发起火来连戚继光都不是她的对手，经常被打得到处跑。

论家世比不过，想打架又未必打得赢，所以在两人有矛盾时，大都是戚继光让步。

虽然老婆很强势，但事实上，只要不触及原则问题，她对戚继光是很好的，当年戚将军家里不富裕，有次买条鱼改善伙食，老婆做好了端上来一看——只有鱼头和鱼尾。

戚继光估计是老婆自己吃了，也就没作声，但到了晚餐的时候，王氏却又把剩下的鱼肉端了上来，戚继光这才恍然大悟，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

不过要是牵涉到原则问题，那就不好说了，这个所谓原则问题，就是纳妾。

戚继光其实并不好色，他之所以动这个念头，实在是因为封建思想的毒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偏偏王氏就是没有儿子，好不容易生出来却又都幼年夭折，眼看老婆年纪大了，戚继光动起了心思，在他三十五岁那年，娶了第一个小妾沈氏，之后又分别娶了陈氏和杨氏。

在小妾的帮助下，戚继光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戚安国、戚昌国、戚兴国等人。

 

[952]

虽说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国家允许一夫多妻，娶个小妾也不会涉及包二奶问题，但这也要看具体情况，戚继光深知，如果让老婆知道了，那是要出大事的，所以他严密封锁了消息，这些事情都是他瞒着老婆干的。

但纸毕竟保不住火，三个女人还有那几个活蹦乱跳的孩子，你当老婆是白内障不成？

老婆生气了，事情闹大了，一般说来，听到老公包二奶，无非有以下几种反应，要么息事宁人，要么去法院闹离婚，就连那位传说中著名的悍妇，外号“河东狮”的柳月娥，也不过是去老公的单位，找上级领导闹事。

王氏的处理方法却大不相同，当她听说这个消息后，即不找组织，也不找领导，随手抄起一把尖刀，奔着戚继光就去了。

值得夸奖的是，戚继光同志十分机灵，听到消息立马就溜了，王氏扑了个空，却绝不肯罢休，每日在家里蹲守，并且扬言：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剁了你誓不罢休！

戚继光同志麻烦了，有家不能回，在单位住也不是个事，于是他一咬牙，不带任何盔甲，套着一件便装回了家，在老婆没来得及动手之前，便扑通一声跪下，然后嚎啕大哭，痛斥封建礼教，说自己也是受害者，为了生儿子才不得已如此，并且讲过去忆往昔，恩爱夫妻，同甘共苦等等等等。

女人毕竟是女人，被戚继光这么一阵忽悠，心肠就软了，随即丢下尖刀，与戚继光抱头痛哭。

戚继光单刀赴会，凭借着勇气和对老婆的信任，化解了恩怨。但如果你认为事情如此简单，那你就错了。

事实上，历史中的戚继光是一个几乎从不冒险的人，他的兵法要诀是“谋定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他绝不会作战，而在其政治活动和日常生活中，他也一直遵循着这个原则。老婆如此凶悍，要是一时火起，真的把自己给剁了，那就亏大了。

然而他依然不带侍卫，跑去找自己的老婆说理，且毫无畏惧，这并非他喝酒壮了胆，只是因为在他的那件便服下面，还穿着一件护甲。

但如果据此认为戚继光同志狡诈，还是值得商榷的，面对如此彪勇的老婆，要想求生存求发展，确实是不太容易的。

而戚继光同志的经历也告诉我们，在娶一个强悍的老婆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就是是倭寇们即将挑战的对手，不久之后，他们就将感受到戚继光曾经体会过的那种恐惧。

 

[953]

当倭寇到达新河城下的时候，人们极为慌乱，毕竟城中的士兵都已出征，仅剩下普通百姓和妇孺，毫无反抗之力。

于是王氏出击了，关键时刻她挺身而出，召集仅有的上百名亲兵，命令他们立刻贴出告示，稳定人心，但要守住城池，仅这些人是不够的，于是她去了军械库。

军械库是存放兵器的地方，要想抵挡倭寇，只有拿出库中的武器，装备老百姓，才能坚持到援兵到来。

可偏偏那位看守是个死脑筋，说这里是戚继光交给他管的，除了戚继光的命令，他不听任何人调遣。

这位看守同志仗着戚继光撑腰，十分嚣张，坚决不肯打开库门，可惜，他面前的这个人，却是唯一的例外。

戚夫人都没用正眼看他，当即大喝一声：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快开库门！等戚继光回来，让他只管来找我！”

看守打了个哆嗦，他知道这女人惹不起，立刻打开了库门，并将武器分发到百姓的手中。

事情忙完后，王氏回到家中，穿上了自己家传的盔甲，登上城头，准备指挥作战，她将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勇气和英武并不是男人的专属。

但戚夫人虽然凶悍，倒也是个明白人：虽说现在人手不少，但这些百姓只能充充门面，要指望他们打胜仗，那也只能是抓瞎。于是在沉思片刻后，她决定使用一个计谋。

当倭寇们满怀着抢掠的梦想，跑步来到新河城下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城头上竟然插满了旗帜，且杀声震天，站得水泄不通，时不时还从城内射来弓箭和火枪。

这个排场实在是太大了，就如同黑社会谈判一样，重要的是数量而不是质量，管你老头老太太，还是家庭主妇，只要是个人，都被戚夫人拉着上了城头，虽说战斗力全无，但吓唬人还是有效的。

倭寇们吓得不行，但这么远跑来，就这么回去也实在不甘心，于是他们在城外扎营，准备多等几天。

他们只等了一天。

不是不想等，而是因为第二天，戚继光的援兵就到了。

虽说戚继光对老婆很有信心，但他也很清楚，光凭了他老婆也是摆不平那一大帮倭寇的，所以他火速派出了援军。

 

[954]

于是苦苦等待着的倭寇们完蛋了，援军发动了猛攻，戚夫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率亲军由城内杀出，但倭寇的战斗力确实厉害，两头夹击之下，仍占据一户大院继续负隅顽抗。戚家军随即改变策略，改用火枪攻击，击毙敌寇上百人，剩下的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分头逃走。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六日，新河战斗结束，倭寇死伤二百八十余人，戚家军仅阵亡三人。

作为一次遭遇战，新河战斗是十分成功的，但奉命率军前来救援的游击将军胡守仁依然感到了一丝不安，因为按照之前的判断，宁海不过是个陷阱，新河才是聚集倭寇主力的目标。然而经过交锋，他才发现这群进犯新河的倭寇仅千人而已，如果说敌军主力不在这里，那又会在哪里呢？

答案是宁海。

进犯台州的倭寇，原先大都是汪直和徐海的手下，跟着这两个人混得时间长了，基本上都懂得些兵法，所谓兵不厌诈，对他们而言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

所以当大家都认为宁海只是诱饵，新河才是进攻对象时，他们却改变了策略，只派出部分兵力进犯，而将主力撤回，并隐藏在宁海，等待最佳时机的到来。

这一招实在高明，确实瞒过了很多人，但是在那重重迷雾之后，有一个人却始终洞悉着这一切。

作为一名不世出的优秀将领，戚继光有着很高的军事天赋，此等伎俩自然不在话下，从宁海交锋之后，他就意识到这群倭寇并不简单，所以当新河出现敌军通报的时候，他并没有亲自带着主力回击，只派出了部将胡守仁前去救援，自己则偃旗息鼓，等待着敌人的出现。

很快，他的预测得到了验证。

就在他派出援军的第二天下午，紧急军情传来，大股倭寇已经集结准备大举进犯，而他们的目标是台州。

到目前为止，敌军的动向大体都在戚继光的掌握之中，但意外依然发生了：由于无法掌握敌人的具体方位，戚继光驻地离台州还有上百里，而对手已经兵临城下，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你派人去打仗，自然要管饭，但是为了确保行动迅捷，当初抵达宁海的时候，他的戚家军只带了三天干粮，此时已经是第三天，军中即将断粮。

所以眼前的问题十分棘手：战况危急，距离很远，没有饭吃。

然而戚继光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下达了命令：全军奔袭，台州开饭！

 

[955]

变阵

就在胡守仁结束新河战斗，大开酒宴庆祝胜利的那一夜，戚继光正率军向台州挺进，敌军已经抵达台州，拂晓就会发动进攻，而这个夜晚，是他唯一的时间，也是唯一的机会。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七日，经过一晚上的奔袭，戚继光率军挺进一百一十里，终于在黎明时分抵达台州城，而此时敌军距离台州还有两里。

时间刚刚好，刚刚好。

然而当戚继光命令部队继续前进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向听话的部下们竟然抗命了。

义乌的兄弟们罢工了，你老人家说好晚上跑路，到了台州就能吃饭，现在又出尔反尔，一定要先打仗，虽说我们实诚，你也不能这么忽悠人吧。

事实证明戚继光是有远见的，当年他费尽心思一定要挑老实人，为的就是今天。他不慌不忙地站出来，讲了一堆民族大义，国家兴亡之类的话，竟然把当兵的说得热泪盈眶，然后他当众叫出了炊事班，让他们拿着从城里取出的粮食，开始准备做饭，并做出了庄严的承诺：敌人在前面，饭在这里，打完仗，就吃饭！

于是士兵们顶着微亮的天空继续前进了，支持他们前进的，是一个极为朴素的念头：打死倭寇，就能吃饭。

在离城两里的花街，自以为得计的倭寇终于遇上了戚家军，吃惊之余，他们惊恐地发现，这群敌人的表情十分凶狠，眼睛冒绿光，似乎恨不得吃了自己（可以理解）。

一边要抢劫，一边要吃饭，大家都很急，于是二话不说就开打。

如之前一样，戚继光又摆出了鸳鸯阵，倭寇们则排出一字阵迎战。所谓一字阵，就是一字排开，实在说不上有多高明，然而意外发生了，戚家军虽然取得了优势，砍杀了很多敌人，却未能如以往一样，迅速击溃敌军。

在后方观战的戚继光也很纳闷，但片刻之间，他已然找到了原因——地形。

鸳鸯阵是一个威力强大的阵型，但毕竟有十一个人，要发挥作用，需要一定的空间，而花街地形狭窄，根本施展不开，战局自然陷入僵持，于是戚继光下达了第二个命令：

“变阵！”

 

[956]

瞬息之间，鸳鸯阵突然发生了变化，开始了第一次变阵。

队长身后的两列纵队各自分开，以五人为单位进行布阵，狼筅兵迈步上前，与盾牌并列，形成第一道防线，两名长枪手跟随其后，短刀手殿后，开始独立作战。

如果说鸳鸯阵是戚继光改编自唐顺之原创的话，那这个阵型应该算是他的独立发明创造，主要用于狭窄地区的巷战，它的名字叫五行阵。

毕竟人少好办事，五个人比十一个人要灵活得多，倭寇们挥舞长刀，面对五行阵，既不能攻，也不能守，只要被狼筅挂住，顷刻之间就会被长矛刺穿，虽然许多人持刀狂呼，死战不退，但除了身上多几个窟窿，实在没有更多的收获。

于是他们决定逃跑，也就在这个时候，戚继光再次下达了指示。阵型就此开始第二次变化，

在命令下达的那一刻，狼筅兵迅速上前，超越所有同伴，站在队伍的最前面，两名长枪手紧跟在他的身后，盾牌手和短刀手分别站在长枪手的侧方，保护他们的侧翼。阵型在狼筅兵的带领下，开始发动追击。

这是鸳鸯阵的第二种变化，它的名字叫三才阵。主要用于冲锋进攻，或是敌军败退时的追击。

当然对于日本人而言，阵型变不变，实在已经不重要了，五行阵和三才阵都是要人命的，跑路才是最佳选择。戚家军追击残敌，再次大获全胜。

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七日，花街战斗结束，倭寇伤亡一千余人，全军溃败，救出被掳百姓五千余人，戚家军伤亡合计：三人。

在新河之战与花街之战后，倭寇大势已去，戚继光继续发动攻击，并在上锋岭和长沙之战中大量歼灭敌军，同年五月末，进犯倭寇全线败退，日本的仁兄们乘兴而来，被人追着屁股打了一个月，没有抢到钱，反而赔了本，只好败兴而归。

这是一次光辉的战役，是一次以戚继光的彻底胜利，日本倭寇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的战役。

“臣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浙兼制军务胡宗宪上奏，(嘉靖)四十年四五月，倭贼分犯台州水陆诸处，台金严参将戚戚继光，共擒斩倭首一千四百二十六夷，焚溺死者四千有余。”

自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二十七日，戚继光率其所部四千明军，对阵两万敌军，在无其它军队配合的情况下，五战五胜，共计歼敌五千五百余人，累计伤亡不足二十人，史称“台州大捷”。

 

[957]

戚继光终于功成名就了，因为在台州大捷中的优异表现，他升任都指挥使，从此，他开始被人称为民族英雄，抗倭名将。但在这一切光辉的背后，是另一个戚继光——一个善于搞关系，迎合领导，请客送礼，拉帮结党的人。

在无数史书中，戚继光是英勇无畏的化身，他能谋善断，所向无敌，这一切都是事实,但他也有着另一面，比如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去拜码头，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一通，然后再认同族找祖宗，大家就算是兄弟了，但是依照他的工资，绝不可能承担得起这么高的花销。所以结论就是：戚继光是一个既收礼又行贿的人。

在少年时代，每天环绕在戚继光耳边的，是父亲的教诲，教诲他一定要为人清正，不能搞歪门邪道，戚继光曾坚信并坚持过这些教导，他相信父亲是不会错的。

然而从他十八岁到山东上任时起，他就发现自己错了，虽然他清正廉洁，虽然他刚正不阿，但这一切毫无用处，没有人理会他，也没有人帮助他，他的理想和信念或许很高尚，却根本无法实现。

而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无疑是俞大猷的被迫离去。

对俞大猷而言，岑港之战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和戚继光一样，他也开始了演练新军，并很快就锻造出一支极有战斗力的军队，此即所谓“俞家军”，而他的阵法也十分奇特，分别叫做三叠阵和夺前蛟阵，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你只要知道这两个阵型很牛就行了。

军队有了，阵法也有了，俞大猷准备大干一场。

然而他没有等到这个机会，因为和之前一样，他再一次遇到了莫名其妙的事情，而这一次的主角是胡宗宪。

嘉靖三十八年（1559）四月，胡宗宪接到了这样一个通报，说有群倭寇在浙江沿海游荡，请示如何处理。

胡宗宪想了一下，下达了这样一个命令：

“不要管他们，别让这些人靠岸就行。”

 

[958]

两个月后，他接到消息，都察院监察御史李瑚告了他一状，罪名是纵敌逃窜，以邻为壑。

这也真是流年不利，胡宗宪没有想到，那帮倭寇是来干抢劫的，不去东家就去西家，胡总督不接待，他们就跑到了福建，大抢了一把。

福建巡抚气得鼻子都歪了，暴跳如雷，一定要找胡宗宪算账，于是便把官司打到了皇帝那里，要求追究胡宗宪的责任。

但胡宗宪毕竟是浪大水深，几番动作下来平安过了关，事情经过大致如此。

但这个故事和俞大猷似乎毫无关系，麻烦又从何而起呢？

如果有关系，那这事就不奇怪了，俞大猷这一辈子，奇就奇在莫名其妙上。

事情了结后，胡宗宪开始回过味来，福建方面一口咬定是自己放任不管，莫不是自己这里有人透露了消息，当了内奸吧？

于是他开始查找蛛丝马迹，先查李瑚，福建人，再查自己，福建的，层次高的，能接触机密的，于是答案终于出现了：俞大猷，浙江总兵，福建晋江人。

这真叫命苦不能怨政府，俞大猷同志老老实实干活，勤勤恳恳做事，就因为是福建人，结果竟然成了奸细。胡总督雷厉风行，他随即上书，把责任推到了俞大猷的身上。

皇帝又一次生气了，他当即下令，削去俞大猷的官职，把他抓进诏狱。

戚继光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清楚地记得，当初胡宗宪是多么器重俞大猷，对他言听计从，而转瞬之间，他就把这个他曾无比信任的人，亲手送进了监狱，从浙江军区司令员，到锦衣卫监狱的囚犯，只要短短的几天。

所以他终于意识到，把自己的命运和信念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是极其不靠谱的，亲密战友胡宗宪也不例外。

然而就在他为俞大猷痛惜不已之时，另一个更让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俞大猷竟然出狱了，并调往北方边界戴罪立功。而根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能得到如此宽大处理，是严嵩收了钱，在皇帝大人面前说了话。

戚继光百思不得其解，官场之中，俞大猷的收入也就是个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家里有几文钱他很清楚，能养活老婆孩子就不错了，哪里有钱去行贿？但如果没有钱，严老贪怎么会帮他说话呢？

于是他开始怀疑，俞大猷和严嵩之间有着某种秘密的关系。

不久之后，他终于从朝廷内线那里得到了消息，俞大猷确实没有送钱给严嵩，也绝非严嵩的亲信，他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是因为他有着一个好朋友——陆炳。

 

[959]

俞大猷是如何搭上陆炳这条线的，谁也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陆炳不但出面为他说情，还自己拿钱送给严嵩，当作是办事的费用。陆大人的面子严嵩自然要给，于是俞大猷就此光荣出狱。

这个答案震惊了戚继光，他没有想到，平日沉默寡言，老实巴交的俞大猷，竟然有这么硬的后台，而自己与他交往多年，关系非常好，竟然从未听他透露过一语。

戚继光感到毛骨悚然，他终于发现自己是如此的脆弱。他明白，自己固然有着舍身保国的伟大理想，但如果没有靠山，没有关系，俞大猷的今天就是他的明天，即使是平日关系极好的胡总督，也可能随时翻脸，让自己吃不了兜着走。

而那时，他将孤立无援，也不会有另一个陆炳来救他。

于是戚继光明白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要想不负父亲的期望，就不能遵照父亲的处事方法，他决定改变这一切。

此后的戚继光开始了奔波，兵部有领导下来，他请客，他到兵部去，还是他请客，而酒桌上拜把子拉兄弟更是家常便饭，大家都认为戚继光够朋友，够大方，久而久之，他在兵部扎下了根，上级领导对他也十分重视。

但这并不是他的目的，戚继光知道，要想立于不败之地，他必须要找到自己的陆炳，找到一个真正的靠山。

在戚继光的寻找名单中，两个人的名字被最先划掉，第一个就是严嵩，因为他很清楚，胡宗宪是严党分子，如果自己要绕过胡宗宪结交严嵩，必定死无葬身之地，更为重要的是，严老贪胃口很大，要请他吃饭，先要数数自己荷包里有多少钱。

第二个是徐阶，这个人也不能考虑，虽然戚继光对他有好感，但毕竟在朝廷中，他处于下风，如果投靠此人，就等于与严嵩为敌，没准会比徐大人死得更早。

 

[960]

两位大哥被排除后，戚继光开始继续寻找，而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国子监祭酒）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将来必定前途远大，于是他在自己的名单上记下了这个人——高拱。

他的眼光确实精准，然而不久之后，他就发现，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这位高拱虽然官职不高，却是一个十分孤傲嚣张的人，而且此人还有个最大的特点——不收贿赂。

换句话说，这个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既不要钱，也不要女人，当然，高拱同志绝对不是无欲则刚，他只是将所有的欲望放在了一件事上——权力，他的最终目的是夺取帝国的最高统治权，而这是戚继光绝对无法满足的。

但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戚继光感到前途茫茫的时候，他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人，此人是高拱的副手，时任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副校长，为人深谋远虑，极有发展前途，于是戚继光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也是最后一个名字——张居正。

这就是后来那对黄金搭档的起始，至于戚继光如何与张居正交好，实在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戚继光很会来事，而在某些方面，张居正也不正。

戚继光就这样稳定了他的地位，事实证明，他是有远见的，以至于后来胡宗宪完蛋，他依然屹立不倒数十年，这都归功于他的交际工作。

交际是要钱的，而以戚继光的级别待遇，即使借高利贷也不经用，所以闭着眼睛也能猜到，他有着除工资之外的经济来源。

这就是戚继光的另一面，似乎很不得体，似乎见不得人，似乎应该谴责，但你应该知道，他镇守东南之时，“百姓欢悦，倭寇丧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因他而保全，他离职之时，“领将印三十余年，家无余田，惟集书数千卷而已”，他的所有收入，无论正当与否，都用于了交际，而他自己，是清白的。

在现实面前，绝不妥协的杨继盛是伟大的，因为他历经磨难，坚持了自己的理想：舍身取义，报效国家。但妥协的戚继光，同样是伟大的，因为一个同样崇高的理想。

嘉靖三十年（1551），戚继光驻守蓟门，那年他二十四岁，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并不安分，除了值班看书外，还喜欢到处乱逛，而事情正是发生在他闲逛的时候。

有一天，他外出远行，路过一座寺庙，看见里面烟雾缭绕，便下马进去看热闹，发现原来是有人在讲长生之道。

嘉靖年间，长生之道十分盛行，因为皇帝大人喜欢，老百姓们自然也不甘落后，纷纷效仿，但他们没有嘉靖同志那样的炼丹技术和原料，又想赶时髦，所以只能一堆人聚在一起吹吹牛，实在比较无聊。

然而正是在这个无聊的聚会上，戚继光找到了自己的理想。

 

[961]

鉴于无法实践，且吹牛不用上税，大家开始积极讲述自己的长生观点，比如烧香拜佛，早上跑步，少吃多睡等等，某些热衷者趁机四处搭话，劝人炼丹修道，戚继光也成为了他们的发展对象，面对着这片乌烟瘴气的混乱，戚继光的忍耐终于到了极点，他站了起来，高声说道：

“于长生之道，我也有所心得，愿与诸位共享。”

于是现场肃静下来，一个嘹亮的声音响彻着整座寺庙：

“鞠躬尽瘁，夕死无憾，此即长生之术！”

然后他走出寺门，在所有人诧异的眼光中骑马扬长而去，一切都源自于此，之后他的所有举动，都是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

凯歌

在经营仕途的同时，戚继光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倭寇的打击，多次全歼敌军，所谓“遇戚不得活”，实在是倭寇们的一致心声。也正是由于他太过生猛，除了几个愣头青外，老牌倭寇们都不敢去浙江，连经过他的防区，都要绕很远。

但倭寇们也得吃饭，戚继光断了他们的活路，他们只好另找地方抢劫，而这个新的开工地点，就是福建。

于是从嘉靖四十年（1561）起，倭寇们大肆入侵福建，其扩张力和战斗力十分惊人，当地明军不是对手，于是短短一年之间，北到福清，南到漳州，全部陷入敌手。

福建巡抚又扛不住了，只能再次向朝廷上书，但这次不是告状，而是请求胡宗宪支援，拉自己一把。

对此，嘉靖十分重视，他直接命令胡宗宪，火速派戚继光前去驰援。另一场战役的序幕就此拉开，所有人都看到了它的开始，却没人料到它的结局，胡宗宪和戚继光也不例外。

在福建，戚继光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福建监军副使汪道昆，面对这位满头大汗，急得火烧眉毛的当地官员，戚继光镇定地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敌人在哪里？”

而他得到的回答是“到处都是！”

看完形势图后，戚继光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麻烦大了。

由于当地缺少得力的将领，福建的倭患十分严重，几十个人就敢开抢，而明军对此束手无策，局势几乎完全失控。

这个烂摊子实在不好收拾，敌人不但多，而且分散，如果带着手下四处追，打不死也得累死。

虽然形势极其复杂，但戚继光相信，解决问题的钥匙，必定就在这片混乱之中，经过长时间的思索，他终于找到了。

 

[962]

倭寇敢于如此嚣张，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畏惧感，以往的经验告诉他们，可以想抢就抢，想杀就杀，没人能够阻止，所以要想改变现状，就必须找到他们中间最强大的一股势力，将其彻底消灭，并用悬挂的尸体告诉所有的人，这里不是抢掠的乐土，而是死亡的坟墓。

而戚继光选中的打击目标，叫做横屿。

横屿是一个小岛，位于福建省宁德东北，岛上盘踞着千余倭寇，人数并不多，但戚继光之所以选中此处，是因为这里有着最难打败，最为顽强的敌人。

事实上，岛上的倭寇确实不同寻常，其中大部来自日本九州地区，这里是日本最为贫困的地区，当地居民凶恶野蛮，秉性顽劣，后来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第六师团，就是由九州人组成的野兽集团。

他们在此盘踞了三年之久，平日烧杀抢掠，搞得此地附近几百里荒无人烟，宁德县城成为一片废墟，福建巡抚曾调集十几路大军围攻，却毫无成效，因为他们不但战斗力极强，还有着一个十分强大的帮手。

其实横屿岛和陆地的距离很近，最多也就几里而已，说句寒掺话，带个救生圈就能游过去，但奇怪的是，以往明军大规模进剿，总是眼睛看得见，两腿过不来。

之所以会有如此怪事，是因为横屿岛实在太过奇特，这里早上退潮，下午涨潮，涨潮的时候，海水十分汹涌，会淹没原有的陆地，将海岛与大陆的距离拉大近几十里。而退潮的时候，海水带来的大量泥沙会使道路十分泥泞，根本无法行走。

所以现在你应该知道原因了，每天白天落潮，下午晚上涨潮，这就意味着夜袭十分困难，而在光天化日之下横渡进攻，实在是被人当移动靶练习射击的绝佳机会，更为麻烦的是，即使你冒着被射成刺猬的危险往前冲，在你成功上岛之前，也很有可能被脚下的烂泥陷住，或是摔个七荤八素。

好吧，就算你是神仙，腾云驾雾地上了岛，遇见了敌人正式开打，但有一点你必须要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完收工，并且最好保证打赢。因为到下午，潮水就会再涨起来，而且这玩意不等人，它三点涨潮，你四点还没有完事，对不住，兄弟你只能在岛上过夜了，万一你运气不好，上岛的人数不多，或者没有打胜，就要有晚上被人摸黑干掉的心理准备，因为对方应该不太愿意与你和平共度这个夜晚。

所以整整三年，前前后后十几万军队，几十位将领，对此都束手无策，于是戚继光来了，而他总是有办法的。

 

[963]

仔细研究了此地特点后，思虑再三，戚继光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战略，但在作战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戚继光开了一次会，与会者是他属下的所有将领和士兵。在会议上，他用沉重地声音告诉了所有人事实的真相：

在横屿岛上盘踞着一群十分凶悍的倭寇，他们可能比以前遇到的任何敌人都难于对付，而且此地潮汐复杂，早上六点开始退潮，下午二点开始涨潮，也就是说，从登陆开始到战斗结束，你们只有四个时辰（八个小时）的时间。

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宁静，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戚继光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最后的话：

“你们一旦上岛，便无退路，如不能胜敌，潮汐再涨时，便是必死之刻，若你们无此决心把握，便不要渡海，我绝不责怪。”

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戚继光听到了雷鸣般的回答：

“不远千里而来，岂能后退，不杀倭奴，誓不罢兵！”

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领土，为被杀害的同胞复仇，不用犹豫，也无须多说。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初九凌晨，戚家军向横屿发起进攻。

此刻潮水刚刚退去，而天色尚早，倭寇们戒备松懈，是最佳的出发时间。

但刚走几步，第一个难题就横在了面前，由于刚刚退潮，道路十分泥泞，很多地方完全无法行走。但戚继光早已想好了对策，他让每个士兵带上了一件特殊的物品——稻草。每前进一步，士兵们都撒草铺路，部队开始有条不紊地行进着。

此时海岛上的倭寇已经发现了戚家军，但他们却没有行动，只是冷笑着注视着眼前的这一幕。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要想登陆上岛，靠稻草是远远不够的。

果然，更为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士兵们终于发现，越靠近海岛，泥泞就越严重，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致命之处，在于体力。

曾有历史学家统计过，明代士兵作战时，身上的盔甲，外加武器装备，负重至少在十五公斤以上，而携带多种武器的戚家军只多不少。

 

[964]

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数字，连美军特种海豹突击队平日演练时，负重也只有十公斤左右。而戚家军在跨越淤泥之后，还要趟过海水，是名副其实的武装泅渡。

事情似乎正如倭寇们的预料，明军开始体力不支，东倒西歪，照此下去，即使能够爬到岸上，也根本无力作战。

后方的戚继光看到了这一切，他十分清楚，如果继续下去此战必败，于是，他让人拿出了他预先准备的那样东西。

前面的士兵们已苦不堪言，只凭借顽强的意志苦苦支撑，而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一阵响亮的鼓声。

士兵们回过头来，看到了这样一幕场景。

戚继光独自屹立在那里，奋力地击打着擂鼓。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这是他能提供的唯一帮助。

于是在这个即将破晓的黎明，孤独而清越的鼓声回荡在天地之间，回荡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片刻沉寂之后，在鼓声的伴随下，明军支撑着疲倦的身体，向前方的小岛继续前进，凭借着顽强的意志，以及必胜的信念。

因为那本就是属于他们的土地。

倭寇们终于慌乱了，他们亲眼看见了奇迹的发生，这支疲惫不堪的军队忽然重新奋起，征服了泥沼和海水，一步步向自己走来。

被巨大恐惧笼罩的倭寇立刻开始整队，集中全部兵力在海边列阵，准备玩一次“击其半渡”，等待明军上岸后，趁他们立足未稳，发动攻击将他们赶下海去。

然而他们再次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登岸的明军并没有如倭寇所料，直接发起进攻，而是坚守原地，直到剩下的同伴赶到，排出那个特别的阵形后，才开始继续前进。这时倭寇们才如梦初醒，但为时已晚。自鸳鸯阵成型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失败就已注定。

所以虽然他们来自出产最凶残野兽的九州，虽然他们负隅顽抗，进攻受挫仍然狂叫着挥刀冲锋，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在比他们更为勇猛的明军和威力强大的鸳鸯阵面前，失败是他们的唯一结局。

很快战斗就演变成了游戏，倭寇全线溃败，而明军则变为三才阵和五行阵，四处追赶逃窜的倭寇，并将他们置于死地。岛上的千余名倭寇要么被杀，要么自杀，要么淹死或被俘，总之无一幸免。

横屿之战就此结束，三个时辰之内，明军全歼岛上倭寇，并解救出被掳妇孺八百余人，己方伤亡共计十三人，

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戚继光和他的军队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当之无愧。

 

[965]

战斗胜利了，用尽最后一分气力的明军再也支撑不住，纷纷躺倒在地，动弹不得，寂静笼罩着战后的横屿。

戚继光沉默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他知道，这是胜利的宁静，是无声的凯歌。于是一声高昂的吟唱就此响起：

万人一心兮泰山可撼，

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

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

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

号令明兮赏罚信，

赴水火兮敢停留。

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

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此即千古传诵之《凯歌》，青史留转，余音不绝。

覆灭

横屿之战的真正意义在于杀鸡给猴看，此战之后，福建各地倭寇皆闻风丧胆，再也不敢嚣张放肆，戚继光趁胜追击，先后在杞店、牛田、林墩大破倭寇，先后歼敌五千余人，形势一片大好。

但这时麻烦来了，虽然胡宗宪总领东南，但福建并不是他的属地，戚继光只是被暂借而已，时候一到还要回去报到。有这么好的外援，福建巡抚自然舍不得放走，而且此时正是打击倭寇的最好时机，如果撤回浙江，必将前功尽弃。

于是戚继光决定向胡宗宪上书，要求延长租借期，他信誓旦旦地对福建监军汪道昆表示，胡宗宪是一个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人，如无意外，事情绝无问题。

但意外偏偏发生了，因为他的这封上书，胡宗宪根本就没有看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十一月，胡宗宪被削去官职，逮捕入京。

权倾天下的胡宗宪之所以落得这个结果，起因还是告状。不久之前，南京户科给事中陆凤仪弹劾他十大罪状，包括投靠严嵩、贪污腐化、谎报军功以及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等等。

一直以来，告胡宗宪的人总是络绎不绝，这并不奇怪，任谁坐在他那个位置上，都得被人告死。但在过去的几年中，却从未有人能奈何得了他。

因为胡宗宪聪明机灵，且皇帝庇佑、会搞关系，所以总是平安无事，涉险过关。

但所谓树大招风，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被人吊起来当靶子轮番攻打，皮肉再厚实，也是抵挡不住的，慢慢地皇帝也不待见他了，加上陆凤仪所说的那些也并非虚构，这位仁兄确实投靠奸党，好大喜功，身边女人众多，生活作风上很成问题。

 

[966]

于是日积月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了下来，皇帝彻底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他被革职查问，关入监狱，而这一次，别说白鹿，就算白老虎、白豹子一起出来，也回天无力了。

嘉靖同志还比较厚道，念在胡宗宪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且送过白化鹿的情分上，免职后就放他回家了

但这位仁兄当年为了急于立功，干过的缺德事实在太多，两年之后，他又被人揭发，说他曾假拟圣旨，摊上这么个罪名就算神仙也跑不掉了。

胡宗宪回到了阔别两年的监狱，等待问罪，但嘉靖同志为人实在不错，依然没有杀他的打算，只是将其关押待审。

然而一向坚强的胡宗宪再也承受不住了，他费尽了心思，用尽了气力，不惜投靠奸党，不惜声名狼藉，奉承逢迎，溜须拍马，无所不用其极，他背弃了盟约，杀死了徐海，除掉了汪直，送出白鹿，屡报祥瑞，只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为了拯救万民，平息倭乱。

但现在他却落得了这样一个结局，腐臭的牢房，破烂的囚服，还有遥遥无期的羁押，坐镇东南的风光一去不返，即使将来出狱，等待他的也只是众人的唾弃和鄙视。

骄傲的胡宗宪是无法忍受这些的，他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愿牺牲尊严。

不久之后的一个深夜，五十四岁的胡宗宪选择了自杀，在牢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在临死前，他写下了人生最后时刻的忿怒与不平：宝剑埋冤狱，忠魂绕白云。

从徽州到大同，再从大同到浙江，从一个小小的御史，到东南数省的总督，再到阶下囚，胡宗宪把他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他的理想，却有了这样的下场。我相信，在他死前的那一刻，是绝望而又不甘的吧。

所以在这里，我诚实地写下了关于他的一切，他的贪狡背盟，他的阴谋机巧，他的坚韧无畏，他的尽忠报国，以及他所有的好与坏，是与非。

我相信，历史终将给予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胡宗宪完了，但他的志向并未半途而废，戚继光成功地避开了所有纠葛，继续着自己的抗倭战争，不久之后，他和官复原职的俞大猷一起进军福建，历经兴化、仙游之战，清除了福建的倭寇。此后的五年中，他又穷追猛打，至隆庆元年（1567），为祸中国数十年的倭患终于被平息。

 

[967]

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起，在胡宗宪的统领下，经过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不懈努力，历时十二年的长期战斗，日本强盗们终于被赶出了中国。

这场历时极长，影响极大的抗倭之战，虽然过程极其惊心动魄，却并没有什么太大规模的战役，几十万人对砍的大场面也从未出现过，但我依然详尽地记录下了它的过程。

因为在这次祸乱中，有名的胡宗宪、戚继光、俞大猷，以及千千万万无名的老百姓，都用他们的行动，对侵略者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声音：

这里是我们生长的地方，我们将守卫在这里，永不屈服，绝不退让。胆敢进犯这片土地的人，必将付出最为沉重的代价。

而这出好戏的几个主角，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结局。

平定福建后，俞大猷去了两广地区，就任广西军区司令员，在那里他成功讨伐叛乱，并获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职务——右都督（一品）。

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这辈子还真是有始有终，到了这个份上，莫名其妙的事情竟然还没完，他明明为官清廉，家里穷得不行，竟然被人告黑状，说他贪污腐化，只得回家休养。不久后再次出任福建总兵，没曾想几年后因为部下犯错被降职，之后又升官，万历八年（1580）去世，年七十七，追封左都督。

折腾了一辈子的俞大侠终于不用再折腾了，虽然他一辈子都很莫名其妙，但他的丰功伟绩将永世流传。

戚继光去了蓟门，十七年后，当年那个巡逻的小军官又回到了这里，但他的称呼已经改成了戚总兵。在这里，他将得到盟友张居正的全力支持，并发挥出自己的最大能量，关于他的故事还很长。

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位主角，而他的结局最为奇特，也最为悲惨。

在胡宗宪被抓走的时候，徐渭一句话也没说，因为他知道，说什么都没用了，事情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现在他要担心的，是他自己。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的道理他十分清楚，作为胡宗宪的幕僚，他自然也难逃干系，但更让他痛苦的是自己梦想的彻底破灭。

徐渭是有梦想的，他虽然诗词书画样样精通，却并不想做一个文学家或艺术家，他希望获得功名，成就一番事业，这才是他真正的抱负。

 

[968]

当他成为胡宗宪的左右手，指挥若定，运筹帷幄的时候，他曾一度以为自己的前程将会无比光明，然而转瞬之间，命运却再次将他抛入了深渊。

希望已经落空，加上时有传闻，说要把他抓去跟胡宗宪做伴，徐渭的精神彻底崩溃了，他试图自杀，具体方法如下：

方法１、用斧头砍自己的头。

方法２、用钉子钉入自己的脑袋。

方法３、用锤子锤自己的肚子。

要说奇人就是奇人，自杀也用这么奇怪的招数，但更奇怪的是，虽历经不懈的努力，他竟然还是没有死成，虽然他鲜血满面，长钉入脑，内脏出血，偏偏就是没死，创造了医学界的奇迹。

所以也有人猜测，他不过是为了避祸装疯自残而已，但如果装疯，他的本钱似乎也下得太大了。但总而言之，他吃了很多苦，却还是进了监狱，不过不是被胡宗宪牵连，而是因为杀人。

由于在自杀（或是装疯）中太过卖力，他一时错手，杀掉了自己的妻子，悔恨之余，被当地政府逮捕法办，看在他名气大，加上又是误杀，没有处决他，只是关进了牢房。

这一关就是七年，后来他的同乡听说此事，设法营救，终于让他走出了监狱。

此时已是隆庆年间，天下已然大变，物是人非。五十多岁历尽沧桑的徐渭看上去，似乎比七十岁的老头还要苍老，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外表落魄不堪的人，竟然就是当年志得意满、意气风发的东南第一军师。

失去了妻子，失去了前程，连希望也已失去。

于是孑然一身的徐渭开始流浪，他游历全国，福建、直隶、山西，然后是蓟州，在那里，他再次见到了戚继光。

徐渭平生为人孤傲，自负奇才，经常蔑视他人，却唯独对戚继光礼遇有加，因为在他看来，此人极其生猛，其才不下于己，所以引为知交。

见到这位久别的战友，戚继光十分激动，他安排了酒宴，招待老朋友，在酒桌上，两人把酒言欢，谈及徐渭将来的去向时，戚继光表示，希望他能留下来，在自己的军中效力。

徐渭却只是笑而不答，戚继光是个机灵人，也就不再提起，徐渭并没有变，虽然落魄，虽然流浪，却依然是那个心高气傲的徐渭。

于是他们说起了另一件事。

 

[969]

话题又回到了当年的平倭事略，精研兵法的徐渭开始畅谈天下名将，在他看来，自嘉靖以来武将堪称杰出者惟三人而已：戚继光、俞大猷，以及谭纶（时任蓟辽总督），其余的皆是泛泛之辈，不值一提。

这里提一下谭纶，此人虽后来的名气不如戚继光，当时却是戚继光的上级，他文官出身，喜好军事，从军三十余年，极有谋略且对敌作战勇猛，每次打仗都要亲自上阵，据统计被他亲手杀死的敌人就多达上百人，可谓是杀人如麻，名将之誉实至名归。

戚继光同意徐渭的说法，却也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你说得没错，只是在我看来，还有一个。”

第二天，拜别了戚继光，怀着好奇心的徐渭出发前往辽东，他要亲眼见一见那个连戚继光也推崇备至的第四个人——李成梁。

在辽东，徐渭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时任辽东副总兵的李成梁家要请先生，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前去应聘。

当看到眼前的这个落魄的半老头子时，李成梁差点准备让人给他盛点饭，让他赶紧走人。出于礼貌，他还是极有耐心地询问此人有何专长，能教些什么。

“兵法。”

当这个答案传到众人的耳朵里时，在场的所有人几乎同时哄堂大笑，李成梁也禁不住笑出了声。自己就是武将，还要你这个糟老头来教兵法？

然而堂下的这个人却丝毫不乱，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嘲笑他的人。

李成梁却不笑了，因为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不久之前，蓟州总兵戚继光曾派人快马前来报信，描述过一个类似的人。

他改变了态度，小心翼翼地问道：

“阁下是从孟诸（戚继光号孟诸）那里来的吗？”

徐渭微微点了点头。

于是李成梁严辞喝斥了那些无礼的部下，问出了第二个问题：

“阁下可是姓徐？”

在得到再次肯定后，他立刻迎下堂来，恭敬地向这位老先生行礼，旁边的人惊讶至极，都瞪大了眼睛，但李成梁却清楚地知道，当他还是一个落魄秀才的时候，这个人已经筹谋东南，名震天下。

他把自己的长子李如松和次子李如柏叫到身边，当面交付给了徐渭，并叮嘱他们要用心向学，虚心讨教。

徐渭并没有辜负李成梁的期望，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将自己的文赋才学，以及在那段抗倭岁月中所领悟的一切悉数教给了这两个少年。

 

[970]

毕竟徐渭的这套理论和之前的先生教授的完全不同，特别是他所传的抗倭兵法，似乎并不适于对付那些平日纵横驰骋于平原之上的蒙古骑兵。李如松产生了疑问：

“学这些有用吗？”

徐渭看着眼前的这个孩子，十分严肃地点了点头。

于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李如松专心致志地学习、钻研着徐先生教给他的一切，他相信终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不久之后，徐渭提出了辞职，虽然李成梁百般挽留，他却依然离开了这里，或许在他看来，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

二十多年后 朝鲜 平壤

被追得只剩半条命的朝鲜国王李日公终于回到了他的王宫，而在此之前不久，这里还曾是侵朝日军将领小西行长和加藤清正的指挥部，但现在，他将在这里召开盛大的宴会，欢迎那个赶走日军，将他接回王宫的人。

蓟辽提督李如松如约前来了，作为援朝军指挥官，他率军自入朝以来，连战连捷，多次击败日军小西行长部，歼灭上万敌军，接连收复平壤、开城、平安、江源等地，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场危局。

李日公十分崇敬李如松，对他的用兵之法也佩服得五体投地，毕竟要没有这位仁兄，估计他还不知在哪个山沟里蹲着，但在他的心中，也有着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于是借此机会，他请教了李如松：

“贵军如此善战，那为何之前祖承训将军会失败呢？”

李日公所说的祖承训，是先期入朝的明军将领，但他作战不利，没多久就全线败退回国，与后来的李如松形成了强烈反差。

李如松笑了笑，吩咐手下拿出了一本书，展示在李日公面前：

“制倭之策，皆在此书之中也。”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纪效新书》，作者戚继光。

李日公大喜，看过了封面后，准备从李如松的手中接过此书，继续看内容，然而李如松面上保持着微笑，手却紧握此书，缓缓地收了回来。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表示——这本书不能给你看。

李日公没有勉强，却牢牢地记住了此书的名字，后来命人到中国大量购买，《纪效新书》就此传入朝鲜以及日本。

 

[971]

虽然李如松拿出了硬通货，但李日公仍有所怀疑，他接着询问李如松，难道他打胜仗就只凭这一本书不成？

李如松收敛了笑容，他庄重地告诉这位国王，此书是名将戚继光所写，书中总结了其当年与倭寇作战十余年之经验，专克日军，虽看似不起眼，却极难领会，要妥善运用，未经长期实践，断不可为。

而自己能熟悉其中兵法，却非此书所赐，因为该书尚未出版之前，他就早已通晓了其中的奥妙。

于是李日公好奇地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此书未成之时，你又怎能熟知书中兵法呢？

“很久以前，我的老师曾教授于我。”

李如松向着南方昂起了头，他知道，在四十多年前，作为自己的先辈，他的老师曾在那里与戚继光一同战斗，驱除倭寇，保家卫国。

此时是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

但李如松不知道的是，几乎与此同时，那个曾经教过他的老先生，正躺在一所破屋之中，他已经卖光了所有的字画，贫病交加，且无人理会。不久之后，他带着满腔的悲愤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年七十三。

