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密宗道场不离帝王支持（图片来源：青年在线）
不空是唐代玄、肃、代三朝老僧。他德高望重，所受礼遇，在僧人中前所未有。在唐帝面前有求必应，说一不二。这三代唐帝都以信仰主义为治国方略。“天宝初，玄宗崇奉道教，下诏求明庄、老、文、列四子之学者”。可能是道教与密宗有“血缘”关系，后来他又转向信仰密宗。道教认为世界本源为水、火、木、金、土五种原素所组成。阴阳五行，“九宫八卦”是它的基本哲学思想。无独有偶，密宗有“四大种子”，地、水、火、风、空、识的六大，“八方”的自然观。然而密宗又比道教高出一头，它有严密的逻辑推理理论（因明学）和灵活的辩术，都使玄宗耳目一新。
《宋高僧传》中的《善无畏传》中说：“开元初，玄宗梦与真僧相见，姿状非常，躬御丹青，写之殿壁，及畏至此，与梦合符，帝悦有缘，饰内道场，尊为教主。”当然，这些记载是宗教神话。但是，建内道场，和尊为“教主”却是历史实事。密宗大师善无畏通过了唐玄宗的 “考核”：“时有术士握鬼神之器，参变化之功，承诏御前角其神异，畏恬然不动，而术者手足无施矣”。于是，玄宗叫他住在兴福寺南院，以后又至西明寺。这是密宗至中国，得以立足的历史。继善无畏之后，就是金刚智和不空。善无畏这位行至中国的开路先锋，开了个好头，得到唐玄宗的尊重，而后来的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就畅通无阻了。
金刚智于开元八年（720）到达中国，比善无畏晚了四年，他主要是译经，收徒；其弟子不空除译经之外，还参加政治活动，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当时唐朝的历史有关。
唐玄宗笃信密宗，肃宗继承了其父对密宗的信奉，有过之无不及。继肃宗之后的代宗皇帝，对密宗更加笃信，几乎内廷每天都有念佛经声，他到资圣寺、西明寺去听经，有时也讲经。“永泰元年（765）九月于京城资圣、西明寺置百尺高座讲《仁王经》，内出二宝舆中，命有力者衣金甲舁出。又结彩为菩萨、神王及八部鬼神，羊车、鹿车、牛车，内侍鱼朝恩，护送宰臣及百官，列班序节，率钱以资僧，供二七日，而罢。又诏宰臣及两省五品已上官，尚书省四品已上御史大夫中丞诸司马官，并于西明寺行香修斋奏乐，竟日而罢。俄、吐蕃、回讫入寇，罢百尺高座讲经”。
金阁寺第一所密宗道场的建立
太原为不空幼时所游之地，又是唐王朝发祥地，不空对山西是熟悉的，当然深知五台山在中国弘扬佛教的特殊地位。所以他于永泰二年上书朝廷 “请舍衣钵助僧道环修金阁寺”：“五台山金阁寺……先圣书额，寺宇未成……天下百姓咸欲金阁寺成，人谁不愿。令泽州僧道环日送供至山，景慕道义禅师所见之事，发心奉为国家依图造金阁寺，院宇多少一如所见，今夏起手工匠什物兹自营办，将满先圣御额，终成道义感通。观夫此僧志愿非小，或谓文殊所假俾树胜因。且五台灵山额有五：清凉、华严、佛光、玉华，四寺先成，独唯金阁一所未就。既是圣迹，谁不具瞻？不空愿舍衣钵随助道环建立盛事。”肃宗批准了建金阁寺，并赐额“大圣金阁保应镇国寺”。但是，这金阁寺始终没有动工修建。这是因为 “安史之乱”从动乱到平息经过三年之久，在当时来说对唐朝的财力已消耗即尽，经济状态如此，当然肃宗无力支持不空建金阁寺的申请。但是，又经过不空几年的努力争取，终于在大历二年获得三宰相 （元载、王缙、杜鸿渐）支持得以批准修建金阁寺，这是五台山第一所密宗道场。
金阁寺建好后，不空于大历五年亲自至五台山主持开光法会。金阁寺可能是中国第一所金瓦寺庙，对后世影响很大。“五台山有金阁寺，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计钱巨万”。镇澄和尚诗云：“杰阁倚雄峰，登临兴未穷。怡然观物化，肃尔礼慈容。帘卷千山雨，窗含万壑风。倚阑何所思，霜月卦寒空。”
唐朝密宗热闹一时。但只是在两都地区，和并、代、渝等州有所传播。在幽、燕、冀、豫和东南沿海地区没有多大影响。在五代十国和宋朝，密宗在五台山及内地没有什么作为，也就处于无为状态。
元密宗以藏传佛教面目出现
