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村妈妈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
文 | 殷盛琳
编辑 | 王一然
视频剪辑 | 沙子涵
北京
“放假了，我也想像别人一样，穿上好看的衣裳，出去逛逛街，旅旅游，吃好吃的。再有个俩仨朋友，搭伙玩，多好啊。可是，我做不到。我只能呆在家里，哪里也去不了。”
2023年国庆假期，35岁的李敏在她的快手账号上发布了一则短视频。她给自己起名“农村妮”。视频里，她呆坐在农村庭院的台阶上，对着手机屏幕讲出这些话。呆板、麻木的脸上满是泪水。
这只是李敏生活里最普通不过的一个下午：丈夫照例去厂里干活，女儿跟着自己的姐姐一起到县城新开的游乐场玩去了。姐姐身高长到了1米4左右，而李敏强烈遗传了妈妈的基因，患有先天性侏儒症，仅仅长到1米2。因为恐惧带刺的打量和嘲笑，她几乎不怎么出门。活动半径只局限在娘家和夫家之间。
那天，她收拾完家务，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忽然觉得很委屈。
意外的是，这段视频迅速在网络上流传开。许多人因此想到自己困在农村的家人。一些社交媒体的大V评价她，是“千万农村女性的缩影”。突如其来的巨大流量迅速引起了平台方的注意。李敏说，视频爆火后，自己的生活闯入很多陌生人。有up主专程从山东赶来拜访，快手公司的员工也给她打来电话，想来衡水找她。
他们告诉她，可以带她实现愿望，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李敏不清楚这里面的行为逻辑，只觉得惊喜。在此之前，她到过最远的地方是县城。当月下旬，她带上女儿、丈夫、姐姐、妈妈，全家人一起去北京圆梦。
●李敏在北京。图源“农村妮”快手视频
她也分不清坐的究竟是高铁还是普通火车，“反正都是快车”，李敏说。她对乘坐流程完全陌生，买票、检票都是姐姐和平台的人领着，她只是模仿。即便如此，仍有尴尬的时刻：动车验票口需要人脸识别，姐姐可以轻松过关，1米2的她却无法被系统扫描识别，只好走人工通道。姐姐是她北京之行的“拐杖”，她说，姐姐毕竟个子高一点，敢出去。而她人生的前35年，几乎是封闭的。
在北京的行程被安排得满满当当。2023年12月23日下午，他们一家人入住升旗广场附近的酒店，第二天凌晨4点，晦暗未明的北京清早，李敏和家人一起走在观旗路上。许多眼光打量过来，她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李敏忽然就不想去了，“怕人家笑话”。根据经验，以往陌生人群中间总会有嘲笑的声音，她厌恶那种被审视的感觉。同行的up主及时劝阻了她，她才愿意继续完成这趟旅程。
很快，李敏发现北京的人似乎和老家集镇上的不一样，“人家节奏快，根本不会管这么多”，即便是打量，眼神也温和许多，“后来我就没事了。”
她记得，看升旗当天人特别多，赶集一样。她站在人群后面，只能看到很多后脑勺。站在她前面的是一个北京大爷，大爷跟她说，一会儿升旗你就站我的凳子上。李敏不好意思，最后在别人的手机镜头里看完了升旗。
一直等到6点多，人群才慢慢散开。李敏兴奋地往前跑，终于到了最前面，可以抬头看到飘扬的旗子。一行人又去了景山，李敏听人说，爬到最高处能俯瞰故宫。可惜当天有雾，站在那里往下望，模模糊糊看不真切。
第二天返程，李敏没有带回任何纪念品。对她来说，这趟旅程短暂得像一场美梦，离真实的生活十分遥远。
车流和人群越来越少，高楼更迭为平房，鸣笛声消失不见。她又回到了寂静的东马冢村。