徐渭传奇的一生就此划上了句号，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他已经顽强地坚持了太久。他的所有一切，都将被载入史册，因为绝顶的才学机智，和那些不朽的功勋。

痛苦的旁观者

无论胡宗宪和徐渭结局如何，他们总算有过辉煌光明的时刻，然而对于徐阶而言，从头至尾，他的生活都笼罩重重黑雾，杨继盛死了，唐顺之走了，众叛亲离的场景再一次出现，手下纷纷另寻出路，没有人愿意依附于他，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严嵩作对。

而最让他感到痛苦的，无疑是王世贞事件。

王世贞被列入了严嵩的黑名单，其实这位才子并没有得罪过严首辅，所有的一切，只是因为在杨继盛死后，他帮助这位穷困的同学收了尸，并且还号啕大哭一场。

不过是帮人收了尸，不过是痛哭了一场，难道连这点权力都没有吗？

对于严嵩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反抗者要整，同情反抗者也要整，他把自己的矛头对准了王世贞。

但王世贞是聪明的，他十分小心，没有留给严嵩任何把柄，但严首辅终究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他的父亲。

 

[972]

说来也巧，恰在此时，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工作上出了问题，被革职查问，本来这是个可大可小的事，但由于儿子的问题，严嵩横插一杠，竟然问成了死罪。

王世贞慌了，他舍弃了所有的尊严和立场，即刻离职赶往京城，直奔严嵩的家，因为他知道，所有的一切掌握在这个人的手中，包括父亲的生死。

这招单刀直入也有些年头了，陆炳用过，严嵩也用过，现在是王世贞，不过可惜的是，这次他的工作对象不是夏言，而是严嵩。

王世贞跪在严嵩的门口，日夜不息，不停地磕头求饶，不停地痛哭流涕，严嵩似乎也被感动了，亲自接见了他，当场表示此事不用担心，有我严嵩在，你爹自然没事。

王世贞相信了他的话，但过了一段时间，不但没见父亲出狱，刑部的同事还透风给他，说严嵩曾数次催促，让他们赶紧结案，杀掉王忬了事。

王世贞惊呆了，但他也没有别的办法，思前想后，他决定用最后一个方法，一个许多人死也不肯用的方法。

第二天，在朝臣们上朝的便道上，王世贞和他的弟弟跪拜不起，面对前去上朝的文武百官，不住地磕头，直到血流满面，希望他们能够帮忙说句好话，放了自己的父亲。

然而没有人理会他们。

于是王世贞做出了为无数读书人痛心疾首的举动，他跪在地上，自己扇自己的耳光，一边扇一边哭，扇到脸部红肿，口中还不住呼喊，希望有人发发善心，帮忙救父。

依然没有人理会他们。

所有的人都看见了这悲惨的一幕，但所有的人都没有出声，因为象杨继盛那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于是一个月后，王忬被杀掉了，王世贞悲痛拒绝，却无计可施。

严嵩再次获得了胜利，然而他没有想到，这其实是他继杨继盛之后，干的第二件蠢事。因为王世贞，是个绝对不能得罪的人。

要知道，这位王兄虽然不是什么大官，却是大才子，他是文坛领袖，社会影响力极大，据说无论任何人，只要得到他的称赞，就会声名鹊起，任何字画古董，只要他说好，大家就认定是真好。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个有话语权的人，于是严嵩有大麻烦了。

 

[973]

能够捧起人，自然也能踩倒人，此后的几十年中，除了个人文学创作外，他的主要工作都放在了骂严嵩上，他曾写就一书，名《首辅传》，篇中大骂严嵩，由于他多才多艺，是文坛三栖明星，除了写书外，他还善于写诗，写戏。这里面当然也少不了恶搞严嵩，比如那出著名的《凤鸣记》，被后人传唱几百年，经久不衰，而严嵩就此与曹操并列，光荣地成为了白脸奸臣的代表人物。

由于他对严嵩恨之入骨，在他的书中，有一些歪曲事实的情况，但在我看来，与他曾失去的一切和他遭受的痛苦相比，这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这些不过是身后骂名而已，对于当时活蹦乱跳的严嵩而言，并没有任何影响，他依然照吃照睡，骨骼好身体棒。

真正被震惊的人是徐阶,他没有想到，严嵩竟然狠毒到了这个份上，竟然如此折磨一个同情者，作为一个老牌政治流氓，可谓是实至名归。

作为流氓的升级版本，政治流氓是十分特别的，而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流氓混黑社会，砍死人后，要受处罚进监狱，而政治流氓混朝廷，整死人后，会接着赶尽杀绝，斩草除根。

徐阶很清楚这一点，而他更清楚的是，要对付这个可怕的人，现在还远不是时候，所以从自打耳光的王世贞面前走过时，他没有停留，更没有挺身而出，因为他知道，在这股强大的势力面前，哀求或是愤怒，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积聚力量，等待时机，我相信自己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而不久之后的一件事情，更让徐阶确信，他选择了唯一正确的战略。

在这些年中，徐阶不断地升官，不断地受到封赏，以至于他曾一度以为，自己已经获得了嘉靖的全部信任，然而有一天，这个美丽的梦想被无情地打破了。

那一天，徐阶和严嵩一同进西苑向皇帝报告政务，完事后，徐阶准备掉头走人，却惊奇地发现严嵩并不动窝，似乎在等待着什么。他开始放缓了脚步。

于是接下来他看见了这样一幕，嘉靖拿出了五色芝（炼药原料），交给了严嵩，却并没有说话，严嵩也只是顺手收下，然后得意地看了徐阶一眼，扬长而去。

 

[974]

面对眼前的一切，徐阶尴尬到了极点，他开始觉得，在这两个人面前，他不过是个外人而已。

还是皇帝大人机灵，打破了这片难堪的沉默：

“你任职吏部尚书，应该关心政务，就不要做炼丹这类事情了。”

嘉靖是笑着说完这句话的，然而徐阶却在那笑容之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自从夏言死后，徐阶小心翼翼，畏首畏尾，吃苦受累，奉承巴结，只是为了在这座政治金字塔中不断进步，不断攀升，直到那最高的顶点，获得皇帝的信任，以实现自己的抱负，除掉那个他恨之入骨的人。

经过多年的努力，他来到了这个位置，距离最终的目标严嵩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这一刻，他才意识到，这一步几乎是无法跨越的。

自嘉靖二十一年严嵩入阁以来，他已经在皇帝身边度过了近二十个年头，嘉靖已经习惯了严嵩，习惯了他的言谈举止，习惯了他的小心伺候，他们已不仅仅是君臣，还是某种意义上的朋友。

而他们之间那一幕默契的情景，也告诉了徐阶，或许皇帝愿意提升他，或许皇帝愿意让他办事，但皇帝并不真正信任他，在这位天子的心中，自己不过是个办事员，绝对无法与严嵩相比。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这就是严嵩强大力量的源泉，徐阶几乎绝望了，但他已没有回头路，于是他再次弯曲了膝盖，向皇帝跪拜行礼：

“臣愿为皇上炼药，望皇上恩准！”

原则不重要，尊严也不重要，无论是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还是如来佛祖、基督耶稣，只要你信，我就不再反对，因为我要生存下去，要坚持到最后的那一刻。

我会继续忍耐，直到在将来的那一天，用绳索亲手套住那个罪大恶极者的脖子，让他血债血偿为止！

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徐阶干了这样几件事情，首先他把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严嵩的孙子——做妾。其次，在内阁事务中，他不再理会具体事件，一切惟严嵩马首是瞻，严嵩不到，他绝不拍板。最后他还舍弃了自己的上海户口，借躲避倭寇之名，把户籍转到了江西，就此成了严嵩的老乡。

严嵩绝不是一个容易相信他人的人，特别是徐阶这种有前科的家伙，但这几招实在太狠，加上经过几年的观察，他发现徐阶确实没有任何异动。

于是有生以来，他第一次开始放松警惕。

 

[975]

对于这样一个极其听话，服服帖帖的下属，似乎也没有必要过于为难，所以严嵩改变了对徐阶的态度，不再提心吊胆，对他日夜戒备，虽说他仍然不放心这个老冤家，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徐次辅已不再是他的敌人。

敌人已经不是了，却变成了仆人。

在当时的内阁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严嵩说了算，即使有人找到徐阶，他也从不自己拿主意，每次都说要请示上级，根据明代规定，内阁学士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等级之分，到底谁说了算，还是要看个人。所以当年张璁虽只是阁员，却比首辅还威风。

而现在徐阶已经是从一品吏部尚书兼内阁次辅，遇到事情居然连个屁都不放，慢慢地，他开始被人们所鄙视，讥笑他毫无作为，胆小如鼠。

于是不久之后，都察院御史邹应龙找上了门。

他满脸怒容，一见徐阶，就亮开嗓门大声说道：

“尚书大人每日坐在家中，想必不知外面如何议论阁下吧！”

邹应龙，字云卿，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时任都察院监察御史，在不久的将来，他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作为一个新晋官员，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老牌政治家徐阶的信任，并成为他的嫡系，除了他为人正直，厌恶严嵩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王学的忠实门徒。

既然是同门中人，自然是无话不说，他极为愤怒地告诉次辅大人，外面的许多大臣都在讥讽他胆小怕事，惟命是从，不过只是严嵩的一个小妾而已！

在当年，这句话大概是骂人用语中最为狠毒的，昔日诸葛亮激司马懿出战，用的无非也就是这一招。

按照邹应龙的想法，听到此话的徐阶应该勃然大怒，跳起来才对，然而他看到的，却是一个依旧面带微笑，神态自若的人。

于是他再次愤怒了：

“大人如此置若罔闻，难道你已不记得杨继盛了吗？！”

当这句质问脱口而出之时，邹应龙惊恐地发现，那个微笑着的好好先生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面露杀气的人。

“我没有忘”，徐阶用一种极为冷酷的语气回复了他的训斥，“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等待只因值得，隐忍只为爆发，要坚信，属于我们的机会终会到来。

 

[976]

胜算

徐阶就这样在屈辱和嘲讽中继续胆小怕事，继续惟命是从，继续等待着，在沉默中积蓄力量，直到有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判断。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三月，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了。

给事中吴时来、刑部主事董传策、张翀纷纷上书，弹劾严嵩奸贪误国，在明代，弹劾是家常便饭，似乎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但问题在于，事情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

首先这三个人是在同一天上书，如果说没有预谋，很难让人相信，而自杨继盛死后，弹劾严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敢触这个霉头的人也越来越少，这三位仁兄突然如此大胆，如果不是受了刺激，自然是受了指使。

至于何人指使，只要查查他们的档案，就能找到答案：董传策是徐阶的同乡，吴时来、张翀都是徐阶的门生。到底是谁搞的鬼，白痴都能知道。

严嵩感觉自己上当了，他意识到这是徐阶精心布置的一次打击，但他不愧是政坛绝顶高手，立刻想出了对策，一面向皇帝上书，请求退休，而暗地里却密奏，表示其背后必定有人暗中指使。

这是一次经过精心谋划的应对，因为严嵩十分清楚，这位皇帝啥都不怕，就怕阴谋结党，一定会命令追查。

果然嘉靖很快下令，把三人关进了监狱，严刑拷问，一定要他们说出主谋，但这三位兄台敢于弹劾严嵩，自然是有备而来，被锦衣卫往死里打，却打死也不说。案件查不下去，只好认定他们是心有灵犀，自觉行动，全部都发配充军去了。

对于这个结果，严嵩虽不是太满意，但也就凑合了，在他看来，自己成功地击退了徐阶的进攻，获得了胜利。

然而严嵩却忽略了一个问题：以徐阶的智商，应该知道这种弹劾不会有结果，为什么还要做这种无谓的事呢？

所以答案是：他错了。

真正的胜利者并不是他，而是徐阶，因为这不是一次进攻，而是试探，徐阶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在不久之前，他找来了吴时来、董传策和张翀，安排他们上书弹劾，并向他们事先说明，这是一次必定失败的弹劾，而他们可能面对免职、充军，甚至杀头的后果。

三个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一个完全相同的信念和目标。

事情果然不出所料，弹劾无效，他们被发配边疆，然而这只是严嵩所看到的那一面，此事的另外一个结果，他却并不知道。

 

[977]

嘉靖已经不耐烦了，虽说他并不会因为弹劾而处罚严嵩，但长年累月，他都要为这位仁兄擦屁股，处理骂他的公文，正如一些史书所记载的那样：“上虽慰留之，然自是亦稍厌嵩矣。”

而且严嵩还忽视了这样一个细节：以嘉靖的聪明，就算没有证据，自然也知道这次弹劾是徐阶所指使的，虽做了个样子，把三个人逮捕入狱，最终却还是从宽处理，发配了事。如果他要处理徐阶，随便找个由头就是了，根本不用什么证据。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意味着徐阶在皇帝心目中地位的提高，它意味着当徐阶和严嵩发生矛盾时，皇帝的庇护将不再只属于某一个人。

老奸巨滑的严嵩只看到了对他有利的那部分，而徐阶却明白了所有的一切，他清楚地知道，决胜的时机虽然还没有到来，却已不再遥远。

话虽如此，毕竟还是惹了大事，徐阶随即请了大假，躲在家里闭门谢客，继续当庄子的儿子——庄（装）孙子，人也不见，事情也不管。

徐阶再次开始了等待，因为时机总是在等待中出现的，两年之后，当那个人的死讯传来时，他开始重新振作起来，因为直觉告诉他，机会已经来到了门口。

陆炳死了，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一月，这位聪明绝顶、精于权谋的特务离开了人世。终其一生，我们大概可以给他这样一个评价——懦弱。

出生于名门望族，自幼苦读圣贤之言，他知道严嵩是坏人，知道他做了很多坏事，但他依然与坏人合作，依然同流合污。他掩护过沈炼，保护过裕王，帮助过俞大猷，所谓“多所保全，折节士大夫，未尝构陷一人”，所谓“周旋善类，亦无所吝”，绝不是能够随意得到的评价。

然而他依然是懦弱的，在黑暗的面前，他不敢决裂，也不敢奋起反抗，而最让他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的，大概就是李默之死了。

李默，是陆炳的老师，当年他主持武会试时，对陆炳十分欣赏，并特意提拔，两人就此成为了师徒，建立了十分深厚的情谊。

 

[978]

李默是一个正直的人，此外还有点固执，所以在担任吏部尚书的时候，他和严嵩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无论别人如何惧怕严嵩，他却始终不买这位首辅大人的账。于是当他主持会试，并亲自出题的时候，严嵩找到了一个将其置于死地的破绽。

在那次会试中，李默出了一道这样的题目：“汉武、唐宪以英睿兴盛业，晚节用匪人而败”，这看上去应该算是一道普通的历史议论题，并没有什么问题。

然而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件事、一个人有没有问题，关键在于谁来看以及怎么看，如果在不恰当的时间得罪了不恰当的人，自然就是玩你没商量了。

严嵩随即使出了联想大挪移神功，揭发李默之所以出这个题目，是想影射当今皇帝，虽然这似乎是两件根本不沾边的事，但经过严大人的不懈努力和蛊惑，李默终于被皇帝关进了监狱，之后又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其手段真可谓是阴险到了极点。

然而面对这一切，陆炳却并没有出声，他眼睁睁地看着老师被关入牢房，被残忍地整死，也不敢站出来，不敢去反抗严嵩。

所以虽然他懂得是非、心存善念，虽然他威风八面、位高权重，被授予太保（正一品）兼少傅（从一品），是明代三公兼三孤衔的唯一获得者。（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少师、少傅、少保合称三孤，整个明代除陆炳外，无人兼得）

但他依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

对于徐阶而言，这个人的死实在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因为陆炳虽然为人尚可，却是严嵩的重要盟友，此人十分精明，如若要解决严嵩，必然要过他这一关。正如严世蕃所说，三人中若得其二，天下必无敌手。

现在陆炳已经死了，徐阶少了一个强大的对手，然而他仍然无法得到任何帮助，杨博还活着，他也还是极其讨厌严嵩，但这位仁兄却不愿意也没法掺和进来，因为他有一个独特的兴趣爱好——打仗。

张居正后来曾经说过，他最景仰的人之一就是杨博，这位仁兄之所以名声在外，是因为他文武兼备，智勇双全，不但担任过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后还干过人事部长（吏部尚书），如此跨专业发展，可谓是复合型人才。

而他最牛的一次表现，是在与蒙古军队对垒的战场上。

 

[979]

嘉靖三十三年（1554），鞑靼发动十余万大军进犯蓟州，消息传来边军非常恐惧，以为要完蛋了。杨博却十分镇定，每天都卷着铺盖在古北口城墙上打地铺，呼呼大睡，睡醒了却也不下去，就在城墙上呆着督战，他不下去，别人也不敢下去，一天到晚都屯在这里，这就可怜了蒙古人，连续打了四天四夜，连墙根都没摸着，只好全部撤走。

战后不久，嘉靖为表彰他的功勋，升他为正部级都察院右都御史，兼任兵部尚书，此后他又担任了宣大总督。这么一位牛人，之所以没有进入朝廷，天天在边界喝风，除了他本人热爱战争，对政治不感冒之外，也要拜严嵩同志所赐。

由于严世蕃的提醒，严嵩对此人戒备万分，每次嘉靖想起杨博，准备召他回来的时候，严大叔不是说他身体不好，就是说边界太忙，他走不开。就这样，杨博在祖国边疆站了十几年岗，就算想帮徐阶的忙也没辙。

而高拱更是老奸巨滑，他即不争，也不靠，每天就等着参加嘉靖同志的追悼会，然后一夜之间奴隶翻身作主人。

但低调的他，却还是引起了严世蕃的注意，此人虽说人品极坏，眼光却着实极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了高拱的才能和企图，于是他找上了门，并且开门见山：

“我听说裕王殿下对家父（严嵩）一直有所不满，不知是否属实？”

这是一句要人命的话，而面对着严世蕃的质问，高拱显现出了超凡的反应能力，他镇定地回答：

“这是子虚乌有的事情，严首辅是国之栋梁，裕王在皇上身边多年，一向对严大人礼遇有加，传言绝不可信。”

这句话恩威并施，先说我不得罪你，再讲明老子也不是好惹的，裕王毕竟是裕王，你最好放聪明点。严世蕃自然明白，聊了一阵后就走了，高拱却十分清楚，这位仁兄突然上门，一见面就亮凶器，绝不只是为了过过嘴瘾。于是他派人给严世蕃送去了厚礼，这才算把事情摆平。

在高拱看来，保住裕王，就保住了一切，徐阶死也好，活也好，都不关他的事。

张居正倒是想插一脚，可他现在只是个中央大学副校长，才是个正六品官，朝中像他这样的一抓一大把，真可谓是百无一用。

 

[980]

于是几番穷折腾，变来变去之后，徐阶终于再次弄清了形势：在他的身边，没有任何可靠的帮手，而在他的面前，还有一个最为可怕的敌人——严世蕃。

暗示

打了这么多年交道，徐阶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严嵩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枝繁叶茂，只是因为严世蕃。

这位严公子虽然是个瘸子外加独眼龙，却实在是聪明盖世，但凡官场上的那套玩意，无论明规则、潜规则，他都了如指掌。他在朝廷的职务是工部左侍郎兼尚宝司丞，工部搞工程，而尚宝司管机要，严世蕃大致相当于建设部副部长兼机要处处长。

这两个岗位是朝廷里最肥的肥差，让严世蕃干这份工，那就是让黄鼠狼去看鸡，而他对阴谋及人心的把握，更是到达了人类智慧的顶点，想在他面前耍诡计，只能是班门弄斧。

比如当时的一位河道总督，奉命去修缮淮河，朝廷拨了十万两白银，这位兄台想捞一把，用了五万两完工，自己留下三万，其余的自然要送给严副部长。

可是严世蕃收到钱后，却还是把他叫到了自己府上，让他把剩下的钱交出来，总督大人装糊涂，说结余就这么多，实在没钱了。

于是严长官生气了，看见对方不上道，当即拍案而起：

“不要自作聪明，你手里至少还有三万两！”

总督闻言大惊，只好老实交待，把剩下的钱交了出来，严世蕃同志也算够意思，还是给他留了点。

油水被挖走，疑问却尚未解开，严世蕃又没有现场观摩，怎么知道自己捞了多少钱呢？

看见对方乖乖就范，严世蕃便帮他解开了他这个疑团，他拿出了一张业绩考核表，得意地告诉对方，是这张表告诉他的。原来这位仁兄每次审查河防工程时都格外留心，仔细观察，久而久之，他总结出了一个规律：其实一直以来，朝廷修河堤的钱总是绰绰有余的，只要拿出一半，考核成绩就能合格，如果用到七成，考核必定是优秀。

而这项工程的考核只是合格，所以他断定对方吞掉了一半。

在贪污腐化上，严世蕃充分发挥了细致入微、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做到了手中有数，心中不慌，人精明到了他这个程度，可以算是极致了。

但这些在徐阶的眼中，也不过是小把戏而已，真正让他感到恐惧的，是严世蕃的另一项特殊能力。

 

[981]

嘉靖皇帝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不但很难糊弄，也很难伺候，他经常会干一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只为了不让大臣看出自己的心思。自从修道修玄之后，他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从不主动透露自己的意思，经常让身边的大臣们无所适从。

为了达到神鬼莫测的目的，在给臣下们下达命令时，他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递纸条。

这不是作弊，也不是为了晚上约人去看电影，事实上，它是一种极为凶险诡异的政治手段。

之所以说它诡异，是因为嘉靖写下的那些纸条，即使写成告示，贴在街上，也毫无关系，写在那些纸条上的，其实并非什么具体事项，而是暗语。

这些暗语或者是几个字，或者是一句话，看上去不起眼，然而在这些暗语之中，却隐藏着嘉靖的真实意图。

之所以说它凶险，是因为这些纸条往往只会写给内阁中的几位大臣，用来传达自己的态度，但如果你不够聪明，没有及时参透纸条中的玄机，皇上支持你反对，皇上前进你后退，那就麻烦大了。

可是问题在于，这些所谓的暗语，唯一的标准答案只掌握在嘉靖自己的手里，如果你搞不明白，没有会意，他虽不会责怪你，心里却知道你不够聪明，不可重用。

他相信，只有采用这样的方式，才能有效地控制住所有的人。

可是他又一次错了，这个世界上的聪明人并非只有他而已，严世蕃也应该算一个，而他的那种特别能力，正是破译暗语。

嘉靖三十四年（1555），张经被免职之后，赵文华想让刚当巡抚的胡宗宪顶替总督的位置，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事任命，所以奏折送上去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突然有一天，严嵩收到了一张嘉靖写给他的纸条，上面只写了六个字：宪似速，宜如何

严嵩略一琢磨，便了解了其中的含义，宪自然是指胡宗宪，这句话的意思是胡宗宪似乎升得太快，你认为应该怎么样。

于是他准备再为胡宗宪说几句话，建议破格提拔干部，并写好了奏疏，就在他准备送上去之前，严世蕃凑了过来，知道了事情的原委，然后他大笑了起来。

“你错了,”严世蕃得意地说道,“皇上的意思并非如此。”

 

[982]

他告诉自己的父亲，那个宜如何的宜字，并不是应该的意思，而是指杨宜。

杨宜，时任南京户部右侍郎，从政经验丰富，对于嘉靖而言，他比愣头青胡宗宪要可靠得多。所以皇帝的真正意思是，胡宗宪升得太快，你认为杨宜如何。

这虽然是一句问话，但严嵩很明白，它代表的并不是疑问，而是一种态度，所以他立即上书，推荐杨宜接任总督。

这只是嘉靖同志诸多谜语中的一个，由于他自幼苦读，十分博学，在纸条上经常使用典故和生僻字，所以只有与他同样学识渊博且聪明绝顶的人，才能解开这些暗语。

毫无疑问，严世蕃符合这个近乎苛刻的条件。

于是在之后的日子里，严嵩始终能够在第一时间迎合皇帝的意图，并逐渐成为嘉靖不可或缺的人。

对于这一独特专长，严世蕃十分自负，他和嘉靖同志一样，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事实上，他并不是暗语的唯一破解者，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一个人也具有相同的能力，很不幸的是，这个人正是徐阶。

徐阶也曾经遇到相同的境况，在属于他的那张纸条上，写着这样几个字：卿齿与德，何如？

当看到这六个字的时候，徐阶吓得魂都没了，句中所谓齿，是指年龄，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你的德行与年龄是匹配的吗？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也可以这样翻译：你这把年纪，怎么是这样的德行？

一般说来，如果不是要收拾人，绝不会说这样的话。但在短暂的恐慌之后，徐阶镇定了下来，他再次仔细分析了这六个字，并凭借他的智慧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所谓德，不是德行，而是指欧阳德。

欧阳德，时任礼部尚书，所以这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你和欧阳德，谁的年纪更大？

就这样，徐阶成为了第二个破译者，并就此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对于这一切，严世蕃并不知道。

但处于暗处的徐阶却也无计可施，问题很明显，要解决严嵩，必须除掉严世蕃，可是严世蕃实在太过聪明，毫无漏洞可钻。

既不能进，也不能退，这场智力竞赛再次陷入了僵局，然而就在他百无聊赖，苦苦等待之时，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却彻底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

 

[983]

嘉靖四十年（1561）十一月，由于消防工作不到位，宫里失火，说来也是凑巧，哪里不好烧，偏偏就烧了西苑的永寿宫——皇帝大人的寝宫。

这下嘉靖同志无家可归了，只好搬到玉熙宫暂住，如此长久下去也不是个事，于是他找来了严嵩，询问有关重建的事情。

不知道严嵩同志那天是不是吃错了药，自己有好几套房子，就不管领导的死活了，随口说了这样一句话：

“三大殿刚刚修完，余料不足，陛下可以暂时移居南宫。”

这就是找死了，你哪怕建议他住工棚，也比让他去南宫好。所谓南宫，就是当年明英宗朱祁镇住过的地方，他被自己的弟弟关押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十分难忘的时光。

对这段历史，大家都心知肚明，而严大人为了凑合，竟然建议嘉靖去住那所独特的牢房，实在不知他怎么想的。

果然皇帝大人发火了，对严嵩怒目而视，此时冷眼旁观的徐阶意识到，自己临场表现的机会到了，他立刻站了出来：

“陛下暂居偏殿，阴湿狭小，臣于心不忍，虽三大殿刚成，但据臣估算，以其所剩余料，足以重建永寿宫，三月即可成功。”

听到这话，嘉靖顿时兴高采烈起来，他连声夸奖徐阶，并将此事交由其全权处理，朝堂上随即充满了喜悦的气氛。

就在那一刻，被抛在一边的严嵩颤抖了，他以畏惧的眼神看着身边的徐阶，十多年来，他从未把这个人放在眼里，也从未意识到此人的可怕，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但为时已晚。

在长达十余年的忍耐之后，徐阶终于第一次占据了上风，他看着严嵩衰老迟缓的背影，心中充满了快慰。十几年来，在这个朝堂上，严嵩用尽了手段，耍尽了阴谋，杀掉了一个又一个人无辜的人，而作为一个旁观者，他见证了所有的惨剧，也学到了所有的权谋。

严嵩，这都是你教给我的，现在，我将把从你那里学到的一切，一样不少地还给你！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严嵩因为房子问题焦头烂额的同时，另一个打击也向他袭来。

他的老婆死了，相濡以沫几十年，夫妻感情非常深厚，所以对于严嵩而言，这是一个十分沉痛的噩耗，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事情要严重得多，在噩耗的背后，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

 

[984]

根据明代惯例，母亲死了，儿子要守孝服丧，这一重任自然要由严世蕃来承担，但是这样一来，严嵩就麻烦了，因为青词是严世蕃写的，主意是严世蕃出的，儿子去守灵，工作就完了。他既破译不了嘉靖的暗语，也无法应付纷繁复杂的局面。

于是嘉靖对他的信任不断减少，对徐阶的欣赏却与日俱增，而朝中的墙头草们也纷纷改换门庭，严党的实力大幅削弱，自担任首辅以来，他第一次感到自己竟如此的脆弱。

如果这样下去，毁灭只是个时间问题，但作为一个从政四十余年，老奸巨猾的人物，他决不甘心就此完蛋。为了保全自己，反败为胜，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不久之后的一天，在西苑值完班后，严嵩主动找到了徐阶，表示想请他吃顿饭，并恳请他务必光临。

徐阶如约而至，寒暄两句大家开吃，然而刚刚吃到一半，严嵩突然停了下来，叫出了自己全家老小，站在徐阶的面前，突然带头跪了下去，随即几十口人黑压压地跪了一片。

还没等徐阶反应过来，严嵩就用极其哀怨的口气说道：

“我年纪已经老了，也活不了多久了，我的这些不肖子孙就摆脱您照顾了。”

面对这个后生晚辈，这个和自己作对十余年的敌人，严嵩毫不犹豫地跪了下去，虽然他并不情愿，但他十分清楚，在目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能忍气吞声，这是麻痹对方的唯一方法。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情景，徐阶陷入了思索，眼前的一切似乎非常熟悉。

想起来了，那是在十五年前，严嵩和严世蕃跪在夏言的面前，苦苦哀求着他网开一面，保证自己会痛改前非。

那是在三年前，王世贞跪在严嵩的面前，泪流满面，哭天抢地，只求他放过自己的父亲，而严嵩和蔼地扶起了他，承诺一定尽力营救。

于是他立刻上前拉起了严嵩，做出了明确的表示：

“首辅大人不用担心，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严嵩，你终于害怕了吗？你终于想退出了吗？

但一切已经太晚了，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不能弃权的游戏。

 

[985]

为了你的贪欲和利益，你杀掉了夏言、沈炼、杨继盛，你舍弃了那些在俺答铁蹄下呻吟的百姓，你害死了许多无辜的人，破坏了所有游戏规则，现在你想收手，已经不可能了。

这并不是游戏，而是一个残酷的赌局，你不能退出，直到你把从这里赢得的财富，连同你的本钱，全部输得干干净净。因为我所要夺走的，不是你的首辅宝座，甚至也不是你的性命，而是你所有的一切。

单靠善良和正直对你是无济于事的，我将用我自己的方式战胜你。

为了我所坚持的信念，以及正义。

门徒

似乎一切都已经明朗，陆炳死了，严世蕃离开了，皇帝对他厌倦了，严嵩这位老江湖的好日子终于到头了。

但徐阶发现，纵使情况对自己极为有利，那个他等待多时的机会却仍然没有出现。几十年的政治搏杀经历告诉他，若发起攻击，就要穷追到底，但在有必胜的把握之前，绝不可轻举妄动。

嘉靖已经离不开严嵩了，从嘉靖十七年起，二十多年之中，严嵩和他几乎朝夕相处，清楚他的脾气，知道他的喜好，两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超越君臣的关系，所以严嵩才能够得到嘉靖的全部信任，并利用这种信任去清除异己，牟取利益。

也就是说，即使他们之间出现了裂痕，也并不意味着严嵩会就此完蛋，最多不过是骂几句，给个处分之类，所谓革职抄家实在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徐阶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并不着急，二十年都等了，也不在乎多等几年，优势已经在自己这边，而现在需要的，不过是最后的临门一脚。

徐阶已经不再惧怕等待，过去多年的腥风血雨让他明白，在政治这场耐力赛中，无论眼下有多风光，只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而与严嵩相比，自己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年轻。

不要紧，不要紧，生命还很漫长，斗不死你，熬也熬死你。

本着等待参加严嵩遗体告别的觉悟，徐阶开始了又一轮的静候，他原本以为这一次自己又要等很久，然而不久之后，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所有的宁静。

 

[986]

对于唐顺之临走前所说的话，徐阶一直心存疑虑，他曾想问个究竟，可是出人意料的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这位神秘的同志因操劳过度，竟然死了。

人固有一死，但多少你也得留句话，把事情说清楚再走，留下这个迷题，算怎么一回事。就在徐阶抓耳挠腮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个人真的出现了。

应该说，这是一个徐阶并不陌生的人，虽然之前两人从未见过。他的名字叫做何心隐。

三十多年前，伟大的王守仁在天泉桥上留下了心学四训，之后不久便飘然离世，但事实证明，思想是永不磨灭的，他的心学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并且盛行于世。

但根据学术界的光荣传统，只要是思想学说之类的玩意，必定会有纷争，有门派，心学也不例外。

王守仁死后，他的门人因意见不同，分裂成为左右两派。而被后人公认为正宗嫡传的是右派，又称江右学派。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派的代表人物非但不是王守仁的嫡传弟子，甚至压根就没拜师，他就是徐阶的老师聂豹。

虽说名不正，言不顺，但聂豹凭借他多年的刻苦钻研与扎实的学术功底，成为了江右学派的学术领袖之一，而在天泉桥上得到真传的两位嫡传弟子钱德洪与王畿，却部分修正了王守仁的理论，成为了王学左派，又称浙中学派，所以徐阶和唐顺之虽同为王守仁的二代弟子，却分属于不同的派别。

但事实证明，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却并非上述两派，而是另一个当时并不起眼的派系——泰州学派。

作为左派的第二分支，泰州学派的观点最为激进，也最为尖锐，而创立此派者，正是王守仁那位最不安分的弟子王艮。

这位当年曾想拿王守仁开涮，穿着白衣白帽招摇过市的人，也着实不是个安居乐业的主，在他的阐述下，心学成为了一把反抗封建礼教的利剑，不但痛骂四书五经，连孔圣人也成为了批判对象，而何心隐正是此派的传人。

帮派问题就介绍到这里，可见牛人就是牛人，王守仁同志才死了三十多年，竟然搞出这么多门派，而且由于观点不同，他们之间还经常搞论战，骂得你死我活，所以虽说大家都是王门中人，关系却并不太好。

而作为泰州学派中最为奇特的人物，何心隐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

 

[987]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正德十一年(1517)生，这位仁兄虽非高官显贵，且外貌平凡，却是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他交际广泛，社会关系复杂，用今天的话说，是个黑白两道都吃得开的角色。

而更为可怕的是，这个人没有信仰，也没有禁忌，他藐视皇权、不信神仙、狠批孔夫子，被读书人奉为经典的所谓圣贤之书，在他的眼里只是一堆狗屎，所以除本名外，他还得到了一个外号——“何狂”。

此外他还痛恨封建礼教，曾公开宣扬个性解放，认为政府除了瞎折腾，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不如废掉了事，这在当年，大致算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兼社会危险分子。

正因为他观点激进，加上又喜欢闹事，连泰州学派的同志也不喜欢他，比如当时的朝廷高官，后来的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赵贞吉，虽与他同属一派，却极其厌恶这位狂放不羁的仁兄，老死不相往来。

但无论有何不同，说到底只是个观点问题，作为王学传人，他们始终坚守着同样的信念和胆略：宁王叛乱，就打倒宁王，杨廷和跋扈，就赶走杨廷和，虽风云变幻、潮起潮落，然中流砥柱，傲然不倒。

现在是严嵩，为一己私利，尸位素餐、杀害无辜、党羽众多、位高权重的严嵩，于是王守仁的精神火焰被再次点燃：匡扶正道，赤手空拳，亦敢与龙蛇相搏！

正是在这熊熊火焰的映射下，江右学派再传弟子徐阶、泰州学派再传弟子何心隐，还有已经死去的浙中学派再传弟子唐顺之，消除了他们所有的门户之见，一门三派终于再次团结起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出乎徐阶的预料，何心隐对于目前的形势竟然十分了解，他们再次进行了详尽的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这才发现，原来王学门人的力量竟然如此强大。

除去那些小鱼小虾和徐阶自己不说，那位暗语中曾经出现的礼部尚书欧阳德，就是心学的忠实信徒，而徐阶的老师聂豹，也曾担任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如果把这些老家伙也忽略不计，也还有户部右侍郎赵贞吉，礼部左侍郎、张居正的老同学李春芳等等。

然而问题在于，虽然这帮人中部长、副部长一大堆，却没有像陆炳、杨博那样的天才，根本无法发挥作用，真正能派得上用场的只有徐阶自己而已。

可能是唯恐徐阶不够沮丧，何心隐进一步指出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

即使是你本人，徐阶，也毫无用处。

 

[988]

十几年来，你都在思索着同一个问题：怎样才能除掉严嵩。你努力经营，苦心隐忍，只是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事实上，答案一直在你眼前，你却视而不见。

其实谜底十分简单：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够除掉严嵩的，只有一个人——皇帝。

嘉靖已经五十多岁了，已经不再是那个玩弄群臣于股掌中的人，虽然他沉迷于修道，习惯于严嵩的服侍和迷惑，但他依然是皇帝，一个聪明的皇帝。

而在这样一个人的掌控之下，没有人可以公然除掉严嵩，除了他自己。

也就是说，纵使严嵩已经不再受到信任，纵使时机已经成熟，但要彻底解决严嵩，就必须得到皇帝的首肯，而凭借徐阶的影响力，这实在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徐阶无奈地认可了何心隐的观点，但他并不气馁，因为他知道，方法或许就在眼前这个人的心中：

“那你有办法吗？”

“是的，我有办法。”何心隐自信地答道。

玄机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再聪明的人也不例外，包括嘉靖在内。

而一旦有了疑问，却又得不到解答，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去问人，但如果这个疑问无人能够回答，那又该去问谁呢？

嘉靖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难题，他的问题很多，比如国家前景如何，明年会不会灾荒，我还能活多久等等，而这些问题大臣是不敢也不能回答的，因为他是皇帝，而且十分刚愎自用，如果自作聪明，闹不好是要杀头的。

但这难不倒嘉靖，他很快就想到了解决难题的方法，既然不能问人，那就问神。

虽然神仙和咱们不住在一个小区，也不通电话，不能上网，但经过我国人民的长期科研，终于找到了和神仙们联系的方法，比如跳大神、上身之类的高科技手段，并作为著名的糟粕垃圾，一直流传至今。

但上述方法都是民间百姓使用，皇帝自然有皇帝的独特搞法，而嘉靖的那套系统叫做扶乩。

 

[989]

所谓扶乩，是一种玄乎其玄的玩意儿，大致方法是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密封起来，由太监转交给道士，再由道士当众烧毁，权当是转交给神仙，这就算是问完问题了。

那么答案去哪里找呢？你总不能指望天上掉块砖头，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我不知道”吧。

正确的程序是这样的，先找来一个沙盘，在沙盘上搭个架子，架子上有两根树枝，分别由两个太监用指头搭住，等到道士把皇帝的问题烧掉，不，是转交神仙，两人便即刻作中风状，两眼紧闭，任由指头在沙上乱画，神仙的答案就是这个了。

可能有人会问，要是画的四不像，那该怎么办，告诉你，不要紧，皇帝大人自然会去琢磨，毕竟我们也不能指望神仙大人的书法水平。

二十多年来，皇帝一直通过这种方式和神仙沟通、交流心得、请教问题，于是疑问又出现了，以嘉靖的性格，怎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去研究扶乩中出现的莫名其妙的符号呢？

嘉靖并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所以答案是，他所看到的并不是鬼画符，而是足以识别的汉字。

其实用指头搭在树枝上，也是可以写出规范回答的，但需要一个条件——故意，只要你没有被鬼上身，只要你还有清醒的意识，你的手腕就能让你写出清晰的汉字，当然这绝不是神仙的意图，而是你自己的答复。

也就是说，嘉靖先生费尽心机得到的所谓神仙热线，不过是出自几个道士太监的手笔，但由于他过于期待上天的信息，所以仍然无怨无悔地相信了它几十年。

其实这也怪不得道士和太监，人家也是迫不得已，你写那些无聊的问题，还不许人看，偏偏还要神仙回信，乱画一气你又看不懂，看不懂就要发脾气，到时自然还是下人们遭殃，道士也好，太监也罢，大家出来混，不过是想混饭吃，何苦难为人呢，就这么忽悠着过吧。

而在这个把戏中，最为关键的人却不是皇帝，而是那个烧掉纸的道士。

因为他是转交皇帝问题的人，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所以这个职位一向由皇帝最宠信的道士担任，比如之前的邵元节，后来的陶仲文，以及现在的蓝道行。

蓝道行人如其名，还真是有点道行，据说他算命看相十分之准，名声很大，便被推举进宫为皇帝服务，并担任那个烧纸的工作。

 

[990]

何心隐的第一步计划就此实现。

这位蓝道行先生固然是个道士，但他除了信太上老君外，还信王守仁。

作为道士兼何心隐的朋友，蓝道行对心学的兴趣似乎一点不亚于修道炼丹，而作为忠诚的王学门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敌人——严嵩。

政治局势最为复杂的时刻莫过于此，严嵩失势，开始收缩防守，徐阶得势，却无法根除对手，在这迷雾重重之中，清醒而睿智的何心隐终于找到了唯一的突破口——嘉靖。

嘉靖是一个太过聪明的人，他防备大臣，厌恶太监，但他也有着自己的弱点——道士。只有道士才能得到他的信任，只有道士才能真正影响他的决定。

于是在不久后的一次扶乩中，嘉靖同志和神仙展开了一次深入沟通。

这一次，嘉靖同志提出了一个十分有深度的问题：为什么天下未能大治呢？

当然，根据程序，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密封的，只有神仙知道而已，但在他把纸条交由蓝道行同志转呈的时候，由于神仙大人出差，蓝大仙自然当仁不让，临时担任了代言人的角色。

所以当写有问题的纸张被当众焚烧之后，在中风太监的操控下，神仙的回答显露在沙盘之上：

“奸臣当道，贤臣不用！”（特别提示：标点系本人友情提供）

看到神仙发话了，嘉靖随即写了第二张纸条：

“奸臣何人？贤者何人？”

神仙再次回答：

“奸臣如严嵩，贤者如徐阶。”

如此看来，严嵩和徐阶的知名度实在很高，居然连神仙都知道。

忽悠继续进行，但如果你认为嘉靖同志就这么好糊弄，那就错了。这位聪明绝顶的皇帝发出了质疑：

“既然如此，为何奸人不遭天谴？”

我相信，当蓝道行偷看到这句问话时，他的精神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但他没有慌乱，而是作出了一个完美的回答：

“留待皇帝自裁！”

原来老天爷也是尊重自己的，嘉靖终于满意了，严嵩的命运就此定局。

 

[991]

既然老天爷都不喜欢严嵩了，那么还是让他滚远点的好，不然自己的长生报告，老天爷估计也不会签字盖章的，这大致就是那天之后，嘉靖同志的真实感想。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徐阶的耳朵里，他当即兴奋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等待十余年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于是他找来了邹应龙。

“现在是动手的时候了。”

当邹应龙听到这句话时，他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在屈辱和隐忍之后，反击的时刻终于到来。

“我即刻写奏疏弹劾严嵩！”他摩拳擦掌，准备马上就干。

徐阶却拦住他，神秘地笑了笑：

“弹章自然要写，但对象并非严嵩。”

邹应龙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姜还是老的辣，一点不错，真正的目标应该是另一个人。

他立刻赶回家，连夜写好了那份著名的奏疏，虽然在历史上，这篇弹章的文才与知名度远远不如杨继盛和海瑞的那两篇，但是，有效。

很快，嘉靖就看到了这篇奇文，真可谓是开门见山：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藉父权，专利无厌！”

鉴于篇幅太长，这里就不多摘录了，在列举了众多罪行之后，邹应龙写下了一句在弹章中十分罕见的话：

“臣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

刀子都亮出来了，真可谓是杀气冲天。

虽说邹兄是奉命行事，但他依然是值得称赞的，因为在这篇奏疏的末尾，还写着这样一句话：

“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

这就是传说中的玩命，综合此文的中心思想，不外乎这样一个意思：

严世蕃是个坏人，罪行累累，请皇帝陛下杀了他，如果我说的话有一句不真实，陛下就杀了我吧！

积聚了二十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不用再忍了，也不用再退了，生、死，成、败，就看这一锤子买卖！

这记重锤锤中了，合适的人，在合适的时间，摧向了一个合适的目标。

徐阶实在是聪明到了极点，他知道严嵩已经失宠，但他更知道，二十多年的交情，嘉靖绝不忍心对严嵩下手。所以要彻底攻倒严嵩，必须先打倒严世蕃。

 

[992]

严世蕃是严嵩的智囊，也是严党的支柱，而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个人，嘉靖没有任何手软的理由。

