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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有大量例子来证明作者的观点。
其中之一是朴妍美（Yeonmi Park）的令人震惊的经历，她是一名冒着生命危险逃离朝鲜的女性。 在美国，她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她发现那里的反知识分子气氛几乎和她在朝鲜时一样令人窒息。 巴恩希泽引用她的话说：“去哥伦比亚大学后，我学到的第一件事是，所有问题都是白人造成的。 我确实穿越了戈壁沙漠以获得自由，但我意识到我并不自由。 美国并不自由。” 当她批评祖国的镇压时，她被称为骗子。 令人沮丧的是，我们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的学生被灌输了集体主义国家是好的观念，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听真正生活在集体主义国家的人的意见。
巴恩希泽的新书毫无疑问地表明，左派在机构中的进军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
巴恩希泽提到了意大利共产主义作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著名言论，即左派需要通过西方机构进行“长征”，而他的书毫无疑问地表明，这次征途取得了压倒性的成功。
作者的一些证据甚至会令那些意识到我们教育机构退化的读者感到震惊。 它已经蔓延到医学院，一种不宽容的意识形态已经在医学院扎根。 巴恩希泽引用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讲师凯特琳·里迪·罗吉尔的话说，她警告她的学生，如果他们中有人胆敢挑战她的观点，“我会很快关闭它。 我很难在系统性压迫问题上保持中立。”
因此，医学生必须吸收里迪-罗吉尔的观点，并且禁止质疑他们。 她坚持认为自己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这与学术思想截然相反。 不幸的是，我们的学院和大学里有很多像她这样的“教育工作者”。
用意识形态取代客观教学导致学术水平普遍下降。 Barnhizer 指出，许多大学已经放弃了申请者必须参加 SAT 或 ACT 这两个衡量大学准备情况的可靠指标的要求，转而采用“全面”评估。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痴迷于学生群体的“多样性”，并不关心大部分少数族裔学生是否对大学水平的工作准备不足。 因此，管理人员批准了淡化课程和提高成绩，以便成绩较差的学生能够毕业。
同样，我们发现教授也在迎合这些学生。 Barnhizer 举的一个例子是 Asao Inoue 教授，他认为作文老师要求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学生用标准英语写作是错误的。 为了让事情变得更加“公平”，他采用了“基于劳动”的评分系统，其中成绩取决于学生在作业中投入的努力程度，而不是他们的写作质量。 我们的许多教育领导者都同意并坚持认为，评分是为了促进群体“公平”，而不是为了反映个人成就。
如果你是一位守旧的教授，坚持严格、客观的学术标准怎么办？ 正如纽约大学化学教授梅特兰·琼斯发现的那样，这会让你的工作面临风险。 在一群学生向校方抱怨他的课程太难后，校方屈服并解雇了琼斯。
一旦按下“仇恨按钮”，就不可能将其松开并让人们尊重那些拥有不同信仰的人。
这本书的一个特别令人恐惧的方面是巴恩希泽的观点，即强行灌输给我们学生的意识形态是需要敌人的。 这是因为人们不愿意将自己的自由交给“进步派”想要的庞大的政府控制结构，除非他们害怕或讨厌某个人或团体。 1984年，奥威尔塑造了反派伊曼纽尔·戈德斯坦（Emmanuel Goldstein），他是“两分钟仇恨”的对象。
同样，我们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教育者为他们的追随者创造了许多恶棍，例如资本家、“气候否认者”和犹太人。 正如我们最近所看到的，这些灌输的仇恨可能会演变为暴力。 一旦按下“仇恨按钮”，就不可能将其松开并让人们尊重那些拥有不同信仰的人。 敌意只会变得更加强烈，社会凝聚力也会受到破坏。
巴恩希泽明确表示，美国学生接受教育的不是那些拓展他们思维视野的学者，而是那些绝对确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宣传者。 他们将自己封闭的思想传递给了学生，学生们开始用简单化的善与恶的眼光来看待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