东马冢村
从衡水市区出发，要穿行过高速、县城主干道，绕过数条村庄小路，才能抵达李敏的家。12月下旬，北方暴雪，车窗外掠过白茫茫无边无涯的华北平原。县城最边缘的村庄里，村北最后一户，那座石灰粉砖围砌的院落就是她的领地了。14年前，李敏嫁过来，也将自己隐匿了起来。
丈夫是相亲对象里唯一没有嫌弃她的人。在彼此相中之前，李敏被介绍给几位邻村男人——大龄单身汉，或者不会说话的哑巴——都被拒绝了。“人家长得高，看不上咱”，李敏说。在残酷的农村婚恋市场上，个头1米2，意味着“残疾”，后代的基因也令人担忧。比哑巴、聋子的“等级序列”还要低。
丈夫是她当时的最优选。他们一样的年纪，都是头婚，家庭条件差不多。丈夫1米6出头，没怎么读过书，几乎不识字，结婚前一直在外打零工。
2010年10月，秋收过后，天气凉下来，李敏举行了婚礼。喜宴上，她记得自己穿了旗袍，踩着一双不合脚的红色镶金边高跟鞋，走路很不稳当。第二年，她怀了孕，随后生下女儿。高跟鞋早不知丢哪里去了。
一直到现在，她的生活单调而重复：每天早晨6点多起来做饭，7点多丈夫要出门上班，女儿住校前，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去上学。人走之后，她刷锅洗碗，洗衣服，收拾庭院。中午11点多，她要准备丈夫的午饭，保证他回来能吃上热菜。
晚饭后，她才算结束一天的任务，有时间刷会儿手机，看看短视频或电视剧。她和丈夫的交流有限，常常沉默着各自玩手机，“我不想跟他多交流，没啥好说的。”
在时间相对漫长的下午，她有时会接一些手工活。串塑料花、缝挂件毛球，或者给人家捆逢年过节要用的供香。一天能挣个几块钱，多了能挣十来块。不过，李敏说，这些收入并不固定，活儿没了也就没了。家里的经济支撑，主要还是依靠在附近工厂做工的丈夫。
●李敏和丈夫的结婚照。殷盛琳 摄
结婚前，李敏对婚姻的想象有限。她当时最大的心愿是离开父母家，不用每天做家务，也不用被邻居指指点点。没人告诉她婚姻还有另一面。丈夫的糟糕习惯在婚后才显现：他嗜烟酒如命，冬天一天能喝一斤白酒，夏天换啤酒。差不多一周抽一条烟。
一开始，李敏还会劝他，定好一天喝多少后，把剩下的酒锁起来，丈夫就到村里的点（小卖部）上赊账买。后来，李敏干脆给他备好足量烟酒，“我买还能便宜点”，她说。
早几年，丈夫经常发酒疯。他砸过家里很多东西，客厅的玻璃茶几，许多锅碗瓢盆。卧室里一整排的衣柜，如今只有两扇门是正常的，其他都被他在酒后撞破。
因为喝酒，丈夫失去过一个脚趾头。李敏说，之前丈夫在邻村打零工，给暖气片“喷白”时，有次酒后骑摩托，摔了大跟头，脚趾头别在了车轮底下。医生说，指头呈现黑色，已经坏死了，不如直接切掉。丈夫当即表示再也不喝酒了，但没多久，酒瓶又堆在了庭院角落。管不住，李敏说，丈夫就算自个儿，没有花生豆做配菜也能一直喝。
冬日午后，李敏坐在空旷的堂屋里说起这些，以一种非常平静的语气。不管他就行了，她说，实在不行就到前院去找公婆。
李敏的普通话并不熟练，偶尔讲几句，会不自觉切换回朴素的方言。过去这些年，她没有讲普通话的语境。留在河北村庄里的几乎都是老人，她35岁，是留守村里最年轻的大人。
李敏说，另外一个年轻点的，是她在村里最熟悉的朋友，40多岁，也是外嫁过来的。两个人经常一起去接零活，女人骑电动车载她，但除了聊点家常也没有更深的交流。
嫁到村里后，如非必要，她几乎不怎么出门。村里邻居除了个别熟悉的，她也不认识。她不喜欢串门，“就觉得可别扭，不如在自个儿家里随便”，她说，很多时候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怕别人不愿意听。她很少跟人谈论感受与想法，问题抛出之后，她要停顿片刻再给出答案。