很快，皇帝显示了震怒，他连下几道谕旨，严令缉拿严世蕃，并将其逮捕入狱，而严嵩也接到了一道令旨，大意如下：虽然你儿子有罪，但我相信与你无关，你是无辜的，可是你毕竟是他爹，怎么说也要负上点教育责任，所以我体谅你，现在撤去你的所有官职，你也不用管事了，安心退休回家养老吧！至于你的退休工资，我也会按期发放的。

此时，是嘉靖四十一（1562）年五月。

接到圣旨的严嵩如五雷轰顶，他曾预料到有这么一天，却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势头这么猛，但老流氓就是老流氓，他又拿出了从前的手段，一方面上奏请罪，暗地里却上密折向皇帝求情，表示自己身体好，还能多干几年（多贪几年），希望继续为大明发挥光和热。

但他等来的不是皇帝的挽留和感动，而是朝廷官员的催促：已经是退休的人了，怎么还不上路？快滚！

就这样，政坛常青树，混迹江湖半辈子，担任首辅十余年的老寿星严嵩终于倒台了，此刻距沈鍊之死六年，距杨继盛之死八年，距夏言之死十五年。

但胜利终究还是到来了。

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真理：

正义和公道或许会迟到，却绝不会旷课。

终结？

一切都如此地顺利，严嵩倒了，严世蕃入狱，严党四分五裂，胜利似乎已然属于了徐阶。

当邹应龙因奏疏命中而名声大噪，严世蕃黯然神伤，高唱囚歌，朝中一片欢欣鼓舞之时，徐阶却在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地方，去拜访一位特殊的客人。

他去的是严嵩的家，而去的目的，是为了安慰严嵩那受伤的心灵。

和所有人一样，严嵩大为意外，但意外之余他也感激涕零，都到了这个时候，徐阶同志竟然还如此仗义，实在是个好人，于是他顿首不已，千恩万谢。

可以肯定的是，徐阶没有精神失常，更不会突然转性行善。作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之所以会如此这般，只是因为他很清楚，一切还尚未终结。

这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判断，长达十余年的斗争，明代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奸党，一个夹杂着无数智慧与阴谋，天才辈出的年代，如此精彩的一幕演出，是绝对不会就此草草谢幕的。

真正的好戏才刚开始，徐阶下完了自己的那步棋，现在轮到严嵩了。

 

[993]

严嵩的反击

严世蕃入狱了，严嵩倒台了，在很多人看来，徐阶同志的屁股即将挪到首辅的宝座上，事情已经圆满结束。

有这种看法的人，大致是不懂政治的，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好商量，但只要涉及到利益二字，翻脸会比翻书更快。

而翻脸的程度及其表现方式，就要看利益多少了，动嘴动手，还是动刀子动导弹，都取决于此。要知道，平时上街买菜，为几毛钱都要吵一吵，而在皇帝不大管事的当年，首辅的宝座就是最高权力的象征，也是最大的利益，不打出个天翻地覆、沧海桑田那才有鬼。

徐阶清楚这一点，严嵩自然也知道，几十年的政治经验让他很快由震惊中恢复平静，并开始积聚反击的力量。接下来，他将用行动告诉对手，自己之所以能够屹立政坛二十年不倒，绝非偶然。

徐阶，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吧，较量才刚刚开始。

事实上，严嵩之所以能够超越之前的杨廷和、郭勋、张璁、夏言等人，成为最为强大的权臣，靠的绝不仅仅是严世蕃的聪明，还是他的同党。因为一直以来，严嵩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严嵩这个名字所代表的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股势力，一个利益共同体，我当了郎中，你就是员外郎，我当了侍郎，你就是郎中，大家共同进步，共同发财。

现在徐阶竟然要整治严大人，那还得了？老婆才买了首饰，儿子要上私塾，我还指望升迁，你徐阶敢动我们的饭碗，就跟你玩命！

刑部右侍郎鄢懋卿就是上述人等中的一员，自投靠严嵩以来，他做了很多坏事，正是在他的建议之下，杨继盛最终被杀，作为回报，他获得了管理盐政的美差，捞钱简直捞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之前嘉靖同志每年只征六十万盐税，他上任之后，竟然要求改征一百万，既可以讨好皇帝，又能够趁机敲诈地方，不愧为奸人本色。

所以当严嵩下台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即找来了严党的同伙，紧急商量对策。

鉴于严嵩已经退休回家，在仔细分析形势之后，鄢懋卿决定了第一步行动计划——解救严世蕃。

作为严党的智囊，严世蕃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眼下最重要的，是把这位仁兄捞出来，让他拿个主意，大家这才好办事。

 

[994]

但这件事谈何容易，严世蕃由皇帝下旨查办，涉及严重经济犯罪，住的是京城模范监狱，不是打架斗殴关进派出所，等人担保就能搞定的。

更麻烦的是，这件案子是皇帝交办，按例由三法司会审，而所谓三法司，是指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所以要想捞人，必须摆平这三大部门，一个都不能少。

鄢懋卿是刑部右侍郎，刑部的事情自然好办，但严嵩已经倒了，内阁没有说话的人，大理寺和都察院怎么解决？

这就是鄢懋卿面临的大致情况，看上去确实很难办，但事实结果告诉我们，他做到了：

经过三法司会审，一致认定严世蕃贪污罪名成立，查实金额共八百两，着令发配雷州充军。

多年的工部侍郎包工头兼机要处长，原来只值八百两，还真是个吉利数字。

当然了，处理结果也不可谓不重，所谓雷州，就是今天的广东雷州，在当年是著名的蛮荒之地，到那里充军十有八九回不来。

但历史对我们说，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缓可以转无期，无期可以转有期，有期再转保外就医，事情就解决了。严世蕃自然也不例外，但他的方法比较简单——逃跑。

这位兄台刚走到半路，不知是买通了押送人员还是自行决断，竟然就这么跑了回来，按说要是逃犯，总得找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藏起来，起码没有人认识自己。

可严世蕃实在是艺高人胆大，他竟然跑回了江西，堂而皇之地住下来，照常上街买菜东游西逛，比衣锦还乡还衣锦还乡。

重大贪污犯变成八百两，充军充回了家，严党的势力确实超出了徐阶的想像，但当他正准备回击时，皇帝突然下达了一道谕旨，正是这道谕旨使事情再次失去了控制。

毕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说句寒酸话，就算是条狗，养二十多年也有感情了，何况严嵩长得比狗精神得多。所以在驱赶了严嵩之后，嘉靖便感到了一种孤独，很快，这种孤独就演变成了同情，于是他下令：

“严嵩退休了，他的儿子也已伏法认罪，今后有人再敢上与邹应龙相同的奏折，立斩！”

这下徐阶完了，他本已准备趁势追击，用奏章把严世蕃淹死，嘉靖的命令刚好击中了他的要害，转瞬之间，他失去了所有进攻的手段，只能坐在原地，等待着对方的反击。

 

[995]

徐阶之所以对严世蕃如此执着，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是一个破坏能量太大的人，只能关在笼子里，决不能放归大自然。以此人的智商，如果稍有不慎，自己就会被置于死地。而事实也验证了他的预想，不久之后，严世蕃就出招了，不但狠毒，而且致命。

严嵩退休之后，按道理应该回老家，他却在经过南昌的时候停了下来，因为他不甘心就此失败，而且他很清楚，事情还没有结束。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严嵩的直觉，这位老江湖在南昌等来了皇帝的谕令和他那聪明绝顶的儿子。

在谕令中，严嵩看到了希望，而在他的儿子那里，他找到了反败为胜的方法。

严世蕃依然十分沉着，他告诉自己的父亲，虽然事已至此，虽然徐阶已经成为首辅掌握重权，但他并不是坚不可摧的，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只要突破一个人——蓝道行。

严世蕃那个只有一只眼睛的脑袋，却有着极为可怕的智慧，在无数的表象之下，他牢牢地抓住了事务的本质。一点也没错，蓝道行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嘉靖之所以驱赶严嵩，是因为神仙不喜欢他，而不是蓝道行。所以只要证明那天在沙盘上写字的人不是神仙，问题就都解决了，要是顺便能把徐阶拉上，说明他与此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是欺君之罪，必死无疑。

到那个时候，严嵩将光荣返聘，继续牟取私利消极怠工，严党将再度掌权，所有的一切都将回到起点。

行动开始，严嵩先命令朝中的同党送钱给蓝道行，希望他反戈一击，指证徐阶策划此事，事成之后保证升官发财。

蓝道行拒绝了。

既然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严嵩出钱买通了宫中的太监，指使他们诬陷蓝道行，并将其关入了监狱。更为恶劣的是，他还疏通狱卒，对蓝道行严刑拷打，百般折磨，逼他诬陷徐阶（似乎也算不上诬陷）。

蓝道行依然拒绝了，虽然他被打得遍体鳞伤，却始终不吐一字。

软的硬的都不吃，严嵩纳闷了，在他看来，蓝道行不过是个江湖骗子，一个吹牛的道士而已，怎么会如此强硬？

 

[996]

从道士到钢铁战士，只是因为一件东西——信仰。在这个世界上，信仰是最为坚固的物体，一旦坚持，就很难动摇，而金钱、美色在它的面前，是极为软弱无力的。

蓝道行是一个道士，但他却信仰王学，他相信，在这位传奇人物的光明之学中，他能够找到真正的光明。所以无论是利诱还是威逼，金钱还是皮鞭，他都绝不屈服。

这就是信仰的力量，是任何物质无法动摇的力量，而对于这些，利欲熏心的严嵩，是永远无法理解的。

蓝道行挺住了，徐阶也挺住了，严嵩一击不中，再次开始了等待，他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会逐渐想起他，同情他，到时配合朝中的严党势力，他必定能东山再起。

这是一个不错的打算，事实上也很有可能，之前的那道谕令已经部分证明了这点。令人费解的，却是徐阶的态度，严嵩此次大举进犯，可从头至尾，他都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更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发起反扑，虽然这对他而言十分容易。

政治家是这个星球上最坚忍的动物，他们从不轻举妄动，只有在胜券在握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最后的猛击。经过严世蕃和蓝道行事件，徐阶已经看清了严嵩的真正实力，他知道，虽然自己身居首辅，但是严嵩对皇帝仍有着相当的影响力，而在朝中，严党依然拥有强大的势力。

所以现在只有等待，等待对手的下一个破绽，它一定会再次出现。

于是徐阶对严嵩的攻击不但毫不在意，反而还经常写信问候在南昌的严嵩，恭祝他身体安康，多活几年。他明知严世蕃擅自逃窜回家，也从不派人去查，就当作不知道。

更有甚者，在徐阶成为首辅之后，他的儿子曾经对他说，老爹你受了那么多委屈，现在终于熬出头了，应该找严嵩报仇。

出人意料的是，徐阶竟勃然大怒，破口大骂：

“要是没有严大人，我哪有今天的地位，你怎么能够这样想？”

对儿子都这样，别人更是如此，久而久之，这些话都传到了严嵩的耳朵里，让他深有感触。

原先当次辅的时候低调做人，现在大权在握，也不落井下石，徐阶的举动使严氏父子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徐首辅是一个厚道人。特别是严世蕃，他当逃兵跑回来是人尽皆知的事情，要想整治他，把柄是现成的，徐阶对此却毫无动作，所以这位自负天下第一聪明人也由衷地感叹了一句：

“徐大人不坑我啊！”

 

[997]

严世蕃是个太过聪明的人，所以他也有点太过自负，在这十几年中，他从没有把徐阶放在眼里，把他当作看门大叔之类的人物，肆意欺凌，蛮横无礼，然而徐阶都忍了。现在的徐首辅依然故我，丝毫没有报复的打算和行动，看来他还准备继续忍下去。

严世蕃放心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逃兵身份，堂而皇之地在江西盖豪华别墅，准备当土财主，享受之前十几年的腐败成果。

然而狂得过了头的严世蕃并不知道，从不坑人的徐大人此时正在挖坑，一个比上次更大的坑。因为所谓复仇，从来都不是热菜，而是冷盘。

严世蕃不了解徐阶，徐阶却了解严世蕃，他很清楚，这位独眼龙天才虽说聪明绝顶，却也有着一个致命的缺点。

估计是因为身体残疾，严世蕃存在某种心理问题，简单说来就是有点变态，综观他的一生，只做坏事，不做好事，着实不易，而且他穷奢极欲，做事情不分场合、不分地点，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比如当年他母亲死了，本该在家守孝，帮老爹干活，他却只是每天躲在家里搞女人，对老爹交待的事情全然不理，严嵩同志都八十多了，头晕眼花，公文看不懂，青词写不来，几次被皇帝骂得狗血淋头，才有了后来下课倒台的事。

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讲，严世蕃是一个天才的幕僚，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他不懂得隐藏压抑自己的欲望，在这一点上，他和自己的父亲差得太远。他当逃兵也好，盖别墅也好，徐阶一概不管，因为他相信，自己等待的那个破绽必将在这个人的身上出现。

成也世蕃，败也世蕃，命也。

一块砖头引发的血案

在徐阶看来，把严世蕃放出来比关在笼子里好，让他去飞，让他去闯，终有一天会惹出麻烦的。

正如所料的那样，麻烦很快就来了，但肇事者不是严世蕃，而是另一位老熟人——罗龙文。

这位仁兄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他是胡宗宪的同乡，为剿灭徐海当过卧底，立过大功，但之前也说过，此人心胸狭窄，好挑是非，不太讲道理。所以在胡宗宪倒台后，他因势利导，不知钻了谁的门路，竟然投奔到了严世蕃手下，所谓臭味相投，两人很快结成知交。

既然是知交，严世蕃充军，罗知交也充军，同理，既然是知交，严世蕃当逃兵，他自然也当了逃兵。不过他没有逃到江西，而是再次审时度势，投奔了他当年的敌人——倭寇，成为了逃兵兼汉奸。 

 

[998]

虽说饭碗有了，但抢劫毕竟是个高风险的活，不比京城里自在，久而久之，罗龙文越来越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也越来越痛恨坑他的邹应龙与徐阶，经常对人大声疾呼：

“必取邹应龙与徐阶的首级，方泄我心头之恨！”

这大致也就算个精神胜利法，他一无钱，二无人，凭几个抢劫犯，也就只能在千里之外发发牢骚而已，反正京城里的人也听不见。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自己的这句话正是最终毁灭的起始。

很快，京城的徐阶就听到了这句话，天真的罗龙文并不知道，作为严世蕃的重要同党，从他逃跑到投奔倭寇，都有人在一旁监视着他，看着他由逃犯成为抢劫犯，却从来没有人去制止。因为在徐阶看来，这个人现在的举动，将会成为诛杀严世蕃的利器。

得知这句话后，徐首辅立即开始了行动，他不但将此话向皇帝上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还调派大量锦衣卫保护自己和邹应龙的家，并公开表示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

严嵩整治蓝道行之时，可谓是生死攸关，徐大人却稳如泰山，一个人在千里之外威胁了几句，他却如此激动，归根结底，只是因为一个原因——政治目的。

只有把罗龙文的事情闹大，才能引起所有人的警觉，从而引出严世蕃，罗小弟做了倭寇，严大哥自然也逃不脱干系，而对于这位独眼龙，皇帝大人一直就没什么好感。

严世蕃和严嵩已逐渐被逼入死角，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在徐阶的掌控之中，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一件偶然事件的发生，却让这场好戏早早落幕。

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块砖头。

与罗龙文不同，严世蕃不沮丧，也不发牢骚，他正在江西袁州一心一意地盖自己的新房，恰如徐阶所料，严世蕃实在有够嚣张，按说一个逃犯，找几个狐朋狗友，盖了小茅屋住，躲着过日子也就罢了。可这位兄台竟然找了四千多民工，还唯恐人家不知道，每天敲锣打鼓地开工修豪宅！

当然，严世蕃敢如此招摇，袁州的知府大人自然也是打点过的，所以也没人去管他。

可惜的是，明代的官员编制并非只有知府。

 

[999]

修房子的工人多了，自然会聚成一团找乐子，就在他们说说笑笑的时候，一个人路过此地，便多看了他们两眼，偏偏这帮人正好干完了活想找事，就向这位路人挑衅，说着说着，不知是谁无聊，还朝人扔了块砖头，当场挂彩。

这位兄台还算理智，也没有大打出手（对方人多），只是走上前来找他们的领导——严世蕃的仆人理论。

可是严府的仆人态度蛮横，根本不予理睬，旁边有人看出苗头，觉得这人举止不一般，估计是个官，便提醒这位仆人客气点。

毕竟给严世蕃跑过腿，平日见过大场面，所谓宰相门人七品官，这位仁兄眼睛一横，当场大喝一声：老子在京城见过多少大官，你算是个什么东西，还不快滚！

面对这位凶仆，路人一言不发，捂着伤口，带着羞辱默默地离开了。

仆人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大祸也就此种下。

这位路人的名字叫做郭谏臣，时任袁州推官，正如那位仆人所说，并不是什么大官，但这位狗腿子明显不了解官场的某些基本概念，比如背景、靠山，比如一荣俱荣等等。

郭谏臣是一个推官，主管司法，也就是当年徐阶曾干过的那工作，虽然他不如徐阶有前途，但他有一个要好的朋友，这个人的名字叫林润。

于是在饱受屈辱却无法发泄的情况下，郭谏臣将自己的委屈与愤怒写成书信，寄给了林润。

谁不好惹，偏偏就惹上了这个人，只能说是严世蕃气数已尽。

林润，字若雨，福建莆田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这位仁兄虽说资历浅，却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他先被分配到地方做县令，由于表现突出，很快就被提拔到南京担任御史。

要知道，在短短几年之内由地方官升任御史，是很不容易的，由于御史要经常上书皇帝，如果运气好某篇奏疏得到领导赏识，像胡宗宪那样连升几级也是很有可能的。

而这位林润可谓是御史中的佼佼者，他不但性格强硬，而且十分聪明，刚上任不久就敢于上书弹劾自己的领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名贪官鄢懋卿，且弹词写得滴水不漏，让人抓不住任何把柄。

 

[1000]

虽然最后这次弹劾因为严嵩的庇护而不了了之，但林润的骂功与机智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便拉下面子，专门请这位兄台吃了顿饭。

在饭局上，面对财大势大的严世蕃，林润没有丝毫的畏惧，反而反客为主，谈笑风生。这件事情给严世蕃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之后一直对林润十分客气，唯恐得罪了他。

然而林润最憎恨的人正是祸国殃民的严氏父子，所以当他收到郭谏臣的书信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弹劾严世蕃。

虽然之前邹应龙已经干过一次，而且嘉靖曾警告过，敢再拿此事做文章者，格杀勿论，但林润仍然决定冒一次险。

和杨继盛不同，林润并没有杀身成仁的打算，他的这步棋虽险，却是看好了才走的，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他很可能与徐阶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于目前的形势，他了如指掌，经过之前的罗龙文事件，嘉靖的耐心已到了顶点，只要再点一把火，愤怒的火山就会彻底喷发。

嘉靖四十三年（1564）十二月，林润正式上书，烽烟再起。

这是一份十分厉害的弹章，在文中，林润再次运用了他的智慧，他不但弹劾严世蕃擅自勾结盗匪，欲行不轨，还爆出了那个地球人都知道的罪行——逃兵。

刻意隐藏两年，只是为了今天。

看到奏章之后，嘉靖果然大怒，他再次忘记了自己说过的话，严令查办此事，逮捕严世蕃。

天下无双

在得知谕令内容之后，徐阶却没有丝毫兴奋，反而显得十分焦急，并立即派出了密使，要求务必在第一时间将此事告知林润。

徐阶似乎过于着急了，谕令下达后，林润自然会知道，不过迟一两天而已，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极为明智的决定，正是这关键的一两天，改变了事态的进程。因为徐阶很清楚，林润的奏疏虽然言辞犀利，却并没有实据，目前唯一能证明严世蕃有罪的，不过是半路逃回老家而已。

而当谕令公开后，朝中的严党成员必定会给严世蕃报信，以严世蕃的智商，一定会马上溜号，跑回充军地雷州，如此一来，林润就成了诬告，事情也就会不了了之。

所以决定事情成败的，是信息传播的速度。

 

[1001]

徐阶的预料一点没错，就在谕令颁布的当天，严世蕃的儿子，锦衣卫严绍庭便连夜出发赶去报信。但当他上气不接下气到达江西时，看到的却只是一片狼藉。因为两天之前，林润已经到此一游，抓走了正在砌砖头的严世蕃。

这还不算，林御史送佛送上天，连小兄弟罗龙文也一起抓了，并上了第二份弹章，历数严世蕃的罪恶，连人带奏疏一并送到了京城，

严世蕃再次成为了囚犯，再次来到了京城，这一次，所有的人都认定他将彻底完蛋，包括徐阶在内。

然而当这位严大少爷进入京城之后，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了。

严世蕃和罗龙文刚刚到京，便解掉了身上的镣铐，堂而皇之地接受朝中官员的宴请，吃好喝好后连监狱大门都没去，就直接住进了早已为他们准备好的豪宅。

总而言之，这二位仁兄并非囚犯，反倒像是到前来视察的领导。

目睹这一奇观的徐阶再次被震惊了，两个朝廷钦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嚣张，而朝廷百官却视若罔闻，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默。大理寺不管、刑部不管、都察院也不管。

难道只有我看到了这一切？！徐阶禁不住颤抖起来，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严嵩倒台了，严世蕃也二进宫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严党竟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力量，还能如此肆无忌惮、无法无天！

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的徐阶开始了新的思索，他终于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这是一股极其强悍的势力，是一个无比坚固的利益共同体，而要彻底毁灭它，单靠常规手段，是绝对办不到的。

要击破它，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而严世蕃是最为合适的人选，既然弹劾没有用，逮捕没有用，甚至关进牢房也没有用，那么我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杀了他。

要让所有胁从者都知道谁才是朝廷的真正统领者，要用最严厉的手段告诉他们，依附严党，死路一条！

就在徐阶下定决心的时候，严世蕃正颇为轻松地与罗龙文饮酒作乐，但同为囚犯，罗龙文却没有严世蕃那样的心理素质。虽说严党关系广势力大，不用蹲黑牢，也不用吃剩饭，但毕竟自己是来受审的，如果到时把干过的那些破事都摊出来，不是死刑立即执行，至少也是个死缓。

然而严世蕃笑着对他说：

“我等定然无恙，不必担心。”

 

[1002]

罗龙文松了一口气，他以为严世蕃已经搞定了审案的法官。

严世蕃却告诉他，负责审理此案的三法司长官，刑部尚书黄光升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大理寺卿全都不是严党，而且素来与他有仇，隐忍不发只是时机未到，到时一定会把他往死里审。

还没等罗龙文消化完这个噩耗，严世蕃又接着说了一件让他匪夷所思的事情：

“我已派人四处散播消息，为杨继盛和沈链申冤，说他们之所以会死，全都拜我等所为。相信这件事很快就会传到三法司那里。”

罗小弟就此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他大声向严世蕃吼道：

“你疯了不成？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不要慌”，严世蕃依旧镇定自若，“这些罪名不但杀不掉我们，还能够救我们的命。”

他平静地看着一脸疑惑的罗龙文，自信地说道：

“杀我的罪名自然有，却不是三法司的那些书呆子能够想出来的，在这世上，能杀我者，唯两人而已。”

“一个是陆炳，他已经死了，另一个是杨博，我已打探过，他前不久刚刚犯事，现大权旁落，在皇帝面前已说不上话，不足为惧。”

于是严世蕃自信地发出了最后的预言：

“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

我的计划万无一失，是绝不会落空的，陆炳死了，杨博废了，世间已无对手，举世之才唯我一人而已！谁能杀我？！

徐阶能。

在十多年前夏言被杀之时，他还只是个未经磨砺的副部级愣头青，无论是权谋水平还是政治水平都还差得太远。但经过多年的血雨腥风，他已习惯并掌握了所有的规则和技巧。到了今天，他已具备了参加这场死亡竞赛的能力。

事实上，从严世蕃进京的那天起，他的一举一动就已在徐阶的严密监控之下，从花天酒地到散布消息，徐阶都了如指掌，与三法司的官员们不同，经过短暂的思考，他就明白了严世蕃的企图，并了解了他的全盘计划。

这是嘉靖年间两个最高智慧者的对决，胜负在此一举。

这是最后的考验，十余年的折磨与修炼，历经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终于走到了这一步，优势已尽在我手。在我的面前，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

杀了此人，天下将无人能胜我。

 

[1003]

徐阶的正义

正如严世蕃所料，三法司采纳了街头巷尾路边社的意见，将杀害杨继盛、沈链的罪名套在了严世蕃的头上，所谓冤杀忠臣，天下公愤之类，写得慷慨激昂。

完稿之后，他们依例将罪状送交内阁首辅徐阶审阅。

徐阶似乎已经等待他们多时了，他接过稿件，仔细看完，然后微笑着夸奖道：

“这件事情你们做得很好，文辞犀利，罪名清楚。”

“不过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徐阶突然收敛了笑容，用冷峻的口气说道：

“你们是想杀严世蕃呢，还是想要救他？

这是一个侮辱智商的问题，几位司法干部当即涨红了脸，大声叫道：

“那还用说，自然是要杀了他！”

看着激动的同志们，徐阶笑出了声：

“此奏疏一旦送上，严世蕃必定逍遥法外，诸位只能白忙一场了。”

这又是个什么说法？众人目瞪口呆，愣愣地看着徐阶，等待着他的解释。

“你们并不明白其中奥妙，虽说杨继盛之事天下已有公愤，却绝不可上奏皇帝，要知道，杨继盛虽是为严氏父子所害，斩首的旨意却是皇上下达的。”

“当今皇上是英察之主，从不肯自认有错，你们如果把这条罪状放上去，岂不是要皇上好看？如此受人欺瞒，皇帝的颜面何存？到时皇上发怒，严世蕃自然无罪开释。”

徐阶说得没有错，严世蕃的如意算盘正是如此，为了实现自己的企图，他先放出风声，说自己最害怕杨继盛事件，然后诱使三法司的人将此罪状上达，因为嘉靖皇帝的性格他十分了解，这位仁兄过于自负，认定自己天下第一，没人能骗得了他，也从不肯认错。

现在你要告诉他，兄弟你错了，人家借你的手杀掉了杨继盛，你还在上面签了字，你是个白痴冤大头，他自然要发火，否定你的说法，于是严世蕃同志刚好可以借机脱身。

这招十分狠毒，即所谓拖皇帝下水，不是一般人能想得出，用得上的，比如后来的上海滩第一老流氓杜月笙，也曾用过这手，当时正值解放前夕，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打击投机，干得热火朝天，结果搞到了杜月笙的头上，不但毫不留情，还明确表示整的就是你。

 

[1004]

杜月笙也不争辩，乖乖受罚，暗中却指使他人检举孔祥熙儿子投机倒把，把事情直接闹到了蒋经国那里：如果你不处理他，凭什么处理我？

于是轰轰烈烈的上海金融保卫战就此草草收场，蒋氏家族和孔氏家族都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杜流氓也得以解脱。

但严世蕃却没有杜月笙的运气，因为他的对手是徐阶，是一个足以与他匹敌的人。

书呆子们头晕眼花了，他们的脑袋还没回过神来，只是傻傻地问徐阶，既然如此，那就请您出个主意，定个罪名，我们马上去办。

然而徐阶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们更为吃惊，这位深不可测的首辅大人只是微微一笑，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份早已预备好的奏疏：

“我已经写好了，你们送上去就是了。”

怎么着？难道您还能未卜先知？

怀着对徐大人的无限景仰和崇敬，三法司的官员们打开了那份奏疏，杀气扑面而来。

简单说来，严世蕃的罪名有以下几点，首先他和罗龙文是哥们，而罗龙文勾结倭寇，严世蕃也与倭寇挂上了钩，他们聚集海匪，并企图里通外国，逃往日本。

其次，他勾结江洋大盗，训练私人武装，图谋不轨。

最后，他还占据土地修房子，根据现场勘查，这是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严世蕃狗胆包天，竟然在上面盖楼，实在是罪大恶极（这条罪名当年胡惟庸也挨过）。

看完了这封奏疏，连三法司的书呆子们也已断定了严世蕃的结局——必死无疑，因为嘉靖最为反感的两个词语，正是“犯上”与“通倭”。

法司的官员们揣上这份致人死命的奏疏，哆哆嗦嗦地走了，临走时，他们以无比敬畏的眼神向徐大人告别，而徐阶依旧礼貌的回礼，面色平静，似乎之前的那一切从未发生过。

在近三百年的明代历史中，这是让我感触极深的一幕，每念及此，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因为在这场平淡的言谈分析中，虽然没有刀光剑影，却蕴含着一种更为可怕的智慧。

作为当时世间最为精明的两个人，严世蕃和徐阶都敏锐地抓住了这场斗争的最关键要素——嘉靖。事实上，严世蕃死不死，放不放，并不取决于他有没有罪，有多大罪，别说内通日本人，就算他勾结外星人，只要嘉靖不开口，严世蕃就死不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

 

[1005]

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严世蕃简直比嘉靖还要了解嘉靖，他知道这位皇帝是死要面子的人，才想出了这一绝招，如无例外，安全过关应该不成问题，可惜他偏偏碰上了徐阶。

只要分析一下前面的那段对话，你就能明白，徐阶的城府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恐怖。

他破解了严世蕃的计划，还提前写好了奏疏，定好了罪名，而要做到这些，他必须了解以下三点，缺一不可：

首先，他十分清楚嘉靖的习性，知道他打死也不认错，所以他明白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

其次，他知道三法司的那帮蠢人的想法，也料到他们会定哪些罪名。

能够掌握皇帝和群臣的心理，已经极为不易，但我们可以肯定地是，对于这两点，严世蕃也了如指掌，因为他的诡计正是建立在此之上。

但徐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是因为他还掌握了最重要的第三点——严世蕃的心理。

他不但知道皇帝是怎么想的，法官是怎么想的，还知道严世蕃的想法，甚至连他用的阴谋手段也一清二楚，自负天下才智第一的严世蕃机巧狡猾、机关算尽，却始终在徐阶的手心里打转，最后被人卖了还在帮着数钞票。

但是，这绝不能怪严世蕃同志，套用一句电影台词：不是国军无能，只是共军太狡猾。

对人心的准确揣摩，对事情的精确预测，还有深不可测的心机谋划，这是极致的智慧，在我看来，它已经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在这场暗战中，严世蕃输了，却输得并不冤枉，因为他输给了一个比他更聪明的人，而真正可悲的人，是嘉靖。

这位天资聪慧，刚愎自用的皇帝，终于为他的自以为是付出了代价，一生都致力于耍心计，控制人心的他，最终却沦为了两个大臣的斗争工具，他的脾气和个性被两位大臣信手拈来，想用就用，想耍就耍。

就这样，木偶的操控者最终变成了木偶，也算是报应吧。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阶和严世蕃之所以能把皇帝捏着玩，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嘉靖同志爱面子，要换了朱元璋，估计不但严世蕃活不成，连办案的那几个书呆子也跑不掉，大家携手并肩一起见阎王。所以千万不要乱用此招，教条主义害死人啊。

 

[1006]

不出徐阶所料，奏疏送上去之后，嘉靖勃然大怒，当即下令复核之后，立斩严世蕃、罗龙文，真是比他儿子还听话。

和许多人想象中不同，明代的死刑制度是十分严格的，草菅人命，那是谣传，地方官是没有权利杀人的，死刑的复核权归属于中央，确切地说，是皇帝。

每次处决名单送上来，皇帝大人都会亲自批阅，也不是全杀，看谁不顺眼，就在上面划个勾，这人就算没了，等到秋决之时砍头了事，这才能死。要是这次没轮上，那还得委屈您在牢里再蹲一年，明年还有机会。

而按照严世蕃的情况，最多也就是个秋决，可是在徐阶同志的大力帮助下，嘉靖极为少有地做了特别关照——立斩。

死到临头的严世蕃，却依然被蒙在鼓里，他毫不知情，还在自鸣得意地对着罗龙文吹牛：

“外面有很多人想杀我，为杨继盛报仇，你知道不？”

罗龙文已经不起折腾了，他毕竟心里没底，看着眼前的这个二百五，气不打一处来，又不好翻脸，只好保持沉默。

似乎是觉得玩笑开过头了，严世蕃这才恢复常态，拍着罗小弟的肩膀，给他打了保票：

“你就放心喝酒吧，不出十天，我们就能回家了，说不定我父亲还能复起（别有恩命未可知），到时再收拾徐阶、林润，报此一箭之仇！”

罗龙文这才高兴起来，但说到具体问题，严世蕃却又只字不吐，看来他十分喜欢这种逗人玩的游戏。

严世蕃同志，既然喜欢玩，那就接着玩吧，趁你还玩得动。

很快，满怀希望的严世蕃等到了他企盼已久的结果——大批锦衣卫和立斩的好消息。

正是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好吃好住好玩的严世蕃突闻噩耗，当即晕倒在地，经泼凉水抢救成功后，虽然神智恢复了清醒，却留下了后遗症——不停打哆嗦。一直哆嗦到严老爹派人来看他，让他写遗书，他都写不出一个字。

罗龙文自不必说，相信老大哥这么久，最终还是被忽悠了，怎一个惨字了得，整日抱头痛哭，早知如此，还不如当年死在抗倭战场上，好歹还能追认个名份。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辛酉，严世蕃和罗龙文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斩决。

这位才学出众，聪慧过人，却又无恶不作，残忍狠毒的天才就此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恶贯至此，终于满盈。

 

[1007]

在严世蕃被处决的那一天，京城民众们奔走相告，纷纷前往刑场观刑，并随身携带酒水、饮料、副食品等，欢声笑语，边吃边看，胜似郊游。

人缘坏到这个份上，倒也真是难得了。

也就在这一天，一位在京城就读的太学生不顾一切地挤进人群之中，占据了最佳的观刑地点，他的手中还高举着一块布帛，上面只有七个醒目的大字——锦衣卫经历沈链。

在亲眼目睹严世蕃的头颅被砍下之后，他痛哭失声，对天大呼：

“沈公，你终于可以瞑目了！”

言罢，他一路嚎哭而去，十几年前，当沈链因为弹劾严嵩被贬到保安时，曾不计报酬，免费教当地的贫困学生读书写字，直到他被严嵩父子害死为止，而这个人，正是当年那些穷苦孩子中的一员。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已经等待了太久，而他终究看到了公道。

徐阶终于实现了他的正义，用他自己的方式，不是礼仪廉耻，不是道德说教，而是阴谋诡计，权术厚黑。

严世蕃死得冤不冤？冤，实在是冤。

罗龙文勾结倭寇，不过是想混口饭吃，他又不是汪直，凭他那点出息，就算要找内通的汉奸，也找不到他的头上。

严世蕃就更别说了，这位仁兄贪了那么多年，家里有的是钱，当年的日本从上到下，那是一穷二白（不穷谁出来当倭寇），严财主在家盖别墅吃香喝辣不亦乐乎，干汉奸？别逗了，当天皇老子都不干。

于占据有王气的土地，那就真没个准了，当年没有土地法，凭严世蕃的身份，随意占块地是小意思，但你硬要说这块地有王气，那谁也没辙。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徐阶曾信誓旦旦地表示，他曾派人实地勘察，确系王气无疑。

可这事儿哪有个谱，又没有权威认证机构，但徐大人当政，他说有那就算有吧。

唯一确有实据的，是纠集亡命之徒，收买江洋大盗，但严世蕃同志本就不读书，是个彻头彻尾的混混，平时打交道的也多是流氓地痞，发展个把黑社会组织，那是他的本分，况且他似乎也还没干出什么惊天大案，图谋犯上更不靠谱。

所以结论是：严世蕃是被冤杀的。

那又如何？

杨继盛、沈链、还有那些被严党所害的人，哪一个不冤枉？还是那句老话：对付流氓，要用流氓的方法。

 

[1008]

关于这个问题，我将再次引用无厘头的周星驰先生在他的《九品芝麻官》里，说出的那句比无数所谓正直人士、道学先生更有水平的台词：

“贪官奸，清官要比贪官更奸！”

我想，这正是最为合适的注解。

事情的发展证实，徐阶对严党的判断完全正确，严世蕃一死，严党立刻作鸟兽散，纷纷改换门庭，希望能躲过一劫。但徐阶并不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他就连续罢免调离了二十多名严党成员，可谓是雷厉风行，把持朝政十余年的第一奸党就此被连根拔起。

但这件事尚未结束，还剩下最后一位老朋友，需要我们去料理。

严嵩的家终于被抄了，事实证明，他这么多年来，虽说国家大事没怎么管，捞钱却是不遗余力，据统计，从他家抄出了黄金三万余两，白银三百万两，名人书画奇珍异宝不计其数，光抄家就抄了一个多月，连抄家的财物清单都被整理成书，后来还公开刊印出版，取名《天水冰山录》，成为了清代的畅销书。

严嵩至此才彻底绝望，儿子死了，爪牙散了，嘉靖也不管了，他终于走到了人生的末路，而面对着忙碌的抄家工作人员，这位仁兄在沮丧之余，竟然又提出了一个要求。

严嵩表示，因为家里的仆人多，所以希望能够留点钱给自己，作遣散费发放。

看着这个一脸可怜的老头，抄家官员于心不忍，便把这个要求上报给了徐阶，建议满足他的要求。

徐阶想了一下，便一字一句地说出了他的回答：

“我记得，杨继盛的家里没有仆人。”

现在是祈求慈悲的时候了吧，那么夏言被杀之时，慈悲在哪里？杨继盛、沈链被杀之时，慈悲在哪里？不出一兵一卒，任由蒙古骑兵在城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之时，慈悲又去了什么地方？！

严嵩就此净身出户，孤身一人回到了老家，这里曾是他成功的起点，现在又成为了失败的终点。所谓兴衰荣辱，不过一念之间。

胜利再次到来，而这一次，是如假包换、童叟无欺的胜利，没有续集。

十几年的潜心修炼，十几年的忍耐，在愤怒与仇恨，诡计与公道中挣扎求生的徐阶赢了，从奸党满朝到一网打尽，他凭借自己的毅力和智慧，逐渐扳回了劣势，并将其引向了这个最后的结局，一切的一切都如同预先排演一般，逐一兑现。

除了一个例外。

 

[1009]

在此前的十几年中，徐阶曾无数次在心中彩排：反击成功后，应该如何把严嵩千刀万剐，但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却改变了之前的打算。

看着黯然离去的严嵩，徐阶的心中萌发了新的想法，不要杀他，也不能杀他。

自嘉靖初年得罪张璁被贬时起，三十多年来，徐阶从一个刚正不屈、直言上谏的愤青，变成了圆滑出世，工于心计的政治家，但在他的个性特点中，有一点却从未变过——有仇必报。

十几年来，他对严嵩的仇恨已经深入骨髓，现在是报仇的时候了，面对这个罪行累累的敌人，他决心用另一种方式讨还血债，一种更为残忍的方式。

罢官抄家，妻死子亡，但这还不够，还远远不足以补偿那些被你陷害、残杀，以致家破人亡的无辜者。

我不会杀你，虽然这很容易，我要你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地死去，就如同当年杨继盛的妻子那样，我要你亲眼看着你曾经得到的所有一切，在你眼前不断地消失，而你却无能为力。

继续活下去，活着受苦，严嵩，这是你应得的。

嘉靖四十四年（1565）四月，严嵩被剥夺全部财产，赶回老家，没有人理会他，于是这位原先的朝廷首辅转行当了乞丐，靠沿街乞讨维持生计，受尽白眼，两年后于荒野中悲惨死去，年八十八。

正义终于得以伸张，以徐阶的方式。

奇人再现

严嵩倒了，徐阶接替了他的位置，成为了朝廷首辅，朝政的管理者，此时的内阁除他之外，只剩下了一个人——袁炜。而这位袁炜，偏偏还是徐阶的学生。

于是徐阶的时代来到了，继严嵩之后，他成为了帝国的实际管理者。

其实后世很多人会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徐阶和严嵩有什么不同？严嵩贪污，徐阶也不干净，严嵩的儿子受贿，徐阶的儿子占地，严嵩独揽大权，徐阶也是。

表面上是一样的，实际上是不同的。

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明，那就是：严嵩怠工，徐阶干活。

 

[1010]

如果考察一下明朝的历代首辅，就会发现这帮人大都不穷（说他们穷也没人信），要单靠死工资，估计早就饿死了，所以多多少少都有点经济问题，什么火耗、冰敬、碳敬等等等等，千里做官只为钱，不必奇怪。

但徐阶是干实事的，与严嵩不同，他刚一上任，就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上了这样一块匾：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而他确确实实做到了。

在严嵩的时代，大部分的官职分配，都只取决于一个原则——钱，由严世蕃坐镇，什么职位收多少钱，按位取酬，诚信经营，恕不还价。徐阶废除了这一切，虽然他也任用自己的亲信，但总的来说，还是做到了人尽其用，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李春芳、张居正、殷正茂等第一流的人才得以大展拳脚。

在严嵩的时代，除了个别胆大的，言官们已经不敢多提意见了，杨继盛固然是一个光荣的榜样，但他毕竟也是个死人。于是大家一同保持沉默，徐阶改变了这一切，他对嘉靖说：作为一个圣明的君主，你应该听取臣下的意见，即使他们有时不太礼貌，你也应该宽容，这样言路才能放宽，人们才敢于说真话。

嘉靖听从了他的劝告，于是唾沫再次开始横飞，连徐阶本人也未能幸免，但是与此同时，贪污腐化得以揭发，弊政得以纠正，帝国又一次恢复了生机与活力。

徐阶是有原则的，与严嵩不同，严大人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天下人的死活，可以抛弃一切廉耻去迎合皇帝，这种事情徐阶也做过，但那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是让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了。

嘉靖想修新宫殿，徐阶告诉他，现在国库没有钱给你修。

嘉靖想继续修道服丹，徐阶告诉他，那些丹药都是假的，道士也不可信，您还是歇着吧。

甚至连嘉靖的儿子（景王）死了，徐阶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哀悼，而是婉转地表示，我虽然悲痛，却更为惦记这位殿下的那片封地，既然他已经挂掉了，那就麻烦您下令，把他的地还给老百姓。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多浪费。

对于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嘉靖虽然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他看着眼前的徐阶，这个人曾为他修好了新宫殿，曾亲自为他炼丹，曾无条件地服从于他，但现在他才发现，这个性格温和的小个子并不是绵羊，却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1011]

嘉靖感到上了当，却没有办法，严嵩已经走了，所有的朝政都要靠这个人来管理，想退个货都不行，只好任他随意折腾。

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还有绝对的欲望，也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这才是一切祸患的起始，严嵩所以屹立数十年不倒，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正是因为嘉靖有着无尽的欲望，而严嵩恰好是一个无条件的迎合者。

于是徐阶出现了，他虽然也曾迎合过，但那不过是伪装而已，他真正的身份，是制衡者。他隐忍奋斗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严嵩，而是嘉靖

很多人并不清楚，在漫长的明代历史中，徐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重要到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他最伟大的成就，并不是打倒了严嵩，而是他所代表的那股势力。

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后，随着时代的变迁，明朝逐渐形成了一个极为特别的权力体系，皇帝、太监和大臣，构成了一个奇特的铁三角，皇帝有时候信任太监（比如明武宗），有时候信任大臣（比如明孝宗）。

而在政治学中，这个铁三角的三方有着另外一个称呼：君权、宦权和相权。这就是帝国的权力架构，他们互相制衡，互相维持，在此三权之中，只要有两者联合起来，就能控制整个帝国。

在过去的两百年中，前两种组合都已出现，皇帝曾经联合太监，也曾联合大臣，而无论是哪一种联盟，第三方总是孤立无助的。

只有一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事实上，也没有人曾期待过那种局面的出现，因为在那个君临天下的时代，它似乎永远不可能实现。

但它的确成为了现实，而这个奇迹联盟的开创者，正是徐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打破三角平衡，为这一奇迹出现创造条件的人，竟然是嘉靖。作为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的皇帝，他有着前任难以比拟的天赋。

凭借着绝顶的智慧和权谋，他十六岁就解决了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是张璁、郭勋、夏言，而在打击大臣的同时，他还把矛头对准了太监，严厉打压，使投身这个光荣职业，立志建功立业的无数自宫青年，统统只能去当洗马桶，倒垃圾。纵观整个嘉靖朝，四十余年，竟然没有出过一位名太监，可谓绝无仅有。