元朝本来是崇奉道教的，特别是全真教。《元史》释老志说：“及得西域（包括吐蕃），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论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其为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为之，出帝师所辟举，而总其政于内外者，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而军民通摄。于是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西土。”由于元朝的这种方针政策，续唐朝之后，又在五台山大兴密宗道场。但是这时的密宗，是以藏传佛教的面目出现的。
元帝本想利用佛教统一西藏。但是，佛、道二教都与元朝关系密切，在皇帝面前谁都不甘为下，互相排斥，于是就引起一场佛道辩论。辩论是在上都（多伦）宫内进行的，结果佛教获胜。于是元朝一改前策，从以道教为主，改为依靠西藏佛教思想为主。藏传佛教在元朝“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宦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始此。”僧人可以与王“争道，拉妃坠车殴之，且有犯上等语，事闻，诏释不问。而宣政院臣方奏取旨，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这样，元朝就在内地发展带吐蕃气习的密宗－－藏传佛教。
明建立阿育王佛舍利塔
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深知佛教对社会稳定所起的作用。所以在洪武初，“太祖惩唐世吐蕃之乱，思制御之。惟因其俗尚，用僧德化导为善，乃遣使广行招谕”。把原来元朝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召至南京“授职”。当时吐蕃各教派也迫于形势主动到南京，实际上是观察明朝对吐蕃的政策。到成祖时期先派了少监侯显、和尚智光赴吐蕃作安抚工作，诏吐蕃僧哈立麻来京。
永乐四年（1406）哈立麻至京，“帝延见于奉天殿，明日宴华盖殿，赐黄金百，白金千，钞二万，彩帛四十五表里，法器、裀褥，鞍马，香果，荼米诸物毕备。”命建普度大斋于灵谷寺七日，封哈立麻为 “万行具足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看来封此号是在灵谷寺举行册封仪式的。受封后他在灵谷寺住了七天，起身赴五台山，并命哈立麻赴五台山建大斋，所谓的“大斋”就建在显通寺，并命太监杨升修建此寺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以饰示法王之居。这个塔，就是现保存完整的塔院寺的白塔。
此后，明朝在五台山建的密宗道场还有普宁寺 （今大圆照寺）、万圣佑国寺等。
清鼓励蒙藏僧人到五台山修持
清朝入关后，定都北京。对佛教取尊奉政策。
清朝入关后第一个皇帝顺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清朝基本上是沿明朝对西藏的政策。清朝各代皇帝，特别是康、雍、乾三代，吸取明朝历史教训，对蒙藏问题特别注意。清政府把西藏密宗当做“政”对待。随着清政权在全国的巩固，藏传佛教作为统一蒙古民族的思想工具，逐渐地用行政手段扶持起来。到乾隆年间，更明确的提出“兴黄教，即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的方针政策。