囿于身高与贫穷，她主动将自己放逐到更边缘的角落。她放弃社交，对生活的期待很低，“朴朴素素就行了”。她不喜欢养花，浇水、施肥很麻烦。茶几被丈夫砸坏之后，也没有更换新的，屋里显得空空荡荡。每天操持家务已经耗尽了她所有精力。
但短视频的走红，令李敏坚固的生活出现了某种松动——她不仅去了北京，还在互联网上收获很多“朋友”，让她从农村庭院的小小天地探出头来，看到小麦、玉米、棉花地之外的世界。
●李敏家卧室柜门已经坏了好几扇。殷盛琳 摄
屏幕上的IP与雪地里的麻雀
现在，李敏在短视频平台上的日常记录不再是私人的表达，“围观”推动它完成了叙事的升级——“农村妮”的困境，成为了更广阔意义上农村女性的困境。
和很多网络红人一样，李敏开始直播。她把手机支架放在桌上，或者让姐姐随意摆在哪个位置，就可以对着屏幕漫无边际地聊下去。她人生35年里，第一次尝试这么高强度讲话。
李敏记得，有很多十几、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是她直播间的常客。他们亲切地叫她“姨”，安慰她不要紧张。有时候年轻人申请连麦，李敏会慌张挂掉，她害怕普通话讲不好，磕磕绊绊的，习惯看弹幕跟对方交流。
她在新发的视频里讲自己很少出去，以及被歧视，被嫌弃的经历。评论区里，年轻人们主动向她展示自己所处的世界的角落，也分享日常生活。有江苏的女生拍了满地金黄的银杏叶给她，“姨，你看这个好不好看？”河南的网友晒出他的小狗，向她表露悲伤，“它已经去汪星了。”许多人展示给她自己所见的天空、晚霞、落花与山川，那些IP来自山东、新疆、贵州、云南、广东、西藏……
许多人将李敏看作自己没怎么出过门的老家长辈，带着一种自我成长却无力改变他人命运的自责和感伤。“你长得很像我一个离世的亲人，她生前对我最好了”“看到你就像看到了我妈妈”，他们留言。
但网络世界中，并非只有温暖和善意，视频评论区里，一些人写，“自己偷偷重开就好了”“重开吧约德尔人”（网游《英雄联盟》宇宙中的一种生物种族，身高在1米左右）。李敏不知道重开是什么意思，问了晚辈才知道，这里面夹杂着纯粹的恶意与嘲讽——意思大概是，“不如去死”。
她特意录制了两条视频回应，视频里，她仍然笑盈盈的，“好多人说让我重开，其实我做梦都想重开。重开了，咱不要求长到1米6，咱长到1米4多就很好，最起码不像个废物一样这么活着了”，她说，“人们天天不希望上的工作，是我梦寐以求天天想要的。几个人骑着电车，一块上班，一块下班，一块去逛街，都是很好很好的，是我这辈子都做不到的。”
●李敏坐在堂屋门前。殷盛琳 摄
事实上，包裹着李敏的世界是一点一点缩小的。她并非没有主动抗争过。
变化是从小学四、五年级开始的。她的个头开始和同龄人拉开差距。村里的小孩给她起外号，叫她“土行孙”、“武大郎”，李敏一听到就哭，不再愿意出门玩，也没什么朋友。她羡慕姐姐和村里的同学到现在还维持着联系，她就没有。友谊对她来讲是奢侈品。
初中时，她幸运地考上了重点班，开始住校。李敏说，最开始她还会主动找同学说话，别人都凑一起聊天、打饭，她太孤单了。但她很快发现，如果不主动，友谊就无法维系。她干脆放弃了。“那会儿好面子，自尊心强。”当时李敏坐在班里第一排的角落，内心期待最好永远不要下课，或者老师拖堂拖过去——只有在上课时，她才显得不那么另类。
李敏当时已经近视，但因为配眼镜要花钱，她没敢跟家里人讲，成绩逐渐平庸。初中结束后，她就没再读书。姐姐也读到初中毕业，随后开始辗转各个工厂工作。李敏只能待在家里帮父母做家务，很多时候，她都是一个人。