他不想和任何人联盟，也不信任任何人，他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只是几个木偶而已。

 

[1012]

一切都如此地顺利，帝国尽在掌握之中，直到他遇上了严嵩和徐阶。

经过二十几年的试探，严嵩摸透了他的脾气和个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影响并利用了他。

而徐阶则更进一步，在打垮了严嵩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足以制衡嘉靖的人，嘉靖要修房子，他说不修就不修，嘉靖儿子的地，他说分就分。这是一个不太起眼，却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它意味着一股强大势力的出现，强大到足以超越至高无上的皇权。

这才是徐阶所代表的真正意义，绝非个人，而是相权，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

当年的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因为他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权力，现在的嘉靖也是如此，他们都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就能打破权力的平衡，操控一切，而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

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对抗社会规律的，它就如同弹簧一般，受到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度就越大。

作为超级牛人，朱元璋把劳模精神进行到底，既干皇帝，又兼职丞相，终究还是把弹簧压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嘉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和老朱比起来，他还有相当差距，所以在他尚未成仙之前，就感受到了那股强大的反扑力。他的欲望已被抑制，他的权力将被夺走。

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无人例外。

当三十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下“徐阶小人，永不叙用”字样的时候，绝不会想到，这个所谓的“小人”将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的所有强权——包括皇帝本人在内。

伟大的转变已经来临，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名臣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将取代至高无上的帝王，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

但徐阶只是这一切的构筑者与开创者，那个将其变为现实，并创下不朽功业的人，还在静静地等待着。

总而言之，嘉靖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他想干什么，徐阶总要插一脚，说两句，不听还不行，因为这位仁兄不但老谋深算，而且门生故吏遍布朝中，威望极高一呼百应，要是惹火了他，没准就得当光杆司令。

 

[1013]

那就这样吧，反正也管不了，眼不见心不烦，专心修道炼丹，争取多活两年才是正经事。

徐阶就这样接管了帝国的几乎全部政务，他日夜操劳，努力工作，在他的卓越政治领导之下，国库收入开始增加，懈怠已久的军备重新振作，江浙一带的工商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万历年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起源于此。

你成你的仙，我干我的活，大家互不干扰。历史证明，只要中国人自己不折腾自己，什么事都好办。在一片沉寂之中，明朝又一次走上了正轨。

徐阶着实松了一口气，闹了那么多年，终于可以消停了。但老天爷还真是不甘寂寞，在严党垮台后不到一年，他又送来了一位奇人，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

但请不要误会，这位所谓的奇人并不是像严世蕃那样身负奇才的人，而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奇怪的小人物。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嘉靖皇帝收到了一份奏疏，自从徐阶开放言论自由后，他收到的奏疏比以前多了很多，有喊冤的，有投诉的，有拍马屁的，有互相攻击的，只有一种题材无人涉及——骂他修道的。

要知道，嘉靖同志虽然老了，也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但他也是有底线的：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你们治国，我炼丹修道，互不干扰。什么都行，别惹我就好，我这人要面子，谁要敢扒我的脸，我就要他的命！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虎屁股，都不去摸，即使徐阶劝他，也要绕七八个弯才好开口，所以这一项目一直以来都是空白。

但这封奏疏的出现，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使嘉靖同志的愤怒指数成功地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高度。

奇文共享，摘录如下：

“陛下您修道炼丹，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但您听说过哪位古代圣贤说过这套东西？又有哪个道士没死？之前有个陶仲文，您不是很信任他吗？他不是教您长生不老术吗？他不也死了吗？”

这是骂修道，还有：

“陛下您以为自己总是不会犯错吗？只是大臣们都阿谀奉承，刻意逢迎而已，不要以为没人说您错您就没错了，您犯过的错误，那是数不胜数！”

 

[1014]

具体是哪些呢，接着来：

“您奢侈淫逸，大兴土木，滥用民力，二十多年不上朝，也不办事（说句公道话，他虽不上朝，还是办事的），导致朝政懈怠，法纪松弛，民不聊生！”

这是公事，还有私生活：

“您听信谗言不见自己的儿子（即陶仲文所说的“二龙不可相见”理论），不顾父子的情分，您天天在西苑炼丹修道，不回后宫，不理夫妻的情谊（真奇了怪了，关你屁事），这样做是不对的。”

此外，文中还有两句点睛之笔，可谓是千古名句，当与诸位重温：

其一，嘉者，家也，靖者，净也，嘉靖，家家净也。

其二，盖天下之人，不值陛下久矣。

这就不用翻译了，说粗一点就是：在您的英明领导之下，老百姓们都成为了穷光蛋，他们早就不鸟你了。

综观此文，要点明确，思路清晰，即有理论，又有生动的实例，且工作生活面面俱骂，其水平实在是超凡入圣，高山仰止。

文章作者即伟大的海瑞同志，时任户部正处级主事。此文名《治安疏》，又称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当然，也有个别缺心眼的人称其为天下第一骂书。

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骂人不难，骂好很难，而骂得能出书，且还是畅销书，那就是难上加难了。整个中国一百多年来，能达到这个高度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李敖。

而在我看来，如果把时间跨度增加四百年，那么海瑞先生必定能加入这个光荣行列。

嘉靖愤怒了，自打生出来他还没有这么愤怒过，自己当了四十多年皇帝，竭尽心智控制群臣，我容易吗我。平时又没啥不良习性，就好修个道炼个丹，怎么就惹着你了？

再说工作问题，你光看我这二十多年白天不上朝光修道，那你又知不知道，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老子还在西苑加班批改奏章，不然你以为国家大事都是谁定的。

还有老子看不看儿子，过不过夫妻生活，你又不是我爹，和你甚相干？

所以在嘉靖看来，这不是一封奏疏，而是挑战书，是赤裸裸的挑衅，于是他把文书扔到了地上，大吼道：

“快派人去把他抓起来，别让这人给跑了！”

说话也不想想，您要抓的人，除非出了国，能跑到哪里去？

 

[1015]

眼看皇帝大人就要动手，关键时刻，一个厚道人出场了。

这个人叫黄锦，是嘉靖的侍从太监，为人十分机灵，只说了一句话，就扑灭了皇帝大人的熊熊怒火：

“我听说这个人的脑筋有点问题，此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估计是不会跑的。”

黄锦的话一点也没错，海瑞先生早就洗好澡，换好衣服，端正地坐在自己的棺材旁边，就等着那一刀了。

他根本就没打算跑，如果要跑，那他就不是海瑞了。

青天在上 

作为一位有着极高知名度的历史人物，海瑞先生有一个非同寻常的荣誉称号——明代第一清官。

但在我看来，另一个称呼更适合他——明代第一奇人。

在考试成绩决定一切的明朝，要想功成名就，青史留芳，一般说来都是要有点本钱的，如果不是特别聪明（张居正），就是运气特别好（张璁），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而海瑞大概是唯一的例外，他既不聪明，连进士都没中，运气也不怎么好，每到一个工作岗位，总是被上级整得死去活来，最终却升到了正部级，还成为了万人景仰的传奇人物。

正德九年（1514），海瑞出生在海南琼山的一个干部家庭，说来这位兄台的身世倒也不差，他的几个叔叔不是进士就是举人，还算混得不错，可偏偏他爹海翰脑袋不开窍，到死也只了个秀才，而且死得还挺早。

父亲死的时候，海瑞只有四岁，家里再没有其他人，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

虽然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海瑞的那几位叔叔伯伯实在不怎么厚道，明明家里有人当官，海瑞却没沾过一点光，童年的生活十分困苦，以至于母亲每天都要做针线活贴补家用。

很明显，在海氏家族中，海瑞家大概是很没地位的，大家都看死这对母子闹不出什么名堂，实际情况似乎也差不多，海瑞同学从小既不会作诗，也不会作文，没有一点神童的征兆，看情形，将来顶了天也就能混个秀才。

虽说境况不太乐观，但海瑞的母亲认准了一条死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不管家里多穷多苦，她都保证海瑞吃好喝好，并日夜督促他用心学习。

这就是海瑞的童年生活，每天不是学堂，就是他娘，周围的小朋友们也不找他玩，当然海瑞同学也不在乎，他的唯一志向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016]

很多史料都对海瑞的这段经历津津乐道，不是夸他刻苦用功，就是表扬他妈教子有方。而在我看来，这全是扯淡，一挺好的孩子就是这样被毁掉的。

孤僻，没人和他玩，天天只读那些上千年前的老古董，加上脑袋也不太好使，于是在学业进步的同时，海瑞的性格开始滑向一个危险的极端——偏激，从此以后，在他的世界里，不是对，就是错，不是黑，就是白，没有第三种选择。

此外，小时候的艰苦生活还培养了他的顽强个性，以及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轻易认输的精神，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个副作用：虽然在他此后的一生中曾经历过无数风波，遇到过许多人，他却始终信任，并只信任一个人——母亲。

在困苦的岁月里，是母亲陪伴他、抚养他，并教育他，所以之后虽然他娶过老婆，有过孩子，却都只是他生命中的过客，说句寒心的话，他压根就不在乎。

孤僻而偏激的海瑞就这样成长起来，他努力读书，刻苦学习，希望有一天能金榜题名，至少能超越自己的父亲。

然而他的智商实在有限，水平就摆在那里，屡考屡不中，考到二十多岁，连个秀才都混不上，没办法，人和人不一样

但海瑞先生是顽强的，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继续考！就这么一直磨下去，终于在二十八岁那年，他光荣地考入了县学，成为了生员。

说来惭愧，和我们之前提到的杨廷和、徐阶相比，海瑞先生的业绩实在太差，人家在他这个年纪都进翰林院抄了几年文件了。就目前看来，将来海瑞能混个县令就已经是奇迹了，说他能干部长，那真是鬼才信。

当然海瑞自己从没有任何幻想，对他而言，目前的最大理想是考中举人。

那就接着考吧，不出例外，依然是屡考不中，一直到他三十六岁，终于柳暗花明了，他光荣地考中举人。

下一步自然是再接再厉，去京城考进士，海瑞同学，奋斗！努力！

进京，考试，落榜，回家，再进京，再考试，再落榜，再回家。一眨眼六年过去了。

奋斗过了，努力过了，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实力，不考了，啥也不说了，去吏部报到吧。

之前我们曾经讲过，在明朝，举人也是可以做官的，不过要等，等现任官死得多了，空缺多了，机会就来了，但许多举人宁可屡考不中，考到胡子一大把，也不愿意去吏部报到。有官做偏不去，绝不是吃饱了撑的，要知道，人家是有苦衷的。

 

（长篇）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017]

 

    首先这官要等，从几年到几十年，就看你运气如何，寿命长短，如果任职命令下来的时候，正赶上你的追悼会，那也不能说你倒霉。

 

 

 

    其次这官不好，但凡分给举人的官，大都是些清水衙门的闲差，小官，什么主簿、典史、教授（从九品，不是今天的教授）之类的，最多也就是个八九品，要能混到个七品县令，那就是祖坟起了火，记得一定回去拜拜。

 

 

 

    再次这官要挑，别以为官小就委屈了你，想要还不给你呢！你还得去吏部面试，大家排好队站成一排，让考官去挑，文章才学都不考，也没时间考，这里讲究的是以貌取人，长得帅的晋级，一般的待定，歪瓜裂枣的直接淘汰。顺便说一句，相貌考核有统一规范，国字脸最上等，宽脸第二，尖嘴猴腮者，赶回家种红薯

 

 

 

    最后这官窝囊，在明代最重视出身，进士是合格品，庶吉士是精品，至于举人，自然不是次品，而是废品。

 

 

 

    有一位明代官僚曾经总结过，但凡进士出身，立了功有人记，出了事有人保，从七品官做起，几十年下来，哪怕灾荒水旱全碰上，也能混个从五品副厅级。

 

 

 

    但要是举人，功劳总是别人领，黑锅总是自己背，就算你不惹事，上级都要时不时找你的麻烦。从九品干起，年年丰收安泰，能混到七品退休，就算你小子命好。

 

  海瑞面对的就是这么一个局面，好在他运气还不错，只等了五年，就等来了一个职位——福建南平县的教谕。

 

 

 

    所谓教谕，是教育系统的官员，通俗地说，就是福建南平县的教育局长，这么看起来，海瑞的这个官还不错。

 

 

 

    如果这么想，那就错了，当年的教育系统可没什么油水，没有扩招，也没有择校费，更不用采购教材，四书五经就那么几本，习题集、模拟题、密卷之类的可以拿去当手纸，什么重点大学，重点中学，重点小学，重点幼儿园，考不中科举全他娘白费。

 

 

 

    而县学教谕的上级，是府学的教授，前面说过，教授是从九品，教谕比教授还低，那该怎么定级别呢？这个不用你急，朝廷早就想好了，这种职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不入流。

 

 

 

    也就是说你还算是政府公务员，但级别上没你这一级，不要牢骚，不要埋怨，毕竟朝廷每月还是发工资给你的嘛，

 

（长篇）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018]

 

    就这样，海瑞带着老母去了南平，当上了这个不入流的官，这年他四十一岁。

 

 

 

    已经四十多岁了，官场的青春期已过，就算要造反也过了黄金年龄，海瑞却踌躇满志，蓄势待发，换句话说，那是相当有战斗力，把这个不入流的官做得相当入流。

 

 

 

    县学嘛，就是个读书的地方，只要你能考上举人，上多久课，上不上课其实都无所谓，所以一直以来，学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现在不同了，既然海瑞来了，大家就都别走了。

 

 

 

    他规范了考勤制度，规定但凡不来，就要请假，有敢擅自缺课者，必定严惩，而且他说到做到，每天都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一个都不能少。

 

 

 

    这下学生们惨了,本来每天早退旷课都是家常便饭，现在突然被抓得死死的，这位局长大人脸上又总是一副你欠他钱的表情，于是不久后，海瑞先生就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绰号——海阎王。

 

 

 

    难熬归难熬，但学生们很快也发现，这位海阎王倒有个好处——从不收礼金。

 

 

 

    所谓礼金，就是学生家长送给老师的东西，不一定是钱，什么鸡鸭鱼肉海鲜特产，一应俱全。说实话，这玩意谁也不想送，但如果不送，难保老师不会特意关照你的儿女：置之不理，罚搞清洁，罚坐后排等等，那都是手到擒来。

 

 

 

    但海阎王不收，不但不收礼金，也不为难学生，他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虽然他很严厉，却从不因个人好恶惩罚学生。所以在恐惧之余，学生们也很尊敬他。

 

 

 

    其实总体说来，这个职业是很适合海瑞的，就凭他那个脾气，哪个上级也受不了，干个小教谕，也没什么应酬，可谓是得心应手。

 

 

 

    但人在江湖漂，总要见领导，该来的还是要来。

 

 

 

    一天，延平知府下南平县视察，按例要看看学堂，海瑞便带着助手和学生出外迎接，等人一到，两个助手立马下跪行礼，知府同志却还是很不高兴，因为海瑞没跪。

 

 

 

    不但不跪，他还正面直视上级，眼睛都不眨。

 

 

 

    知府五品，海瑞没品，没品的和五品较劲，这个反差太大，心理实在接受不了，但在这么多人面前，发火又成何体统，于是知府大人郁闷地走了，走前还咕嘟了一句：

 

 

 

    “这是哪里来的笔架山！”

 

 

 

    两个人跪在两边，中间的海瑞屹立不倒，确实很像个笔架，也真算是恰如其分。

 长篇）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019]

 

    虽然他说话声音不大，但大家都听到了，由于这个比喻实在太过形象，所以自此以后，海瑞先生就有了第二外号——海笔架，两个外号排名不分先后，可随意使用。

 

 

 

    大家都慌了，海瑞却若无其事，他还有自己的理论依据：教育官员不下跪，那是圣贤规定的（哪个圣贤待查），我听圣贤的话，有什么错？

 

 

 

    知府大人不爽了，但让他更不爽的还在后面，不久之后，一位巡按御史前来拜访了，前面提过，所谓巡按御史，虽说才六七品，却能量极大，能干涉巡抚总督的职权，何况是小小的知府。

 

 

 

    知府诚惶诚恐，鞍前马后地服侍，御史大人摸着撑饱的肚皮，边打嗝边说：下去看看吧。

 

 

 

    这一去，就去了南平，消息传下来，知县也紧张了，御史说到底是中央干部，说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能要人命，于是他带领县城的全部官员，早早地迎候在门口，等着御史大人光临。

 

 

 

    御史来了，知县一声令下，大家听从指挥，整齐划一、动作规范地跪了下来，除了海瑞以外。

 

这回知县麻烦大了，上次不过是三个人，笔架就笔架，也没啥，这次有几百个人，大家都跪了，你一个人鹤立鸡群，想要老子的命啊！

 

 

 

    御史大人也吃了一惊，心里琢磨着，这南平县应该没有比自己官大的，好像也没有退休高干，这位哥们是哪根葱？

 

 

 

    等他弄清情况，顿时火冒三丈，但当着这么多人也不好发火，只好当没看见，随便转了转，连饭都没吃就走人了。

 

 

 

    知县擦干了冷汗，就去找海瑞算账，破口大骂他故意捣乱，可海瑞同志脸不红气不喘，听着他骂也不顶嘴，等知县大人骂得没力气了，便行了个礼，回家吃饭去了。

 

 

 

    软硬不吃，既不图升官，也不图发财，你能拿他怎么样？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因为无欲，所以刚强。

 

 

 

    海瑞确实没有什么欲望，他唯一的工作动力就是工作，在他看来，自己既然拿朝廷的工钱，就要给朝廷干活，升官发财与他毫无关系。

 

 

 

    这样的一个人，要想升迁自然是天方夜谭，但老天爷就是喜欢开玩笑，最不想升官的，偏偏就升了，还是破格提升。

 

（长篇）明朝的那些事儿－历史应该可以写得好看[1020]

 

    嘉靖三十七年（1558），海瑞意外地接到吏部公文，调他去浙江淳安担任知县。

 

 

 

    这是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此之前，海瑞不过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花名册上能不能找到名字都难说，现在竟然连升六个品级，成为了七品知县！

 

 

 

    无数举人拼命钻营送礼拍马屁，几十年如一日，无非是想捞个知县退休，海瑞干了四年，别说礼物，苍蝇都没送一只，上级对他恨得咬牙切齿，这么一个人，怎么就升官了？

 

 

 

    原因比较复杂，据说是福建的学政十分欣赏海瑞，向上着力推荐了他，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教谕，他的工作十分认真，而且干出了成效，这已经充分证明了他的能力，对于帝国而言，马屁精固然需要，但那些人是拿来消遣的，该干活的时候还得找有能力的人。

 

 

 

    关于这个问题，朝廷大员们心里都有数。

 

 

 

    于是海瑞揣着这份任命状，离开了福建，前往浙江淳安，在那里，他将开始新的传奇。

 

 

 

    在城门口，海瑞见到了迎接他的县里主要官员，包括县丞、主簿、典史，当然，也有教谕。个个笑容可掬，如同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并纷纷捶胸顿足，叹息海县令怎么没早点来。

 

 这些仁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知道这里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定会叹息当初为啥没有向朝廷请愿，把这人早点赶走。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海县令似乎也不例外，他一到地方，便公开宣布，从今以后，所有衙门的陋规一概废除，大家要加深认识，下定决心，坚决执行。

 

 

 

    所谓陋规，也就是灰色收入，美其名曰计划外收入，历史最悠久，使用最频繁的有两招，一个是银两火耗，另一个是淋尖踢斛，具体方法之前已经介绍过，这里就不多讲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陋规也不断推陈出新，到了海瑞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一个上瞒朝廷、下宰百姓、方法灵活、形式多样的完美体系。

 

 

 

    我们说过，明代的官员工资是很低的，虽说勉强能够过日子，但辛辛苦苦混个官，不是为了过日子的，明代的官嘛，出门要有轿子，家里要有仆人，没准还要多娶几个老婆，你突然要他勤俭节约，那就是要他的命。

 

 

 

    海瑞就打算要他们的命。

[1021]

海大人发布了规定，火耗不准收了，余粮不准收了，总而言之，所有朝廷俸禄之外的钱都不准收。

开始大家都不以为然，反正类似的口号喊得多了，我们不收你也不收吗？他们相信等到这三把火烧完，海县令会恢复理智的。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海瑞先生却迟迟没有恢复的迹象，他始终没有松口，而且也确实做到了，他自己从不坐轿，步行上下班，从不领火耗，每天吃青菜豆腐，穿着几件破衣服穿堂入室。

完了，看起来这兄弟是玩真的，不但是火把，还是个油库，打算用熊熊火焰燃烧你我。

一定要反击，要把这股“歪风”打压在萌芽之中！

不久后，淳安县衙出现了一幕前所未有的景象，县丞请假了，主簿请假了，典史请假了，连县公安局长都头也请假了。总而言之，大家都罢工了，县衙完全瘫痪。

这既是所谓“非暴力不合作”，你要是不上道，就看你一个人能不能玩得转。

他们端起了茶，翘起了腿，准备等看好戏，最终却看到了奇迹的发生。

没有师爷，不要紧，主意自己拿，没有文书，不要紧，文件自己写，没有人管治安，不要紧，每天多走一圈，就当是巡街。审案的时候没有助手，不要紧，自己查，自己审，自己判！判下来没人打板子，不要紧，家里还有几个老下人，凑合着也能用。

而海县令的私人生活也让他们大开眼界，自从搬入县衙，海瑞同志就把自己的家人动员了起来，每天老婆下厨做饭，这就省了厨子的钱，每天老仆上山砍柴，这就省了柴钱。海瑞自己也没闲着，工作之余在自己家后院开辟了一片菜地，浇水施肥，连菜钱也给省了。

就这么七省八省，海县令还是过得很艰苦，全家人都穿得破破烂烂，灰头土脸，与叫花子颇有几分神似，说他是县太爷，估计丐帮长老都不信。

情况就是如此了，看着海兄弟每天上堂审案，下地种菜，大家的心里越来越慌，这位大爷看来是准备长期抗战了，无奈之下，只好各归其位，灰色收入还是小事，要被政府开除，那就只能喝风了。

 

[1022]

于是众人纷纷回归工作岗位，继续干活，不干也不行，话说回来，你还能造反不成？

久而久之，大家逐渐习惯了艰苦的生活方式，而对海大人的敬仰，也渐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因为他们发现，海县令可谓是全方面发展，不但约束下级，刻薄自己，连上级领导，他也一视同仁。

在明代，地方官有火耗，能征税，所以油水多，而京官就差得远了，只能等下面的人进京的时候，才能大大方方地捞点好处。所以每次地方官到京城报到，都要准备很多钱，方便应酬。

淳安虽然比较穷困，财政紧张，但这笔钱生死攸关，是绝对省不得的，历任知县去京城出差，至少都要用到近千两，这还算是比较节省的。

海瑞也进京了，去了一趟回来，支出交给县衙报销，财务一看数字，当时就呆了，空前绝后，绝无仅有——五十五两。

此数字包括来回路费、车费、住宿费、吃饭费、应酬费以及所有可能出现的费用，是一个绝对破纪录的数字。

这个纪录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我来告诉你：上路时，要能走路，绝不坐车，随身带着几张大饼，能凑合，绝不上饭馆。赶得上驿站就住驿站（驿站凭县衙介绍信不要钱），赶不上绝不住私人旅馆，找一草堆也能凑合一宿。

到了京城，能不应酬就不应酬，要非吃不可，随便找个面摊大排档就打发了，要做到即使对方的脸红得像猪肝，你也不要在意，要使用联想法增加食欲，边看边吃，就当下饭菜了。争取多吃点，回去的路上还能多顶一阵，顺便把下顿的饭也省了。

遗憾的是，即使你能做到，也未必可以打破这个纪录，因为海瑞先生瘦，还是精瘦（可以参考画像），吃得不多不说，衣服用的布料也少，想要超越他，那是非常困难的。

与得罪京官相比，之前冒犯下属实在是件小事，但要和后来他得罪的那两位大人物比较起来，这几个京城里的小官实在是不值一提。而由一个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由无名小卒到闻名遐迩，也正是由此开始。

第一个大人物是胡宗宪，当时他已经是东南第一号人物了，其实说来滑稽，以海瑞的背景和官衔，别说得罪，想见胡总督一面，起码也得等上半个月，还要准备许多给门房的红包。

但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方法，海瑞兄不但让胡宗宪牢记住了他的名字，且一分钱没花，还从胡总督那里额外挣了好几千两银子。

 

[1023]

说到底，这事还得怪胡宗宪没有管好自己的亲属，虽说他本人也贪，但还不至于和海瑞这种级别的人打交道。可惜他的儿子没有他的觉悟。话说胡公子有一个习惯——旅游，当然他旅游自己不用花钱，反正老子的老子是总督，一路走过来就一路吃，一路拿，顺便挣点零花钱，

这还不算，他还喜欢反复游览同一景区，走回头路，拿回头钱。

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知府知县盼着他去，毕竟是总督的儿子，能美言两句也是好的，反正招待费不用自己出，何乐而不为。

但是海瑞不愿意，在他看来，国家的钱也是钱，绝对不能乱花，对此很不感冒。可是不感冒也好，不愿意也罢，该来的还是要来。

在一次游览途中，胡公子恰好经过淳安，便大摇大摆地住进了当地招待所，等着县太爷来请安，事情就此开始。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海瑞的耳朵里，尽管下属反复强调这是胡宗宪的儿子，海瑞的回答却只有一句：

“胡宗宪的儿子，又不是胡宗宪，管他做甚？”

招待所的工作人员接到指示，就按打发一般客人的标准请胡公子用饭，海瑞先生自己吃糙米饭，喝咸菜汤，他招待客人的水平自然也高不

到哪里去。于是很快第二个消息传来，胡公子大发脾气，把厨子连同招待所管理员吊起来狠打了一顿。

大家都急了，正想着如何收这个场，让总督的儿子消消气，海瑞却把桌子一拍，大喊一声：

“还反了他了，马上派人过去，把他也吊起来打！”

这个天才的创意超出了所有人的思维范畴，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包括打人的衙役在内。看见没人动，海瑞又拍了一次桌子，加了一把油

“去打就是了，有什么事情我负责！”

本来就不待见你，竟然还敢逞威风，打不死你个兔崽子！

好，这可是你说的，反正有人背黑锅，不打白不打，于是众人赶过去一阵火拼，虽说胡公子身边有几个流氓地痞，到底打不过衙门里的职

业打手，被海扁了一顿，这还不算，海县令做完了打手还要干抢劫，连这位胡公子身边带着的几千两银子也充了公。

 

[1024]

人打完了，瘾过足了，鼻青脸肿的胡公子被送走了，海大人也差不多该完蛋了。这就是当时众人对时局的一致看法。打了人家的儿子，抢

了人家的钱，还不收拾你，那就真是没有天理了。

海瑞却不这么看，他告诉惊慌失措的下属们，无须害怕，这件事情他能搞定。

怎么搞定？去磕头请安送钱人家都未必理你！

不用，不用，既不用送钱，也不用赔礼，只需要一封信而已。

事实确实如此，万事如意，天下太平，一封信足矣。

奇迹啊，现将此信主要内容介绍如下，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胡大人，我记得你以前出外巡视的时候曾经说过，各州县都要节约，过路官员不准铺张浪费，但今天我县接待一个过往人员的时候，他认

为招待过于简单，竟然毒打了服务员，还敢自称是您的儿子，我一直听说您对儿女的教育很严格，怎么会有这样的儿子呢？这个人一定是假冒

的，败坏您的名声，如此恶劣，令人发指，为示惩戒，他的全部财产已被我没收，充入国库，并把此人送到你那里去，让你发落。

胡宗宪看到之后哭笑不得，此事就此不了了之，海瑞依然当他的县令，胡宗宪依然抗他的倭，倒是那位胡公子，据说回去后又挨了老爹一

顿臭骂，从此旅游兴致大减。

这是一段为许多史书转载的记录，用以描绘海瑞先生的光辉形象，但事实上，在它的背后，还隐藏着两个不为人见的重要信息：

首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海瑞先生虽然吃糙米饭，穿破衣烂衫，处事坚决不留余地，却并不是个笨人，蠢人做不了清官，只能当蠢官。

而隐藏得更深的一点是：胡宗宪是一个品格比较高尚的人，虽说海瑞动了脑筋，做了篇文章，但胡宗宪要收拾他，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情，总督要整知县，随便找个由头就行了，儿子被打了，脸也丢了，胡总督却没有秋后算账。所以他虽然不是个好父亲，却实在是个好总督。

这一次，海瑞安全过关，但说到底，还是因为遇见了好人，下一次，他就没这么幸运了。

说来惭愧，明代人物众多，但能上兄弟这篇文章的，毕竟是少数，因为篇幅有限，好人也好，坏人也罢，只有名人才能露脸

就以严党为例，其实严嵩的手下很多，我算了一下，光尚书侍郎这样的部级官员就有二十多个（包括南京及都察院同级别官员在内），当

年虽然耀武扬威，现在却啥也不是，所以本着本人的“写作三突出”原则（名词解释：在坏人中突出主要坏人，在主要坏人中突出极品坏人，

在极品中突出坏得掉渣的坏人），在其中只选取了严世蕃、赵文华和鄢懋卿出场，其中赵文华是配角，鄢懋卿龙套。

但事情就这么巧，鄢龙套虽说已经退场，却又获得了一次上镜的机会，全拜海瑞所赐。

 

[1025]

 真是机缘巧合，在当年像海瑞这样的小人物，竟然和朝中的几位大哥级红人都有过联系，得罪完胡总督，又惹了鄢御史。

嘉靖三十九年（1560），鄢懋卿受皇帝委派，到全国各地视察盐政，鄢兄的为人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那真是打着电筒也找不出闪光点，每到一处吃喝嫖赌无不涉猎，还要地方报销，这也就罢了，偏偏他既要做*****，又要立牌坊，还四处发公文，说自己素来俭朴，地方的接待工作就不要太铺张，要厉行节约。

就这么吃吃喝喝，一路晃悠，鄢大人来到了浙江，准备由淳安路过，海瑞不想接待，也没钱接待，希望他能绕道走，但鄢大人毕竟是钦差，你要设置路障不让他过，似乎也说不过去。

于是海大人开动脑筋，又用一封信解决了问题。

这封信十分奇特，开头先用了鄢懋卿自己的告示，大大地捧了他一番，说您不愧是清廉官员的典范，景仰之情如滔滔江水等等，然后突然笔锋一转，开始诉苦：

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谣言，说您每到一地接待都非常奢华，我们这里是个穷县，如果按那个标准，我们实在接待不起，况且还违背您的本意。可万一……，那我们不就得罪大人您了嘛。

卑职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向您请教，给我个出路吧。

这就算是捅了马蜂窝了，鄢懋卿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毕竟是老江湖，他派人去摸了海瑞的底，发现这哥们软硬不吃，胡宗宪也吃过亏，于是钦差大人一咬牙，绕道走！

海瑞再次赢得了胜利，却也埋下了祸根，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胡宗宪那样的风格。

当然，海大人除了工作认真、生活俭朴之外，有时也会奢侈一下，比如有一次，他的母亲生日，海县令无以为贺，便决定上街买两斤肉，当他走进菜市场，在一个肉摊面前停下来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惊人的一幕。

人人都知道，海县官是自然经济的忠实拥护者，自己砍柴，自己种菜，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别说买菜，他不把自己种的菜拿出来卖，搞市场竞争，就算积德了。

然而他买肉了，竟然还买了两斤，等他付完钱，接过肉一声不吭地扬长而去时，在场的人的这才确信，他们刚才看到了一幕真实的场景。

肉贩子激动了，他压抑不住自己内心的冲动，壮怀激烈，仰天长啸：

“想不到我这辈子还能做上海县令的生意啊！”

 海县令竟然买肉了！

 

[1026]

在那个没有电话、送封信要好几天的年代，海县令的这一壮举以惊人的速度被传播到了大江南北，知府知道了，巡抚知道了，很快，胡宗宪也知道了。

于是，在之后召开的一次政务会议上，胡总督高谈阔论一番抗倭形势之后，突然神色一变，以一副极为神秘的表情向大家通报了这个消息。

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海县令竟然买肉了！

似乎很可笑，不是吗？

我不觉得。

一晃三年过去了，在海瑞的治理之下，淳安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官吏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不断下降，可他们又惹不起这位活阎王，只能埋头干活。但临近年终，唉声叹气的官员们却突然变了模样，往日愁云密布的脸孔，开始绽放憧憬的笑容。

这和发年终奖无关，要知道，在海阎王手下干活，这类型的玩意基本上不要指望，真正让他们欣喜若狂的，是一个小道消息——海阎王就要高升了。

明代的官员制度规定，但凡地方官，每三年由上级部门考核一次，对照吏部的标准打分，如果是劣等，就要被记过警告，没准就要回家种红薯，而要能评个优等，就能升官。

海瑞无疑是优等，不管别人对他有何等看法，他的工作是无可挑剔的，而这对淳安县的官员们来说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他们开始积极准备送行仪式：永别了，海大人，无论您去哪里，只要不在这里就好，祝您一路顺风。

就在众人带着对未来的无限向往埋头准备时，确切的消息下来了，不是消暑的大雨，却是平地的惊雷。经过吏部考核，认定海瑞为优等，应予晋升，为方便工作开展，决定就地提拔为嘉兴府通判，即刻上任。

完了，彻底地完了，这下整个嘉兴地区都轰动了：你们淳安县城自己倒霉不算，竟然还要闹腾上来？

淳安的例子就在眼前，必须采取行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嘉兴的官员们随即开始了紧急总动员，大家纷纷回家查家谱，无论是三姑六婆、七姐八姨，吃过饭的，见过面的，点过头的，只要是个人，有关系，统统都去找，务必要把海瑞赶走。

很快，海瑞就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弹劾，弹劾者是都察院监察御史，联系到鄢懋卿同志的职务和他的为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我们不难猜出其中奥妙，至于弹劾的罪状，那实在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应该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因为它意味着海瑞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力，要是名声不大，鬼才骂你。

 

[1027]

但后果仍然是极其严重的，海瑞失去了通判的职位，并接到了吏部的第二道调令——改任江西兴国知县。

兴国是个穷地方，调去那里似乎也算一种发配，所以看上去，这是个合乎情理的结果，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鄢懋卿之前的预计，在他的授意弹劾下，像海瑞这样毫无背景和关系的人，不但无法升官，还会被革职查办。但他万没想到，此人虽然未能晋升，却也保住了官位。多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其中必有名堂，所以吃惊之余，他也没敢再找海瑞的麻烦。

鄢懋卿的直觉没有错，在看似孤立无援的海瑞背后，确实隐藏着另一个人，而且还是个大人物，他就是当年的那位福建学政，现在的吏部侍郎朱衡。

在这个世界上，有正直的人，自然就有欣赏正直的人，朱衡就是一个，别人厌恶海瑞，他却赞赏有加，所以之前他力排众议，向上级推荐了海瑞，破格提拔了他。

而三年之后，他再次挺身而出，保住了海瑞，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朱大人偏偏就去了吏部，还偏偏是个副部长。

就这样，海瑞去了江西兴国，继续当他的县令，因为朱衡的保护，他安然度过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危机，此时他四十九岁，依然是个七品芝麻官，再混几任就光荣退休，这似乎已是他的宿命。

如果此时有人告诉他，短短几年之后，他这个小人物将闻名天下，并成为中央的高级官员，重权在握，恐怕连海先生自己都不会相信。

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命运之神实在很照顾海先生，他虽然性格不对，天赋不高，运气却出奇地好，虽然他后来惹出了更大的麻烦，却依然涉险过关，安然无恙——因为另一位大人物的帮助。

在海瑞看来，兴国和淳安除了名字不同，没有什么两样，该怎么干还怎么干，这下又轮到兴国的衙役们受苦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兴国的这几年，海县令竟然没惹过事，想来还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人从这儿过，自然也就没有是非了。

就在海县令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一道出人意料的调令，命他即刻进京，就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此时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还没到三年考核期，而户部云南司主事，是一个正六品官，从地方官到京官，从七品到六品，一切都莫名其妙。

虽然海瑞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自然又是那位朱副部长帮忙的结果。就这样，海县令成了海主事，职务变了，地方变了，人却是不会变的。

 

[1028]

在地方当县令就敢和总督对着干，按照这个标准，到了京城，如果不找皇帝的麻烦，那简直就没有天理了。

在亲眼见识了真正的政治黑幕和贪污腐化后，海瑞终于忍无可忍，写下了那封天下第一名疏，用他的正直痛斥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皇帝。

在明代，骂皇帝的人并不少，却只有海瑞先生脱颖而出，名垂千古，对此我只能说，不是侥幸，绝不是侥幸。

因为骂人固然轻松，却还要看你骂得是谁，在明代的十几位皇帝中，要论难伺候，嘉靖同志绝对可以排在前三名，这个人极其难搞，不但疑心重，还好面子，但凡骂过他的人，比如之前的杨最、杨爵、高金等人，只是提了点不同意见，就被拉了出去，不打死，也得打个半死。

好汉不吃眼前亏，事实证明，言官之中还是好汉居多，许多人本来就是为骂而骂，纯粹过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还能跟邻居老太太吹吹牛：想当年，老子可是骂过皇帝的咧。

基于这种动机，在骂人的时候，诸位言官是要考虑成本问题的，而嘉靖同志太过生猛，不是打就是关，亏本的生意还是不做的好。

海瑞偏偏就做了这笔亏本的生意，因为在他的思维里，根本没有成本这个概念。他只知道，他是朝廷的官员，吃着朝廷的俸禄，就该干活，就该做事，就该为民做主！

他不是不清楚呈上奏疏的后果，所以他提前买好了棺材，据说是他亲自去挑的，好棺材还买不起，只能买口薄皮的，好歹躺得进去，凑合能用就行。

他的老婆在家等他下班，却看到了这口棺材，顿时惊得目瞪口呆，随即痛哭失声，海瑞却只是平静地对她说：

“记得到时把我放进去就是了。”

如果说杨继盛是死劾，那么海瑞大致就是死谏了，虽不是当场死亡，也等不了多久。要知道，脑袋一团浆糊，盲人瞎马地掉下山崖，那叫失足，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昂首阔步踏入深渊，才叫勇敢。而这口棺材，正是他勇气的证明。

不知死而死，是为无知，知死而死，是为无畏。

海瑞，你是一个无畏的男人。

 

[1029]

不听话的下属

一切正如海瑞预料的那样，皇帝震怒，满朝轰动，关入监牢，等待处斩。但让他感到纳闷的是，自己的情节应属于极其恶劣，罪大恶极，斩立决都嫌慢的那一类，可左等右等，挂在头上的那把刀却迟迟不落下来。

因为皇帝还不打算杀他，在听完黄锦的话后，他愣了一下，捡起了那份奏疏，看了第二遍。

嘉靖不是个笨人，他知道，一个人既然已买了棺材，自然是有备而来，而在对这份奏疏的再次审视中，他看到了攻击、斥责之外的东西——

忠诚、尽责和正直。

于是他发出了自己的感叹：

“这个人大概算是比干吧，可惜我不是纣王。”

 能讲出这种水平的话，说他是昏君，那也实在太不靠谱了。

海瑞就这样被关了起来，既不是有期，也不是无期，既不杀，也不放，连个说法都没有，他自己倒是很自在，每天照吃照睡，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看起来命是保住了，实际上没有。

你要明白，嘉靖同志可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就算他懂得道理，知道好歹，你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似乎也有点太过了，一个千里之外的杨慎他都能记几十年，何况是眼皮底下的海瑞？

终于有一天，他又想起了这件事，便发火了，火得受不了，就开始骂，骂了不解恨，就决定杀。

眼看海瑞就要上法场，第二个保他的人出现了——徐阶。

徐阶与严嵩有很多不同，其中之一就是别人倒霉，严嵩会上去踩两脚，而徐阶会扶他起来。

徐大人实在是个好人，不收钱也办事，他认定海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便决定拉他一把。

但是这事很难办，因为嘉靖这号人，平时从不喊打喊杀，但一旦决定干掉谁，大象都拉不回来，之前也曾有人上书劝他放人，结果被狠打了一顿，差点没咽气。

 

[1030]

但徐阶再次用行动证明，嘉靖这辈子的能耐算是到头了，因为这位内阁首辅只用了一段对话，就把海瑞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皇上你上了海瑞的当了！”

嘉靖带着疑惑的神情，目不转睛地看着发出惊呼的徐阶。

“我听说海瑞在上书之前，已经买好了棺材，他明知会触怒皇上，还敢如此大逆不道，用心何其歹毒！”

歹毒在什么地方呢，听徐老师继续忽悠：

“此人的目的十分明确，只求激怒陛下，然后以死求名而已，皇上你如果杀了他，就会正中他的圈套！”

嘉靖一边全神贯注地听，一边连连点头，是的，无比英明的皇帝陛下，怎么能受一个小小六品主事的骗呢？就算上当，也得找个有档次的高级干部嘛——比如徐阶同志。

就这样，海瑞的命保住了，他继续在监狱住了下来，对他而言，蹲牢房也算不上是啥坏事，反正家里和牢里伙食差不多，还能省点饭钱。

事实上，在徐阶看来，海主事闹出的这点麻烦实在是小儿科，他现在急于解决的，是另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在严嵩当权那几年，内阁里只有徐阶给他跑腿，后来徐阶当权，就找来自己的门生袁炜入阁跑腿，可是这位袁先生似乎不打算当狗腿子，压根没把老师放在眼里，时不时还要和徐阶吵一架。徐大人当然不会生气，但自然免不了给袁炜穿穿小鞋，偏偏这位袁先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郁闷之下竟然病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告病回了家。

不听话的走了，就找两个听话的来，这两个人，一个叫严讷，一个叫李春芳。

 严讷兄就不多说了，他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入阁，只干了八个月就病倒了，回了老家，内阁中只剩下了李春芳。

这位李春芳同志，那就不能不说了，他的为人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厚道、太厚道了。

在几百年后看来，作为嘉靖二十六年的状元，李春芳是不幸的，因为与同科同学相比，他的名声成就实在有限，别说张居正，连杨继盛、王世贞他也望尘莫及。但在当时，这位仁兄的进步还是很快的，当张居正还是个从五品翰林院学士的时候，他已经是正二品礼部尚书了。

他能升得这么快，只是因为两点：一、擅长写青词。二、老实。自入朝以来，外面斗得你死我活，他却不闻不问，每天关在家里写青词，遇到严嵩就鞠躬，碰见徐阶也敬礼，算是个老好人。

 所以徐阶挑中了他，让他进内阁打下手。

事情到了这里，可以说是圆满解决了，但接下来，徐阶却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正是这个判断，给他种下了致命的祸根。

 

[1031]

嘉靖四十五年( 1566)三月，经内阁首辅徐阶力荐，皇帝批准，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任文渊阁大学士，与其同时入阁的还有吏部尚书郭朴。

在这个任命的背后，是一个精得不能再精的打算。

高拱不喜欢徐阶，徐阶知道。

自打嘉靖二十年（1541）高拱以高分考入朝廷，他就明确了这样一个认识——要当，就当最大的官，要做，就做最大的事。

高翰林就这样踌躇满志地迈进了帝国的官场，准备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位置，然而现实对他说——一边凉快去。

在长达十一年的时间里，翰林院新人，七品编修高拱唯一的工作是整理文件，以及旁观。

他看到了郭勋在监牢里被人整死，看到了夏言被拉出去斩首，看到了严嵩的跋扈，徐阶的隐忍，他很聪明，他知道如果现在去凑这个热闹，那就是找死。

直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他才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在这一年，他成为了裕王府的讲官。

对于寂寂无名，丢进人堆就没影的高翰林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而高拱牢牢地抓住了它。

自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太子去世以后，嘉靖就没有立过接班人，不但不立，口风还非常之紧，对剩下的两个儿子裕王、景王若即若离，时远时近。

这件事干得相当缺德，特别是对裕王而言。按年龄，他早生一个月，所以太子应该非他莫属，但嘉靖同志偏偏坚信“二龙不相见”理论，皇帝是老龙，太子就是青年龙，为了老子封建迷信的需要，儿子你就再委屈个几十年吧。