清政府把藏传佛教，分为四个区域来进行管理。藏区分为达赖管辖区，班禅管辖区。达赖以拉萨为中心的前藏地区，班禅是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地区。蒙古分为外蒙古 （又称喀尔喀蒙古），其教权授予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原来哲布尊丹巴直辖于达赖喇嘛，在1694年外蒙古四十八家王子与清政府在多伦诺尔会盟后，康熙皇帝授予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为 “敷教安众大喇嘛”的尊号，可乘黄车，代代相传，统领外蒙古佛教，并在多伦诺尔建汇宗寺，以示安禅。清军把准噶尔叛乱头子噶尔丹消灭后，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又返回库伦。内蒙古、甘肃、青海、京师、多伦、承德、五台山以及华北地区，授权章嘉国师。章嘉，本来是“张家”，乾隆皇帝认为不雅，故改为“章嘉”。一世章嘉活佛原来是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沟张家村人，佑宁寺选此村孩子为活佛，所以，佑宁寺的活佛系统，就称 “张家”。这是一世张家的来历。康熙四十四年授予张家呼图克图二世阿旺却丹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赐国师玉印，第二年又赐金印。
清政府把章嘉安排到五台山、多伦、承德、北京、甘肃、青海等地，使他成了清朝对蒙藏地区的政治、宗教“巡视使”和“钦差大臣”。因为五台山地处华北中心地带，又是高寒区适合蒙藏等北方高寒地区民族气候环境，章嘉作为国师，长住于此，就自然成为当时蒙藏佛教中心，也自然而然地成为联系蒙藏高层僧俗人士的 “中枢神经”。正如康熙帝在《清凉山志》序中所言：“兹山耸峙于雁门云中之表，接恒岳而俯滹沱，桓临朔塞，藩屏京畿。其地风劲而高寒，层冰阴岩积雪，留于炎夏，故清凉。”清朝着力在五台山兴黄教寺院，鼓励蒙藏僧人到五台山修持，是为了加强章嘉国师的凝聚力。
藏传佛教与章嘉国师
由于章嘉国师常住五台山，五台山也是清朝皇帝常往来之地，当然主要是康、乾二帝，特别是乾隆帝，朝山次数最多，在中国皇帝中他称得起朝台山 “冠军”，达十一次。
乾隆四十六年，乾隆帝来五台，章嘉国师为帝在菩萨顶举行祈愿经会上，章嘉国师居于中央，帝坐于其左首，念诵佛经。“诵经毕，按照惯例，章嘉国师及其弟子数名，在大皇帝面前致颂辞，撤花瓣，献哈达。大皇帝说：与胡图克图同坐在朕之座位上，朕便觉得安乐。说完，拉着章嘉国师之手，让章嘉国师与他坐在同一个宝座上，如此尊宠，简直不可思议。”三世章嘉国师，幼儿时就被接到清宫教养，后伴读弘历，所以乾隆皇帝与他情意颇深。他的汉、满、蒙、藏语言文字皆通，而且对这些典籍都有涉猎，造诣较深，在蒙藏佛教领袖中影响极大。他经常被派往外蒙、西藏地区巡视，是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的座上客。六世班禅、八世达赖、三世哲布尊丹巴，都是他被皇帝授权赴藏认定的转世灵童。并授教予他们显密经典，是这些活佛的真正师父。
乾隆二十年 “时准噶尔谋叛，遣使抵喀尔喀各部，诱其离中国而独立。喀尔喀之西部诸王，受其煽惑，已振军兴旅矣。高宗闻之，先命驻京章嘉呼图克图，致书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请竭力镇抚喀尔喀地方之人心。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答章嘉呼图克图书日：勿庸烦心，谓事皆平稳。”由此事可知，章喜国师在蒙藏地区影响之大。
由于蒙藏地区僧侣和王公贵族们，惧怕首都北京炎热，朝觐皇帝之后，很想再拜章嘉和朝圣文殊圣迹。虽然皇帝夏天都在避暑山庄。但是因为在皇帝眼下，承德寺庙皆为御用，活动多有不便，更主要是为了朝圣文殊，所以多往五台山。清朝乾隆年间五台山的藏传佛教寺院，由于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鼓励，好多和尚改为喇嘛，就是这个历史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