唯一一次到远方去，是辍学没多久，她被一个在县城打工的亲戚介绍去一家肉食店工作。店铺分三层，一层门市铺面，二楼是老板老板娘住的地方和厨房，三楼是员工宿舍。她不被允许到一楼去，老板怕她形象不好影响生意，让她留在楼上收拾屋子。呆了半年多，亲戚不干了，老板随意找了个借口，也辞退了她。
结婚之后，李敏也试着找过工作，但都没能如愿。她问过县城边上的粉笔厂，能不能去做装盒工人，人家说要两个人搭伙去码粉笔盒，你的个子够不到，谁愿意跟你搭伙呢？她识趣地没有再说下去。她又去找医疗器械厂，想去做缝纫机工，也被拒绝了。从那之后，她彻底放弃了工作这件事。
实在无事可做，她只好在手机上刷电视剧，只要是大热的她都会点进去看看。视频爆火后，她开始接受网友的建议做直播带货，能赚点生活费。但丈夫不同意她在娘家直播，那意味着没人做饭了。男人直接躺下，在地上打滚儿反抗。这天，李敏回娘家看妈妈，丈夫怕她留在那里不回来，早早开了电三轮来等着接她。
李敏不想把矛盾激化，还是跟丈夫回去了。十二月的傍晚，男人在冰雪冻结的路上疾行，居然还抽出一根烟来，李敏吓得立刻制止了他，让他注意看路。男人没吭声，开得更快，三轮车在乡道上震颤。迎面驶来的另一辆三轮车没有避让，男人破口大骂，长按鸣笛。
李敏斜坐在车篷里，轻叹一口气。狭窄的乡村小道边，枯枝败叶“噼里啪啦”地挂上窗户，她吓得往回缩。丈夫的车速仍然没有减慢。夕阳将落，余晖成了数条直线，华北平原的天色暗下来。雪地里的麻雀受了惊，飞向更远处。
妈妈与女儿
前几年，丈夫经常发酒疯砸东西的时候，李敏也曾有过离婚的念头。但每次都被自己压了下去。她的顾虑非常现实：如果她想过自己的生活，孩子咋办？如果孩子18岁长大成人了，她也40多岁了。不跟这个男人过，再找一个，多半人家也有孩子，会真心实意对你吗？会把钱给你吗？如果再也不结婚，她又没有谋生手段，只能跟母亲生活，对母亲来说又是负担。
“还不如就这样，要是伸手给自个儿娘要钱，还不如瞎混呢。”她说，和丈夫起码不是半路夫妻，他虽然有小毛病，但本质不坏，不赌博不打麻将，以前那么难都挺过来了，就这么过下去算了。她熟练地安慰自己。这些情绪她很少跟母亲或姐姐提起，怕她们跟着糟心。
李敏母亲虽然身高矮，但性格却强势，老太太热爱串门，经常跟村里人聚在一起聊天。如果有人因为身高嘲笑她，她会直接怼回去。听说女婿家里都不同意女儿做直播，她气急了，直接赶过去跟婆家讲道理。
这个同样困在农村一辈子的女人有自己的生存智慧。她对互联网一窍不通，但她确定的是，女儿对着手机里的那些人，能讲许多话，心情也变好了，她不允许任何人剥夺女儿这仅有的快乐。“谁都不能不让俺妮儿玩手机。”老太太笃定地说。
李敏小时候非常强烈地怨恨过母亲，为什么把自己生得这样矮？她控制不住地想，如果能和姐姐一样长到1米4左右，是不是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初中住校后，周五放假，她只让身高正常的父亲接她，怕和母亲站在一起会引来更多带刺的眼光。
她经常觉得12岁的女儿比当年的自己懂事很多。女儿好像并不在意这些，从没刻意避开过她。李敏记得，每次去送女儿上学，女儿从没提过让她把车停远点，也不忌讳同学们看到。有时女儿很平常叫她下来一起买东西，“那么多学生在旁边，她也没说不让我下来”。
有一回，她去接女儿，有个男同学看到了，说你妈怎么那么矮？女儿直接怼了回去：“你长得高？等你长过我了再说俺妈吧。”女儿12岁，身高已经超过了1米5，不会再延续自己的悲剧，这是李敏最欣慰的事。
●李敏的女儿在游乐场里坐摩天轮。殷盛琳 摄
她常常觉得亏欠女儿。李敏说，丈夫只有找不到东西的时候，才会跟女儿搭话，或是叫女儿吃饭。“他不会坐下来给孩子说说心里话啊，我说的也少，不知道怎么说。”她有些自责，觉得女儿可能不像正常家庭成长的小孩那样阳光。