不立太子也就罢了，可让裕王想不通的是，按照规定，自己的弟弟早该滚出京城去他的封地了，可这位仁兄仗着没有太子，死赖着就是不走，肚子里打什么算盘地球人都知道。

于是一时之间群魔乱舞，风雨欲来，景王同志还经常搞点小动作，整得裕王不得安生，唯恐到嘴的鸭子又飞了，整日提心吊胆，活在恐惧之中。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高拱来到了他的身边，在之后的日子里，这位讲官除了耐心教授知识之外，还经常开导裕王，保护他不受侵扰，日夜不离，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高拱不求升官，也不图发财，像哄小孩一样地哄着这位软弱的王爷，并用自己的行动对他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面包会有的，烧饼会有的，皇位也会有的，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还有我。

所以在那些年，虽然外面腥风血雨，裕王这里却是风平浪静，安然无恙，有高门卫守着，无论严嵩、徐阶还是景王，一个也进不来，比门神好用得多。

 

[1032]

裕王很感激高拱。

关于这一点，严嵩清楚，徐阶也清楚。

于是高拱就成了抢手货，双方都想把他拉到自己这边，严嵩当政的时候，高拱从一个讲官被提拔为太常寺卿（三品）兼国子监祭酒，成为了高级官员。

高拱没有推辞，他慨然就任，却不去严嵩家拜码头：朝廷给我的官嘛，与你严嵩何干？

等到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退休了，徐阶当政，高拱再次升官，成为了礼部副部长，没过多久他再进一步，任正部级礼部尚书。

傻子也知道，这都是徐阶提拔的结果，然而高拱却依然故我，官照做，门不进，对徐大人的一片苦心全然无视。

说句实诚话，徐阶对高拱是相当不错的，还曾经救过他一次：原先高拱曾经当过会试的主考官，不知是那根神经出了岔子，出了个惹事的题目，激怒了嘉靖。皇帝大人本打算打发他回家种地，好在徐阶出面，帮高拱说了很多好话，这才把事情解决。

现在徐阶又一次提拔了高拱，把他抬进了内阁，然而高拱的反应却大大地出乎了徐阶的意料。

他非但不感激徐阶，还跟徐阶捣乱，自打他进内阁的那天起，就没消停过。而闹得最大的，无疑是值班员事件。

当时的内阁有自己的办公楼，按规定内阁成员应该在该处办公，但问题是，嘉靖同志并不住在寝宫，总是呆在西苑。当大臣的，第一要务就要把握皇帝的心思，对这么个难伺候的主，要是不时时刻刻跟着，没准明天就被人给灭了。所以但凡内阁大臣，都不去内阁，总是呆在西苑的值班房，坐下就不走。

终于有一天，嘉靖没事散步的时候去了值班房，一看内阁的人全在，本来还挺高兴，结果一盘算，人都在这呆着，内阁出了事情谁管？

嘉靖不高兴了，他当即下令，你们住这可以，但要每天派一个人去内阁值班，派谁我不管，总之那边要人盯着。

于是内阁的大臣们开始商量谁去，当然了，谁都不想去，等了很久也没有人自动请缨，于是徐阶发话了：

“我是首辅，责任重大，不能离开陛下，我不能去。”

话音还没落，高拱就发言了：

“没错，您的资历老，应该陪着皇上，我和李春芳、郭朴都刚入阁不久，值班的事情您就交给我们就是了。”

 徐阶当时就发火了。

 

[1033]

从字面上看，高拱的话似乎没错，还很得体，但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徐阶自然明白这位下属的真正意思，估计高拱先生说话时候的语气

也有点阴阳怪气，所以二十多年不动声色的徐首辅也生气了：严嵩老子都解决了，你小子算怎么回事？

虽然发火，但是涵养还是有的，徐阶同志涨红了脸，一言不发，扬长而去。

看起来，高拱似乎有点不识好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但凡混朝廷的人，都有这样一个共识——不欠人情，欠了要还。

这才是高拱与徐阶两个人的根本矛盾所在，徐大人认为高拱欠了他的人情，高拱认为没有。

徐阶不是开慈善机构的，他之所以提拔高拱，自然是看中了他的裕王背景，虽说自己现在大权在握，但毕竟总有下岗的一天，要是现在不

搞好关系，到时高拱上台，想混个夕阳无限好自然死亡就难了。

可惜高拱也很清楚这一点，要知道，在斗争激烈的嘉靖年间生存下来，官还越做越大，绝不是等闲之辈能做到的，他早就看透了徐阶的算

盘。

按照皇帝现在的身体，估计熬个几年就能升天了，到时候裕王必定登基，我高拱自然就是朝廷的首辅，连你徐阶都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

哪要你做顺水人情？

加上高拱此人身负奇才，性格高傲，当年不买严嵩的帐，现在的徐阶当然也不放在眼里。

精明了一辈子的徐阶终于糊涂了一回，他没想到提拔高拱不但没能拉拢他，反而使矛盾提前激化，一场新的斗争已迫在眉睫。

更为麻烦的是，徐首辅在摸底的时候看走了眼，与高拱同期入阁的郭朴也不地道，他不但是高拱的同乡，而且在私底下早就结成了政治同

盟，两人同气连枝，开始跟徐阶作对，而李春芳一向都是老好人，见谁都笑嘻嘻的，即使徐阶被人当街砍死，估计他连眼都不会眨一下。

在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徐阶曾两次用错了人，正是这两个错误的任命，让他差点死无葬身之地。这是第一次。

当然，现在还不是收场的时候，对于高拱和徐阶来说，这场戏才刚刚开始。

丰富的政治经验及时提醒了徐阶，他终于发现高拱并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控的人，而此人入阁的唯一目的，就是取自己而代之。

虽然走错了一步，在内阁中成为了少数派，但不要紧，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只要再拉一个人进来，就能再次战胜对手。

 

[1034]

天才，就是天才

当何心隐帮助徐阶除掉严嵩，在京城晃悠了大半年，飘然离京之时，曾对人说过这样一番话：

“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

这是一句不太好懂却又很关键的话，必须要逐字解释：

所谓我学，就是指王学，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描述王学的生死存亡与三个人的关系。而这三个人，分别是“华亭”、“分宜”与“江陵”。

能兴起王学的，不是“华亭”，能灭亡王学的，不是“分宜”，只有“江陵”，才能决定王学的命运。

在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黎元洪被称为黎黄陂（湖北黄陂）。套用

这个规矩，此段话大意如下：

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

何心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张居正的职务是从五品翰林院侍讲学士。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明代最杰出的政治家，最优秀的内阁首辅

请注意，在这两个称呼的后面，没有之一。

嘉靖四年（1525）,湖广荆州府江陵县的穷秀才张文明，终于在焦急中等来了儿子的啼哭。

作为一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儿子的诞生给张文明带来了极大的喜悦，而在商议取名字的时候，平日不怎么说话的祖父张诚却突然开口，说

出了自己不久之前的一个梦：

“几天之前，我曾梦见一只白龟，就以此为名吧。”

于是这个孩子被命名为张白圭（龟）。

虽说在今天，说人是乌龟一般都会引来类似斗殴之类的体育活动，但在当年，乌龟那可是吉利的玩意，特别是白龟，绝对是稀有品种，胡

宗宪总督就是凭着白鹿和白乌龟才获得了皇帝的宠信，所以这名也还不错。

此时的张白圭，就是后来的张居正，但关于他的籍贯，却必须再提一下，因为用现在的话说，张家是个外来户，他们真正的出处，是凤阳。

[1035]

两百年前，当朱元璋率军在老家征战的时候，一个叫张关保的老乡加入了他的队伍，虽然这位仁兄能力有限，没有干出什么丰功伟绩，但毕竟混了个脸熟，起义成功后被封为千户，去了湖广。

这是一个相当诡异的巧合，所以也有很多讲风水的人认为，这还是朱重八太过生猛，死前就埋下了伏笔，二百年后让这个人的后代拯救明朝于水火之中，这种说法似乎不太靠谱，而事实的确如此。

当然，和朱重八的父亲朱五四比起来，张文明的生活要强得多，起码不愁吃穿，有份正经工作，但要总拿穷人朱五四开涮，也实在没啥意思，毕竟和他的同龄人比起来，张文明这一辈子算是相当的失败，他虽然发奋读书，二十岁就考中了秀才，此后却不太走运，连续考了七次举人都没有中，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个秀才。

父亲实现不了的梦想，只能寄托在子女身上，据说张白圭才几个月，张文明就拿着唐诗在他面前读，虽说他也没指望这孩子能突然停止吃奶，念出一条“锄禾日当午”之类的名句来，但奇迹还是发生了。

不知是不是唐诗教育起了作用，张白圭一岁多就会说话了，应该说比爱因斯坦要强得多，邻居们就此称其为神童。

一晃张神童就五岁了，进了私塾，而他在读书方面的天赋也显现了出来，过目不忘，下笔成文，过了几年，先生叫来了他的父亲，郑重地对他说：

“这孩子我教不了了，你带他去考试吧。”

所谓考试，是考县学，也就是所谓的考秀才，张文明领着儿子随即去了考场，那一年，张白圭十二岁。

张白圭的运气很好，那一年的秀才考官是荆州知府李士翱，这位兄弟是个比较正直爱才的人，看到张白圭的卷子后，大为赞赏，当即不顾众人反对，把这个才十二岁的孩子排到了第一。

这是个比较轰动的事情，整个荆州都议论纷纷，可李士翱却只是反复翻阅着张白圭的答卷，感叹着同一个词：

“国器！国器！”

他约见了张文明和他的儿子张白圭，在几番交谈和极度称赞之后，李知府有了这样一个念头：

在他看来，乌龟虽然吉利，但对于眼前的这位神童而言，顶着乌龟的名字过一辈子似乎也不太妥当，于是他对张文明说道：

“你的儿子前途不可限量，但白圭之名似不大妥当，我看就改名叫居正吧。”

此后，他的名字便叫做张居正。

 

[1036]

秀才考上了，下一步自然就是举人了，和考进士不同，举人不是隔年就能去的，按照规定，您得在学校再熬个两三年，过了资格考试才能考，但那是一般性规定，张秀才不是一般人，所以他第二年就去了。

所谓赶得早不如赶得巧，正是这次破格的考试中，张居正遇上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人。

在考试开始之前，考官照例要向领导介绍一下这一科的考生情况，于是湖广第一号人物顾璘得知，有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也来考试了。

六十五年前，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曾应考举人并一举中第，他就是闹腾三朝，权倾天下的杨廷和，所以对于这位后来者，顾璘不敢怠慢，他决定亲自去见此人一面。

两人见面之后的情节就比较俗套了，顾巡抚先看相貌，要知道，张居正同志是明代著名的帅哥，后来做了首辅，跟李太后还经常扯不清，道不明，传得风言风语，年轻的时候自然也差不到哪去。这是面试关，满意通过。

然后就是考文化了，据说顾巡抚问了张居正几个问题，还出了几个对联，张居正对答如流，眼睛都不眨一下。顾璘十分惊讶，赞赏有加。

两人越说越高兴，越说越投机，于是在这次谈话的结束阶段，巡抚大人估计是过于兴奋了，一边说话，一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解腰带。

当然，顾巡抚绝对没有耍流氓的意思，他的那条腰带也比今天的皮带贵得多——犀带。

在将腰带交给张居正的时候，顾璘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将来是要系玉带的，我的这一条配不上你，只能暂时委屈你了。”

事实上，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裤腰带的问题，而是一个极具寓意的场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预言。

在明代，衣服是不能随便穿的，多大的官系多高级的裤腰带，那也是有规定的，乱系是要杀头的。而像顾璘这样的高级官员，系一条犀带招摇过市已经算很牛了。

但他认为，眼前的这个少年可以系玉带，而玉带，只属于一品官员。

懵懵懂懂的张居正接过了这份珍贵的礼物，他看着顾璘的肚子，随即作出了一个准确的判断——自己多了一条用不了的腰带。

 

[1037]

张秀才捧着腰带回去备考了，顾璘也收起了原先满面欣赏的表情，跑去找到了主考官，下了这样一道命令：

“这科无论张居正答卷如何，都绝不能让他中第！”

这是一个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决定，顾巡抚翻脸的速度似乎也太快了点，但巡抚的命令自然是要听的，于是张秀才费尽心机写出的一张答卷成了废纸，打破杨廷和先生纪录的机会也就此失去。

郁闷到了极点的张居正回到了家乡，开始苦读诗书，准备三年后的那次考试，蒙在鼓里的他想破脑袋也想不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多年以后，张居正再次遇见顾璘时，才终于得知原来罪魁祸首正是这位巡抚大人，但他没有丝毫的埋怨，反而感动得痛哭流涕。

顾璘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曾亲眼见过无数像张居正这样的年轻人，身负绝学才华横溢，却因为年少成名而得意忘形，最终成为了一个四处游荡以风流才子自居的平庸官僚。所以当他看见张居正的时候，便决定不让这一悲剧再次上演。

只有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够走得更远，张居正，你的未来很远大。

嘉靖十九年（1540），带着不甘与期望，张居正再次进入了考场，这一次他考中了举人。

正如顾璘所料，张居正还是太年轻了，十六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迷失，认定自己中进士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书也不读了，开始搞起了兴趣小组之类的玩意，每天和一群所谓名士文人聚会，吃吃喝喝吟诗作对，转眼到了第二年，张才子两手一摊——不考了。

反正考上进士易如反掌，那还不如在家多玩几年，这大致就是少年张居正的想法。

玩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但不干正事，每天只玩就比较无聊了，就在张居正逐渐厌倦这种所谓的“幸福”时，真正的痛苦降临了。

在这次痛苦的经历中，张居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确立了第一个志向，也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敌人。

事情是这样的，虽然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只是一个穷秀才，但他的祖父张镇却是有体面工作的，具体说来，他是辽王府的护卫。

 

[1038]

荆州这个地方虽然不大，却正好住着一位王爷——辽王，说起这个爵位，那可是有年头了，当初朱重八革命成功后分封儿子，其中一个去了辽东，被称为辽王，到了他的儿子朱老四二次革命成功，觉得自己的诸多兄弟在周围碍眼，便把北京附近的王爷统统赶到了南方。辽王就这样收拾行李去了荆州。

根据明代规定，只要家里不死绝，王位就一直有，于是爷爷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铁打的爵位，流水的孙子，两百年后，这位孙子的名字叫做朱宪火节。

这里顺便说一句，有明一代，出现过许多怪字奇字，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要说新华字典、康熙字典，火星字典里都找不到，原因很简单，这些字压根就不存在。

说到底，这还要怪朱重八，这位仁兄实在太过劳模，连子孙的名字都搞了一套规范，具体如下：自他以后，所有的儿子孙子名字中的第三个字的偏旁必须为金木水火土，依次排列，另一半是啥可以自便。

可是以金木水火土为偏旁的字实在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需要，什么“照”、“棣”、“基”之类的现成字要先保证皇帝那一家子，取重名又是个大忌讳，于是每一代各地藩王为取名字都是绞尽脑汁，抓破头皮，万般无奈之下，只好自己造字，确定偏旁后，在右边随便安个字就算凑合了。

这是一个极为害人的规定，其中一个受害者就是我，每次看到那些鬼字就头疼，什么输入法都打不出来，只能也照样拼一个。

而这位辽王朱宪火节（为省事，以下称辽王）除了名字让人难受外，为人也不咋地，自打他继承辽王爵位后，就把仇恨的眼光投向了张居正。

这说起来是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张居正从来没有见过辽王，而他的祖父，所谓的王府护卫张镇，其实也就是个门卫，门卫家的孩子怎么会惹上辽王呢？

归根结底，这还要怪辽王他妈，这位辽王兄年纪与张居正相仿，同期吃奶同期入学，所以每次当张居正写诗作文轰动全境的时候，辽王他妈总要说上这么一句：

“你看人家张白圭多有出息，你再看你……”

被念叨了十多年，不仇恨一下那才有鬼。

但恨归恨，长大后的辽王发现，他还真不能把张居正怎么样。

 

[1039]

在很多电视剧里，王爷都是超级牛人，想干啥就干啥，抢个民女，鱼肉下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但在明代，这大致就是做梦了。

自从朱棣造反成功后，藩王就成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不但收回了所有兵权，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地方政府严密监视控制，比如辽

王，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荆州府，如果未经允许擅自外出，就有掉脑袋的危险。

说到底，这也就是个高级囚犯，想整张居正，谈何容易？

但仇恨的力量是强大的，当张居正洋洋得意，招摇过市的消息传到辽王耳朵里时，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

不久之后的一天夜里，护卫张镇被莫名其妙地叫进王府，然后又被莫名其妙地放了出来。中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实在无法考证，但结果十分

清楚——回家不久就死去了。

这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死亡事件，种种迹象表明，张镇的死和辽王有着很大的关系，对此，张文明和张居正自然也清楚，但问题在于，他们

能怎样呢？

虽说藩王不受朝廷待见，但人家毕竟也姓朱，是皇亲国戚，别说你张神童、张秀才、张举人，哪怕你成了张进士，张尚书，你还能整治王

爷不成？

这就是辽王的如意算盘，我整死了你爷爷，你也只能干瞪眼，虽说手中无兵无权，但普天之下，能治我的只有皇帝，你能奈我何？

张居正亲眼目睹了爷爷的悲惨离世，却只能号啕大哭悲痛欲绝，也就在此时，年轻的他第一次看到了一样东西——特权。

所谓特权，就是当你在家酒足饭饱准备洗脚睡觉的时候，有人闯进来，拿走你的全部财产，放火烧了你的房子，把洗脚水泼在你的头上，

然后告诉你，这是他的权力，

这就是特权，在特权的面前，张居正才终于感觉到，他之前所得到的鲜花与赞扬是如此的毫无用处，那些游山玩水附庸风雅的所谓名士，

除了吟诵几首春花秋月外，屁用都没有。

荆州知府也好，湖广巡抚也罢，在辽王的面前，也就是一堆摆设，拥有特权的人，可以践踏一切道德规范，藐视所有的法律法规，想干什

么就干什么。而弱者，只能任人宰割。

 

[1040]

辽王不会想到，他的这次示威举动，却彻底地改变了张居正的一生，并把这个年轻人从睡梦中惊醒。正是在这次事件中，张居正明白了特

权的可怕与威势，他厌恶这种力量，却也向往它。

站在祖父的坟前，陷入沉思的张居正终于找到了唯一能够战胜辽王，战胜特权的方法——更大的特权。

我会回来的，总有一天，我会回来向你讨要所有的一切，让你承受比我更大的痛苦。

向金碧辉煌的辽王府投去了最后一瞥，紧握拳头的张居正踏上了赴京赶考的路，此时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张居正二十岁。

不管情绪上有多大变化，但对于自己的天赋，张举人还是很有信心的，他相信自己能够中第，然而现实再次给他上了一课——名落孙山。

这是一个张居正无法接受却不能不接受的事实，他的所有骄傲与虚荣都已彻底失去，只能狼狈地回到家乡，苦读不辍，等待下次机会。

嘉靖二十六年（1547），张居正再次赴京赶考，此时他的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考中就好，考中就好。

赵丽蓉大妈曾经说过：狂没有好处。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张居正不狂了，于是就中了，而且名次还不低，是二甲前几名，考试之后便被选

为庶吉士，进入了翰林院庶吉士培训班。

庶吉士培训班每三年开一次，并不稀奇，但嘉靖二十六年的这个班，却实在是个猛班，班主任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学员中

除了张居正外，还有后来的内阁成员李春芳、殷士儋等一干猛人，可谓是豪华阵容。

正是在这个培训班里，张居正第一次认识了徐阶，虽然此时的徐阶已看准了张居正，并打算把他拉到自己门下，但对于这位似乎过于热情

的班主任，张居正却保持了相当的警惕，除了日常来往外，并无私交。

十分滑稽的是，张居正虽对徐阶不感冒，却比较喜欢严嵩，在当时的他看来，严大人六十高龄还奋战在第一线，且精力充沛，神采奕奕，

实在让人佩服得紧。

所以在此后的两年中，纵使夏言被杀，可怜的班主任徐阶被恶整，他也从未发出一言一语，表示同情。恰恰相反，他倒是写了不少赞扬严

嵩的文章，每逢生日还要搞点贺词送上去。

对此，徐阶也无可奈何，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年轻人能够体谅到他的一片苦心。

上天没有让他等得太久，嘉靖二十九年（1550），张居正与严嵩决裂。

 

[1041]

在这一年，“庚戍之变”爆发了，张居正眼看着蒙古兵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放火又抢劫。严大人吃了又睡，睡了又吃，就是不办事。

人不能无耻到这个地步，张居正愤怒了，对严嵩的幻想也随着城外的大火化为灰烬，他终于转向了徐阶。

此时徐阶的职务是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已经成为了朝廷的高级官员，在张居正看来，他是可以和严嵩干一仗的，可几次进言，这位徐大人却只是笑而不言，对严嵩也百般依从，毫无反抗的行动。

难道你竟如此怯弱吗？张居正没有想到，自己寄以重望的老师，竟然是个和稀泥的货色，只顾权势地位，不敢挺身而出。当然了，愤怒归愤怒，张居正自己也没有站出来，毕竟他此时只是一个七品翰林院编修，况且他也没有杨继盛那样的胆子。

严嵩日复一日地乱来，徐阶日复一日地退让，张居正日复一日地郁闷，终于有一天，他无法忍受了，便作出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决定——请病假。

在临走的时候，他给徐老师留下了一封信，痛斥了对方的和稀泥行径，其中有这样一段极为醒目的话：

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竞不敢出一言，何则？！

从字面上理解，大致意思是：徐阶老师，你还不如匹夫！

看到信的徐阶却仍只是笑了笑：

小子，你还太嫩了。

天下，己任

嘉靖三十三年（1554），带着一腔愤懑，三十岁张愤青回到了家，说句实话，他选择这个时候回家，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此时朝廷正斗得你死我活，杨继盛拼死上书，严嵩大施淫威，徐阶左右逢源，一片腥风血雨，按照张居正的那个性格，想不卷进去都难。

不搞政治，又没有其他娱乐方式，只好游山玩水了，于是在那三年之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从西子湖畔到武当之巅，处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然而这一轮全国三年游不但没有舒缓他的心情，却使他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原来人生可以如同地狱一般。在看过了无数百姓沿街乞讨，卖儿卖女，只求能够多吃一顿，多活一天的惨象后，张居正发出了这样的长叹。

 

[1042]

从神通到秀才，再到举人、进士、翰林，纵使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快，但张居正的一生还是比较顺利的，他不缺衣食，有学上，有官当。

而直到他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之后，才明白了这样几个真理，比如：一个人如果没有土地，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会开始变卖家产，从家具、房子到老婆，孩子，到了卖无可卖，就会去扒树皮，树皮扒完了，就去吃观音土，而观音土无法消化，吃到最后，人就会死，死的时候肚子会胀得很高。

同时他还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喜欢诗词书画，也没有那么多的忧伤哀愁，他们想要的只是一碗掺着沙子的米饭，对那些骨瘦如柴、眼凹深陷的饥民而言，一幅字画是王羲之的还是怀素的，一点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张字画纸够不够厚，方不方便消化。

在看到那些倒毙在街头，无人理会也无人收拾的尸体时，他有时也会想，这些人生前是不是也有过妻子、丈夫、孩子，是不是也曾有过一个欢笑的生活，一个幸福的家。

就在张居正为此痛心疾首之时，一个冤家却再次找上了门来。

这个人就是辽王，说起来，这实在是个缺心眼的家伙，听说张居正回来了，竟然主动找来，只为了一个目的——玩。

作为一个藩王，呆在荆州这么个小地方，平时又不能走远，只能搞点吃喝嫖赌，真是大大的没趣，所以在他看来，张居正可谓是供消遣的最好人选。

这位仁兄还很健忘，他似乎不记得眼前这个玩伴的祖父曾被自己活活害死，而张居正则成为了玩具，被叫到王府，陪这位公子哥每天饮酒做诗，强颜欢笑。

在那些屈辱的日子里，张居正默默忍受着这一切，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这个世界的另一面：原来人生也可以如同天堂一般。

比如这位辽王，含着金钥匙出生，丰衣足食却依然不知足，鱼肉着属地的百姓，想用就用，想拿就拿，他要做人，百姓就得做牲口，他要潇洒地去活，百姓就要痛苦地去死。

每当张居正结束应酬，离开丰盛的酒席，走出金碧辉煌的王府门口时，总能看到饿得奄奄一息的饥民和无家可归只能睡大街的流浪者。

原来天堂和地狱只有一墙之隔。

这就是大明天下的真相，当无数的贫民受到压榨，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时候，高贵的大人们却正思考着明天去何处游玩，该作一首什么样的诗。

这些在官员们看来并不稀奇的场景却深深地打动了张居正，因为他和大多数官员不同，他还有良心。

 

[1043]

面对着那些乞求和无助的眼神，面对着路旁冻饿而死的尸骨，张居正再次确立了他的志向，一个最终坚持到底的志向——以天下为已任。

所谓以天下为已任，通俗点说就是把别人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办。地球人都知道，却似乎只有外星人办得到。

几百年前，一位叫亚当斯密的人在自己的家中写下了一本书，名叫《国富论》，在这本被誉为经济学史上最为伟大的著作中，亚当同志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个真理——人天生，并将永远，是自私的动物。

只要回家照照镜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法则十分靠谱，试问有谁愿意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拼搏、奋斗，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心血乃至生命？顺便说一句，没准人家还不领你的情。

不是个傻子，也是精神病。相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回答，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他们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只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而这个特殊的群体，我们通常称之为伟人，所以说伟人不是那么容易干的。

孔子应该算是众多伟人中的一位，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寻求真理，普及教育，当然，他并不是一个所谓“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的言行自然也不是“心灵鸡汤”或“励志经典”，在我看来，他倒像是个“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

他流浪数十年，周游四方，目睹了最为残酷的屠杀与破坏，但他依然选择了传道，把希望与知识传递给更多的人，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行为，而他这样做的真正原因决不是乐观，而是——悲悯。

了解世界的黑暗与绝望，却从不放弃，并以悲天悯人之心去关怀所有不幸的人。

这才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人类最为崇高的道德与情感。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伟人，他锦衣玉食，前途远大，不会受冻，更不会挨饿，他可以选择作一个安分守己的官僚，熬资历混前途，最终名利双收。

然而和那位骑着摩托车横跨南美洲的格瓦拉医生一样，在见识了世上的不公与丑陋后，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一条无比艰苦，却无比光辉的道路。

 

[1044]

在黑暗之中，张居正接过了前人的火把，成为了又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所以我相信，即使这个世界十分阴晦，十分邪恶，即使它让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但依然应该鼓起勇气，勇敢地活下去。

所以我相信，希望是不会死去的。

天赋，无与伦比

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居正回到了北京，此时的他已经脱胎换骨，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知道该如何去做。

如果单以智商而论，嘉靖年间的第一聪明人应该还轮不上徐阶，因为从实际表现上看，张居正比他还要厉害得多。

在那年头，想在朝廷混碗饭吃实在不易，为了生存，徐阶装了二十多年孙子，还要多方讨好妥协，而张居正的表现却让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这位年轻人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且在不久之前还是个标准愤青，但在短短几年之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喜怒不形于色，城府深不可测的政坛高手。当时徐阶已与严嵩公开对立，除了个把胆子大的，没人敢与徐阶公开接触，唯恐被严党当作敌人干掉。即使像吴时来、邹应龙这样的死党，每次找徐阶都是趁着夜里，悄悄地进府，打枪的不要。

唯一的例外就是张居正，他总是白天来，还喜欢坐官轿，高声通报，似乎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和徐阶的关系，甚至在朝堂上，他也敢公开和徐阶交头接耳。

而更为奇怪的是，对于这一幕幕景象，严嵩及其党羽却不感到丝毫奇怪，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为张居正和他们这边的关系也不错，虽然没有深交，却也经常走动。

即使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张居正的行为也无疑是典型的两面派，但在当时，连精得脑袋冒烟的严嵩都认为，这位张翰林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从不结党，坦坦荡荡。

明明是徐党，明明是耍手段，那么多人都看着，就是看不穿。在长达四十余年的嘉靖朝中，这是最让人莫名其妙的一幕。

而对此怪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张居正是个超级能人。在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可怕的政治天赋。即使在最为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也能够进退自如，在交战双方的枪林弹雨中游刃有余，如此绝技，估计连国际红十字会也望尘莫及。

所以在那几年里，虽然外面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张居正却稳如泰山，安然无恙。

可你要是由此认为他安分守己，那就错了.

[1045]

在徐党中，张居正大概是最为激进的一个，经常在徐阶面前喊打喊杀，大有与严嵩不共戴天的气势。

然而徐阶只是微笑，他安排吴时来、董传策、张翀试探严嵩，命令邹应龙弹劾严世藩，但张居正这颗棋子，他却从未动过。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而现在，还不是让他上场的时候。

事实上，张居正不但没有出场的机会，连官都升得慢，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一转眼都十多年了，还是个正七品编修，连杨继盛都不如。

对此张居正也想不通，怎么说自己跟的也是朝廷的第二号人物，进步得如此之慢，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当两年之后，他听到那道任职命令之时，所有的抱怨顿时烟消云散，他终于知道了徐阶的良苦用心。

嘉靖三十九年（1560），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因工作勤奋努力，考核优异，升任右春坊右中允，兼管国子监司业。

右春坊右中允和国子监司业都是六品官，看上去无足轻重，也不起眼，但事实绝非如此：

右春坊右中允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太子的来往公文，以及为太子提供文书帮助，而国子监司业大致相当于中央大学的副校长，仅次于校长（祭酒）。

现在明白了吧，成了右中允，就能整理太子的文件，就能和太子拉上关系，这叫找背景。当上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所有的国子监学员都成了你的门生，这叫拉帮派。要知道，蒋介石就最喜欢别人叫他校长，那不是没有道理滴。

况且这两个职务品级不高，也不惹人注意，没有成为靶子的危险，还能锻炼才干，对于暂时不宜暴露的指定接班人来说，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算盘精到这个份上，徐阶兄，我服了你！

但天衣无缝总是不可能的，顺便说一句，当时的国子监校长恰好就是高拱，而这一巧合将在不久之后，给徐阶带来极大的麻烦。

徐阶对张居正实在是太好了，好得没了谱，嘉靖三十九年，徐阶与严嵩的斗争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双方各出奇招，只要是个人，还能用，基本都拉出去了，但无论局势多么紧张，作为徐阶最得意的门生，张居正却始终没有上阵，只是安心整理公文，教他的学生，

照这个势头看，即使要去炸碉堡，徐大人也会自己扛炸药包。

而这一切，张居正都牢牢地记在心里，他知道徐阶对自己的期望。

 

[1046]

严嵩终究还是倒了，倒在比他更聪明的徐阶脚下，于是张居正的前途更加光明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他被提升为右春坊右谕德。

右谕德是从五品，也就是说张居正在四年之间，只提了半级，然而当他听到这个任命的时候，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因为这个右谕德的唯一工作，就是担任裕王的讲官。

裕王跟徐阶从来就不是一条线，能把张居正安插进去，那实在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就这样，张居正进入了裕王府，成为了裕王的四大讲官之一，说来有趣，其他三位都是他的老熟人，他们分别是：当年的老同事高拱，当年的老同学殷士儋，还有当年的老师陈以勤（高考时是他批的卷）。

这四位讲官就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教学生活，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将成为帝国政坛的风云人物。

徐阶本打算让张居正再多磨砺几年，到时再入阁接班，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自己的错误判断，高拱已然占据了优势，必须提前开始行动了。

但当徐阶准备收获自己栽培了十几年的庄稼时，意外发生了。

他惊奇地发现，在张居正这块自留地上，竟然长出了杂草。

杂草的名字叫做高拱。

高拱这个人人如其名，性格高傲且极其难拱，与他同朝为官的人很少能成为他的朋友，因为他不但自负才高，且常常藐视同事和上级，动不动就是一句：你们这帮蠢……

或许你会奇怪，这人自己不蠢吗，群众基础如此之差，怎么还能升官？我告诉你，高先生可不蠢，你要知道，他虽然瞧不起上级同事，却很尊重老板（皇帝）。经常写青词送给嘉靖，且文辞优美，当时的大臣们公认，他写这种马屁文章的水平可排第二（第一名是状元李春芳），徐阶都要靠边站。

更何况，他手里还捏着一个裕王，有如此雄厚的资源，鄙视也罢，骂也罢，你能怎样？

所以他的朋友很少，郭朴算一个，张居正也算一个。

郭朴是他的同乡兼战友，就不多说了，而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他的朋友，完全是靠实力。

 

[1047]

高拱曾经对人说过，满朝文武，除叔大（张居正字叔大）外，尽为无能之辈。

刚到国子监的时候，高拱对自己的这位副手十分不以为然，把张居正当下人使唤，呼来喝去，人家到底是个副校长，这要换了个人，估计早就闹起来了。

然而张居正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做事，短短几个月，就把原先无人问津的国子监搞得有声有色。高拱就此对他刮目相看。

几年之后，当两人以裕王讲官身份重逢的时候，高拱已经彻底了解了这个人的学识和器量，于是他第一次放下了架子，每次见到张居正，居然会主动行礼，而且经常找他聊天，交流思想。

久而久之，两人成了要好的朋友，还经常一起相约出去游玩。正是在那次郊游之中，高拱向张居正袒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

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清晨，屹立在晨风之中的高拱面对着眼前的江山秀色，感慨万千，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以君之材，必成大器，我愿与君共勉，将来入阁为相，匡扶社稷，建立千秋不朽之功业！”

张居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个意气风发的人，然后他走上前去，面对这位志同道合的战友，坚定地点了点头。

是的，这也正是我的目标。

在那一刻，五十二岁的高拱与三十九岁的张居正结成了联盟，一个雄心万丈，于危难中力挽狂澜、建功立业的志向就此立下。

天下英雄，尽出于我辈！

老谋深算的徐阶很快就发觉了两人之间的关系，他知道，要指望张居正一边倒，帮他打击高拱，已经不可能了。但高拱在内阁中气焰日渐嚣张，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就在他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个意外事件发生了，遗憾的是，对徐阶而言，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事情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朝廷里，有一个叫胡应嘉的言官，话说这位仁兄有一天闲来无事，便干起了本职工作——弹劾，这次他选中的目标是工部副部长李登云。

 

[1048]

他的本意其实只是骂骂人而已，可问题是他的弹章写得实在太好，没过几天，消息传来，李登云被勒令退休了。

这下子胡应嘉懵了，虽说一篇文章搞倒了一个副部长，也算颇有成就，但问题在于，这位李登云有个亲家，名叫高拱。

完喽，胡应嘉同志这下麻烦了，得罪了高拱，迟早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他还由路边社得知，高拱大人对此事极为恼火，准备收拾他。

无奈之下，胡应嘉决定铤而走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博。他开始打探消息，准备先下手为强。

很快，他就得知了这样三个消息：首先，嘉靖最近得了重病，身体很不好。

其次，高拱搬了家，住到了西安门。

最后，高拱曾把自己西苑值班房的一些私人物品搬回了家，还经常回家住。

这三个情况看上去毫无关系，也无异常，但杀人的血刀却正隐藏其中，胡应嘉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为毒辣的计策，并随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一封弹章。

我曾整理过明代言官的奏疏，看过不下百封的弹章，骂法各异，精彩纷呈，但要论阴险毒辣之最，那还要算是胡应嘉的这封大作，百年后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冷风刺骨。

“臣吏科给事中胡应嘉上奏，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高拱身受陛下大恩，却于皇上病重之时脱离职守，擅自回家，并将其值庐（即值班房）内的物品尽数搬回家中，臣实不知其有何用心？！”

毒，实在太毒了，要知道，嘉靖这一辈子最怕的就是大臣另有所图，当年徐阶提议立太子，都差点被他给废了，现在正值病重之时，高拱就开始收拾行李了，这不摆明了是要另起炉灶吗？

按照嘉靖的性格，如无意外，他看到这封弹章之日，即是高拱毙命之时。而这条毒计更为阴险的地方在于，胡应嘉已经看透了高拱与徐阶的矛盾，他知道，一旦此文上传内阁，挑起战火，高拱必定认为是徐阶所主使，到时全面开战，这个黑锅就可以转嫁给徐阶，没准还能得到他的赏识。

顺便提一下，胡应嘉是徐阶的老乡。

这是一个几近完美的一石三鸟之计，胡应嘉布置完毕，便得意洋洋地等待着高拱的死讯，却没有想到他疏忽了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病人是容易被激怒的，但要是病到一定程度，想怒也怒不了了。

 

[1049]

此时的嘉靖同志已经病入膏肓了，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就等着去阎王那里报到，哪里还有精力去看胡应嘉的弹章？于是胡言官这份饱含杀人热情的文书就落入了高拱的手中。

当高拱看完这份奏疏之后，顿如五雷轰顶，冷汗直冒，他大为恼火，当即认定这是徐阶的阴谋，公开表示与首辅大人势不两立，并连夜找到郭朴，商量反击的对策。

内阁里被人排挤，张居正被人插足，现在又多了个胡应嘉，徐首辅恨不得去撞南墙，就在他焦头烂额之际，另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

嘉靖死了

终于还是死了，死并不奇怪，这么晚才死，那才是怪事。

要知道，这位仁兄几十年如一日，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修道中去，并以大无畏的精神亲身品尝了据说吃了能长生不老的新型药品——金丹，据分析，其主要成分包括金（Au）、银（Ag）、汞（Hg）以及多种重金属，矿物质。

嘉靖是个好同志，就这么些玩意，他一吃就是四十年，且毫无怨言，而他竟然还是坚强地活到了六十岁，奇迹，真是奇迹。

说实话，对于这位仁兄，我并不感冒，但没有办法，他当政四十余年，手下能人辈出，怪事频发，不写也实在说不过去，而回过头来，看看这位天才皇帝的一生，实在令人感慨。

嘉靖是个聪明人，十六岁就能控制朝政，操纵群臣，而他的下属大都能力超强，文臣夏言、徐阶、胡宗宪全都权谋老到，武将戚继光、俞大猷、谭纶个个凶狠强悍，可谓是人才济济。

然而国家却变成了这样一幅样子，正如海瑞所说，百姓穷困潦倒，家家干净，官场腐败横行贪诈成性，国家入不敷出，年年闹赤字，大明帝国逐渐滑向崩溃的边缘。

出现如此之怪象，只是因为两个字——自私。

嘉靖很自私，他认为做皇帝就是来享福的，没有义务，只有权利，而为了享受，就必须分裂群臣，让他们斗来斗去，自己的地位才能稳固。为了享受，就必须修道，这样才能活得更长。至于国计民生，鬼才去管。

总之一句话，在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朱厚熜——还是死了。

不过如此

所以对他的死，也只有一个字可形容：

该

 

[1050]

不朽

在嘉靖崩掉的那一夜，第一个接到死讯的人，是徐阶。

当然，你要指望他号啕大哭，痛不欲生，那是不太现实的，但听到这个消息后，徐阶确实沉默了，并非默哀，只是因为几十年的政治经验告诉他，一个千载难逢的反败为胜之机已经出现，就在这个死人的身上。

他立刻下达了命令：

“把张居正叫来！”

此时的张居正只是一个翰林院学士，还不是内阁成员，自然也没有值班的义务，所以当他从热被窝里被人叫出来，顶着北京十二月的寒风跑进宫时，还是一头雾水。

徐阶告诉他，皇帝死了。张居正却极为平静，不置可否。

死就死了吧，又不是我爹，有啥好激动的。

但他还是激动了，因为徐阶又说了一句话：

“要写一道遗诏，我来拟，你来写。”

张居正的手发抖了，因为兴奋而发抖。

在明代，皇帝活着的时候可能发布过无数文件，但最重要的一份却是他死后的遗诏，因为这是他一生的总结，而国家的大政方针也将在这封文书中被确定。

而遗诏最关键的秘密在于，它根本就不是皇帝本人的遗嘱，却是由大臣代写的，所以大多数遗诏都被写成了检讨书，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连街头混混都不如的也不在少数。反正您已经死了，还能爬起来算账不成？

遗诏在手，天下在握。

所以能参与这份历史性文件的草拟，张居正极为兴奋，他知道按照规定，自己这个五品翰林院学士根本没有动笔的资格，但现在，他坐在桌前，手握着毛笔，和千千万万天下人的命运。

他抬起头，向站在身边忙着沉思造句的徐阶投去了感激的一瞥。

但他并不知道，当他埋头写作之时，徐阶也曾反复审视着他，眼光中充满了得意。

太好了，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这是徐阶政治生涯中最为精彩的一招，也是他政治智慧最为辉煌的闪光。

在这个夜里，他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将积蓄了二十多年的怒火全部发泄，彻底否定了几十年胡搞乱搞的嘉靖，痛斥他的乱政怠政，当然，从程序上看，这些话都是嘉靖同志自己说的，怪不得别人。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嘉靖遗诏》，据说全文刊出后，举国欢腾，许多文人纷纷写诗讴歌此文，个别不地道的，竟敢在大丧期间放鞭炮庆祝，皇帝干到这个份上，失败，太失败了。

凭借着这封遗诏（作者大家心里有数），徐阶的威望达到了顶点，权势也如日中天，高拱的气焰被打压了下去。但事实上，在那个夜晚，这封遗诏并不是徐阶最为得意的成就。

 

[1051]

真正的收获是张居正。

天真的张居正并不知道，当他提起笔，写下第一个字的那一刻，他与高拱已经彻底决裂。

正是因为遗诏极为重要，所以根据惯例，其拟定必须由内阁大臣共同商议决定，但在那天夜晚，到达现场的人，却只有一个徐阶，高拱、郭朴、李春芳都不知道，统统被放了鸽子，这是大忌中的大忌。

李春芳是个老实人，也就算了，高拱和郭朴却不是好打发的。竟敢背着我们吃独食？饶不了你！

不久高拱得知，与徐阶一同草拟文件的还有一个人，而此人竟然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是什么级别？凭什么拟遗诏！

他大吃一惊，又怒不可遏，一颗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从此以后，张居正不再是他的朋友和伙伴。而对于张居正而言，在老师和朋友之间，他只剩下了一个选择。

姜还是老的辣，狐狸还是老的精。

一天之后，京城监狱的看守得知了嘉靖的死讯，他们商议了一下，便开始分配工作，买菜的买菜，买肉的买肉，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然后请牢里的一位犯人吃饭。

这个犯人名叫做海瑞。

自从骂完皇帝，海瑞先生的名气是一天大过一天了，无数官员把他当作榜样，有些老百姓甚至把他的相挂在家里，早请示晚汇报，成了不折不扣的偶像级人物。

现在皇帝死了，以海瑞的名头，自然是无罪开释，加官进爵，看守们也想求个进步，便打算投个机，请海大人吃一顿，将来也好有个照应。

饭菜送到牢房里，海瑞一看，有鱼有肉，再一算，太上老君的生日还差得远，自己的生日更不靠谱，明白了，这是断头饭。

所谓断头饭，就是杀头前吃的饭，一般说来都还不错，咱中国人仁义，坚决不给阎王增加负担，保证不让一个饿死鬼去报到。当然了，这顿饭一般人都吃不下去——心理压力太大。

可要搁到海瑞身上，那就是两说了，海猛人二话不说，提起筷子就刨，狼吞虎咽，吃完了还要添，等到盘子能够照出人影，他终于吃完了。

然后他坐了下来，看着看守，那意思是我吃完了，你们怎么还不动手。

看守被他那种找死的眼神看得发毛，便小心翼翼地对他说：

“海先生，你还不知道吧，皇上已经驾崩了，您很快就能出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写进了大大小小的史书，堪称史上之奇观。

 

[1052] 

在听到这句话后，海瑞呆了一会，然后突然大哭起来，哭得撕心裂肺，哭到喘不过去，然后就开始吐，先吐这顿的，再吐上顿的，最后是黄胆水。

看守呆住了，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吓得魂不附体，紧紧贴着墙壁，一动也不敢动。

海瑞是真哭，嘉靖死了，他很悲伤，说来真有点讽刺意味，嘉靖信任严嵩、信任徐阶，给了他们高官厚禄，结果一个把他当工具，一个把他当傀儡，唯一为他的死而感到悲哀的人，竟然是那个痛骂过他，又被他关进监狱的海瑞。

嘉靖，原来你竟如此的孤独。

而对于海瑞的这一表现，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评价，捧他的人刻意回避，压根不提，骂他的人说这是他愚昧与盲从的集中体现。

记得在我小时候，曾经看过一套连环画《说岳全传》，算是我的历史启蒙教材，在每本连环画的前言部分，会介绍本集故事梗概，但无论是哪一集，下面总会有这样一句话：请读者注意，岳飞的行为是封建忠君思想的体现，应该予以批判。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句相当无耻的话。

封建社会嘛，又没有民主推荐、差额选举，除非你自立门户，不然除了忠君还能忠谁，难不成去信上帝？

在封建时代，就做封建时代的事，说封建时代的话，别指望人家有多高的觉悟，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

海瑞没有看过孟德斯鸠和卢梭的书，嘉靖活着的时候，海瑞骂他，是尽本分，嘉靖死的时候，海瑞哭他，也是尽本分。

本分，本分而已。

但哭是哭不死的，哭完了还得活，不出看守们所料，海瑞很快就被释放了，几年之后，他将再次出山，并闹出更大的事情。

十天之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皇帝的死讯，这其中也包括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的一个平民，对于这个消息，他表现得十分平静，因为十几年前，当他见到尚在壮年的嘉靖时，就已经料定，这位嗑药的皇帝是撑不了多久的。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然后回到简陋的小屋里，继续写他的那本书。

三十年多前，作为一个想要考取功名的秀才，他曾三次参加乡试，不过运气不太好，总是考不上，于是一气之下，便干起了父亲的老本行。

虽说名落孙山总是一件悲痛的事，但这个人的落榜实在值得全人类放鞭炮庆祝，因为他的名字叫李时珍。

 

[1053]

事实上，李时珍原本不想做医生，因为他的父亲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也有点钱，但在那年头，四书五经才是正道，医学算是杂学，那么

医生就是杂人了。

杂人自然是不受待见的，有钱又如何，就是瞧不起你！所以李时珍的老爹千叮咛万嘱咐，将来千万不能从医。

李时珍是听话的，但就是考不上，你有什么办法？更为麻烦的是，二十岁的时候，他还染上了一种极为难治的肺病，百般折腾，死去活来，才算保住了一条命。

于是不久之后，久病初愈的他找到了父亲，只说了一句话：

“我不考了，请将医术传给我。”

父亲想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我所经历的痛苦与折磨，不想再让别人承受。

在我看来，这大致就是李时珍的行医动机。

虽说读书不在行，但摆弄药材，李时珍还是很有点天赋的，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见过的怪病越来越多，经验越来越丰富，医术也越来越高。

这么看来，现在医院里五六十岁的老头老太太坐镇门诊，二三十岁的医生只能坐在一旁打苍蝇，也实在不是没有来由的，医术如何暂且不说，

人家毕竟多活了几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但李时珍明显不是一个具备现代观念的医生，一点潮流意识都没有，他给穷人看病，竟敢不收上百万的医疗费，竟敢热情问诊嘘寒问暖，

竟敢免除所有的检验费、治疗费，实在是“罪大恶极”！

行医十几年，不计成本，只求救人，李时珍就这么坚持了下来，他的积蓄越来越少，名声却越来越大。

于是到了嘉靖三十年（1551），他迎来了人生的一场大变，在这一年，几个人找到他，十分客气地把他请到了楚王府，希望他担任楚王的

私人医生。

能吃饱饭，还有无数的医书和药材资源，李时珍不是傻瓜，他答应了。

在楚王府，李时珍干得很不错，治好了很多人，被称为神医，名震天下。

好东西人人都想要，尤其是嘉靖这样的人，所以在听说李时珍的大名后，他便告诉楚王，你另外找一个医生，把这个给我送过来。

就这样，李时珍进入了太医院，并见到了大明帝国最高级的病人嘉靖。

其实能进入太医院，李时珍是很高兴的，能做到太医，也算是医生中的成功人士了，不得意一下，实在也说不过去。

但没过多久，他就想走了。

 

[1054]

具体原因并不像许多书上所说的那样，什么嫉恶如仇、厌恶庸医等等，李时珍不是海瑞，走南闯北混了那么多年，场面上的事情还是过得

去的，他之所以要走，实在是因为力不从心。

李时珍是神医，在那个年头，只要不是天花、肺结核之类的绝症，他基本上都能搞定，可问题在于，他那位唯一的病人是没病找病。

嘉靖其实身体很好，只要能够坚持锻炼，每天早上跑跑步打打太极拳，活个七八十岁应该不成问题，可他的目标过于远大，七八十？至少

也要活个七八百才够本。

于是他开始没事找抽，日复一日地吃重金属和水银，还美其名曰金丹，李时珍倒是劝过他，也想帮他，却毫无用处。

这实在怪不得李时珍，因为要从科学门类来分，嘉靖同志弄的这一套应该算是有机化学，隔行如隔山，李医生当年也没搞过化学，只能爱

莫能助了。

太医院别的没有，医书和药材是不缺的，于是嘉靖接着磕他的药，李时珍接着搞他的研究，直到有一天，他认为自己已经学不到更多东西

了，便打起背包，收拾资料，离开了这个他曾无限向往的地方。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时珍回到了民间，这一年他三十五岁，见过最穷的贫民，也看过最富的天子，到过寒酸的茅舍，也走过金銮大

殿，人世间的富贵、疾苦他已了然于胸。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他爹就是被一堆奇形怪状的药材给治死的，在表示哀悼的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李时珍的那个年代，患了感冒开

给你几剂砒霜应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没办法，咱中国地大物博，药材植物也多，到底哪种东西治什么病，谁都搞不清楚，被乱治胡吃搞死的人，也只有阎王才能数得清。

忆往昔，他此起彼伏，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写一本囊括所有植物药材以及正确用法的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本草纲目》。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起，李时珍开始写这本书，要知道，医书不是小说，你不但要写出药用植物的形状、外貌，还要详细描述它的特

点、疗效。坐在家里胡编乱造，是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

所以从决定写书的那一天起，李时珍便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奇特而艰苦的生活。

 

[1055]

作为曾经在太医院干过的医生，此时的李时珍已经成为了传奇人物，来找他看病的人络绎不绝，医术且不说，想想当初这人给皇帝都号过脉，那就是御医，说起来咱这辈子还看过御医，也够吹个三五十年的。

名声大了，收入自然也高了，李时珍就算闭着眼睛号脉，混个百万富翁也绝不成问题。然而他默默地收拾行囊，开始远行，足迹踏遍了全国十三省，无论是名山大川，还是悬崖峭壁，凡是有药材的地方，就有他的踪影，为了弄清药物的疗效，他曾亲自品尝过许多药材植物，好几次差点植物中毒，一命呜呼。

为了写这本书，李时珍从一个名医变成了流浪汉，他居无定所，风餐露宿，他放弃了舒适的生活，放弃了宽敞的诊所，也放弃了自己唾手可得的幸福生活。

但他依然执著地写了下去——为了更多人的幸福。

从嘉靖三十一年（1552）开始，历经二十六年，李时珍走遍了全国各地，尝遍了无数植物药材，查遍了世上的所有医书，最终完成了这部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医学著作。

《本草纲目》共计十六部，五十余卷，全书记载药物一千九百余种，还详细记载了这些药物的采集、制作、特性、治疗病症，并全部附有手绘插图（佩服），此外书中还收入经检验有效的方剂一万一千多则。

李时珍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去世，他没有能够看到此书的出版。

三年后，《本草纲目》正式印刷发行，很快脱销，并迅速传入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一带，几十年后又传入欧洲、北美，并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权威书籍，而李时珍也得以超越嘉靖、徐阶、张居正，成为被世界公认的伟大科学家。

而对于《本草纲目》的意义，其实不需要用它的传播范围以及受到的夸赞加以肯定，我们只要知道，它的出现已经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直到现在仍然继续，这就够了。

鲁迅先生除了痛斥庸医外，自己也当过医生，当然，之后他又不干了，原因大家在课本里都学过，他觉得医人无用，“启发民智”才是正道。

对于这个判断，自然不能说错，但凑巧的是，我看过一个类似的故事。

 

[1056]

在很久以前（具体多久我也不知道），有一个医生，这位医生的医术很高明，很多人来找他看病。

当时恰逢战乱，打得你死我活，敌对双方的受伤士兵都来找他治疗，他来者不拒，悉心照料使他们很快康复。

很快，他就惊奇地发现，原先治好的人竟然又负伤了，还是来找他，没办法，战争年代刀剑无眼，其实我们也不想光荣负伤，您受累了。

看起来这场仗时间很长，不断有新伤员来找他，但让人高兴的是，老伤员似乎越来越少——战死了就不用治伤了。

如此周而复始，他终于崩溃了，我治好了他们，他们又去打，然后又负伤，我再去医治，这样做有什么意义！

于是他丢掉了药箱，远离了诊所，跑到山区隐居起来。

但没过多久，人们惊奇地发现，他又回到了诊所，照旧开始医治那些负伤的士兵。

于是有人问他：

“为什么你会回来医治这些人？”

他笑着回答：

“因为我本就是个医生啊！”

这就是最终的答案。

无论徐阶是否斗倒了严嵩，无论张居正是不是一个杰出的改革家，都不关李时珍的事，他只是一个医生，他知道，生命很珍贵，也很柔弱，作为一个医生，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生命的存在。

这就是明代医生李时珍的觉悟，以及他抛弃荣华富贵，历经困苦三十年著书救人的唯一动机与目的。

在我被吸收为医学事业中的一员时，我严肃地保证将我的一生奉献于为人类服务。

我将用我的良心和尊严来行使我的职业。我的病人的健康将是我首先考虑的。我将尊重病人所交给我的秘密。我将极尽所能来保持医学职业的荣誉和可贵的传统。我的同道均是我的兄弟。

我不允许宗教、国籍、政治派别或地位来干扰我的职责和我与病人之间的关系。

我对人的生命，从其孕育之始，就保持最高的尊重，即使在威胁下，我决不将我的医学知识用于违反人道主义规范的事情。

我出自内心和以我的荣誉，庄严地作此保证。

 

                       ——1948年医学日内瓦宣言

 

 

我知道，李时珍没有读过这一段宣言，但他做到了。

他告诉我们，最伟大的人是没有派系的，最伟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在我国漫长的你死我活斗争史中，我写下了这一节，并以不朽命名，以纪念这个医生，这个超越信仰与差别，以一己之力挽救无数人生命的伟大人物。

伟大的李时珍医生永垂不朽！

 

[1057]

 

禁书

与上一节不同，这一节我考虑了很久才落笔，按说嘉靖都死了，追悼会也办完了，事情就完了，该他儿子出场了。

如果还要接着搞总结，相信会有人说我罗嗦，天地良心，我从来不管小事，问题不闹得天翻地覆，鬼哭神嚎，是断然不会被写下来的，而这嘉靖年间的最终问题，如果不写，实在是对不起那几位光辉人物，于是我毅然决定，把这个最后的问题写完。

嘉靖年间是个多事的时代，嘉靖本人复杂，连带着他的大臣、子民跟着一起复杂，什么事都有，什么人都出，忠臣、奸臣、骂臣、海盗、汉奸、英雄、还有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多国友人进来掺和，不热闹是不可能了。

对了，还漏了一个，文人。

嘉靖这四十五年是一个争议很大的时期，有人说是嘉靖中兴，也有人说是亡于嘉靖，但有一点是大家都不否认的——灿烂的文化。

除了杨慎、王世贞、徐渭等人的诗词书画外，更值得人们骄傲的是，在这个时期前后，伟大的明代四大名著已经全部诞生，并得以发扬光大，它们分别是《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金瓶梅》。

由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作者是老熟人，所以成书年代也差不多（明初），而到嘉靖年间，由于市民文化普及，这两本书已经家喻户晓，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至于《西游记》，我们目前得知的是，其作者为吴承恩，江苏淮安人，其它情况不是不祥，就是存在争议，吴先生就如同孙猴子一样，神出鬼没，难以捉摸。

而《金瓶梅》，应该是争议最多的一本书了，连成书时间都存在争议，不过大抵也就是嘉靖后期到万历之前的这一段，跑不了多远。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金瓶梅》是一本具有伟大意义的杰出著作，它应该被堂而皇之地与其他三本书摆在一起，被后人顶礼膜拜。

 

[1058]

《金瓶梅》的作者以其精湛的笔法，深刻的思想，勾勒出了西门庆、潘金莲等知名人物（拜水浒所赐）的形象，并以这些鲜活的人物描述了明代中期的市民生活、被冲击得千疮百孔的封建礼教，以及不可遏制的思想解放与性解放潮流（拜王守仁心学所赐）。

即使从文学体裁上讲，它也是杰出的，连一些红学家也认为，《红楼梦》关于人物日常生活的写作，是承继自《金瓶梅》的。

疑问最多的，大概就是此文的作者了，那个所谓的“兰陵笑笑生”如果要列出嫌疑名单，是可以另写一本书的，其实作者不留名倒也可以理解，毕竟这书里还有些不堪入目的东西（专用名词：糟粕），咱们到底是礼仪之邦，有些事情上不得台面，写了这么个玩意，总还是有点不良影响，要顾及脸面。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作者嫌疑人，说起来还和严世藩先生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很多人认为，金瓶梅中的这位西门庆是有原型的，而原型就是严世藩。

其实就生活腐化而论，西门庆和严世藩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西门庆的老婆说起来也就潘金莲那么几位，严世藩那就多了去了，基本都是两位数起算，要谈贪污的钱财数目，更是无从说起，西门大官人才什么级别，严侍郎可不是吃素的。

当然，说他们两人有关系，那也不是凭空讲白话，人家还是有证据的，比如严世藩同志又叫东楼，东楼和西门似乎还对得上，再比如严世藩同志有个小名，叫做庆儿，这种类似猜谜类的玩意数不胜数，就不多说了。

而王世贞之所以被扣上这个帽子，实在是因为他和严嵩有仇，且名声太大，文章写得太好，大家觉得如此精彩的一本小说，不是寻常村夫或是文学青年能写出来的，思来想去，就是他了。

当然现在也有许多人说王世贞不是作者，并列举了很多证据，我不搞考证，也就不写了。

不管有多少争议，但至少我们知道，明代曾有过怎样辉煌的文化，伟大的四大名著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成为了经典，此后的五百年中，除了一部《红楼梦》，无人可望其项背，不知道后面那帮人都干嘛去了。

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当时，四大名著之中，有一本是禁书，如果藏有此书，是要惹麻烦的。

我大致知道许多人的答案，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那一本。

真正被禁的，是《西游记》。

 

[1059]

如果你还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唐僧师徒四人曾经到过一个叫车迟国的地方，那个地方的皇帝推崇道教，迷信成仙，还搞出了几个虎力大师之类的邪门道士，最后被孙猴子一顿收拾，见阎王去了。

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它会被禁了，这种骂人不吐脏字的把戏历来就不少见。还有那句著名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除了孙猴子外，估计也没人敢说。

总而言之，那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至少我认为如此。

 

 

明穆宗朱载垕

公元1566年，朱载垕继位了，年号隆庆，他等了二十多年，终于等死了自己的老子，等到了皇位。

这位仁兄能混到这个位置实在不易，因为他是奉遗诏登基的，遗诏是怎么回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嘉靖忽悠了儿子那么多年，临死也没说句接班的话。

不管怎样，毕竟已经是皇上了，隆庆开始召集大臣们上朝。

被嘉靖冷落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十分激动，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甚至在朝堂上公开对骂，然而从第一天起，大臣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似乎有点不对劲。因为无论下面吵得多热闹，上面的这位兄弟却一句话都不说，始终保持沉默。

沉默的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

他是嘉靖的第三个儿子，皇位本没有他的份，安心做个藩王，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偏偏老天爷开眼，前面两个都没能熬过去，于是老三就变成了老大。

但这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一件好事，因为嘉靖同志不但命硬，还极难伺候，能和他打交道的，也都是徐阶、严嵩这类老滑头，以朱载垕的智商水平，只能是重在参与了。

而现在看着下面这帮杀气腾腾，脸红脖子粗的陌生人，他经常会发出点感叹：我怎么会呆在这种地方，和这些人打交道？

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照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

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

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叫郑履淳，他慷慨陈词，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

 

[1060]

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尚宝丞，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

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

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

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他执政的大多数时间内，他是比较窝囊的。

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都有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想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并不过分。

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

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一般是首辅）层层审批，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

要不说清楚，一个子都甭想动。

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

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触这个霉头呢，因为他就是穷得没办法了。

原先内库还有点钱，但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

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

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有事干了。

首先是给事中魏时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桂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詹仰庇，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

 

[1061]

这位詹兄是嘉靖四十四年（1565）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两三年，虽说资历浅，可谓是人混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

“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某某某某（此处略去），现在您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

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您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

皇帝又愤怒了，户部又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拨一拨地上，老子不还没买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然而这一次，他忍了下来，没有发作，继续保持沉默，珠宝的事情也不提了，就当没这回事。

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詹三本又行动了。

不久之后，这位仁兄在宫里闲逛，偶然看见了太医，就上前打招呼，一问，是进宫给皇后看病的，换了别人，这事也就完了，但詹三本不

是别人，他就开始琢磨了，这皇后怎么就生了病呢，再一打听，原来是夫妻双方闹矛盾，皇后搬到别处去住了。

好了，好了，用功的时候又到了，詹三本琢磨来琢磨去，又上了第二本：

“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一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啊，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

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您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

“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虽死贤于生）。”

这就是无理取闹了，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还要你寻死觅活？

隆庆收到奏疏，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

“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的家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

就这样，詹仰庇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而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

仰庇益感奋（史料原文）。

于是感奋不已的詹仰庇再次感奋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

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

 

[1062]

事实证明，詹仰庇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了个由头，坑

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

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锡爵，甘

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人格。

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得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得不好听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头

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

所以从登上皇位的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样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

自己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

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自然就是身边的那几位讲官了，除殷士儋外（原因很复杂，后面再讲），高拱、张居正、陈以勤

都是最合适的人选。

于是在隆庆初年（1567），礼部尚书陈以勤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朴、

高拱、陈以勤、张居正。

请注意上面的六人名单排序，它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

在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等前辈都死光

了，你就能当前辈了。

这里特别说明，早你一天入阁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面，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

那也简单，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我是嘉靖二十六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

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衔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个先后不算完。

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和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

其实这种排序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

 

[1063]

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表，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七

八十，这还是保底价。

不过幸好，除了论资排辈外，明朝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

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

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的又是一位老熟人——胡应嘉。

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应嘉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很快，一个偶然事件的发

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

明代的官员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考核一次，每六年京察一次，顾名思义，京察就是中央检察，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

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知府正五品）。当然，也包括京城的京官。

这么一算起来，那些整天叫嚷的言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十三道监察御史统统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

算是包了饺子。

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一百多年来，每次京察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言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京察的是吏部

尚书和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

但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地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的却不多。

因为人和人不一样，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个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博。

说来惭愧，这位当年严世藩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老而弥坚，这次京察是由他主导的，那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

想当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二十多年人，又干了十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老子三分，你们这

些小瘪三，也只能去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敢怎样？

 

[1064]

那倒也是，现在的内阁成员中，除了徐阶外，其余五人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谁还敢动他？

但这世上从不缺胆大的，胡应嘉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反正豁出去了，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博。

当然，弹劾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的官员，但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未动——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博

就是山西人。

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是胡应嘉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文书送上去后，杨博还没作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了。

具体说来，是高拱要解决胡应嘉，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疏，大声疾呼应该让胡应嘉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幕，只是因为胡应嘉先生过于激动，却忽视了一个基本程序问题。

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都察院，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应嘉全程办理了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京察结束了才来告状，

你早干嘛去了？

高拱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辞严厉色，一边骂胡应嘉还一边斜眼瞟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而郭朴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

起来，要严惩胡应嘉。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是不吃眼前亏的，如果再闹下去，就要骂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腰一弯，就势打了个滚：

“那好吧，我也同意。”

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

事实证明，高拱兄还是天真了点，他万万想不到，处罚令下达之日，就是他倒霉之时。

自打胡应嘉要贬官的传言由路边社传出之后，高拱就没消停过，京城里大大小小的言官已经动员起来：胡应嘉替我们说话，既然高大人要

他下课，我们就要高大人下台！

最先跳出来的是给事中辛自修，御史陈联芳，他们分别弹劾高拱滥用职权、压制言论等罪名，但高拱不愧为老牌政治家，轻而易举便一一

化解。

然而当听说另一位言官准备出场弹劾时，高拱却顿时感到了末日的来临，这个人的名字叫欧阳一敬。

欧阳一敬，嘉靖三十八年进士，给事中，从七品。江湖人送外号——骂神。

 

[1065]

这是一份并不起眼的履历，但只要看看他的弹劾成绩，你就会发现他的可怕。

嘉靖年间，他弹劾太常少卿晋应槐，晋应槐罢官。

接着，他弹劾礼部尚书董份，董份罢官。

后他调任兵科给事中，弹劾广西总兵（军区司令员）恭顺侯吴继爵，吴继爵罢官。也正是因为这位仁兄的一状，饱经沧桑的俞大猷大侠才得以接替此位，光荣退休。

三个月后，弹劾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戴才，陈其学、戴才罢官。

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很有胆，很敢弹的话，那我建议你还是接着往下看，因为他还曾经弹劾以下这些人（排名不分先后）：

英国公张溶，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锦衣卫都督李隆等等等等。

所谓英国公，就是跟随永乐皇帝朱棣打天下的那位张玉的后代，最高公爵，世袭罔替。山西总兵和浙江总兵都是省军区司令员，而李隆都督是特务头子。

弹劾结果：以上官员中，除英国公张溶外，全部罢官。

总而言之，在欧阳一敬不到十年的弹劾生涯中，倒在他脚下的三品以上部级文武官员合计超过二十人，并附侯爵一人，伯爵两人。

当我看到这份成绩单时，总会不禁感叹，原来骂人也是有天赋的。

骂神出马，自然不同凡响，欧阳一敬实在是骠悍得紧，不但弹劾高拱，还捎带了杨博，并大大夸赞了高拱的奸恶水平，说他比历史上的著名奸臣蔡京同志还要奸。

在弹章的最后，他还体现了有难同当的高尚品质：

“胡应嘉弹劾的事情，我事前就知道了，你们要处罚胡应嘉，就先处罚我吧！”

这种江湖义气，实在颇有几分黑社会的神韵。

这回高拱扛不住了，可还没等他开始反击，另一个人却蹦了出来，此人就是他的学生齐康。

齐康也是御史，但老师吃了亏，同行也就顾不上了，他立马站出来，先骂欧阳一敬，再骂徐阶，但是事实证明，骂架和打架的道理大致相同，人多打人少才能打赢。

齐御史刚出头，就被欧阳一敬方面的口水彻底淹没，而徐阶兄也不甘示弱，趁你病要你命，还找来了几个六部官员，大家一起去踩高拱。

这下再也扛不住了，隆庆元年（1567），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学士主动提出辞职回家，一个月后，他的同乡好友郭朴也退了休。

徐阶，算你狠，我们走着瞧！

 

[1066]

就这样，徐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这也只能怪高拱兄不自量力，徐首辅久经考验，当年孤身一人，尚且敢跟严嵩对干，如今天下在握，皇帝都不好使，何况高学士，内阁里你排老几？

高拱走了，最伤心的人是皇帝，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了不算。

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了，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

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

皇帝说：那好，我听你的。

不久之后，皇帝又说：我这么多年一直呆在北京，想要出去转转。

徐阶真是个直爽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

隆庆终于出离愤怒了，我爹还不敢这么管我呢！你凭什么！？一气之下，他毅然收拾行李，还是去了。

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但长此以往，怎么得了？高拱又走了，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

徐阶致仕了，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打好包裹，准备回松江老家。

这在当年，算是一件奇闻，要知道，以徐首辅的地位和威望，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灭谁就灭谁，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所谓金盆洗手，急流勇退，那只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然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而原因也十分简单——疲惫，以及欣慰。

隆庆二年（1568）,徐阶六十六岁，暂住北京，即将退休。

四十八年前，他十八岁，家住松江华亭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听从了他的教诲：

“我将致良知之学传授于你。”

四十五年前，他二十一岁，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在大明门前，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

“此子之功名，必不在我辈之下！”

三十八年前，他二十八岁，面对首辅张璁的怒吼，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

“我从未曾依附于你！”

然后他前途尽毁，家破人亡，被发配蛮荒之地，在那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

二十年前，他四十六岁，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不发一言。

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报仇雪恨也好，伸张正义也罢，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四年前，他六十二岁，经过十余年的忍耐与经营，他除掉了严嵩，杀死了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工于心计，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世间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现在，一切又回到了起点。

 

[1067]

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的老年首辅，当年的热血激情，现在的老到深沉。从黑发到白发，从幼稚到成熟，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志向。

徐阶这一辈子，被人整过，也整过人，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到保障，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地斗，奋发图强地斗，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也该歇歇了。

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致仕申请，且唯恐他反悔，当即公布天下，发退休金让他走人，明显有点不够意思，但徐阶却并不在意，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身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

张居正，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

除了张居正外，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倍感安心，他认为，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

这个走运的人，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自打从牢里放出来，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官复原职，很快就升了官，当了大理寺丞（正五品），专管审案，也算发挥特长。

不久之后，这位当年的小教谕竟然当上了都察院佥都御史（正四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

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徐首辅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

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错误的任命，很快，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

但此时的徐阶依然是幸福的，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微笑着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仇恨、喜悦和宽慰的地方。

隆庆二年（1568）十一月，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和他离弃多年的家。

四十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一切就此开始，而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

他推开了家中的那扇门。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我回家了，终于。

 

[1068]

你的命运，在我的手中

世界上的事情实在是说不准的，短短两年，高拱和郭朴走了，徐阶也走了，原本甩尾巴的张居正一下子排到了第三，当然，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因为甩尾巴的依旧是他。

所谓老实人不吃亏，李春芳现在有了充分的心得，像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从来不争不闹，居然也成了首辅，而陈以勤则当上了次辅，这两位老好人脾气不大，才能不高，以一团和气为指导思想，整天就忙着和稀泥，劝架，从不惹事，看起来，和平终于来临了。

不过终究只是看起来而已，很快，一场新的狂风巨浪就将掀起，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

隆庆三年（1569），赋闲在家的徐阶突然接到了仆人的通告，说有人来拜会他。作为朝廷前任首辅，地方上那些小芝麻官自然要经常上门拜码头，为省事起见，但凡遇到这种情况，仆人会直接打发他们走人。

但这一次，是个例外，仆人告诉他，来访的这位虽不是官，却比官还牛，口口声声说有紧急机密的事情要找徐阶，且口气极大，极其嚣张。

于是徐阶也好奇了，他把这个人叫了进来。

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自称姓邵，别号“大侠”，没有官职，没有身份。然而他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久经沙场的徐阶目瞪口呆。

他说的这句话是：我能帮助你再当上首辅，你愿意吗？

等徐阶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后，便大笑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笑，在他四十多年的执政生涯中，遇到过无数怪事、怪人，但眼前此情此景，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我在内阁混了十几年，九死一生才当上首辅，天下到处都是我的门生亲信，皇帝都要服我管，你既无官职，也无名望，也就算个二流子，竟然要扶持我当首辅！

差点笑岔气的徐阶挥了挥手，让人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赶了出去，在他看来，这是退休生活中一次有趣的娱乐插曲。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他放声大笑之时，这位邵大侠并没有丝毫惊慌与尴尬，在他的眼中，只有两种情绪在闪动：失望、以及仇恨。

 

[1069]

于是被赶出徐家之后，他立刻调转了方向，前往另一个地方——河南，在那里，他将会见第二个人，并兑现自己的诺言。

十几天后，高拱在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这位邵大侠，也听到了他的承诺，但与徐阶不同的是，他相信了眼前的这位神秘访客。而一个传奇也就此开始。

我最早是从一些杂谈笔记中看到这一记载的，当时只是一笑了之，从古至今，像邵大侠这样的政治骗子一向不缺，拿着几份文件，村长就敢认部长的，也不在少数。

一个无权无势的无名小卒，怎么可能把高拱扶上首辅的宝座？打死我也不信。

然而打不死，所以我信了。

因为在后来的查阅中，我发现，有许多可信度很高的史料也记载了这件事，而种种蛛丝马迹同时证明：这位邵大侠虽然是个骗子，却是骗子中的极品。

邵大侠，真名不详（一说名邵方）、具体情况不详，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混混。

这位仁兄自小就不读书，喜欢混社会，一般说来，年轻人混到二十多岁，就该去找工作娶老婆了，但他却是个例外，对他而言，混混已经成为了一种事业，从南混到北，从东混到西，最后混到了京城。

正是在京城，他圆满完成了转型，成功地由一个小混混变成了巨混混。因为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虽不起眼，品级不高，也不是内阁成员、六部部长，却有着不亚于内阁首辅的权势。

他的名字叫做陈洪，时任御用监掌事太监。

前面曾经说过，在太监的部门中，司礼监权力最大，因为他们负责批红，任何命令没有他们打勾都不能算数。而这位陈洪兄虽也干过司礼监，此时却只是个管日用品的御用监。

但事实上，这位陈兄是当年最牛的太监之一，究其原因，那还要感谢嘉靖同志。

因为嘉靖不信任太监，加上当时的内阁过于强悍，都是夏言、严嵩、徐阶之流老奸巨滑的人物，所以司礼监的诸位仁兄早就被废了武功，又练不成葵花宝典，每天除了在公文上打勾外，屁都不敢放一个。

 

[1070]

于是御用监脱颖而出了，你再威风再嚣张，吃喝拉撒总得有人管吧，日常用品总得有人送吧，这就是关系，这就是机会。所以不起眼的陈洪，却有着极为惊人的能量。

但太监是不能自己随意出宫的，有钱没处花，有劲没处使，于是邵大侠就成为了陈太监的联络员，而高拱，就是陈洪的第一个同盟者。

绝顶聪明的徐阶赶走了高拱，安插了张居正，在他看来，高拱已经永无天日，事情已经万无一失，却没有想到，还是留下了这唯一的破绽。

于是隆庆三年（1569）十二月，经过无数说不清道不明的内幕交易与协商，高拱又回来了，此时距他离去仅仅过了一年。

得意了，翻身了，凭借着一个太监的帮助，高拱以十倍于胡汉三的精神状态回到了京城，在他看来，天下已尽在掌握。

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三年后，他将沿原路返回老家，而赶他回家的，是另一个太监。

所谓人走茶凉，有时候也不靠谱，听说高拱回来了，隆庆十分高兴，亲自接见他，并刻意叮嘱好好工作，天天向上。

说是这样说，但毕竟人走了一年，原先在内阁排老四，现在也只能去甩尾巴了。朝廷的规矩，就算天王老子，也不能插队！

但皇帝大人实在很够意思，为保证高老师不至于被排在前面的几位熬死，他玩了一个小小的花招，而正是这个花招成就了高拱。

在下令高拱为大学士进入内阁的同时，隆庆兄还悄悄地送给他的老师一个职务——吏部尚书。

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根据历朝的惯例，为保证皇帝大权在握，内阁大学士不能兼管吏部，因为吏部是人事部，是中央六部中权力最大的部门，如果把人事权和政务处理权都交到一个人的手中，不出鬼才怪。

但咱们谁跟谁啊，战火中结交，斗争中成长，是铁得不能再铁的兄弟，不信你高老师还能信谁？

于是大权在手的高拱准备行动了，为了得到那最高权力的宝座，为了实现自己报国救民的抱负，必须先铲除几个敌人。

高拱黑名单上的第一个目标，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那群叽叽喳喳的言官们终于要吃苦头了，高学士不是隆庆皇帝，说整你就整你，绝不打折扣，于是短短几个月中，二十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

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是欧阳一敬。

 

[1071]

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

骂神不愧为骂神，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势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了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没有死在骂人的工作岗位上，实在是一种遗憾。

现在只剩下胡应嘉了，欧阳一敬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

因为胡应嘉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

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应嘉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

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

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

说起这位赵兄，那也算是老熟人了，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

但自打这位声名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要没事找事，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

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

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而赵学士，是嘉靖二十年。

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就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他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是要求太高。

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

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

 

[1072]

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那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

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目标是首辅，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

很快，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

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都察院。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都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面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

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

对于此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

“别忘了，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京察！”

要明白，言官骂人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

于是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

因为陈以勤辞职了。

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

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去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面，成为了次辅。

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在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

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

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海瑞。

 

[1073]

隆庆三年（1569），海瑞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请注意，不是最大，是最肥。

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有的富，说到底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

而在当时，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万众所向，它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功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

文选司管文官人事调动，要你升就升，考功司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

武选司管武将人事任命，战场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

所谓应天，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

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

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退休回家养老。

“海阎王就要来了！”

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

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常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

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娱乐场所此时也已空无一人，活像刚被劫过的，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有钱，比人家骂他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恰巧当时南京镇守太监路过应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

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便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就这样连走带跑离开了应天。

 

[1074]

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

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

告状不要钱！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每天巡抚衙门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三千多张诉状，而海阎王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富人败诉。

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它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

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就是没事找事，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

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

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地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

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谁也不触这个霉头。

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

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到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滴。

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

 

[1075]

不过看在徐阶的面子上，海瑞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写了封信，要他退地。

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

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静，我是替你着想啊！

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六十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

于是他又写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田，希望他念在往日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

可是事实证明，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

到此徐阶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

他下定了决心，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

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

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

最好的工具

活了这么大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

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那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他都是冷眼旁观。

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

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海瑞是徐阶的人，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

海瑞，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

高拱很快对海瑞的举动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

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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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

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

看起来，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隆庆四年（1570年），海瑞接到了朝廷的命令——收拾东西走人。

于是仅仅当了半年多巡抚的海瑞走了，他本着改造一切的精神跑来，却发现被改造的只有他而已。

海瑞先生岂是好惹的，这么走算怎么回事？他一气之下写就了另一封骂人的奏疏。

在海瑞的一生中，论知名度和闹事程度，这封奏疏大概可以排第二，仅次于骂嘉靖的那封。

要知道，骂人想要骂出新意是不容易的，既然骂过了皇帝，骂其他人也就没啥意思了，但海瑞先生再次用行动证明了他的骂人天赋，这一次他找到了新的对象——所有的大臣（除他以外）。

而他在奏疏中，也创造了新的经典骂语——“举朝之士，皆妇人也”

这句话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在古代骂对方是妇人，比骂尽祖宗十八代还狠，于是满朝哗然一片，然而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出面反击。

究其原因，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大家都知道，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要是和他对骂，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

只有两个人说话了

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疏，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照海瑞的这个说法（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

还真是个老实人啊。

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错了。

 

[1077]

海瑞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

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隆庆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

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

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了。

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

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

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

第一个，叫做潘季驯。

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

几年前，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

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驯先生曾经这样做过，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

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

这位兄台算是个奇人，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他的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

 

[1078]

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杆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

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

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

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

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

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

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住在黄河边上的人应该深有体会）

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

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那件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

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

除此之外，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名叫滚水坝，具体说来，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当洪水过大之时，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以减轻洪峰压力。

看起来很眼熟是吧，没错，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

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

这是第一位，算是个干技术的，相比而言，下面的这位就麻烦得多了。

 

[1079]

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等汛期洪峰过了，该埋的埋，该重建的重建，也就消停了，但是暴动就不一样了，要闹起来你不管，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那种事西游记里才有。

隆庆四年（1570），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在当年，这个地方算是蛮荒之地，文盲普及率较高，不读书自然不服管，不服管自然不纳税，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于是来来往往，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

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两广全境都有叛乱，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于是高拱一拍脑门：

“没办法了，派殷正茂去吧！”

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王世贞的文采，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但他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军事。

他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被认为是一代名将，按说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

原因很简单，他太贪。

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原先当地方官就吃农民赋税，到军队后就吃士兵的军饷，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贪得名闻全国，着实不易。

果然，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就如同往厕所里丢了颗炸弹，分量十足，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

高拱却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表示一定要用，每天朝廷里都吵得天翻地覆，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只用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

“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我就派谁去！”

这就不好玩了，殷正茂即刻光荣上任。

但他的亲信，给事中陆树德站了出来，劝告高拱，人你可以派去，但军饷你要看紧，最好在户部找个人随从前去，搞好财务审核制度，要内防家贼。

然而高拱说：

“不用派人，所有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

陆树德急了：

“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

“我知道。”高拱却笑了笑，“那又如何？”

 

[1080]

“我拨一百万两军饷给殷正茂，他至少贪污一半，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或许他一两也不贪，但是办不成事，朝廷就要多加军饷，这么拖下去，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殷正茂不去，谁去？”

事实确实如此，殷正茂去后，仅仅几个月就平息了叛乱，班师凯旋，当然了，军饷他也没少拿，如果不贪，那就不是殷正茂了。

但高拱还是赚了，说到底，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

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潘季驯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前面这二位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一个连朱元璋都没能解决的问题。

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时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其实之前他曾经露过一面，在浙江时，他作为俞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获得大胜。这之后他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

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杨博、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

所谓不敢惹，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军事文官。

在明代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比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也不能幸免，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性情比较彪悍，不守游戏规则，你要是敢骂他，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看谁吃亏。

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还有后台，作为嘉靖二十年的新科进士，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

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宣大总督。

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哲学家王守仁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

“大明虽大，最为紧要之地只有四处，若此四地失守，大明必亡。”

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大同、蓟州、辽东，它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疼，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

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它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宣大、蓟辽），由朝廷直接管理，其指挥官为总督，超越各级总兵，是明朝国防部长（兵部尚书）以下最高级别的军事长官，只有最富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

顺便说一句，当时的蓟辽总督是谭纶，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蓟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

 

[1081]

看到这个豪华阵容，你就应该明白，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

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

飞来横财

就在王崇古上任的几乎同一时刻，一个人从蒙古鞑靼的帐篷中走出，在黑夜中向故乡投去了最后仇恨的一瞥，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那里是敌人的营垒。

于是天明之时，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横财来了。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把汉那吉，是俺答的孙子，说起这位俺答兄，也算是老朋友了，当年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好不威风，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敌人那边，当了叛徒，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恋爱问题。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不久前，把汉那吉准备要娶媳妇了，而且这位未婚妻很漂亮，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都乐呵呵的。

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有一天，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便当机立断：把汉那吉你再娶一个吧，这个我就带回家了。

顺便讲一下，据某些史料记载，这位孙媳妇也是俺答的外孙女，要这么算起来，那俺答应该算是乱伦了，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

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鞑靼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但把汉那吉依然愤怒了：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竟然被老头抢走了，真是岂有此理！

可这位老头偏偏是他的爷爷，还是部落首领，自己一无兵，二无权，又能怎样呢？

思前想后，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投奔明朝。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至少也能出一口恶气。

于是事情就闹到了这个份上，边关守将捞到这么个重量级人物，十分高兴，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

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自今日起，全军收缩，准备迎战！

此外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副将（副总兵级别）以上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

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军官不去打仗，难道让小兵指挥？

事实证明，王崇古同志作出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

三天之后，俺答就来了，带着他的全部家当——十几万蒙古骑兵。

 

[1082]

但这一次他们似乎不是来抢东西的，在大同宣府附近转悠了好几天，不断挑衅闹事，但边防军牢记王崇古的教诲，打死也不出头，偶尔只派小股部队出去转转，就这么折腾了几天，蒙古军粮食吃光了，才抓了几个小兵，只能打道回府。

身为一名长期从事抢劫工作的专业人士，俺答有着充分的绑票经验，抓人、谈判、收赎金一整套流程了如指掌，而现在自己的孙子成了敌人的人质，作为该行业的资深从业人员，他没有去谈判，筹集款项，而是直接选择了最为简单的方式——绑票。

只要能够抓到对方的高级将领，拿人去交换，既方便操作，又节省成本。可惜的是，王崇古是狡猾狡猾地，不吃这一套。

俺答失望地走了，王崇古却犯了愁，该怎么处理这位把汉那吉呢？你把他留在这里，俺答自然会来找麻烦，而这位仁兄除了身份特殊外，也没啥特殊才能，每天你还要管饭，实在是个累赘。

大多数人建议：好歹也是个蒙古贵族，养在这里费粮食，咱们把他剁了吧，也算是立个功。

也有人说，还是放了吧，省得他爷爷来闹事。

面对激动的群众，王崇古保持了冷静，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去请示领导，领导总是英明的，即使不英明，至少也能负责任。

于是他上报了高拱，请领导批示处理意见。

高拱接到了报告，即刻找来了张居正，两位老狐狸凭借多年朝廷打滚的经验，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判断：既不能杀，也不能放。

那该怎么办呢？在长时间思考之后，高拱眼睛一亮：

“我要用他，去交换一个人。”

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

明代是一个不缺汉奸的朝代，而在吴三桂之前，最为可恶的汉奸非赵全兄莫属。

在逃到鞑靼之前，赵全是明军中的一员，估计是由于福利待遇之类的问题，他义无反顾地投奔了俺答，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

历史证明，汉奸往往比外敌更为可恶，高拱之所以如此看重赵全，是因为这位汉奸实在坏得离了谱，坏出了国际影响。俺答虽说喜欢抢劫杀人，但总体而言，人品还是不错的，也比较耿直，抢完了就走，不在当地留宿过夜。

但赵全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1083]

赵全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此外他还劝说俺答当皇帝，组织政权和明朝对着干，破坏能量非常之大。

因为他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赵全极其光荣地成为了明朝头号通缉要犯，上到皇帝，下到小兵，个个都知道他的大名，而这位仁兄也极其狡猾，朝廷重金悬赏，但凡抓到他的，升官赏钱不说，还能分房子，但十几年过去，连根毛都没逮到。

现在机会终于到了。

在高拱的命令下，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俺答军营谈判，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

在很多人看来，这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任务，但实际上非常复杂。

使者踏入了俺答的营帐，等待他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一句话：

“你知不知道，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已经被我杀掉了。”

死亡的威胁扑面而来，因为这位俺答似乎根本没有谈判的打算。

万幸的是，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使者鲍崇德，实际上非常起眼。

鲍崇德，当地人，原本是翻译，之后不断进步，兼职干起了外交，这一次，他将用自己出众的能力去完成这次凶险无比的任务。

“我知道。”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

“那你知不知道，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嚣张是可以升级的。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敢来？！”

然而嚣张的俺答最终沉默了，因为鲍崇德的一句话：

“如果我不来，你的孙子就没命了。”

虽然俺答摆出了一幅坚决不谈判的架势，但鲍崇德却十分肯定，他不过是在虚张声势，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和孙子的感情也不好，但无论如何，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

因为在此之前，鲍使者曾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俺答是一个怕老婆的人。

虽然俺答有好几个老婆，且生性野蛮，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特别是那个叫伊克哈屯的女人。

这位伊克哈屯大概算是俺答资历最老的老婆，也是最厉害的一个，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是不是孙女，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可偏偏那位跑掉的把汉那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

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我就废了你！

 

[1084]

于是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俺答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俺答跑，并且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发出了大声的怒吼：

“老东西，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要不就打死你！”

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俺答杀了很多人，抢了很多东西，但他毕竟也是人，这么个闹腾法，每天都不得安生，实在受不了，可要他拉下面子求人，也确实干不出来，不得已才出此绝招，希望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可惜鲍崇德并非等闲之辈，这位仁兄也是在官场打滚的，要论玩阴谋手段，俺答还得叫他一声爷爷。

于是大家都不忽悠了，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俺答开门见山：

“我的孙子现在哪里，情况如何？”

“他的近况很好，我们给他安排了住处，你不用担心。”

情况摸清楚了，下面谈条件：

“你们何时才肯放回我的孙子？”

“随时都可以。”鲍崇德笑着回答道。

“其实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

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俺答想了一下，只想了一下。

于是他也笑了。对他而言，那个人实在无足轻重。

几天之后，穿着新衣服的把汉那吉回到了蒙古，还带来了许多礼物，而俺答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

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走狗，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

历史又一次证明，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

赵全抓回来了，被凌迟处死，据说他身体还不错，割了上千刀才死，把汉那吉回家去了，继续过他的日子，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