前两年，女儿经常和同村一个女孩一起玩儿，到村边地里或者桥边遛弯，现在女孩也很少来了。女儿也变得越来越不爱出门，大部分都窝在房间里玩手机，或者跟别人视频聊天。她偷偷观察过，“都是小妮儿，没啥小小子（男孩）”。
女儿房间里贴满了动漫海报，李敏完全看不懂。“她介绍不了两句就不跟我说了，我都不知道是谁。”
事实上，这个12岁的女孩正经历迷茫的青春期：她沉溺耽美，是二次元人物的资深“谷子”收藏家。她磕男性之间的CP，并剪辑相关广播剧，在快手上有3万粉丝。女孩经常跟网络上的二次元“同担”打电话，只有在聊起那些情节和八卦时，她才能忘记现实的残忍。
她的口头禅是“吐了”和“有实力”。上次一家人一起去北京，她觉得北京一点都不好，“每个人（看上去）都太累了”，女孩说。
至于妈妈为什么会觉得不能出门很难受，她还无法完全理解。“我愿意在家过一辈子”，女孩说，只要有手机就好了。她试图用调侃的语气消解那些沉重的部分。
只有在聊到和妈妈在一起的场景，她的语气才严肃起来。她说，她其实不喜欢在外面遇到同学，如果和妈妈一起走，她希望不要遇到熟人，假装看不见默默走过去就好。她不觉得妈妈长得矮令自己难堪，但如果有的选，她也不想直面那些压力。
妈妈的视频火了之后，她没去翻来看过，有同学刷到了告诉她，她笑笑也就过去了。女孩希望这事能赶紧过去，“网络是网络，现实是现实”，她想要两个世界泾渭分明。
远方
很难说清过去几个月的经历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李敏的生活。见到她时，她的日常与之前差别不大——仍然在做饭、洗衣、收拾庭院。但似乎，这些活计开始被赋予意义。她会用视频记录自己做了什么，事无巨细地分享给屏幕对面的陌生人。
她够不到普通的灶台，就把砧板、面盆放在低矮的木板床上，炒菜用的电饭锅放在更矮的木茶几上。洗衣机没办法更改高度，她够不着沉在底部的衣物，就踮起脚，用一根长长的木棍伸进去，挑起来。
她开始寻找日常里的乐趣：一场大雪遮蔽整个村庄，院外破败的土路显得干净、通透。她抱着家里的猫咪出门，“遛猫玩去喽”。踩在积雪上，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小猫跑得比她还要快。积雪消融后，李敏发了新动态，她站在庭院台阶上，孔雀蓝色的堂屋门前，和小猫一起懒洋洋晒太阳。
因为家庭矛盾，李敏已经停播了一段时间。她努力想要找到平衡的方法，比如把直播地点搬到和丈夫的小家来，在不耽误做家务的同时，能有点自己的事情做。生活里能让她开心且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实在太少了。
记忆里纯粹的快乐都发生在久远的过去。在大家都一般个头的小时候，她只是普通小孩里的一个，经常跟着叔叔家的弟弟去田里疯跑着玩，“那时候嘛也不寻思”，她说，当时爸爸在村里的胶管厂给人烧制胶塞，用炭火炉子把橡胶融开，放进模具，靠做苦力和种地养活一家人。
厂子离她家很近，小时候李敏经常溜进去玩，喊爸爸吃饭。冬天他们那里可暖和，她说，胶升温的时候像橡皮泥一样软和，有时候她会拿一点玩。“大了就不敢出去了”，命运变得像凝固下来的橡胶一样坚硬，是后来的事。
●三轮车里的李敏。殷盛琳 摄
现在，在她35岁时，命运终于眷顾了她。直播带货是她第一份正式的、自己拿到的工作，李敏不想放弃。这份工作在家就能完成，而且不需要和现实里的人打交道。和厂商沟通的过程，她会拜托姐姐帮忙。
那些鼓励她直播带货的网友，推动了齿轮的转动。某种意义上，他们移情、鼓励李敏走出去，比请求自己的妈妈做出变化要轻松。他们在她直播时分享细碎的日常，陪她做饭闲聊，有人发了照片比对觉得她像自己母亲：利索的齐耳短发，说话习惯性皱下眉头，手上似乎一直有活。“农村妮”的视频评论区，也成为了一些小镇女孩们的情绪发泄地——
她们如今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一定程度建立在母亲的苦难之上：“我的妈妈上午做生意，下午当家庭主妇，洗衣服做饭，她也是这样的。我去了好多地方，她却只能在家，真的很想和她一起出去。”“记得初二的时候，我问我妈有没有想去的地方，我妈沉默了一会儿，用几乎开玩笑的语气说，‘我哪也去不了’，那一瞬间我好像一下就长大了。”
李敏也寄望于直播这个新机会，她想攒钱到县城买个小房子。“有了房，孩子说对象，人家到家里来感觉就不一样了。有我这个妈也不会拖累闺女了”，她说。
女儿是她的最大期待。她想让女儿一直读到大学。李敏对大学的印象全从电视剧里来，她看过《一起同过窗》，里面展示的大学生活是自由的，课程不像中学一样紧张，还能参加社团，自己找实习工作。“可好哩”，她说。她想让女儿代替自己去观察这个世界，去比北京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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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博士占星：预测「导师怎么看我」人最多
文 | 魏荣欢
编辑 | 毛翊君
我（的客户）有清北博士生，也有哈佛、耶鲁的，目前至少二三百个。他们问的问题基本围绕“导师怎么看我”。我说，重点不是导师怎么看你，而是你怎么看你的论文。他们会说，“我怎么看没用，我就想知道导师怎么看。”
有个快毕业的博士让我预测，预答辩会发生什么？她觉得老师会骂她，因为往届师兄师姐都被骂得很惨。还有位博士来问，毕业找不着工作怎么办？他听别人说这家公司裁员了，那家公司也裁员了，他都没投这些公司，但就会被这种大环境吓到。
这种不自信是普遍的，来找我的人都觉得自己很糟糕。有个在美国高校的男生，导师总让他做一些分外的事，他不认同这样把学生当免费工具，但还是会自我贬低，“我是个废物，为什么总是不能让导师开心，不能够让他满意？”
他们有非常骄傲的部分，也有非常自卑的地方。这些问题，我之前都有过。入学的时候，我是专业第一名。每当导师想不起来知识点，就会问我，在那种硕博一起的课上。他觉得我应该知道，但是我想不起来时，只能尴尬回应。我们就在一片尴尬中，有的同学笑了，我不清楚他们是友善的笑还是恶意的，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后来会越来越崩溃，是因为抑郁以后，连有些常识我都不知道了，感觉脑子在一点点地变成碎片。以前我每天被夸是才女，很多人会跟我说，你是导师的得意弟子之类的。无数很尴尬的时刻过后，我慢慢有了一个印象——我是最差的。
毕业论文开题的时候，我出现了很严重的情绪问题，严重到我只要出门，就会开始吐。带教老师公开批评了我的文章，说它全是病句，说我完全不会中文学术写作，建议我去本科回炉。当时我还没从失恋的抑郁中走出来，那对我来说是double kill。
之后不到一个月，一个法国交换回来的师弟跟我说，他打算读完Top2博士后再去法国读一个博士。这次对话也极大地刺激了我，我想我连国内博士都读不下去了，他还要读双博士？这是triple kill。
当时老师说我的学术受训为零，我有巨大的刺痛，感觉学界混不下去了，外面也活不下去。之前希望毕业当大学老师，能有一个很体面的收入，还有寒暑假。但学术的路越读越窄，有一点点否定感都会让人特别难受。在我的视野里，文科博士跑路去圈外的非常少，我觉得人生没有任何一条出路，彻底绝望了。