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但事实上，发财的机会才刚刚开始。

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明朝看鞑靼是土匪，鞑靼看明朝是恶霸，经过这件事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并非洪水猛兽，虽说有代沟，但还是可以沟通的。

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封贡互市。

 

[1085]

所谓封贡互市，具体讲来是这么个过程，明朝封鞑靼，发给俺答等人新衣服（官服）、公章（官印）等官僚主义用品，承认他们的土财主地位。而鞑靼要听从明朝大哥的教诲，不得随意捣乱抢劫，这叫封。

当然了，俺答虽说读书少，也绝不是白痴，给几枚公章，发几件衣服就想忽悠他，那还是有难度的，要我听话，你就得给钱。实际操作方法为，每年俺答向明朝进贡土特产（马匹牛羊不限，有什么送什么），而明朝则回赠一些金银珠宝，生活用品等，这叫贡。

但封贡毕竟是小买卖，蒙古部落上百万人，对日用品市场需求极大，又没有手工业，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边境贸易。大家找一个地方，弄个集贸市场，来往商贩把摊一摆，你买我卖，这就叫互市。

其实自从元朝取消国号后，混吃等死就成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愿，所谓回中原当大地主，梦里时常也能见到。

可是没办法，蒙古的经济结构实在太单一，骑马放牧人人都会，可你要他造个锅碗瓢盆出来，那真是比登天还难。如果要几十年不用这些玩意，似乎又说不过去，找人要，人家又不给，没办法，只有抢了。

现在既然能靠做生意挣回来，那自然更好，毕竟为抢个脸盆把命丢掉，实在也是太不划算。

体育就是和平——顾拜旦说的。

贸易也是和平——这是我说的。

有一点必须说明，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贸易才能带来和平，边境有王崇古、谭纶、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谁抢就收拾谁，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否则还是抢劫划算。

对于封贡互市制度，蒙古是一呼百应，极其欢迎，但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明朝的屁股。

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却对此极不感冒，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给点好处让他们消停点就行了，做生意？做梦！

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反对派气势汹汹，其主要观点是：东西我大明多的是，但即使送给要饭的，也不能给蒙古人！

这一派带头的，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英国公张溶，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衡也是反对派的干将，真可谓是一脉相承。

 

[1086]

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张居正一帮人，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算是皇帝的秘书，不便公开表态，他是个聪明人，一看朝廷里反对一片，强行批准定被口水淹死，便见风使舵，想出了一个办法。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想出了这个方法，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而这个办法，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包括：钻空子、绕道走、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

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张溶，可还没等他说话，张溶就叫嚣起来：

“无论你说什么，我们都绝不同意！”

“没问题”，高拱笑着说道，“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我们来表决。”

张溶目瞪口呆，因为事实证明，高拱并没有开玩笑。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封贡票决”事件发生了，大家不闹腾了，开始投票，据史料记载，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四十四人，在会议上，赞成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陆续发言，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

经皇帝公证，验票统计如下：赞成封贡互市者二十二人，反对封贡互市者二十二人。

这下白闹了，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

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皇帝说了不算，内阁说了也不算，在万恶的封建社会，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实在有负“黑暗专制”的恶名。

当然，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对搞民主也没啥兴趣，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实在是另有企图。

根据我的估计，在此之前，他一定曾算过票数，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才提议投票，因为一旦投票不成，事情就会推给皇帝，可是皇帝不会管事，自然就会推给内阁，而内阁，是高拱说了算。

于是一圈绕回来，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

既然大臣解决不了，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李春芳可以忽略不及，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

隆庆五年（1571）,边境市场正式开放，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自朱元璋起，折腾了两百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落下帷幕，此后近百年中，双方再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和平终究还是实现了，这是高拱立下的不朽功勋。

 

[1087]

决裂

潘季驯、殷正茂和王崇古的任用，证明了高拱是一个无比卓越的优秀政治家，在他的统领下，大明王朝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活力，而他的声名也随之达到了最高峰。

然而就在那光辉灿烂的顶点，一个阴影却已悄然出现，出现在他的背后。

张居正并不是个老实人，他或许是个好人，却绝不老实，对于高拱同志，他一直都是有看法的：

论资历，高拱比他早来三年，论职务，高拱从翰林院的科员干起直到副部长、部长、大学士，几十年辛辛苦苦熬出来的，劳苦功高，而他却是从一个从五品副厅级干部被直接提拔为大学士，属于走后门的关系户，论能力，高拱可谓是不世出之奇才，能够善断，相对而言，他还只是个愣头青。

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张居正都只能乖乖当小弟，而一直以来他也是这样做的，凡事唯高拱是从，遇到大事总是请示再请示，十分尊重领导。

可问题在于，高拱并不满足于当老大，他还要当爹，他要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他，服从他的指挥，谁要不听话，是要被打屁股的。

刚开始的时候，张居正也没啥意见，毕竟高拱是老同志，耍耍威风似乎也没什么，但很快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当他亲眼看到那个被打屁股的人时。

这位倒了霉的仁兄就是殷士儋,关于此人，那真是说来话长。

嘉靖二十六年（1547），殷士儋和张居正同期毕业，由于成绩优秀，被选为庶吉士，之后又被调入裕王府，担任裕王的讲官。

既有翰林的背景，又是太子的班底，官运也不错，隆庆二年（1568）还当上了礼部尚书，但奇怪的是，他偏偏就是入不了阁。

在明代，这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记得我当年小学时曾被任命为卫生委员，现在想来，那是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虽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多扫一次地，却实在让人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为什么呢？

因为卫生委员是班委成员。

要知道，各科科代表虽说平时管收作业，实在是威风八面（特别是对我这种不爱交作业的人），但他们不是班委成员，老师召集开会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资格去的，也得不到老师的最高指示。

 

[1088]

卫生委员就不同了，虽然每日灰头土脸，但每当听到老师召唤时，将手中的扫把一挥，高傲地看一眼收作业的课代表，开会去也！

那是相当的牛。

相信你已经明白了，课代表就是各部部长，班委就是内阁，老师就是……

扫地的强过收本子的，就是这个道理。

殷士儋讨厌收作业，他想去扫地，但他始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

而根正苗红的殷部长入不了阁，说到底，还得怪他的那张嘴。

在这个世界上，同样一件事，不同的说法有截然不同的效果，比如一个胖子，体重一百公斤，如果你硬要说人家体重0.1吨，被人打残了我也不同情你。

殷士儋大致就是这么一个人，他是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算是个地道的山东大汉，平时说话总是直来直去，当年给裕王当讲官时经常严辞厉色，搞得大家都坐立不安，所以后来裕王登基，对这位前老师也没什么好感。

其实皇帝怎么想还无所谓，关键是高拱不喜欢他。

这很正常，高拱要听话的人，而殷士儋明显不符合此条件。

所以入阁的事情拖了好几年，人员进进出出，就是没他的份，这不奇怪，奇怪的是，到了隆庆四年（1570）十一月，这位收作业的仁兄竟然拿到了扫把——入阁了。

这自然不是高拱偶发善心，实在是殷部长个人奋斗的结果，既然高拱不靠谱，皇帝也不能指望，那就只剩下了一条路——太监。

殷士儋一咬牙，走了太监的门路，终于得偿所愿，对此高拱也只能望洋兴叹，毕竟他也是靠太监起家的。

但老奸巨滑的高学士自然不会就此了结：不能挡你进来，那就赶你出去！为了及早解决这个不听话的下属，他找来了自己的心腹，都给事中韩楫。

几天之后，在韩楫的指示下，言官们开始发动攻击，殷士儋同志的老底被翻了个遍，从上学到找老婆，但凡能找到的都拿来骂，搞得他十分狼狈。

高拱得意了，这样下去没多久，殷士儋只能一走了之，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他也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殷士儋的脾气。

于是一场意外就此发生。

事情从一次会议开始，本来内阁开会只有大学士参加，但有时也邀请言官们到场，偏偏这一次，来的正是韩楫。

 

[1089]

殷士儋不喜欢高拱，本打算打声招呼就走人，一看韩楫来了，顿时精神焕发，快步走上前去，说了这样一句话：

“听说韩科长（韩楫是六科都给事中，明代称为科长）对我有意见，有意见不要紧，不要被小人利用就好！”

高拱就在现场。

殷学士的这句话只要不是火星人，想必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加上在场的人又多，于是高拱的脸面也盖不住了。

“成何体统！”

好！你肯蹦出来就好！

孙子当够了，殷士儋终于忍无可忍，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怒吼：

“高拱！陈大人（指陈以勤）是你赶走的，赵大人（指赵贞吉）是你赶走的，李大人（指李春芳）也是你赶走的，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

高拱当时就懵了，他万万没想到，像殷士儋这种档次的高级干部，竟然会当众发飚，一时反应不过来，但更让他想不到的还在后头。

殷士儋真是个实诚人，实诚得有点过了头，这位仁兄骂完了人，竟然还不解恨，意犹未尽，卷起袖子奔着高拱就去了。

反正骂也骂了，索性打他一顿，就算要走，也够本了！

到底是多年的老政治家，高拱兄也不是吃素的，看见殷同志来真格的，撒腿就跑，殷士儋也穷追不舍：脸已经撕破了，今天不打你个半死不算完！

关键时刻，张居正站了出来，他拉住了殷士儋，开始和稀泥：

“万事好商量，你这又何必呢？”

然而殷士儋明显不是稀泥，而是水泥，一点不给面子，对着张居正又是一通怒吼：

“张太岳（张居正号太岳），你少多管闲事，走远点！”

老子今天豁出去了，谁敢挡我就灭了谁！

所幸在场的人多，大家缓过劲来，一拥而上，这才把殷大学士按住，好歹没出事。

我算了一下，闹事的时候，殷士儋五十六岁，高拱六十岁，张居正最年轻，也四十七岁，三位中老年人竟然还有精力闹腾，实在让人钦佩。

殷士儋不愧是山东人，颇有点梁山好汉的意思，敢作敢当，回家后没等高拱发作，就主动提出辞职，回家养老去了。

在高拱看来，这个结果还不错，虽说差点被人打，但自己还是赢了，可以继续在内阁当老大。

 

[1090]

但他绝对想不到的是，这场风波正是他覆亡的起点，因为在那个纷乱的场景中，张居正牢牢地记住了那句被很多人忽略的话：

现在你看我不顺眼，又想赶我走！首辅的位置是你家的不成！？

是啊，既然李大人可以被赶走，陈大人可以被赶走，那么我也会被赶走——当高大人看我不顺眼的时候。

况且，我也喜欢首辅的那个位置。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张居正就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识——两个人之中，只能留一个。

而那个人，只能是我。

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和抱负，高拱，你必须被毁灭。

张居正打定了主意，准备对他的老朋友、老同事动手了，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先出招的人，竟然是高拱。

其实一直以来，高拱虽说对张居正抱有戒心，却还是把他当朋友的，直到有一天，他听到了那个传闻。

对高拱而言，赵贞吉是可恶的，殷士儋是可恶的，但只要他们滚蛋，倒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只有一个人除外——徐阶。

对徐大人，高拱可谓是关怀备至，对方家破人亡之后，他还是不依不饶，经常过问徐阶的近况，唯恐他死得太轻松。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突然跑来告诉他，张居正和徐阶有秘密来往，答应拉他一把，帮他儿子免罪，当然了，张居正也没白干，他收了三万两白银。

高拱平静地点了点头，他准备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久之后的一天，他找到张居正闲聊，突然仰天长叹：

“老天爷真不公平啊！”

张居正没有说话，他知道后面的话才是正题。

“为什么你有那么多儿子，而我一个也没有？”

张居正这才松了一口气，高拱确实运气不好，六十多岁的人了，无儿无女，将来也只能断子绝孙了。

为缓和气氛，张居正发挥了他和稀泥的专长，笑着说了这么一句：

“儿子多，但也不好养活啊！”

好了，要的就是这句话。

“你有徐阶送你的三万两白银，养活几个儿子不成问题。”高拱微笑着，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张居正慌了，他这才发现对方来者不善，无奈之下，他只得赌神罚咒，说些如果收钱，出门让车撞死，生儿子没*****之类的话，最后搞得声泪俱下，高拱才作了个样子，表示这是有人造谣，我绝对不信，然后双方握手言和，重归于好。

给他一个教训，今后他就会老实听话——这是高拱的想法。

必须尽快解决他，再也不能迟疑！——这是张居正的决心。

 

[1091]

一个过于优秀的太监

 

决心下了，可该怎么动手呢？扫把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张居正明白这个道理。

但现在的高拱已经今非昔比，连无比狡猾的徐老师都败在他的手下，单凭自己，实在没有胜算。而且这位六十高龄的高老头身体很好，每天早起锻炼身体，精神十足，等他自然死亡太不靠谱。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一个人进入了张居正的视野，他的名字叫冯保。

和明代的同行们比起来，冯保是个非常奇特的太监——奇特得不像个太监。

一般说来，太监由于出身不好，且家庭贫困，能认识几个字，写自己的名字就算知识分子了，按照这个标准，冯保绝对可以评上教授，因为他不但精通经史，而且还是著名的音乐家，擅长演奏多种乐器，此外他还喜欢绘画，时常也搞点收藏。

比如后来有一次，他在宫里闲逛，“无意”地走进了宫内的收藏库，“无意”地信手翻阅皇帝的各种收藏品，然后“无意”中喜欢上了其中一幅画，最后便“无意”地“顺”（学名叫偷）走了这幅画。

事实证明，冯保先生的艺术鉴赏眼光是相当高的，因为那幅被他收归己有的画，叫做《清明上河图》。

像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天知地知，而我这样的小人物之所以也能凑个热闹，是因为冯太监在偷走这幅画后，还光明正大地在画上盖上了自己的收藏章——以示纪念（类似某某到此一游）。

捅出冯太监的这段隐私，只是为了让你知道，他虽然有文化，搞艺术，却绝非善类，做坏事敢留名，偷来的锣还使劲敲，这充分说明他具备了以下几种优良品质：胆大、心细、脸皮厚。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这样的人，才最适合搞阴谋。

而更让张居正喜出望外的是，这位冯保最恨的人，恰恰就是高拱。

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明代的太监机关中，权力最大的是司礼监，因为这个部门负责帮皇帝批改奏章，具体说来是用红笔打勾，然后盖上公章，上到军国大事，小到鸡皮蒜毛，都得过他们这关。

从嘉靖年间开始，冯保就是司礼监中的一员，隆庆登基后，他也官运亨通，成为了东厂提督太监兼御马监管事太监。

 

[1092]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职务，要知道，东厂是特务机关，而御马监手握兵权，是十二监中仅次于司礼监的第二号实力机关。既管特务，又管部队，一个太监能混到这个份上，就算成功人士了。

但冯保并不满足，他要做太监中的霸主，就必须回到司礼监，得到另一个位置——掌印太监。

司礼监的工作是打勾和盖章，打勾的人数不等，叫秉笔太监，有资格盖章的却只有掌印太监——有且仅有一位。

天下大事，都要从我的公章下过，你不服都不行。

恰好此时前任掌印太监下课，太监也要论资排辈，按照职务资历，应该是冯保接任，但他却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因为高拱插手了。

高拱横空出世，把御用监管事太监陈洪扶上了宝座，原因很简单，当年陈洪帮他上台，现在是还人情时间。

你陈洪不过是个管仓库的御用监，凭什么插队？！然而可怜的冯保只能干瞪眼，高拱实在太过强悍，是招惹不得的。

那就等吧，总有一天等到你。似乎是冯保的痴心感动了上天，陈洪兄上台没多久，也下课了。这下应该轮到冯太监了。

然而高拱又出手了，他推荐了孟冲来接替陈洪的位置。

冯保出离愤怒了，愤怒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据说在家里连骂了三天，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如此激动，倒不全是有人抢了他的职位，而是这位孟冲兄的身份实在有点太过特殊。

按照规定，要当司礼监掌印太监，必须在基层单位或重要岗位锻炼过，这样才能当好领导太监，可是孟冲先生原先的职务却是尚膳监，这就有点耸人听闻了，因为尚膳监的主要职责，是管做饭。

也就是说，尚膳监的头头孟冲先生，是一名光荣的伙食管理员。

太欺负人了！上次你找来一个管仓库的，我也就忍了，这回你又找个做饭的，下次莫不是要找倒马桶的？

冯保终于明白，不搞倒高拱，他永远都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在经过短时间观察后，不需要介绍人介绍，也未经过试探、牵手、见家长之类的复杂程序，冯保与张居正便一拍即合，结成了最为亲密的联盟。

 

[1093]

但双方一合计，才发现高拱兄实在很难拱，他的威望已经如日中天，皇帝也对他言听计从，朝中爪牙更是数不胜数，一句话，他就是当年的徐阶，却比徐阶难对付得多，因为看起来，这位仁兄似乎打算革命到底，丝毫并没有提前退休的打算。

于是两人很快达成了共识，目前只能等——等高拱死。

但这种事情哪有个准，正当这对难兄难弟准备打持久战时，局势却出现了进一步的恶化。

为保存实力，张居正与冯保商定，遇到事情由冯保出面，张居正躲在暗处打黑枪，两人不公开联系，总是私下交流感情。

但意外仍然发生了，一天，张居正突然得到消息，说隆庆皇帝病情加重，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但此时天色已晚，为了给冯保报信，张居正便写了一封密信，连夜派人交给冯保。

安全抵达，安全返回，张居正松了一口气。

然而第二天，当他刚刚步入内阁办公室的时候，一声大喝镇住了他：

“昨天晚上，你为什么送密信给冯保？信上写了什么？如果有事情，为什么不与我商量？！”

这回高拱也不兜圈子了，反正内阁里只有我们两人，既然是破事，咱们就往破了说。他死死地盯着张居正，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张居正没有准备，一时间手足无措，但老狐狸就是老狐狸，片刻之间，他就换上了一幅招牌式的笑容，笑嘻嘻地看着高拱，也不说话。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老子死活不表态，看你怎么办？

这大概算是耍无赖的一种，于是在对峙一段时间后，高拱撤退了，他警告张居正不要乱来，便气鼓鼓地扬长而去。

事情闹大了，一听说联系暴露了，冯保就炸了锅：

还搞什么地下工作，高拱都知道了，索性摊牌吧！我们两个一齐上，鱼死网破，看看谁完蛋！

张居正明白，冯保是对的，现在情况紧急，高拱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所谓先下手为强，如果现在动手，还能抢占先机，再晚就麻烦了。

最关键的时候到了，动手还有一丝胜算，等待似乎毫无生机。

面对着极端不利的局面，张居正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抉择：

“再等等。”

 

[1094]

无以伦比的天赋，以及二十多年朝廷打滚的政治经验，最终拯救了张居正，让他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

“高拱依然是信任我的。”

继续隐藏下去，等待时机的到来。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机会来临。

隆庆皇帝终于不行了，这位太平天子做了二十多年的替补，却只当了六年的皇帝，估计是当年压力太大，他的身体一直不好，加上一大群言官口水乱飞，他又没有他爹那种心理素质，一来二去就一病不起。

这位循规蹈矩的皇帝知道自己不能干，所以把工作交给能干的人，在他统治期间，经济得到发展，百姓安居乐业，连蒙古人都消停了，也算是相当不错了。

一句话，他是个老实人。

就在这一天，这位老实人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便紧急下令，召见三个人，他们分别是高拱、张居正，以及刚刚入阁不久的高仪。

这里说一下这位高仪，虽说他姓高，却绝非高拱的亲戚，这位兄台当年是高拱的同班同学，几十年勤勤恳恳，小心谨慎，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实人，老实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比如当年他做礼部尚书的时候，家里的房子失了火，烧得一干二净，好歹是个正部级干部，重新盖一座就是了。

可是高仪却极为另类，他自己没钱，也不向组织开口，竟然找了个朋友家借住，而且一直到死，也没买过房子，就这么凑合了十几年。

所以很明显，高拱拉这个人入阁，就是用来凑数的，在他看来，高仪不过是个老实本分，反应迟钝的人，然而此后的事情发展告诉我们，他或许老实，却绝不迟钝。

在接到入宫的命令后，高拱立刻意识到皇帝可能不行了，为了不耽误事，他撒腿就跑，据史料记载，这位仁兄连轿子都没坐，六十多岁的老头，一溜烟从东安门跑进东华门，终于在皇帝咽气之前抵达目的地，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顺便说一句，这条路线今天还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着跑跑，从东安门起始，跑进故宫乾清宫（记得带钱买票），体验古迹之余也可以缅怀一下先人。

当高拱到达寝宫时，才发现有五个人已经先他而来，他们分别是皇后、太子朱翊钧、太子生母李贵妃、张居正，以及那个他最为讨厌的人——冯保。

 

[1095]

这是一个看似平常的人员组合，前三个人先到场是正常的，他们住得近，张居正比自己先到，也还情有可原，毕竟这小子年轻跑得快，冯保是司礼监秉笔，是皇帝的秘书，过来凑凑热闹，似乎也说得过去。

所以紧要关头，高拱也没多想，奔着半死不活的皇帝去了。

然而他万没想到，张居正之所以早到，是因为他早就从冯保那里得到了消息，而冯保之所以在场，是因为他策划已久的阴谋即将在此实现。

看见高拱来了，已经在阎王登记本上签了名的皇帝，似乎又撤了回来，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对这位陪伴他三十余年，历经坎坷共赴患难的朋友、老师，说出了最后的话：

“太子年纪还小，天下大事，就麻烦先生你了。”

讲完，走人。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六日，隆庆皇帝朱载垕驾崩，年三十六。

皇帝死了，按照惯例，大家都得哭一场，无论真心假意，该走的程序还是得走，同理，按照惯例，哭完了就该商量遗产、权力方面的问题。

此时，最自信的人是高拱，皇帝死前都说了，太子交付给我，还有谁能取代我不成？

从法律的角度上讲，皇帝大人对高拱提出要求，这叫口头要约，而高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叫口头承诺，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要约还是承诺，都比不上合同。

高拱同志就是吃了不懂法的亏，因为就在他最得意的时候，原先站在一旁死不吭气的冯保行动了——他拿出了合同。

这份所谓的合同，就是遗诏。

关于这份合同的内容，就不多介绍了，大体也就是些我干过什么错事，对不起国家人民，对不起劳苦大众，现在我死了，请诸位多多照顾我儿子之类，但当高拱看到那句关键的话时，当即暴跳如雷：

“着令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内阁大学士共同辅政！”

这回算是反了天了。

在明代两百多年的历史中，太监即使再猖獗，哪怕是王振、刘瑾这样的超级大腕，担任辅政也是痴心妄想，这是有道理的，毕竟大家都是明白人，跟着个太监能学到啥呢？

然而这个例竟然在自己手上给破了，高拱气得七孔冒烟。

更何况，按规定，遗诏应该是我来拟的，皇帝死得急，没来得及写，大家也都理解，现在你冯保竟然搞出一份遗诏，天上掉下来的？！

 

[1096]

但是激动归激动，毕竟人刚死不久，孤儿寡母在眼前，闹起来也不好看，况且遗诏也没指明冯保辅政，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自己的人，有帐慢慢算，咱们走着瞧。

只过了一天，高拱就知道自己错了。

第二天，另一条遗旨颁布：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退休，由秉笔太监冯保接任。

原来如此！

瞧不起太监，偏偏就被太监给耍了，高拱终于发现，他已经陷入了一个圈套，局势十分不利。

但老滑头毕竟是老滑头，在短暂惊慌之后，高拱恢复了镇定，叫来了自己的心腹大臣雒遒、程文，整夜商议之后，他们订下了一个几近完美的攻击计划。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八日，高拱相信，胜券已经在握。

 

 唯一的漏洞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日，第一波攻击开始。

这一天，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刚刚上班，便收到了一封呈交皇帝的奏疏，作者是高拱，他立即打开阅览，却被惊得目瞪口呆。奏疏的大致内容是说：太监不过是下人，却一直参与政治，我高拱实在看不过去，特向皇帝陛下建议，收回司礼监的权力，并对敢于乱凑热闹的有关人等进行严惩。

冯保懵了，却并非因为恐惧，而是他怎么也想不通，高拱为何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对这封奏疏中的建议，冯保早有心理准备，高拱兄每日磨刀霍霍，动手是迟早的事情，但用这种方式直接上奏，却着实让人匪夷所思。

因为虽说大臣的奏疏是直接呈送皇帝的，但那已是朱元璋时代的事情了，随着皇帝越来越懒，许多文书都是由太监转呈，皇帝往往看也不看，就丢给内阁，让内阁票拟处理意见，然后再转给司礼监批红盖章，事情就算结了。

这就奇怪了，你高拱明明知道皇帝小，不管事，文件都是我盖章，怎么还会上这样的东西，难道你指望我精神失常，打自己耳光不成？

冯保把脑袋想破，也没明白怎么回事，但这个事总得解决，于是他扣住了奏疏，没有转交内阁，而是自己代替皇帝，在上面批了六个字，然后批红盖章，还给了高拱。

这六个字是：“知道了，遵祖制”。

这又是一句传说中的废话，什么祖制，怎么遵守？

然而高拱却并不生气，因为这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1097]

高拱明知这六个字出自冯保的笔下，却只是冷笑了一声，对同在内阁的张居正与高仪说了这样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

高仪摇了摇头，张居正笑了。

冯保，你尽管闹吧，很快你就会知道我的厉害。

高拱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再次送上奏疏，并特地说明，皇帝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亲自批阅了，把我的奏疏送到内阁就行，内阁有人管。

谁管？不就是高拱嘛。

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翻译过来就是：冯保同志，我知道上次你当了一回皇帝，签了我的奏疏，这次就不劳烦你了，把我的奏疏交给内阁，当然，也就是交给我，我自己来签。

一见这家伙又开始闹，冯保就头大，要私留文件可能要出麻烦，反正这封奏疏只是要个名分，那就给了你吧！

一念之差，他把奏疏交给了内阁。

这是一个差点让他送命的决定。

高拱就是高拱，比冯保有文化得多，轮到他当皇上，大笔一挥唰唰唰，在自己的奏疏上批了十九个字，其大体意思是：

“我看了你的奏疏，对时政非常有用，显示了你的忠诚，就按你说的办吧！”

高拱表扬高拱，也算有性格。

文件又送回了冯保那里，看了高拱的批复，他哭笑不得：自己跟自己玩有意思吗？但无奈之下，他还是盖了章。

不就要个名分吗，你还能翻天不成？给你就是了。

我要的就是一个名分，高拱得意地笑了，冯保，你还太嫩。

这一天是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二日，计划圆满完成，第二波攻击即将开始。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三日，冯保最黑暗的日子来到了。

一大早，工部都给事中程文上书，弹劾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罪大恶极，应予惩办，主要罪恶摘录如下：

身为太监，竟然曾向先帝（隆庆皇帝）进送邪燥之药（春药），导致先帝因此而死。此外他还假传圣旨，以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总之一句话，奸恶之徒，罪不可赦！

照程文兄的说法，不但冯保的官位是改圣旨得来的，连皇帝的死都要由他负责，这是把人往死里整。

同日，礼部都给事中陆树德，吏部都给事中雒遒上书，弹劾冯保窃权矫诏，应予逮捕审问。

 

[1098]

这还是明的，要知道，程文、陆树德、雒遒都是都给事中，也就是所谓科长，手下都有一大批给事中科员，科长出马，科员自然也不会闲着，四处串联，拉关系闹事，京城里人声鼎沸，杀气冲天，不把冯保千刀万剐不算完事。

冯保崩溃了，他这才知道高拱的厉害，但他已然束手无策，而且高拱手上还有那封批准免除司礼监权力的奏疏，找皇帝说理也没戏，冯太监彻底绝望了。

事情十分顺利，现在只剩下最后的一步，天下将尽在我手！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四日　最后的准备

高拱去拜访了两个人——张居正、高仪。虽说他一直以来都把这两个人当摆设，但毕竟是内阁同僚，要想彻底解决冯保，必须争取他们的支持。

但高仪的态度让高拱很失望，无论高拱说什么，这位老同学兼老实人都只是点头，也不讲话，于是寒暄几句之后，高拱便离开了。

张居正就截然不同了，他十分热情地招呼高拱，并尊为上宾，高拱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随即将自己解决冯保的全盘计划告知了张居正，当然，最后他还是问了一句：

“高仪那边已经没有问题，你怎么样？”

张居正毫不迟疑地回答：

“自当听从差遣！”

为表示决心，他还加上了一句：

“除掉冯保，易如反掌！”

高拱满意地走了，他还要忙着去联络其他人。

张居正也很忙，他要忙着去找冯保。

至此，冯保终于知道了高拱的全部计划，然而在极度恐慌与愤怒之后，他才发现自己毫无办法，满朝都是高拱的人，骂人的言官都是对头，唯一的盟友张居正，也不过是个次辅，无济于事。

冯保急了，张居正却丝毫不乱，他镇定地告诉冯保：有一个人可以除掉高拱。

“谁？”

“皇帝”。

冯保恍然大悟，这段时间忙里忙外，圣旨都是自己写的，竟然把这位大哥给忘了，虽说他才十岁，但毕竟是皇帝，只要他下令解决高拱，那就没问题了。

但是皇帝和高拱又没矛盾，他凭什么支持我们呢？

面对着冯保的疑问，张居正陷入了沉思，很快，他就想起了一件事：

“除掉高拱，只需要一句话而已。”

张居正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不过，这句话还需要改一改。”

 

[1099]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五日

冯保一早就找到了皇帝，向他报告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自己的缜密侦查，发现了高拱图谋不轨的阴谋。

既然是阴谋，既然是图谋不轨，那自然要听听的，于是十岁的万历皇帝好奇地抬起头准备听故事，旁边站着紧张到极点的李贵妃。

当然了，冯保是有犯罪证据的，且证据确凿，具体说来是一句话：

“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

从“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到“十岁孩童，如何做天子”，只改了几个字，就从牢骚变成了谋反，中国文化之博大精深，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虽然张居正搞文字狱，耍两面派，狡诈阴险到了极点，但他还是说错了一点——真正能够解决高拱的，不是皇帝，而是皇帝他妈。

皇帝他妈，就是李贵妃，通俗叫法是李寡妇。

用这个称呼，绝无不敬之意，只是她确实是个寡妇，而且是非多。

我在外地讲学的时候，曾几次谈到张居正，讲完后下面递条子上来提问，总有这样一个问题：据说李太后（即李贵妃）和张居正有一腿，不知是否属实。

遇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十分认真地回答那位认真的求知者：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因为即使他们俩之间有什么冬瓜豆腐，史书也不会写，至于野史，张大人和李寡妇连孩子都有了，这种事情，乱讲小心被雷劈死。

但这些传言充分说明，李贵妃是一个不一般的女人。她并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只是一个宫女出身，但据说人长得很漂亮，是宫里面的头号美女，而且工于心计，城府很深，是一块搞政治的材料。

所以在当时，真正拿主意的并不是穿衣服都不利索的万历，而是这位李寡妇。

于是李寡妇愤怒了，皇帝刚刚去世，你高拱竟然来这么一下，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为了把戏做全，做大，据说张居正也出场演了一回，还和冯保唱了双簧，说高拱准备废了万历，另立藩王，讲得有鼻子有眼。

这下子连十岁的万历都憋不住了，张大人和冯太监的谎言深深地伤害了他幼小的心灵，直到后来高拱死了，他连个葬礼仪式都不批，可见受毒害之深厚。

李贵妃就更不用说了，高拱那个干瘦老头，一看就不是好人，张居正自然不同了，不但有才能，而且长得帅，不信他还信谁？

就这么定了！

 

[1100]

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  成败就在今日

高拱十分兴奋，因为一大早，宫里就传来了消息，命令六部内阁等机关领导进宫开会，在他看来，这必定是弹劾起了作用，皇帝要表态了。

想到多日的筹划即将实现，高拱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一反常态，派人去找张居正与高仪一起走，他要所有的人都亲眼目睹他的胜利。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前几天还活蹦乱跳的高仪竟然病了，而且病得很重，什么病不知道，反正是不能走路。

可见老实人虽然老实，却未必不聪明。

张居正就更搞笑了，他的回答很干脆：

“我前几天中暑,就不去了。”

这个谎话明显没编好，不说中风瘫痪，至少也说你瘸了才好办，中暑又死不了人，大不了抬你去嘛。

于是高拱再三催促，还说了一句之后看来很可笑的话，以鼓励张居正：

“今天进宫理论，如果触怒皇上，我就辞职不干了，你来当首辅！”

张居正连忙摆手，大声说道：

“哪里，哪里，不要开这样的玩笑！”

首辅嘛，我是要当的，不过，无须你让。

禁不住高拱的一片热情，张居正还是上路了，不过他说自己不太舒服，要慢点走，高大人你先去，我随后就到。

这么看来，张居正还算个厚道人——至少不愿看人倒霉。

高拱兴冲冲地朝早朝地点无极殿走去，却意外地发现，一个手持圣旨的人已经站在了道路中间，于是他跪了下去，准备接受喜报：

“先帝宾天（即挂）之日，曾召集内阁辅臣，说太子年幼，要你们辅政，但大学士高拱却专权跋扈，藐视皇帝，不知你到底想干什么？”

骂完了，下面说处理结果：

“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从听到专权跋扈四个字开始，高拱就陷入了半昏迷状态：明明是自己找人黑了冯保，怎么会被人反攻倒算？这位几十年的老江湖彻底崩溃了，从精神，到肉体。

据史料记载，这位兄台当时的表现是面如死灰，汗如雨下，趴在地上半天不动窝。

但这里毕竟是宫里的御道，你总这么占着也不是个事，高先生还没有悲痛完，就感觉一双有力的手把自己扶了起来，所谓雪中送炭，高拱

用感激的眼神向身后投去了深情地一瞥，却看见了张居正。

 

[1101]

张居正没有食言，他还是来了，时间刚刚好，圣旨念完，人还没走。看起来，他刚知道这个消息，脸上布满了痛苦的表情。

刚看到张居正时，高拱险些产生了错觉，明明是自己被罢了官，这位仁兄怎么比我还难受，活像死了亲爹？

但张居正没有让他想太久，当即叫来了两个随从，把高学士扶了出去。

高拱的命运就此终结，他聪明绝顶，历经三朝，审时度势，在狂风暴雨中屹然不倒，熬过了严嵩、赶走了赵贞吉、殷士儋以及一切敢于挡路的人，甚至连徐阶也被他一举拿下，最后却败在了这个人的手下，这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同志与战友。

啥也别说了，这就是命。

离开皇宫的高拱却没有心思去想这些，他必须马上就走。因为圣旨的命令是“不许停留”，说滚就滚，没有二话。

这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处理，一般官员被罢职，都能领到一张通行证，凭着证件，可以免费领取马匹，在路上还可以住官方招待所（驿站），毕竟为朝廷干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个人性化待遇不过分。

然而高拱却分毫没有，只等到了一群手持刀剑的大兵，催促他赶紧滚蛋，于是这位曾经权倾天下的大哥只好找了几头骡子，将就着出了城，后面的人还不依不饶，一直把他赶出二十里外才回京，真是有够狠。

离开了京城，刚刚喘口气，却又遇上一个等候他们多时的人，与当兵的不同，这个人手上拿着一样高拱急需的东西——驿站使用通行证。

然而高拱却没有接受，因为这位兄弟自报了家门：张大学士派我来的。

张居正实在很体贴，他一手导演了那道圣旨的诞生，自然也知道高拱的待遇，所以他派人等在这里，就当是送给高拱的退休礼物，朝廷第一号善人非他莫属。

何谓善人？

做好事要不留名，做坏事要擦屁股，这就叫善人。

 

第一个独裁者

 

高拱愤怒了，他不是白痴，略加思考，就明白自己上当了，这个所谓的战友同志，竟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败类，然而为时已晚。

赶我走的是你，送我通行证的也是你，既上香又拆庙，你装什么孙子？

所以他用自己剩下唯一的方式表示了抗议——不收。

 

[1102]

气鼓鼓的高拱扭头就走，在此后的岁月中，他埋头于学术研究，偶尔也骂一骂张居正，为表示对此人的蔑视，他给了这位昔日同事一个响亮的称呼——荆人（张居正是湖广荆州人）。

人走了，事情也该完了，这是高拱的想法。

然而事实证明，他实在是高估了张居正的道德水平，玩死人不偿命的把戏还在后头。

此时，最为得意的莫过于张居正了，他巧妙地利用了冯保与高拱的矛盾，只出了几个点子，就整倒了这位老到的政治家，为这个延续了三十余年的死亡游戏画上了句号。

自嘉靖二十七年起，在嘉靖的英明怠工下，大明王朝最为优秀的六位天才开始了角逐，除了一边看热闹的杨博外，大家都赤膊上阵，近身肉搏，徐阶等死了陆炳，除掉了严世藩，把持了朝政，却被高拱一竿子打翻，家破人亡，之后高调上台，风光无限。

然而胜利最终却属于一直低调的张居正，他等到了最后，也熬到了最后，在暗处中用一记黑枪干掉了高拱，成为了游戏的终结者。

严嵩输给了徐阶，不是正义战胜邪恶，而是他不如徐阶狡猾，徐阶输给了高拱，不是高拱更正直，而是因为他更精明，现在，我除掉了高拱。所以事实证明，我才是这个帝国最狡诈，最杰出的天才。

再见了，我曾经的朋友，再见了，我曾经的同僚，你的雄心壮志，将由我去实现。

其实我们本是同一类人，有着同样的志向与抱负，我也不想坑你，但是很可惜，那个位置实在太挤。

大臣是我的棋子，皇帝是我的傀儡，天下在我的手中，世间已无人是我的对手。

好吧，那么开始我的计划吧，现在是时候了。

一般说来，当官能混到张居正这个份上，也就算够本了。

高拱走了，内阁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但凡有什么事情，都由他批示处理意见，批完后，去找死党冯保批红、盖章。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而皇帝同志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仁兄刚十岁，能看懂连环画就算不错了，加上皇帝他妈对他还挺暧昧，孤儿寡母全指望他，朝中大臣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一句话，从高拱走的那一刻起，大明王朝的皇帝就改姓张了。

而现在，张皇帝打算干一件朱皇帝干不了的事情。

 

[1103]

纵观中国历史，一个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文官能做到连皇帝都靠边站，可谓是登峰造极了，要换个人，作威作福，前呼后拥，舒舒坦坦地过一辈子，顺便搞点政绩，身前享大福，身后出小名，这就算齐了。

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张居正不是小名人，是大名人，大得没边，但凡有讲中国话的地方，只要不是文盲村，基本都听过这人。

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因为他干过一件事情——改革。

什么叫改革？通俗的解释就是，一台机器运行不畅，你琢磨琢磨，拿着扳手螺丝刀上去鼓捣鼓捣，东敲一把，西碰一下，把这玩意整好了，这就叫改革。

看起来不错，但要真干，那就麻烦了，因为历史证明，但凡干这个的，基本都没什么好下场，其结局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改了之后，被人给革了，代表人物是王安石同志，辛辛苦苦几十年，什么不怕天变，不怕人怨，最后还是狼狈下台，草草收场。

另一种则更为严重，是改了之后，被人革命了，代表人物是王莽，这位仁兄励精图治，想干点事情，可惜过于理想主义，结果从改革变成了革命，命都给革没了。

由此可见，改革实在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你要明白，旧机器虽然破，可大家都要靠它吃饭，你上去乱敲一气，敲掉哪个部件，没准就砸了谁的饭碗，性格好的，找你要饭吃，性格差的，抱着炸药包就奔你家去了。总之是不闹你个七荤八素誓不罢休。

如果把天下比作一台机器，那就大了去了，您随便动一下，没准就是成千上万人的饭碗，要闹起来，剁了你全家那都是正常的。

所以正常人都不动这玩意，动这玩意的人都不怎么正常。

然而张居正动了，明知有压力，明知有危险，还是动了。

因为他曾见过腐败的王爷，饿死的饥民，无耻的官员，因为他知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因为他相信，穷人也是人，也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因为在三十余年的勾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他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

 

[1104]

在我小时候，一说起张居正，我就会立刻联想到拉板车的，拜多年的胡说八道教育所赐，这位仁兄在我的印象里，是天字第一号苦人，清正廉明，努力干活，还特不讨好，整天被奸人整，搞了一个改革，还没成功，说得你都恨不得上去扶他一把。

一直十几年后，我才知道自己被忽悠了，这位张兄弟既不清正，也不廉明，拉帮结派打击异己，那都是家常便饭，要说奸人，那就是个笑话，所有的奸人都被他赶跑了，你说谁最奸。

更滑稽的是，不管我左看右看，也没觉得他那个改革失败了，要干的活都干了，要办的事都办了，怎么能算失败？

所以我下面要讲的，是一个既不悲惨，也不阴郁的故事，一个成功的故事。

在张居正之前，最著名的改革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当然，大家都知道，他失败了。

为什么会失败呢？

对于这个可以写二十万字论文的题目，我就不凑热闹了，简单说来一句话：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以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能用。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1105]

似乎上天也想成全张居正，他刚接任首辅，大权在握不久，就获知了另一个好消息——高仪死了。

高仪同志不愧是天下第一老实人，自从高拱被赶走后，便开始寝食不安，唯恐张居正手狠心黑，连他一锅端了，日复一日，心理压力越来越大，一个月后就吐血而死，去阎王那里接着做老实人了。

对高仪的死，张居正丝毫不感到悲痛，因为从根子上说，他和高拱是同一类人，却比高拱还要独裁，看见有人在眼前晃悠就觉得不爽，管你老实不老实，死了拉倒。

其实这也怪不得张居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于是自嘉靖登基时起，经过五十余年的漫长斗争，张居正终于一统天下，上有皇帝他妈支持，下有无数大臣捧场，外有亲信戚继光守边界，内有死党冯保管公章，皇帝可以完全无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比真皇帝还皇帝，一呼百应，真正实现了团结。

把所有不服你的人都打服，敢出声就灭了他，所有人都认你当老大，这就叫实现团结。

团结之后的张居正终于可以实现他的理想了，这就是后来被无数史书大书特书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改革，总有一大堆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背景、意义等等等等，当年本人深受其害，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就不罗嗦了，简单说来，张居正干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叫做一条鞭法。这个名字很不起眼，但这件事情却极其重大，用今天的话说，那是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为这个跨时代的一条鞭法，改变了自唐朝以来延续了八百余年的税制，是中国赋税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历史论文中用的，看了头晕也别见怪，毕竟这话不说也不行，把伟大意义阐述完了，下面说实在的，保证大家都能看懂：

自古以来，国家收税，老百姓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朱重八等人不是慈善家，出生入死打江山，多少得有个盼头。

 

[1106]

怎么收税，各朝各代都不同，但基本上税的种类还是比较固定的，主要分为三块：

一是田税，皇帝拼死拼活抢地盘，你种了皇帝的地，自然要交钱。

二是人头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都是他的资源），有几个人交几份钱，这是义务。

三是徭役，说穿了就是苦力税，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遇到修工程，搞接待的时候，国家不但要你出钱，有时还要你出力。两手一起抓，一个都不能少。

有人可能会说，要是我那里都是山，没田怎么办呢？或者说我有田，但不种粮食，又怎么办呢？这个你不用担心，国家早就替你想好了，权利可以不享受，义务绝对跑不掉。

简单说来是有什么交什么，山里产蘑菇，你就交蘑菇，山里产木材，你就交木材，田里要种苹果，你就交苹果，要种棉花，你就交棉花，收起来放仓库，反正一时半会也坏不了。

个把“刁民”可能会问：那我要是捕鱼的渔民呢，你又没冰箱，鱼总不能放着发臭吧？

嘿嘿，放心，朝廷有办法，做成咸鱼不是照样交吗？跑不了你小子。

中国的老百姓上千年就背着这么三座大山，苦巴巴地熬日子。

实事求是地讲，在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除了某一些丧心病狂，或是急等用钱的人外，对百姓负担还是很重视的，田赋的比例基本都是二十比一（百分之五），或是十比一（百分之十），能收到五比一（百分之二十），就算是重税了。

从这个数字看，老百姓的生活在理论上，还是能够过下去的。

不过很可惜，仅仅是理论上。

说起来是那么回事，一操作起来就全乱套。

因为在实际执行中，各级官吏很快发现，能钻空子捞钱的漏洞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你交苹果，他可以挑三拣四，拿起一个，说这个个头小，算半个，那个有虫眼，不能算。你交棉花，他可以说棉花的成色不好，抵一半，你也只能回家再拉去。