2019年，我因为心理问题住院两个月。那时候我去占星了，直接问什么时候运势好起来？得到的答案是2021年土星回归结束以后。我刚读博就接触了占星，当时是不相信的，就觉得纯粹好玩。这事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它用星盘告诉你，痛苦其实都是有期限的。
●苏妍的占星教学用具。讲述者供图
后来，我找学术界的同学来讲座，他们都会说自己不认同占星术。但事实上，他们在私底下找我算命的一大批。很多人懂一些八字和紫薇学，都说开始学是因为觉得自己过得不好。他们还不太相信自己算的结果，会找另一个相对权威些的人再帮自己做一个判断。
清北的人来找我倾诉，我理解是因为他们把痛苦跟朋友说是无法化解的。同是清北的人，我会不自觉地觉得除非做到第一，否则甭说话——这种氛围非常明显。老师骂你论文没写好，大家就会觉得老师说得很对。大家都很痛苦，很容易变成情绪的反刍，你丧我也丧，就感觉人生没有希望。
反正，我在高知行业推广占星基本没啥难度，除了那些非常理工科的。再加上我之前的价格也很便宜，周围很多清北博士来看过。一些客户一开始不信邪，后来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又会回来。
有位北大博士拿下优秀论文，还获得985院校和省属双非院校的offer，犹豫该去哪儿。导师推荐去后者的马克思主义学院，觉得这几年处于扩张状态，而且比起985的非升即走可能稍微轻松。她没有主意，来占星后的结果是不建议去马院。她能咨询的人有限，最后还是听了导师的话。后来在马院过得非常不舒服，她就觉得我的判断是对的，继续来占星。
来找我的博士们都习惯了之前有一个满分标准，然后朝着这个努力，哪怕拿了90分都不甘心。到了现在，没有满分答卷给他们参考和复盘了，就得看老师脸色，希望从这里去拿满分。所以，有时候老师也没说啥，就皱个眉头，他们都感觉吓得要死。
而且沉没成本实在太高了。读博要五六年，会和同辈人的命运发生巨大分岔。这个阶段里，导师让人感觉具有生杀大权。我有个客户是一个海外高校的助理教授，学生大部分是华人。她说现在不敢上课，因为她说任何一句话，学生就会当圣旨。
好学生们被塑形得太标准了，以至于没有自我。我们这个社会是一个单向机制，只能朝一个方向去走，只有符合某种准则，才是社会的赢家。单行道实在太窄了，以至于大部分都是不合格的。
我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下长大的，大家都会觉得，从小到大被夸好聪明好有才华，就好适合考学。我这半年不断地接受各种媒体采访，为什么是我这样的一个占星师出名了，不就因为我是个清华的吗？
被采访之后，各种不同行业的人找过来，现在有1000多接单量。其他行业客户的焦虑还是比较现实的，大多围绕会不会升职加薪。有两种客户我关停不接了。一种是来问我会不会升官的，我会跟他们说，我只是做一个趋势的预测，但这类客户就会说，“你能不能给我点确定感？我需要一点玄学的力量。”
另一种是控制欲很强的妈妈。在之前的报道里，我袒露了自己有双向情感障碍，结果很多妈妈就来找我，非要让我占卜一个答案，“我的孩子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好初中？”我就特别郁闷，因为她们的孩子也是抑郁或双向情感障碍患者，都在家休学半年一年了。我想你孩子都这样了，咱能不能关注他们的心理。
感觉他们看我是一套成功学模本，解决了心理问题，又完成了清华的学业。很多家长就说，老师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能不能见见你？我试着做过几个（案例），一个山东的家长找来，说自己辞去体制内工作全程陪孩子，为了孩子，现在已经开始学心理学了，还说自己已经不给孩子那么大压力了。
当我跟孩子聊完，安抚得很好之后，这个妈妈说能不能把录音给我，说“我们现在非常需要你的帮助，我们得知道孩子是怎么想的”。我后来都不回复了，他们还继续发，“老师，我们真的非常需要录音，那个东西对我们很重要。”
我有个博士同学家里，现在也还是这样的氛围。他想出去折腾，爸妈说你这个做不好的，还是好好做学术。还有博士想跳槽换学校，家人也说你在这里都做不好，跳什么槽。有报道说，40%的博士有不同程度的抑郁。
我转行还算顺利，有个原因是我当时病得很严重，反而让我免于很多方面的苛责。我妈妈之前是会计，爸爸是律师，他们其实很保守的。我被送到医院的那段时间，在我妈心里我已经挂了，你明白这意思吗？她希望你能好好活着就行了。
不过，前两天我在上海买了个几千块的吊坠，我妈还是不自觉表露出期望，说“看着像副教授”。我叔叔是个天文学家，前阵子我阿姨还说，你叔叔看到你的报道了，挺开心的。我接着问，叔是怎么说的？阿姨不说话，我就知道肯定没讲好话。
●资料图。源自东方IC
只有和我一样处境极端——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极点，父母也被逼到了一个极点，才能彻底转行。
那位优秀毕业生去了双非马院工作后，发现那里的同事写论文都是没有脚注的，写完以后让她再去加引用。她开始发现，自己确实挺优秀的。但也没能继续做喜欢的研究，领导跟她说，不要写你那些乱七八糟的，要围绕主题写。她经常因为不会跟领导和同事搞关系，而跑来占星。
她一直喜欢游戏，但不敢开社交账号分享自己的想法，怕家人会觉得一个历史系博士做什么电子游戏。她父母都是马院的老师，当然是不可能允许她转行的。后面她也抑郁了，出现了躯体化症状，天天都会干呕，出不了门，动不动要请假，在马院待不下去了。
最近，她入职一家大厂下面的游戏研究院，还不太适应那种人际交往，经常会被老板说书呆子，不通人情世故。那里要求一周内出报告，速度比学术界快太多了。而且每天被要求“对齐”工作，她特别讨厌这事，就想着在截止日前把东西交过去不行吗？
我现在也还是没有完全克服困扰。就像我之前读书的时候，特别想去找一个中立的知识树，希望某个老师能完整地给我提供一个。这就是问题，因为已经罔顾了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中立的，会在挑选过程里浪费大量时间。
刚开始学占星的时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以哪个体系作为一个起始点，我去学了一堆，好几个不同的体系。还去学心理咨询，也学了好多个流派，叙事疗法、精神分析……现在还在培训沟通分析、情绪聚焦，那些艺术治疗和家庭治疗的入门课程我也学了，还有教练课程。
随着问职业的客户增多，我觉得有必要再去考一个生涯规划师的证，然后就跑去考了。之前那些客户跟我背景相似，他们说啥我立马就知道他下面要说什么，但现在有的人背景跟我差别太大了，就只能去学点知识，（不然）咋办呢？
但我最近参加一个塔罗大赛，复试挂了。题目是看几张塔罗牌里白马的形象，我去查文献做了个综述。看到进入决赛的三个人名单，觉得他们明显写的就是那种PPT水平。我当时生气地跟朋友说，就是要这种答案的话，我可能上去就直接写，说不定还能进决赛，为什么去写那该死的综述。