这还是轻的，最大的麻烦是徭役。因为田赋和人头税多少还能见到东西，县太爷赖不掉，徭役可就不好说了，修河堤、给驿站当差、整修道路，这都是徭役，完成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徭役。

那么谁来判定你是否完成任务呢？——县太爷。

 

[1107]

这就是所谓的黄鼠狼看鸡了，遇到良心好的，还能照实记载，遇到不地道的，就要捞点好处，你要没钱，他就大笔一挥——没干，有意见？这事我说了算，说你没干就没干，你能咋地？

事实证明，在当时，除了一小部分品行较好的人外，大多数朝廷官员还是不地道的，是不值得信任的，有漏洞不钻，有钱不捞，这个要求实在有点高。总之是一句话，玩你没商量。

无数的老百姓就是这样被玩残的，朝廷没有好处，全被地方包干了。

此外，这一收税制度还有很多麻烦，由于收上来的都是东西，且林林总总，花样繁多，又不方便调用。

比如江浙收上来一大堆粮食，京城里吃不了，本地人又不缺，听说西北缺粮食，那就往那边运吧？一算，粮价还不够运输费。那就别折腾了，放在粮仓里喂老鼠吧。

更头疼的是，各地虽然上交了很多东西，除了粮食，还有各种土特产，中药药材等等，却没有多少银两，这些玩意放在京城里又占地方，还要仓管费，遇上打仗，你总不能让当兵吃棉花，提几两药材当军饷吧。

而某些吃饱饭的大臣无聊之中，想了个馊主意，说既然有这么多东西，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拿去给京城的官员们发工资，比如你是户部正六品主事，按规定你该拿多少工资，但到发钱那天告诉你，国家现金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发一部分钱和粮食给你，剩下的用棉花抵，不过你放心，我们到市场上估算过，如果等价交换，拿这些棉花绝不吃亏。

奶奶的，老子辛辛苦苦干到头，就拿着这几袋棉花回家？老婆孩子吃什么？

必须说明，这绝对不是搞笑，自朱元璋以来，明代官员都是这么领工资的，有时是粮食，有时是药材，个别缺了大德的皇帝还给纸币（胡乱印刷的不值钱），早上领工资，下午就去集贸市场兼职小商贩叫卖的，也绝不在少数。

国家吃了亏，百姓受了苦，全便宜中间那帮龟孙了。

于是张居正决定，改变这一局面，他吸取地方经验，推出了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内容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颁布统一规定，全国税收由实物税变为货币税，明白点说就是以后不收东西了，统一改收钱。

 

[1108]

这是一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命令，却有着绝不简单的历史意义。

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田赋、徭役还是人头税，都有了统一的标准，不是当官的说了算，交上来真金白银，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再任由官员忽悠。

当然了，根据官员必贪定律，张居正也给大家留下了后路，因为各种物品如粮食、水果、药材、丝绸，都按照规定折算成银两上缴，而折算比率虽是由朝廷掌握，但地方上自然有特殊情况，适当照顾照顾，从中捞一笔，似乎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皆大欢喜，朝廷拿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老百姓也不用听凭官员糊弄，贪也好，抢也好，说好了宰一刀就宰一刀，至少日子好过点。官员们好处少了，但也还过得不错，就这么着了。

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

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张居正和他的一条鞭法就此名留青史，并长期使用，而那三座大山也一直没动窝，雍正时期实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归入田赋，才算化三为二（实际上一点都没减，换了个说法而已），徭役直到解放后才正式废除，而历史最为悠久的田赋，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税，前几年也正式得以停征。

社会主义好，这是个实在话。

张居正干的第二件事情，其实是由一封信引起的。

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上书皇帝，当然了，其实就是上书给他自己，在这封自己给自己的信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月有考，岁有稽，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

一个历史上鼎鼎大名的政策就此诞生，而它的名字，就是此句的头尾两字——考成。

这就是张居正改革的第二大举措——考成法。

如果你不知道考成法，那很正常，但如果你没有被考成法整过，那就不正常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考成大致就相当于今天的考勤。

张居正搞出了一整套制度，但他很清楚，制度是次要的，执行是主要的，指望自己手下这群懒汉突然良心发作，辛勤工作，那是天方夜谭。

所以经过反复思索，张大学士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办法。

 

[1109]

张居正的办法，就是记账。比如一个知府，每年开初就把要完成的工作一一列明，抄录成册，自己留一份，张居正那里留一份，到了年底一对，如果发现哪件事情你没做，那就恭喜你了，收拾东西准备去县城吧。

如果你到了县城依然如此，对你的处分也依然如此，直到捆被子滚蛋为止。

该法令适用范围近似于无穷大，从中央六部到边远山区，如不照办，一概都照章处理。

按照以往规律，新官上任三把火，雄心勃勃一回，烧完之后该干嘛就干嘛，所有有些官兄也不在意，以为咬牙挺一挺就过去了，可他们把牙咬碎，也没等到完事的那一天。

张居正这次是动真格的，真格到了有点恶心人的地步，比如万历三年（1576），有人反映，赋税实在太难收，你说收十万就十万，遇到欠收你让我去哪淘银子？

事实证明，张学士还是很民主的，很快，他就颁布规定，从今以后地方赋税，只要收到一定数量，就算没收全，也可以不处分。

但指标下来了，大家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一定数量”是九成。

这明摆着是把大家涮着玩，我能收到九成，还用叫苦吗？然而张先生用行动告诉大家，收不收得到，那是你的事，处不处分你，那是我的事。

第一个当火锅底料的，是山东的一群难兄难弟，运气实在不好，死收活收就是没收全，更可笑的是，其中有位仁兄，赋税收到了八成八，还是被咔嚓一刀，全部集体降级。

于是从此以后，官员们一改往日作风认真干活，兢兢业业，只求年底弄个考核合格，那就菩萨保佑了，工作效率也得以大幅度提高。

当然了，考成法能够实施，那还要靠张居正，要知道这位兄弟当年也是一路混过来的，朝廷里那些歪门邪道，贪污伎俩，他都清清楚楚，想当初他老人家捞钱的时候，下面这帮小年轻还在啃烧饼。如今最滑的老滑头当权，谁敢跟他玩花样。

以上就是考成法的主要内容，但并非全部内容，因为事实上，张居正相当狡猾，在那封信中，他还偷偷夹杂了一句极为重要的话，以实现他的个人目的，这句话很不起眼，却是他死后被人清算的真正原因。

这事留到后面讲，因为光荣事迹还没说完。

 

[1110]

在张居正的严厉督促下，官员们勤勤恳恳，努力工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上升，自正德以来走下坡路的明朝，又开始爬坡了。

内政蒸蒸日上的同时，明军的实力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几位猛人的存在。

戚继光自然是头把交椅，虽说他只是个总兵，职务比谭纶和王崇古要低，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个人的后台太硬，哪怕是兵部尚书，每次到蓟州视察,

对戚总兵都是客客气气的。

而事实也是如此，张居正对戚继光实在是好得过了头，下属不听话了，换！副手不听话了，换！上司不听话了，换！

这么一搞，就把戚继光搞成了个无人敢碰的角色，大家都对他尊敬有加，偏偏这位戚大哥还很会来事，每次京城有领导来参观，他都要亲自作陪，请吃请喝请娱乐，完事还要送土特产，据说都是用车拉回去的，如此猛料的人物，谁惹？

在戚继光之前，十七年间，蓟州总兵换了十个人，平均任期1.7年，没办法，这个鬼地方，天天有蒙古人来转悠，守这里不是被打跑，就是被打死，运气好的被抓回去追究责任，实在没法呆。

但戚继光就不同了，他到这里之后，只打过几个小仗，之后一直镇守边界十六年，竟然没人敢来。

究其原因，还是他守得太好，刚到边界不久，他就大力推广修建烽火台，把城墙连成一片，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此外，他还大力发展火器，基本上是人手一杆枪。原先在浙江打日本人，好歹还用个鸳鸯阵，现在索性就不搭理人了，

蒙古骑兵每次来，还没等挨着城墙，就被一阵乱枪扫射，等你在城外跑累了，再派兵出去打落水狗，这么个折腾法，蒙古人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

由于戚继光这边密不透风，蒙古部落就跑到辽东去混饭吃，希望有条生路。

可惜的是，镇守辽东的，恰恰是李成梁，这位李总兵堪称当时第一号横人，他所管辖的地方，既不修城墙，也不搞火器，防务看似十分松懈，所以很多蒙古人慕名而来，想抢一把，可是事实告诉他们，李总兵虽然不砌墙头，却擅长扔砖头。

他之所以不守，只是因为他喜欢进攻。

 

[1111]

别人都怕骑兵，唯独李成梁不怕，因为他是当时明朝最为优秀的骑兵将领，手下有一支精锐的骑兵，人称“辽东铁骑”。

这支部队战斗力极强，在他镇守期间，出战三十余次，战无不胜，经常追着蒙古人到处跑，让人闻风丧胆，是后来天下第一强军“关宁铁骑”的前身。

当然，这位兄台因为打仗太多，杀人太狠，也有点混，还惹了个大祸，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到时再讲。

蓟州和辽东有这两人守着，宣大那边也不打了，大家正忙着做生意，没有功夫打仗，于是困扰了明朝几百年的边界问题终于得以缓解。

国库充裕，边界安宁，大明王朝已经建立了两百年，混到这时候竟然还有如此局面，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这一切的缔造者，正是张居正。

在国家陷入深重危机，财政入不敷出，流民四处闹事，政治腐败不堪的情况下，张居正以他深不可测的心计，阴险无比之手段，夺取了最高领导权，并发挥其不世出之奇才，

创造性地进行了伟大的政治运动——和稀泥，在尽量不得罪人的情况下把事给办了，为明朝迎来了新的生机，无愧于最杰出的政治家的称号，堪称国家之栋梁，民族之骄傲。

好话说完了，下面说坏的。

张居正这人，说他是老实人，那就是见鬼，老实人坐不到他这个位置，说他是好人，也不太靠谱，毕竟他干了很多好人都干不出的事情，确切地说，他是个猛人。

关于这一点，王世贞同志是很有感慨的。

在嘉靖万历年间，第一才子的名头牢牢地挂在这位仁兄的脖子上，连徐渭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不但是著名的文学家，还是戏剧家、诗人、画家、文艺评论家、史学评论家，极其有名，

有名到他头天晚上喝醉了，说谁谁不错，是个牛人，第二天无论这人是不是真牛，立马就能变成名人，明史说他“书过目，终身不忘”，有这种特异功能，实在不是吹出来的。

但问题在于这位名人虽然身负大才，写了不少东西，这辈子也就干了两件事，第一是骂严嵩，第二就是骂张居正，骂严嵩已经讲过了，那是个人恩怨，骂张居正就不同了。

 

[1112]

在这件事情上，王世贞投入了很大精力，说张先生贪污受贿玩女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既然受贿，那就得有人行贿，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连传统正面形象，民族大英雄戚继光也不放过，把他一把拉下了水，说戚继光送了几个女人给张居正，搞得后来许多主旋律作家十分难堪，对此统统无视。

他的骂法也很特别，不是几天的事，一骂就是若干月，若干年，骂得实在太频繁，太上瘾，骂得我耳朵都起了茧，其实在明代，朝廷官员捞点钱很普遍，工资太低，咱中国人又爱讲个排场，不捞钱咋活得下去？至于女人问题，那就真是恶搞了，据我所知，王世贞的老婆也不少。

不过话说回来，王世贞被后世称为历史学家，还比较客观公正，虽说他有点愤青，但大致情况还是靠谱的，之所以这么恨张居正，是因为张居正太猛，而他这一辈子最恨飞扬跋扈的人（比如严嵩），然而他是个文人，张居正是个猛人，也只能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了。

因为猛人可以整人，文人却只能骂人。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猛人张居正的主要事迹，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猛人这个称呼可谓名不虚传。

张猛人的第一大特征是打落水狗，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老师徐阶有一拼，一旦动手，打残是不足的，打死是不够的，要打到对手做鬼了都不敢来找你，这才叫高手。

徐阶是这么对付严嵩的，张居正是这么对付高拱的。

自打被张居正赶回家，高拱就心如死灰，在河南老家埋头做学问，但让他想不到的是，几百里外的京城，一场足以让他人头落地的阴谋即将上演。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日晨  大雾

十岁的万历皇帝起得很早，坐上了轿子，准备去早朝，在浓雾之中，他接近了那个遭遇的地点——乾清门。

就在穿过大门之时，侍卫们忽然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当即上前围住，并将此人送往侍卫部门处理。

这一切发生得相当突然，在这片灰蒙蒙的迷雾中，忽然开始，又忽然结束，加上那位被捕的兄弟没有反抗，所以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而皇帝还小，要他记住也难。

在这片神秘的雾中，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然而事实证明，这只不是那个致命阴谋的开始。

 

[1113]

三天之后，相关部门向内阁上交了一份审讯报告，一份莫名奇妙的报告：

擅自闯入者王大臣，常州武进县人，身带刀剑一把，何时入宫不详，如何入宫不详，入宫目的不详，其余待查。

这里说明一下，这位不速之客并不是大臣，他姓王，叫大臣（取了这么个名，那也真是个惹事的主）。

张居正一看就火了，这人难道是钢铁战士不成？你们问了三天，就问出这么个结果？

然而转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丝笑容在他的嘴角绽放。

很好，就这么办。

一天后，王大臣被送到了新的审讯机关，张居正不再担心问不出口供，因为在这个地方，据说只有死人才不开口——东厂。

据某些史料记载，东厂的酷刑多达三十余种，可以每天试一种，一个月不重样。有如此创意，着实不易。

但张居正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他开口说真话，他要的，只是一句台词而已。

然而王大臣同志似乎很不识相，东厂的朋友用刑具和他“热烈交谈”一阵后，他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很不巧，恰恰是张居正最不想听到的：

“我是逃兵。”王大臣说道，“是从戚继光那里跑出来的。”

来头确实不小。

这下头大了，这位兵大哥竟然是还是戚继光的手下，带着刀进宫，还跑到皇帝身边，必定有阴谋，必定要追究到底，既然有了线索，那就查吧，顺藤摸瓜，查社会关系，查后台背景，先查当兵的，再查戚继光，最后查……

小子，你想玩我是吧！

没关系，反正人归东厂管，东厂归冯保管，既然能让他开口，就必定能让他背台词。

于是在一阵紧张工作之后，王大臣又说出了新的供词：

“我是来行刺皇帝的，指使我的人是高阁老（高拱）的家人。”

不错，这才是最理想的供词，冯保笑了，张居正也笑了。

看着眼前低头求饶的王大臣，两人相信，高拱这次是完蛋了。

然而事实证明，这两位老奸巨猾的仁兄还是看错了，不但看错了形势，还看错了眼前的这个逃兵。

当审讯结果传出之后，反响空前激烈，以往为鸡皮蒜毛小事都能吵上一天的大臣们，竟然形成了空前一致的看法——栽赃。

 

[1114]

这都是明摆着的，先把人搞倒，再把人搞臭，最后要人命，此套把戏大家很清楚，拿去糊弄鬼都没戏。

于是在供词公布后不久，许多人明里暗里找到张居正，希望他不要再闹，及早收手，张大人毕竟是老狐狸，一直装聋作哑，啥也不说，直到另一个人找上门来。

别人来可以装傻，这个人就不行了，因为他不但是老资格，还曾是张居正的偶像——杨博。

杨老先生虽然年纪大了，战斗力却一点不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准备为高拱说情。

但对于他的这一举动，我还着实有点好奇，因为这位仁兄几十年来都是属于看客一族，徐阶也好，严嵩也罢，任谁倒霉他都没伸过手，而根据史料记载，他和高拱并无关系，这次竟然良心发现，准备插一杠子，莫不是脑筋突然开了窍？

于是怀着对他的崇敬，我找了许多资料，排了一下他的家谱，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杨博和高拱确实没有关系，但他有个儿子，名叫杨俊卿，而很巧的是，杨俊卿找了个老婆，岳父大人偏偏就是王崇古。

王崇古和高拱就不必说了，同学兼死党，王总督的这份工作还是高拱介绍的，不说两句话实在不够意思。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信了。

杨大人开门见山，奔着张居正就去了：

“你何苦做这件事情？”

这句话就有点伤自尊了，张居正立刻反驳：“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你认为是我安排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杨博终究还是说了句实诚话，“但只有你，才能解决这件事。”

张居正沉默了，他明白，杨博是对的，高拱的生死只在自己的手中。

于是在送走了杨博之后，他决定用一个特殊的方法做出抉择——求签。

良久跪拜之后，张居正在庙里拿到了属于他的那一支签，当他看到上面内容的那一刻，便当即下定了决心。

据说在那支签上，只刻着八个字——所求不善，何必祷神！

但事情已经出了，收手也不可能了，于是他决定不参与其中，让冯保自己去审，并特意指定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

事实证明，这个安排充分体现了张居正卓越的政治天才，却苦了他的朋友冯保，因为很快，这位冯太监就将成为中国司法史上的著名笑柄。

 

[1115]

万历元年（1573）正月二十九日，对王大臣的审讯正式开始，一场笑话也即将揭幕。

案件的主审官，是东厂管事太监冯保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这二位应该算是大明王朝的两大邪恶特务头子，可不巧的是，那位朱都督偏偏就是个好人。

这位朱兄来头很大，他的祖上，就是跟随永乐大帝朱棣打天下，几十个人就敢追几千人的超级名将朱能，到他这辈，虽说打仗是不大行了，但这个人品行不错，也还算个好人，觉得冯保干得不地道，打算拉高拱一把。

所以在审问以前，他仔细看了讯问笔录，惊奇地发现，王大臣的第一次口供与第二次口供有很多细节不对，明显经过涂改，但更让他惊奇的是，这样两份漏洞百出的笔录，卷尾处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证据确凿。

于是他当即找来了当场负责审问的两个千户，拿着笔录笑着对他们说：这样的笔录，你们竟然也敢写上证据确凿？

那两名千户却丝毫不慌，只说了一句话，就让朱大人笑不出来了：

“原文本是没有的，那几个字，是张阁老（张居正）加上去的。”

朱希孝当即大惊失色，因为根据惯例，东厂的案卷笔录非经皇帝许可，不得向外人泄露，如若自行篡改，就是必死之罪！

张居正虽然牛，但牛到这么无法无天，也实在有点耸人听闻。

所以在正式审问之前，朱希孝十分紧张，冯保和他一起主审，张居正是后台，如此看来，高拱这条命十有八九要下课了。

然而当审讯开始后，朱希孝才发现自己错了，错得十分搞笑。

明代的人审案，具体形式和今天差不多，原告被告往堂上一站（当年要跪），有钱请律师的，律师也要到场（当年叫讼师），然后你来我往，展开辩论，基本上全国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一个是锦衣卫，另一个是东厂。因为他们是特务机关，为显示实力，开审前，无论犯人是谁，全都有个特殊招待——打板子。

这顿板子，行话叫做杀威棍，历史十分悠久，管你贵族乞丐，有罪没罪，先打一顿再说，这叫规矩。

事情坏就坏在这个规矩上。

 

[1116]

案台上朱大臣还没想出对策，下面的王大臣却不干了，这人脑筋虽有点迟钝，但一看见衙役卷袖子抄家伙，也还明白自己就要挨打了，于是说时迟那时快，他对着堂上突然大喊一声：

“说好了给我官做，怎么又要打我！”

这句话很有趣，朱希孝马上反应过来，知道好戏就要开场，也不说话，转头就看冯保。

冯太监明显是被喊懵了，但毕竟是多年的老油条，很快做出了回应，对着王大臣大吼道：

“是谁指使你来行刺的！？”

话讲到这里，识趣的应该开始说台词了，偏偏这位王大臣非但不识趣，还突然变成了王大胆，用同样的语调对着冯保喝道：

“不就是你指使我的吗,你怎么不知道？干嘛还要问我？”

朱希孝十分辛苦，因为他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憋住自己，没有笑出声，而他现在唯一感兴趣的，是冯保大人怎么收这个场。

自打从政以来，冯保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尴尬的事情，事已至此，演戏也得演到底了，于是他再次大吼：

“你昨天说是高阁老指使你来的，为什么今天不说！？”

王大臣却突然恢复了平静，用一句更狠的话让冯保又跳了起来：

“这都是你让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丢脸了，彻底丢脸了，这句话一出来，连堂上的衙役都憋不住了，审案竟然审到这个份上，冯保寻死的心都有了。

关键时刻，还是朱大臣够意思，眼看搞下去冯太监就得去跳河，他也大喝一声：

“混蛋，竟敢胡说八道，诬陷审官，给我拖下去！”

这位兄弟还真是个好人，回头又笑着对冯保说了一句：

“冯公公，你不用理他，我相信你。”

我相信，当冯公公听到这句话时，应该不会感到欣慰。

闹到这个份上，高拱是整不垮了，自己倒有被搞掉的可能，为免继续出丑，冯保下令处死了王大臣，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但这依然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王大臣一直在东厂的控制之下，为什么会突然翻供呢？他到底又是什么人呢？

我来告诉你谜底：

冯保并不知道，在他和朱希孝审讯之前，有一人已经抢先一步，派人潜入了监狱，和王大臣取得了联系，这个人就是杨博。

 

[1117]

高拱走后，智商水平唯一可与张居正相比的人，估计也就是这位仁兄了，取得张居正的中立后，杨博意识到，冯保已是唯一的障碍，然而此人和高拱有深仇大恨，绝不可能手下留情，既要保全高拱，又不能指望冯保，这实在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然而杨博名不虚传，他看透了冯保的心理，暗中派人指使王大臣翻供，让冯太监在大庭广众之下，吃了个哑巴亏，最后只能乖乖就范。以他的狡诈程度，被评为天下三才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而根据某些史料反映，这位王大臣确实是戚继光手下的士兵，因为犯错逃离了军队，东跑西逛，结果把命给丢了。

但疑问仍然存在，要知道皇宫不是公共厕所，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怕今天，您想进去，也得买门票，这位仁兄大字不识，也没有通行证，估计也没钱，这么个家伙，他到底是怎么进去的？

不好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就当他是飞进去的好了。

高拱算是涉险过关了，无论如何，他还算是张居正的朋友，对朋友尚且如此，仇人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张猛人的第二大特征就是有仇必报，在这一点上，他简直就是徐阶2.0版。

第一个刀下鬼，是辽王。

说起这位兄弟，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几十年一点正事没干过，从四岁到四十岁，除了玩，什么追求都没有。

小时候，他喜欢玩，玩死了张居正的爷爷，现在一把年纪了，还是玩，反正家里有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然而玩完的时候还是到了。

一直以来，张居正都没有忘记三十年前，祖父被人整死的那一幕，君子报仇，三十年也不晚。

当时还只是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在内阁里只排第三，不过要对付辽王，那是绰绰有余。

很快，湖广巡按御史突然一拥而上，共同弹劾辽王，王爷同志玩了这么多年，罪状自然是不难找的，一堆黑材料就这么报到了皇帝那里。

皇帝大人虽对藩王一向也不待见，但怎么说也是自己的兄弟，听说这人不地道，便派了司法部副部长（刑部侍郎）洪朝选去调查此事。

 

[1118]

其实说到底，皇帝也不会把辽王怎么样，毕竟大家都姓朱，张居正对此也没有太大指望，教训他一下，出口恶气，也就到头了。

然而他们都高估了一点——辽王的智商。

人还没到，也没怎么着，辽王就急了，在房里转了几百个圈，感觉世界末日就要来了，于是灵机一动，在自己家里树了一面旗帜，上书四个大字“讼冤之纛”，壮志飘扬，十分拉风。

这四个字的大致意思，是指自己受了冤枉，非常郁闷，可实际效果却大不相同，因为辽王同志估计是书读得太少，他并不清楚，这种行为可以用一个成语描述——揭竿而起，而它只适用于某种目的或场合。

于是他很快迎来了新的客人——五百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而原先拟定的警告处分，也一下子变成了开除——废除王位。

玩了一辈子的辽王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他的余生将在皇室专用监狱中度过，也算是玩得其所了。

张居正解决的第二个对象，不是他的仇人，而是徐阶的死敌。

在高拱上台之后，张居正本着向前辈虚心学习的精神，总结了高拱的成功经验，在整理工作中，他惊奇地察觉了那个神秘的人物——邵大侠。

张居正万万没想到，这个姓邵的二流子竟然有如此大的能量，且不说徐老师被他整得要死要活，如果任他乱搞一通，没准有一天又能搞出个王拱，陈拱，也是个说不准的事情。

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杀掉他。

邵大侠既然是大侠，自然行踪不定，但张居正是大人，大人要找大侠，也不太难，隆庆六年（1572），在解决高拱之后一个月，张居正找人干掉了邵大侠，这位传奇混混将在阎王那里继续他的事业。

第三个被张居正除掉的人，是他的学生。

隆庆五年（1571），作为科举的考官，张居正录取了一个叫刘台的人，在拜完码头之后，两人确立了牢固的师生关系——有效期四年。

刘台的成绩不太好，运气倒还不错，毕业分配去了辽东，成为了一名御史，之前讲过，在明代御史是一份极有前途的工作，只要积极干活，几年之后混个正厅级干部，也不会太困难。

刘台就是一个积极的御史，可惜，太积极了。

 

[1119]

万历三年（1575），辽东第一号猛人，总兵李成梁一顿穷追猛打，大败蒙古骑兵，史称“辽东大捷”。消息传来，巡抚张学颜十分高兴，连忙派人向朝廷报喜，顺便还能讨几个赏钱。

结果到了京城，报信的人才发现，人家早就知道了，白讨了没趣。

张学颜气得直抖，因为根据规定，但凡捷报，必须由他报告，连李成梁都没有资格抢，哪个孙子活得不耐烦了，竟敢抢生意！

很快人就找到了，正是刘台。

作为辽东巡按御史，刘台只是个七品官，但是权力很大，所以这次他自作主张，抢了个头彩。但他想不到，自己将为这个头彩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

最先发作的人，并不是张学颜，而是张居正，他得知此事后，严厉斥责了学生的行为，并多次当众批评他，把刘台搞得灰头土脸。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举动，按说报了就报了，不过是个先后问题，也没捞到赏钱，至于这样吗？

如果你这样认为，那你就错了，张居正同志向来不干小事，他之所以整治刘台，不是因为他是刘台，而是因为他是御史。

高拱之所以能够上台，全靠太监，但他之所以能够执政，全靠言官，要知道，想压住手下那帮不安分的大臣，不养几个狗腿子是不行的，而这帮人能量也大，冯保都差点被他们骂死，所以一直以来，张居正对言官团体十分警惕，唯恐有人跟他捣乱。

刘台就犯了这个忌讳，如果所有的御史言官都这么积极，什么事都要管，那我张居正还混不混了？

然而张居正没有想到，他的这位学生是个二愣子，被训了两顿后，居然发了飚，写了一封奏折弹劾张居正。

如果说抢功算小事的话，那么这次弹劾就真是大事了，是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事！

张居正震惊了，全天下的人都可以骂我，只有你刘台不行！

自从明朝开国以来，骂人就成了家常便饭，单挑、群骂、混骂，花样繁多，骂的内容也很丰富，生活作风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只要能想得出的，基本全骂过了，想要骂出新意，是非常困难的。

然而刘台做到了，因为他破了一个先例，一个两百多年来都没人破的先例——骂自己的老师。

 

[1120]

在明朝，大臣和皇帝之间从来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你帮我打工，我给你俸禄，算是雇佣关系，但老师和学生就不同了，江湖险恶，混饭吃不容易，我录取了你，你就要识相，要拜码头，将来才能混得下去。

所以一直以来，无数“正义人士”骂遍了上级权贵，也从不朝老师开刀。因为就算你骂皇帝，说到底，不过是个消遣问题，要骂老师，那可就是饭碗问题了。

张居正这回算是彻底没面子了，其实骂的内容并不重要，连你的学生都骂你，你还有脸混下去？

于是张居正提出了辞职，当然，是假辞职。

张居正一说要走，皇帝那里就炸了锅，孤儿寡母全靠张先生了，你走了老朱家可怎么办？

之后的事情就是走程序了，刘台的奏折被驳回，免去官职，还要打一百棍充军。

这时张居正站了出来，他说不要打了，免了他的官，让他做老百姓就好。

大家听了张先生的话，都很感动，说张先生真是一个好人。

张先生确实是一个好人，因为现仇现报实在太没风度，秋后算账才是有素质的表现。

刘台安心回家了，事情都完了，做老百姓未必不好，然而五年后的一天，一群人突然来到他家，把他带走，因为前任辽东巡抚，现任财政部长（户部尚书）张学颜经过五年的侦查，终于发现了他当年的贪污证据，为实现正义，特将其逮捕归案，并依法充军。

张居正的做事风格大体如此，很艺术，确实很艺术。

而张先生干掉的最后一个有分量的对手，是他当年的盟友。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六十四处。

这是一个策划已久的计划的开端。

从当政的那天起，张居正就认定了一个理念——上天下地，唯我独尊，具体说来，是但凡敢挡路的，不服气的，提意见的，都要统统地干掉。

折腾几年之后，皇帝听话了，大臣也老实了，就在张居正以为大功告成之际，一个新的敌人却又出现在他的眼前。

这个敌人不同于以往，因为它不是一个人，甚至于不能算是人，而是一个极为特别的团体势力，它的名字叫做书院。

 

[1121]

书院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形式，明代许多书院历史十分悠久，流传五六百年的不在少数，今天说起外国的牛津、剑桥，一算历史多少多少年，简直牛得不行，再一看国内某大某大，撑死了也就一百多年，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实际上大可不必自卑，因为古代书院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不过是大学这词更时髦而已，要知道，欧洲最老的巴黎大学，也就是1261年才成立，而且基本上都是教些神学之类的鬼玩意，

这也难怪，当时欧洲都是一帮职业文盲，骑着马，提着长矛到处冲，能读懂拉丁语的人扳着指头都能数出来，鬼才有心思上什么大学，中国的书院倒是有始有终，一直之乎者也了上千年，到清朝末年，基本都停的停，改的改，这一改，就把历史也改没了，年头从头算起。

但在书院上千年的历史中，明代书院是极为特别的，因为它除了教书外，还喜欢搞政治。

所谓搞政治，也就是一些下岗或上岗的官员，没事干的时候去书院讲课，谈人生谈理想，时不时还骂骂人，发发脾气，大致如此而已，看上去好像也没啥，但到嘉靖年间，一个大麻烦来了。

麻烦是王守仁同志带来的，因为此时他的思想已然成为了一种潮流，在当时的书院里，如果讲课的时候不讲心学，那是要被轰下台的，按说讲心学就讲心学，似乎也没什么，可问题在于，心学的内容有点不妥，用通俗的话说，是比较反动。

在这段时间，心学的主流学派是泰州学派，偏偏这一派喜欢搞思想解放、性解放之类的玩意，还经常批评朝政，张居正因为搞独裁，常被骂得狗血淋头，搞得朝廷也很头疼。

这要换在徐阶时代，估计也没啥，可张居正先生就不同了，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角色，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只要得罪了他，那是绝对跑不掉的。一个人惹我，就灭一个人，一千个人惹我，就灭一千人！

于是在一夜之间，几乎全国所有有影响的书院都被查封，学生都被赶回了家，老师都下了岗。

事情到这里，似乎该结束了，然而张居正同志实在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不但要抓群体，还要抓典型。

 

[1122]

所谓抓典型，就是从群众之中，挑选一个带头的，把他当众干掉，以达到警示后人的目的。

而这次的典型，就是何心隐。

这位明代第一神秘人物实在太爱管闲事，在批评张居正的群众队伍里，他经常走在第一线。平日也是来无影去无踪，东一榔头西一棍，打了就走，绝不过夜，而且上到大学士，下到街头混混，都是他的朋友，可谓神通广大。

事实证明，他看人的眼光也很准，十四年前，当他离开京城之时，就曾断言过，兴灭王学之人，只在张居正。

现在他的预言终于得到了实现，以最为不幸的方式。

在万历七年（1579）的一天，优哉游哉了半辈子的何心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当他在外地讲学之时，湖广巡抚王之垣突然派兵前去缉拿，将他一举抓获，带回了衙门，还没等大家缓过神来，官方消息已传出：根据朝廷惯例，犯人刚到，衙门的兄弟们都要意思意思，给他两棍，没想到何心隐体质太弱，竟然一打就死。遗憾之至，已妥善安排其后事，并予安葬。

事情一出，天下哗然，王学门人一拥而上，痛骂王之垣，但人已经死了，王巡抚又十分配合，表示愿意背这个黑锅，也不发火，大家骂足了几个月，就此收场。

当然了，这事到底是谁干的，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位泰州学派的领军人物虽然通晓黑白，张居正大人却是黑白通吃，虽然何心隐是他老师（徐阶）的同门，虽然何心隐曾经与他并肩作战，共同解决了严嵩。

但对张居正而言，朋友还是敌人，只有一个判断标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曾经的敌人除掉了，曾经的学生除掉了，曾经的盟友也除掉了，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坚信，这是值得的。

当然了，作为大明帝国的实际统治者，做了这么多工作，也受了这么多的苦，再过苦日子似乎也有点说不过去，而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同志是个明白人。

于是张先生的许多幸福生活方式，也随之流传千古，而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他的那顶轿子。

在一般人的概念中，轿子无非是四个人抬着一个人，摇摇晃晃地往前走，轿子里的人跟坐牢似的，转个身也难。

应该说这些都没错，但如果你看到了张居正先生的轿子，你就会感叹这个世界的神奇。

 

[1123]

张先生的交通工具不叫轿子，它有个专门名称——如意斋。一般人坐一般轿子，张大人不是一般人，轿子自然也不一般，别人的轿子四个人抬，张大人的轿子嘛……

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一下此轿的运行原理以及乘坐体验。

该轿子（？）由真定地方知府赶制，轿内空间广阔，据估算，面积大致不低于五十平方，共分为会客室和卧室两部分，会客室用来会见各地来客，卧室则用于日常休息，为防止张大人出行途中内急找不到厕所，该轿特设有卫生间，体现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

此外，由于考虑到旅途辛苦，轿子的两旁还设有观景走廊，以保证张大人在工作之余可以凭栏远眺，如果有了兴趣，还能做两首诗。

而且张大人公务繁忙，很多杂务自己不方便处理，所以在轿中还有两个仆人，负责张大人的饮食起居。

此外，全轿乘坐舒适，操作便利，并实现了全语音控制，让停就停，让走就走，决不含糊，也不会出现水箱缺水、油箱缺油、更换轮胎、机械故障之类的烦人事情。

你说这么大的轿子，得多少人抬？

我看至少也要十几个人吧。

十几个人？那是垫脚的！三十二个人起，还不打折，少一个人你都抬不起来，张大人的原则是，不计成本，只要风头！

相信我，你没有看错，我也没有写错，关于这部分，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顺便补充一句，这顶轿子除了在京城里面转转之外，还经常跑长途，张居正曾经坐着这东西回过荆州老家，其距离大致是今天京广线从北京出发，到武汉的路程，全部共计一千多公里，想想当年那时候，坐着这么个大玩意招摇过市，实在是拉风到了极点。

这段史料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并彻底改变了我对祖国交通工具的看法，什么奔驰、宝马、劳斯莱斯，什么加长型、豪华型，什么沙发、吧台，省省吧，也好意思拿出来说，丢人！

日子过得舒坦，工作也无比顺利，张居正的好日子似乎看不到尽头，然而事实告诉我们，只进不退的人生是没有的，正如同只升不跌的股票绝不存在一样。

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

就在这一年，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爹死了。

 

[1124]

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反倒添了很多乱（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名声很差），但无论如何，生子如此，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

但他死也想不到，自己的死，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

张居正的爹死了！消息传来，满城轰动，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无数官员纷纷上门，哭的哭，拜的拜，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摸出门，最后再说两句“节哀顺变”，完事，收工。

这并不奇怪，自古以来，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自然是空巷来拜，宾客盈门，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但你要相信，如果你自己挂了，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

对此，张居正也十分清楚，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但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思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的名字，叫做丁忧。

在当时的中国，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他不怕皇帝，不怕大臣，不怕读书人议论，骠悍无比。

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祖制。

所谓祖制，就是祖宗的制度，规矩，虽然你很牛，比皇帝还牛，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你再牛也没辙。

丁忧就是祖制，具体说来，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叫丁忧。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这叫起复。

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不近人情，官做得好好的，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不但误事，还误人心情。

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无论有多麻烦，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极其支持，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筋一根筋，食古不化，那就错了，人家的算盘，那是精到了极点。

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只有出孝子的地方，才会出忠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皇帝）呢？

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死了爹，我本来就很悲痛了，正想化悲痛为贪欲，搞点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剥夺我的经济利益，太不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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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那我就隐瞒死讯，就当人还活着，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就算最后被人揭穿，也是可以解释的嘛，人死了，我没有上报，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当然，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时间长了朝廷也不干了，自明英宗起，就开始正式立项，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全部免官为民。

如此一来，贪官们也没办法了，只好日夜祈祷，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至少等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到时也能多搞点纸钱给您送去。

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那就是军队，领兵打仗，这就绝对没辙了，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消息来了，您喊一声停：大家别打了，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咱们再来，还是老地方见，不打不散。

张居正不是军人，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要是自己走了，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

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夺情。

所谓夺情，是指事情实在太急，绝对走不开的人，经由皇帝的指示，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开展工作。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一般不会反抗））拉回来，似乎很不人道，所以将其命名为“夺情”。

然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当然，并不是因为它“很不人道。”

其实在他之前，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比如著名的“三杨”中的杨荣，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都曾经被这么“很不人道”过，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倒也没啥问题，但到了嘉靖年间，夺情却真的成为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就会被看作禽兽不如。

之所以会有如此大的变化，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

说起来，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闹腾了三朝还不够，死了还要折腾别人。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父亲死了，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留下来帮我办事，他说不行，我非常悲痛，一定要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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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几番来回，他还是回去了，从正德九年（1514）到正德十二年（1517） ,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才回来上班。这要搁在现在，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

由于他名声太大，加上又是正面典型，从此以后，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打死也不敢说夺情。就这么一路下来，终于坑了张居正。

张居正没有选择，只能夺情，因为冯保不想他走，皇帝不想他走，皇帝他妈也不想他走，当然了，最重要的是，他也不想走。

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才混到这个份上，鬼才想走。

虽说夺情比较麻烦，但只要略施小计，还是没问题的。

于是老把戏很快上场了，万历五年（1577）十月，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两天后皇帝回复——不行。

一天后，张居正再次上书，表示一定要回去，而皇帝也再次回复——一定不行。

与此同时，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言辞激烈，好像张居正一走，地球就要完蛋，可谓用心良苦。

行了，把戏演到这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

准备收场了，事情已经结束，一切风平浪静，擦干眼泪（如果有），再次出发！

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徐阶下台，我亲手解决了高拱、刘台、何心隐，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

对于这一点，张居正始终很自信，然而事实证明，他错了，错得相当厉害，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

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弹劾张居正夺情。

编修是正七品，检讨是从七品，也就是说，这是两个基层干部，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不是朝廷高官，就是黑道老大、学界首领，并且还特别不经打，一碰就垮，这么两个小角色，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就能把他们碾死。

然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差点把张大人给灭了。

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却有个特殊的身份：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

而且我查了一下，才惊奇地发现，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

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左挑右挑，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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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好了，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刘台），已经搞得狼狈不堪，这回竟然出了两个，那就收拾不了了，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并不等于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

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又出事了，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去尽孝道。

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才终于意识到，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

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他用尽各种手段，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坐上了最高的宝座，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他才发现一个新的，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

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们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成为了他的对手，不是一个，是一群，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经济问题，作风问题，夺情问题，方式更是数不胜数，上书弹劾，私下议论，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直接攻击张居正。

对于眼前的这一切，张居正感到很吃惊，却并不意外，因为他很清楚，带来这些敌人的，正是他自己，具体说来，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

五年前，当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时，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还附带了一个阴谋。

因为在那封奏疏中，有着这样几句话：

“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

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由我来管！

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

根据明代的体制，中央各部管理地方，正常，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也正常，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这就不正常了。

两百年前，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考虑丞相权力太大，撤销了丞相，将权力交给六部，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后来一琢磨，觉得六部权力也大，为怕人搞鬼，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

 

[1128]

六科的领导，叫做都给事中，俗称科长，下属人员也不多，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科长才七品，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

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科长不同意，二话不说，把命令退回给部长，让他修改，如果改得不满意，就再退，直到满意为止。

别说部长，连皇帝的某些旨意，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划脚一番的，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地位却不低，每次部长去见他们，还要给他们行个礼，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且指名道姓，十分嚣张。

给事中大抵如此，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随地大小便，只要是个事，就能管。

六部级别高，权力小，言官级别小，权力大，谁也压不倒谁，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一向太平无事，而到了张居正，情况被改变了。

在张居正看来，六部也好，给事中也好，御史也好，都该归我管，我说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不要瞎吵。

因为他很明白，互相限制、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

一件事情交代下去，你讲一句他讲一句，争得天翻地覆，说得振振有词，其实一点业务都不懂，结果十天半个月，什么都没办，而对于这些人，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

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找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自己）指挥，大家跟着办事就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于是在他统治期间，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都要考核工作成绩。

然而遗憾的是，大臣们却不这么想，在他们看来，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如果长此以往，后果实在不堪设想。

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怎么干，是好事还是坏事，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彻底解决他！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

 

[1129]

耐人寻味的是，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

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原因很简单——躲避嫌疑，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说他们是心有灵犀，真是杀了我也不信。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夺情问题也好，作风问题也罢，那都是假的，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无论如何，我不过是想做点事情而已，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张居正恢复了平静，他意识到，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如不及时镇压，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之一旦，而要对付他们，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幅道貌岸然的面孔，满口仁义道德，唾沫横飞攻击别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

对这帮既要当*****，又要立牌坊的人，就一个字——打！

张居正汇报此事后，皇帝随即下达命令，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也就是打屁股。

张大人的本意，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原先不吭声的也坐不住了，纷纷跳了出来，搞签名请愿，集体上书，反正法不责众，不骂白不骂，不请白不请。

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在当时，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只能算是小字辈。

辈分虽小，办事却是大手笔，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他们却激情澎湃，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要当面求情。

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碰巧得了重病，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申时行回去了，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趁人不备，竟然溜了进去，见到了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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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人都闯进来了，张居正无可奈何，只好带病工作。

王锡爵不说废话，开门见山：希望张居正大人海涵，不要打那四个人。

张居正唉声叹气：

“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你求我也没用啊！”

这话倒也不假，皇帝确实很生气，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

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但王锡爵先生……已经四十四了。

“皇上即使生气，那也是因为您！”这就是王锡爵的觉悟。

话说到这个份上，张居正无话可说了，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

见此场景，王锡爵感到可能有戏，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

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抽出了旁边的一把刀，王锡爵顿时魂飞魄散，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准备拿自己开个刀，正当他不知所措之际，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九五至尊，高傲无比，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扑通一声——给他跪下了。

没等王学士喘过气来，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一边架一边喊：

“皇帝要留我，你们要赶我走，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

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他或许善于权谋，或许挖过坑，害过人，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要想生存下去，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这是唯一的选择。

现在他的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

张居正跪在王锡爵的面前，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呐喊：

“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

王锡爵懵了，他没有想到，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情急之下手足无措，只好匆匆行了个礼，退了出去。

张居正发泄了，王锡爵震惊了，但闹来闹去，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于是该打的还得打，一个都不能少。

万历五年（1577）十月二十三日，廷杖正式执行，吴中行、赵用贤廷杖六十，艾穆、沈思孝廷杖八十，这么看来，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到关键时刻能顶二十大板！

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打屁股的结果。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挨了同样的打,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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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帖 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 五 -笑含- ♀ (819497 bytes) () 05/18/2011 postreply 22:22:27

• 转帖 明朝那些事儿 当年明月 六 全文完 -笑含- ♀ (638695 bytes) () 05/18/2011 postreply 22:24:44

• 辛苦了，谢谢。很喜欢这种文笔风格 -多少- ♂ (0 bytes) () 05/20/2011 postreply 19:2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